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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杨照藜在江浙与王孟英深结医缘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一、杨照藜人物简介 杨照藜，字素园，河北省定县人，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为官至道员。杨照藜博览群书，旁及地理、金石篆刻、天文历算，尤精于医学。著有《温病纬》四卷、《江西全省舆地考》、《素园文稿》二卷，《诗存》二卷等著作。 我们很难找到杨照藜的医学著作，但是他对于医学确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其论述的高妙之处，主要附载于王孟英所整理的医学著作里，以及他对给这些著作所做的序言里。 杨照藜与王孟英是好朋友，王孟英是著名的温病四大家之一。在王孟英还未成名的时候，杨照藜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说他为王孟英一路鸣锣开道，竭尽全力，这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是非常可贵的。杨照藜与王孟英的友谊，是为了弘扬中医事业的一种高尚感情，值得我们在新时代里加以借鉴，并发扬光大。 二、王孟英人物介绍 王孟英的远祖系安化（今甘肃省庆阳县）人，后移居浙江盐官（今属海宁市），乾隆年间迁钱塘定居。其曾祖王学权（字秉衡），精于医，曾撰《医学随笔》，其祖父及父亲皆业医。孟英自幼失去父亲，历经贫困，14岁即立志习医，深得舅父俞桂庭之助，并为其书斋题名“潜斋”。20岁时至婺州（今金华）佐理盐业为生，得暇钻研医籍。后游于江、浙,以医为业。其时战乱，疫疠流行，亲人死于霍乱，遂专心温热病。经多年实践，对温热病有独到见识。代表作《温热经纬》为我国温病学重要著述之一。关于王孟英的卒年，史料记述不详，说法不一，但据《浙北医学史略》记载：“嘉兴已故中医张文冲述其先祖昔居渟溪，曾亲睹孟英，其人清瘦不伟，好学不倦，享寿61年，故其卒年当为1868年”。此说当属可信。 王氏著述及评注参订他人之作甚多，较著名者有：《《王氏医案》（原名《回春录》）、《王氏医案续编》（原名《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归砚录》、《乘桴医影》、《潜斋简效方》、《鸡鸣录》、《重庆堂随笔》、《女科辑要按》、《古今医案按选》、《医砭》、《言医选评》、《校正愿体医话良方》、《柳洲医话良方》、《洄溪医案按》、《叶案批谬》等。王氏在治学上非常刻苦，十分自励。家境拮据亦毫不影响发奋学习。《海宁州志》载：王氏“家贫性介，不能置身通显”。王氏一生南北奔走，所诊病人多为劳苦民众。其著书立说，传播医学知识，广搜效方，以利僻壤贫民。他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 王孟英多与医人、文友交往且为良友。对明末邓玉函、罗雅谷译著的西方的《人身说概》、《人身图说》、合信氏《全体新论》生理解剖知识，注意研究，持开明探讨态度，批评缠足陋习。《温热经纬》既是王氏的代表作，也集中记载了他对温热病的认识与经验。他这部著作的出版，就体现了与杨照藜的友谊。 三、杨照藜助孟英刊印医书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绝大部分中医书籍，均赖民间社会力量捐资以刊刻印行，他们对中医文化的传承作出的贡献和功绩不可磨灭。其中不乏一些社会贤达、知名学者、地方官员、小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与关爱。