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这个词很合适；值得大家反思、学习，文化自信很重要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6 17:38:38

导师晚年，集一生学养与积淀，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髓与功力，凝聚起最大的牺牲精神，超越时代的局限奋起一击，如精卫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如夸父逐日，纵万难也

无法泯灭其争取胜利的决心和渴望；

如愚公移山，开一代新风，让后人完成夙愿；如女娲补天，挽大厦于将倾，留星辰于苍穹。

一、导师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的改造与重塑

20世纪，中国有两个重要的文化命题，一是蒋廷黻世纪之问，二是黄炎培的周期律。

“世纪之问”还是比较初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层面如何赶上西方。而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可谓穿越5000年，在时空层面上是蒋廷黻世纪之问的50倍。

导师更为注重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这个问题既带有中华民族特殊性，又带有人类普遍性。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就在探索这些问题。康梁试图在原有传统基本被保留的条件下，老黄瓜刷绿漆，结果把皇帝都给搞没了。

北洋政府试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拿着一件洋人穿过的西装，给自己量身定做一件，结果把洋人旧西装上的补丁也做了出来。

国民政府试图给美国人做跟班儿，把中国承包给美国，结果发现人民还是愿意给山沟沟里打出来的中共推独轮车，而美国人并没有为它而披肝沥胆，肝脑涂地。

在中国历史上，导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苦难深重走向灿烂辉煌的重要连接点，他不仅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眼界，而且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

他用28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内部统一、国际独立问题，他还要用27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问题。

导师的独特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应的实践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导师一生最关心文化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介文人、小学校长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才是社会、民族的根本问题。

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常凯申为代表新军阀集团，为阻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向主张彻底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挥起屠刀，才使导师不得不把他关心的重点，从文化转移到军事，直到世界最硬核组织全面接管大陆。

取得压倒性胜利后的导师，绝不会停下脚步，他反复讲“进京赶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问题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他从事军事斗争的经历，是他人生奋斗目标的插曲，并不是他的初衷。

导师晚年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为此他晚年做出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置个人的荣辱于不顾，准备摔得粉碎。他当然知道要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生存习惯，是一件无比艰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他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与情怀，决心尝试改天换地的前所未有的奋起一击。

很多人醉心于历数一个很长的政治运动清单，描摹在那个时代里文人们在各类场合中的种种丑态，那些数不尽的运动和改造，都是为一个目的，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导师既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又要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同时，还要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研究导师晚年的努力，不可能避开导师晚年的奋起一击，如果非要断章取义，那要研究他的战争成就、政治智慧、经济能力，都会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走进导师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导师。

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

导师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信条和宗旨。他一向重视民生和生产发展，历来清楚，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会心情舒畅，才会拥护政府。

但是在他晚年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减缓的情况。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还是由于导师战略决策上的高瞻远瞩，要抓紧自己还健在的有限的时间，着手解决一些中国人民的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利益问题，以利于在他身后中国的长治久安，故此，将物质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了第二位。

为此，导师做出了个人的最大牺牲，将针对他的不满情绪和恶评置于身后。

他晚年心中第一位的问题，是人民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如何使执政者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何让人民有机会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手中没有权力，从事着社会生活中最不起眼儿，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势。

导师要让执政党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大的，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机构都会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导师多次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展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实现了这些非凡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成功。

中共成为执政党之后，导师仍然牢记这一点，切身地感到，如果中国共产党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步国民党的后尘，总有人会重复他自己所走过的路，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社会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风。

在全国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导师很清楚能够万岁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须在他还活着而且还健康的时候，把人民组织起来，对权力体制进行一次可控制的冲击。

让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权力机构，切身地体验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记住权力一旦脱离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强大。

导师希望人民能够更为直接参与大至国家小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如果社会管理活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政府不去组织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弱势地位。

为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给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要在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导师希望在他组建的政府中，让人民有真实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远与人民息息相关，水乳交融。

很多人试图借晚年导师时代经济工作不是第一要务这一点，把那个时代勾勒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时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导师晚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第一要务，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视。这些成就大多数都是当时不能马上见效，但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塞罕坝林场、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等等。

这些经济布局，在当时只是投入，只是奉献，一代年轻人怀着扎根艰苦地区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奉献，终于在近50多年来，发挥出了巨大的效益。

