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西周，有哪些关键问题？专家如是说：

曹东义

【人物访谈】情系两周探本求源——徐良高先生专访

阅503 转1 201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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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记者：徐良高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大家都知道您主攻两周考古，能谈谈您对两周考古的总体认识吗？

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

　　徐良高先生：西周王朝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古代文献里面说周公制礼作乐，“三礼”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儒家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理想化的结果。我们知道礼器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但这与周代的礼乐制度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周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列鼎制度，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是礼乐文明之邦，奠定了中国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尽管周人来自西方，但周的疆域北至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上既有差异性，又有比较大的共性，相比夏商时期的疆域要大得多，中国核心区在此时基本形成。

　东周时代则是在分裂中有统一。东周国家继承了西周的母体文化，随着秦、楚、燕、齐、吴、越等国家疆域的开拓，地域文化迅速膨胀。在区域文化拓展的同时，这些国家把周代母体文化和一些共性的东西也同样拓展到周边的很大一个区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讲东周时代的时候，不能简单的认为那个时候就是分裂，实际上同时也是各个区域文化把中国核心地区的共同的文化认同、文化因素带到了周边。秦的统一不是没有根基的，秦的统一的根基恰恰是周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彼此认同感。尽管东周时代各个地域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但我们现在看，东周的文字大致上是统一的，只是字体之类有一些变化。东周时代各个国家的基本礼制也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是在个别器型、器类上有一些差异。东周时期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共性是非常强的。这实际上就是秦统一的一个文化基础，这个基础也就是周文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讲两周在中国历史上是承前启后的，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疆域、核心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从这个角度讲，两周文化的考古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还要改变过去认为东周就是分裂的看法，实际上东周是“统一中的分裂”，有共性文化中的分裂，是大传统中的小传统彰显，正是有这样一个大传统，中国后来走向统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基本的认同，应该说是这个时候形成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文化传统，诸子百家能够在各个国家出现，能够与各区域文化进行交流，甚至这个国家的思想能够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的君主能够接受你的理想，它们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就是周文化。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孔子讲他的思想会屡屡提到周公，提到周公制礼作乐对他的影响。只有从这些方面去研究周文化，才能认识到周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周代的一个整体框架文献是这么记载的，考古学上来看也是比较清楚的。大的结构，一个是核心的京畿地带，以三个中心遗址为核心，即周原、丰镐和洛阳，这是王直接控制的地区，我们看到在西周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文化遗存最丰富，目前看来出土的遗物等级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它的周围是第二板块，即诸侯国，情况很复杂，有同姓的、也有异姓的，异姓里面包括同盟，也包括当地服从了周人的土著。这一块目前来说是周代考古有突飞猛进的地方。晋国、弓鱼国、应国、齐国、鲁国、燕国等等，这些应该说在周代考古里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有重要发现和重大突破，是周代考古非常大的一块。当然它跟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文化上、礼制上跟周有非常大的共性，同时也有地域性，这些都是在今后考古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少的，今后值得特别关注的，即诸侯国之外更远的四方，就是通常所认为属于北狄、东夷、南蛮、西戎的这些周边方国、部族。这些国家跟周的关系非常复杂，往往是亦敌亦友。周代诸侯国的分封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四方的关系有关。它们跟周文化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更多的跟周敌对的时候多，也有和平相处的时候。周代的很多铭文都与四夷的关系有关。

　如果我们要看整个周代考古，至少要从这三个角度，即核心的京畿地区、周边的诸侯国、四方四夷。这些构成周代的一个大的框架。京畿地区的丰镐、周原和洛阳做的考古工作应该说是相对多的，但也远远不够，例如区域系统调查等都没有做到。另一个是近十几年来方兴未艾的各诸侯国考古。各地每年都有重要的发现，包括大河口、晋侯墓地等等每年都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另外就是周边更远的四夷，它们是构建两周时期政治格局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周代很多的政策制度、军事行动都与这些四夷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四夷，我们过去做的工作很不够，认识还不清楚。我们以后应该对于核心的工作要细化，方国的工作也要有更多的发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周围四夷的工作要大大加强。我们要意识到周代更遥远的边疆地区的人是怎样的，文化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周代考古的整体框架。如果以“区系类型”称之，这就是周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从这个角度出发，以考古学去重建两周历史，对于我们认识周文化和周代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观察周原出土青铜器

　　本站记者：1996年，您被任命为丰镐队队长，在随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您主持发掘的沣西H18成为了该工程中商周断代的典型遗存单位。能谈谈您的发掘和研究历程吗？

　　徐良高先生：夏商周断代工程要求找先周晚期与西周初期的单位，根据我们的历年工作经验，沣西马王村这一带应该最有可能，于是我们就去做工作，很幸运有了比较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H18在断代工程上确确实实是我们学术界认为的属于先周晚期的一个单位，出土的陶器群被公认为是不同于西周初期，却又与西周初期密切相关的典型的先周晚期的陶器群。丰镐一般认为是在先周晚期灭商前没多长时间，周人迁都于此的。在这里出土的测年样品非常理想。另外由于是系列地层，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碳十四年代的拟合问题，需要直接的系列地层，这样早晚之间整合起来比较理想，因为地层从先周到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都有。应该说这个单位的测年比较理想。不论从文化背景，时代的确定性，还是出土样品的理想性看，H18的情况都很理想。

　实际上除了测年以外，从考古学上讲，H18在先周文化研究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过去对先周文化本身的陶器群面貌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人认为只有袋足鬲是先周的，联裆鬲这些都是西周的，学界对于先周文化的面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恰恰是在H18这一个单位里既有袋足鬲也有联裆鬲，两者共存，而且又非常典型，器物又很多。由此，就确定下来先周文化晚期的陶器面貌到底是什么，即既包括袋足鬲也包括联裆鬲。所以学术界关于先周文化讨论，至少对于先周文化晚期整个陶器群的组合面貌有了共识。这对于先周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过去很多被怀疑是不是属于先周文化的遗址，现在可以认为是先周的了，对先周文化的讨论有了一个基础。

　　本站记者：在“先周文化”探索中，各家由于思路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明显分歧，能谈谈您对于这一现象的看法吗？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呢？

　　徐良高先生：关于周文化的来源，邹衡先生那一代的学者，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将某些考古学文化特征等同于周文化，商文化、夏文化研究中也有同样的问题。考古学界在就夏商周的考古学文化得出初步共识后，自然地会认为我们循着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比如说陶器形态、组合，再往前找它的更早期形制，解释它的器物发展脉络，就能解决这个文化的来源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丰镐遗址和许多其他重要的遗址，我们知道西周文化是什么样子了，大家认为循着西周文化的陶器往前寻找一定能找到先周文化是怎么样。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在商代晚期的关中地区有几支具有不同陶器组合特点的考古学文化，一种是在西部以联裆鬲为特色的遗存，即以郑家坡、岸底等遗址为代表。另一类以袋足鬲为特色，在宝鸡西部长武、豳县一带有发现。对于这两类遗存，一种观点以陶器类型学往前推溯，认为西周时期的主要器类是联裆鬲，那往前推就认为郑家坡类遗存是先周文化。另一种认为在西周时期还有一种分裆鬲，是与袋足鬲有关的，往前推，再结合文献记载，认为长武一带袋足鬲比较多的遗存，可能是先周文化。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仅仅是纯粹考古学的器物类型学研究结果，都受到了文献记载的影响。