他们对中医都有着共同的爱好、认知与推崇，有的还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他们或慷慨捐资，或积极收集整理旧本残编，或协助校对、誊抄，或为作序推介等，从而使许多宝贵的中医书籍得以留传而不致湮灭，其热心中医学术传承的精神值得嘉许。 1855年是杨照藜中举之后的十周年，他当时在江西为官。他在为王孟英《温热经纬》所作的序言里说：我初读孟英的《霍乱论》，是在道光纪元之二十八(1848)年，那时还不认识王孟英。三年之后（1851年），王孟英来到我任职的宜黄县（属江西省），我才认识了王孟英，并且又读到了他写的《回春录》、《仁术志》等医案的手稿，并为其编纂排比，交给出版商刻印出版，以便造福于世人。王孟英也知道我喜欢图书，并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因此他只要有了奇方秘籍，就寄送给我，使我增长见闻。而我每有疑问，也就写信相问，王孟英则为我条分缕析，援古证今，一切疑问因此而获冰释，我每次收到他的来信都抚案称快。几年以来，积累了很多来往书信。 杨照藜说，疾病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碰上，不加以治疗，怎能痊愈？然而古来医籍流传，说法纷纭，各种主张使后学彷徨，无所适从，很多学者深感苦恼。我经常想广搜博采，取精华，去糟粕，欲编一本好书，求教于好学深思之士，然而又恐自己才识不够，不敢自信，打算日后邀请王孟英共同办此事，共襄盛举。一晃数载已过，未能如愿。没想到近来战争爆发，广西太平军乱起，贼攻长沙，屠城武昌，攻陷安庆，盘踞金陵南京。 据史料记载，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杨照藜说，我任职的江西，左为安徽，右为湖北，以长江为门户，国家打算用保甲、团练的武装形式，保卫家园。那个时候我从任职宜黄县，改任到临川，各种关于时局的谣言很多。我怕慌乱生事，不知如何是好，更无心读书了。没过多久我父亲病故，就奔丧回河北定县老家。由于沿途干戈不断，道路难行，就绕道长沙北上，从洞庭湖经长江、汉口，在武昌之南，溯流而西，至樊城时，弃舟登车，一路上过许昌、大梁，看到历史遗迹不少，心中感慨很多。渡过黄河之后，河北故里定州在望，即将涉过滹沱河水的时候，却与贼人遭遇，不能前行通过。就折转方向，往东走，到达唐山丰宁一带。 杨照藜从江西回河北，辗转迂回六千里，用了五个月，还没有到家。甲寅（1854年）秋，战事稍有平静，才回到祖居之地，安葬了父亲。在外乡为官十年，重返故里，看到残破的村庄，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杨照藜在家乡过了数月，因公务在身，又买船票南下，在杭州见到了王孟英，二人“握手言欢，历叙契阔。”王孟英的中医学识更加精深，而且涵养深醇，由于时间紧迫，二人“未得深谈，惘惘而别”。不久王孟英来回访杨照藜，仆人挑来了一个大箩筐，放置在舟中，杨照藜说“何必客气！”王孟英说“这是我赠给你的书，你一路舟行苦闷，得此消磨时光。”杨照藜仔细察看，见都是很好的书籍、书稿，就好像王孟英亲自陪伴旅行，一起畅谈一样，心中很是高兴。他就一本一本地读这些王孟英送来的书，其中有一本名叫《潜斋丛书》引起他的注意，急忙翻看，原来是王孟英数年之间所编撰的医学书籍。其中有的内容，是表彰前贤的，有的是写自己的心得，有的是采集古方，如《肘后方》的内容，有的是汇集整理前人著作，如《本草图经》的文字。 杨照藜坐在小船的窗旁，手捧这些书籍，不断吟诵，感佩其中的“奇情妙绪，层见叠出，满纸灵光，”遥望窗外的秀美山色，心中格外畅快，充满感慨。没想到啊！王孟英的学术水平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业，而为斯民所托命者，其精神必强固，其志虑必专一，其学问必博洽，其蕴蓄必深浓，而天又必假以宽间之岁月，以成其志。孟英怀才抱奇，隐居不仕，而肆力于医，故所造如此，岂偶然哉！” 