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了张仲景不再学华佗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根据《后汉书·华佗传》和《三国志·华佗传》的记载: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旉。他曾在徐州地区漫游求学,通晓几种儒家经典书籍。东汉沛国丞相陈硅,听说他的事迹之后,推荐他为“孝廉”人才,太尉黄琬发聘书征召他前去任职,他都没有答应去做官。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在他年龄很大的时候,从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他精通医方药物,治病的时候,配制汤药只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好,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用不了多久,病人也就好了。 如果需要灸疗,华佗取穴也很精当,一两个穴位即可。扎针时华佗往往对病人说:“针刺的酸麻胀感觉,应当放散到某处,如果到了,请你告诉我。”当病人说“这种感觉已经到了”,他随即起针,病痛很快就痊愈了。需要灸法的时候,每个穴位不过灸七、八壮,病痛也就应手消除。 尤须值得提出的是,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华佗就让病人先服用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发生了麻醉作用,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此后,华佗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的病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再用药膏敷在缝合的刀口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由于有麻沸散的作用,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有个做过甘陵相的官吏,他夫人怀孕六月时,突然腹痛不安。华佗为她把脉,然后诊断说:“胎巳死矣。”然后,让助手摸摸孕妇腹部,并解释说,根据脉象,“在左则男,在右则女”。助手告诉他“在左”。华佗于是为病人开了汤药,使死胎排出体外,一经查验,果然是一个男婴。孕妇的腹痛也立即就痊愈了。 官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看病,都是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好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服泻药,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通过出汗驱除病邪。”于是,有人对华佗这种病证相同,却使用两种不同疗法的做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病邪在外的实证,李延是病邪在内的实证,所以尽管都是头痛、发热,治疗他们的病证,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此后,华佗分别给两人服药,等到第二天一早,两人的病都好了。 一天,华佗正在赶路,看见有个人患咽喉堵塞的病人,他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里人用车载着他去求医。华佗听到病人的呻吟声,就停下车来前去诊视。经过初步判断,告诉他们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家卖饼的,有蒜泥和醋,你向店主买三升来吃,病痛自然就会好了。”他们马上照华佗的话去做,病人吃下去之后,吐出一条蛇一样的虫子。他们就把这个虫子,悬挂在车边,到华佗家里去拜谢。那时,外出的华佗还没有回家,他家的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迎面看见他们,小孩相互告诉说:“好象他们遇到咱先生了,车边挂着的‘病物’ 就是证明。”病人进屋坐下,看到华佗屋里,在北面墙上,悬挂着很多这类寄生虫的标本,大约有几十条。 广陵郡太守陈登得了病,心中烦躁郁闷,脸色发红,不想吃饭。华佗为他切脉说:“您腹内有很多寄生虫,将来会形成大患。这是吃不熟的鱼、肉造成的。”华佗马上做了二升药汤,让他先喝一升,过一会儿再把剩余的药全部喝下去。此后,约有一顿饭的功夫,陈登吐出了很多小虫,约有三升。仔细一看,小虫赤红色的头都会动。陈登的病痛,此后就消失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会复发,碰到良医才以救活。”说来真是灵验,按照华佗预计的时间,陈登果然旧病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正如华佗预言的那样,陈登终于死于此病。 “可爱的奸雄”曹操连年征战,得了一种经常头痛的疾病。每当发作,就精神烦乱,眼睛昏花。曹操听说华佗善于治病,就把华佗召去。华佗进行针刺俞穴治疗,曹操的病就应手缓解。因此,曹操想让华佗经常守在身边,随叫随到。 华佗的医技冠绝当代,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对于做官尚且不上心,怎么会甘心做一个“时刻准备着”被人使唤的侍医?因此,他萌生了离开曹操的想法。曹操向来以“唯才是举”善于用人著称于当时,他不会轻易放走一个有用的人才,更何况华佗这样掌握着他个人健康状况的关键人物,他更是不会轻易答应华佗离去的。 华佗于是对曹操说:“您这病难以治愈,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曹操说:“那就要经常麻烦你了!”华佗稍加迟疑,又说:“我前几天收到家中来信,妻子有病,想回家看看。”曹操见他如此相求,不好一口回绝,就说:“那你就快去、快回吧!” 曹操没有料到,华佗回到家后,用妻子有病为借口来做托词,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肯回来。曹操几次用书信召他,又命令郡县派人送加急文书,遣送华佗返回。华佗还是不上路。 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并吩咐说:“如果华佗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弄虚作假,欺骗我,就逮捕他,押送回来。”因此,华佗拖延的真相败露,当差的也不肯为他遮掩,就把华佗递解到许昌,交给监狱看守,严加拷问,要他服罪。 谋臣荀彧听说之后,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他。