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至名归，刘学春介绍学术成就，祝贺余瀛鳌先生荣获国医大师称号

曹东义

家学奠基，博采众长—临床文献专家余瀛鳌访谈[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刘学春 [url=]中华医史[/url] [color=rgba(0, 0, 0, 0.3)]2022-07-20 15:17 [color=rgba(0, 0, 0, 0.3)]发表于北京

编者按

余瀛鳌（1933年3月—），男，江苏阜宁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医临床文献学家，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先后被授予“首都国医名师”“全国名中医”等荣誉称号，是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和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他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本科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后成为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又师承著名中医大家秦伯未，经历了“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倡导中西医结合，将西医理论融会贯通用于中医的临证治疗之中。余瀛鳌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临床文献学研究60余年，疗效卓著，著作丰厚，为中医临床和中医文献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刚获悉余瀛鳌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今将本刊登载的一篇专访节录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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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刘学春.家学奠基, 博采众长——临床文献专家余瀛鳌访谈.中华医史杂志,2021,51(04):235-243.
访问时间：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采访地点：余瀛鳌办公室、寓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等
余瀛鳌与采访者刘学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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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医之家

刘学春（以下简称刘）：您出身于世医家庭，您的父亲无言先生早在上海就已很有名气，能否谈谈您的家传情况？余瀛鳌（以下简称余）：我的确出身于医学世家。先曾祖余賛襄（约1820—1883）是江苏阜宁名医。先祖父余奉仙（1860—1939），精于伤寒、温病、瘟疫及内科杂病，被誉为“苏北三大名医”之一，著有《医方经验汇编》。

先父余无言（1900—1963），擅长伤寒、温病和内外科多种病证，是100年前“中医学习西医”（简称“中学西”）的一名青年。1929年，在上海开设诊疗室，并与上海名医张赞臣先生合办联合诊所。20世纪30年代起，又先后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以及由张赞臣先生等共同主办的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授课，并膺聘担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编审委员等职，有著作多部。

刘：您能否谈一下家传对您的影响？余：先父无言先生的医界好友颇多，我小的时候先父常常抱着我跟他们讨论医学问题，算是耳濡目染吧。

上高中以后，只要我有时间就到先父开设的诊所抄方学习。记得上大学期间，先父在上海仁济医院会诊治疗水臌重症（肝硬化腹水）患者。他根据患者正值中年，体质尚可的情况，选用了《傅青主男科》中的决流汤。腹水易反复消长，往往需反复运用数次，才能真正消除腹水。腹水真正消减后，先父建议改用香砂六君子汤去人参加猪苓桂枝汤予以扶正，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现在，我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患者时，也常常用到这些药物。但在我的处方中已见不到甘遂一药，因为甘遂有毒性，现在的药房已经不进货了。保护患者免受有毒药物侵害当然是对的，但长此以往，或许很多毒性药物临床使用经验的传承也许也会慢慢地消失。

1956年春，先父无言奉调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医研究院”）工作。他在教学之余还担任部分高干的诊疗、会诊，我每每侍诊其旁。加上平时和先父经常一起交流，受教颇多，先父的治学态度和诊疗经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5 I D5 G' [' D

余瀛鳌（右）和余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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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之路

刘：既然您有这么深厚的中医家传，为什么学了西医？余：我少年时即学习中医。父亲认为，经过专门系统的西医学习有利于促进自身中医专业的持续发展。于是，他建议我先参加西医高校的入学考试。1950年，我接受父亲的建议考入了同德医学院，后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195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同年，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报名参加了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简称“西学中班”）。因此，我的学习经历了“中学西”“西学中”的过程。我反对固化中医理论，认为中医学既要继承，更要发展创新。所以，我主张广泛地吸纳西医学以及现代各领域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医所用，加快中医在各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1985年10月26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系1955届毕业卅周年留影纪念
刘：您在西学中班的学习情况怎样？授课老师有哪些？用什么教材？余：在西学中班，我们一共学习了两年半，一年学习理论知识，一年多临床实习。我们在西学中班受到于道济、瞿文楼、秦伯未等全国诸多名医的指导教益。

虽然我大学学习西医，但因为有家传的缘故，与西学中班其他同学相比，还是有些优势。我是自愿来学中医的，加上之前有些基础，接受中医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不像有些同学那样，需要转变思想。我的课程学习成绩也比较好。1957年，我作为中医研究班优秀学员获得了表彰，不过我不是最好的，当时吕维柏、林平清荣获金奖。1958年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排名第四。, K9 E. X# n; T Q H0 M

