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对于《汤液经》《辅行诀》研究的文章，有人转载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1-7 19:09:02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3-2-25 16:04 编辑

太医说：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受到当时社会动荡，人们崇信道家、道教所遭受的深重创伤，故而“避道家之称”；也因为道家创始人张道陵、张角等大胆借助经典，开创新说的鼓舞，完成了由《素问·热论》、《汤液经》，到《伤寒杂病论》的升华，成为影响中医几千年的“医圣”。

关键词：医史人物；理论争鸣；仲景学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汤液经法；陶弘景；皇甫谧；张道陵；张角；曹东义

作者简介：曹东义（1958~），男，原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指导老师，中华中医学会文献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常务委员，发表有关论文40余篇。1992年主持“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澄清了有关扁鹊生平的许多历史疑难问题，得到全国11位著名医史文献专家的好评，形成的总结性著作《神医扁鹊之谜——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为国内研究扁鹊最详尽、可靠的专著。2003年主持课题为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SARS流行期间，三次上书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建议，此后主持课题深入研究，详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得到国内著名中医专家的一致好评。2004年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2006年，在反击“取消中医”言论的论战中，发表网络论文30多篇，新著《捍卫中医》、《关注中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正文：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带着众多的疑点，问世40多年以来，以其独特的价值，正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有即将成为一部经典的趋势。

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让人在研究之中，破译很多古代中医之谜。

张仲景在中医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有人说“仲景之前，有论无方；仲景之后，有方无论。”

他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医经，他本人也获得了“医圣”的桂冠。

他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

历代虽有一些医家进行研究，但不能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张仲景的学术来源。

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

他心中的英雄是谁？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

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成果，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笔者按照《辅行诀》提供的线索，探索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时的矛盾心理和大胆创新的学术贡献，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海内方家。

张仲景为何避而不谈《汤液经》？

魏晋之际，皇甫谧（公元215-282）在《甲乙经》自序之中说：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陶弘景(公元456─536)《辅行诀》说：

“外感天行，经方（《汤液经》）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

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他们二人虽然相隔200多年，但是，都认定张仲景在写《伤寒论》时，主要依据了《汤液经》。

但是，张仲景在自序之中，谈到了自己参考的前人著作，却只字未提《汤液经》。

他说：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并不避讳自己采用了前人的著作，但是却刻意不提《汤液经》，这是为什么？

难道《汤液经》当时流传不广，不重要，不值得张仲景揭示出来？

陶弘景《辅行诀》说：

“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根据皇甫谧、陶弘景的说法，《汤液经》非常重要，而且当时流传很广，很多医学家都学习它，应用它。

张仲景也应该见到了这部著作，并且采纳了其中的方剂内容。

陶弘景说《汤液经》有代表“六合正精”的系列方，是一套体系完整的组合方阵，分别是分为大小的阳旦汤、阴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这和古人对于时空整体的认识是完整一致的，并且各有深意：

“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

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

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

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

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

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

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对于《汤液经》“六合正精”的完整体系，张仲景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不是继承发扬。

陶弘景说：

“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那么，张仲景为何否定“六合正精”、“避道家之称”？

这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来加以考察。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道教广泛传播

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记载于《山海经》之中，在战国时期诸子著作里也时有探索，分布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是流行很广的思想。

秦皇汉武把求仙的活动，做到了极致，影响深远。

但是西汉中期以后，方术少验，同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传人队伍逐渐萎缩，因此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由宫廷走向民间，催生了道教的兴起。

张陵（公元34年？—公元156年），又称张道陵，于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

著作了《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把方术、黄老专为君王服务的做派，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发展奠立了基础。

经过长期发展，其孙张鲁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

张鲁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此后逐渐向北方传播。

在北方，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也是依托黄老之学，据说他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

拳事黄老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信“中黄太一”之道，“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

但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熹平年间（172－177），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

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

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

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军”。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

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

黄巾起义之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181-234）为帝，史称汉献帝。

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

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卓败，挟持献帝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口西迁长安。

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

到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历时3年。

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此后三国群雄先后登场，成为乱世的开端。

曹操曾经在《薤露》诗中评价董卓之乱说：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深刻揭露董卓之乱造成灾难：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这就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张仲景为何“避道家之称”？