陪同国家文物局、考古所领导考察发掘工地

　现在看来，至少我个人认为，先周文化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有几个前提要考虑：

　第一，我们如何对待古代文献。

　第二，如何处理文献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一个是考古学上讲的物质文化的概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器物学。而器物学本身又很复杂，不论是我们讲的碾子坡文化，或者是郑家坡文化，本身的陶器可能有差异，但陶器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共性，我们是强调差异还是强调共性呢？另外，考古学文化不仅包含陶器，而上述各文化里面铜器的共性是非常大的，都属于跟商文化大同小异的青铜礼器系统。我们在研究文化差异时，到底是以陶器，比如说就以一种鬲，联裆鬲或袋足鬲，还是以整个陶器组合，同时加上铜器等整个文化面貌为基准？到目前为止的先周文化研究，应该说对这些问题都简单化了。过分强调联裆鬲或者袋足鬲，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提出来，要意识到考古学文化划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

　第三，先周文化不是一个纯粹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先周文化概念实际上具有模糊性，有时候是指政治体的概念，因为先周是跟商亦敌亦友的一个国家，一个独立的政治体。我们想象先周国家应该有独立的文化，然后我们去找这支文化。从这个概念上讲，先周是一个政治概念。我们讲先周文化一定存在，跟商文化发生矛盾或者跟商文化发生什么关系，这都是政治体的概念。先周文化有时又是族群概念。我们讲周人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族群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以陶器组合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的先周文化概念。上述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不一致的，但在我们目前的先周文化探索当中是混淆使用的。考古学上讲的概念实际上是器物组合群的概念。族群的概念讲的主要是主观认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比如说共同祖先，共同信仰，共同语言等等，都可能被作为族群认同对象。这个很复杂，实际上同一个民族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语言，甚至肤色都不一样，认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也没有一个绝对固定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族群的概念就很复杂。另外，先秦文献中的“族”可能更具有血缘部族性质，与当代学术界常用的“民族”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根据文献的记载，先周文化从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或者政治体来说，肯定包括姬姓一支，另外还包括姜姓这一支，后来结合成一个政治体，一起打败了商。但在政治体的概念上还远远不止这两个，从我们现在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可以看出里面有多支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因素融合进来。中国的西部历来就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地方，族群文化构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三个问题，一个族群主观的标准问题，另一个是族群的物质文化内涵是什么，标志是什么，而作为政治体的先周文化应该包含着不同的族群，那它的物质文化面貌又是什么。这些政治体的概念，民族认同的族群概念和我们考古学文化的物质性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认为，这些问题不是直接的简单对应关系，陶器组合一致不代表是一个族群，不代表主观认同，不一致也不代表不是同一族群，因为陶器是一个具有实用特性和易被保存的特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讲礼器、观念一致，更能反映一个族群认同，但也有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先周时期周人的青铜礼器文化和商人的主流文化是接近的，看关中地区此时的青铜器组合，跟商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以最具代表性的礼制性的器物作为判断标准，由于周人学的就是商人的东西，那商、周就变成一个族了。由此可见，这是三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过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使用了。实际上，过去我也没有考虑这么深的问题，但我认为现在做先周文化研究，应该首先要对概念进行厘清，对于每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严格的界定，这样我们的先周文化才有可能更深一步。甚至我们可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建立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我想这个问题不仅在先周文化里有，在先商文化和早期夏文化讨论中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无论是考古学的文献学倾向，还是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都既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问题。因为历史学、人类学都有它自身的话语系统，用它们的话语体系来解释我们的考古学文化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考古学本身的话语系统应该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要排斥历史学、人类学，而是如何借用它们的概念，并融合到我们的考古学体系里。利用考古学去重建我们人类的过去，比如说夏商周这一段，我们应该有一种考古学家来陈述的三代历史。当然这个陈述未必是完全真实的再现。

　　本站记者：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学术界公认的“先周文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徐良高先生：先周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从文献来的。我们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人最早的祖先是后稷，大约相当于夏代，但在考古学上是很难证实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考古学文化面貌是不断变化的，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概念、内涵等等的界定，我们如何从周代文化来追溯到夏代的联系呢？这个是很难达到的，应该来说目前考古学界能达成一些共识的，能说清楚的，或者说比较可信的，还是在商代晚期这一阶段，甚至商代中期的都说不清了。再往早我们是追溯到晋南，还是追溯到长武、豳县甚至武功一带？这个问题往往是受到文献的影响，或者受到器物学认识的影响。历史学中的共识本来就少，想要达到一个大家认为言之成理的结论，都是有很大的难度。从文献上讲，我们可以追溯到很久，但是真正从考古学上讲，能够追溯的还是很有限的。

　周文化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融汇各种文化的过程。先周文化是如此，西周文化也是如此。先周文化我们目前都认同是几支文化共同组成的，文献中有姬姓、姜姓以及周边不同部族方国。考古学上也很明显，我们现在在先周文化里既看到来自北方鄂尔多斯这一带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也看到来自四川、甘青这一带文化因素的影响。周文化的成长跟商代的模式似有区别。周文化的演进模式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各种文化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丰镐、洛阳、齐、鲁、燕、晋和其他很多地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至少从陶器来看都是有差异的，都能看到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既有当地的，也有商的，当然还有周自身的。这是周文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发展模式，也应是周文化成功的模式。周人在文献记载中本来是一个很小的族群，能够那样迅速发展壮大，我想这和它能够包容、接纳、融合各种各样的势力，各种各样的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有关。我认为这是它成功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经验。

　在我们以往的研究当中，比如对刘家文化、郑家坡文化的分期，有很多主观因素，有一些先入之见。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背景就是要跟文献记载挂上钩。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还是先入之见少一点的好。文献记载可以做一个参照，作为一种解释的模式也可以，但是不能完全被左右，否则会出问题的。古代部族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往往对于自己祖先的记载进行加工，加以神化。只有你理解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文献，你才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些材料。如果说我们一定强调这些记载就是信史，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对于文献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文本来看待，编写、流传这个文本的背后是有人的，人是有他的目的、想法的。所以一定要非常注意。我们过去的研究只看文献本身怎样，没有考虑文献作为一个文本，背后创造这个文本的人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想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考古报告的时候也要当作一个文本来看待。传统文献是文本，考古报告同样也是文本。

　　本站记者：自1999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补记：现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能谈谈有关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吗？