相对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搞掠夺性、毁灭性开采才是人民福祉的长久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晚年导师的外援政策，也备受污蔑，被认为是不顾国内人民的福祉，对外乱撒钱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蠢见（如不是恶意攻击的话）。

导师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制造能力极其低下的国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工业品、军工品了。

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品走出国门，是毛泽东早就考虑的问题了。很多外援项目，比如坦赞铁路等，其实就是新中国工业品的广告，也是投石问路的国际化过程。

就我们当时的能力而言，我们的产品与欧美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不白给就不会有人要，中国工业品国际化的第一脚也就永远踢不出去。毛泽东做出的这种外援决策是很有远见的，也是我们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最早的雏形和布局。

真正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是导师，没有导师完成土地公有制的改造，后来的经济建设就会遇到重重阻力；

没有导师的人口政策，中国就不会有后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人口红利；

没有导师的扫盲和科技人才储备的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有初级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和军事体系来护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被再次打断。

虽然还在冷战时期，但仅在1971-1977年之间，就有65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恢复交往等重大成就。

这些成就表明，导师晚年努力把中国融入全世界，并亲自指挥团队实践了四三计划，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两大基础。

三、改造国人性格，为中国文化注入勇于斗争的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DNA，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失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她的成长与壮大，生根与发芽，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

西方强力将世界带入工业社会之后，中国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导师晚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

他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导师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三大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他晚年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导师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他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愤恨，相反导师对孔子是非常推崇，甚至是喜爱的。

根据一些人的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里，导师就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这一点很说明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特别是经过许多颠沛流离、挫折困苦的男人来说，在40多岁时得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和轻松的女儿，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悦的经历，此时的男人给女儿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

导师没有借助《诗经》、《楚辞》、《易经》，单单对《论语》中孔子的话情有独钟，可见，导师对孔子非但没有恶感，反而是充满了善意。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学说连根儿拔了，捎带着中医、中药、京戏全否了，若非中餐实在是太强大，恐也难逃厄运。

但实际上，那时反的孔与孔子没啥直接关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经过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争，“当仁不让”，“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维，越来越只偏向于向内，而忽视了向外用力。

佛学传入之后，中国更是彻底失去了进取心，朱熹的理学让国人进一步走向内心自省的沉沦，王阳明灵光一闪之后，又怂了。

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我们自己没学好，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故而缺失了西方保有的赖以叩开现代科学大门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

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这才是导师晚年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汗的威风。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不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说法是美敌和公知以极其下流无耻的手段来玷污导师的精神）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的方向，均借鉴于西方文化。

他晚年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

在导师晚年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国内秩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发生了比较普遍武斗事件。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导师非常痛心，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完全出于他的预料之中。

他早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们不必过分专门地去追究某次武斗的具体起因，甚至不必纠结于某些人转移斗争大方向，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极具根本性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努力的话，这些动荡在当时很难发生，而这种动荡恰恰是社会文化体系转型期，必付出的代价与成本。

由于导师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导师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

导师晚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这种正确的理论，却因为执行团队的极端化和教条化的失败推进，出现行政化的倾向，二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是深刻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使社会的承受力受到过大的考验，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导师晚年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

俱往矣，导师晚年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四、破除对西方模式的迷信，走向创造之路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从遵义会议自主选出导师以后，在他的领导下，中共逐步走出共产国际的控制。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更加独立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还是把苏联视为老大哥，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精神独立。

激烈的九评亮出了中苏之间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从意识形态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帜。

有些人总是把导师和苏联的分庭抗礼，庸俗化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垃圾人渣们用这样的降维套路，可是说是特别的邪恶、卑鄙！

实际上导师更为重视的，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他明白中国是一个刚从战乱中站起来的弱国，当务之急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是完成改造中国的任务。

导师通过与赫鲁晓夫的斗争，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独立意识，把中国带向文化创新与道路创新的境界。

导师对于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乃至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之大，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从未有过许多人攻击他的盲目自大。

他一向坚持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是借鉴西方，但如何借鉴，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学到好的摒弃坏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西方的强大来自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上，西方有法国的艺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历史、中东的宗教等等许多成就，但这些局部的成就，从未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彻底征服过中国。

西方依赖科学崛起，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强大，并没有创造出触及人类心灵的学说和导向。毛泽东要打破一切偶像，树立中国人走自我创造的自信之心，破除迷信，不怕教授，也不怕马克思。

导师晚年为中国完成了对西方迷信与精神依赖的彻底切割，这就是不破不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过程，让中国人精神世界得到了彻底解放。

