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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毒为药思想与丹溪学术传承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中医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有祖传家法，也有师徒之间的传承，而学历教育相对较晚。传承有授业、解惑、传道的不同层次，祖传家法和学历教育主要是授业，而当代和古代的师徒传承，有很多传道的佳话。 化毒为药大智慧，中医独特世界观 据《左传》所载医学史料分析，《左传·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载：“晋侯使医衍鸩卫侯。宁俞（卫侯的臣子）贷（贿賂）医，使薄其鸩，不死。”晋杜预注云：“衍，医名。晋侯实怨卫侯，欲杀而罪不及死。故使医因治疾而加鸩毒。”《国语·鲁语》也记载了这件事，并云：“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使医鸩之，不死，医亦不诛。” 这些记载说，晋侯让医衍借为卫侯治病之机，往汤药中加入毒药，谋杀卫侯，医衍于心不忍，减少用量使卫侯免于死亡。这说明当时对于能致人死命的猛烈药物的用量，已经有相当精确的用量标准。这同《尚书·说命》所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有相似之处。 当时博学广识如孔子的人，却不敢轻尝药饵，《论语·乡党》云：“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礼记·曲礼》云：“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用药知识的积累是极为可贵的。 《周礼》有官医的分工协作规定，有对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具体要求。神农尝百草，而后有“药食同源”的认识。周王朝对于饮食的这些规定，即使今天来看也绝不落后，甚至有过分奢侈之感。其中反映出来人的饮食与天地四时相关，万物和谐相助而不为害的“食疗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周王对于内科大夫的要求也不低：“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做一个内科医生，必须熟悉四季的传染病，诊断的时候注意病人气色与季节的关系，治疗的时候依靠药物的五味、五气，即使没有治好也要“书其所以”，分析和记录死因。 外科医生也不简单，“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这些医政设施虽为周王而设，但“凡君子之食恒放（仿）焉”，各诸侯国皆有官医，并且互相会诊，彼此有交流学习的机会。晋侯有疾，不到周王朝请医生，而是去秦国请医和诊治，可知医学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最好的医生未必出于周王之朝。 在中医的理论之中，“毒”是一个很突出的概念。什么是毒？古人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这并未妨碍他们使用“毒”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只好按照前人的使用情况，分析它的含义。 药物与毒性不分，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最早的时候，古人用“毒”来说明药性，《周礼·医师》说：“医师者众医之长，聚毒药，以供医事”，文中将毒与药并称，把二者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关系。 《内经》说：“妇人重身，毒之何如？”这里的“毒”就是用药性比较猛的药物治疗。 《说文解字》云：“毒，厚也。”草厚的地方，有可能有毒虫猛兽，也有可能有宝物、人参灵芝之类。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段经文中，也是毒与药并称。联系上下文来看，东方治病用砭石，南方治病施九针，北方治病常用艾灸，中原治疗多用导引按摩。这样说来，西方治病尽管经常使用“毒药”，也是毒与药不分，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有区别的话，勉强可以解释为毒是猛烈的意思，“毒药”也就是药性猛烈的药物。 《素问·移精变气论》有一段讨论“毒药”起源的论述，可以为上述“毒药不分”的观点作注解。“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己。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 文中说上古的时候，治病不需要毒药（当时也没有毒药），只用自我保健锻炼、心理调整，就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后来，这些措施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要了，就发明了“毒药”治病的方法。在这个早期用药物治疗的阶段，由于服药经常中毒，所以“毒药”并称，也是毒与药不分。古人这样“毒药并称”，暗含着慎用药物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使用药物。 《内经》中“毒药不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毒药无治，短针无取。”“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刺灸砭石，毒药所主。”“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其于毒药何如？”等等，都是不加别白地把“毒”与“药”等同看待，说明了古人对于药物的慎重态度。 《素问·五常政大论》：“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J) N% ^1 c, N5 j0 t0 Y- P! q
