重庆中医王贻青治疗骨髓炎有特色，她父亲是老革命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2 17:35:24

《鲁中往事》，一个中医世家的抗日故事[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闻道即行 [url=]大道天下行[/url] [color=rgba(0, 0, 0, 0.3)]前天

提要：一个中医世家的抗日故事。

引子：中医药有绝活却仍然受歧视

王氏传统中医药诞生于山东潍坊昌乐县王家埠村，已经流传五世，以外用中药为主治疗各种感染性内外伤出名。王贻青1974年参军，在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医院从医35年，后与其夫中医专家吕东尧创立了重庆贻青中医医院。

从左至右：王贻青、吕东尧、应光荣、宋晓斌

西方医学用切除、杀戮、对抗的指导思想治病，造成了很多医源性、抗生素耐药性、结核耐药性导致的固性性感染疾病无法治愈。

重庆贻青中医医院以外用中药为主，专治慢性骨髓炎、骨结核、股骨头坏死、重症褥疮、顽固性组织溃疡、坏疽性感染、皮肤烧烫伤、糖尿病足等疾病。很多被西医判定无法救治的病人，经中医药治疗获得了新生。

中央电视台第7频道曾经以《奉献之歌》为题做了半小时的专题报导，重庆电视《名医面对面》也多次采访过他们（部分视频见文末）。

王贻青还出版了两本医学专著。

尽管如此，王院长和吕院长还是无奈的谈到了中医药遇到的种种歧视和困难。

由于中医药在新冠疫情中的卓越贡献，国家高层对中医药也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卫健委西医管理中医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医学的发展必须摆脱西方医学集团的控制。

不过，感动我们的不仅是他们的医术和仁心，更是王氏家族的经历。

王贻青院长的《鲁中往事》，写了王家几代人的经历，家族的兴亡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间接死于日本的侵略，二伯父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役。

伤心病狂的日本鬼子，把得病的工人成批扔进万人坑烧死。二伯父得了矽肺被家人贿赂救回，但回家两个月就痛苦的死在家里，死前痛悔没有跟着八路军抗日。

日本鬼子的罪行罄竹难书。父亲王者亭怀着对野蛮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小小年纪，起地雷，探情报；长大后一身正气，祖传医术、治病救人的精神流传后世。

下面是王贻青院长讲述的父亲王者亭的抗日故事。

神秘的老太婆

1938年初春，一场春雨刚过，天气使人感到还梢有凉意，种庄稼的人们，心情却焦急万分。

这个本该抓紧时机播种的季节，老百姓却被日军逼得东躲西藏，不敢到地里干活。一旦被抓住了，不是被弄去充军，就是去修碉堡。老百姓被迫成天和日本鬼子提迷藏似的来回周旋，哪里还敢去种地啊。

有一天中午，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她是个衣衫褴褛、形容消瘦，50多岁的老太婆。虽然像个要饭的，但却有一双透着勇敢和智慧的大眼睛。

父亲盯着她那沾满泥土的烂鞋子，心想，这个老太太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头。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拉着她的手，进了屋内。

她盘腿坐在了蒲团上，拉起家常来，就像自家人一样亲热。奶奶递给她一大碗刚刚烧开的姜汤，帮她解解乏，驱驱寒气。因看她有些憔悴的样子，奶奶问道：“你定不是生病了？”

老太婆答道：“哪是生病了？一大家人都被日本鬼子逼得跑光了，我那十来岁的儿子，也跑出来了。我在家里心急火燎的，着急啊，是出来找儿子的。”

她接着又说：“我家住在西边的山区，也很穷，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也没穿的。没想到出门才知道，你们这里虽然是一片平原，但老百姓连年被日军逼得种不上地，这就更穷了，往后日子可就难以支撑啊！这样下去咱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你看咱们老百姓逃来逃去，逃到悬崖绝壁上了，还是逃不出日本鬼子的魔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这老婆子想好了，反正怎么也是一死，我死也死在打日本的战场上，决不东躲西藏了。咱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饿死、病死在荒野中，太不值得了。现在谁都明白，只有打倒日本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才有活下去的路！”

他们像一家人似的越说越投机，时年还不满40岁的奶奶和这老太太，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应奶奶的挽留，她就住了下来，一起吃过晚饭，又继续聊了下去。