杨照藜到达江西东北部的玉山县，这里属于上饶管辖，又遇上太平军而不能前行，无奈之下又返回了杭州武林山，就住到了王孟英的家里来。二人从早晨谈到夜晚，日复一日，“相得甚欢，因并读其《温热经纬》”。这是王孟英的另一本著作，也是奠定他清代温病四大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所谓“经纬”，就是以黄帝岐伯、张仲景的著作为“经”；以叶天士、薛生白等温病学家为“纬”，所以叫《温热经纬》。它的编写体例，仍然与王孟英的《霍乱论》一样，只不过“理益粹，论益详。其言则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则非前人所及也。”虽然是一部汇编性著作，但是他从新的视角看问题，所以是有创造性的集大成之作。 杨照藜感慨地说，自己也早就想做这样的事情，想了几年，没能下手，而王孟英竟然“已奋笔而成此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无一支字蔓语，羼杂其间，是何才之奇而识之精耶？”老朋友不仅志趣相同，而且互相鼓励。杨照藜建议，日后按照这个体例，再编写一部论述杂病的中医著作，“力辟榛芜，独开异境，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杨照藜真诚而谦虚地说，我 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与王孟英的学问比起来，没法“望其项背”，却被王孟英引为知己，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志同道合，心灵挚友！杨照藜就把他写的这些充满时代气息，详细记述他们友谊交往的文字，作为了《温热经纬》的序言，一起出版，流传至今。 四、再续中医情怀，评《重庆堂随笔》 杨照藜与王孟英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他在王孟英整理的《重庆堂随笔》里，还有大量文字，继续谱写他们之间的中医情怀。《重庆堂随笔》是王孟英整理的其曾祖父王学权、王秉衡的著作。该书开始写作于1808年，其缘由也很特殊。全书以随笔形式，采录医著有关内容，结合个人临床经验予以阐论和发挥。书本论述六气致病、虚劳病证治、方剂分析、药性、望闻问切等专题，均能用浅近的语言进行分析和论述，切于临床实践，易于为人接受。其曾孙王孟英加有详细刊注，并辑入《潜斋医学丛书》中。 王孟英的舅舅俞桂庭作序说，王氏家族是“盐官望族”，从王秉衡先生开始迁居于杭州。他“治家严肃，门无杂宾。虽身通百艺，而深自韬晦。”王秉衡的儿子王永嘉是王孟英的祖父，是一个孝道闻于乡里的人。王秉衡的孙子，也就是王孟英的父亲人品也很好，“勇于为善，而嫉恶过严”，人们都很怕他。但是，俞桂庭的父亲却很喜欢这个后生，就把俞桂庭的四姐嫁给了王孟英的父亲。这是嘉庆丙辰（1796年）的事了，那时王秉衡先生69岁。年近古稀的王秉衡，盼望四世同堂，恰巧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重孙，高兴之余就把他家的厅堂，命名为“重庆”。不巧的是，连续三个重孙子，王庆儿、王双儿、王琳都夭折了。到了戊辰（1808年）三月五日，第四个重孙子，也就是王孟英出生了，王学权、秉衡先生高兴地说∶“此儿与祖同甲子，必得祖之寿。因小字龙。即于是年著医学《随笔》一书，或抒心得，或采名言，皆发人所未发”。王学权的这部著作，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因王孟英出生而写作。两年之后（即1811年），书没有写完，80多岁的王秉衡先生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王永嘉也已经到了满头白发的时候，希望继续完成这项事业。但是不幸的是他积劳成疾，不久也病故了。