中医研究班全体受奖学员合影（1957年摄）

刘：听说您曾拜秦伯未为师，是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拜他为师的？余：1956年10月，先父无言先生在中医研究院主持编审室工作。那时我尚在西学中班学习，他提出让我拜当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的秦伯未先生为师，使我既受到父授，又获得师传。于是，1956年初秋，在北京西单附近的鸿宾楼，我正式拜在秦师门下。刘：您跟秦老是怎么学习的？余：秦老当时工作很忙，为了能正常工作，嘱咐我不宜声张。从此，我就有了直接指导学术、临床的导师。秦老也为我们西学中班主讲《内经》，还抽暇为患者诊治疾痛。我毕业后也偶随秦老诊疗学习、陪同外出会诊。我成为中医研究院职工后，基本上难以去医院侍诊，但晤谈、请益的机会还比较多。

1959年初，秦老让我通读《内经》，补充他的旧作《内经类证》中未引列的《内经》病证原文和篇名出处，并给每类病证加上按语，以使原作趋于完备。我花了一年多时间阅习《内经》，抄录千余张卡片，注明出处，撰写按语。1962年春，仍以《内经类证》为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署名是“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这本书在一年多的时间竟印刷了3次，说明读者对此书的欢迎和重视。

《内经类证》书影（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书信往来亦是我向老师请教的方式之一。1961年，我作为中医研究院派遣的医疗队员之一，前往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以下简称“包钢医院”）支边。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乙型肝炎患者很多，我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疗效不够理想。我向秦师请教。秦师回信称：北京的“乙肝”也很多，大多属于“肝燥胁痛”。他建议我改用《续名医类案》中的一贯煎辨证施治。我就以一贯煎结合柴胡疏肝散据证加减，疗效有明显的提高。

秦师对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他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适合于每一位医者。又说：你在学习家传、师授之余，又不能拘于一家之言，生平治医还须重视学习、重点钻研、积累探索。在治学方面，他十分推崇清代大文豪姚鼐先生“善学”的见解，即“博闻强识而用心宽平，不自矜尚，斯为善学”。1970年，秦老患病弃世，但师教之耳提面命，真是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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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刘：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门诊的？一直都坚持出门诊至今吗？余：1955年，我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工作，担任西医住院医。但没有多久，我就到西学中班学习，也时而跟随先父和秦师出诊抄方。西学中班学业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文献编审室从事文献研究工作。业师训示我说：“你搞中医临床文献专业，又是在藏书相当丰富的中医研究院，能够阅习诸多医籍、文献，有条件探索研究，但你不要脱离临床诊治疾患。”在他的帮助下，我被允许在广安门医院一周出两个半天门诊。在不放弃临床工作这个问题上，我首先要感谢恩师的提示与帮助。

以前的临床工作虽然没有间断，但是不够集中，并不管理病房。给我以锻炼的是在内蒙古包钢医院3年多的临床工作。1960年2月，卫生部中医司的路志正邀我一同赴包钢医院开展支边工作。当时，包钢医院刚建立不久，病号多，任务也重。我们每天出门诊，又参与病房会诊工作，十分繁忙。

1960年6月，内蒙古包头市举办了一个“西学中”进修班，路志正和我承担了教学任务。我们两人一组，既讲课，又带教，白天临床、教学，晚上熬夜备课，休息时间很少。这两年的满负荷工作，对我临床水平的提高乃至后来的学术发展，均有深远影响。' Y% _$ P/ a; s7 G5 P+ w, z

1960年1月—1961年12月，赴包钢职工医院支边开展中医医疗与培训
（右2路志正、右1余瀛鳌）
1961年，余瀛鳌在包钢医院教学
1961年，余瀛鳌在包钢医院临床教学1961年，余瀛鳌夜晚在包钢职工医院宿舍编写教材

1963年6月，支边工作结束后，我回到编审室继续工作并坚持临床。现在，我还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和鼓楼中医院“京城名医馆”出特需门诊，以治疗泌尿生殖系疾患、肝病（肝硬化）、肾病、心脑血管病、情志病、呼吸系统病、糖尿病、癫痫等病为多。现在我已88岁了，每周仍出两次门诊，只要我头脑清醒一天，就多为患者服务一天。

刘：在临床上，您主张研究通治方，并提出了余氏通治方和辨病、辨证论治学术体系。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余：我长期从事通治方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我对现代中医高校所编的教材有看法。如现在的中医内科讲义、教材，已是相当厚的一册。其中的辨证分型很细，甚至可多至六型以上，而实际我们临床诊病时，患者述证往往是跨型的。同学们虽然学习了复杂的分型，但毕业后临证时却感到困难，书本的知识用不上。我曾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个别领导反映过我的一些看法。我说：现在的《中医内科学》教材虽然比较厚，但我认为还不如选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这么说是因为，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我发现施今墨先生有治疗糖尿病的通治方，恩师秦伯未先生、颜德馨先生还有朱良春先生临证亦有通治方。因此，为了易于学习，便于加强中外交流，我成为研究通治法、通治方中的一员。我认为通治法和通治方是应予探索的治学途径之一，尤其是在慢性疑难杂症方面的探索研究更为重要。这些是我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观点。

