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老中医张流秀先生，他的观点也许可对您有启发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1-9-19 12:05 编辑

张流秀医师简介

张流秀医师，重庆人，手诊医家，北京今养医馆法人，入医“半是师承半自悟”，涉医30余年，30余岁即被广大病家誉为“年轻的老中医”。继承中医源头经典人与天地人环境关系并引入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等原理，成功构建天通、地通、人通三通中医理论及其体系，让学习者“一见知病，出手即效”，并试图“把中医请下玄坛，让中医走向大众，化中医为世界医，变中医为人人懂”，使一个中医老人的“人人都知医，苍生无枉死，小病自家治，大病可商量”的理想终究可以成为现实。
曾在浙江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体育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和全国若干核心城市应邀演讲、讲座或培训；在《中国中医药报》、《世界中医药》等权威报刊和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国际中医药肿瘤大会等学术会议发表论文30余篇；有《中医魂兮归来》、《中医反思与研究》、《三通医学与健康》、《知医与健康》等著作，并主编《民间中医论文精选（2011）》（中医古籍出版社）。
运用三通理论,仅凭望诊和常用中药诊疗常见亚健康疾病和包括部分肿瘤在内的若干疑难重大疾病多得心应手，曾受聘上海宝中堂、北京博爱堂名医馆等机构，成为挂号费最高的特需特约专家。

关于反中医逆流的思考

张流秀

近年来，一股反中医的强劲逆流席卷着医界内外。这其实是近现代以来反中医潮流的余绪和翻版，之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沉渣泛起，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中医界有识之士必须全面分析，冷静反思，并以果敢的坚决行动来回应这股反中医逆流的闹剧。

1、历史根源

1.1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中国本土历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知足常乐。因而几千年中尽管并不乏战乱纷争，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自得却是主流。这就导致了因循守旧、封闭保守的民族性。反映在医学上，则中医数千年来没有较大改进，虽然肯定也会有着一定的发展，比如形成伤寒派、温病派，或滋阴派、攻下派等等，但其任何一派都不过是中医之一偏，过于强调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难免不使学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事实上从基础到临床，从概念到体系，中医从源头经典以降，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理论上依然概念含糊，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体系上依然逻辑混乱，派别林立，各执一端；临床上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一见知病，出手即效”的医家修为至今还认为传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让居心叵测的反中医人抓到把柄。

1.2 国门洞开，中西难通 清末以降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的被动或主动打开，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国人眼界大开，而中医界内更为异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所震动，有识之士如唐容川、张锡纯、章次公等遂自觉主动地进行中西医汇通。但却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终于汇而未通。西医主要来自于战场的外伤急救和感染预防，当然其切割手术和感染治疗为最擅长（“十”字这一医院或医疗的特有标志，即源于“十字军东征”），其主要针对的首先为“伤”而非“病”，属于中医“下医”所治“已病”范畴。中医界不知自己最擅长者却是“上医”所治“未病”，而以彼之长比己之短，自惭形秽，形成了严重的“侏儒观念”，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于是方效理错、废医存药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追求秘方的获得，忽略理论的研究愈演愈烈，以至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造成今天一切疾病的诊断结论或治愈标准皆唯西医马首是瞻，而某某方治某某病多少多少例则成为中医真假八股论文的标准范式。反中医人不是笨伯，他们看得出中西医试图汇通而通不了的无奈。

1.3 迷信西方，矫枉过正 近现代以来，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促使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痛切反思。眼见民众积弱、政治黑暗、国将不国的积重难返形势，一些政治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激进革命家，要清除绊脚石，不免矫枉过正，不问青红皂白，把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也一律视为旧传统、旧文化而彻底打倒。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被认定为“不科学”，所以就有一位名人露出花岗石脑袋胡搅蛮缠，称：宁可被西医治死，也不找中医治疗，否则对不住所受十几年的西方科学教育。民族虚无主义的“自贱心理”形成如此。而中医界人士也产生了错觉，以为西方医学也必然全面先进，中医就是不如西医。于是，中医没有学术地位，更丧失了临床阵地，渐降而成了西医无可无不可的补充或辅助。

2、现实原因

2.1 明扬实抑，决策失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医药卫生政策一度为反中医人士所左右，多亏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觉，才使公然灭亡中医的举措有所收敛。但是其批示和随后的一系列政策虽用心良苦，却让中医被隐蔽地釜底抽薪，而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比如告知西医界中医药是个“宝库”，指望西学中两年后出几个高明的医家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以便产生既高于中医也高于西医的“新医学”，殊不知意愿良好却事与愿违，“新医学”并没有诞生，从这个“宝库”中倒是发掘出了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等新的西药门类。后来又在中医界倡导中西医“并重”并鼓励中西医“结合”，结果是“并重”重了西医轻了中医，中医愈加萎缩，“结合”使中医放弃了主体地位，成了找不着北的“泡沫”、扶不起来的“阿斗”。泡沫中医、阿斗中医丧失了太多真中医的成分，空耗了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反中医人正好找到了口实。

2.2 截断源头，否定民间 民间是中医的源头活水，汗牛充栋的历代中医著作几乎都是民间中医人所作，而中医学院最早的师资基本都来自民间。一部中国医学史，可以说主要就是民间中医的历史。但是民间中医虽然一直都默默地救治着不少人的生命，解除着不少人的痛苦，节约着不少人的钱财，却因为比照着西医订制的《执业医师法》的出台，如今倒反而成了打击、压制甚或扫荡的对象——很多为病家所信赖的医家一夜之间成为非法。至今民间中医在本土的生存竟然比在尚未正式承认中医的国外还难!而本可指望的《中医药条例》结果也遗憾地露出了对民间中医的漠视。源头断了，纸上谈兵也就多了。于是出现了“如数家珍引岐黄，论文繁荣本已忘，虚实莫辨寻常事，中西结合乱处方”，中医总体萎缩，一蹶不振。反中医人很冷静地看到了这一点，便很不冷静地叫嚣什么废医验药，甚至试图要中医中药退出国家的医疗体制。

2.3 自我从属，名存实亡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反中医逆流之所以在当今21世纪之初再度沉渣泛起，中医界自身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管理上，不能争取行政独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无法集中中医药管理权力，甘于成为实质的中西医结合局、中医不管中药局。再比如教育上，不敢独立地开办一所培养真正中医上医和下医人才的纯正中医药高等学府，满足于甚至津津乐道培养一流兽医、二流西医或三流中医等杂合全才。还比如临床上，具备“一见知病，出手即效”修为的医家已是凤毛麟角，满足于不出命案也医不好人，或者西药中药杂下，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或者沦为在“消炎”指导下用植物药的西医生。学术上呢？中医学理要向西医靠，中药必须符合西药标准，治疗研究也基本多是针对靶点。如此，名为中医，实为冒皮。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位截瘫”，中医药高等院校学子一毕业即失业或转行，中医院不为病家看好而冷冷落落，而所有中医药杂志基本都为中西医结合靶点治疗论文所充斥。

3、回应对策

3.1 摒除民族自贱心理和侏儒观念 中医的科学性决非局外人和浅尝辄止者所能理解、深信和精究。中医人固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但也不可妄自菲薄，因不“现代”而自卑，应当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予以张扬、研究和运用，努力开放心胸，坚持科学发展观，团结民间科班，并以“拿来主义”心态吸收和圆融包括西医药在内的人类一切智慧成果，使中医学其概念得到最大限度的规范，其体系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而其科学性得到最大限度的阐扬，救人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此，有一天会让反中医人心服口誉予以称道，中医学的确是中华民族对国内和世界人民的又一伟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中医逆流仅仅是民间性的，而且反中医人主要都是一知半解的外行。自从“非典”以后，政府加大了对中医的扶持力度。让反中医人尴尬者，反中医逆流更促成了政府对中医的扶持有了实质性的举措。不知这是否为反中医者流所始料未及？

3.2 保持平和心态并深刻反省反思 有个话说得好，一个人挨骂总有可骂的地方。反中医逆流的沉渣泛起总不是没有中医界自身的原因。一是中医理论的用词和表现形式的确并不科学化也不现代话，既让别有用心者抓其作为攻击中医的把柄，也让有心自医医人的学习者信心顿失只好敬而远之；二是中医人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或者远离经典数典忘祖，或者钻入故纸堆食古不化，结果导致临床普遍萎缩，阵地失去，既不能以此济世救人，也不能借以儒门事亲，甚至自己患病也只好赶快到西医院去打点滴。中医在理论上理当科学化、现代话，在临床上也应该能一见知病、出手即效，赢得学习者的热爱和广大病家的首选。这是回应反中医逆流的最好举措。

3.3争取中医继承发展有法律保障 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必须要有一部明确的中医法来保障。据说以中医为核心的传统医药法的制定已六易其稿，之所以还难以出台是因为里面要写进一句话：“鼓励中西医结合。”遭到了起草小组中为中医说话的一两个人的抵制，称“中医业内人士宁可不要中医法，也不能让一部这样的法规出台”。毕竟还有良知者在。“中西医结合”，甚或“中西医并重”，不是不可以提倡，但在中医尚萎缩不振的形势下，还是由西医界来提倡和进行比较好，中医的法律实在不宜鼓励中西医结合和提倡中西医并重，否则仍然意味着民族自信心的缺失，必然还会给反中医人授以把柄，中医处境的改善怕从此将永远无望。必须强调，中医法不是中西医结合法，不是中西医并重法，另外也不是中医不管中药法。必须确保中医药行政部门集中并独立行使医、教、研、产管理权力，必须改变所有中医医疗机构的西医化设置标准，必须鼓励全社会优秀人才进入中医药行业，必须支持中医药基本知识在教育和全民中的普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咱们中医界自信、自立、自强，反中医逆流的几个跳梁小丑别有用心又能怎样呢？终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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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1:53:18

曹东义发表于 2021-9-19 11:52% |# c( B5 w. g+ t
张流秀及其新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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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妙慈