王孟英的父亲“读《礼》之余，校定遗稿”，想着出版这部著作，没想到年仅49岁，也撒手人寰，弃王孟英而去。这时小名叫王龙的王孟英，才只有14岁。他哭泣着给俞桂庭说∶这是前人留下来的遗训，期望我将来成为有用人才，我的曾祖父在我降生之日，就开始著作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 俞桂庭感慨地说，社会上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医学，外甥你怎可不专心致志，以探索其深奥道理呢！只是医学的义理渊微，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夫，不可能有所成就。王孟英既然有完成此著作的志向，他家的事物也就都靠舅父俞桂庭料理了。俞桂庭夸奖说，王孟英“天姿颖异，幼即超群，王琴泉、王继周两先生皆器之，嗣遇金匏庵、谢玉田、孙铁崖、谢金堂诸前辈，咸目为不凡。”转眼之间，十年已过，王孟英虽然“未展其志，而临诊颇肯用心，屡起大证，藉有声名，可谓不负遗训矣。”俞桂庭先生自料难以看到《重庆堂随笔》的出版了，就写了这些话作为“弁言”，放在未出版著作的前边，也是勉励王孟英的嘱托，当时是道光十年庚寅（1830）秋天，那时王孟英23岁。 时光很快就到了咸丰乙卯(1855)，王孟英48岁的时候，他把曾祖父王秉衡50年前动笔，祖父、父亲都没有续写完成的书稿，交给了他的朋友“中山定州杨照藜”先生。 刘备、刘皇叔曾经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杨照藜经常署名“中山定州”，也和张易水、李东垣、刘完素一样，对于哺育过自己的故乡，有一种深深的情结。这时，杨照藜已在科举之后，在外乡仕宦十余年，又热心于医学传承，所以很快就为这部王氏四代人的著作《重庆堂随笔》写好了序言、总论，帮助其出版发行了。这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杨照藜在《重庆堂随笔》序言里说，儒学是为了天下太平，医学靠技术拯救危困，而医学有“因应化裁、变动不居之妙”，不是笔墨所能尽述的，“自古无独抱一经之名儒，亦无株守一家之名医”，所以需要博采众方，但是古代书籍所流传下来的，往往各有心得，有的议论不精，有的属于固执偏见，破难取舍。我的朋友王君孟英，精于医学，不泥于古，也不随俗。我曾经刻印过他的医案。今（1855）年夏天我路过武林杭州，王孟英拿出其曾祖父王秉衡、王学权先生的《重庆堂随笔》给我看。我敬读之，其著论条理清楚，道理明白，上溯黄帝岐伯，下到当代名家，都取其精华，去其非而存其是。我觉得“读书之不可无识也”。王老先生以醇儒之学，“发明医理，渊源如是，宜孟英之囊括百氏，蔚然为一时宗匠也”。我曾经感叹，古今学术、医术的盛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杨照藜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三代以前不用说了，汉唐时代的各位大儒也多有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言论，尽管如此，“献之廷者，皆实学也”。宋代儒学兴盛之后，斥责汉唐儒学为粗迹，“高谈性天，崇尚妙悟，自谓得古圣不传之秘于遗编，而学术为之一变”。其博学和重视实践，也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后世科举兴盛，优秀的人才学习宋儒而自大，浅学者不过剽袭前人词章而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一旦身撄事变，懵然无所措手，任天下之鱼烂、河决而莫能救止，此志士所为太息也。” 杨照藜感慨了儒学的衰落，就说医学也是这样。“汉唐祖述轩岐，具有规矩，至《和剂局方》出，纯任刚燥，而古法一变。”尽管如此，“因证施治之规，尚未敢紊也”。