对于西方文化采取既要学习又不要照搬的态度。西方在中国之前走上了现代科学之路（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搞出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对于人类长远利弊问题，不在此处讨论），由此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物质力量的对比，东方也必须走向现代科学之路，并且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与西方的相处之道。

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因为就现代科学而言，他们在诸多方面都是先进的。

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显。苏联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边缘。苏联（俄罗斯）在列宁的指导下，运用西方主流文化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很快就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落入了沙皇俄国的简单、粗暴的霸权主义桎梏之中，不是人类应当发展的方向。

美国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球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传媒娱乐的一家独大的全面霸权，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

美国文化被很多人奉为神明，尊为普世价值，但其核心点无非就是个人权利、私有财产和普选制度，并将这三点推向极端化。这些都不足以让中国去邯郸学步，西方在获取现有的优势之前并非都奉行这三条原则。

他们有过羊吃人和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绝灭的阶段，那时他们从未遵守的个人权利之上的原则。西方的社会变革是在有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的，东方的民族解放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的，这一点造成了在财产所有制方面的根本不同。

西方的民主普选制度，是有产者与无产者无奈的妥协结果，并非一个完善的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一种贵族政治，最初是少数人参与的活动，后来由于民主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的特征，变成了一种少数人操纵多数人参与的活动。

这种制度的实施条件要求比较高，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域，盲目去搞只能乱世。而且这种制度到21世纪之后，在西方国家也问题频出，再继续下去，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导师在晚年，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的任何一种模式的思路，告诫中国人不能沿着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创造。他要让中国人明白，不能因为别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于是乎别人家的烟囱里冒的烟都是我们的范本，自己家的烟囱冒的烟如果走了样儿，就是错的。

导师从西方借鉴的主要概念除斗争就是民主，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时，导师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道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导师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赏西方的具体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实、有效的表达和实现。人民人数众多，如果人人参与决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效率，故此，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极具创造性的概念。

按照西方的观点，民主与专制是截然相反的对立概念，而且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或代议制，专制就是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而由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是法西斯。

这种说法适用于西方社会，但并不适用于东方社会。民主集中制解决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虚伪问题，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达，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做法。

导师晚年试图打破一切偶像崇拜，这种努力也包括打破对于他自己的崇拜，个人崇拜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且这种个人崇拜一度具有了明显的宗教化倾向。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依然是很强大的，是西方文化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平衡力量，故此，在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宗教化的尝试，但这一点显然是不成功的。

对于这种现象，导师本人是反对的，没有他的认可，这个风是刹不住的。在导师身后，用了几年的时间，他就被请下神坛，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导师生前努力的必然结果。对此他生前很坦然地说过，准备摔得粉碎！

导师的一生，努力把中国人从赞美外国的月亮的境地带出来，喊出了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

到了今天，国人们可以有机会说，中国人能办到的事情，外国人不一定办得到。

为了这种民族自信，发展道路自信，后人不可忘记导师的巨大努力，他的功绩不可磨灭。

五、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合格接班人

导师晚年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保持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导师主要的措施还是锤炼中国共产党这一整体组织，而不是培养具体的某一个或几个人。至于接班人具体的人选，他非常关注，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人民的觉悟，他要培养整整一代接班人。

导师晚年另一个被后人议论较多的问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隔大约半个世纪，中共18届7个常委中4个知青，25个政治局委员中12个知青；

19届7个常委中3个知青，26个政治局委员中11个知青。

而且这些知青背景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坚决开展了反腐败的斗争，人们不应忘记，在导师的时代，反腐败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和治国理政思路，已获得了肯定和实施。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上山下乡的亲历者们对导师当年的号召存有非议，另一些文人在推波助澜。

导师一生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亲人离散，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汽笛一声，哭声一片的场面，对他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对于抱怨知青生活艰苦的群众来信，他也清楚此类情况甚多，容慢慢解决。

他坚持顶着骂名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青年人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承载，他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疾苦，在历尽艰辛之后，才可以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一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导师一生为了人民，到了晚年初心不改，勇敢、坚定地超越时代局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最后的几年中，他仍顽强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改初衷，就是要让后人深刻记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

为此，导师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

如果说30年前，我们还无法理解导师，情有可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摆脱时代的羁绊，看得那么远。

但到了今天，还没有人能够理解晚年导师，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导师的成就和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需要人们慢慢体会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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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7 11:59:23