　　徐良高先生：周原的工作应该说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周代考古中最重要的几个遗址，或者说目前西周考古发现最集中的遗址，一个是丰镐遗址，文献记载是周的都城，但丰镐遗址所出的重要遗迹和文物还不是那么理想，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另一个就是周原遗址，周原出土了重要的建筑遗迹、青铜器、作坊等。周原遗址之所以能够较好的保存下来，有其特殊原因，因为秦汉唐都在丰镐遗址附近建都，导致丰镐遗址后来的破坏非常大，保存状况不佳。而周原，周人走了以后几乎再没有中心性的聚落在这里形成，所以保存得非常好。周原目前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方，文献记载的古公亶父迁岐可能就在这一带。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周原重要的学术地位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大家都想去做这个工作。在丰镐做了一定工作以后，我们也需要拓展自己的研究，希望在整个周代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果，掌握更大的学术发言权和主导权，正好有机会跟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陕西省考古所三家合作，在周原做了很多工作，有了比较重大的发现。发现了云塘、齐家的大型建筑基址，庄李的铸铜作坊，齐家北的玉石器作坊等，发掘齐家、贺家先周到西周时期的墓葬与遗址，建立了周原遗址的陶器分期序列，对于墓葬和居址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当然这对于整个周原遗址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本站记者：听说您准备在周原地区开展新的工作，能谈谈您的新思路么？

　　徐良高先生：下一步工作正在酝酿之中。对于周原来说，可做的工作太多了。周原从开始做工作到现在，每次都是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做了几年就停下来了，缺乏系统的工作，更不要说从聚落布局上去做了。另一个问题是，不应局限于一个具体的20余平方公里的遗址。遗址里面的布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跟遗址配套的区域聚落调查研究。我们现在提出“大周原”概念，包括岐山的周公庙遗址、赵家台遗址，还有眉县杨家村遗址等，实际上都属于大周原范围。在大周原的范围内，根据出土的铜器，还有很多遗址，这些遗址构成整个周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当时周人的核心区内不同的贵族家族或者不同的政治功能分区，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后在周原地区的工作除了做周原遗址20余平方公里之内的布局、发掘以外，还要在大周原范围里，甚至在关中地区，探究周代整体的聚落布局，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京畿地区就需要这样做，才能使我们对整个周代京畿地区内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本站记者：您近年来在苏州木渎主持吴文化的发掘，能谈谈最新进展和今后工作的计划吗？

　　徐良高先生：我做的主要是两周考古，过去的工作主要是在周文化核心区的周原和丰镐，同时也非常希望做封国的考古工作。做哪里呢？东南地区有自身的特点，吴越文化在文献记载中与周有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学上来看，无论是土墩墓还是原始瓷系统，都有非常独特的文化特点，非常吸引我。此外，对于我所来说，这么多年来东周考古几乎很少开展，根据过去的调查，我们了解苏州这个地方跟东周文化非常密切，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东周文化研究的支撑点。吴越文化既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又是与周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支地方文化。我们希望在这一带做些工作。在各方的支持下，苏州木渎的考古工作比较顺利地开展了，所以我也感到非常欣慰。对我们所的两周考古学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拓展。

周原庄李M9墓室全景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的一年半时间，从调查到发掘都有非常重要的发现，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大型城址，有城墙、古河道等。结合历年周边发现的非常重要的高等级的石室土墩墓，我们认为找到了当时人生活的中心聚落，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也是今后大有可为的一个事情。木渎古城的年代根据目前的资料可以到春秋晚期，尽管目前还不能直接跟吴都联系起来，但对吴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线索。当然我们还有额外的收获，即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和墓地。我们知道，在南方，土墩都是跟人工建筑有关的，当时怀疑很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东周时代的建筑，结果挖下去之后发现是良渚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土台，也很重要。目前为止，发现了两个连在一起的红烧土台基，一般认为是祭坛。打破祭坛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显示墓葬等级比较高的玉器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一个台子出现两个（西边可能还有）红烧土台基，而且红烧土台基周围还有柱础、柱洞等等，很独特，在良渚文化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被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或者认为最突出的两个阶段的文化，一个是良渚文化，这个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另一个就是吴越文化。应该说这两个文化是该地区先秦时期的两个高峰，而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两个文化都有重要发现，我们很高兴。

　今后，我们将围绕两周吴越地区陶器分期标尺的建立、吴越文化的区分、城址范围、结构与布局问题、城址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墓葬等的全面调查与研究、吴越文化范围内城址考古与各城址性质及城址之间关系等问题开展工作。

田野考古调查

　　本站记者：您十分关注早期文明崩溃的研究，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思考心得吗？

　　徐良高先生：我的兴趣有几大点，一个是本职的两周考古，包括先周、西周和东周的一部分，是研究的主攻方向和日常工作的基本内容。第二大兴趣点就是文明起源问题，我出的书，写的若干文章，包括我到英国进修，都是做的文明起源研究。我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明是不是就是连续的？就看你怎么理解文化的延续和断裂这两个概念。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值得讨论。在西方比如说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这些古老文明后来都消失了，或者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是断裂的，或者说发生了崩溃。而中国过去的宣传给人的概念，文化是一直没有断裂的。其实文化肯定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变化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在中国古代，难道我们的文化没有崩溃吗？难道我们没有文化崩溃现象吗？三星堆文化，我们能解释它的后续是怎么回事吗？良渚文化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消失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区域文化最终消失了。中原文化也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个王朝消失了，王朝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过去我们都觉得中国文化是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化，因此，你不用关注这些问题，觉得这些问题不是什么问题。其实不对，很多文化兴起了，最后又消失了。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消失，即人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西方讲的文明崩溃的理论也是这么讲的。文明崩溃不是创造文明的人都死绝了，而是一种消解，很有可能重新再组合成一种新的文明。那是因为过去的文化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包括社会组织、环境的危机，既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已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运行下去产生了许多问题。当文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导致一种分解崩溃。崩溃完了之后，主流的控制群体会消失或者会衰败，但又会酝酿出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化运行机制。这样又会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新型的文明。所以说文明崩溃不是坏事，实际上是一个群体不断调整，不断适应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另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研究的时候过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讲道德因素，讲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实际上，一个文明的崩溃，如果放到文化的适应和再调整的角度看，很多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崩溃，现在这种运行方式不行了，我们换一种运行方式。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这个研究我是非常关注的。现在大家关注良渚文化的崩溃原因，为什么忽然消失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到吴越时期才重新兴起，是什么原因呢？有学者提出宗教原因，祭祀太多了，洪水泛滥原因等等，我想可能比这还要复杂。同样，夏商周也是个文化体，例如以安阳殷墟为文化特征的商代后期文化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体去研究崩溃的原因。这里面的潜力非常大。北方更多，北方长城地带一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出现又消失了，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一群人来了一群人走了。

　我想，这一现象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把它展开，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强大文明的崩溃现象来研究，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而且还会更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如果我们讲中国历史是一条主线的话，主线从早到晚也是有不断的变化的，都是有阶段性的。不同地区几千年来有很多文化体的兴起、消失、文化面貌的再改造。这都可以从一个文明崩溃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把每个文化的衰落研究清楚了，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对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对于各地的建设，对于当代人的很多行为来讲，都有不少的借鉴作用。哪些我们该做，哪些我们不该做，比如说环保问题，比如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问题，古代也可能有这些原因。这实际上是很有潜力的课题。

向专家介绍考古收获

　　本站记者：您还一直对考古学的本体论问题，即我们能否通过考古资料正确认识过去的问题进行思考，能否谈谈您的新认识？这种思考对我们的考古学实践有什么现实意义？

　　徐良高先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我们国内考古学界最缺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具体做的研究的两个问题，两周考古和文明起源，都是属于研究对象。我们过去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基本都是对象理论。我研究这个历史对象，构建一个理论，然后去解释历史现象。实际上，历史学研究本身有两种理论，一个是本体理论，一个是对象理论。我现在讲的两周考古和文明起源都是研究的对象，我怎么去解释，古代人行为是怎样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古代社会是怎么发展的，这是我解释我的研究对象的理论。本体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研究的本身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研究的。你要研究你自己，研究历史学本身是怎么回事。这涉及到几个方面。

