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以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在文字表达上有所不同,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提法,表现出了党对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是持续、稳定的政策,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不懈奋斗。而且“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在“中西医并存、并重”的背景之下,也是在“扶持”的基础上的“促进”。“传承、创新”是手段,“发展”是结果和目的。
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它们对于人体生理和疾病诊治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过去百十年“求同存异”的研究比较多,而“求异存同”的研究很少,但是结果却不尽相同。
一、千年治病工,近代遇到新问题
西学东渐之后,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医学,医学碰撞的初期,西医的脏腑解剖让中医失去了自信,1830年出版的《医林改错》是一个方向性错误。中医时空化的脏腑,被西方结构决定功能的解剖所重伤;西医重视病理解剖的疾病观,对抗病灶的临床医学,对于中医“有无相生”重视“治未病,保健康”的中医,形成了巨大冲击。
学习了西医就看不起中医,甚至反对中医的人,远不止余云岫等,在日本执行取消中医政策很卖力的人员之中,就不乏从中医阵营这边叛逃到西医阵营里的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于1879年2月24日由内务省发布“医师考试规则”之后,在“致道馆”学习汉医的学生,就有一大半“弃汉从洋”改成了西医学生,致道馆也因此而被迫关闭。
余云岫在1921年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描述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学术纷争,植根于世界观的不同,是很难改变的。但是,1895年之后,汉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在日本被取消了,此后坚持恢复汉医学术体系的许多学者,却是出身于学习西洋医学之后,又学习了汉医知识的有识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看到了汉医能够独立解决西洋医学所不能解决的临床难题,看到了汉医巨大的现实价值,才起而维护汉医的。
二、解放前中西医,交流少壁垒多
章太炎先生在1910年,于日本发表《医术评议》提出中医对于脏腑结构认识属于短板,而长于治疗传染病,因此重视对于《伤寒论》的研究,他的这个见解深刻影响了章次公先生,他们曾经一起撰文并由章次公修改关于张仲景《伤寒论》的文章。直到1936年去世,章太炎先生很少接触西医,对于西医的疾病诊治了解不多,因此,不可能提出辨病与辨证结合的问题。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章次公先生在上海红万(卍)字会医院出诊,也邀请西医专家到诊所交流学术,他比较早地接触了西医,也比较多地了解了西医关于疾病的诊治,但是临床上基本不用西医的治疗,但是对于“强心”在救治患者的作用,深信不疑。
三、建国后中西医,互相切磋、学习
建国初期,经历了歧视中医、改造中医的曲折,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让西医学习中医,建立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成立中医学院等一系列措施,在新时期保存了中医,也掀起了中医学习中医的热潮。曾经出现了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胆石症、宫外孕,小夹板治疗骨折、烧烫伤,活血化瘀研究等,涌现出很多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医院里,每天需要诊治大量患者,门诊和住院都离不开西医的检查与治疗,因此,大家从实际工作之中,深切感受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在1961年7月号《江苏中医》、1962年3期《中医杂志》曾就中医的“辨证论治”和西医的“辨病论治”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作初步的探讨。80年代,他在北京、厦门、洛阳、江苏等地讲学中再度结合临床实践讲述过这一问题。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体现,也是守正创新的时代需要。但是,有些人不善于理解,把这个“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改造成在西医疾病名称之下的“分型开方”,让中医的“随症治之”,去掉辨和论,只保留“型”与“方”,不许随意加减,完全背离了辨证论治的思想,造成临床疗效下降、学术萎缩。
2013年4月初,在“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思想暨临床经验学习班”上,朱良春先生坐轮椅到会场,与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位学生、徒弟和代表们一起传承学术。97岁的朱良春先生亲自授课,除了讲述诊治疑难病的经验之外,也表达了对于“中医西化”的忧虑,和他为遏制这种倾向所提倡的“中医精髓”。
朱良春先生强调说,在辨病与辨证的关系上,“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他呼吁:“辨证是首要的、绝对的,辨病仅供参考” “我们可以不认识病,但绝不能不识证、不辨证”“我们要认真地温课,勤奋学习,联系临床实践,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寻回失去的中医‘元神’,战胜诸多疑难杂症” 。朱良春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纪念他,就应该接过他传递的接力棒,奋勇前进。
四、道术并重,复兴中医