“简史三部曲”作者告诉《环球时报》：“科技冷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原创白云怡李艾鑫环球网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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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史三部曲”作者赫拉利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近两年来，“简史三部曲（《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的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一直在思考“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是什么样。他在一些国际媒体上撰文，表达对一些国家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各自为战的担忧。赫拉利11月初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缺乏的是与之相应的政治智慧。”赫拉利认为，“新冷战的危险正在增长，这也将是一场“科学和数字冷战”，他希望这场疫情大流行的教训向人们展示出科学被政治化是多么危险。赫拉利说，人类现在面临的许多挑战都只能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而“中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其参与的合作对世界影响巨大”。值得一提的是，被改编成知识漫画系列的《人类简史：人类的诞生》《人类简史：文明的支柱》相继出版，赫拉利坦言，希望这种全新方式的书可以激励更多人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和全球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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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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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知识漫画

“应对疫情，我们还缺全球性的行动计划”

环球时报：《人类简史》一直长居全球畅销书榜单。在这本书出版后，您收到过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反馈？

赫拉利：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的读者，提出的问题或反馈都是很相似的，这说明世界各地的人最关注和感兴趣的事情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担心未来，担心气候变化，担心人工智能的兴起，都会询问人类古老的过去，无论他们是来自中国、巴西还是欧洲。

环球时报：很多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永久地改变世界。在这场疫情暴发后，您在《人类简史》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否有所改变？

赫拉利：我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在我看来，这场疫情大流行显示出人类科技力量和政治局限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历史上，人类曾多次面对大流行束手无策：当14世纪黑死病杀死亚洲、欧洲和北非地区约1/4到一半人口时，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人们对病毒、细菌或免疫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很多人认为这或许是上帝的惩罚，或是什么黑魔法，他们对一切无能为力。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只用了几周就能识别病毒的序列和基因组，并了解到它是如何引发并传播疾病的，然后又只花了一年时间就生产出保护我们的疫苗。可以说，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阻止传染病的科技力量。

然而，我们缺乏的是与之相应的政治智慧。疫情暴发已经快两年了，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行动计划，在世界范围内阻止疫情并应对疫情引发的后果。科学家是制造工具的人，但决定如何使用工具的人是政治家，他们没有作出明智的决断。所以我说，我们的科学力量和我们的政治局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我们需要全球合作来应对新冠肺炎，我们更需要全球合作来应对21世纪其他重大挑战，它们甚至比新冠病毒更加复杂——比如像人工智能这样颠覆性技术的兴起，它蕴含着巨大的希望，但对人类也意味着重大的潜在风险。确保这项技术被用于善意而非邪恶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一项全球性的监管协议。倘若我们今天无法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上合作，那么明天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岂不是更加困难重重？

环球时报：您说过自己的使命是“成为科学界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将科学界最新的思想和发现带给普通人。但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科学往往被政治化，谣言和反智言论在一些国家大行其道。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赫拉利：我能理解这一现象的出现，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它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科学真相常常不符合政治需要，所以人们试图扭曲它。我对这一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出现并不感到惊讶。和人们编造出的故事相比，真相有两大“缺点”：一是真相往往令人痛苦。很多人并不想知道关于自己、国家和世界的真相，因为真相或许和他们珍贵的信仰和政治观点相冲突，所以他们选择不去了解真相。二是真相常常很复杂。如新冠病毒，理解它实在是太复杂了——毕竟直到一个世纪之前，人类甚至还不知道病毒的存在。所以很多人被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幻想和虚构的故事吸引，因为它们可以让事情“变”简单。阴谋论有时还可以让我们感到愉悦，因为它们能以支持我们政治观点的方式构建。

然而，相信编造的故事而非真相是很危险的。我希望，未来人类不仅能发展出更高的科技力量，也能更加信任科学——仅有前者是不够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人类简史》改编成漫画的原因：为了让更多人读到它。科学和历史的最新发现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阅读科学类的书籍。因此，我们也在寻找全新的方式来讲述科学和历史。我们的主题依然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悲剧的，但构建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越来越平”

环球时报：您现在对美国和西方民众对科学的态度持悲观还是乐观态度？在您看来，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吗？