　第一，你的材料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讲的文本的问题，文本问题讲到了文本作者是如何写这个文本的，如何影响这个文本的，这就是本体问题。我们的材料都是有选择性的。你为什么选择它，你为什么要挖它，你如何看待这个材料本身，这个材料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材料是如何来的？是不是都是客观的，还是有它的主观性？这个是史学本体要讨论的。对象理论也会讲到材料，但主要是讲如何使用材料。

　第二，我们是如何做研究的。通过这个材料，如何得出结论，或者说你的研究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通常的史学理论研究不讲过程，讲通过什么材料得出了什么结论就可以了。但本体论就会强调你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东西影响你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哪几个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三，你得出这个结论后，大家如何看待你的结论。过去我们讲，也可能别人认为你这个结论对或者不对。我现在不是讲对或者不对，我是讲这个结论本身的相对性是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第四，历史学本身到底在社会中有什么作用。这个不是对象理论讨论的。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历史学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现在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不知道历史学有什么作用。历史学有规律吗？历史学的规律能够发现吗？历史学有价值，有社会的需要，但我认为其价值并不在于发现规律指导未来，而是有很多别的价值。这跟艺术相似，你看到很愉快，能带来精神的享受，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从历史学中得到你很喜欢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的价值之一。其他方面还有，比如历史学是一个培养群体认同的学科。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祖先，血脉相连，这是历史学培养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物意义上的个体，但是文化塑造了你的认同和行为，自认为也被他人视为某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并愿意为之奉献。成就你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塑造你的力量之一就是历史学。所以绝对不要小看历史学，它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大。过去很多人并没有把历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想通，甚至有人感觉历史学没有价值。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要废除历史学，必将遭致全民的反对。因为你想挖走一个社会的“根”和心理纽带。

　本体论是我们做史学研究很重要的部分，你只有对这一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你才能正确认识怎么做研究，如何看待别人的研究，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看待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在不同的时代为何会出现不同的史学，不同地区的史学面貌为何有很大差异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就有不同的历史叙述体系。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本体论的研究就是要知其所以然。一定要对史学本身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批判甚至发现有史学体系的问题，然后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创新。

　四十余年人生，不敢自诩已达“不惑”之境，但自认为略有所悟：人生短暂，说一点想说的话，做一点想做的事，无愧社会，无悔人生。

　　本站记者：与您谈话让我受益匪浅，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徐良高先生简历：

　1966年4月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1996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遗址考古队队长，主持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自1999年开始，兼顾主持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2009年开始，主持苏州东周古城的考古工作。1996年～1998年，承担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机制”课题，完成《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专著一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于2000年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1997年～2001年，主持国家级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课题，在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成果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关键年代——武王克商年范围的限定和先周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2001年，因这一成果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200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学术进修和访问。2004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兼职研究员。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此外，还参加了社科院多项重点课题的写作和研究。多篇论文和成果获所、院和国家级奖励与表彰。

主要著作：

　1995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迄今为止，已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科普著作一本《死城之谜》。发表论文、学术报告7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考释》、《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从商周人形造像看中国的无偶像崇拜传统》、《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夏商周三代聚落研究》、《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一元抑或多元：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再考察》、《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变现象研究》，《京当类型商文化与郑家坡类遗存关系再检讨》，《以考古学重构中国古代史——新中国考古60年脉络管窥》，《周公庙遗址性质杂弹》等。与他人合编学术论文集多本，如《一剑集》、《三代考古》等。

（原文于2011年2月10日发表于中国考古网，经作者修订。本文收录于《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2015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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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2-3 18:18:12