张仲景的时代，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利用道家、道教建立政权，或者发动农民起义，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

张家人在当时“人才辈出”，惹人耳目。

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于公元184年被镇压；

张鲁政权一直存在到公元215年，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

在这个时期，张仲景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写作。

他说：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大病之后，常有大疫，在这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之中，站在潮头的张家人大批死亡和逃亡，张仲景的姓氏，由于名机，字仲景，是否受到“株连九族”的拖累？

据说的他的师父叫张伯祖，也是老张家本族。

当然，张仲景“避道家之称”的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张。

天师道首领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

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

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

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

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

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

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天师道、太平道，借助为大众治病，来发展道教，号令天下的政治手段，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就好像前些年邪教利用“轮子功”危害社会，让气功一词一落千丈，很多人谈气功色变，不再相信气功了。

张仲景愤世嫉俗的情怀

社会上思想混乱，读书的士大夫阶层觉得生命如飘荡的蓬草，不再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保健，而是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

张仲景批评说：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

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

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

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

哀乎！

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在一本医学著作的序言里，如此批评社会，批评读书人，是非常罕见的。

张仲景对于从业医生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

他说：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

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

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批评社会，看不起当时读书人的浅薄；

批评医学人才庸碌无为，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就是扁鹊秦越人以及少数古代名医。

他说：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整个两汉时期，长达400多年，其中也有葫翁、郭玉等名医，但是在张仲景的眼里，都不是人物。

小编批注：

郭玉是继仓公之后载入史册的又一位名医，《后汉书·郭玉传》(以下简称《郭玉传》)记载：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和帝时，为太医丞……年老卒官”。

葫翁当为“涪翁”，郭玉的师祖涪翁著有《针经》和《诊脉法》(东汉初期，公元25年左右)。

《郭玉传》记载：

“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即涪江，在今四川省境内绵阳)，因号涪翁。

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

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

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

高亦隐迹不仕。

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

“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这样的论断，必定出于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之口。

华佗的遭遇让张仲景有所顾忌？

张仲景与华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现有的资料没有说他们互相认识，但是，华佗的遭遇，张仲景应该有所耳闻。

曹操杀害华佗的时间，虽然没有准确的日子，但爱子曹冲（196－208年）的夭折是一个佐证。

尽管曹冲是一个神童，八岁时就能称象，却因病情危重难疗，死于非命。

曹操拉着曹冲冰凉的小手，想起了华佗，他老泪横流，捶胸顿足地说：

“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

也就是说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序言的时候，华佗应该已经遇难了。

华佗何罪？怀璧其罪！

不好好地为当权者服务，就可能引来杀生之祸。

张仲景“坐堂行医”的传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也就是说，当权人士杀一个医生，在那个时代是很容易的。

张仲景如果不做官，想回家做一个医生，他的待遇也许和华佗有某些相似，因此他才不得已而“坐堂行医”。

在这样的乱世，张仲景在著作的序言里，才有可能不再避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在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之后，张仲景不避讳“秀”字，还因为当时的书不是印刷品，文字狱还没发明出来。

文人对君亲名字的避讳，还是一个尊重先辈的“自觉行为”，而不是罪名。

乱世出英雄，大胆创经典

在西汉儒教尊敬经典的时代，很难出现拆了《汤液经》，改造《素问》六经，编制《伤寒论》的事情。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天师道、太平道等大胆制造经典，才给了张仲景突破藩篱的精神力量，他对前人流传下来的医学经典，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

首先，在著作的编排上，《汤液经》用脏腑辨证论百病，用“六合正精”系列方药，治疗外感热病和天行。

先列五脏辨正体系，有小补心汤、大补心汤；

小泻心汤、大泻心汤。

也有小补肺汤、大补肺汤；

小泻肺汤、大泻肺汤。

还有补肝、泻肝；

补肾、泻肾；

补脾、泻脾的方剂，并且都是有大有小，对仗整齐，体系完整。

《伤寒杂病论》的编写体例与《汤液经》不同，后者五脏辨证百病在前，诊治热病天性的“六合正精”四神方在后。

张仲景如果按照《汤液经》的体例写一部新书，应该叫《百病热病学》，而不是《伤寒杂病论》。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经方，以及《素问》《灵枢》论述百病，都重视脏腑辨证。