黑灯瞎火，她们两人相对而坐。父亲就坐在奶奶身旁。老太太告诉奶奶的话，其实也很可能是说给父亲听的。她说她的儿子虽然才十来岁，但在八路军的调教下，早就学会了各种枪的用法，现在又学会了挖日本鬼子的地雷。

老太太又继续说道：“在有些要害地方，日本鬼子布的是地雷阵，主要是对付咱们八路军的。孩子学起地雷，灵巧，一学就会，目标小，不易引起对方怀疑。所以，我在找我的儿子，现在不知他是被日本鬼子抓了呢，还是跟着八路军走了？失去联系十几天了。有个地方日本鬼子布了些地雷，我很想让他去起了。我怀疑儿子就在这一带，可这个地方这么大，找不到。我马上就要回去了，再看看他回家了没有。”

在一旁听得入了神的父亲马上说：“大娘，哪里有地雷？教教我，我去把它起拔了就行！”

老太婆紧紧抓着父亲的手说：“孩子，不行啊，这太危险了，不小心会爆炸，把命都丢了。不懂的人是不能干的。”

奶奶在一边插嘴说：“我这个孩子，从小就机灵，什么事一学机会。你的孩子能干，我想他也能干，教教他准行。再说有人敢埋到地里，就会有人敢把它起出来。”

老太婆又告诉奶奶：“干这事，不比干力气活，要干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一旦粗心大意，会把命赔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奶奶告诉老太太道：“我相信自己的儿子，你就找个懂行的人教教他吧，免得夜长梦多，伤了自己的部队！”

起地雷的孩子

没几天，老太婆从外边背着个破筐子，筐子里装满了野菜，又回到了我的家中。看了看无外人，她进屋后关上了门，把一筐野菜放在炕上，从野菜中翻出了几个不同的地雷，摆在了炕上。

原来，这个化装成要饭的老太婆，是沂蒙山区八路军部队一位政委的夫人。她年仅40出头，在敌占区经常深入群众做宣传。她的儿子也是八路军战士，已经牺牲了。

老太婆称得上是个地道的起雷专家。她儿子起地雷的本领，就是她教的。现在，她又仔细将原理讲给我父亲听，讲完后反复提出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让他一—回答。如果操作与回答得万无一失，才能干。否则，就坚决不能拿生命去冒险！

经老太婆的指点后，我父亲很快就掌握了三种起地雷的技术。老太婆就正式交给我父亲一把小剪刀、一个玻璃瓶、一个剜野菜用的铲子，还有一个像要饭使用的土黄色老粗布袋子，这就是起地雷用的所有工具。

父亲把剪刀和瓶子装在土布袋子里，手里拿着小铲子，像是在坡上剜野菜的孩子。他起掉了连他自己都数不清的地雷。有时老太婆或是奶奶在远处监视着周围的动静。她们更多的是担心，怕父亲不小心起出危险，都在为他捏着一把汗！

有时候老太婆挎着个破筐子，领着父亲到处游逛，在布满地雷的地方，察看地形、地貌，讲解日军布的是什么样的地雷，怎样起掉它才安全。她还组织人马把父亲起掉的地雷迅速转移。

父亲说，老太婆像长了火眼金睛一样，什么地方有地雷，她一看就知，出去从没空手回来。

那年，我的父亲刚刚9岁，老太太传授给父亲起地雷最关键的技术是：用剪刀先把地雷与地雷间相互连着的线路分别剪了。然后，一一小心地打开地雷的盖子，用小瓶子向活塞内灌水，让地雷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地底下睡起大觉，失去杀伤力。

有时，等打完了仗，父亲按老太婆的意思，又背着个破布袋跑去把埋在地里的地雷扒出来。老太婆就挎着筐子装作捡柴或挖野菜，把地雷放进筐内，走在半路上再蒙上块红布像是出门看喜的。不知她通过什么渠道，将地雷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父亲说：“她不光是送炸药，她还把唱家的骨药也送到了沂蒙山的伤病员身上。因你的爷爷去世后，熬制的膏药，无人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大多埋放地下多年了，奶奶不曾或再也不敢触及令她悲痛欲绝的往事。但自从神秘老太婆的出现，老太婆和奶奶经常嘀嘀咕咕地相互倾听耳语。当奶奶知道了山区里的八路军有受伤的人需要医治，她便将家中以往遗留下来、还不知有无药性的膏药，偷偷刨出来，再由老太婆秘密转送给山区里的伤病员用。听你奶奶讲，此膏药还救治了不少伤病员的命，而且疗效不减！部队给了你奶奶几十块现大洋，你奶奶坚决不收，要求给伤病员吃得好一点，补补身体用。奶奶说：‘自己一个穷苦人，若突然用上了现大洋，反而不安全！’”