所谓“通治方”，就是治疗某一疾病的主方，或者说是基本方。多年来，我对数种疑难病症进行通治方施治和辨证、辨病相结合，有明显的收获。前面我已谈到了对乙肝的诊治学习和经验总结的过程；还有，我治疗癫痫，选用“白金丸”予以加味制作通治方，疗效亦较原方有所增强。目前我治疗癫痫，就是在自拟“癫痫促效方”的基础上灵活化裁。对于急慢性肝炎的诊治，我认为“调肝”当是最重要的治法之一，但亦应适当补益肾阴和健脾。所谓“调肝”，实际上也包括疏肝，所以我经常用柴胡、制香附、青皮等药，还往往用鸡血藤、鸡骨草和鸡内金，这几味药对改善肝功能比较有效。若患者消化功能好，可去鸡内金。还可加用生地、熟地、枸杞子、山药、炒白术等，但须结合病证的不同，考虑方药的斟酌加减。至于肝硬化，则宜加用软坚药物，如鳖甲配合三棱、莪术、大腹皮、生地、熟地、石见穿等药。如有腹水，宜重用茯苓、车前子、车前草、黑丑、马鞭草等药。坚持“通治方”的学术主张，是我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总结。! W% F& X4 G& X; P! }; I# L5 z*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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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刘：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以下简称“医史所”）“四老”之一，能否介绍一下您早年在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情况？余：“医史所有四老”这个说法是我近年才听到的。实际上，我们所的工作人员在建所前迄今数十年，医史、文献名家大有人在。中医研究院成立之初（1955），有医史研究室和编审室（即文献研究室），以及后来两室合并建立医史所。早期的医史研究室由李涛、陈邦贤二老负责，成员有马堪温、赵璞珊、陈维养等；编审室由于道济、先父余无言二老负责，成员有陈苏生、谢仲墨、耿鉴庭等。1958年，西学中班毕业后，有6位同学分在这两个研究室。医史有李经纬、蔡景峰二位；文献有王荣和、钮思源、陆天鑫和我4人。同年8月，先父无言先生被调往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他调走后，编审室由胡纯之、朱颜、王雪苔负责。那时医史研究室和编审室共有20余名工作人员。

改革开放后，院里逐步将医史、文献（编审室）两部分合并为医史所。在医史和文献领域工作时期最长的有4位，即医史的李经纬和蔡景峰与文献的马继兴和我。你刚才提到的“四老”，只是在所内工作年限最长而已。目前，我们四位的平均年龄已超过90岁（2019年马继兴去世）。这在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所内，也不多见。当然，我们四人对所内工作也有所贡献，研究项目和著述也多一些。

文献研究室工作照
（前排右起：余瀛鳌、马继兴、于文忠。摄于20世纪80—90年代）
刘：您是临床文献专家，能否谈谈中医临床文献编撰的思路和方法？
余：总体来说，首先要精选原著，但是对选定古籍，不一定原封不动地翻印。我会将所选医书与相关古籍有所重复或相似的内容予以适当删订，以节约临床医生的时间；在所选医籍的医方中，往往会增补若干近现代的临床资料，以增强临床的实用性。举例而言，金代医家李东垣《脾胃论》中的补中益气汤，原主治范围为：中气不足，气虚下陷证，后世医家经过不断实践，已扩充至慢性气管炎、习惯性流产、崩漏、子宫脱垂、脱肛、功能性低热等临床多科病证，我们在书中予以补充撰述，也就是说扩充了此方的运用范畴。

我认为地域性医家流派著作的研究、历代名医名著的学习和比较都很重要，应予以重视。尤其对各个学术流派的区别或“同中之异”应多学习、研究。这些都是临床医生应该阅读的经典。后来一些研究生导师建议我精选一些历代重要的临床医籍名著，并阐介其临床特色及其学术价值，于是就组织相关同道编写了《中医临床必读名著30种》。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文献研究，我在介绍每一种医著时，不但有“作者简介”“内容概要”等基本信息，还阐论了“背景回顾”“传承导读”“必读理由”“前贤点评”和“延伸阅读”诸项。当然，个别人对我们所选的名著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很自然。

我甚至还主编、审订了若干通俗医籍，使广大读者易学易用。我深感毛泽东主席所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从我院终生研究员屠呦呦因青蒿素的发明而获得诺贝尔奖，最能说明问题。中医临床医学宝库珍宝颇多，进一步挖掘、研究与创新，应以中医药临床宝库为主。% U* D) B* R& G! W' x# ~4 Q% T# ]