《金匮要略》虽然也重视脏腑，但是在形式上远没有《辅行诀》所收载的五脏补方、泻方各分大小那样规整，一般也不用脏腑命名方剂。

张仲景为了突出伤寒病的诊治，把百病统称为“杂病”，可见伤寒病的“独尊地位”的确立，是张仲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家训”。

此前的《素问》《灵枢》，只有用“热病”命名的章节，没有用伤寒命名的专篇。

张仲景之后，伤寒学家、伤寒著作逐渐涌现，“热病”、“天行”很快就成了“绝学”，没有人专门研究，也没有人撰写专著。

这是中医历史上，诊治模式的重大转化。

模式是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最简单实用的技术路线。

此后，明清温病学家的崛起，也是“模式转化”的结果。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论》的传经理论，以及《汤液经》的“六合正精”的方剂体系，从临床实际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新。

改传经理论，尊古不泥经

《素问·热论》对于“伤于寒”的热病，按照每一日传一个经的模式，分类临床证候，发病日期具有“决定作用”，

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日期与证候的对应关系，非常严格，固定不变。

并且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验之临床，“日传一经”，并与“三日前后分汗泄”联在一起叙述，其缺陷十分突出。是遵从经典，将错就错？

还是大胆改革？

如何改革？

张仲景吸收《素问·热论》学说之精华，按六经分篇述其证治，同时又不拘泥“日传一经”，处处以证候为据，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

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论》之中，论述伤寒的病程，经常见到“二三日”、“四五日”、“五六日”、“十余日”等不确定的日期描述，这种“或然”之词，完全基于临床实际情况，也是对于“日传一经”的明确否定。

当然，张仲景治疗伤寒病的丰富方法，也绝对不是汗法、泄法可以概括的。

变革“六合正精”，提倡“随证治之”

陶弘景《辅行诀》说：

“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

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山林辟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可疏忽！

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险之虞也。”

陶弘景既主张《汤液经》与《伤寒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强调了《汤液经》治疗天行热病方剂的重要性。

陶弘景说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

“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汤液经》的“六合正精”方剂，如同排兵布阵的战法，号称与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相呼应，具有“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的功效，被尊封为“神明之剂”。

对于“古贤”这样神圣的方剂，一般人都会膜拜不已。

但是，张仲景却故意“避道家之称”，改名换药，经常加减，如同拆旧房盖新屋，把“六合正精”做成自己的原料。

按照衣之镖先生的研究，阴旦汤、阳旦汤有一个共同的药物组成，都有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四味药，可以叫“混元汤”；

它加桂枝为小阳旦，加黄芩则成小阴旦；

再加人参，就成为“大方”。

这是一个规律性很强的原则。

张仲景在《伤寒论》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原则，而是“另起炉灶”，根据病情提倡“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以热病天行为例，仲景不仅注重外感病的发热，而且对发热的不同程度，发热的伴随症状，都进行了细致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即辨证论治的方法。

比如发热的同时伴有恶寒，属于表证发热，无论病程是几天，都需要发汗解表治疗。

再进一步划分，在发热恶寒同时存在的时候，如果属于没有汗出，或有脉浮紧和呼吸喘促，可以使用麻黄汤；

如果发热恶寒，伴有汗出，或有鼻鸣干呕，应当使用桂枝汤；

如果是素有咳喘，又新有外感表证，则须选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

如果外感表证，发热恶寒的同时，有饮邪停聚心下，则需要用小青龙汤进行治疗；

如果发热恶寒的同时，兼有内热口渴，烦躁身痛，则需要用大青龙汤治疗。

临床上常常有误治之后，表证未去又添新的正气损伤，如伤阴、伤阳、身痛、心悸、欲作奔豚等证，

应当分别采用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桂枝加桂汤等进行治疗。

仲景还有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葛根汤、葛根芩连汤等与表证有关的方剂。

这样一来，既摆脱了《素问·热论》的“日传一经”束缚，也不受《汤液经》的“六合正精”限制，而是根据“辨证论治”的实际需要，

产生出一系列的“经方”，每一个“经方”都是不同病机的概括，而不是膜拜“神明之剂”，不敢越雷池一步。

《伤寒论》对下法的使用，也很细致：

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热结于里；

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血热互结；

十枣汤、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治疗水热互结，或是痰饮与热互结，等等。

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细密如此！

决非汗、泄二法，或汗、吐、下三法的几个药方，所能简单概括。

仲景六经辨证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难怪王叔和《脉经序》说：

“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

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

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技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