我问父亲道，地雷的威力很大，起不好就炸死人，在起的时疾，你怕不怕？父亲回答说：“啊呀！还怕呢，起地雷都起上瘾了！听到有地雷可起，不管多远，我就跟着他们到指定的目的地，只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地雷，我都可以起掉。在夏天你奶奶把我脱得一丝不挂，我头上顶着个大藕叶，在沟坎中偷偷挖雷、剪线、灌水。等把活干完后，我看着自己挖出的地雷满地都是，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又问：“他们给你什么报酬吗？”父亲说：“多半没有什么报酬，有时是几个铜板，接济一下生活，解解燃眉之急。那时还讲什么报酬，为八路军做事，都是心甘情愿，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所做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那时人们把生命都看得不重要了，因为被日本鬼子折磨得活下去的希望都非常渺茫了，牺牲个人生命已不算什么了！”

父亲讲，他违犯了一次纪律，将两个浇过水的地雷拿回家中，拆开后把炸药全部倒出来晒干，藏了起来。后来就用黄泥巴加上鸡血，模仿着地雷的样子，做了一个空壳晒干，再填满炸药，又用火柴头当成活塞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做成了一个小炸弹，放在了墙缝里藏着。没想到被一个还不到4岁的小男孩发现了，竟把“活塞”拔了出来，地雷瞬间爆炸，泥巴墙被炸开了个大洞，他的双手及脸部全炸成了黑色，有一只手竟然被炸伤了。

出了这样大的事情，那家人不依不饶要上报官府。奶奶赶紧跑到孩子的家里打圆场说：“那是过年作礼花的花药，放在墙壁缝里，也不知几年了，让一些小孩子，一起耍火给点燃了。”因那小孩太小，无法说清楚经过，还挨了他父亲的打骂，也就搪塞过去了。这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晚上奶奶把父亲打了一顿，又让他把所有炸药全部倒进院子里的坑中深埋了。还反复警告父亲，要是再不听大人的话，被汉奸知道我们为八路干事情，准会把命搭上，那时都活不成了，你可别不长脑子啊！

日子久了，奶奶对外称那个老太婆是她娘家的亲戚。她风尘仆仆来无踪，去无影。奶奶从不打听她的身份，一直和她心照不宣地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与联系。

这个背着地雷拼着命，为八路军弄军火、购给养、供医药，化装成要饭的老太婆，她的真实身份，父亲到1946年后才知道。

刺探土围子情报

1940年，日本鬼子在我家乡的平原村，修建了一个大土围子。为了修建这个土围子，平原村和周围各村庄的众多男壮年民工，被逼付出了血泪和生命。

土围子修成后，无法从外观看清楚它的真实面目，里面的结构什么样子，连参加过修筑的人员也说不清楚。日寇对各村参加修建人员分工、分段、分时建设，非常严格。日军强迫民工们先把核心部分修建完工以后，再使用武力控制着外围，然后依次向外推进。

1941年春天，土围子的大部分工程已经完成，只剩下外围开阔地带的修筑工程了。汉奸奉日军的命令，从王家埠村抓民工去继续修建外围的工程，年仅12岁的父亲也被抓去。日军看我父亲瘦小无力，就把他放进了土围子的核心部分，在里面伺候皇军的太太和小孩。

父亲就在这个汉奸们对外宣称固若金汤的土围子里整整待了七天。在七天里，他给日军的太太和孩子们烧水、倒水、跑腿，前后不停的干活。同时，也给站在冈核上的日军送水、点香娴，并还忙里偷闲地和日军聊上了天。

父亲从聊天中得知，在土围于内部的人员，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死心踏地替日军卖命的汉奸走狗。他们穿着日军军服，能说上几句经日军调教出来的还算标准的日常日语。

在帮日军欺压老百姓时，他们在日军面前就没有那个胆儿说汉语。老百姓称他们为二本鬼子。他们这些汉奸，成为日军手中的狗。也像日军那样，满脸横肉，口吐狂言。对付起自己的同胞来，他们心狠手毒，和日军相比，毫不逊色。