长江隔不断医学的交流，战争阻不断学术的传承。 长桑君与扁鹊，公乘阳庆与仓公，张仲景之后，学派林立，逐渐成了师徒传承的标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医学四大家，开创于刘完素，收功于朱丹溪。 河北正定的医学家窦材(约生于公元1076～1146年)，他学医于“关中老医”，曾任绍兴开州巡检等职。他把北宋的医学思想带到了杭州。 程朱理学创始于北宋，向南方转移成就了朱熹，宋理宗赵昀公元1225-1265年在位，这是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 窦材于1146年著成《扁鹊心书》3卷，附“神方”1卷。窦氏敢于质疑前贤，批评张仲景对于艾灸的态度，主张治疗疾病扶阳以灼艾为第一要务，并创造睡圣散以减轻艾灸时的痛苦。他秉承扁鹊和《内经》思想，强调阳气在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阳气的盛衰是人体生长衰老的根本，阳气的有无是人体生死存亡的关键。这是南宋医学的一个特色。 陈无择（1131-1189），名言，以字行，原籍宋青田鹤溪（今景宁县鹤溪镇）人。长期居住温州，行医济世。他与北方的刘完素（1110-1200），张元素（1134-1234）大体同时代。 陈无择精于方脉，医德高尚，医技精良，学术造诣深遽，除从事医学理论研究之外，并多著书立说。因此，不但求医者众，而受业者更是纷至沓来。由于他的名著《三因方》为永嘉医派奠定了学术基础，因此，陈无择也就成了永嘉医派的创始人。 张子和（1151-1231）、李东垣（1180-1251）、窦汉卿（1196-1280）、罗天益（1220-1290）、王好古（1220？-1264？）崛起于北方，朱丹溪（1281-1358）的老师罗太无在宋理宗（1225-1265）朝任职。 罗天益的《卫生宝鉴》里很多医案有年代日期，最晚的是1278年。砚坚写的序言是至元辛巳（1281年），王悸序序言是至元癸未（1283年）。 也就是说，朱丹溪出生之后，北方的医学家基本上不再出名了，中医学的中心已转到了江南。 朱丹溪承先启后，继承创新成宗师 朱丹溪《格致余论》自序说：“震亨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药而安。因追念先子之内伤，伯考之瞀闷，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积痰，一皆殁于药之误也。心胆摧裂，痛不可追。然犹虑学之未明，至四十岁复取而读之。顾以质钝，遂朝夕钻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又知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主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于《局方》也。” 朱丹溪学习中医的历史过程很曲折，1281年出生时南宋灭亡没几年，青年时期没有“科举”，1314年恢复科举的时候，他已经34岁，于此前后他治好了母亲的病；学习儒学属于“大道”，虽然丹溪先生也姓朱，是名儒朱熹的“同宗”，却不能由此成为进身仕途的门径，有幸遇到名儒许谦却被“劝阻”而改学医学。 许谦名闻遐迩，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青年人心目中的明星学者。“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一个人能遇到这样的名师，是很幸运的。 戴良(公元1317~1383年)《丹溪翁传》说：“闻许文懿公得朱子四传之学，讲道八华山，复往拜焉。益闻道德性命之说，宏深粹密，遂为专门。一日，文懿谓曰：‘吾卧病久，非精於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於医乎？’翁以母病脾，於医亦粗习，及闻文懿之言，卽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於时，犹仕也。’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於医致力焉。” 40岁的朱丹溪中途改行学习医学，既有自己的原始基础，也是为了遵从“师命”而承担了“使命”。为了坚定信心，他“悉焚弃”学习儒家理学的作业，为老师许谦谋求治病良方和良医，让自己先了解时下的流行“学术权威”。 “ 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翁穷昼夜是习。”朱丹溪像一般的学生那样，下了功夫，也发现了问题：“ 旣而悟曰：‘ 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这个认识与此前 张元素（1134-1234）“古方今病不想能”的观点一样，反对“方证对应”的“执方疗病”，推崇扁鹊、《内经》、张仲景、孙思邈等所倡导“辨证论治”，活法巧治。 “ 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熟读经典，才能成为名家大家。“ 然吾乡诸医鲜克知之者。遂治装出游，求他师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皆无所遇。”朱丹溪的求学之心很强烈，他读经典、拜名师的心情很迫切，因此，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为了遇到心仪的名师，他走了很远，很久。 朱丹溪在失望之余，却得到了命运的眷顾：“ 及还武林，忽有以其郡罗氏告者。罗名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学精於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性褊甚，恃能厌事，难得意。”回头是岸，名师就在身边，然而这个名师却像华佗一样“为人性恶难得意”，虽非“耻以医见业”，却也是自认为属于“南宋遗老”，身心疲惫，隐居“武林”山中，不再热心为人治病了。 国破中医在，救人是根本 求师若渴的朱丹溪听到名师的信息，自然是欣喜若狂，“翁往谒焉，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故知之。” 道不轻传，法不乱授。一个是志向坚决的问道者，一个是看惯了社会乱象的掌门人。就像唐僧师徒相遇不易那样，朱丹溪终于拜在门下，成为高徒，写进历史，名垂千秋。当时，朱丹溪已经颇有名气了，因此罗知悌才在见面之后说“子非朱彦修乎？”那个宋元交替的时代，衣食医很多，传道医也可能“文人相轻”，未必肯放下身段，虚心向道。 “翁旣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敎。罗遇翁亦甚欢，卽授以刘、李、张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於经。”名师高徒一相见，自然不同凡响，先从当下名家谈起，很多“显学”都是“俗学”，但是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三家，在罗太医的心目之中都是很有地位的学者，也是学术领袖。 要知道，元朝初年的时候，窦汉卿、罗天益都见过忽必烈，或者做过太医，但是罗知悌并没有对他们有所推崇，也没有提窦材、陈无择，他对医学界很多人都有微词和批评。 罗太无在与朱丹溪逐渐熟悉之后，在讲述了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的学术成就之后，就嘱咐朱丹溪：“尽去而旧学，非是也！”一个南宋遗老，在迟暮之年，让自己的徒弟“去旧学”，守正创新，传承精华，这是一代宗师成功的必由之路。 朱丹溪“闻其言，涣焉无少凝滞於胸臆。居无何，尽得其学以归。”学成归来的朱丹溪，自觉有肩负振兴学术的历史责任，但是，当地的同行却不认可。 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戴良说：“乡之诸医泥陈、裴之学者，闻翁言，即大惊而笑且排，独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医不能疗者十馀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验，於是诸医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誉。” 北宋 大观年间(1107-1110) 宋徽宗颁布施行《太医局方》，此书由陈师文、 裴宗元等人奉敕整理，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 淳佑年间(1241~1252) 定型，改称《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全书共10 卷，分为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经数次增补，载方由297首增至788首。如三拗汤、 华盖散、 藿香正气散、 至宝丹、 苏合香、四君子、 四物汤、逍遥散等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现在中医学院的《方剂学》有很多方子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是经方家与医经家的矛盾，经方家强调方剂的神圣，比如《汤液经》是把方剂举在头上，说它可以治疗什么病，突出的是方剂。而医经家，强调病证，比如张仲景六经辨证，方子都属于“器”，而理论属于“道”。 经过朱丹溪的不断努力，临床疗效不仅征服当地的同道，而且逐渐声闻遐迩。“数年之间，声闻顿著。翁不自满足，益以三家之说推广之。谓刘、张之学，其论脏腑气化有六，而於湿热相火三气致病为最多，遂以推陈致新泻火之法疗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阴虚火动，或阴阳两虚、湿热自盛者，又当消息而用之。谓李之论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则胃脘之阳不能以升举，并及心肺之气，陷入中焦，而用补中益气之剂治之，此亦前人之所无也。” 朱丹溪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也看到了他们的不足，所以就有了自己的独特学术见解。 “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满於东南。天，阳也；地，阴也。西北之人，阳气易於降；东南之人，阴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因此提出了“相火”及“阳有馀阴不足”论，出版了《格致余论》。 