王叔和作为有幸整理《伤寒杂病论》的第一人，他在《脉经》之中，把张仲景的著作精华吸收进来，

并且是按照“可”、“不可”汗、吐、下等治法进行分类，而不能完全揭秘张仲景六经辨证的突出贡献。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说：

“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

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王叔和、孙思邈所说的“伤寒热病”，强调了伤寒学家对于热病学术的继承，却没有揭示从热病到伤寒的“诊治模式转化”，也难以预见日后的温病学创新。

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

由于缺乏《辅行诀》这样的学术著作提供线索，所以，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里，人们对于张仲景的困惑，以及他的贡献，知之不多，研究不够。

总之，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受到当时社会动荡，人们崇信道家、道教所遭受的深重创伤，故而“避道家之称”；

也因为道家创始人张道陵、张角等大胆借助经典，开创新说的鼓舞，完成了由《素问·热论》、《汤液经》，到《伤寒杂病论》的升华，成为影响中医几千年的“医圣”。

本文选自《通过<辅行诀>，分析张仲景》，源自公众号“SACM瑞士中医”，原著/曹东义、张培红、王红霞，题目为小编新拟。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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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1-7 19:10:05

曹东义《辅行诀》风云录（上）：横空出世《辅行诀》
原创太医选编医林争鸣 2021-12-23 05:45
太医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九千余字，道术并重，有方有论，其价值在于：①是与《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的传本，保留了《汤液经》的部分内容；②有别于《黄帝内经》，鲜明地体现了道家的医学思想《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面世过程曲折辗转，自1974年张大昌先生把自己整理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寄给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起，至1988年，马继兴先生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收录有王雪苔先生整理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前后历时10余载。

关键词：医史人物；张大昌；马继兴；王雪苔；辅行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陶弘景；曹东义；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曹东义（1958~），男，原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指导老师，中华中医学会文献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常务委员，发表有关论文40余篇。1992年主持“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澄清了有关扁鹊生平的许多历史疑难问题，得到全国11位著名医史文献专家的好评，形成的总结性著作《神医扁鹊之谜——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为国内研究扁鹊最详尽、可靠的专著。2003年主持课题为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SARS流行期间，三次上书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建议，此后主持课题深入研究，详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得到国内著名中医专家的一致好评。2004年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2006年，在反击“取消中医”言论的论战中，发表网络论文30多篇，新著《捍卫中医》、《关注中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正文：

不足一万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世人不断质疑的声音里，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了40年，并且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既植根于历史，也将影响于未来。

或许它现在已经成了未来流行的经典，只是我们这些局中人身陷谜团而不知罢了。

1 早春时节，横空出世

1974年春天，一封署名“威县赤脚医生”的来信，寄到了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容是据说来自敦煌遗书的手抄本，用苍劲的钢笔字，竖行抄写。

“赤脚医生”在信中还有一个小序，称其祖父于1918年从敦煌购来此卷，已经珍藏三代，却在1962年被毁。

所幸他的学生中有人听他讲述过这部书，他借学生笔记进行整理“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

这部辗转手抄的所谓敦煌遗书，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价值？

中研院科教部把这个材料交给了医史文献研究室进行研究。

研究室把它转交到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手里，请他先进行文献鉴定。

那时，“文革”的疾风暴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改变中医命运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央7856）文件）还差四、五年才能出台，这的确是一个“早春时节”。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40多年，如今很多人不太了解当时的“背景”情况，需要我们回首一望这所谓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当时中医人生存的环境。

1966年文革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卷进中医研究院，各项业务活动被迫中断，1968年中医研究院实行军管。

1971年至1978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并，统一军管，实行个班子、两块牌子，但是仍然有科、教、医三项任务。

从1967年至1971年，中医研究院共派出医疗队27批，足迹遍及全国。

在科研机构瘫痪、科研人员分散或下放的情况下，周总理于1971年1月和月，曾两次接见卫生部的领导及中医研究院的院长鲁之俊，对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作了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如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肿瘤、疟疾等，要求加强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防止浮夸。