朱丹溪、刘河间诸贤，犹起而力矫其弊也，到了薛立斋、张景岳之说出，提倡温补，天下之医都尊崇其说，把“古人审证察因之法概置勿论，而直以一补毕其事，遂令举世之人，甘心赴死而不知其故。嗟夫！事变日益滋，学术日益陋，病机日益幻，医术日益卑。岂真劫运使然哉？何汶汶若此！” 杨照藜说，假如能勤学，就不怕无术，“研穷久则聪明出，阅历多则机智生”。读了这部编写的《重庆堂随笔》，就好像苦海里有了指南针、迷途之中见到了北斗星。此前缪仲醇作《广笔记》，尤在泾作《医学读书记》，徐洄溪作《医学源流论》，皆以高才绝学精研医理，故其权衡精当，不是专科之书所能比拟的，这部书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我对于这部《重庆堂随笔》，帮不上大忙，只为“世医之不读书以祸世，与不善读书以误世”而苦恼，因此，希望这部《重庆堂随笔》能够补偏救弊。我说了这么多，也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钦慕”之情而已。 杨照藜不仅在咸丰乙卯(1855年)四月写好了这个序言，而且还为该书整理一个总论式的“总评”，其中闪耀着学者智慧的光芒。 杨照藜说，注解《伤寒论》的人，不用说也有几十家，大多是专论伤寒的书，有很多牵强附会，不大适用。王老先生则认为《伤寒论》是“统论外感之书”，这个观点与沈尧封的见解相同（沈尧封于1850年出版《女科辑要》）。 比如，“风伤卫证”与“伤寒”病相似，但有“时时自汗而脉浮缓”。误治之后，就会有“变证”。若不治愈，尽管已经过了半月或一月，原证候不见传变的人，直接给予桂枝汤，就可以“汗敛而愈”。 杨照藜评论说，后世所称“伤风证”，与“伤寒”大不一样，以咳嗽头疼，鼻流清涕为主。徐洄溪论述得很详细，此证并不自汗，与桂枝汤毫无关系。 再如“风温证”患者，初无所苦，只是昏沉欲睡。初起颇象伤寒少阴病的“欲寐”证，但是病人脉不沉细，而是浮洪。对于这样的病人，误用汗法，则大睡不醒而死；服辛热之药、苦寒之药，都属于无知妄为，必死无疑，只有用甘寒轻透之药，才能治愈。因此，中风、伤风、风温这三个证，名称虽相似，而证候实在悬殊，其他医书经常辨别不清，都是因为没有经验，谈的不是切身体会。如今《重庆堂随笔》“以风寒属桂枝证，而以风热属伤风、与风温证，眼光高前人多矣。” 杨照藜接着评论说，虚损之病，多由阴虚，其证无不潮热咳嗽、吐红食减、脉来细数者。治法本来应该滋阴清热为主，但是往往需要“滋而不滞，清而不寒，且时时兼顾脾胃，方不犯手。但得脉象日和，饮食渐增，即是生机。至阴气已充，可以用参时，而其病已愈矣。”过去的古医书，专重扶阳，都说不服人参就治不好，脉细数的人不好治。而不知道，能服人参的证候，很容易治愈，本来用不着大发高论了。至于阴虚而脉细数的病人，误用人参，则阴竭而死，故古人都说是“不治”，然而调治得法，也有能活下来的，不可都推脱为不治之证。《重庆堂随笔》指出“阴液难充”四字，令人“恍然悟其治法，识力非古人所及。”但是，薛立斋、张景岳等人，也有补阴的论述，只是专门侧重浊腻壅滞之品，使枢机愈窒，离生机越来越远，使人更加相信“扶阳之说”为不诬，而虚损之证，就更无治愈的道理了。所以，我最佩服王孟英之用药，灵通活变，为此道独开生面。今读此《重庆堂随笔》，才知道他学有渊源，来于家传。 杨照藜说，《伤寒论》之“除中”证，是大病之后，元气伤残，所以是死证。假如平常人，忽见此证，“乃胃火炽盛耗其津液，大剂甘寒滋润即愈。”《重庆堂随笔》论三消，以“火燔其液，风耗其津”二语概括，实在是“不磨之论”，我也认为消渴病的病机，由此者甚多，《重庆堂随笔》这两句话，实为“三消之指南也”。 杨照藜说，出血多因火盛，这是常见，气不统摄血液，是不常见的变局。假如“不知其常，侈谈其变，是为乱道。”《重庆堂随笔》这几句话，“说尽千古著书通病。”再如痢疾“滞下”，本属湿热，而有的属于虚寒；“疫病”本属秽邪为害，也有因体虚不能托邪外出之人；“吞酸”本属肝火犯胃，也有胃寒不化的情况。诸如此类，指不胜屈。著书的人，不先明本证，反而将不常见的证候，反复议论，认宾作主，使读者尽入迷途。 