赦免他这一次吧?”曹操正在气头上,盛怒难平,他又想到姜太公的故事,就下了杀害华佗的决心。 原来,姜太公帮助周武王灭掉商纣王之后,被封于齐国。齐国有一个叫华士的人,据说很有名声,号称“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们都把他当做一个著名人物。姜太公听说之后,就使人召他做官,这个华士却“三召不至”。姜太公就命人诛杀了他。有人不解地问:“此人乃是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姜太公说:“这样有名的人,我不用他,就是‘弃民’;我召他三次而不来,他就是不服从君命的‘逆民’。我如果留着这样的人才,谁还听我的?” 曹操想到这里,又不便对荀彧言明,就说:“不用担心,杀了华佗,难道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判决华佗死罪。 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守狱的官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病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要来了火种,就把书烧掉了。华佗死了以后,曹操的头痛病仍旧没有好。曹操说:“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他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直到后来的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他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危,曹操才痛苦地说:“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可爱的儿子活活地死去了!” 可见华佗并不是曹操此前说的“无名鼠辈”,而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 华佗所留给后人的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个,《华佗别传》中五个,其他文献中也有五个,总共26例。从其治疗范围看,涉及到内、外、儿、妇科的疾病,有热性病、五脏杂病、情志病、肥胖病、寄生虫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写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渎(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也是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1]。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王叔和《脉经》、孙思邈《千金方》、王涛《外台秘要》都引用了华佗的有关论述。因此不能说,华佗的医学经验,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后人托名于他的作品,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还创造了健身锻炼的“五禽戏”,这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本来是需要运动的,但是不能太过分,不能追求极限。适度的运动,可以使血脉流通,就不会生病,就像户枢那样,由于经常转动是不会朽烂的。” 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典型动作,如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消除疾病,锻炼肢体,就像古代的导引术一样。身体有不舒服,只要作一禽之戏,就可以使人汗出,用药粉洒在身体上,就能达到身体轻便而想进食了”。 我们所说的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然史书之中没有传记。他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末年,在建安10年(公元205年)之后,才开始写《伤寒杂病论》,这个时侯华佗已经被曹操杀害了,《华佗传》说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即使有些夸张,他死的时候也应该年岁不小了。因此说,张仲景应该比华佗年轻一些,或许晚几十岁。 据说张仲景自幼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心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张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医学家就是扁鹊,经常感叹其医疗水平高超。他也希望做一个像扁鹊那样的好医生,通过艰苦的努力,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以说,对于后世中医的影响方面,张仲景既超过了扁鹊,也超越了华佗,原因就是他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 张仲景的望诊水平,也达到了扁鹊那样的程度。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说,张仲景有一次见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侍中王粲(字仲宣,生活于公元177—217年),当时他20多岁,正年轻气盛,春风得意。因为他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 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如果不治疗,四十岁的时候,就会眉毛脱落;眉毛脱落之后,半年左右就会死亡。”并且,为他开出来一个方剂“五石汤”,进一步耐心解释说,服了这个方药,就可以治愈他的疾病,免去死亡的威胁。 20岁的王仲宣,哪里听得进张仲景的话?他根本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他只在表面上应承了一下,并未认真对待,甚至还心生厌恶,嫌张仲景的话不吉利。没有想到,过了三天,张仲景又一次见到王仲宣,就问他:“服药了吗?” 王仲宣不好意思直言自己的厌恶之情,只好应承说:“已经服过了。”张仲景仔细一打量,觉得不对,就说:“你的面色可不像服过药的样子。你对自己的生命,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地对待呢?”