赫拉利：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明白人类一直在把科学政治化。如果你回看100年前，会听到很多类似“白人优于黑人”“欧洲人优于亚洲人”的所谓“种族科学理论”。它们完全是对科学的歪曲，但仍有许多人，甚至不乏一些科学家相信它们。所以，科学被政治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认为今天的情况实际上已比50年前或100年前有所进步。我希望这场大流行的教训向人们展示出科学被政治化是多么危险。一旦开了把科学政治化的头，人们就再也不相信事实了。即使他们现在再被告知真相，他们也会充满了怀疑。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我们现在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已拒绝相信科学模型和事实。

我希望，所有现在试图把科学政治化的人都能看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训。也许，用政治扭曲科学真理可以让你获得短期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你和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环球时报：此前有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平了”。但我们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似乎看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反而变大了。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赫拉利：我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世界的确变“平”了，但现在情况反过来：在过去数十年中，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但今天，这一距离又一次扩大。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不平等正越来越多，既有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也有社会之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我们同时看到，在疫情影响下，一些公司和行业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他一些公司、行业和国家正在面临几近彻底的毁灭。

全球不平等的加剧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我们可以看到，自动化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是由极少数国家领导的，而大多数国家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或许我们将再次经历曾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的事情。19世纪时，少数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他们通过火车、轮船、现代武器等现代化工业获得巨大力量，并用它来征服与剥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些极少数的国家主要是西欧、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等，而其他国家花了一个多世纪才逐步缩小和前者的差距。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远比蒸汽机和火车更强大的新力量的发展，上述情况可能再次发生——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可能统治整个地球。但这一次，国与国间的差距或许将无法再次缩小，因为21世纪新技术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将有利于把权力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集中在非常少的人手中。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但土地无法集中在一个地方。过去两个世纪，工业的发展让权力集中变得更加容易。然而，我们仍然不可能真的把所有的工厂、机器和矿山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今天，世界上主要的权力来源成为数据、信息以及分析这些数据和信息的能力。信息可以被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公司。或许，这将使我们迎来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的不平等。

“科技冷战”的失败者将是整个人类

环球时报：您说的“信息集中”让我们想到另一个近来被热议的话题：“科技冷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正倾向于垄断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您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科技冷战”或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吗？这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赫拉利：是的，我认为“新冷战”的危险正在增长，这也将是一场“科学和数字冷战”。五年前，“科技冷战”还仅仅是一种遥远的可能而已，但现在，它似乎越来越接近现实了。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科学竞争，而是有关谁将控制世界信息流的竞争，因为控制信息流是控制世界本身的关键。这里的风险在于，如果我们进入这样一种“冷战”，谁能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失败者将是整个人类。为什么？因为一旦我们开启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我们就再也无法控制它。即使我们意识到开发自主武器系统、杀手机器人是危险的，开发一种可以随时随地监控、追踪和分析每一个人的技术是危险的，我们不想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但我们总会担心，对方正在研发这些技术。为了不让他们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必须先研发，而另一方也会抱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这项技术不仅没有被用来造福人类，反而会成为一股破坏人类自由甚至人类本身的毁灭性力量。所以，一场“新冷战”，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冷战”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一个重塑过程，而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真是这样吗？

赫拉利：疫情的影响其实并不取决于疫情或病毒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作出的决定和反应。如果我们指责外国人、少数族裔和其他人，如果我们加剧世界紧张、拒绝合作或分享信息，如果我们争夺医疗设备、疫苗等稀缺资源，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行，那么这次疫情的后果将是导致出现一个更加不团结的、更加充满紧张局势的、走向“新冷战”和暴力的世界。

但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认识到合作是应对这场疫情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和他国合作，信任它们，和它们分享信息，一起制定全球计划，而不是责备和“甩锅”它们。如果我们这么做，应对大流行将容易得多。而且，它还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与和平的世界，将使我们更容易应对未来的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归根结底，真正影响到我们的不是大流行，而是我们的选择。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国对世界未来的意义？

赫拉利：在今天的世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科学上都是领先的强国。正如我多次强调的，人类现在面临的许多挑战都只能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那么，作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中国是否同我们开展合作、怎样开展合作，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21 16:30:20

五千年长河，我只为您一人落泪
原创欧洲金靴金靴REDBOY 9月9日
文 / 欧洲金靴
全文共计14149字，阅读时间约25分钟
毛主席的青年时代，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发表过一篇微型小说，题目叫《原来是他》，全文为：

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得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客人乱跑。