刘：您主持过几部大型中医文献著作的编撰，能否谈一下编纂情况？余：上世纪90年代，任继愈先生邀请我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主编。我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又是医生，难以推辞，遂约请有关专家多人参与协编，选取历代代表性名著的精善版本予以出版。该书荣获1996年度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书影

1995年，我和王乐匋、陈广路等又向吉林省长春市出版社申请主持《中国传统医学大系》（共4册）的编撰工作。再就是担任《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的主编。

刘：您一辈子从事中医临床和文献研究，能提示一下我们年轻人从事临床文献研究应该注意哪方面的训练吗？余：你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国传统医学的医籍，多达万余种。其中临床文献约占90%左右，包括各科临床诊疗医籍和养生、保健、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所以说，我国的岐黄医学文献、医籍，与国际临床医药论著相比，绝对是领头羊。说它是“伟大的宝库”，当之无愧。在如此丰富的古代临床医著中，我们要进行深广的研究，首先要抓重点。

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已近70个年头，整个青中年时期，我经常在院图书馆阅览图书（包括历代名医名著超3000余种）。可以说，对历史上名家医著和多种流派的诊疗风貌有了一个概要了解，能够大致获悉他们的学术诊疗特色。同时，我也坚持临床工作，深切体会到研究临床文献应结合诊疗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坚持临床工作，才能深入理解临床文献的内涵和价值，才能把握临床文献研究的重点，增强对不同学术流派的认识，研究成果对临床才能有用；反过来，临床文献的研究对提高自己的学验水平也殊有助益。一句老话，要多读书，涉猎要广，注意各家之间的异同；坚持临床工作；让二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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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授

刘：您招收了不少研究生，近年来又招收了师承徒弟，能谈谈您的主要教学方法吗？余：早在1961年初，我曾为内蒙古包头市举办的西学中进修班上过课。上世纪80年代，我所先后举办的两期全国性中医文献高级研修班学员近百人，我也参加了教学工作。至于带硕士研究生，我是本院首届“全国中医研究班（1978—1980）”指导教师的一员。后来研究班的副主任方药中教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和马老为培养、传承的后继英才作贡献。我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是1979年，马继兴老师和我合招黄汉儒、王立、郭君双三人。1980年，于文忠老师和我招收了伊广谦和盛维忠。嗣后，我几乎每年要招几位或一位研究生。至今所招的研究生、博士后、学术传承人约百余人。他们大多奋战在中医药战线，且多有所作为。有的著述丰富，已成为学科带头人，不少已担任研究生导师；有些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实际上，我就是希望他们多读书、多临证，以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作为教学的警语，提示他们在向老师学习的基础上，一定要选学百家专长。我们师生的关系比较融洽、友好。我深以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两句名言，即“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为然。希望学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近20年，由于我在诊疗工作中探索、研究通治法和通治方比较多，故较近期的学生、徒弟中，我也经常通过诊疗向他们示教，说明多种病证的通治方和辨病、辨证之间的关系，希望提出一种较易掌握的通治法与方。应该说，我也正在尝试之中。

编辑/郝鸣昭
校对/刘学春
审核/牛亚华

探源中国古代医学文明书写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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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7-21 08:56:12

2007年，曹东义出版《捍卫中医》一书，其中记载了一段文字，是一个洋中医采访余瀛鳌先生，通过这段文字，也可以了解16年之前，余瀛鳌先生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余瀛鳌研究员告诉我：为何选择中医