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2 专家初审，两年之久

马继兴先生见到了这个手抄本的文献，他经过仔细辨别，认为“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

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

他在1974年3月写出了鉴定意见。

为了慎重起见，马继兴先生把这个手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交给社科院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张政琅先生审阅。两位先生认为“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察，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

指出该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

它和那个时代道家修行，以及陶弘景的学术特点很相符，但是“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

两位考古学家很慎重地在1975年5月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

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收到社科院两位专家的意见，马继兴先生就把“赤脚医生来信”以及鉴定意见，交回了研究院科教部。

时任研究院副书记的老革命家沙洪同志指示，请正在图书馆鉴定图书的王雪苔先生（1925-2008）考虑如何处理。

王雪苔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建国前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很深的医学与文献学素养。

他筹建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后来当过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当选过世界针联的主席，当他看到这封几乎是两年前的“赤脚医生”来信时，深感其非同般，应该是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献。

经过请示领导，就只身一人到“赤脚医生”所在乡村去了解有关情况。他见到了这个“赤脚医生”张大昌先生。

3 特殊“赤脚医生”张大昌

1975年11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威县南镇村卫生室，王雪苔先生见到了写信的“赤脚医生”张大昌（1926-1995），他字唯静，生于湖北武昌，原籍就是这个南镇村，10岁时因父亲亡故而返回故里，身世颇为坎坷。

初冬时节，王雪苔与张大昌先生在卫生室里把炉火生旺，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围着一张小桌，畅谈整日。

张大昌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收藏古籍很多。他

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戏剧、绘画、书法、技击都有相当水平，并且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1941年遭日伪间谍暗算曾被捕入狱，获救后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

幼年受世医家庭熏陶，又跟师学习，建国前即行医济世。

32岁时曾有医学论文发表，后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

文革中，张大昌曾一度受“国民党案”牵连而被关押。

两位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敦煌卷子的事情，张大昌介绍说，他的祖父张广荣（1867-1919），字偓南，早年留学日本，在旧军队做兽医，去买马的时候路过敦煌，从一位道士手里购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并曾有所抄录和在西安装裱过这个绸卷，他带回老家收藏，但第二年即去世，未能深入研究。

张大昌的父亲张阿翮（1887-1936），字耸云，也在部队里做马医官，并且长期远离家乡，未闻其对这个卷子有研究。

张大昌10岁的时候从湖北回到家乡，对于这个卷子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属于个文物，比较珍贵。

等他长到18岁之后，开始研究医学，通过与其他古代典籍相比较，才了解了它的医学价值。

他说“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

张大昌说的“难觅之失”，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被毁的事件。

他在1973年冬天写信的时候，说是“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坏”，而在1975再次给研究院科教部写信的时候，却借“赤脚医生”之口说“他家在67年不慎于火，书室被烧，文物全部灰烬，原卷当然也片绢乌有了”。

王雪苔先生细问才得知，原来是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他们家被抄，家中的古籍以及这个敦煌卷子一起不见了踪影。

他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叙述得这样不致，是因为害怕“诽谤文革破四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了张大昌先生的叙述，王雪苔先生决定返回北京去，通过上面的领导来协调，希望找到原卷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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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曹东义.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37(05):6-10.》，源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原著/曹东义。题目为小编新拟。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方联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1-7 19:10:58

曹东义《辅行诀》风云录（下）：质疑声中四十年
原创太医选编医林争鸣 2021-12-24 00:04
太医说：经过包括岳美中、钱伯煊、方药中等数位顶级专家学者的讨论、鉴别、审定，基本确定《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献。后经王雪苔先生与张大昌先生就相关抄本进行校订，一部接近卷子原貌的版本方得以完成，由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自身价值的魅力，后来民间相继出现了20多个传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及其继发的后续相关研究，会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而荣登医学史册。