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考古侦探
一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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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关系密切，可以互为补充。一方面，文献记载为考古发现的阐释提供了理论模式，考古发现证明了文献记载的文本性；另一方面，两者在研究资料、方法、视角和历史学阐释与叙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和研究成果的飞速积累，基于史前时代文献记载的缺乏和对原史时代文献记载文本性的认识，对于中国上古史研究来说，唯有认清并摆脱传统的文献导向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以考古学为本位，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成果，走“考古写史”之路，才能构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实现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目标。中国考古学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诸多成功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作者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P189—P203
责任编辑：晁天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讲话提出的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工作的重要指示，抓住了考古学的核心工作内容，尤其是强调要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来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对中国考古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古人行为的产物，是真实发生过的自在历史的物质遗存。虽然有学者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自己会说话”，但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些物质形态的古代文化遗存自身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而是需要通过研究、阐释，才能确定其时代与性质并推测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研究阐释就是指史学家使用特定方法和理论模式，遵循特定学术范式对古代遗存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在阐释或解读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背景和关联体系中推测其年代、性质和功能，赋予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阐释是史学家面对史料和考古遗存现象的首要任务，只有通过阐释，那些考古发现才具有历史价值，成为我们构建历史叙述的有用材料，否则永远只是一堆材料，构不成历史学的一部分。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约昂·吕森所说：“仅仅学习历史事实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永远是阐释的结果。”所以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说：“寻找考古材料的意义始终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挑战。”
在缺乏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即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构建古史叙述完全依赖考古学，阐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概念与理论主要借自人类学。古人云“礼失求诸野”，今人讲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意思大致相同，其理论前提是单线进化论。布鲁斯·崔格尔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考古学不是与历史学就是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传统上，如果考古学家们研究自身祖先的物质遗存或者文献资料足够充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研究旧石器时代或者年代稍晚近，但技术原始的文化时，考古学家们往往不相信这些文化与自己的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此时考古学就接近于人类学。”路易斯·宾福德和伊恩·霍德也都认为人类学提供了关于物质文化与考古学重建之间的详细关系的直接信息来源。在史前历史研究与叙述中，我们常用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氏族”“部落”“酋邦”“图腾”等概念与理论均来自人类学。
进入原史时期，尤其是文献资料丰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正如前引布鲁斯·崔格尔所说。如何理解并处理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理论问题，即中外考古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考古学本质上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问题。对于具有悠久的文献史学传统、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根深蒂固的“证经补史”思维的中国史学界来说，对此更应该有深入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科学地处理好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关系，否则就难以突破传统史学的既有范式，也难以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发挥考古学的优势，开拓以考古学重构上古史的创新之路，真正实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目标。
一、考古学、历史学与广义历史学
在讨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时，首先要明确本文所涉及的三个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广义历史学？
广义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已经成为过去的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重建其发展历程，探讨其演变原因的学科。它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目标：一是通过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研究过去的人及其文化；二是通过残存下来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研究过去的人及其文化。前者为传统历史学，或曰狭义历史学，后者为近代兴起于西方并引入中国的考古学。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由此形成一套自己的史料发现、甄别、应用等方法和历史叙述体系，如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纪传体、编年体等。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由此，考古学也形成一套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发现、发掘、描述、记录与保护古代遗存，获取其所蕴含的古代人类历史信息、解读其文化性质和意义的方法与理论，如田野发掘方法、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各种科技手段的应用，等等。虽然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在研究资料和方法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以人类的过去为研究对象，目标都是重建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和传统历史学都属于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各有其优势，相辅相成，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夏鼐说：“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实物，即物质的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门。”苏秉琦说：“考古学本身就是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就是要弄清历史，历史就是讲人类的活动。”国外许多学者也持同样的看法，如皮柯特指出：“除了研究资料不是有意识地保存或记录的之外，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罗伯特·沙雷尔说：“显而易见，考古学与历史学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两门学科都是要获得对人类过去的认识。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信息来源的不同，而这也导致了研究过去的方法论和技术的差异。历史学主要研究过去的文字资料，而考古学主要研究过去的实物遗存。”“因为有了这些区别，历史学与考古学通常互为补充，两者合起来能展示出更完整的历史记录。”
尽管考古学和传统历史学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学，但两者毕竟在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关注视角、历史阐释与叙述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我们如何客观地看待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如何科学地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科学地认识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对方的不足，实现重构上古信史的目标。关于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关系，首先可以从传统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意义和考古学对传统历史学的价值两个角度来讨论。
二、传统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意义
对于考古学来说，传统历史学至少发挥了以下几方面作用。
首先，文献记载提供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线索。比如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考古调查、邹衡对早期晋国都城遗址的调查等，都是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开始的。徐旭生在1933年开启他的陕西周秦文化考古调查时说：“周秦民族迁移之地，由史传所言迁都之地，略可考知。最初后稷居有邰（今栒邑）；后公刘迁邠（今邠县）；至古公亶父迁于岐下（今岐山）；文王迁丰（今沣水西，长安户县交界地）；武王迁镐（今沣水东，长安县西南境）；懿王时迁犬丘（今兴平）。……秦族先世所居，西垂、西犬丘、秦，均在甘肃境内。后文公居汧渭之会；宁公居平阳（似在今凤翔县界内）；德公居雍（今凤翔）；灵公居泾阳（今泾阳）；献公据栎阳（今高陵）；孝公居咸阳，则均在陕西境。此次原拟先考察丰镐，后顺大道西行，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南转至宝鸡，或自渭水南眉县、周至、户县东返，考察丰镐、咸阳、犬丘、岐下、平阳、雍，及汧渭之会。”1943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也是专门以文献记载的周人政治中心邰、豳、岐、丰、镐为目标开展考古调查。又比如，德国的施利曼以《荷马史诗》所述内容为线索去寻找特洛伊古城和迈锡尼，在土耳其小亚细亚濒临爱琴海的一个小山丘上发现了重要的早期遗址和金器，在迈锡尼狮子门内发现了几座大墓。这些都是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都城，施利曼发掘的遗址是不是特洛伊，哪一时期遗存可能是特洛伊，迈锡尼大墓是不是阿加美农的墓，都不是能简单地被这些发现所证实的。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些遗址的性质有多种多样的看法，根据文献记载将它们解释为夏都、特洛伊和阿加美农墓只是其中的一种阐释而已。正因为如此，施利曼以这些发现来证明《荷马史诗》记载的真实性受到学术界批评。
其次，文献记载为阐释考古发现、建构历史叙述提供了模式。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自身不会说话，文献记载所提供的信息为许多考古遗存的功能、性质和意义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模式，尤其是在保持有大量文献的历史时期，文献记载提供了主要的解读模式。宾福德曾强调从文本证据产生出中程理论的可能性。罗伯特·沙雷尔说：“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常常可以利用文献确定遗存的性质并进行解释。在原史时期，后世的文献有时折射出早期的信息，可以用来支持考古的解释。”殷墟遗址之所以称为“殷墟”，并被认定为商晚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所以被认定为早商都城亳或傲，二里头遗址之所以被认为是夏都，陶寺遗址尧都说，多处考古遗址为黄帝所居说，对商周墓地作“族墓地”的解读，三代青铜容器被认为是“礼器”，功能为祭祀用器，象征等级、地位等，都来自学者以文献记载为模式对考古发现的遗存的性质与意义所做的阐释。同样，对更早期的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定名，以及功能与性质的分析，除个别观点来自人类学知识，大多也是学者利用两周以后的文献记载所做的解读。
对于古代历史叙述的建构来说，考古学的历史叙述有时也需要历史文献记载所提供的时空体系，尤其是进入历史时期。对于史前时期，学术界基本是用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或人类学中相关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来建构历史叙述。进入历史时期后，来自文献记载的历史体系成为我们解读考古学文化性质、构建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式，如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等等。
从解读对象与解读模式关系的意义上讲，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不是“二重证据”的关系，所谓“二重证据法”在学理上是不成立的。尽管出土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可能存在自洽现象。对此，我们已有专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文献的文本性和模式的多元性，不同学者对文献记载有不同的理解与选择，这必然带来对考古发现的不同阐释与解读，导致阐释与解读的多元化。例如，在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中的夏对应问题上，迄今为止学术界存在十余种不同观点。
最后，文献记载弥补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的具体人物与事件，或者抽象的组织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短板。正如有学者所说，出土的地下实物其实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只是僵化、物化的人类活动。它本身蕴藏了过去大量的人类活动的信息，但凭本身形式，直接地直观地传达出来的并不多，像它所蕴蓄的关于人物、事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等信息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它不如文字史料（包括语言和图像）。文字史料是经过人们的意识处理过的历史信息，实的虚的、具体的抽象的、个别的综合的都有，实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而真实的历史又离不开具体的人物、事件、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文献记载在这方面弥补了考古学的不足，与考古学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互补关系。
三、考古学对传统历史学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传统历史学来说，新兴起的考古学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首先，获得了传统历史学所不能提供的历史信息，补充了传统文献记载的片面与空白，大大扩展了史学的认知面。对于史前史来说，考古学发挥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将历史大大往前延伸，使我们对缺少文献记载的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发展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一点有目共睹，毋庸置疑。
进入历史时期，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强烈政治性和致用性，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内容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活动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其他社会活动往往被忽视或一笔带过。掌控话语权的皇权和精英成为文献的中心，他们的言行是记载的主要内容，沉默的大多数被忽视、被扭曲。梁启超指出，作为中国皇权专制王朝时代的产物，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四弊，复生二病，即“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而“单靠帝王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
考古发现提供了突破文献文本的可能性，考古学资料提供了文献中未记载的古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一般物质文化面貌、古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以及被忽视的地域文化、基层社会面貌等，大大地补充了过去被忽视的历史，展现了历史的另一面，使我们直接感受到古人及其文化，为我们建构古史提供了直观依据，丰富或改变了传统的古史叙述与想象。例如新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各断代史、专门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字史料，极大地吸引了研究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其次，考古学有助于我们纠正传统文献记载的种种偏见和错误，为无休止的历史学争论提供了实证性的评判标准。更主要的是考古学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的诸多观点、观念，甚至历史叙述体系。有人说“考古学家一出手，历史学家抖三抖”，考古发现正在不断修正传统历史学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影响巨大的观点也被考古发现所改写。比如，据文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纸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的，但20世纪50至70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陕西发掘出土一批西汉纸，将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向前推了300年，蔡伦造纸说也变成了蔡伦改进造纸术。这类例子很多。