与新中医之缘

魏心河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做我的博士后课题。那是一个唾液腺的研究，试图从人类唾液中找到各种疾病的分子标记用于诊断和治疗。我负责唾液腺基因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生命是如此的奥秘，一个小小的唾液腺基因组，里面就有几十万个基本单位需要分析和研究，逐个研究透了之后，还要把它们全部整合起来，探寻它们的网络反应机制，然后再和蛋白组、转录组等等其他小分子的网络全部整合，最后再和人体其他组织器官的机制联合起来，才有可能看清整个庐山真面目，而这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彻底对目前西方现行的“科学”研究手段失望了。要知道，如果循行目前的研究办法，试图逐个击破，再收包打援来研究人类生命奥秘的话，是穷极我们人类的生命和力量也无法参透的啊！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分子医学研究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否则无法突破。从那以后，我坠入了自从走上科研道路以来最深的低谷。
在从国内带去的一大堆书中，除了专业书，还有一本《黄帝内经》。在那段食不知味，睡不能寐的时间里，我总是会翻翻这本中国的传统医学经典著作。翻着翻着，我被书中的词句吸引了。那是多么大气的思维方式啊，处处都体现着整体观，处处都表现出系统性，它是从各种细枝末节的现象中，逐步归纳到问题的主干上，走的是形而上为之道的路线。这，不正是现在生命科学中最亟需的思维方式吗？应该回国学习中医！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逐步地显现了出来。
正当我犹豫是否辞去工作回国学中医的时候，一场车祸突然发生在我身上，所幸人无大碍。但这件事却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起人生的意义来。是啊，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明天还是否能够活着，如果每天忙忙碌碌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太没意思了。有人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人死了，钱没花完；还有人认为，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是人活着可是没钱花。在车祸后的疗伤过程中，我意识到，其实人生最最最痛苦的事，是人活着，也有钱，但是钱都用于看病上！正因为我是热爱生命科学研究的，中医又是如此地实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伤寒杂病论》序），这才将是最适合我应该走的路。既然在低谷中看到了光明，何不奋力去追寻呢？于是，我毅然辞去了工作，踏上了归国的航班，开始了我的中医学习之路……
回国后的一年里，我在北京学习过针灸推拿，在福州学习过内科汤药……经过对中医的学习和了解，我不禁深深地为中国中医学的现状感到担忧。如今各大中医院校里的中医学，已经被西方的“科学”体制给分割得一块一块的：学分制、分科制、论文制、考试制、导师制（大家应该都知道如今学校里的导师是怎么一回事）……如此被西方科学体制“格式化”的中医学，还是我要学的中医学吗？我意识到，中医院校里的土壤是贫瘠的，里面的中医学是营养不良的，我要学的中医，看来应该还在民间。正在此时，我在中医名家网上看到了张流秀老师举办新中医师承班的帖子，随即发去电子邮件。他在回邮中给我以鼓励，并发送他写的若干新中医论文给我。其中不少文章，都收录在了这本《中医反思与研究》的书中。这些文章里，不仅有张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更珍贵的是有他从临床中所悟到的新中医理论。比如说“气是物质的振动波，其中动脉的振动波叫做营气，静脉的振动波叫做卫气……”；“中医里边把生命能量称作精，精的外现叫做神，连称精神，而精作为生命能量其本质指的就是火，表现为光和热”；“中医所指五脏六腑，并不单纯是指某个脏器，而是指以该脏器为核心的区域空间”诸如此类。如此让人兴奋顿悟的解说，恐怕是在现行任何中医书籍里都看不到的。
传统中医向有各种派别之分，比如伤寒派（扶阳派）、金匮派、温病派，或者滋阴派、补土派、攻下派等等。但是这些流派都只是得中医之一偏，而针对着特定的时、地、人，作为中医的分支，任何一派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医。我发觉新中医却并没有派别之分，而是化繁为简地圆融了各家各派，确立了统一的诊疗标准。张老师说：“新中医既没有把中医庸俗化，也没有把中医玄学化，因而能使学习者不论有否医学教育背景，都能通过新中医理论来高屋建瓴地悟入传统医学经典核心，并迅速地进入临床临证的诊疗，避免了穷十数年甚或数十年尚徘徊在中医门外见病茫然无底的无奈。”的确是的，一点都没有夸张。
张老师是个博学善思、敢言敢做的人，这源于他对中医的执着、对患者的慈悲和对真理的追求。所以在他创立的新中医理论体系中，加入了很多现代的科学名词以帮助理解传统的中医概念，吸收了多门学科的精髓来诠释中医理论的实质，纠正了传统中医学中一些混杂的术语以方便大家的学习，甚至颠覆了一些传统中医学的理念以适应今世之变化……如此大胆而率真的做法，足以达到他“把中医请下玄坛，让中医走向大众，化中医为世界医，变中医为人人懂”的目标，是令人非常佩服和敬重的。这或许也可能会招致体制内某些自以为权威的封闭守旧人士的非议。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锐器。我已经多次地见识了新中医临证是如何地“一见知病，出手即效”的。经过学习，我认定了新中医作为对传统中医的继承和发展，是传统中医在当代甚或未来“科学化”和“现代话”的最完整与完美版本。新中医是应运而生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理当抛弃个人的“我见”。只有以一个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新事物、吸收新事物，才能真正的靠近真理、了解真理。“顺者凡，逆者仙，奥妙就在颠倒颠”。相信读者以一个平和的心态来阅读此书，细细品味其中的味道，必定受益匪浅。
在此要特别感谢苏国良和尹明高先生，由于他们对新中医的引入和支助，我才有机会在风景如画的杭州京杭运河畔、浪漫柔情的西湖边以及古新河岸等处所向张老师学习一系列融会古今、科学规范、新颖有趣、简捷实用的新中医理论。近来，一位师姐、张老师的成都弟子告知，为了举办各类型文化活动以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正筹备开办“品和书园”，希望“老师以后也要来讲中医，帮助更多的人懂得基本的养生之道”。一位师兄、张老师的台湾弟子也告知，要发心创办“一间真正的济世医馆”，以“培养出能真正济死扶伤的中医”，并也提前邀请“到时麻烦师父”去帮忙培训。我现在有缘在张老师身边，耳提面命，除了要协助他整理好新中医的各级各类教材，便是发心帮助他在不久的将来能把新中医推向国外去。他常说：“医家虽有国籍，医学却无国界。新中医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
春风拂杨柳，漫步河边走，娓娓道医来，吾师张流秀。愿老师安康！

二OO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于杭州文一路白荡海人家

魏心河，本名魏庆，男，1979年10月生，师承中医（师承证书号：2009-06-11-011）；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理学学士，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人类医学分子遗传学专业博士；曾任复旦大学遗传所助教，上海联合基因公司联合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博士后。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0:21:01

光明正在迎面到来

刘  杰

流秀老师让我为他的著作《中医魂兮归来》作序，我感到诚惶诚恐。尽管我是其弟子中目前学历最高的一个，但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尚处在“入门汉”的阶段；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深知这本书的份量，自己曾经出版的那些“学术专著”远不能和这本用半生心血所谱就的著作相提并论。这本著作记录了一个民间中医人十多年来艰辛坎坷的足迹，更凝聚了他从医半生以来的心得与心血。
  2006年，我正在成都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一次偶然的机缘与流秀老师在茶馆相识。受了十来年西医教育的我从未想过这一生还会与中医结下因缘，更没有想到将来能与这个有着坚定目光的民间医师以师徒相称。我参加了他的第一期新中医师承研究班，老师就只有他一个，其余六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那是成都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个夏天，我们一起度过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为了避暑，我们的课堂从简陋的招待所客房转移到幽静的农家小院，甚至是深山古寺的庄严禅堂。其间穿插了给前来求医的病人诊病。他生动的讲述、风趣的谈吐、缜密的知识体系让我们深深地折服。那个夏天令我终身难忘，我领略了老师人格的魅力，更领略了民间中医的魅力——他带我走入了中医之门。
  流秀老师年轻时因母病求医难愈，开始自学中医，一次偶然的机缘拜师于黔西北著名老中医邓效农医师（道济法师）门下。后在家乡开药铺行医，临床施治屡见奇效，使许多绝症病人得以起死回生。为此在当地享有相当声名，求医者颇众。但由于行医资格问题，却多次被当地卫生部门查处，甚至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师父是个不甘平庸、执着得有些顽固的人，他的理想不仅仅是能够合法地悬壶济世。他在临床实践中以自己对中医的独到见解，博采众家之长而创建了“新中医理论及其体系”。他最终的理想是办一所“新中医师承大学”，推广包括上医学、中医学和下医学全部内容的圆融的新中医理论体系，以拯救现行理论和临床日渐式微的中医。在当今很多人眼里，对于一个偏居一隅，自己温饱尚难解决的民间中医来说，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开始夜以继日地编写新中医讲义，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忙着奔波开办新中医研究班以培养未来的师资，并不拘一格地四处挖掘和网罗民间真正的上医和下医能人、高人，还动用全部积蓄，举债百万兴建了当地第一建筑——新中医教学与科研大楼。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条路很长，很坎坷，他走得很苦。十多年来，他真的像赤手空拳和风车决斗的堂•吉诃德，执着而孤独地做着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看病难看病贵，农村和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百姓求医无门等等问题已经成为最不和谐的音符。因病致贫，患病无钱进医院治疗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令人宽慰的是民间还有许多象我老师这样的中医人，他们视中医为自己的生命，用祖传、师承或自得的专长为百姓看病，靠低廉的费用和良好的疗效得到病家的认同。在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发展阶段，他们为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留着一盏希望的灯。然而今天，他们的生存环境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依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法规，民间中医想取得执业资格比登天还难，学历、单位、工作经历等等都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门槛，非法的行医身份使他们的权益没有丝毫的保障，卫生行政部门，甚至某些他们精心救治过的患者都随时可以打破他们的饭碗。很多世代悬壶行医的中医世家，技术精湛的民间中医人被迫转行或困守家中，每日生计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实现更大的理想抱负了。老师在这本《魂兮归来》的著述中这样写道：“从医十年来，我所遭遇的一切，其实都是中医和中医人遭遇的一个缩影。我早已把我个人的命运和中医及其他中医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的确如此。
中医的根子在民间。院校教育出现之前，中医学能得以薪火相传靠的就是“家传师授”。民间中医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简单地用西医的标准来要求中医，按西医化的管理政策来管束中医，只会挖断中医的根子。因此，中医政策的制定决不能忽视“民间中医”这个被排除于主流之外的群体。让人高兴的是卫生部门似乎已经注意到并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也许会给我的老师以及千千万万民间中医人的命运带来转机。老师在给我的最近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人生从此黑暗已经淡去，光明正在迎面到来。”作为弟子，我真的希望这一次不会令他失望了。

                                    2007年12月26日于广州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1:51:47

杏林唱响的“救亡”进行曲

罗荣汉

读罢张流秀君所撰的《中医魂兮归来》书稿（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山野笔记——中医之路》），心潮久久难平，许多新旧往事又在我的脑海掀起……
就在一年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一股邪风又吹卷到神州大地，很快与潜伏于大陆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余孽里应外合、卷土重来，祭起了诸多包装上“现代化”、“科学化”时髦外衣的法宝，打着“废医验药”之类的旗号，要置中医于死地，其招数之迷人、气焰之嚣张，实较之其国内外的乃祖乃宗更胜一筹，难怪一时间不少杏林同仁误以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矣，本书作者流秀君也惊呼“中医现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也有热爱岐黄的贤达志士，忧心而又诙谐地戏谓之曰：中医正唱着三支歌，一支是《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支是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一支是《国际歌》——“全靠自己救自己”。
当此之际，笔者对中医的前途也不无忧虑，曾奋笔疾书，上达高层、下布同道，以期共识时艰、携手协力齐挽狂澜。但读了书稿之后，我却好像听到杏林唱响了“救亡”进行曲，不仅心情振奋、眼前一亮，而且很自然地牵引着悠远的思绪，飞回到了60多年前中华民族遭遇特大灾难的那些日子——当时的日寇较之今日欲封杀中医药的洛克菲勒世界药品帝国集团及其走卒更加穷凶极恶、血腥残暴，狂妄叫嚣要短期内蚕食整个中国，因而以义勇军为代表的华夏儿女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呼吁亿万爱国同胞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救国，由此也演绎出了难以数计的异常悲壮激烈、撼天动地的一幕一幕，并以血肉和精魂构筑起了战胜强虏、重振中华的“新的长城”。在这些永生难忘的日子里，有一首凝聚国魂、广为传唱的歌曲，曾久久地萦回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其中的两句歌词，对当时的每个炎黄子孙可以说都刻骨铭心，那就是：“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四行仓库的谢团长！”——抗日民族英雄谢晋元团长，1937年10月在上海，率杨瑞符营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击溃日寇6次猖狂猛烈进攻的骇世之举，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寇趾高气扬的疯狂进犯、破灭了侵略者妄图一举强占我大好河山的美梦，而且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可战胜的大无畏精神。一时间，抗日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举国上下誓死卫国的志气大长、团结救亡的力量大增，充分发挥了唤起民众“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巨大鼓舞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大地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有鉴于中医药事业的日渐衰落、人员的日益缩减，中央十分及时地提出了“振兴中医”的发展战略。重庆市率先响应，立即面向社会广招中医人员、重整中医队伍，喜得八百余中医“铁杆”，被渝市杏林谑称之为“八百壮士”。此“八百壮士”，自非彼八百壮士，且流秀君亦无此际遇，尚不在此之列。但掩上其书稿后，流秀君多年来对岐黄学术矢志不渝地捍卫和追求，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号，尽心投入，特别是撰著出版《中医魂兮归来》的良苦用心和拼搏精神，却长时间地在我眼前浮动，使我感到当年谢团长及其八百壮士的民族精神又得到了薪火相传，在真假洋鬼子一旦兴风作浪、妄图灭我民族精华——中医药学术之际，不仅杏林的“八百壮士”都义愤填膺、挺身口诛笔伐，而且连编外的流秀君辈，也“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地拍案而起，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刘和珍君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顾个人安危，勇敢战斗，其“纵使流血亦无畏”的精神，大有“生为中医生，死为中医死”之慨。于是，我喉间便又自然而然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中医不会亡，中医不会亡，你看那山野草医流秀张！”
流秀君仅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民间草泽医生，他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不是名门望族、不是大师后裔，既无宏大的实业、也无丰厚的家资，在某些人心中，市场经济就是追逐名利，因而对他白眼、不齿的“名流”、“学者”、“达官”、“富豪”，大有人在，但他却不以此为意、自轻自贱，而是凭着炎黄子孙对民族文化的一往情深，凭着中华儿女对优良传统的无限忠诚，在自己的生计尚无可靠保障的艰难条件下，胸怀岐黄、情系疮痍，不顾风刀霜剑、压抑责难，无私无畏地发挥一技之长，秉承先圣仲景的遗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下以救贫贱之厄”，并竭力捍卫和发扬光大为民族的生息、繁衍立下了殊勋的中华瑰宝——中医药学术。为此，他倾其所有、负债百万在桑梓之地兴建前所未有的新中医教学与科研大楼，废寝忘食地探索、创新岐黄之学，撰写新中医讲义，还殚精竭虑地开办新中医研究班传道授业、培养师资和弟子。特别是中医业界诸多不景气的“西化”、“蜕化”迹象，诋毁中医的谬论又借尸还魂、阴阳怪气又阵阵袭来的时候，流秀君更是心急如焚、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字字血、声声泪地为“中医魂兮归来”而声嘶力竭地呐喊，其拳拳赤子之心、耿耿烈士之志，苍天可鉴，使人一下便联想起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襟怀、德行——这正是中华民族爱国爱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是中国学人追求真善、捍卫理想的坚贞风骨，它竟然在一位貌不惊人的山野草医身上得到了承传和体现，不能不说是民族之幸、杏林之幸！张君励之，吾人亦应勉之也！
当然，流秀君毕竟只是一位山野草医，既难比抗日英雄谢晋元，更难与千古风流楚屈平相提并论。但正因为如此，又给了我两大启示：一是神州大地藏龙卧虎，万年草泽不仅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而且还催生了千千万万的妙手神医。清人赵学敏在《〈串雅〉序》中所谓：“昔欧阳子暴利几绝，乞药于牛医；李防御治嗽得官，传方于下走。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确实是中的之高论，应为妄自尊大、轻贱草医和小道者鉴；二是流秀君不过是岐黄子弟中的普通一兵，尚且能在岐黄之学面临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充当“救亡”敢死队、唱响“救亡”进行曲，何况全国还有多少倍于“八百壮士”的“铁杆中医”，还有中央发展和保障中医药事业的明确方略、刚性法规，中医不仅不会亡，其发扬光大、惠及东亚、庇荫全球的光辉未来，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粗览《中医魂兮归来》，条理清晰、纲目井然、行文流畅、笔墨多姿，敢于开拓创新，有独辟蹊径的探索和研讨；勇于针砭直谏，有锋芒锐利的批评和建议；不夸夸其谈，很多来自实践的事实、经验胜于雄辩；不枯燥乏味，不少发于肺腑的杂感、吟哦颇多风韵，故窃以为是书可圈可点之处甚夥，可读可研之笔不乏，称得上是杏林中之新人新著、巴渝大地之创举壮举。“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其此之谓也！欣闻是书即为出版社出版发行，故喜为之序。