但这些二本鬼子在日军面前，可是小心温驯，都像哈巴狗一样。日军让它们叫，它们就叫；让它们咬，它们就咬！谁咬得狠，谁咬得准，日军就重用谁！

我父亲在杀气腾腾的日军眼皮底下，心中充满了恐惧感，害怕破他们顺手一刀砍了或用枪打死。所以，父亲白天盯着日军每个人的脸色行事，生怕因他的存在，而触犯了他们内心那无法预测的兽性，为此引来杀身之祸。

晚上，父亲蹲在地下的长长暗道里过夜，暗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的皮肤被蚊子叮咬得没一处好地方。

瘦瘦的长夜，难熬的长夜，盼望天亮，又怕天亮。我父亲没有哭，更不敢闹着说回家。

父亲说，到了第三天夜里，有两个日本鬼子在一起站着说话。他们不时地看看父亲，可能看见父亲没有哭闹和乞求回家的意思，当然，也可能是寂寞难耐，就拿父亲开心取乐。他们走近地下暗道，对着父亲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跳蚤，小的足有四两重，大的哪，有一斤重，跳得比树还要高啊！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小孩子也是像你这样，蹲在这里，一夜就被跳蚤吃得只剩下两副白骨。那些跳蚤还没有解馋充饥，饿得乱蹦乱跳，可吓人了。你只一个人呆在这里，长得又这么瘦小,，今天夜里肯定没命了！我们可不敢在这里了，别让跳蚤把我们也吃了。”说完，他们撒腿就跑出了暗道，爬上了碉堡。

父亲一听，也跟着他们穷追不舍地爬上了碉堡，并上气不地气地求情，说他绝不在暗道里喂了跳蚤，就赖在碉堡中不走。但心有余悸的父亲，还是留心看清楚了内部的结构。

第二天一早，父亲睁眼醒来，发现自己是趴在碉堡的楼梯上陲了一夜。但他心中充满了恐惧，马上又想到，下一个晚上又睡在什么地方，才会避免被跳蚤吃掉呢？

蹲在地下暗道里过夜的父亲，破衣烂裤，难以蔽体；食不果腹，面黄肌瘦。他被嗡嗡乱叫的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全身疙疙瘩瘩，流血流脓。这让日军的官太太们看了后，天天倒胃口，由此就把父亲赶了出来。

父亲从土围子中出来的第二天，身穿便衣的八路军，就和他接上了头，让父亲把所知道的内部情况，一一说清楚，以便为消灭盘踞在土围子的日军做准备。

父亲就用八路军给他的一支毛笔，画出了土围子的结构草图。

父亲口述土围子的内部结构大体如下：它坐北向南，地面上的核心部分，分为日军的住宿处、家属区、食堂、弹药库等。在土围子核心的边缘，呈等腰三角形的距离上修建了达八米多高的碉堡三座，都配有机枪。这三座碉堡的地下部分，由相互沟通的暗道串通一体，是很好的地下掩体，也是来回换岗的人员由地下暗道爬向碉堡站岗的必经之道。

在核心部分的外围，环绕着一道12米宽、6米深的人工河。这个土围子紧靠汶河。环绕土围子的人工河的河床，低于汶河水位达4米多。这个人工河的水，是汶河底部沙渗之水。所以，无论天气多么干旱，这个土围子的内部和人工河都不缺水。

人工河以外，又是一道宽大凹形的土壕沟相环绕，它深有6米上面宽约12米，底宽大约6米。在土壕沟相互对应的双侧斜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木制尖锐的“倒楔橛”。在沟的底面，除了放有大小不等的“铁刺猬”外，还林立了大量行距相等，高矮一致的“木砦”。土壕沟内水深也两米多，如果有人掉进其内，不是被“倒楔橛"戳死，就是被署“木砦”、“铁刺猬”刺死，头顶上还有机关枪，很难生还。

在土壕沟以外方圆近500米的地带，日军不准老百姓种地和栽树。那里成了一大片荒芜的草地。

土围子的大门只有一个，面向正南。说是大门，倒不如说是在南面开了一个长廊。它宽约两米，在进土壕沟端与人工河相接处的两侧，各放着带刺的大“铁疾黎”列队挡路，用绳索控制它的方向与方位。“铁疾黎”挡的两边像锯齿一样。