笔者20多年之前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读余瀛鳌教授的研究生，曾经深深地感佩先生的渊博学识，也对余老的人生道路、学医经历、治学方法充满了景仰与好奇：他出身于世代名医的中医世家，为何当初学医时选择的是西医？既然选择了西医，为何又成了第一批西学中？在许多西学中都以“兼通中西”为荣的时候，余老为何一头扎进中医的文献堆里，一干就是半个世纪？这几次重大人生转折，充满传奇色彩经历背后的“活思想”是什么？笔者一直疑惑难解，又不敢问，也不便于问，直到不久前的一次经历，笔者终于等到了这样一次机会，揭开了多年的谜团。
2006年3月24日下午，笔者因为课题鉴定的事情来到了余瀛鳌研究员的办公室，当时正是装修后准备搬家，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连椅子上都是书，几乎是难于立足。但是，余老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刚接待完上海来的张玉萍研究员一行人，又迎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的李焕荣主任，还没有顾上说几句话，已经是几个电话打了进来。刚放下电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余老是那种“吐哺握发”惟恐慢待了天下贤士的人，一定不会拒人于门外的，我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个黄发碧眼，秀美端庄的西方女子站立在门外，我本来不会英语，只好用中文说：“你找谁？”我正担心对方听不懂汉语，没想到她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医的调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南方访问了几个著名中医，又来到了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朱建平副所长，让我采访余瀛鳌先生”。
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 SPRINGER mag..phil）女士，很快就与余老攀谈起来，笔者只好在一旁“陪听”。开始我还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焦急，毕竟是周末的下午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余老还没有签署完的鉴定盖不了公章，那问题就复杂了。
不知道这位洋女博士用了什么招数，余老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学习医学的经历。
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7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
余老不说他带了近30位硕士、博士，也不说他主编了20多部大著作，却与洋博士大谈自己的临床经验，谈中医文献与临床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现在有的研究生虽然已经硕士、博士毕业了，但是不会看病，这的确不应该。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实践经验，单纯做学问也不容易做好。很多研究生导师就没有临床经验，怎么能要求学生会看病呢？这是今后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
洋博士时黎纳听完了余老的叙述，话锋一转又转到了余老学习医学的动机上：“您既然是著名中医的后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学习中医，而选择了西医？跟着你父亲学习中医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早就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洋博士果然厉害，没有那么多忌讳。
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禁用词语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禁用词语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
“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是否在学习方法、思路上觉得不适应？”
余老说，我是从头学，不抱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好理解。
洋博士有所不知，中国人觉得“中医不好理解”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因为“五四”以后，人们都在大力学习西方科学，除了语文课上学一些与汉字有关的知识之外，凡是传统的文化，一般都被当作旧的、陈腐的东西。因此，才会觉得学习中医有障碍，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反而无障碍。中医学在近代，已经成了无根的文化，成了环境被改变的“原生态医学”。近代的一切基础教育，都是有利于西医学的传播，而根本不顾及中医学的生存。因此，中医其危，原非耸人听闻。
“当时有经方与时方的论争吗？现在还有没有？”
余老说，所谓经方与时方的论争，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还有。所谓经方，指的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其组成的特点就是药味少而精，而且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历代运用之后证明确有很好的疗效。时方有的药味很多，药味一多就难以说清楚配伍了，当然时方也很有效，不可偏废。我国现有方剂，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10万个以上。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
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支持，我认为中医前景辉煌。中医已经步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承认了中医药。近几年步伐在加快，前途光明，关键在于继承与发展。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管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
解放后管理中医，一开始是卫生部，后来有了中医司，再后来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支持力度加大。中医司的时候，没有独立经费，管理不方便。现在中医有独立的经费，可以不通过卫生部。当然，还有许多方面不够理想。
“中医发展50年来存在什么危机？您是怎么看的？”
面对洋博士一步紧似一步的“深入追问”，余老深吸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比较年轻的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是很值得忧虑的。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禁用词语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
“20世纪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您与患者是怎样交流的？”
余老很自信地说，我与病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不少都是朋友。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提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定要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平等。医生要尽心尽力为病人着想，我所诊治的患者，既有最基层的群众，也有高层领导，我同他们处得关系都很好。
“您的患者是否理解您所说中医的术语？”
我都是用比较浅近易懂的语言给他们做解释，对他们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答，不象某些媒体那样夸大其辞。
“您是说骗子？”
某些广告不负责任，确实误导了患者，伤害了患者。
“您既然中医西医都学过，您治疗疾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否中西医结合？”
我在诊断上参考西医，然而不再开西药，用中医的理论思考、看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许多西医的新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很难中西医兼通。
“您怎样看待中医内部的争议？”
中西医内部都有流派，有争议，这很正常。总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我去过几次美国，我感觉国人看病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美国看病，有时不给什么药。
笔者插话说，余老的女儿是美国的医学教授，已经在美国20多年，所以有比较深的认识。笔者认为，“有时不给什么药”这正是“正宗西医”应当做的，因为西医追求的是“病理病灶的疾病本质”，在没有发现病灶，在没有明确可以切除、可以阻断、可以拮抗的“物质靶点”之前，就没有使用西药的指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给药”。因此有人说，在美国“买枪容易，买药难”。这是中医与西医看待疾病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造成的。中医紧紧依靠病人的“主观感觉”，认为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从来不说症状不可靠。西医则认为，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是表面现象，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隐藏着，必须做各样的检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身体与精神非常痛苦，各种检查却都是“未见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人占人群的70%以上。看来，依靠病人证候，在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诊治、就可以使人重新恢复健康的中医学，的确有其“见微知著”，早期干预、治疗关口提前的优势。
笔者的“思想小差”开得太远了，洋博士与余老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
“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
中医界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
洋博士走了，不知道她如何去整理这次采访，作为旁听者，我的收获是丰硕的，萦绕心头20多年的困惑，由此一扫而光。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岂能私密心头，不与海内同仁共享？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7-21 08:57:34