明代名医缪仲醇《本草经疏》，喜用滞腻药物，令病邪留而不去，若误投于虚损之证，何以救之？《重庆堂随笔》有过人之识，明白指示，知腻滞重浊之不当，当用甘凉养胃之药。 魏柳洲《续名医类案》善于滋阴，书中论喉闭一证，与张景岳过失相同，见识不正确。叶天士识力超卓，确属独到，得《重庆堂随笔》阐发，“其证愈明，后有患者，庶免夭枉。”魏柳洲《续名医类案》论喻氏治郭台尹单腹胀，以为属于水亏木旺，克脾而成鼓胀，推测他的旨意，也是以滋阴治之，我不敢以为的确如此。 杨照藜说，滋补丸药，最难消化，从来无人说过。得《重庆堂随笔》指明，喜服丸药者，可以戒矣。王孟英于宜补之药，每令熬膏，以对证之药，制成药丸，使其易化，这是继承其家学之长。 薛一瓢为当代良医，而其治病处方，均未流传，让人感到遗憾，《重庆堂随笔》收录保存薛生白的两个方子，皆有理致，足以嘉惠后学。 药物著作以《本经疏证》为第一善本，其中引书浩繁，论述精透，可谓空前绝后，只是其文笔太古雅，读者苦之。《重庆堂随笔》论述数十种医书，精切超越前人。 杨照藜说，“人与物皆有胰，医书未有及之者。王勋臣（即王清任）亲验脏腑，亦未论及。西士名曰甜肉，言其味甜而不言其功用，反以胃中化物之功归诸胆汁，此亦未可尽信者。”又说西方医学曾剖验一人，“见饮食入胃，胃出甜汁以化之。此即万物归土之义，正胰之功用也。”《重庆堂随笔》言“胰主运化食物”，这一论述“正与西士所验相合。”假如，胆汁入胃是真的，则其汁应苦。“此亦西士疏漏之一端也。”赵恕轩（即赵学敏）《纲目拾遗》，辨李时珍之缺谬，最为精当。《重庆堂随笔》取其精华，附录书内，所舍弃的都是糟粕，读者不必有“不见全书之憾”。 杨照藜说，格物之学（笔者按，辛亥革命之后，称格致为“科学”），最为医家要务。凡物性之相制、相使、相宜、相忌，与其力量之刚柔长短，皆宜随时体验，然后用之无误。《重庆堂随笔》所书解毒之品，与物性之宜，真可以御仓卒，而益神智，学人宜谨识之。“西士诸书”与王勋臣《医林改错》，皆医家必不可少之书，而其言脏腑之功用，与气机之流行，则不能无弊。 杨照藜说，“即如切脉一端，无论其为气管为血管，若如所论，则与脏腑了不相关，理应强则俱强，弱则俱弱，何以六部之脉参差不齐，悉与病机相应？”由此可见，用眼观察，与用心体悟，虚实本来不同。《重庆堂随笔》说“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余谓“真可为读一切书之法”。至于亚枝、次瑶诸君子，畅发《重庆堂随笔》未言之意，议论奇伟，余读之甚为佩服。 杨照藜说，四诊之法，以切诊居四诊之末，可见摸脉不可单独为凭据。各位“医家专言切脉，不惟大言欺人，实卤莽从事耳。”《重庆堂随笔》反复推敲脉法，都是亲切体验之言，非医书泛泛铺张者可比。行医之人潜心玩索，临证就有把握，真医道中“度人经”也。 杨照藜说，“以上诸条谨就管见所及，随笔附记，以志景仰。其实公之所论，触目皆精金粹玉，学人潜心玩索，自能增长识力，殊非后生末学之所能铺陈盛美也。” 从杨照藜对于王孟英著作的推荐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这友谊源于对于中医的热爱，也源于他们对于学术真知的追求。 杨照藜还有很多精辟的见解，附载于王孟英的有关著作之中，比如他说：“肺与心相通，故肺热最易入心，天士有见于此，故未言‘顺传’，而先言‘逆传心包’”。杨照藜还说：“湿盛热微之证，初起原可暂用此等药开之，一见湿开化热，便即转手清热”，都是深有见地之议论。 由这些评论不难看出，杨照藜不愧为河北清代的温病学家，其远见卓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散在于王孟英的医学著作之中。 - Y% Z3 q7 a2 I+ \) i1 e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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