王仲宣以无言的对抗,表示了他的蔑视之情。 20年之后,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王仲宣的眉毛脱落,然后半年就死了。 关于这件事情,或许有某些夸张的写法,但是,仍然可以给我们无限的感慨与遐想。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同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200多人之中,因伤寒病而死的人占了大半。面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他希望依靠医学的力量,对上能够治疗国君和亲属的疾病;对下层的老百姓的疾苦,也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对于自己来说,也可以靠养生保健知识,获得健康长寿的结果。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因而,张仲景“尽得其传”。在《襄阳府志》一书中,何颙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 《素问》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所患发热为主的病,大都是因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所以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古人认为春天温暖,万物始生,一派生机。而冬季严寒,蛰虫深藏,万物不长,一片肃杀萧条。因此,古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他们认为冬天的寒气,是一种肃杀之气,可以称为“寒毒”,容易使人产生传染病。甲骨文里就有“祸风有疾”的记录,而且都是记载在冬季里。 《素问·热论》认为,大多数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有的好了,有的死了。死的人,大多在病后六、七日;而病好的人,多在十天以上。因此,就提出来一个学说,把热病看作一个过程,一天一个样地变化不停;每一天的病情,用一个符号表示,一天叫做“一经”,六天就是“六经”。这六经分别叫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素问·热论》对于六经热病的治疗,只提到在三日之前,可以用让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疗;三天以上的热病,就可以使用“泄法”治疗,主要是用针刺治病。 华佗曾经说过,治疗伤寒主要有三种方法。在早期的时候,病邪在肌表,也就是疾病位于人体的浅层,可以使用让病人出汗的“汗法”。具体地说,除了针刺的方法,还可以用膏药在患者身上摩擦,让其出汗。当然,古代还有用烤火出汗的做法,那样容易使汗出得太多,因为脱水而加重病情。华佗说,还可以服用中药散剂发汗。如果病邪位于胸部,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疗,叫做“吐法”。如果,病证深入到胃肠,就应该使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让病人通过排便而退烧,治愈疾病,叫做“下法”。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前人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进。他在前人“表里分证”的基础之上,提出来阳证有一个“半在表,半在里”的新观念,使辨别证候的工作更细致;而且,大胆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虚寒证”,收录进来,称为“三阴证”。三阴证多数是病情危重的表现,有许多属于中毒性休克前期、休克期的表现,因此,后来的历代医家称之为“三阴死证”。张仲景对于接近死亡的三阴死证,提出来很多有效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 张仲景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打破了《素问·热论》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来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是必须以临床证候表现为依据,只要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候存在,无论是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治疗;与此相对,泻下的方法,也是根据患者的证候表现,而不是根据患病的天数。“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成了历代医家遵守的格言。 张仲景所选用的方子,大多来源于汉代之前的《汤液经法》,这是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的著名方剂著作,据说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就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在张仲景重新编排的六经病证里,收录了100多个方剂,就像流水作业的不同岗位;每个方子各就各位,在不同的证候到来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论证候来得晚,还是来得早,只要证候到了,就使用针对证候的药方。这样一来,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这个等待证候,发现证候,辨别证候,治疗证候的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由于“辨证论治”是在以“六经”为框架的体系里进行的,所以叫“六经辨证”。 由于外感热病,其病因多数属于冬季感寒而发,所以,张仲景不再把发热为主的传染病称为“热病”,而是叫做“伤寒”,也就是“伤于寒邪而引起的疾病”的意思。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也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专门总结经验,撰写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而且都贯穿着“辨证论治”的精神。