2019年《中医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简要介绍余瀛鳌先生三世医学的成就，供大家参考：

三世领军善传承，展示中医不平凡
武宁1、张相鹏1、朱胜君2、张培红2、王红霞2、马建辉2、吕文华2
曹东义2* 、陶晓华3*
（1.河北中医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1；2.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3.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00 △通讯作者

摘要：中医药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近代至建国后走过了百年坎坷，是一个不平凡的沧桑巨变，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医随国运与时俱进，余奉仙（公元1860~1939年）、余无言(1900~1963)、余瀛鳌(1933-)，三世医家挺立时代潮头，在诊疗疾病的路径模式，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学术特色独树一帜等几方面，都展现了中医的时代风貌，成为百年中医人物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余无言、三世医家、时代风貌。
The Third Leader's Good Inheritance Shows the Excell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ning 1, Zhang Xiangpeng 1, Zhu Shengjun 2, Zhang Peihong 2, Wang Hongxia 2, Ma Jianhui 2, Lu Wenhua 2
Cao Dongyi 2*, Tao Xiaohua 3*
(1) Hebei Shijiazhuang 050011, Hebe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 Hebei Shijiazhuang 050031, Hebe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 3)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00 Delta Correspondence Author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t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of ups and downs from modern time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is an extraordinary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has profound and complex historical reasons. Medical science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Yu Fengxian (1860-1939), Yu Wuyan (1900-1963), Yu Yinao (1933-),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hysicians stand up to the tide of the times. They have shown the tim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become a century-old Chinese medicine man in the aspects of paths and mod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ways and methods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uniqu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ings.
Key words: Yu Wuyan,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hysicians,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he times