就考古发现改变传统史学观念来说，中国的考古成果已迫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万民一祖，千古一系”的炎黄传说历史体系，中原文化中心论受到质疑。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既是多源的，也是多元的，每个时代每个区域的人民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多元一体”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多元一体”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地多元文化不断接受文化大传统，融入“一体”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同时各区域文化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文化小传统，大小文化传统互动共存使中华民族文化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需要，在传承中发展并保持活力。融合与创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成果是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历史叙述体系，将传统的王朝史体系转变为考古学文化史体系，将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以物质文化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以所有人为对象的历史叙述，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进入历史学的视野。
再次，考古学为研究与阐释历史提供了诸多新视角、新理论。比如，关于文明起源与国家出现的动力与原因，有生态环境论、人口增加论、技术进步论、战争论、文化传播论等各种观点。对于文化的兴衰和朝代的更替，也有不同角度的新解释，拓展了视野，深化了研究，改变了中国传统历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和儒家道德史观的简单化解释。
最后，考古学成果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古代文献记载不是客观、准确的历史实录，所有历史文献都是文本，具有明显的文本性。文献记载的形成与流传背后隐藏着撰述者、注释者的主观性和话语霸权，即谁在说？谁在写？为何说？为何写？说什么？写什么？作为文本的文献记载，一方面保存了很多有历史学价值的，值得我们参考、利用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其本身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也充斥着各种偏见、选择性记录、想象推测、以讹传讹、编造杜撰、权力操控、自以为是和过度的诠释与演绎等。
虽然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了某某文献记载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梳理早期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就会发现，中国考古发现虽然证明了一些古代文献记载是有所依据的，但更多的是证明了古代真实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补充甚至颠覆了相关文献记载和传统认知。比如，韩城芮国墓地的发现与文献所记载的芮国地望不同，文献记载的晋国早期封地与考古发现不同，文献中失载的南方曾国，等等。又比如，关于先秦丧葬制度，文献记载见于《左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对照考古发现的两周墓葬遗存资料，我们知道文献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出于理想的建构，并未实际存在或实施过，墓地内墓葬的分布、随葬品的多少和组合、墓道的多少等都不似文献记载得那么严格有序，所以有学者指出：“《周礼》所说周人族坟墓的两种类型（‘公墓’和‘邦墓’），具有某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文献记载具有明显的文本性。
对中原以外周边族群文化的文献记载同样如此。由于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献基本都是中原人以汉字撰写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原文化中心观及由此带来的中原文化优越论和对周边异域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异域与他者的想象”带来文献中的“想象的异域与他者”，犹如赛义德所讲的近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学”。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描述中，天下由诸夏与四夷组成，诸夏居中，文化发达，四夷僻处四周蛮荒之地，文化落后。《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史记·赵世家》载战国赵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关于周边族群文化，则如《国语·周语中》所载：“夫戎狄，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又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类记载也见于《淮南子·坠形训》和《汉书》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对周边族群、文化的偏见与歧视。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显示，各地区的古人都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辉煌文化，古代的周边地区文化与中原一样发达，如商周时期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等。在更早时期，如北方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陕北以石峁、新华等大型遗址为代表的陕北龙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东南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等，其社会组织、技术发展水平和文化成就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文化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高。
四、文献的文本性与传统上古史叙述的建构性
在利用文献记载阐释考古发现、弥补考古学的欠缺时，我们要特别强调上古文献记载的文本性与相对性，尤其是有关原史时代的文献，遑论有关史前时期的传说时代文献了。
很多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形成原因复杂。首先，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梁启超说：“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比如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显示，六经是经历很长时间的书写、记载、汇集、编纂和传承而逐渐定型的，经典的传统，恰恰又是漫长传统之下的产物。
其次，古书创作者的目的、动机影响古书的内容与价值偏向，甚至导致伪造古书之风的盛行。古人著书的目的本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留下全面、客观的史料，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实现自己的目的。《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诸子之书常借古喻今，以古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甚至编造历史故事来宣扬自己的哲学思想。墨家的“禅让”故事如此，儒家的伯夷、叔齐故事也大抵如此。故梁启超说：“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子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一语道破有关古代文献记载的真相。由此可以推知，古代文献中的三皇五帝谱系、黄帝体系、禅让说等，都不过是为宣扬某种政治理念，证明权力合法性和行为正当性而建构出的上古历史叙述。
即使如孔子秉持“述而不作”原则所编纂的《春秋》，其目的也是宣扬儒家思想理念，通过“笔则笔，削则削”，使用隐含褒贬的文字等手段将自己的理念贯彻于历史叙述之中，最终实现使“乱臣贼子惧”的政治目的。至于是否会损害到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则是排在第二位的。刘知幾指出《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即五种不实事求是的过度赞美和十二类矛盾、问题，这些都是违背历史实录原则的。同样，《史记》也充满着太史公的选择、想象与虚构，表达了他的价值观和立场。
清代崔述提出中国古代文献有“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的现象。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进一步指出上古历史叙述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存在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史实的现象。表现之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了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了秦代有三皇，到了汉以后有盘古等。表现之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任务愈放愈大。因此，顾颉刚提出对中国上古史叙述体系要“四个打破”，即（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史为黄金时代的观念。
如前所述，不仅考古学的诸多成果证明了传统文献记载的文本性和相对性，而且通过出土古代简册内容与流传文献内容的对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伪造、篡改古书的现象。从这一点看，“疑古”在当代并没有过时，中国古史研究远没有到走出疑古的时代。
文献的文本性、建构性决定了利用文献信息对考古发现所作阐释与解读的相对性和多元性。除此之外，还存在相关文献记载是否适用于解读某种考古发现以及两者之间在内涵上是否能对应，即是否具有同质性的问题，比如，利用两周时期甚至更晚的文献记载去命名、阐释更早的文化现象，以东周和汉代文献记载命名新石器时代玉器，如良渚文化的琮、璧并解读它们的功能、性质等是否科学？文献中的朝代、国家或族群与以物质文化，尤其是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能否对应？
五、走出“证经补史”史学思维，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一）考古写史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近代兴起的科学史学质疑了传统的史观与古史叙述体系，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黄金时代的幻想，而近代的中国社会又迫切需要重建自己的上古史。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派提出要通过重建新的民族国家史来培育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培养新国民。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写道：“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说他的志向是：把中国人的脑袋界定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段出来。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出人家不要的古迹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夏曾佑、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都有重建民族国家通史的志向与实践。
文献自身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和以传统上古史体系统领考古发现来重构上古史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与问题，使大家认识到，传统历史学已经难以承担建构科学可信的中国上古史的重任。中国学术界急切希望有新的史料、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来重构上古信史。近代考古学进入中国恰逢其时，中国考古学被学术界寄予厚望。李玄伯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胡适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历史。”顾颉刚也认识到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古器物学的常识是前几年早应备的，到这时，书籍文献既经整理好，实物方面就更当着手研究。”苏秉琦说“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要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最重大问题。
（二）考古写史展现广阔前景：对中国上古史的新认识与新叙述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大量积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多学科合作日益深入，各种专题研究广泛开展。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性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这些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丰富了历史内涵，改变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当代科学思想观念的传播。
从考古发现来看，考古学提供了传统历史学不可想象的新发现、新史料，呈现了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化进程等，如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大型宫殿、仪式性公共建筑、大型墓葬、水利设施、手工业作坊、显示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聚落群变化，以及象征王权、神权、军权和复杂礼制出现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
从重构上古史体系角度看，20世纪70—80年代，夏鼐、苏秉琦和邹衡等系统地构建了新石器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空框架体系。苏秉琦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提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和“古国—方国—帝国”等关于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叙述体系，认为中国古代从氏族公社向国家的转变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道路，国家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国家的形成有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三种，进而否定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观和上古黄金时代论。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认多区域文化共存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强调中原文化区“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进一步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认为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形成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即“多元一体”。
同样，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考古学文化、周代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不仅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礼制、政治体制等众多方面从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脉络，而且填补了诸多传统历史学的空白，如四川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两周时期的曾国与中山国历史，等等。
这些成果证明了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叙述与解释体系，超越了传统的具有传说性质的三皇五帝体系和争议巨大的夏商周三代古史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尽管中国考古学界一直存在着试图以“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路左右考古学，将考古学文化体系纳入三皇五帝的古史框架体系之中，似乎中国考古学如果没有发现并证明三皇五帝与夏商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就没有实现学术目标的学术倾向，但研究实践告诉我们：这种传统治史思路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比如，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奠定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世界性标志意义，尽管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在学术界仍存在巨大争议。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应该开展扎实的田野工作并展开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而不是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并为此争论不休。
总而言之，基于史前文献的缺乏、古代文献的文本性和以文献记载阐释考古发现的相对性，我们认为，“证经补史”（或曰“历史学倾向”）的研究思路和治史方法不是重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中国上古史的出路，重建上古史需要建立在考古学本位之上。实践证明，建立在考古学本位之上，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成果的“考古写史”才是重构中国上古信史和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虽然属于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但中国考古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也不是人类学或其他什么学科，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仅仅提供了某些阐释模式和历史信息的补充，正如伊恩·霍德所说：“考古学既不是历史学也不是人类学，它就是考古学。”尽管在具有悠久考据学与传统史学传统以及丰富文献记载的中国史学界，“证经补史”史学思维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证经补史”和验证文献记载不是考古学的核心目标，超越传统的古史叙述体系、重构中国上古史才是中国考古学的根本目标。过度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和历史学倾向只会限制中国考古学阐释和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导致学术研究陷于毫无结果的无穷争论之中，进而抑制创新思维，阻碍对中国上古史的重构和多元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厘清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跳出“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范式，摆脱固有的定势思维禁锢，“考古写史”一定大有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将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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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2-3 18:19:16