中医之道,也就是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黄帝内经》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中医把人放在天地自然之间,强调生命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主张人是整体自然生成的,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医论述脏腑功能和治疗方法,都是通过“时空化”来实现的。
中医不从空间结构认识人体,不说心脏有心房心室,肺也不说有左叶右叶,也不分肝胆管、门静脉系统,肾也不分肾皮质肾髓质。中医对于五脏的病变,不做手术进入体内局部解决,而是把人体放在时空之中看问题,依靠人体的内在调节机制(神机),与时空化的方剂药物(四气五味),来影响身体的升降出入代谢,保持精气神的圆满,恢复气血阴阳的畅通与和谐,从而帮助人体获得健康、治愈疾病。
中药多组分的群体效应,与西药化学成分单靶点治疗,是不同的学术原理,是多元共存整体和谐的世界观,而不是彰显个性的还原论。
中医治疗疾病还有非常丰富的“非药物”疗法,都是利用脏腑经络理论,在远离病灶、远离脏腑的肢端、表皮,进行针刺、按摩、熏洗、贴膏药等来治疗内在脏腑的疾病,这种“内病外治”,施治于外,“神应于中”的大智慧,与《河图》《洛书》的原理是一致的。
五、抗击新冠,见证中医未来价值
在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的时候,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医,它既能预防,也可治疗。
预防疫病大面积暴发的“大锅汤”,一直是中医药的传统,除此之外,熏香避瘟、饮食养生等,都具有很丰富的内容。针灸、拔罐、外治等都有利于控制病情。
经过吉林、黑龙江、上海等地的疫情反扑与防控,大家都知道了,有了疫情,第一时间喝汤药,就可以“迅速”减少发病,喝药当天有效,三天左右控制病情,得病后不容易变成重症。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因此,笔者认为“喝中药大水漫灌,可以把高风险区变成耐火材料”;应对变异,中医药总能起效。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数千例境外输入病例,也大都喝汤药,所以,几千例病人没有死亡。
2021年6月1日,有关媒体发布了一则消息,表彰三支中医出国胜利归来的抗疫医疗队。国资委有关领导表示,赴境外中医抗疫医疗队交出了一份彰显中医药力量、体现中医药速度、展现中医药担当的优异答卷,他们的事迹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极大增强了海外中方员工抗击疫情、安心复工复产的信心和决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领导指出,三支中医抗疫医疗队在境外克服困难开展救治工作,16名队员成功救治确诊患者821人,实现了零转重、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出色完成援助任务。
这次涉及的中企,主要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支医疗队的16名队员,分别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属的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和望京医院。
中医药之所以能够补偏救弊,是因为应对瘟疫流行,有几千年的经验,中医也绝对不限于喝汤药一种措施,国医大师邓铁涛就说过“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
六、中医药治慢病,“一揽子解决”有优势
老龄化社会到来,慢性病井喷式增长,一人多病十分常见,依靠单靶点治疗,往往此起彼伏、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由此,必然会出现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医源性疾病在欧美占有很高的比例,都是西方还原论为主的医学弊端。
中医诊治疾病,不紧盯病灶,而是格外重视开发“内在卫生资源”,充分依靠生命自身的自组织能力,调动自我完善的机制,依靠心理、运动、食疗为基础,未病先治(即中医健康管理)、辨证论治、内病外治、活法巧治、杂合以治、健身助治、食疗能治等,千方百计都是为了人体健康,而且多种疾病往往兼顾,一揽子解决困扰机体的病痛问题。
在中医的体系里,也就是把健康贯彻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融入生命的整个周期,除了具有科技优势、文化价值,还具有巨大的产业价值。
七、落实二十大精神,应具体做实几项工作
1.加强正面宣传,让大众知道中医药很多的原创理论、技术,虽在西医目光之外,却是另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由此来提升中医药的“大医”社会形象,有利于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
2.中医药发展,事关健康和生命,也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可以破解西方医改“慢病高发难治,费用高昂难付,化学制药滥用成灾”的世界难题。因此,做好中医药战略储备,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各地政府规划,在人员、财政、物资方面,提出五年、十年规划,分时段落地,实施和验收,如同脱贫计划那样复兴中医,为迎接各种瘟疫挑战提供基础支持;
3.协调好中西医的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尤其是需要“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用包容的方法,以“生成包容构成,状态包容形态,多元包容单一,通学包容科学,中医包容西医”,来创新、发展中国的卫生事业,这些“包容”就是“合作共赢”,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基础。
4.发展中医事业,主导世界健康领域。可以通过在中国举办“世界健康论坛”,体现中国对于世界健康的主导与引领,论坛的规模应该超越博鳌论坛;大力表彰中医药和中西医药融汇的成果,应该超越诺贝尔奖。
5.用扶持健康小镇的政策,促进医养、康养产业和产品,探索世界健康未来发展,引领人类健康事业。(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