一、三世医学人物，各领风骚数十年
苏北名医余奉仙先生，字涤凡，江苏阜宁县人，自号“咸丰遗民”，又称涤凡道人。他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其父余赞襄学医（赞襄公业医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从他自己加的雅号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位信而好古，又希望超出凡尘像神仙那样普度众生的医家。他熟读经典与历代名著，早年即行医治病，善用经方时方，对伤寒、温病、妇科疑难杂症多有效验，中壮年时曾在湘军任职，40岁后回乡行医，声名远播，是“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是淮安张子平、兴化赵海仙）[1]。他晚年所撰几十篇医学论著，上海的《医界春秋》杂志于1931年连载，其哲嗣余无言先生1955年编辑为《医方经验汇编》，在上海中医书局刊行，该书广为流传，曾受到蒲辅周先生等名医赞誉。
余无言初名愚，字择明，早读经史，后随父学医，18岁应诊。1920年至沪问学于西医俞凤宾，又向德医维都富尔学习外科，1926年回故乡益林镇开办医院。1929年与张赞臣合设诊所，共编《世界医报》，以图改进中医。1932年受聘中央国医馆为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并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等任教。1937年与友人共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等课程。因此，其深研仲景之学，擅伤寒、杂病及中医外科。1943年开办上海大同疗养院，1956年奉调赴京，受聘于卫生部，任职于中医研究院，是北京中医学院早期的教授。曾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工作，参加九套教材编写与审订。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认为医学不应该受国界限制，中西医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他这一思想不仅受时代影响，也表现在其对后代的教育上。其临证诊善用经方时方，辨证辨病准确，颇有胆识，著有阐发仲景学术的《伤寒论新义》和《金匮要略新义》，以及《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病篇》、《实用混合外科学》等学术著作，影响深远。
余瀛鳌先生，全国首届名中医，他虽出身于中医世家，但报考大学的时候，民国政府取消了上海的中医学院，因此他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这时恰逢国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因此他得以参加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西学中，1958年毛泽东在他们的结业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整理提高。”他被分配在中医研究院，从事文献研究，曾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国务院古籍小组成员、文献分会主委等，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科带头人，主编《中医大辞典》、《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医古籍珍本提要》、《现代名中医类案选》等医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精于中医临床，在心病、肾病、肝病、糖尿病、癫痫等领域多有建树，主张辨证从简，推广“通治方”等经验[2]。
二、诊治模式转化，临床路径有别
余氏三世医学家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其临床面对的病人病情有明显的不同，这是疾病谱变化所引起的。他们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头，紧切临床实际，与时俱进引领学术发展。
在余奉仙先生所处的时代，属于清王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即将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瘟疫流行严重威胁广大民众的生命，不能精通伤寒与温病的诊治，就不能充分展现中医的社会价值。光绪四年（1878年），苏北流行瘟疫，年仅19岁的余奉仙先生，用《医宗必读》的“辟邪丸”（又名逐疫丹，内含雄黄、丹参、鬼箭羽、赤小豆），救治了大量患者。1960年河北发生疫情，王发武曾以此方救治了大学的师生和周围的居民。1910年左右，苏北再次爆发瘟疫，余奉仙先生用大锅熬制汤药，救治了很多流亡民众的疫病[3]。
余无言先生对于张仲景的学术独有心得，善于治疗外感热病，常用石膏、大黄清泻里热，在辨证准确之后，用量大而显效，被人称为“石膏、大黄先生”，是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比如他治疗上海羊尾桥陈姓妇女，42岁，夏季热病，恶寒消失后的第四天，病情加重，坦卧于地，烦躁颠倒，面红如醉酒，多汗大渴，脉洪数，舌干绛，先生急用西瓜汁恣其饮用，再用白虎人参汤加花粉，先煎石膏，再下诸药，粳米熟而汤成，服汤药后，未到一个时辰而汗出热退，烦躁消失，服第二煎后，一夜未醒，次日晨而病愈[4]。1943年，治疗湿温(肠伤寒)，病已半月，热势稽留，忽发肠出血，体温逐渐降低，苍白气微，四肢厥冷，脉见沉数而细，胸腹四肢虽凉，而反躁扰不宁，欲得冷饮，如畏热状。先生又以西瓜汁先饮，次用白虎加人参汤，再加芩连地丹诸药而热势渐减，便血亦随之而止。嗣后，患者又发热，便干结。遂以上方之药各减四分之一，再增粉葛根、大黄表里两解，同时以西瓜汁畅饮。药后得微汗，约二小时而热解厥回，夜间大便得下，转危为安[5]。此病，打破了西医诊治肠伤寒不可用泻药的禁忌，赢得医林称道。
2003年SARS新瘟疫爆发，北京与全国一样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局面[6]。余瀛鳌先生在《中国中医药报》5月12日的报纸上，刊登文章《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介绍了他祖父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这种得之于家传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彰显出中医学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在大疫流行的时候自古就有献方献策的美举，这也是心系天下安危、忧国忧民的中医传统的一部分。
时过境迁，如今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余瀛鳌先生与国内大多数中医一样，现在面对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是内科杂病，不再是伤寒、温病、瘟疫了，运用的指导理论主要是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不再是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邪伏膜原的诊治方法。外感热病以表热实为主，治疗多是驱邪，而内伤杂病，多为正虚邪实，或者寒热错杂、虚实并见之证，诊治路径和治疗方法有很大差别。
三、成才之路不同，中西融会贯通
余奉仙先生的成才之路主要是家传师授；余瀛鳌先生的中医“授业之道”主要为学历教育，其中夹杂着拜师学习和西医学习中医的转型培训[7]；余无言先生虽然处于他们之间的过渡，但是，他在近现代中医教育的历史上，是推动学历教育的主要践行者，并且他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人才成长模式。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伴随着西方文化强势东扩，中医药在近代饱受冲击，甚至被作为推行“卫生事业之障碍”，有人要做取消中医的“医学革命”。在这个近代磨难之中，余奉仙先生自号“咸丰遗民”，又称涤凡道人，奉行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他要求余无言先生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看到儿子多年在江南奋斗，“颇知守身之旨，我心大慰”。