2008年3月1日于重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1:52:36

曹东义发表于 2021-9-19 11:513 W3 K+ O7 }7 y0 p/ \
杏林唱响的“救亡”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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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汉

张流秀及其新中医

吴妙慈

张师流秀是著名巴蜀郎中，如今又有新著出版，名曰《中医反思与研究》，真是可喜可贺！
2005年末，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品读了张师的一本内部著作《中医魂兮归来》，那是张师公开出版物《山野笔记——中医之路》的前身。那部著作，记录了他十多年来坎坷艰辛的人生经历，凝聚了他2004年以前从医的心力与才智。当时读之，不禁手不释卷，泪湿枕巾。深感他是中医在国内面临消亡、民间医人受到严重压制下拼命为中医疾呼呐喊的一位觉者、智者。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觉意识中，他居然能以唐•吉诃德似的执着，毅然肩负起历史使命，明确提出“把中医请下玄坛，让中医走向大众，化中医为世界医，变中医为人人懂”的奋斗目标。他认为：“传统中医的内涵是科学的，但其表现形式繁复，不统一规范唯一，所以中医被一些知障太重者认为是伪科学；传统中医的道术是朴实的，但其表达方式玄奥，而术与道往往脱节，所以看起来中医是一般人感觉很难问津的；传统中医的诊疗核心是明确的，但其很多语词太不确定，太多随意，所以最易假冒伪劣出现善于忽悠的骗子；传统中医原本是快刀斩乱麻的，而今却沦落到只能调理一些不死不活的慢性病，所以中医界只能跟现代西医去比一个苍白的价廉或干脆西医化。”
于是，他对现行传统中医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与研究，其成果名之曰“新中医”。新中医是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来看待中医、诠释中医，认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决定于生命元素即生命物质、生命能量与生命动力的正常与否，而中医之治病主要就是着眼于对生命元素的宏观调控，所以中医经典要求从事中医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个体人总是生存生活于天文、地理、人事环境中，其生命元素无不受天文、地理、人事环境的影响。天文环境主要通过季候气象首先并主要影响人的起居作劳，地理环境主要通过水土物产首先并主要影响人的饮食结构，人事环境主要通过人生际遇首先并主要影响人的情绪心态，而起居作劳、饮食结构和情绪心态对人体生命元素的影响是直接的。人体要健康，就必须分别与季候气象、水土物产、人生际遇达成一定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张师把它称为是人与天文、地理、人事环境的相通，即人天通、人地通和人人通，简称天通、地通、人通三通。人体为达三通，对天地人环境有意无意就会采取顺应、适应、改造或回避的措施。新中医就是研究人如何顺应、适应、改造或回避特定的天地人环境，求得一定程度的天时、地利、人和，从而祛除疾病、回复健康。
新中医是对传统中医的科学化，更是对传统中医的现代话，而且不仅有形而上之道的完美呈现，同时还有形而下之术的具体操作，最适合普及。为此2006年夏，张师个人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首届新中医师承研究班，首批弟子七人分别来自台湾、上海、重庆、广东、四川等地，我是其中之一。同年冬，又举办了研究班全国性第二期。每一期的讲课都是那么精彩，总是把中医医理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地讲解到妙趣横生、出神入化的程度，无论是否曾经学过中医或西医的学员，都得以豁然开朗，顿然开悟，欣然明白。学习过后，我们无任何医学基础的人几乎都能为家人或自己调理身体，甚至给人看病处方，而原本就是医师者，则临床治病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提高了一个层次。
让张师特别开心的是，跟师一个月之后，有体制外弟子业余从医，凭借所学举一反三，居然接二连三地治愈了大医院束手无策的大病，而且还有体制内从事西医工作的弟子，从此凡遇家人患病，就纯然以自然之方式或天然之药物来调治，再不借助自己所从事的西医西药。事实上，弟子们都没有让张师失望，张师的一个弟子还准备大投资，帮助他协助国家科技部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贾谦老师创办“中国中医传承学院”。我相信，张师播下的新中医种子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新中医会有深入民心的那一天，新中医一定会为无数众生解除疾苦，使他们不再因无求医智慧而为不当的医疗方式所害。
我曾随张师出诊陕西西安、青海西宁、江西南昌、广东普宁、浙江杭州等地，并一同去韩国首尔学习考察。一路走来的这几年，亲眼目睹了张师是如何一见知病、出手即效地救人。无论是去外地出诊还是在家乡医馆为人看病，我感觉他跟病家的交流，总是少有几许一板正经、严肃恐怖，而是充满了诙谐有趣，一问一答都进行在笑谈之中。一席轻松愉快的交谈，常常让病家的病无形中就自觉好了一大半。他常说，一个好的医师，同时也应该是病家的心理医生，医家轻松幽默而又不乏智慧的言语自然能让病家开心不已，病哪有不容易好的道理？佛家说“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患者都是身心合一之人，不是无情感无思想的机器，所以治病还得先从心治。
继《中医魂兮归来》之后，张师的新著《中医反思与研究》又将出版了。这是他对中医更深层次思考研究的结果，是他敏锐智慧的火花闪现。张师早年为中医受过不少委屈，甚至曾流过血和泪。最近几年世风日下，他又为新中医的推广经历了几多坎坷与磨难。在最最艰难的时候，张师总是用他写的一句诗来宽慰和激励自己：“开创维艰有定数，坦然微笑待功成。”作为目光坚定、胸怀大志、思想超前、心存天下苍生疾苦的一位高人，他的事业本不在家乡，但是由于家乡广大病家的恳求和卫生部门现今的竭力支持，趁他回家疗养之机，我们一起开起了重庆渝东南问病医馆，为家乡的大病重症患者解决了部分求医难、求明医更难的问题。由于所治几乎都是被西医判处死刑、死缓的难症绝病，而且多是出手即效，张师因而被病家称为“救神”。值得一提的是，有感于中医临床诊疗措施的单一和不规范，目前，他正指导我们药械结合、道术合一、术道一以贯之，形成最适合复制的中医临床诊疗模式。他说，希望有机会能把这个模式完完整整地复制到北京或新加坡去。
国务院（2009）22号文件《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表明张师为中医疾呼呐喊招魂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中医反思与研究》的出版将迎来中医新的曙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把中医请下玄坛，让中医走向大众，化中医为世界医，变中医为人人懂”不再是唐•吉诃德似的梦想，中医一定会光耀全球的。

   二O O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重庆市渝东南问病医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1:55:04

曹东义发表于 2021-9-19 11:53
3 g- ?! p1 p- Q m与新中医之缘
9 m( L6 c, `. D' K8 z
& D9 `, I# m$ `; s. e! ]7 n9 ]魏心河

看了这几位对于张流秀先生的介绍，大家对于他的主张和成就，应当有所了解了。
日后，也许可以见面沟通，互相切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4:23:02