书中精选了300多个方剂,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 清代名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它“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历代有关注释、阐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 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华佗相比较而言,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法,比华佗汗法、吐法、下法三种更丰富,开创出更为细致治的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加减“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仲景的治疗方法如此之好,却因为理论太高深而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 [2]。 晋代医家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 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 唐初的孙思邈曾经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当时的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于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化脓性胆囊炎、坏死性胰腺炎等等,这些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或者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进行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是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在世界的东方,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尽管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而有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它们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性的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内科治疗照样能够治疗需要开刀的外科疾病,一样可以“治病活人”,人们就因此而不愿意选择华佗的方法,中医们也不需要学习华佗的外科手术了。“用进废退”的结果,“华佗的刀”逐渐生锈了,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必然会失传。 “麻沸散失传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呢,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幸运? 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 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他们在切开病人肚子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避开血管?不需要躲着神经?不需要避免损伤重要脏器?毫无疑问,那是需要这样做的。 假如中医这样做了几千年的外科手术,而不知道膈肌为何物,还需要像王清任那样到“义冢”去偷窥吗?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林改错》这样的书,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自然也轮不到由王清任来书写。 这些中医特色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成也仲景,败也仲景”。 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 请记住,中医都是“岐黄传人”,而不是“黄岐传人”。一个黄帝与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别,反映了历代中医传人是重视医术超过皇权的一个群体。岐黄为他们打上理论的烙印,而张仲景为中医临床带来永远难于磨灭的特色。 在东汉年间,还有两位比较出名的医学家:郭玉、董凤。 《后汉书·郭玉传》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钓鱼于涪水,故号涪翁。翁乞食人间,见有病者,时下针石,应时而效,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翁授弟子程高,高授郭玉。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 从文中可以看出,郭玉的师祖是一位家在涪陵的老翁,他是一位民间医生,擅长针灸和脉诊。郭玉的老师程高,经过多年追随,拜师之后,才得到涪翁的传授。程高也是一位民间中医。郭玉在年少的时候(古人30岁之前为少,“血气未壮”之意),就拜程高为师,学习医方和诊脉,以及房中和养生之术。 郭玉在东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在位),官至太医丞,治疗疾病“多有效应”。汉和帝认为他技术高超,不是一般水平,就想出来一个考验他的“妙计”。他让郭玉为宫内的人们诊脉,被诊治的人有几位,都藏在屏风后边,伸出手来请郭玉诊脉。郭玉先诊了左手,又诊了右手,汉和帝就让郭玉说患者有何病症。 郭玉略一沉思,就说:“这个患者的脉搏很奇怪,左手属阳,右手属阴,一个人的脉象,左右就像男女不同一样的差别,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疑惑其中的原因,不知是何缘故。” 汉和帝叹息一声,就赞扬说:“你果然技术高超!这屏风后边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我让他们一男一女,分别伸出一个手来检验你的技术,尽管我们挑的两个人的手,看上去像一个人的一样,还是被你诊断出来了。你果然不同一般!” 郭玉回答说:“男女阴阳气血不同,尺肤腠理粗细、毛发润泽、皮肤温度都不一样,当然可以分辨出来。” 