余无言先生18岁开业行医，20岁离开富裕温暖的家乡，来到上海向西医学习内科外科，他认为艺不压身，医学不应该有国界的限制，一个医生能够同时具备中西医两套知识是非常理想的事情，因此，他身体力行“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他既研究和讲述张仲景的学术理论，也开医院采用西医的诊治方法。1927年至1929年曾担任国民军顾祝同的军医官，治疗大量外科病人。他让儿子余瀛鳌报考上海第二医学院，既是时局的限制，也是其与时俱进的主动选择。
余瀛鳌先生早年希望继承父祖的家学，做一名中医传人，但是建国前国民政府取消了上海的中医学院，他成为第一学历是西医的大学毕业生[7]。他入学的时候，中西医阵线分明，改造中医、取消中医在上海的势力很强大。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建国后开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一系列的扶持发展中医的政策，促使他成为第一期国家办的西学中人员。毕业后，他这个具备中西医两法的人员，没有直接到临床一线去看病，而是被分配到文献研究的领域，担任重要任务，要打开宝库的大门，整理提高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医古籍，日后培养了大量的文献班学员，带教硕士博士和高徒，桃李遍天下。他整日徜徉在中医文献的海洋之中，每个到过他的办公室去的人，见到他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满屋子的各种书籍，找个空余地方坐下来，也是比较难得的机会。但是，余瀛鳌先生不忘初心，拜师秦伯未先生，也与路志正国医大师等中医名家经常切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包钢培训了很多学员，治疗疑难病人。他在京城名医馆和中医科学院的门诊，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是一个熟悉中西医临床诊疗的文献学家，也是一个具有中医文献研究功底的临床家，他成为首批国家名中医确为实至名归。
四、追求大道从简，智者一通百通
学习和应用中医，随着时光的积累，会达到一个由博返约的境界，这就是古人说的大道从简，越是复杂的事物越需要快捷的路径进行解决，余瀛鳌先生关于“通治方”的研究和推广，为中医临床提高水平，开辟了道路[9]。
通过研究余氏医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通治方”思想的启蒙，应该是从余奉仙先生的时代，就有了奠基性的认识。比如，余奉仙先生初学中医的时候，对于脉诊用力很深，但是经过两年的钻研，觉得“脉理渊微而不得神妙”，认为自己不是学习医学的传人，几乎要焚书改行，又怕父亲责怪，才又坚持下来。再研究脉学之后，竟然豁然开朗，认为脉学应当“删繁就简，化难为易，由浅入深，方的纲举目张。”他将“持脉八法”，与四诊之中的“望闻问”相结合，“以浮沉迟数大小长短八字为纲，统帅之，以应病之表里寒热虚实盛衰，其余均为目。”这样临证几十年，执简驭繁，便于全面把握病情，治病如鱼得水，常建殊功。他自己说：“予之所以有微微虚名者，实根于此。”
大道从简的思想，也体现于余奉仙先生对于瘟疫病的认识之中，他认为吴又可《瘟疫论》所说“疫有九传”的说法需要精简，“瘟疫为灾，又可虽有九传之说，其实九传之道，终未出乎表里两字翻叠。与其翻之烦，不若说之简，反俾后学易于领会。予不敏之见，但须以在表、在里及半表半里，划分可矣。”这种执简驭繁的思想，为余瀛鳌先生通治方的研究，开启了先河。
余无言先生认为张仲景的著作“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具备，为后世楷模[10]。”但是历来中医注解《伤寒论》众说纷纭，在西医细菌学说日趋发展的背景下，不能仅仅吸收古人精华，还必须与时俱进融古创新，他临床治疗外感病非常重视清热与下法的运用，在清法和下法的指导下加减方药，而不是“方证对应”突出方剂的作用，这个用治法统方药的临证思路，还体现于内外科疾病的诊治之中，其大道从简、执简驭繁的思想与临证示范作用，的确为余瀛鳌先生的“通治方”研究开辟了道路。
余瀛鳌先生继承家学，又有感于教材对于疾病分型过多、方子名称多，反而令初学者不好学的弊端，提出了多种疾病的通治之方思路，治疗一个病有一个基本的方剂，在此基础上加减变化，达到抓住病机好学好用的目的。
余瀛鳌先生的弟子李鸿涛，善学多思，跟师多年，把余老“通治方”研究及临证的精华进行总结，整理出版了《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的专门著作，分上下两编，介绍余老的通治方学术思想和“辨病辨症—通治方—通治法—应证化裁”的临证模式；下编整理余老临床各科常用通治方60首及常用加减法，充分展现了余瀛鳌先生的临床创新，也使读者阅案以识方之用，览按以明案之效[11]。
参考文献：
[1]曹东义.中医群英战SARA.【M】第1版。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6:313
[2]余瀛鳌.健康报.1962.6.20
[3]余瀛鳌.中国医师报.2003.5.12第8版
[4]余瀛鳌.中医药文化.2010年6期
[5]李鸿涛，张明锐，陈东亮等.余氏三世学验集萃【M】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114
[6]李孜沫. 清代疫灾流行的环境机理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
[7]闫敏敏. 清代中医解剖学文献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8]邱亚. 张舜徽一九五〇年代的学术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
[9]李哲.余瀛鳌治学为医之“道”[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04):689-691
[10]周易. 余无言临床药物用量经验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
[11]李鸿涛.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M】第1版。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7-22 14:47:36

热烈祝贺世界中联多位会长荣获“第四届国医大师”及“第二届全国名中医”称号
学术部世界中联 2022-07-22 13:27 发表于北京
为表彰全国中医药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重要贡献，营造名医辈出的良好氛围，调动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表彰了30位国医大师和 101位全国名中医。

我会王庆国教授等4位会长当选为第四届国医大师，尤昭玲教授等10位会长当选为第二届全国名中医。

截止目前，已有近40余位院士、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担任我会专业委员会会长职务。感谢各位院士、国医大师及专家学者对世界中联工作的大力支持！

获得第四届国医大师称号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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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二届全国名中医称号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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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出

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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