《中医魂兮归来》再版后记

曾从网络中看到一篇《中医的现状与思考》的忧思文章，其中记载：有某中医学院学生，毕业近二年尚未找到工作，于是去卫生局申办个体行医执照，卫生局告之曰：已停止审批一切个人申请。迫于生计，某生自设一诊所。开业后不久，却偏偏遇上“整顿医疗市场，打击非法行医”活动。卫生局执法队收缴了某生的毕业证书，并要罚款三千元。某生无奈之下，告之家人，其父叹道：家贫如此，供你读书多年已属不易，实指望你毕业后能为家分忧，谁知你不但难以自立，反而还要继续赔钱，既然如此，此证不要也罢！某生闻之，深感愧疚与屈辱，痛哭一场之后，将所有的中医书籍付之一炬，从今往后，誓不言医！
2008年2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出来的某中医儿科研究生曾告知：“学生因为工作不顺利，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南京。但无论到哪里，中医都没有用武之地。这就是现实的中医在医院里的现状，无法改变！”
广西中医学院正准备论文答辩后毕业出来的某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研究生近日也告知：“我现在就正在经历中医的尴尬，我是学临床基础的研究生，主要是研究《伤寒论》相关理论，现在我们这些研究伤寒、金匮、温病的同学找工作都不是一般的难，中医院都是要某临床专业方向的，但说实话进去也都是主要干西医的工作，我当年考研究生时就是怕在医院被西化，才选择了中医临床基础研究伤寒，但现在毕业后所面临的窘境又是那么让人痛心，所以我认为中医要不从制度层面改变，就靠喊口号，那是根本于事无补的。”
人民卫生出版社一中医编辑在曾经的一封电邮中给我说：“作为一名编辑，在北京看厌了中医繁荣的虚像，听厌了中医繁荣的套话，读了您发来的资料，严冬中顿觉暖意。”
如此种种，真感恸然。自从2004年“出山”以来，一直都有一些中医院校的中医学子跟我往来，发觉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比如就连浙江中医学院西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几位学子在听过我的演讲后也发心要从此转学中医，而我几个台湾籍弟子有的学了新中医后甚至干脆不再浪费青春和金钱而辍学离开所就读的大陆中医院校了。学子们真是被中医现状和体制害苦了，让有良知者同情却又无奈。刚从浙江中医药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和本硕连读尚在临床实习的几个学子上月中旬打听到我已选择杭州安营扎寨，便及时特作拜会，悠游于杭州八卦田，谈及2004年底我在他们学校的讲座无不欣然，他们发心从此还要好好自学，好好临床，为中医争气、争脸。他们中有位已经成长成了“党和国家”在医界的“最低领导人”，我期望其借助现有基础努力飞黄腾达，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管理医药卫生的“局长”、“厅长”以至“部长”，打破现有维护“阿斗中医”的顽固体制，好好善待真的中医、扶持真的中医、弘扬真的中医。我们在一块，都不禁感到某种悲壮！
还好，国家总算明确地意识到中医界某些深层的问题了。刚刚5月7号公布4月21号签发的“国发〔2009〕2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让我们欣然看到了中医的曙光。尽管具体落实还须假以时日，但像我这样曾经付出血的代价来为中医抗争的人们毕竟终于可以认为“不辱使命”了！
这本主要在为中医招魂的文论著作完成于2004年，并在2005年内部出版，2008年被改书名并增删大部内容公开出版为《山野笔记——中医之路》，可惜已是面目全非，大失原有韵味，几乎惨不忍睹。现根据朋友们意见，再版仍恢复原书名，内容仅在原版基础上作个别篇章的调整，同时校对明显有误字句，再把重庆罗荣汉先生和广州我弟子刘杰根据《中医魂兮归来》所作序加入，并新增山东遥从弟子尹士贵（阴阳子）当年所作《西江月》词，一并作为2005年之前为中医呼吁呐喊的一个总结和纪念。那之后，笔者痛感身心疲惫，于是转为中医全力做一些实事，即把从源头经典和“非法行医”中所悟得的一整套新中医理论及其体系陆续整理成文。为此，2006年及其以后的中医大论争，基本无暇顾及。近来，在杭州锦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把2005年到现在四年多时间所写的一部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成型论文编辑成了10多万字的《中医反思与研究》书稿。从此，除了在近几年用以课徒的讲义基础上，在留美归来的博士后等弟子的协助下，整理编写出新中医各级各类教材之外，由于参与组建北京天地人三通中医研究院和具体主持中医大道国际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中医名家讲坛，则恐怕已很难再有时间和精力写单一的论文了。
后记总会给我以表达感谢的机会。首先当然感谢我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弟子郑文婷，当年她是就读于大陆院校的台湾籍中医学子。在我2004年10月及11月前往浙江、上海出诊、开会、游学，特别是12月底去北京参会，她和另一位跟师从游的学友彦钦，对老师在吃、住、行上的花销、呵护、照顾，让我深深铭感。后来她全家对老师经济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另一方面，最先由于她，学院海报称我为“来自四川的神医喜来乐”，从而让更多学子得以听到我的讲座，并振奋地看到学院外还有另一种真正的中医；正因为有了她，我得以结识了好些素质极高值得看好的优秀台湾学子，比如浙江中医学院里边曾在台服过兵役后来也成为我弟子的陈彦钦、见识过医界高人并总是有很多问题问我的张淇淙，以及并不只是为了一张文凭而年纪已不低于我的吕国光、叶燕静夫妇，更有上海中医药大学对我特别恭敬呵护的李介义、李俊贤、李颖俊诸位高个学子等等，让我欣然感到了迅速“出山”的必要。
感谢我外甥女陈琴，她对其娘舅在财力、人力上的全力支助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她当年在娘舅身边就如虻之于牛，抑或魏征之于李唐，让其娘舅在领头从事有利于人天的救人事业中少犯了几许不必要的失误与错误。
感谢2006年以来的新中医入室弟子陈旭斌、邓燕、刘杰、王宪梅、杨莉、吴玉荷以及黄富敏等等，自从跟老师建立了师徒关系以来，不论遇到何等曲折和艰难，他们对老师都始终不离不弃，诚挚地履行着拜师时的誓言：“三愿师徒互关照，献身医学不相弃。” 在“做中医人，勿忘血耻”的那些年，想起极端困难与迷惑无望时只有默念“开创维艰有定数，坦然微笑待功成”来艰难度过，觉得今天有这么些来自医界内外、各个行业的大智慧、高层次、重情义的好弟子真是太好了！十年委屈，值了！
感谢重庆名老中医、资深心脑血管疾病专家黄治品前辈。因为他，我得以先结识重庆中医药学会老会长马有度先生，获得应邀参加2007年市中医药学会和重庆医药商会共同举办的全国中医药高层论坛，并获评优秀论文三等奖且获领奖金的机会；次结识了新任中医药学会会长周天寒老师，赢得赏识，并使对中医药学会的有关建议得以顺利采纳；再结识了《实用中医药杂志》主编罗荣汉老师，使一篇论文得其修改并发表，并赢得其为著作赐序。此外，先后参加北京和南宁中医药论坛、考察河北正定郭志辰疗养院、参观重庆民间医药博物馆等，结识了不少医界中人和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朋友，这一切都是因了黄老前辈的缘故。我跟过黄老前辈3个月，得知并体认他最值得敬重者两点：1、为中医药呼吁不遗余力，经常参会并上书，向国家献计献策，如建议推迟1-2年废除148种中成药及原料药、不能禁止中药材市场卖饮片、中医必考医古文选考外语、要按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办事而不搞西化、请求中央为中医中药松绑等等，诸多建议获得各级认可；2、果敢揭发郑筱萸作为局长在任的国家药监局五窝的敛财贪污，四年前就不惜掉脑袋，历数其剿杀中医药的十余条罪状，并公开断言郑氏为千古罪人必无好下场，四年后果然言中，郑身边的五窝全部被端，而嚣张的郑氏2007年7月也被执行死刑，大快人心。鉴于此诸多缘由，我对黄老前辈是始终深怀感恩之心的。
最后还必须提到张英宏与周惠昭两位同志。在独资兴建渝东南新中医教学与科研大楼（虎溪楼）的数年中，惟他们最具有功劳、苦劳和疲劳。而且，由于个性与周围世俗环境的格格不入，我这面旗帜当年平白给他们增添了几多麻烦，甚至让他们担惊受怕。这是最让我感到歉意和不能忘记者。
老是想起多少年以前所写的一首诗，诗题叫做《梦醒》：

不要爱我
我使你从浑噩中梦醒
你却看到了一个痛苦的人生
我不忍再刺伤你的心

不要恨我
当初同样梦醒的时候
其实我也曾经凄然一声痛哭
我不知蒙昧也是幸福

不要爱我
也不要恨我
既然我们都已醒过
且忍受这独步人生的寂寞

张流秀
2011年9月7日星期三于北京华夏问医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4:23:49

曹东义发表于 2021-9-19 14:23
( y, J2 i" o3 K! \' y0 \《中医魂兮归来》再版后记

一个岐黄医人的“公车上书”

张流秀

本文作于2002年12月-2003年1月。参加“第七届国际东西方医学科研成果报告暨欧洲肝病的最新有效疗法国际学术交流年会”，并入编德国医学会及中国医学专家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办公室等联合编辑、欧洲自然科学院2004年8月版《国际医学会议获奖论文经典》(The Classical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Experts)。

【内容提要】中医药的内在科学性和临床救人的实在性，是需要悟入精研和大量临床才可确信的。不幸在其发源地，如今悟入精研者太少，大量临床者过稀，从而加速了中医药学的全面萎缩，导致了严重的中医药信仰危机。本文针对国内中医药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分别揭示了一直存在的关乎中医药的各种弊端，并提供了相应的意见，直言不讳，堪视为医界“公车上书”。
【关键词】中医药；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进言

序言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虔诚的对待。”德国学者波凯特（Manfred Porkert）说，“从19世纪到现在完全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目前中国的传统医学所面临的困境是某种误解的结果”。
的确如此。自从踏入岐黄医界“出手即效快救人”这么些年来（1998年正式大面积接治病人），经过了一系列深刻的体悟、痛彻的感受和广泛的见闻与冷静的思考，对中医药作用的非凡和地位的卑贱，真产生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其痛苦，周围无人能解。遂常痛心默念“无人会，登临意”，并想见古人当年是如何“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
总想要发表点什么，真的如脔在喉，不吐不快。1998年初，就曾写过一文《如何改变中医的命运》，看来至今还远未过时。由于不便言说的原因，一直都没有谁愿意和敢于发表。2000年初，又想写一篇《中医的真实现状》，打算从医学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及学术界和出版界等各个部门及其层面的严重弊端，来充分揭示岐黄中医太令人忧虑的真实现状。但由于所涉及者，皆非同小可，而自己身份本又低贱卑微，故虽有业师鼓励，终究未敢下笔。今天因缘成熟，终于一气呵成写来，并名之于《一个岐黄医人的“公车上书”》, 算是以卑微之身壮着“蛇”胆作一个交待而了了愿。
中国十九世纪清末政治界好象就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公车上书”，最后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医的存在早已到了需要挽救的地步的本世纪今天，吾人不避卑微僭越之嫌，凭着一颗赤子丹心，以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而作岐黄医界的这一“公车上书”，能否引起重视和采信？没有把握。未抱奢望，唯求无愧于心而已。
一、对于中医药决策界
1．要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提高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我国加入了WTO后，我们感觉世界一体化进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不料却发觉医学上我们一直恩宠有加、呵护备至者，原来还是人家的孩子，并不归属于我们。据说，我们现有西药产品97%以上都是仿制品，没有自主产权（张世臣《WTO与中药现代化》、陈军等《加入WTO中草药（复方）发展前景述略》、洪净等《中药现代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Ⅱ）》、诸国本《建设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管理体制》）。我们诚惶诚恐，不敢把西医药展示于世界。我们已习
惯所用的，几乎全是别人的，我们基本一无所有。若有，也基本只是拾人牙慧罢了(在药上, 西药青蒿素或许算个例外)。我们自己全权所有的东西，我们倒确实久违地冷落和生疏了。我们不曾意识到，这是祖先对我们的最大恩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有言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中医药才真正是我们应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
2．要从中西医对比的角度，来提高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活的人体是宇宙间最为复杂而神秘不可思议的一种，决非如西医解剖台上一具尸体那么直观简单，西医作为西方传统医学，对其认识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人类的认识总是多样化的，我们的思维不应当习惯于非此即彼、认此非彼。事实上，连很多外国人都反而比我们某些人知道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德国学者波凯特（M&#8226

