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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主张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曹东义 + w, y' } b* U e1 o8 ^+ K; O* o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 m! Y6 n& w- I0 C: o+ X6 r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 x/ T' d, ~/ U: l' x) U. x z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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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7 x; S: l' f* Y* e/ `建国后，为了推行“中医科学化”而大力开办中医进修班，让中医学习西医，其思想根源在于当时普遍认为西医是科学医，中医则不够科学。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禁用词语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再是中医学习西医。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属于旧学，而西医属于新学，让西医学习中医，就等于让科班出身或者留洋归来的西医，拜拉抽屉跟师学艺出身的郎中为师，这样做不仅属于奢望，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反中医人士汪企张，在建国前的《新医与社会》杂志138期上，曾经撰文《想和旧医赌一赌》，其中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原注：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汪先生崇尚日本取消汉医的做法，他把西医细菌学说的长处拿来，与中医的热病病因相比较，可谓别出心裁；他的“人体试验”想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汤尔和不愧是熟知西医知识的专家，他用西医解剖、生理的方法来衡量中医，中医理论里可以讲得通的内容大概没有几条了，所以就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需要取消了。 傅斯年先生尽管不是医学家，他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医学知识的比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之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取舍态度。 他说：“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咱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不无道理，在他看来中医连一个体温计、血压表、听筒都没有，怎么会有技术呢？一节挠动脉，划分寸关尺，分属五脏六腑，实在是蒙人；没有细菌学说，就说能够治疗传染病，实在是欺人之谈；中医的所有学说，都不能被当代科学所证实，所谓“国医”们，你能拿出什么真凭实据来证明自己是科学的？不是自欺欺人的？打开傅先生问号的科学知识，不在**时代，中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整体失语的时代，话语权不在中医手里。 其实，在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上，有两大方法截然不同，又互相联系，这就是生成论与构成论。比如，一棵植物，可以分成根、茎、叶、花、果不同部分。持构成论观点的人，在看这棵植物的时候，一定会说根就是根，茎就是茎，二者不容混淆；花与叶不同，各有各的构成，各有各的概念。因此，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判断为果；达到一定要求，才能算是根。然而，在生成论观点者的眼里，根茎叶的划分是相对的，是一个连续发生的过程，它们的分别是整体派生的，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离开根的花，也没有离开茎的叶。离开了，也就失去了生命。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成论注重整体，注重动态发展，属于发生学“过程流”看问题的方法。构成论注重形态结构，重视相对静止的物质实体，属于还原分析的认识方法。 中医与西医对于人体的认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成论与构成论上。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人体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成的，时刻依靠自然物质来充养，因此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而且要不停地升降出入，否则就会“气立孤危”不久于人世。西医看人体，从解剖切入，由器官而组织，由细胞到分子，分别按照结构求功能，因此能切除的就可以切除，能替代的就可以替代，可阻断的就阻断，需补充的就补充，不用考虑发生学的“过程流”派生理论。 中医与西医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不同的技术支撑的结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 在西方的世界里，古代不许讨论世界万物的起源。 古希腊奥林匹斯圣山上的众神，由宙斯统治着，阿波罗神整天驾着太阳车，由东方到西方忙碌着；富有爱心的普罗米修斯，趁着天帝宙斯不注意，盗来了火种；圣山上爱神、战神、灾难之神应有尽有，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他们统治，各种事物都由众神事前安排好了。