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 接着眼泪也掉下来。

本预备着吵嘴，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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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版书册最多的十年里，他都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的稿费（见吴连登的访谈），甚至连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方面送来的海外稿费，主席也要求中央办公厅一一退回。
不过，不要稿费是因为主席痛恨特权和私有买卖；但对自己的作品，老人家一向是很看重的。
1964年，谈到读《毛选》的问题，主席的回应就别出一格：“《毛选》，怎么是我的东西呢？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在那十年前的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同志曾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还会给在英国的美国同志招致很多困难……
主席闻罢，当即拒绝。
他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主席也不愿删改，这是执拗，也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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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夺取政权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尸山血海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那么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指导地位必然会下降，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也会被敌对势力大做文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是主席向来的革命热忱。
早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没三个月，主席风尘仆仆访问苏联时，就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位苏共党内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
斯大林后决定派苏共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尤金同志来到中国做此工程。
主席后来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连一个文章都要请你们苏联同志来看一眼？不是的！请你们来中国看看，是要你们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1961年初时，有整理文献的同志发现了一篇毛主席写于1930年的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让他如获至宝：“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啊……”
三年后，他嘱咐把这篇《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反对本本主义》。
建国后，许多旧作都被主席重改了标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要，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其实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毛主席后来的改动就让文章主题直面扑来、便于传播和学习。
1956年3月在北京，他谈到《新民主主义论》时说：“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
两年后在杭州，他又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呢，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主席又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认真做了批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过1956年在北京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的自白：“我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但《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也有过1960年在广州阅读《毛选第四卷》解放战争文章时追忆战胜蒋介石法西斯军府的豪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他蒋介石！”
然而，有一篇文章却是老人家至离去时都没有解开的心结。
那篇文章，主席一直没有同意发表。
他在犹豫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彷徨：同志们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些同志，国家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国家，党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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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前后，毛主席曾写过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雄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了彼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多达九个文件。
这九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某些过“左”的路线政策，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多次倾尽全力对抗“左”倾、孜孜不倦抗衡官僚主义，动作较大的一次。
就写作角度，主席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这九个文件的阅读笔记，直截了当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且用词辛辣、观点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满篇尽是激愤之情。
虽后经数次打磨，但咄咄逼人的严厉语气和犀利文风，终仍难以消除。
在延安时，毛主席没有将它发表，只给了少奇和弼时两位同志私下看过。
延安整风我此前有述，不仅是斗争的运动、揭露的运动、批判的运动，其本质实则更是一次团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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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整风时将这篇关于长征时纠“左”的文章全文公开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乃至还会被反动派分化、利用。
思考者可以个性化，军事家可以英雄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可以脸谱化——但是对于毛主席而言，他什么都是，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个。
毛主席虽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与行文均饱含火热，但在治党育吏时仍会竭力控制，更不可能放任自己任何的思绪和主张有“化”的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人家的一生总是在与各种“扩大化”作斗争的原因。
他总是坚守初心，他总是站稳理论。
那篇五万多字的文章，二十年来，从抗战时的40年代到建国后的60年代，看起来仿佛真的是要被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被主席搁置起来了。
可是就在1964年的春天，年过七旬的主席突然毫无征兆地把这篇文章翻出来，批给了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同志、陈云同志、冷西同志、陈毅同志等人阅看，还郑重交代：“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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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月，主席又专门批给富治同志、井泉同志、陶铸同志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没有确定要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且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
看来，在老人家心中，此文并非遁入尘埃的“历史资料”，而是在其文中藏伏着某些立足现实、使他忆及并格外珍惜的东西。
3
回看1941年9月的“九月会议”，会议系统性的复盘和检讨了党史上（主要是长征时期）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
九月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主席、稼祥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组成，以毛主席为首，由稼祥同志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同志为核心。
毛主席当时感到，必须冷静地坐下来做一些理论研究，写一批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党内余温尚存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残余。
九月会议以后，毛主席结合之前编辑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就是那篇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九个部分，其各部分可称既相互联系为整体，又可各自独立成篇，哲学厚度和史实厚度均为政论文章之上乘。
根据乔木同志的回忆，这九篇批驳文章，光是标题毛主席就修改了三次。
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在延安，毛主席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九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进行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内容太过尖锐、矛头指向过于明确，与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因此，才只送给了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两位看。
然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想必在建国已近二十年时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过激的情绪反弹——相反，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的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十分深重。
1965年5月，毛主席在长沙开始着手修改这篇篇幅浩长的文章，把标题再度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修改完后，经过长久一番犹豫，他最后依然决定：不公开发表。
不但没有对外公开，也没有在内部向党吏们印发。
如何处理此文，主席心里确实颇为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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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将近十年之后，老人家竟又再次找出此文，又一次打算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可经一番犹豫，仍然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了一眼。
1976年8月，已经几乎说不出话、听觉也严重退化的主席，还请人把这篇文章一遍遍读给他听。
一个月后，83岁的主席溘然离世，也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款款深情和极为复杂的历史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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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二十年前写下、内容是反映三十年前长征时期“左”倾路线的文章，为什么毛主席会在二十年后的60年代中期，重新挖掘，并希望诉发全党？
同时，老人家又为何最终以犹豫作罢而告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章的批判对象是遵义会议之前困扰红军极深的王明“左”倾路线。
实际上，自1926年至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之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日益高度集权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趋威权化，政治路线日渐“左”倾。
同时，共产国际其时对中国革命堪称遥控指挥，且对中国国情和红军处境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所以，共产国际制定的远东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红军的不断失利。
这一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然而，陈独秀的错误虽然后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很大层面上仍是在承担共产国际的失实领导和当时中央的集体路线偏离，这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