orkert）道：“中医 —— 让我说出来叫你们大吃一惊 —— 除了还有一点原始和伪科学的残余外，大部分是精密科学。”（岳凤仙、陈晶岩著《中药现代化》）。中医药正是如此。仅从当今国人的身心保健和疾病治疗看，中医药的作用也决不是看似已够发达了的西医药所能够完全替代的。对此，非中医临床家很难清楚。清末西医传入之前，国人数千年的生息繁衍、病除体健，就是中医药独展其功。至于后来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千村薜荔人遗矢”，“华佗无奈小虫何”，那不是中医技术的原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原因。历史上，中医也曾为政界任宰的羔羊而惨遭摧残，其中曹操之杀华佗开遗痛千古之端。今天，中医的开头破腹、刮骨理肠，还得中西医“结合”，甚至干脆拱手全部让给西医来做。不为我所用就杀了你，毁了你，何其残暴的政治！至今尚有余绪。重庆佛学院一位视我为弟子的唯识大家曾有过不凡的“良医”梦，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痛心疾首道：“1983 — 1987年间，我在成都，登门求治者大有其人，疑难症治愈者达200余人。于是，有人‘眼红’了，多方设法要我服从于他们的‘网罗’下，要我在他们的所谓‘研究所’、‘医院’乖乖地就范。我不愿意，便在‘行医证’上卡我的脖子。所谓由官方卫生部门考选的‘中医考试认定’，也是操在此辈手里。……于是，我的‘良医’之梦也淡然了。”今天的决策者，是否应当反思？
3．要从近现代中医生存斗争和艰难发展的历史，来反省对中医药决策的得失。清末，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迅速打开中国封闭保守的大门，一些传教士把西医药学也带了进来，显示了异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使中医界人大开眼界，并试图中西医“汇通”。但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终于汇而未通（至今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仍是结而未合），其中本有严重“缩阳”症者，则陷入了“中医若存无天理，中药若亡无地理”的废医存药歧途（遂出现以西医理论为头身，以中医处方为手脚的著作，至今尤多 —— 这就算中西医“结合”了）。而一些政治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一些政治革命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大变革时代，总是要彻底地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中医深受其害。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和北洋军阀政权一直独尊西学，罢黜中医，硬使中西医的学术论争带上了政治色彩和政治压力。中医界有识之士为求生存，自立自强，群起抗争，于1929年形成高潮。抗争内容包括争取中医的行医权、教育权、合法经营权。归总两条：一是争取中医和西医的平等对待；二是争取中医独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权，反对中医从属于西医。解放后，卫生部门仍深受“医学革命”旗手的影响，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制订了一系列歧视、排斥、限制甚或取消中医的措施。党中央虽及时发现而有所遏止，却至今流毒未尽,阴魂未散。县级没有独立行政的中医药管理机构，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被悬空成了“高位截瘫”，而民间中医更惨遭“屠戮”，生存不保，尤为明证！(咱们重庆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了又被撤消, 中医在新直辖市之受轻视可知)
4．要从当前中医药的整体现状，来考虑随后对中医药发展的决策。当前，由于中医药管理机构的不健全，不能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地进行自主管理，中医药的从属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总的还是西医卫生部门在“代管”中医，别说县级没有专门的中医药管理机构，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独立不了，还属国家卫生部“合理代管”，中医药管理机构始终“分工不分家”地“寄人篱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居然必须得由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兼）！中医界在表面热闹如理论研究整理、文献著作出版、一个接一个的学术会议等的背后，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状况依然严重存在，尤其临床普见萎缩，看不见原汁原味的中医，显不出中医药应有的生命力。主流科班中医患上了严重的“缩阳”症，在提倡吸收现代科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早已出现严重偏离中医药实质根本的趋向，中医药早已被粗暴地简单庸俗化。民间非科班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中医药生命力之所在，但是由于今天的歧视、打击和压制，总体已显得满目疮痍、气息奄奄。中医的振兴与发展，光靠《宪法》一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远远不够，靠某个权威领导心血来潮的某个批语或指示，更是不够，必须要有一部能明确表达全体岐黄医人而非中西医“结合”者意愿的《中医法》，中医药诸多令人忧虑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状况，方有彻底改变之希望。
岐黄本是一奇葩，疗病效宏原非差。
近代因故患缩阳，不堪回首遭高压。
愧对祖先子孙骂，妄自菲薄要败家。
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医振兴应有法！
二、对于中医药管理界
1．管理界官员必须要是中医药内行，要由衷地热爱中医、认同中医。我们国家向有外行管理内行的传统，虽然并不乏外行结果变为内行者，但那好难嘛。外行管内行，由于不懂行业技术，多是盲目而坚决地执行政策，吆五喝六地瞎指挥，凭借权力权势行政命令。高层多大轰大嗡，学术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下了庐山即上黄山；出国考察一批跟着一批，才离德国又往越南；出版秘方验方专方，一本厚似一本，不是“中国大全”就是“祖传精选”；竞相开办雷同期刊，一地串通一地，纵不亲任主编也要名誉主管。总之搞一些沽名钓誉的表面文章，以示行业发达，学术兴旺。要不然就因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无暇顾及，乐得不闻不问，让你自生自灭。基层倒是没那么多名堂，但却是最为残暴地“按既定方针办”，一步步歧视、压制、打击、灭亡中医的具体措施，就是由基层管理界具体落实的。科班临床中医已普遍萎缩，用不着基层管理界劳神费心。尚还有一丁点儿灵气的非科班民间中医中草医，可就首当其冲最为悲惨了！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每每下来“检查工作”，一见那耀武扬威的一大串，谁都知道“来者不善”，一帮凶神恶煞又“鬼子进村”，要来罚你、吃你甚或没收、取缔你了！谁要是认为他们会与人为善、心平气和地来“考察”你、“审定”你，那实在是太没见过世面，太天真得可以。西医就不存在什么民间医嘛，为什么中医可以特殊？以西医或科班医的管理模式来框民间医，民间医当然就应视为“非法”，应予取缔、打击了！
2．管理界人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个时代不应成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传统医学自有其存在的不灭价值，应予尊重。西医自殖民进入以来，一直是医学管理界呵护备至的宠儿，而中医则如漫画家张乐平早期笔下瘪三样瘦骨嶙峋的可怜家伙三毛，寄人篱下，营养不良，备受冷落。因而《执业医师法》当然主要比量着受宠的西医来制定，而萎缩的科班中医则“顺便”框进来，以示对《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有了一个交代，并照顾了某些权威领导关于中西医并重问题所作批语或指示的面子。至于民间医，民间医是个啥子东西？那是“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的“封建社会封建医”！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县都有一所的“卫生学校”，已经培养了并还继续在培养着大批“有科学水平与经验的新医生”去置换，民间医还有何存在的必要呢？“野孩子”应当“打倒”，杀无赦无须顾忌！别以为这是空穴来风，这的确是卫生部个别领导人不知现在是否仍未放弃的观念（见诸国本《建设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管理体制》）。由于民间医确曾暴发过游行、集会、绝食、请愿等“违法乱纪”的“三• 一七”斗争，那斗争的齐心和坚决或许还让某些人心有余悸，遂网开一面，在《执业医师法》颁布并实施后，又补白似地制订了一个《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以示安抚。这已是皇恩浩荡，“开恩”对得起你了！但问题是，民间医人参加医师资格考核考试，首先必须有“师承”或“确有专长”的身份。这身份由谁来审定和确认？《办法》规定，“师承”应经“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师承关系合同，而指导老师又必须“具有医学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应聘在医疗机构坚持临床实践”，且同时“同一时期内”带教“不得超过两名”。意思谁要想拜师学“传统医学”，都必须只能拜在不论有否救人真本事的科班医人的脚下，因为只有科班医人可以“评”上并从而具有“医学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有条件“应聘在医疗机构坚持临床实践”。好象民间非科班医学师父就不能带徒弟（我带徒弟时就曾被“打过招呼”说，未经批准，是“非法”的），带出来的徒弟纵然功底深厚、堪称回春妙手，也是“空搞灯”不作数。少年时就曾入成都汲古医塾、先后师从数位名医却终因被卡“行医证”而灭了“良医”梦的重庆佛学院教务长柳禊先生，在1994年9月23日的一封信中揭露道：某些所谓“教授”，“他（她）们是‘捧’出来的，‘评’出来的，不是为人民大众所公认，能够在危、难、急病中妙手回春”。在1998年4月16日的又一封信中还揭露道：“某些西医为中西医结合勉强学一点点中医一般知识，阅读几本医方、医案，便自命为‘岐黄高手’，……组方开药，一剂堆砌二十余味，不知升降开合，不解用药归经。尝见一个西医大夫，以所谓的‘教授’头衔，自谓‘学贯中西’，以中药组方治咳喘，泛开止咳中草药22味，既无立方依据，又乏配伍、剂量、佐使的一般中医常识，而竟自诩为创造性的推陈出新。”象这样的“指导老师”，我们却必须要拜他为师，否则，按《办法》规定，别想有“师承”的身份。至于“确有专长”，从《办法》看来，似经“地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来审定。可是“地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何时有兴趣对民间医人作过有否“确有专长”的审定？民间医人欲申请“确有专长”审定，固无门也！
3．管理界人必须要创造性地依法办事，灵活运用政策，不唯上不唯书不唯“红头”而唯实。从2000年一同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重庆市黔江区各县同道交谈情况看，个别县卫生局就有让人感激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的做法，如参考者近百，而民间医就占了三四成，只要凭身份证申请，都可报考，很显热烈。但仅此一年，这是原则。过了这个山就没了这家店，以后申请报考就仍然依“法”公事公办，毫不通融地必须具有“两证一照”（学历证、身份证、业医执照）。那年我所在县，中医只有10来个人参考，且大半为临床“中西医结合”者，中医面试时竟茫茫然一问三不知。我是唯一被特准参考的民间中医人，并成为最后考取的三人中的第一个。那可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中医作为我们自己的医学，为什么不可以打破准入的门坎，就如《教育法》允许并鼓励全社会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一样？在当前形势下，有的县卫生行政部门对民间中医不闻不问，不冷不热，放任自流，让其生灭自定而打击不力，也是堪可称道的，那至少是“灵活运用”政策的一种明智。须知正规大医院如“人民”医院几乎天天有“人”死，除此而常治死人者，全是西医个体诊所或非纯为卖药的中西混合药店动则打针消炎造成（也时有打针致残者），可从未闻见民间中医或走村串户而逢场则摆地摊的中草医有曾把人顿时治死者（前些年轰动一时的民间医胡万林之流和主流科班医肯定是两回事, 胡万林的研究与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正是一脉相承, 不过可能未免鲁莽了一些。但到底高技常孤, 毕竟空谷绝响）。
4．管理界必须要真正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依归，实实在在地干点不遭痛骂的有益的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界，不应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衙门，森严壁垒，而应成为广大医人见而欢喜的娘家和靠山。要改变“管”就是“吃”就是“压”的观念，树立全新的“规范”、“扶持”的观念。须知，“管理”决不是“管制”。应当团结辖区内的医界精英能人，不分贵贱尊卑，不论科班与否，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技艺，造福桑梓国人（先暂别想到什么“人类”），并要架起各级各地政府或民营医、教、研部门沟通的桥梁，努力促成临床科研成果的转化。如此如此，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之？果如此，于祖先予赠，真功德无量矣！
权力腐败岐黄危，哪管家珍应扶持。
奴才帮凶甚鬼子，正是医界卖国贼。
良心发现别指望，你我不争即有罪。
严厉批判涉敏感，纵使流血亦无畏。
三、对于中医药临床界
1．中医药临床界要深刻意识危机，群起抗争自救。中医现已再度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和平演变”已让我们快要当了医界“亡国奴”。民间中医本来就属限制、压制、打击甚或取缔的对象，固不待言，光看被阉割、利用和“扶植”的科班中医，也足以让我们感到严重危机。中医医院不仅向来规模小，数量少，而且其组织结构也普遍是比照着西医医院的要求来设置，从疾病分科到诊断手段和治疗措施，从病历书写到病房护理和管理，都基本是西医那一套。因而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未学好“另一套”本领很难分配进入，而已进入的中医人又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专业，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拼命突击西医，以“适应”中医医院名中实西的工作。中医医院以此注定成不了“中医院”，而是名副其实的西医三流医院。难怪“有的地方中医院因经济不好”而干脆“改为游医医院或西医医院” （浙江绍兴市中医院董汉良医师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医基地都没了，真的中医人也只有改弦易辙，甘当医界“亡国奴”一途！岂能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也别指望行外某个同情中医的权威领导能力挽现况。事实证明，某些权威领导轻描淡写、缺乏力度的表态似指示或批语，都未能彻底扭转中医的局面，虽有助益，却终只是隔靴搔痒。中医界首先对中医药的行政控制能力都没能获得彻底解决。有的权威批语指示，甚至反而流出了错误的信息，作了后患无穷的错误引导（如：中国医药学是“宝库”；中西医“并重”）。显然，不是建立在行内科学论证基础上的一切行政批语和指示，都是不可靠或应当怀疑的！记得上个世纪有首“全世界无产者”都会唱的歌，歌中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歌词真的太好。为什么我们不“让思想冲破牢笼”，不发心“夺回”已失去的临床阵地？要使祖先予赠得以生存延续，造福桑梓国人甚或世界人类，“全靠我们自己”。全医界岐黄医人应当果敢地团结起来，为生存自救和另一种真理而抗争！