人们得了病，自然就想到了神灵，就会到大庙里对神父诉说一番；或者在庙里睡上一觉，等一个神奇的托梦。人们被告知，疾病好了，是神的恩赐；需要报答的是，回家去做一个脏器、肢体的模型，拿回到庙里来，既敬神又“示范”，这就是很好的酬谢；患者的病不见好转，就属于不够虔诚，需要赎罪，需要摸顶，也需要等下一个好梦来临。 古希腊、罗马灭亡之后，迎来的是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圣经》具有法律效力，谁怀疑《圣经》，就将被治罪，或者被烧死。在《圣经》的“创世纪”里，上帝安排好了一切，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衍生了人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为人类准备好了的，无需问为什么，更不能怀疑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刘明武先生《换个方法读内经》说，在东方依靠药物治疗疾病的时候，西方的上帝信徒们主要靠摸顶赐福。 因此，西方世界无论是原子论，还是元素说，都是对于“现有”的万物，做“构成论”的猜想，而不是推寻万物所自出的“生成论”。 东方、西方科学的分水岭出现了：东方的生成论与西方的构成论，由此分别派生一切学问。 东方的生成论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这“先天”而生的是什么？就是元气，就是无极，就是道。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元气的逐渐分化，产生了天地。天覆地载，万物化醇。“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值得提出的是，天地生成之后，元气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远离，仍然聚聚散散，充满天地之间，因此才能“有无相生，高下相形。”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无极与“道生一”的“一”相似，而“道”只是“一切有”的“理论母核”，是应该有、应该生，却还没有“有”、没有“生”之前的一种状态。 古人的这几种思想，以及所谓“盘古开天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的神话传说，都是自然界自己自然产生、演变的过程，没有外力，没有神权，没有事先安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这种宇宙观、世界观，无疑是非常客观的，非常正确的，是西方所没有的。 西方从来没有的，我们有，而且在不同的表述里，它们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关于自然界“整体自然生成”的论述，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刻意安排的。东方不同的学说，可以互相通约，可以并行不悖，是一个多元并存，整体贯通的“生成之学”，而不是西方的“构成之学”。东方整体生成之学，与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不谋而合。当然，生成的东西可以有结构，因此生成学可以包容构成学，而构成学难于模拟生成学。 生成学便于从事物的外部研究事物，也便于从动态变化之中研究万物，取类比象是执简驭繁的好方法，“虚拟化”是其“技术路线”。五材变成五行之后，就虚拟了；脏腑与五行结合之后，也同样被虚拟化了。因此，中医的脾脏，西医无法手术切除；即使切除了肉的脾脏，虚拟化的理论脾脏依然存在。 西方构成论研究万物，必须深入事物的内部，打开来研究，必须具体分析，不能虚拟化处理。因此，解剖了脏腑，就出来了组织、细胞、分子、原子、粒子，都是实指，毫不含糊。 然而，天地自然无比复杂，简单、静止是难得一见的偶然状态，或者是人为的设定，是一种因为研究而作的抽象。世界纷繁复杂，动态而模糊，许多知识都是可以意会，而难于言传的。 因此，东方的山水画，是写意、传神的山水；西方的山水、人物，就像照相一样必须写形、写真。东方的“飞天”只要身边有飘动的云彩就可翱翔天地之间，而西方的天使一定要身上长出翅膀才能飞翔。东方的菜肴讲求混合、共处，几种菜肉佐料一起烹制；西方的食物，讲求彰显个性，一样是一样的，各自界限分明。东方的建筑，南北经纬分明，一定要分正邪，讲上下。西方的建筑，可以由中央公园放散出去，无所谓邪正，建筑物相互之间各自争奇斗艳，高低错落自成风格，也不一定看重大小、上下和谐。东方的运动、戏曲、歌舞，讲求怡情乐性，养生健体；西方的运动追求极限，比赛第一就是成功。东方的月亮一定要十五圆，西方的月亮随便圆。 东方医学述说的人体，是一个自己演化的有机整体，需要医学帮助，而恢复的主体仍是患者自己。中医学认为，六气与六淫可以互相转化，毒可以化为药，邪可以转正。因此，活血化瘀就是要把瘀血，转化成运行的“活血”；利湿化痰就是要把痰湿，转化成可以利用的水液；化积消食就是要把积滞的饮食，重新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物质。诊治疾病，也是注重疾病的暂时性、可转化性，因此就有气滞、血瘀、积聚、痹证、正虚、邪实，都是可转化的暂时现象。 西方医学认为，“假体替代”是医学领域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基因修饰、转基因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手术治疗由“大创”到“微创”，由有创到无创，长足进步；各个内科领域，也逐渐由器械介入治疗，代替了原来的药物治疗，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方兴未艾。 中医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决不能以现有的水平来衡量；西医的进步也日新月异，不能以现在的时尚为限定，模式转化已经开始。 以上所说，是我们现在的畅想，在上个世纪中叶，中西医之间的壁垒沟壑是非常高深的，要想逾越这个障碍，不是仅凭思想工作就可以解决的，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推动。 & s9 G/ O) B: `1 P) J" f,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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