因此，泰定二年（1325年），在武林罗知悌与朱丹溪的师徒传承，成了医林美谈。 《格致余论》慎热药，反对滥用乌头附子 朱丹溪主张“阴常不足，阳常有余”，所以他对于滥用温热药，一直持批评态度，他绝对不是“火神派”的祖师爷。 有人问他，说《局方》乌附丹剂，多用于年老气弱者，“理宜温补，今子皆以为热，乌附丹剂将不可施之老人耶？” 面对这样的观点，朱丹溪说，不仅乌附丹剂不可妄用，而且“好酒腻肉，湿面油汁，烧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对于“甘旨养老”的说法，朱丹溪颇不以为然。 他认为人体五十岁之后，“疾已蜂起，气耗血竭，筋柔骨痿，肠胃壅阏，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阴难成易亏。六、七十后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几欲飞越，因天生胃气尚尔留连，又藉水谷之阴，故羁縻而定耳。所陈前证，皆是血少。《内经》曰：肾恶燥。乌附丹剂，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风、半夏、苍术、香附，但是燥剂且不敢多，况乌附丹剂乎？” 有人以《局方》为依据，提倡“温热养阳。”朱丹溪批评说：“《局方》用燥剂，为劫湿病也。湿得燥则豁然而收。《局方》用暖剂，为劫虚病也。补肾不如补脾，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下虽暂虚，亦可少回。《内经》治法，亦许用劫，正是此意。盖为质厚而病浅者设。此亦儒者用权之意。若以为经常之法，岂不大误！” 燥胜湿，《内经》的理论，朱丹溪很熟悉，他认为这是权宜之计的“用权”方法。 化食为药“倒仓法”，推陈出新涤脏腑 药食同源的历史很长，开始于神农尝百草的时代，大多是赋予食物以药性，以食代药，化食为药，而朱丹溪的“倒仓法”把这个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此前的张子和“汗吐下尽治百病”攻邪去病方法，对于朱丹溪也许有所启发，但是，元代东西方交流进一步加强，西方传入的“倒仓法”更是别具一格。 “以黄牡牛，择肥者买一二十斤，长流水煮麋烂，融入汤中为液，以布滤出渣滓，取净汁，再入锅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则成矣。每饮一钟，少时又饮，如此者积数十钟。寒月则重汤温而饮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为之缓急多寡也。须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视所出之物，可尽病根则止。吐利后，或渴不得与汤，其小便必长，取以饮病者，名曰轮回酒。与一二碗，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涤濯余垢。睡一二日，觉饥甚，乃与粥淡食之。待三日后，始与少菜羹自养，半月觉精神涣发，形体轻健，沉疴悉安矣。其后须五年忌牛肉。” 牛是古人很早就驯服的动物，犒赏犒劳、太牢少牢，都与牛有关系。牛肉本是养生很好的食物，但是朱丹溪把牛肉变成了让人上吐下泻的峻药。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胃肠道排除宿疾顽痰的方法。 朱丹溪解释说：“牛，坤土也。黄，土之色也。以顺为德，而效法乎健。以为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乐也。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横散入肉络，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无不入也。积聚久则形质成，根据附肠胃回薄曲折处，以为栖泊之窠臼，阻碍津液气血，熏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肠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岂合勺铢两之丸散。所能窍犯其藩墙户牖乎？窃详肉液之散溢，肠胃受之，其厚皆倍于前，有似乎肿，其回薄曲折处，非复向时之旧，肉液充满流行，有如洪水泛涨，其浮莝陈朽，皆推逐荡漾，顺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浊道者自泄而去。凡属滞碍，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和顺之性，盎然涣然，润泽枯槁，补益虚损，宁无精神涣发之乐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后，散财发粟，以赈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于西域之异人，人于中年后亦行一二次，亦却疾养寿之一助也。” 《内经》说：“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剌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一日分为四时，每个人在一个昼夜之中，就是一个生命周期，因此，需要顺时养生，也是一个重启动的过程，把违背有序的“无序化”进行纠正过来，这就是治未病和治已病的共同目的。 继承张子和驱邪思想，增加扶助正气方法 补偏救弊，扬长避短，守正创新，是中医药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朱丹溪对于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发展的正确道路。