2．中医药临床界要打破铁饭碗，禁吃大锅饭。当前，中医临床水平的萎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原因固和“大气候”有关，但和铁饭碗、大锅饭的“小气候”也有很大关系。人都是有惰性的，除了少许不甘沉沦平庸者。既然每天机械上班，不过一个为了吃饭生存的职业，哪会把它当成一个“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事业？既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一个样，当真应付、兴旺衰败都差不多，又何苦劳心费力、苦苦钻研，追求什么境界？反正“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我无你无全都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性传统在中医药临床界的反映。如此，中医临床怎不萎缩，中医阵地怎不失去！欲使中医之优长深入人心，欲使中医医院成为病家之首选，可得乎？临床界应当不养懒人、闲人和低能人，应当象当初农村土地下户一样，大刀阔斧地改革体制。既然“上层建筑”已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那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打破！有“智”者大概也意识到了，应当重新组合，不幸的是没有上边“红头文件”的指导，把握不住，就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羞嗒嗒“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把中医院心照不宣的暗地变成了三流西医院，或干脆理直气壮地改成了让某些自诩“专家”挂羊头卖狗肉的“游医医院”。
3．临床中医人要自尊自强，努力争光争气。中医之被轻视、歧视与漠视和不被病家首选和认可、尊重，固因其表现形式的简朴和生存环境的平民性，但跟临床中医人不自尊自强、争气争光有关。病家可不管什么外来、祖传，也懒得听你讲有理无理一通大道理，可供选择者多了。在他们看来，愈病有效是硬道理，立竿见影就是好医，干脆简洁，看得见摸得着，讲求实惠。假如我们甘做西医的附庸和补充，仅仅满足于就做一个慢郎中治不担风险的慢性病，而不能出手即效快救人，让病家充分享受到中医的特色与特长所带来的切身好处，那谁又会把你当成回事？痛心的是，我们偏偏没有清醒的认识，要么狂妄自大，大吹大擂，不切实际，过分夸大中医的作用；要么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挂羊头卖狗肉；更多者则是丧失信心，开刀固不用说啦，一般的急救也让给西医去，所谓先西后中，能西不中，待西医办法束手技穷了，方想到用中医来试试，一旦碰壁，干脆就不抱希望地开几剂中药敷衍了事。如此用进废退，结果就出现了中医医疗机构里普遍超越执业注册范围的非法，即“西医打头阵，中医作陪衬，中药加西药”的中西医“结合”，并被卫生行政部门视为“当然”而加以大力“扶持”（秦伯未《谦斋家书》：请其会诊，“虽然大都是一些垂危和疑难病病人，但难于深入研究,不能尽言，只是讨论讨论而已,最后无非是签上秦伯未三个字,以示经中西医结合治疗了”）。哑然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医自古以来都在民间默默地救治着不少人的生命，解除着不少人的痛苦，节约着不少人的钱财，如今倒反而成了打击、压制甚或扫荡的对象。民间中医在本土的生存居然比在尚未承认中医的国外还难! 曾在一篇“后记”中写道：“中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是祖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是农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上粗放的印记，但由于到底来自民间，却又充满了旺盛的勃勃生机”。广大民间医人“尽管不乏才高学广，也有高文凭者，却与历代大医一样，无一是毕业于官方某中医学院、大学。他们的根脚深深地扎于民间最底层，却没有一般江湖郎中的夸夸其谈，也没有一般中草医的孤寡识见，更没有一般科班出身者的眼高手低。他们既有深刻的务实理论指导着实践，又有广泛的深刻实践修正着理论。他们既把中医作为实践理性的技术科学来研究，也把中医作为充满灵性感悟的艺术美学来追求。他们知道祖国医学真正是什么样的，因而在普遍数典忘祖的今天，他们对中医的真实现状忧心如焚。他们……明知在四面楚歌声中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却照样不屈不挠，义无反顾，以唐吉诃德似的信念肩负起振兴中医的使命”（内部论文集《祖国医学拯人不死》“编后记”）。民间这样的中医人，其处境之艰难，非身临其境者不能想象！
4．临床中医人要打破贵贱尊卑，相互交流学习。中医之博大精深，非悟入深究者可知。源远流长，真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足可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除非真为“大医”，否则咱们都只是得其部分，而有长彼短此、能此难彼之憾。那么，既如此，又何分什么贵贱尊卑、后生前辈，又何论什么民间科班、正统小道？何不摒弃所知障，相互交流与学习呢？尤其是科班人更要谦虚地与民间交流，向民间医人学习，切忌“胸挂金牌，雷声大作；识证目盲，捞抓目明；人民切齿，患者破家”（业师释道济语）。唯如此，中医药临床界方有夺回“阵地”的希望。愿共勉！
分明普遍现危机，形势大好鬼才信。
失却阵地怪阿斗，难辞其咎更有人。
都道岐黄无大用，有谁自责我低能。
临床实在要争气，未可振兴望后生。
四、对于中医药教育界
1．中医药教育界要努力争得办学自主权，按中医药自身教育规律办事。我国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医药教育界当然是没有办学自主权的。没有办学自主权，自然就无法按中医药自身教育规律办事。曾从涉医期刊特别是书籍中，不时看到一些学人尤其是一些著名教授和老中医家抱怨中医药院校中，中、西医课程比2:1或7:3，使中医药学生把近乎一半的精力用在了西医学的学习上，当初很感嗔怪，很不理解：中医药院校本来就为了培养中医人，而非中西医“结合”者，何必开什么西医课呢？大不了象征性地开一门“西医学概论”不就完了？既然不满，为什么偏偏还开！后来，正式踏入医界，阅历增多，才恍然有悟：他们哪里作得了主！这是卫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必然结果。由于所知障关系，他们达不到悟入精研岐黄医学的程度，而想当然地认为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有经验而无理论，于是在建国初期即制订《中医进修规定》和《考试暂行办法》（让人无法不想到今天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要求中医从业人员必须学习西医多门理论与临床课程，并通过考试才可重新执业。（李致重《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的悖论》）随后陆续组建的各中医学院，强行加入西医课程，人家长阪坡一声“张翼德在此！”，谁敢如何？当初中医药主干课教师都是刚从民间基层个体医中抽调来的，他们一下子从糠箩篼跳进了米箩篼，感恩还来不及，当然也不会怎么样。还好，就因为他们刚从民间基层而来，没有教授、博导头衔，是原样中医，所以尽管开有西医课，而培养出来的“老五界”还真原汁原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入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的那一代，有些原就是自学或拜师有成的中医人，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深厚，自然也堪为中医的脊梁（比如何绍奇、王琦）。可是随着国门大开后西医“和平演变”的迅速深入，中医药院校加强了西医课程的教学，中医课程严重萎缩，院校基本变成了培养中、西两个中专水平或中医大专、西医中专水平的中西医“结合”学校。学生西医没学到、中医没学好。这样“结合”的结果,事实上是为西医界免费“代培”了更多西医药“后备军”。就象一位老医家说的，这种“结合”，也就是“中西课程各开各，专让学生来结合”。
关于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中医软科学研究者李致重指出：“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问题在于：第一，中医院校首先按照理科的标准招收擅长数、理、化的学生，而在方法论课程上，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哲学以及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的现代哲学、逻辑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数学等等，却没有系统地列入。因此，从入学开始，学生熟悉的即是还原性研究方法，这如何能理解以系统方法所取得的中医的知识体系呢？第二，学生学习大量的西医生理、解剖、生化等基础课程的同时，代表中医基础课的《中医基础理论》仅30万字，而且融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于一书。内容粗浅而零乱，活象一块块难以消化的压缩饼干。如此中西杂下、先西后中、重西轻中的课程设置，如何能使学生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中医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呢？按照这样的课程设置培养人才，学生要么滑到以西代中的邪路上去，要么退到重方药轻理论的应用、经验性继承上去”（李致重《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
已故医家巫君玉老先生也曾呼吁改变院校教学方式，增加文史哲课程。他说：“中医理论是与古文、史、哲同步产生、同步发展和相互渗透的，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汉以前著作中已明确显示，抑或也可从《礼记》、《史记》、《荀子》、《管子》、《韩非子》、《春秋繁露》等史、哲书籍中得到反证，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势必应参考及文、史、哲中的有关记述。仅以文为例言之，中医古籍用古汉语记录已众所周知，如果只懂现代语，就无法理解中医古籍语言的所指，如此，连敲门砖还没有，如何能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又如，古哲学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有巨大影响，所用辩证法本来是共同的，像《墨子•经下》‘五行无常胜，说在多’的论述，不就是中医学运用五行理论的原则之一吗。如今各中医院校课程中的《内经》、《伤寒》、《金匮》的课时，分别为70到110之间，并且真正的授课时间还要为其它课程所挤兑，在本科5年学习时间中，此种课时本是微乎其微的了，还有兼并这些课程的争论，有人主张将《内经》并入‘中医基础学’，将《伤寒》、《金匮》并入‘内科学’；中医的最高学府将中医的经典著作放到选读地位，与学府之名极不相称，使人产生是不是学习中医的疑问；从将中医学院列为理工学科招生看，从7年制的学习课程将前2年是学数、理、化教程看，可见教学领导部门就违背了中医学的传统，是以中医与西医院校通例对待来制定教学方针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始，毛主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小平同志更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教学领导部门在中医教学上不结合中国国情，没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针必须考虑改变，增加文、史、哲的内容，压缩现代医学课程。”（1998年第1期《光明中医》巫君玉《对中医现代化的探索》）也就是说，全国各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以及一切中医药教育单位，都必须要按中医药自身教育规律办事。争不到这一办学自主权，咱们中医人就得向祖先谢罪！
2．中医药教育界要充分认识中医的实践性，按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学教工作。中医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人文自然科学。正如邓铁涛教授说的，“中医之理论形成是从实践中来，而不是象控制论的黑箱论那样，通过无数的信息反馈得来的。因此中医的基础理论无不与临床实践息息相关……我们走过来的路不是动物实验，而是与病人合作而来的。因此学生越早接触病人，越多接触病人，从病人身上体会理论之正确与否，是最好的方法。中医理论简朴，有时难以使人置信，通过病例，就迎刃而解。……我们现在很多前期课老师脱离临床，那是很可惜的。文里来文里去怎能使学生相信，甚至自己也不相信。教‘伤寒’、‘金匮’的老师也不搞临床，连桂枝汤也没有用过，能教好学生吗？”（1995年8月1日《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信》）随着每年招生人数的增多（当然和西医招生人数比悬殊太远，先天不足之故）和办学规模的扩大（有的中医学院摇身而成了贵族似的“中医药大学”），师资力量已显得相当不足，于是只好把那些从未独自真刀真枪上过战场的学子一毕业就留下来，让他们来匆忙培养准备端刺刀的“将军”。那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当然都不愿下到基层艰苦临床，巴不得就地留下，身居象牙塔中过自得其乐的学者生活，无忧无虑，悠哉游哉。如此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教出的学生，一代一代，怎能不越来越远离中医的根本！怎能不“普遍反映国内中医水平越来越差”！有医家在1994年首次“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中，谈到中医药学术水平时透露，德国一位学者反映，我们的中青年中医“真”的不多；法国一位学者也反映，不少中青年中医对他们关心的中医药学术问题“一问三不知”。其实不用“旁观者清”，我们稍微只要有点“责任感”，谁都会有感知。前不久，一个为了一张“国家承认”的文凭只好以中医大专层次再去某卫校中西医结合班“进修”的弟子打来电话告知，他们有个新近从某中医药大学毕业分配来教他们的老师，有天在课堂上对他们说：“同学们，给你们推荐一本好书 —— 明朝张锡纯写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弟子举手站起来道：“老师，张锡纯好象不是明朝人罢！”“哪朝人？”老师奇怪。弟子曰：“民国人！”“你怎么知道？”弟子曰：“那书我都有，读过。”弟子在电话那头语调固显自豪，谁知这头其师听后有多悲哀！中医药院校今天培养出来的中医大学生，难道就这个水平吗？难怪据说很多中医医院招聘人才，宁愿要医科大学毕业的西医本科生，不肯要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硕士博士 —— 冒着西化危险，在所不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在《中医药学术发展面临着良好的契机》一文中自报惭愧道：“我做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时，有老前辈对我说，我们这一代知识结构不如你们，我们没有学过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计算机我们一点都不懂，可是我们把你们培养出来了，你们成为中医的骨干了，怎么你当校长就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中医了？甚至有的学生不像中医，那些医院、基地都变味了，丢了不少中医的东西，什么原因？”（2002年第2期《中医药学刊》）
先前，每每读到上海匡调元教授“当前中医后生似已离中医越来越远，再不指点迷津，后果令人不安”的话，也总不以为然，真的不相信，因为随便翻翻手边这各种中医药杂志期刊动则就是这个那个硕士、硕导、博士、博导、教授、副教和似乎是后来居上的各种新面孔所写的犹如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篇篇新潮八股论文，总是自叹不如。后来一回想，那么多新潮八股论文虽基本都逐一看过，也没几篇好象有太深的印象，这才若有所悟！有一位冷静的硕博“导师”无奈地反思道，他所带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的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十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1994年卫生部崔月犁审定《第一次“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纪要》）！不幸这正好而言中。