与之类似，李立三犯的错误是“左”，但王明却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因此，深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集团便得以将“左”的错误继续下去。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在讨论当时职工运动形势时，仍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
约三个月后，苏兆征和向忠发在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中指出：“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判断最先来源于共产国际于1927年11月召开的全会。
所谓“直接革命”，就是不考虑敌我力量、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
这显然与毛泽东等务实派的理念格格不入。
明晰了这些，再审视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毛主席因参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联陷入失序的教训而做出退居二线决定之后中国国内遂发生诸多难以控制的“火热乱象”，或许可以帮助今人理解那篇五万字之巨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为什么会在1964年重新进入毛主席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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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毛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毛主席点明“约五千名右派”，下面却打出了55万人之多……
后来，还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超过20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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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以上所述为反右运动，与之几乎同时段相生的则是大跃进运动。
关于大跃进，我之前写过太多了，此处不做过多赘述。
我还是想点明和呼应本文的主题：毛主席为什么会在60年代中期格外追忆那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换句话说，毛主席为什么会在晚年与“左”较上了劲？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这五次会议均是一个议题：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
正是在毛主席的拨乱反正下，基层“浮夸风”“共产风”的情况才逐渐好转。
我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眼看浮夸风越刮越大，毛主席找到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家英同志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
他老人家为什么会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长征？为什么会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风？为什么会在十年后想起了苏共二十大？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主席寝食难安啊。
因为，一路走来，他太了解身边的这些老战友、老同志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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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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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毛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10月3日，毛主席时隔二十年重读那篇五万字长文的半年后，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毛主席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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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接下来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了，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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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毛主席与斯诺谈话时曾谈起“死神躲着走”，他淡然地对斯诺说道，“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回想起来真奇怪，死神好像总是躲着我。我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连紧靠着我的警卫员小同志都牺牲过，可我还是活着。”
从那时起，72岁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这把火，从他的回忆里烧过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烧过了反右扩大化，烧过了苏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贝鲁特和骚乱的东欧，也烧过了浮夸风与共产风……
“我要去井冈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当年被蒋介石包围的地方。你们准备一下吧，记住，一切要从简。”
五个月后，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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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毛主席与张平化畅谈：“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车子缓缓地开，毛主席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连向远方，连接着株洲、醴陵和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22日的傍晚，饭后散步时，毛主席继续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说着这些，主席踱着步，又喃喃自语：“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陪同的俊秀同志和卓超同志都回答，“我愿意！”
主席笑了笑，“愿意就好。”
随后又说到：“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25日，与俊秀同志谈话。
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窗外：“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俊秀同志随后在谈到井冈山暴动成立士兵委员会的话题时，问到：“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两者不一样！”毛主席果断地反驳道，“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的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顿了顿，主席又垂首低语：“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呢？”
………
1965年，夏天的蝉鸣逐渐聒起。
下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胸中百万雄兵沸腾。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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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曾有这样一段回忆自述：
毛主席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您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主席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主席，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主席顿一顿，“磕头不如造反！”
………………
“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它必须还有一个配套的下半句，叫做“造反有理”。
也就是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没有了“造反有理”这个配套的后缀，“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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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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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到耄耋，用尽一生去战胜这种“巨大恐怖”，值得吗？
为了战胜，为了胜利，为了人民和革命，毛泽东失去了什么？
1919年，26岁
当年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四个月后50岁的父亲也追随母亲而去；几乎与此同时，恩师、也是准岳父的杨昌济在北京与世长辞……
短短一年时间，毛泽东的生命中第一次写下了与亲人告别的文字。
母亲去世当夜，他带着弟弟毛泽潭连夜从长沙徒步赶回韶山，推开家门时，只见棺材而已不见母亲。
守灵的毛泽民对哥哥说，母亲咽气之前一直在喊着毛泽东的小名：“三伢子，我的三伢子回来了吗……”
1929年，36岁
当年8月20日，从小被堂哥毛泽东从做童养媳的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又追随堂哥参加革命、曾发动南岳暴动的毛泽建，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庙坪慷慨就义，年仅24岁。
直到最后一次审讯，国民党反动派问她叫什么名字、逼她承认自己是毛泽东的堂妹时，她的回答仍然是一句：“我叫共产党！”
1930年，37岁
当年10月24日，这一天是岸英8岁的生日，却也是在这一天，杨开慧和岸英还没吃上一口长寿面，就被“铲共义勇队”逮捕。
11月14日，死活不肯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死活不肯放弃共产党员身份的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年仅29岁。
她在狱中留下的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要杀就杀，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5年，42岁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领导核心、从此为红军和中国革命拨开迷雾的毛泽东，却在这一年失去了弟弟毛泽潭。
当年4月，留守江西苏区的毛泽潭的部队在瑞金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毛泽潭同样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43年，50岁
当年9月27日，毛泽民在新疆被反动军阀、因苏德战争爆发而由亲苏亲共转为反苏反共的盛世才杀害，享年47岁。
在狱中，反动派对毛泽民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逼他脱离共产党，并交代党的一切组织秘密。
而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终长眠于革命征途中。
1950年，57岁
当年11月25日，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的毛岸英，正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里紧张工作。
突然，4架敌机向大榆洞袭来，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战室木屋瞬间烈焰冲天，来不及撤离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在一片火海中壮烈牺牲。
据时为毛主席卫士的李家骥回忆：“主席当时听到消息后，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丢那儿……回过头，他又点烟。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他不知道，还在口袋里找。他泪汪汪的啊……但是不明显地，让你看出来他在哭，可是我们心里明镜得很，他的泪水比我们还要多，还要疼，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啊！”
然而面对垂首的同志们，痛失爱子的毛主席强忍着泪水：“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次年3月，主席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又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我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他也是共产党员呐！”
1990年，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遗物时，发现一个柜子，里面竟然是他珍藏的毛岸英的衬衣、袜子、毛巾和军帽。
这些遗物不是工作人员收拾的，甚至从没人见过。
从岸英牺牲到主席逝世，间隔二十六年，期间五次搬家，但这些遗物，主席却瞒过所有人。
二十六年间，一个个灯下的夜晚，他是怎么度过的？他也是一个父亲啊………