人工河段，是吊桥与壕沟相接的结构，只有日军与二本鬼子来回进出时才放下吊桥通行。

在此安营扎寨的日军除压迫着老百姓充分满足日军的吃喝村撒睡外，还要无任何条件地提供他们扩展性的修碉堡、挖战壕等切所需的物资。

父亲不但把土围子的内部结构给八路军展现出来，他还提供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也是为众人所不知的秘密，那就是整个土围子的内部情况：“只有3个日本军官带着自己的家属和小孩及了个士兵住着。其他在土围子内外持枪值勤的100多名日军，别有他们头戴钢盔，手戴白手套，外扎着皮腰带脚上穿着高腰式的车用皮靴，威风凛凛，从外观上，看不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和身份。其实，他们都是二本鬼子。”

父亲会一些日本日常用语，在这群鬼子执勤回到土围子中后，父亲就给他们提水送去，并用日语和他们打招吁。二本鬼子一时反应不过来，只有讲本地的方言才对答如流。所以，父亲才断定他们都是二本鬼子，但无法确他们是来自何方。

这100多名全副武装的二本鬼子，在早上外出时，列队到吊桥以外，由日本人将弹夹送出去，再将吊桥收起后，才能将弹夹卡在枪上。晚上回来时，他们在吊桥以外，把弹夹卸下，枪支锁入路边的军械仓库内。日军放下吊桥，收缴弹夹锁人军火库，他们才能赤手空拳地按次序走进吊桥内的营房中休息。

父亲说，看得出，这些二本鬼子在围子内被相互监视与管制下活动，规矩很大，没有什么自由。我感觉到，他们随时都有杀身之祸。

在土围子的外围，荒芜草地以外，日军还组织了一大批汉奸，取名为联合执法队。日军给他们的任务是，持枪维护土围子周围的一切安全。并要求他们的枪口只能对付中国民众，决不允许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土围子的荒草坪内，否则碉堡上的重机枪就不认人地呼啸一番。

他们所穿的标志性服装是：头戴大盖帽，上穿对襟黑褂，下穿黑裤子。在黑裤子的双侧中缝线上镶着一条白边。

进出土围子的洋汉奸，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不离日军左右。

他们穿在身上的标志性服装是：长袍青灰色大襟褂，头戴礼帽。日军不发给他们枪支弹药，他们给日军充当翻译。但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按日军的指令和当地的土汉奸们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与交流。

身穿便衣的八路军，了解清楚了土围子的内部建筑、人员分布及其人员的结构成分等情况后，以此作为突破口，又经过反复侦察核实，再次确认了我父亲所提供的情况。

全歼土围子的鬼子

1942年深冬，冰冻三尺，地冻天寒，土围子外围的人工河威力相对大减。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八路军纵队，经过周密细致的艰苦工作，先对土围子外围的联合执法队的汉奸们，通过转化和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不管遇上什么情况，不准打自己人，枪口要一致对外。

接着，八路军又在全副武装的100多名二本鬼子出去执务的过程中，切断了他们和土围子的一切联系，把他们包围在斗沟子村以南的树林中。

八路军围而不打，只是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下武器，从前的事一概既往不咎，放你们一条回家团聚、安心过日子的生路。否则，我们八路军饶不了叛国投敌的人和支持你们欺压乡亲、干尽坏事的家属。”

八路军最后又喊道：“对你们家庭中的一切情况，我们八路军已经了如指掌。你们家属让你们放下武架，八路军给你们机会让你们重新做人，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加果有谁胆敢抵抗，我们八路军就坚决彻底消灭一切替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走狗。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考虑，两分钟后不回头咱们可就不是兄弟了！”

话音刚落，二本鬼子就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

当他们全部交出武器后，八路军和他们交换了服装，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大洋，作盘缠回家用。

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些在虎口中苟活，欺压着一方民众的二本鬼子给瓦解了。

随即，八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按照约定时间，回到土围子的吊桥前，等日军走出吊桥，未接弹夹之际，利索地干掉了这个日军，也干掉了负责将枪支锁入军械库的日本士兵。

与此同时，外围的八路军将碉保上的机关枪火力引开了。身穿日式军服，手持手枪的八路军火速分头潜入了“土围子”的地下暗道，跑进碉堡，击毙了三个火力点的日军。我军以零伤亡的战绩，消火了这个饱含着中国人民屈辱与死亡的“土围子”内外的日本鬼子。

后记

王贻青的父亲王者亭要求她牢记旧中国受尽列强凌辱的历史，牢记国耻，把这转化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把祖传的医术发扬光大，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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