3．中医药教育界要大力改革教师任用制度，不拘一格流通人才。中医药教育固当着眼培养一批批中医基础理论过硬，临床辨证能力强，基本象老中医样子的“原样”人才。正如有的医家所担忧，“不要等到从科学上真正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热心学习我们的中医药时，而真正懂中医的人却没有了”。“学中医不在乎课堂上讲得多，而在早实践，多实践，给予较宽裕的实践时间和严格的实践要求，不要培养只能应付考试的‘人才’，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实践能力很强的人才”。（崔月犁《中医沉思录（一）》）这种期望的中医人才，传统的培养方式为师承。由于师父没有精力故意显示学识的广博并打着扩展知识面的幌子教你太多无关紧要的东西，他教你的是实在、紧要的经典并开启你的悟性，逼使你每天都面对病家的痛苦，而决不会让你成天去背诵什么“成年妇女子宫的长、宽、厚”。因此弟子跟师，短则数月一年，长则两年三年，便可自立门户。但是这正如女娲用泥抟人一样未免太慢，遂以藤鞭沾泥一甩，便有了院校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形式。不幸者，近20年来，随着中医药院校数量的急剧增多和规模的盲目扩大(可否认为这是违反某种规律的大跃进在今天中医教育界的再现?)，后继乏人问题似已基本解决，可后继乏术问题却愈益突出。乏什么术？就如某教授学人说的，不是乏抄书之术，正是乏凭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之临床治病救人之术。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把中医药院校当成了也应当关门学教的象牙塔，象牙塔中多的是眼高手低的高文凭、高职称学者，由他们执教，怎不使后继乏术？中医药院校理当进行开放式学教，其关键就是要大力改革教师任用制度，让人才进出往来流通。一定要学一学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谓大学之大，体现在一是藏龙卧虎，有国宝级大师；二是不设门槛，有兼容并包和流通往来的大气。不能老是那么几个缺少新颖感的固定教师，要从各个渠道引进大师级人才，甚至也何妨不可再象教育界最初组建中医学院那样，从民间聘来医家，只不过执教、讲学，可以来去自由。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到底跟别种院校不一样，教师人人都必须能够临床，个个临证都是把好手。没有实践经历，不能临床者，应当不能当教师，不管他是什么本科生、硕士生，就是博士也一样！教师从实践中来，教出来的学生当然也就能到实践中去。果如此，谁还无病呻吟，哀叹担心什么中医后继乏术呢？
4．中医药教育界要坚决敞开院校大门，接纳社会所有有志医道青年进入学习。当今中医之不深入人心（一提医院，人们意识上就只是西医的“人民医院”和“卫生院”），原因固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不普及，学习和懂得中医的人太少太少。且看看西医，全国各类西医院校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比起来，中医顿感黯然失色。而且全国几乎每个县都还有一所培养西医初级卫生人员的卫校，那可正是为了大批
“置换”农村作为“封建社会封建医”的“土中医”而普及的。应当深感岐黄中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中医药院校再不能只是少许“贵族人”的天下，社会上任何有志于岐黄医道、中医药学术的青年，只要有一定的基础，都可以不通过高考的唯一途径进入学习、进修，学制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不等，学历短训、专科、本科、研究生可异，营造出大学中医的热烈局面。如此，那在中医药教育史上，将会成为怎样激动人心的事哦！
中医教育要作主，独立发展不从属。
自家宝藏宜珍视，岂可践踏作人奴。
开门办学求大气，岐黄兴旺非一途。
尊卑贵贱何须论，经院当惊民间殊！
五、对于中医药学术界
1．中医药学术界要坚持中医药自主发展的研究方向，充分吸收其它人文自然科学知识。中医学从基础到临床，都将自然 — 生理 — 心理 — 社会诸方面的医学认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道大医学。它并不拒绝一切有益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却不能偏离甚至舍弃其自主发展的方向。不幸而糟糕的是，除了古文献整理和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尚可圈可点外，学术界正是忘我地忽视了中医学自身的科研理论、方法和价值评判标准。很难看到学术界能利用当代人文科学的知识来探究、充实和发展中医理论。除此，在“继承靠中医，发展靠西医”的潜意识观念支配下（这是希望西医人员“学习中医两年后”便“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愿望的结果），学术界好象总是只力图向自然科学之一的西医学体系靠拢，始终都只是应用着西医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手段、标准，唯实验为科研，结果客观上并没能丰富和发展中医，反倒老是在勉为其难地验证中医，解释中医，甚至篡改中医，把中医怪眉怪眼化。中医因而不仅一无所得，未能发展，反而更见萎缩。尤可指责而感滑稽者，在人身上实际获得的经验结论不作数，居然要在鼠兔等小动物身上去验证研究。最后如何呢？已故老医家巫君玉前辈揭露道：动物实验“原是探索中医学术的好意向，但由于主导思想是西医的，方法是动物造模和西医资料的观察，就出现了谬以千里的结果，并不能由此而获得发展中医学本身。这个误区，首先因动物不是人，没有四诊资料可言，亦不能通过语言表达其痛苦，判断不了其病位、病性和全身反应，这种造模方法不符合于中医学治病的整体观。其次，因造模是人为的，不是疾病的自身发展，用药物在短期内造成脾虚或肾虚的模型，与疾病自身证型出现有时间上的不同和机制上的不同，这种药物造模与药物中毒没有区别，只要停止给药，动物的生理功能往往可自行修复，而疾病证候的出现就没有如此简单，因此它所说明的药品疗效不可靠，所以有用不同药品同样取得效果的报导出现。再其次是观察的指针是西医学中一个疾病的部份数据而非全面改变，也就不能反应疾病的整体变化的改变，何况用已知的疾病数据观察中医疗效，只是验证西医学自身数据的重复，而不是发展中医学术，如果西医学于此病有新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否定，则此种验证就成为陪绑者而同时否定，所以这样的动物造模实验实际上是时间、人力、物力上的浪费”（1998年第一期《光明中医》巫君玉《对中医现代化的探索》）。
中医药学术之所以当受如此指责，可否认为学术界人原本对自家宝藏就了解得不够，自家有什么东西都未曾完全清楚，抓到一点就急不可耐要拿来“格物致知”，自得其乐，虽于事无补，也沾沾自喜，岂不让外人笑话（能否在所供实验的动物身上设计出“肝气不疏”或“甘麦大枣汤”证？或者设计出“痛经”或“月经不调”？）！曾在《从医诗话》中言：“中医应当以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和借鉴现代西医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硕成果，但用不着非要向纯技术性的西医学看齐，何况西医学也代表不了现代技术科学的全部。中医要保持自身的特色与特长，应当有自己特有的区别于现代西医学的发展方向。”此话谨供中医药学术界进行中医药学术研究时参考！
2．中医药学术界要坚持医、教、研结合，从临床和教学中确定和解决科研课题。中医药学术的一切研究，尽管是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都应该是直接为教学和临床服务的。因而学术界必须要结合教学和临床，从临床和教学中确立科研课题。一些大的科研课题，都是教学和临床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中医药基本概念多重涵义不究竟规范问题，某些学理解释不能自圆其说问题，临床教材不能直接指导应用临床问题，用药剂型落后不适于住院病人问题，太多急救药物没有立竿见影的急救功效问题，西药的中药化利用问题，有些疾病中医尚茫然束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中医药学术界有解决的责任和义务。学术界人最好是医、教、研“三栖人”，如果既不亲临教学或教学人云亦云，也不亲临实践或实践蜻蜓点水，而在象牙塔中“终日而思，终夜不寝”，生造词汇（比如什么什么溶血性贫血阴虚证），信口开河（比如扬言剔除中医的五行学说）；或者埋头实验室中，成天废寝忘食地围着兔子耗子造什么模型，搞一大堆唯自己津津乐道的表格数据，那是很无聊的，对中医学整个事业，不独无益，反且有害(但中医可搞动物试验, 比如福尔马林 ---- 甲醛西药中药化, 能否通过口服解决严重肝性腹胀, 就可拜托动物代人先试)。可知成都有个老中医教授叫陈潮祖的？其在所著《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三版）》著作中分析名方乌梅丸时讲，中医界过去由于对蛔虫病认识不足，以致对本属脏寒何以要配清热解毒的黄连、黄柏的道理不能理解，才有蛔虫“得苦则下”之说，他从教之初亦沿其说而深信不疑，后来有学生问：既然蛔虫得苦则下，胆汁是最苦之物，何以蛔虫还要窜入胆道？入胆之后遇到胆汁何以还不下行？此问顿使他哑口无言，才对此说产生怀疑，继后才终于研究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大的问题不用说了，类似这样我们一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习焉不察而被忽略的具体细小问题，其发现和解决不依靠教学和临床更是难以想象。常号召身边的弟子和同仁们多看临床医家薄而精悍有创新的书，尽量少看纯学者编的厚而空荡无实用的著作，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在。
3．中医药学术界要加强信息交流，不可孤陋寡闻浪费科研精力。学术研究应当“板凳要坐十年冷”，敢于不浮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心理“闭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科研应当关起门来和不看窗外。关起门来，无形中是孤立自己，给自己的研究增加难度；不看窗外，则孤陋寡闻，说不定别处同仁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我等还在踌躇满志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有个诗人有句诗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那是学术界应有的境界，即便我等处江湖之远于穷乡僻壤的山野亦然。
4．中医药学术界要笼络民间人才，不可深怀所知障而轻视民间。民间不乏高人。有些自学有成者，恐怕要比教授们手把手机械教出来的某些科班人还务实得多，但那样的人我们往往不屑“招安”。比如，湖南有个叫万方的民间翻砂工人（1951年生），自学悟入15年，在中医医史研究上有不小的成就，1980年发表处女作《医史研究三议》，并被同年第7期《新华文摘》转载，可是全国没有一家中医药院校或研究院所考虑用他，倒是根本和医学无关的湘潭师范学院1981年对其推荐录用，其年仅30岁，并于两年后，又破格晋升其为历史系副教授！对此，中医药学术界不知是否应当惭愧？再比如，天津一个叫孙秉严的治癌医家，虽后来被笼络，如今身居北京，却至今尚被排斥在学术界视线之外，名难见经传，须知其关于癌症的一整套诊疗理论，足以让学术界人淘金和某些夸夸其谈的所谓癌症专家闭嘴！当然，学术界拒绝民间人，或许更有摆不上桌面的原因，比如妒忌心理、学阀帮派，或者根本就只是借着学术来抓钱，那当是另外的问题了！学术界普遍让人寒心的许多另类腐败，固非中医药学术界才有，不说也罢。
纸上谈兵多论文，心浮气躁根不稳。
临证茫然难救人，指手划脚当先生。
大言不惭岂有趣，战战兢兢避骂名。
学术科研实非易，未曾深入莫做声。
六、对于中医药出版界
1．中医药出版界应当多出版一些高水平的中医药图书。什么是“高水平”的中医药图书？是否可以认为能够“风乍起”，足以在中医药界“吹皱一池春水”的书？非高水平图书，就是大部头，纵然装帧精美豪华，照样难招人喜欢，有的反衬出其内容物的贫瘠与空洞。很多这样的图书，我人连书名都恍恍惚惚记不住。“上当受骗”经历多了，你自然就记得住浙江董汉良医师的那句悟：“巨著庞杂多抄袭，小作精悍有创新。”多买多读小本薄册，即便并非高水平图书，也不至有太强烈的上当受骗之感。出版界多出一点高水平中医药图书是理所应当的，不论厚薄，只要是“高水平”就行。中医界人更喜欢薄者，想必也并不拒绝真有价值的大部头。有的大部头本来就是高水平小本薄册的汇集，那更是值得欢迎的了！特别值得一提的，那些动则冠以“中国”或“祖传”二字的什么秘方、奇方、神方、必效方，不论书之厚薄，都希望少出。那类书，无非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夸张，可能连编者自己都觉得好笑。外行和初学医者，多被蒙骗。最可叹者，好些个出版社，甚至连一些与“中医药”甚或“科技”根本不沾边者都似乎是较着劲地竞相出版。或许当太多的人大叹上当受骗买了一本本废纸的时候，怕获利的某些出版者和编者正窃喜地数着一摞摞“狗日的票子”。
2．出版界出版中医药图书应当特别注重校对质量。记得读过的第三种“中医基础理论”，是印会河主编的高校第5版教材，开篇绪论有这么一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 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这版《中医基础理论》从1984年5月印行至今，已出了百多万册，影响可谓不小，可这一句话一直原样依然。我们不怀疑编者们的语法水平，他们可都是一些大专家、大教授、大学者，那么该受指责的，当是出版者“□□科学技术出版社”了。这句话显然是少了判断谓语词如“是”，“是”或者应在第一个“理论体系”之后，要么就当在“以整体观念”之前。这样的校对失误，还算无伤大雅。更普遍的问题是出在音同别字上。出版界莫非坚持这正是一种“通假”？但这还是无关宏旨，阅者一看即知。最可怕的，是形近别字，尤其是意思刚好相反的形近别字。近人浮躁之作，出版界让其不完美似尚情有可原，出版古籍文献掉字漏句，错字反字，那简直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犯罪！出版古籍文献也许是最赚钱的，既不存在买什么版权，更不用着付什么稿费，抓来就出，还可美其名曰“保存古籍”。其实多是利用了中医人必读古籍文献的心理，大赚其腰包。很多出版社就看准了这点，于是你方出罢我亦出，你出我出大家出，哪管好、精，只求多、快。有的出版者或许已觉只是如此未免无趣，遂装模作样邀约一批名教授博导学人，煞有其事地糊乱点校一番，栽一篇蛮象回事的说明或序言，便摇身变脸又成了“中国”什么什么“丛书”闪电式付梓了，并声称“以应读者之急需”。结果面世一看，发现实在还该同时搭卖一本“勘误表”，或者干脆来个“买一送一”。那年在书店预购了一套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领衔主校，□□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16开本“中国医学名著”34种，为带徒学习，还为几位弟子也订购了其中分量最重、价格最贵的《医宗金鉴》。当统一带读《金匮》以该版《金鉴》所载为教材时，竟发现其几乎每一页皆有错谬，少字、掉句、语句错置，而别字、反字更多，纯粹无法卒读。幸好自己早先已有一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未经校点的古版本，遂使教学成了对点校书的校点课。再看同一套丛书的其它书籍，竟连仅仅二十页的《医林改错》、三十来页的《温疫论》和《重楼玉钥》等薄册都无一幸免！出版界为什么就不兴打击伪劣？如此点校结果，不独当下为害今人，更使今人之后人又不知将枉下多少校点功夫也。遗祸之深显然既有愧于古人，有负于今人，更有罪于后人。不如径直去读未经今人多事而糊乱点校出版的影印本，要不然干脆就去买盗版本来读！出版界能不负起责任来么？至于当前中医药杂志期刊的校对质量，嗨，懒得说它！
3．出版界在多多出版高水平、高质量图书的同时，可否注重出版一点高品位、高质量的中医药音像制品。音像制品乃是视听读物，中医药界尤其需要。举凡药材、病种、相诊、推拿、针灸、手术处置，以及医家的临床诊疗、带教、讲座等等，都是可以制成很好的音像制品，以广普及和流传的。
4．出版界应当主动挖掘好的出版题材，并且不要仅仅局限于老是那么几个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医家。那些个有数的著名教授、专家、学者、医家，是理当让我们尊重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也不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请不要逼得他们总是觉得“著作等身”，穷于应付。免为其难，他们只能翻豆稿塞责，那绝对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和不爱护！一如母亲生小孩，她本未怀孕，或虽孕而未到预产期，你硬要请其“临盆”，那真是很难堪很痛苦的。莫得办法，她只好把先前生的孩子甚至别人早产刚生的孩子拿来哄你。其实好的出版题材还多得很，全国之宽，“江湖”之远，难道怕还没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者？《中国名医名药名厂丛书》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序就清楚地写道：“还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不为人所知，但已经很有成就、很有发展前途的后起之秀在崛起、在成长。”他们中，肯定可挖掘出新颖甚或更有价值的出版题材，关键就看出版界人是勤还是懒。若只认为反来复去、过去过来都只有那么几个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医家，除此别无其人，那可是简直毫无道理！现实看来，所知障害人不浅矣！
抢占市场争后先，竞出古籍为赚钱。
质量低劣又怎样，管得谬种传不传。
古人若见今日版，宁毁不让乱校点。
吹毛求庇太执著，我固依然你奈何？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9-19 14:24:40