复旦通识·考古新识｜徐良高：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认识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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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2021-05-06 14:16
【编者按】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最新发现，将公众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考古活动上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发掘是怎么进行的？考古学的研究有可能回答哪些问题？……带着如许疑问，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考古新识”系列，邀请校内外历史考古文博领域的相关学者撰文，以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为契机，与读者一起进行一次考古之旅，以期透过对考古发现的观察，认识考古发掘观念与技术的发展变化，更是能触摸到考古学工作与研究的价值。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的文章《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角度认识三星堆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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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

1986年，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了庄严而神秘的神像雕塑、巨型青铜面具、黄金面罩和青铜神树等大量文物，震惊了世界。由于这一发现超出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物的一般认知，引起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于其性质与来源，众说纷纭。今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再次发掘，借助现代网络传播手段，又一次掀起三星堆考古发现的讨论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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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纵目面具（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

一

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和文化现象自身不会说话，不会告诉我们它的时代、功能，背后的人类行为、思想观念和历史文化意义，需要通过考古学家的解读来呈现。只有通过解读的古代遗存和文化现象才能成为我们认识历史、构建历史叙述的史料，正如路易斯·宾福德所说：“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现在对静态实物材料的观察逐字逐句地翻译成动态的过去生活，以及了解这些材料形成并保存到现在的历史条件。大部分考古学家感到这个挑战相当艰巨，难以克服，因为它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物质世界的关系。”

我们一般利用古代文献记载、自己的经验和认知，以及其它学科知识来对考古发现作出自己的解读。由于个人的立场、观念、对不同理论的选择、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理解与选择、个人的经验与认知方面的差异，我们对同一古代遗存和文化现象，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对于三星堆古代遗迹和出土文物的来源与性质的认识，正是如此，众说纷纭。例如，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发展而来；有学者提出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与黄金权杖“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有可能来自华南濮越系，也可能来自西北的氐羌系；还有人说，神像、神鸟生命树、黄金面具和权杖、象牙和海贝等出土物证明三星堆文化的上层统治者及其信仰来自“西亚文明共同体”（该共同体涵盖古埃及人、苏美尔人、闪族人和印欧人等）；更有人提出三星堆文化主要属于犹太文明，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甚至网上还出现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离奇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有些有一定的道理，但多数是耸人听闻，尽管迎合了公众的好奇心，实际上往往是时空错乱，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由于随意联系，过度想象，这些观点自然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当然，由于这些考古发现超出了我们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和出土文物的一般认知，比如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偶像崇拜和神像制造传统，公众依据自己的朴素经验、一般认知和想象来做出自己的推测和解读，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有专家所说，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古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就认为它是外星文明或外来文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化，我们将逐渐认清它的来龙去脉，对它的解读也会越来越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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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

二

在现有的条件下，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我们如何做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合乎逻辑的合理解读？

首先，如果存在可信的古代文献记载，可以为我们提供科学的解读依据。可惜的是有关四川盆地早期历史记载的文献《华阳国志》成书晚，充满了大量神话传说性质的记载。虽然这些传说可能有某种真实历史的影子，但我们很难依据该书所记载的历史对三星堆考古发现做出科学、准确的解读。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科学地解读三星堆考古发现，我们认为必须将这些发现置于其所处的时空框架、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去分析研究，即情境分析法，而不是脱离时空框架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这也是专业考古学家与一般公众的思路差异。

人类的文化创造是复杂的，不同的自然、文化环境可能出现相似的文化现象，相似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功能与性质，解读古代文化遗存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社会背景。情境分析法就是将研究对象放到它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去分析、理解，正如伊恩·霍德所说：“在情境之中，器物通过和共存的其他器物的关系和对比获取象征意义。脱离情境的客体是不可读的。”对器物的研究如此，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是如此。

情境分析法不仅是对考古发现作出合理解读的方法，还是判断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将墨西哥帕伦克（Palenque）玛雅遗址大墓中石棺盖上的雕刻图案解释为操控火箭的古代宇航员形象不可信？因为这种解读将解读对象抽离其背景环境，忽略了所有其他相关的玛雅艺术和符号证据——服装、数字的位置、树的形象和最终确定雕刻出的人物即埋于石棺中的统治者的象形文字等等，明显与当时的情境不符。

从情境分析法角度认识三星堆考古发现，我们赞同霍巍教授提出的“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维度”的观点，即自身发展脉络的维度、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维度和世界古代文明视野的维度。