汉和帝说:“原来诊脉不光是摸脉搏,还有着许多说道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贫贱的人到你那里,往往一治就好,而富贵的人却经常疗效不理想;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富贵人有了病的时候,我就让他穿上破旧衣服,换一个简陋的居所,再请你去治疗。结果,你出诊之后,大部分是一次针灸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郭玉稍一思索,就说出来一个著名的论断:“医之为言,意也。” 郭玉这个论断,曾经流传很久,成为一个名言。但是,时至今日,多被人们误解了,以为中医学主要靠思辨,是很玄虚的,没有什么凭据。其实不然,中医学是古代医学家创立的一门学问,要靠知识和智慧。没有知识的积累不行,没有智慧加以创新也不行。 郭玉解释说:“人体肌肉、血脉的结构是很精密的,气血的运行一刻不停,行针治病,必须根据气血的运行状态,取穴和进针,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心思专一。时机的把握,有时候很难事前约定,更不好用言语加以形容和传授,必须在实际工作之中,临机处变。” 汉和帝说:“这样说来,医学真是一门不容易精通的学问啊!” 郭玉说:“我给高贵的人看病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怕冒犯了他们。主要有四个为难的事情:一是高贵的人总爱自以为是,不信任我,不能让我放手诊治;二是高贵的人生活起居,不能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对于疾病的调养不利;三是高贵的人劳动很少,往往体质虚弱,不能耐受药物苦味和副作用;四是高贵的人不喜欢运动,总想享受安闲舒适的生活。因此,难于诊治。我在为高贵的人诊治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顾虑重重,很多治疗疾病的方法不能顺利施展,因此他们的疾病就不容易很快治愈。” 汉和帝听了郭玉的回答,不住地点头称赞。郭玉因为技术高明,而一直到老都担任医官之职。 《后汉书·方技列传》与《史记》《汉书》不同,不仅把医学家当做真实的历史人物来描写,还记载了一个奇异的传说,开创了把医学家当做传奇故事欣赏的先例。文章说: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有一天,他在酒楼喝酒解闷,突然见街上有一卖药的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卖了一阵子,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 费长房看见之后,大吃一惊,断定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买了酒肉,恭恭敬敬地拜见老翁。老翁知他来意,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这个葫芦里还真是别有洞天,朱栏画栋,富丽堂皇,奇花异草,宛若仙山琼阁,象一处世外桃源。后来,费长房拜老翁为师,学习多日,学到了他传授的方术,临行前老翁送他一根竹杖,骑上如飞。返回故里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余年,他消息皆无。从此,费长房能医百病,驱瘟疫,令人起死回生。 这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却为行医者罩上一层“神秘外衣”。后来,民间的郎中为了纪念这个传奇式的医师,就在药铺门口挂一个药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如今,虽然中医大夫“悬壶”已很少见到,但“悬壶”这一说法保留了下来。 晋代葛洪《神仙传》载: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今福州)人。说董奉就像一个“长生久视”的仙人,活了很多年也不见老,为人治病也多是“起死回生”,但很多情节未必可信。传中还说,董奉在山里居住,不种田,每天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患者,治愈之后,使患者栽杏树五棵,病轻的种一棵。如此数年,总共种下了十万余株杏树,成了十分茂密的一片杏林。后人把中医称为“杏林”,就是从董奉这个故事开始的。葛洪喜欢渲染故事,记载之中有许多传奇之笔,使人不能全信。 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的《医术名流列传》之中,记载了湖南郴州市东北郊苏仙岭,有一位传说之中的医生苏耽,说他身怀绝技,对母亲极为孝顺,后得道成仙。在成仙之前,嘱咐母亲,明年将有疾疫流行,到时可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治。第二年果然发生大规模疫情,他的母亲便遵照嘱咐,用井中泉水泡橘叶施救众乡邻,活人无数,一时传为佳话。这则“橘井泉香”的故事,出于《列仙传》之《苏耽传》,流传甚广。至今当地还有苏仙观、飞升石、鹿洞等纪念物的遗迹 [3]。 “悬壶济世” 与“杏林春暖”、“橘井泉香”一起,成了人们熟知的赞美医生的美好传说,在中医学界脍炙人口。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意味,寄托着人们对于医药事业的美好梦想与渴求,寓意深刻而悠久。 历史重真实,而文化求演绎,透过这些典故,它们都为中医药的悠久与神奇,增添了某些令人信仰的力量,对于中医药事业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 纯粹虚构的故事,属于文化演绎,但是往往要依托于一定的历史真实。透过这些文化传说,也能折射一定的历史。要学习前人的学术经验,都必须下一番功夫,拨开文化演绎的鲜花与绿叶,看到历史真实的根基所在。 一方面,离开了这个历史真实的根基,文化演绎的花朵就将枯萎;另一方面,没有文化演绎的鲜花绿叶,历史真实的根基既不好看,也难以具有枝繁叶茂的发展。 在历史真实与文化演绎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的平衡,既是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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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Q1 |: R; M+ s2 L# _[2]曹东义. 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J].中华医史杂志,1991:21(3)141-143. ; w* ^6 h7 n% g5 ]4 X# a) Y
[3]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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