…………………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21 16:31:16

曹东义发表于 2021-11-21 16:30* y3 `4 k+ J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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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欧洲金靴

跋
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缅怀主席也是感恩导师的日子里，不想多谈那段空前浓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泼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达一种理解。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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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之甚至，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八十三载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体，后三十年革命解放灵魂。
他有过私欲吗？他有过私情吗？他有过私财吗？他有过私军吗？他有过私敌吗？他有过私党吗？
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为「公」，一生为「民」。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用今天的话说，或许叫做「政治遗产」。
但对于他老人家而言，一生痛失七亲，血脉付诸革命，他连儿子都推上了战场……“遗产”之说，无稽之谈。
他哪有什么「遗产」，他什么都没有。
他的心里只有人民——亿万被他亲手扶起、从跪着求生到站着斗争的人民。
他害怕国家变了色，他忧心人民再度陷泥潭。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后有外宾发问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老人家答：“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5年会见斯诺，斯诺在畅谈之余感叹：“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听后，顿了顿，慢慢的回答道：“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还曾感慨：“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毛主席啊，您差吗？您一点都不差！
您的东西可笑吗？一点都不可笑！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谱，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您万岁，您却说“人民万岁！”
您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您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您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您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您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您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您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您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五千年长河，我只为您一人落泪。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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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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