从发展脉络看，三星堆文化有一个清晰的形成与发展谱系，不是无源之水，天外来客。从成都平原早期的宝墩文化和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可以找到与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紧接三星堆文化的金沙文化虽然新出现圈足罐、敛口罐、高领罐、圈足盆、平底盆、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器物，但也继承了小平底罐、盉、壶、瓶、觚形杯、高柄豆、鸟头等三星堆文化器物，显示出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此后的东周时期蜀文化又继承了金沙文化的诸多文化传统。

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看，早期，三星堆文化中的兽面铜牌饰，盉、豆等陶器，璋、戈、圭等玉器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当是从二里头文化中传来。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器尊、罍在样式和纹饰上均与中原商代同类铜器一致。从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来看，也使用的是中原三代文化所特有的范铸技术。碳十四测年显示，两地文化之间在年代也大致相当。从青铜器出土情况看，在巫山双堰塘大昌镇大宁河畔、宜都陆城镇王家渡遗址、湖北江陵岑河镇陈龙村、汉中城固铜器群中都发现了类似的尊、罍，说明三星堆文化通过峡江地区的东线和汉中地区的北线与中原地区商文化进行交流互动。

据文献记载，商末周初时，蜀人曾参与周人伐纣灭商的战争。进入西周时期，四川盆地的蜀文化不仅出现有周文化风格陶器、铜器，如罐、盆、罍、尊、觯、戈等，还将自身文化扩展到关中地区，如宝鸡地区的西周鱼国墓地被认为属于蜀文化的分支遗存，出土了诸多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的特色器物，如尖底罐、青铜人像、青铜短剑、与三星堆金杖上图案内容相似的族名——“弓鱼”等。

进入东周时期，四川盆地的文化先是受到东方楚文化的影响，随着秦国灭蜀，又接受秦文化的影响，逐步融入华夏礼乐文化圈之中。到秦汉时期，最终完成“多元一体”的华夏化过程。这一融合过程，在新都、成都蜀王墓和双元村东周墓地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

从世界古代文明视野的维度来解读三星堆考古发现，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还存在太多的缺环，有待于世界各地，尤其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完善。比如，有人提出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来自南亚，进而推测三星堆文明与南亚地区关系密切，三星堆很可能通过身毒道和西亚进行商贸，西亚和南亚的货物和文化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四川乃至中原，中原和四川的特产、文化也随着这条道路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产生影响。不过，迄今为止这种观点还缺乏四川与南亚之间中间地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支撑，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最早大约到西周时期，是否存在与三星堆文化和南亚地区古文化大致同时并承担了两地文化传输通道作用的考古学文化，尚没有线索，因此，所谓三星堆文化与南亚地区的联系，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说，还无法求证。实际上，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记载，商人已广泛使用海贝，商代的中国南方尚常见大象，三星堆文化的人未必需要到遥远的南亚去获取海贝和象牙。

同样，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古代文化与西亚、中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日益受到学术界的肯定。麦、家养牛羊、冶金技术、马与马车等在中国的出现，很可能受到了西亚、中亚古代文化的影响，但其中的许多环节还有待填补。至于偏居中国西南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的统治阶层是否来自西亚甚至埃及，更是因缺环太多而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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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人首鸟身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

三

欲科学认识以青铜神像、面具、神树、金面罩、金杖和象牙等为突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化现象的来源，我们不应远眺南亚、西亚，甚至到地球之外去寻找答案，而是要回到三星堆文化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之中。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三星堆文化所在的长江流域，梳理其地域文化传统，就会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独特文化现象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孕育自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传统和历史之中。

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湖南高庙文化，就出现了以神面、飞鸟和“十”字图案等为象征的太阳崇拜和祭祀广场。距今45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不仅有祭坛，还有玉雕人像、八角星纹图案玉板和玉龟、玉板组合套件，其中的6个小玉人三跪三立。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祭坛在诸多遗址中存在，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玉钺和玉璧上雕刻的神兽组合纹和鸟纹显示当时社会盛行某种神像制造传统和太阳崇拜。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塑和玉雕神人像，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宁乡、湖北随州羊子山等地出土的商周时期神人造像，都显示长江流域存在浓厚的鬼神信仰氛围和神像制造传统。直至东周和秦汉时期，神人形象仍常出现于楚地的帛画、青铜器和棺椁装饰图案中。广泛存在于南方两湖、江西、安徽等地的独特的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与三星堆埋藏器物坑也有相似之处，反映出某种相似的宗教信仰传统。如果我们再看反映地域文化信仰传统的文献记载，也会发现出现于长江流域的《楚辞》、《山海经》充满了神秘的巫鬼信仰色彩，而出现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具有理性的祖先崇拜色彩，发挥着支持宗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两者在内容与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历史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长江流域一直存在一种浓厚的巫鬼信仰和为神、巫造像的传统，并延续至汉代。这与《淮南子·人间训》中“荆人鬼，越人禨（高诱注：好事鬼也）”和《汉书·地理志》中“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是一致的。这一传统通过汉朝的统治集团甚至影响到汉代文化的诸多方面。

从这一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看，三星堆文化中以青铜神像、面具、神树、金面罩和金杖等为代表的文化现象正是长江流域巫鬼信仰体系和神、巫造像传统的表现和影响结果，只不过是某种权力支持下的一种夸张表现和对社会资源的极度集中与消耗，反映了一种明显的神权政治社会文化面貌。这种高度发展的神权政治最终败于通过系统的礼乐文化所呈现的具有成熟世俗政体和理性务实风格的中原两周文化，并融入华夏文化体系之中。随着巴蜀文化融入“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体系之中，礼乐文化大传统在四川盆地取得主导地位，传统的巫鬼信仰只能残存于民间信仰之中，成为当地的文化小传统，与之相关的神像铸造之风也随之衰落，三星堆文化成为我们似乎难以理解的“失落的文明”。

将三星堆文化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长江流域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令人震撼的文化现象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传承有序，变化有因的。当然，我们在强调对三星堆考古发现做科学解读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解读的相对性与多元性。由于人性的复杂，认知的差异，考古的局限，时间的远隔，文化的不同，总有一些现象难以被合理地解释，提出的解释也不会被所有人认同。考古之谜无处不在，这也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著，李怡萍译：《我们为什么说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2，（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3，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12月。

4，霍巍：《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三个观察维度》，https：//news.gmw.cn/2021-04/12/content_34756298.htm，《光明日报》2021年4月12日。

5，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6月。

6，吉野彩美：《中日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比较研究》，《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7，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考古》2014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徐良高，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获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和考古学理论研究，现主持西周都城——丰镐、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获评2010年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等荣誉。研究成果曾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3部，论文与考古报告100余篇。代表作有专著《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丰镐考古八十年》，论文《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考古学研究中的解读与建构》、《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上、下）》、《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等，考古发掘报告《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等。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责任编辑：刘妍_NBJS14519
21赞

尖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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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物不会讲道理，但能证实当时，专家只会讲道理，但不能证实过去，文献只能参考不能作为证据，而且文献记载是有一定的方法性，更不能全信。

2021-05-08

有态度网友0gwp1T

福建省福州市
9
觉得研究三星堆，一定要跳出儒家文化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华一统之前是星光灿烂的～

202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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