他说：“愚阅张子和书，惟务攻击。其意以为正气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书，将谓医之法尽于是矣。”朱丹溪善于读书，就如同他对《和剂局方》的研究一样，对于《儒门事亲》也有很深的研究。 《和剂局方》是“经方家”在宋代的升级版，是政府组织颁布的“时方”，与《汤液经》不一样，与张仲景的经方也不一样。朱丹溪有思想，他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对于滥用温补有激烈的批评。李东垣虽然也是温补，但是脾胃虚损运化不足，多有寒湿证候，因此，朱丹溪不反对李东垣，并且从李东垣“相火就是阴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观点，找到了“阴火”为病的普遍性，因此，格外重视“内伤”虚损。 朱丹溪说：“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由是于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又思《内经》有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思仲景有言：病当汗解，诊其尺脉涩，当与黄建中汤补之，然后汗之。于是以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也。驰名中土，其法必有过于朋辈者，何其书之所言，与《内经》、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于是决意于得名师，以为之依归，发其茅塞。遂游江湖，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连经数郡，无一人焉。后到定城，始得《原病式》东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终未得的然之议论，将谓江浙间无可为师者。泰定乙丑（1325年）夏，始得闻罗太无并陈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骂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 有困惑，带着问题，寻找名师，终于得到“解惑”和“传道”的真经。 朱丹溪说：“因观罗先生治一病僧，黄瘦倦怠，罗公诊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时其母在堂，及游浙右经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归无腰缠，徒而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时僧二十五岁，罗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烂与之。几经半月余，且时以慰谕之言劳之，又曰：我与钞十锭作路费，我不望报，但欲救汝之死命尔。察其形稍苏，与桃仁承气，一日三帖下之，皆是血块痰积方止，次日只与熟菜稀粥将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余，与钞十锭遂行。因大悟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去而正气伤，小病必重，重病必死。” 拜师学习的人很多，真正得到真传，必须具备“同频共振”，善于领悟，这样才能前赴后继，不断发展学术。 罗太无先生的教学方式很实用，也可以看作是历代中医传承发展的经典。 朱丹溪说：“罗每日有求医者来，必令其诊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其药，以某药为引经，往来一年半，并无一定之方。至于一方之中，自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脗合？随时取中，其此之谓乎。是时罗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揍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 因此，倒仓法虽然来于“西域异人”，但更是因为有跟师期间的善于思考，所以才能把这个有效的治病方法发扬光大。 关于扶正祛邪，化毒为药，化食为药，甚至中医学术传承，有了自己独特的心得：“由是又思许学士释微论曰：予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遂取东垣方藁，手自抄录，乃悟治病人当如汉高祖纵秦暴，周武王纵商之后，自非发财散粟与三章之法，其受伤之气，倦惫之人，何由而平复也？于是定为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以《局方》为戒哉。” 他提倡的“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确值得大家深思。火神派的观点，需要三思而行。 2022、4、26（完稿） 这次会议是2022、5、28-29线上视频讲座，这是制作课件的文稿 视频与文稿，不可互相替代。 因此，这也是独特的学术文稿 ) e9 z: v1 H4 n1 z,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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