曹东义发表于 2021-9-19 14:23
% i' @9 u1 h8 `7 l$ j一个岐黄医人的“公车上书”

中医大学还有中医吗

张流秀

本文被改题为《管窥中医大学教育》后，发表于2006年第一期《亚太传统医药》杂志。编者按曰：“本文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有些观点恐失之偏颇，这里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有识之士能就我国中医教育的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展开讨论，以促进中医教育的发展，为我国中医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合格的接班人。正如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先生所讲：‘培养铁杆中医百万，是振兴中医事业的基础。’”

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1月3日一篇文章报道（汪少颖《听中医高校领导聊教育》），全国各中医院校校长借南京中医药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之机，汇聚一堂，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管理局科教司司长、教育部高教司办公室主任等出席了会议，并听取了各中医院校校长的建议。
研讨会上，站在中医事业前沿的中医院校校长们有着怎样的一些言辞呢？
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载体，某校长说：“现代中医院不能没有西医，这是中医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在现代中医院用西药是完全合理的。”不知是中医的什么特点决定了“现代中医院不能没有西医”？现代中医院用西药“完全合理”，究竟“完全”合的什么“理”？并且这分明也是非法嘛！举国上下，中医界几乎全都在超越执业注册范围地非法执业，医界内外、民众国人、上下领导皆习焉不察，甚至视为当然，以至咱们新一代的中医院校校长会如此坚定地认为“完全合理”。殊不知如此“完全合理”的结果，就是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司长在研讨会中大吹了一通“这些年高等中医教育”取得的好大喜功的泡沫成就之后，不得不承认的“但也出现的一些问题”：“一是名医在减少；二是不少中医院的中青年医生不能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开出中医处方；三是一些小科学术发展滞后，病员减少，被撤并掉了；四是有一批中医院处于生存危机；五是中医院中药的使用量在大幅下降。”
关于目前中医学术的发展远跟不上疾病变化的需要，某校长说：“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到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针对不同的疾病谱，中医的学术始终在不断的发展。可是为什么现代的疾病谱已经不再是叶天士、张仲景时的疾病谱了，但我们却还在用过去的理论在指导治疗呢？为什么我们的应用型科研成果这么少呢？” 这个校长也感知到了某些不对劲，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应用型科研成果这么少呢？”可是，他不反思咱们中医大学让学生扎不下中医根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却归结为“现代的疾病谱已经不再是叶天士、张仲景时的疾病谱了，但我们却还在用过去的理论在指导治疗”。的确，中医的学术是“始终在不断的发展”的，而现代的疾病谱也已经不再是叶天士、张仲景时的疾病谱了，但是用“过去的理论”就不能指导现代的治疗了吗？那么请问，咱们真正有几人读懂了张仲景、读懂了叶天士？“过去的理论”，你可曾深入研究过？你可曾已经懂得？或者你究竟懂得了多少？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就说到《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我们明白了吗？没有！连咱们中医院校的校长们都是一脑子稀里糊涂，我们不禁要问：如今的中医大学还有中医吗？
2004年11月7日在上海，浙江中医学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部分中医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前呼后拥地跟我去参加传统医药临床应用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路上，一个博士问我他的亲人的病，我说：“应该属一种痰证，痰证可用什么处方？”博士嗫嚅地回答：“二陈汤。”我笑着“表扬”：“不错不错，一个堂堂皇皇的博士还知道有个二陈汤！但是治痰的处方就只有一个二陈汤吗？”我忽然严肃起来：“还有什么处方！快！回答我！”博士竟不能回答。我想起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据说现已闭关著述的元老级教授裘沛然前辈曾经愤然说过，现在的中医大学培养的中医博士，很多连庸医也不如，庸医还多少记得几个处方。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李今庸老师也多次慨叹“吾人生性太鲁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多少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谁曾想到，咱们的老医家们会普遍认为，中医大学“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
在某场主要针对在读中医博士硕士的演讲中，我适度引用了一些中医经典名言熟句，我说上半无人能补充下半，我说下句更无人能补充上句；问到某个汤头，尤其是汤头的药物组成，大家都面面相觑，茫茫然不知所以。我终于忍不住生气：“博士硕士们呐，你们都是学了这么多年中医的正规军呐，难道连我这个土八路都不如呀！我们那儿，初中一流人物读中专中师去了，二流人物读高中考大学去了，而三流人物给我当徒弟来了，我的徒弟们都熟记的东西，怎么你们反而茫然？象牙塔里这么多年的学习，你们究竟学的是中医的什么？你们居然还没有扎下中医的根呀！没有扎下中医的根，凭什么济世救人？不能济世救人，你是什么中医博士硕士！进入中医大学，最后却学成了一个‘兽医’，只会成天在实验室里给耗子兔子造病治病，岂不是滑咱们中医之大稽？这是你读中医的初衷吗？浪费了这么多年的青春，你不觉得痛心吗？”一番痛责，当头棒喝，博士硕士们这才立地惭愧，大梦初醒。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最近，一位中医学子在一封信中再对我说：“我也很相信很热爱中医，也跟过我们当地的医生抄过方子。但学得很粗，很难深入，又苦于没有老师的指导。我被你生动的讲座所吸引，很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发展。我以后断定要走中医这条路的，只是觉得现在的教育模式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很迷茫。”又说：“这次联系您只是想和您交流交流，我知道您很忙，也许没看到我写的信，没关系，至少您可以看到现在中医学生的心声。”
还有一位澳洲的中医留学生在信中也告知我她的心声：“我开始学中医是因为误打误撞考进了‘针灸系’（在当时悉尼还没有中医系）。也许是毕竟有着中国人的血统，大学的四年很顺利的度过。但是由于念的都是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课本，对于很多的观点都是一知半解，老师也无法解释清楚。虽然顺利毕了业，但是面对临床总觉得茫茫不知所措。我当时把它归咎于因为我没有读到中医药的部分，所以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念了中医（硕士），又画蛇添足的认可了西方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医只是一门辅助西医的‘辅助医学’，学中医就该讲求‘中西医结合’、‘中医科学化’，而读了一个以科学研究中国及西洋药草为主的‘草药硕士’（这两年让我体悟到中西医结合并不如想象中简单）。读到这里，八年的时间，我对中医学并没有如我预期的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反而使我在临床实践中更加感到困惑。我真的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读书，到最后只能当一个只能医感冒，或是‘医不好人，也医不死人’的医生。这跟我当初的‘行医济世’理想差太远了。花那么久的时间却始终在中医的门外打转，我很灰心！我真的很想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也许根本不是学医的料！拿了那么多名不副实的文凭，在别人眼里也许光鲜亮丽，但我内心却是有苦说不出！我很沮丧，很彷徨，很无助。我很想放弃！！但是又觉得不甘心！毕竟，八年的时间并不短！总觉得‘头已经洗一半了，不得不洗完它’，所以经过一番考虑，我来到中国。”她接着说道：“到了中医学院，才终于领略到中国医学的博大精深，过去那八年的所学，居然只是一些东拼一块、西凑一块的皮毛而已。但是，在此同时我又对于这里的中医‘讲一套做一套’感到怀疑。理论讲的是中医，但真正到了跟临床有关的内科却都讲究中西医结合，而且是以西医为主导的结合。这是我来中国之前始料未及的！难道我心目中神奇的中医，能治百病的中医，只是我心中的理想吗？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吗？直至我有幸遇到老师……”
除此，还有更多的中医学子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困惑与彷徨。
研讨会上，某个校长还就中医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发言说：“人才培养是多元性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在人才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要有不同的培养模式，因此关键是要对不同类型、层次的中医人才培养制订不同的标准。如果总是以一种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中医毕业生，就会觉得中医教育的问题很大。”他的意思，中医教育的问题不大，看来他对当前中医的泡沫还蛮自鸣得意、沾沾自喜。我在某一场中医演讲中曾说：“当行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救救中医’的时候，更多的既得利益者却还在津津乐道地高唱泡沫中医的赞歌。”这不就是又一个根据吗？不错，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的确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在人才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要有不同的培养模式，但中医大学毕竟是要培养“中医”呀！难道培养出来的中医大学生个个都只能昂首背诵成年妇女子宫的长宽厚，或者在实验室里成天睁着大眼跟兔儿耗子交流，而不能在临床上给人看病，这样就代表了人才培养的多元性吗？不能培养能够给人看病的中医人才，那还叫什么中医大学吗？
更不可思议者还在后边。报道说，1999年以后，随着高校的扩招，中医教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时调整了中医教育的思路，提出了“发展是主题，调整是主线，改革是动力，质量是根本，教育重心适度后移，院校教育和继续教育并重”的中医教育主导思想，并一直坚持到2003年。当时的中医院校规模小、底子薄，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扩招和异地重建成为中医教育的必然选择。通过“发展两头，调整中间”的方式，即通过发展硕士、博士、非医攻博等高素质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面向农村基层、城市社区和中药产业的高级技术工人的中职高职教育，并调整本专科教育中医、中药、护理专业的比例，高等中医药教育在这4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4年间的“辉煌成绩”都是些什么呢？管理局科教司司长自豪地介绍道：“目前各级中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已达27万，比此前的8万人翻了三倍还多；中医院校的办学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有14所院校进行了异地重建，校园面积超过1.5万亩，而此前30所中医院校的校园面积的总和只有5000亩；学校建设的总投入超过70亿。与此同时，中医教育的结构调整也初见成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生数量从1999年底的2000人左右发展到2003年的1万1千人左右，而2004年还将新招生5500人。此外，面向农村基层的中职高职在校生也达到8万人，比此前翻了一番。”真是如数家珍！如此大吹大擂，还美其称曰：“这是高等中医药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 难道这种好大喜功就是办中医大学的真谛？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有“大师”的学校，而不是空有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吓人建筑的东西，那和佛家有寺庙而无和尚有什么区别？大家都只知争先恐后地在规模上、数量上、硬件上做时髦文章，这分明是中医虚阳上浮的戴阳证，无根的浮躁！好大喜功，后劲不足，其结果中医大学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挂着中医的什么头，卖着其它的什么肉，办成了没有中医特色和特长的理工医文大杂烩学校。
这些年随着足迹所到，我不声不响地观察过部分省市的各级中医医院，同时也偷偷地了解过几所中医大学，解剖麻雀，以管窥豹，因而出言不逊，总不是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有的中医大学，和中医、中西医所谓结合有关者，三五个系，而寥寥三五个系，还有一个和“中药专业”并立的“西药专业”！居然让学子们不是去西医医科大学而是进中医院校学西药专业，合不合式？这大概也只有匪夷所思的国人才想得出、做得到。而且有的中医大学还开有更多非医系、非医专业，比如什么计算机系、外语系、市场营销专业、公共关系专业等等。这些知识可能确实也该学，但在中医大学作为专业作为系肯定不合式！还有部分中医大学有系或专业和医尤其是单一的中医八竿子杵不到边。好象综合性的北大、清华如今已成为各中医大学有意或无意追求的目标 —— 这年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追求大而全，偏偏没谁讲究特而长。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中医大学何妨把 “中医”两个字取掉，就叫综合性什么什么地方大学最好，免得亵渎了“中医”两个字。
中医大学嘛，就是办中医嘛！不办中医，什么研讨都是吃饱了撑的！何必居心叵测地假借中医搞那么多并无实质意义的游戏呢？对于“假打”是否也应该打假？
再问一句：中医大学还有中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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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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