关键词：医史人物；张大昌；马继兴；王雪苔；辅行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陶弘景；曹东义；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曹东义（1958~），男，原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指导老师，中华中医学会文献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常务委员，发表有关论文40余篇。1992年主持“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澄清了有关扁鹊生平的许多历史疑难问题，得到全国11位著名医史文献专家的好评，形成的总结性著作《神医扁鹊之谜——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为国内研究扁鹊最详尽、可靠的专著。2003年主持课题为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SARS流行期间，三次上书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建议，此后主持课题深入研究，详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得到国内著名中医专家的一致好评。2004年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2006年，在反击“取消中医”言论的论战中，发表网络论文30多篇，新著《捍卫中医》、《关注中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正文：

4 顶级专家，集中研讨

王雪苔先生回到北京，立即按照张大昌先生提供的线索，在科教部大量群众来信之中，找到了1975年夏他寄到北京的另一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张海洲依据王子旭抄本的转抄本）。

这个转抄本比1974年张大昌献给中医研究院的本子简略，但是字迹清晰，偶有张大昌改动的痕迹。

王雪苔先生根据两个抄本，互相校对，加以厘定，合成一个油印本，打印了20多份，于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部分专家出席的座谈会，他们在10天前收到了这个打印本。

座谈会由中研院副书记沙洪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先生（1900-1982），他说，看了材料，也查阅了陶弘景的有关记载，认为“陶弘景著述很多，喜风角卜筮，属于道家，喜欢游山玩水，听松涛”。

他认为，这个抄本由《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加工制成，而且“辨证太死板”，唐代“孙思邈难以见到《伤寒论》，比他早的陶弘景就容易见到吗？

所以，怀疑这个本子是后人的伪托”。

第二个发言的专家，是妇科专家钱伯煊先生（1896-1986），他认为“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五脏补泻法”，虽然源自《伤寒论》，“师法仲景”，但是，“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至于书中所说的“五行体用互含”问题，钱先生表示“不太懂，留待研究。”

第三个发言的是儿科专家赵心波先生（1902-1979），他认为“此书还是有价值的，如补《伤寒论》之缺，朱雀汤即其例，过去只有玄武汤而无朱雀汤，但书中有道家色彩。

最后的五个急救方符合‘简、便、廉’原则，如再加上‘验’就更好了”。

第四个发言的是中医理论大家方药中先生（1921-1995），从儒家与道家的角度谈起，他说

“陶弘景隐居之前其著作偏于儒家，隐居之后其著作偏于道家”。

他举例分析其著作的特征，一是注意天地人的内外环境因素，二是重视整体观，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三是强调药物发明出自民间。

但这本书由于原件不见，不好说。

“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根据《伤寒论》，不如说是根据《内经》。

按脏腑定位，区别虚实，正是《内经》精神书中所引方药，也是《伤寒论》以前的，他（陶弘景）不同意仲景改方名而给改正回来，表面看似乎是根据《伤寒论》，其实是另有所本。

书中之五行归类法与现在不相类，但与以前之五行学说相似，如强调五行相克，这与《经》以前相类。

看来陶弘景并不受五行固定框框限制，而是强调其精神关系。这对今天很有启发”。

他经过分析，认为此书“内容不多，比较朴实，不像伪造”，肯定“此书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五个发言的是内科专家赵锡武先生（1902-1980），他说：“仲景以前的东西，我们未曾见到的，此书却能提到，如说仲景改方名，说明陶弘景所见者为仲景以前之著作”。

并举例说张仲景书里的方剂不都是自创，此书五味归类与《伤寒论》不同，“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从有些用字的方言来看，“不像伪造之书，文字也不像伪造”。

第六个发言的是著名医史文献和耳鼻喉专家耿鉴庭先生（1915-1999），他说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没有著录的敦煌书籍是很多的，“此书的真实性很大”；

从人文的角度来说，陶弘景所在的建康（今南京）一带，藏书甚富，其著述很多，从文中所用古字、所提古代医家名字，以及从文字风格来看“很可能就是陶氏所撰”。

从医史的角度看该书，它虽引《汤液经法》，但无六经痕迹，而以脏腑分类，由此可见仲景之前医学状况。

认为“有进一步考察、追踪、研究之必要”。

科教部负责人和西苑医院的领导彭杰三等人也到会并发表意见。

5 再访威县，多方取证

听了中研院几位德高望重中医专家的座谈发言，更加坚定了王雪苔先生最初的判断，为了进步考察有关情况，1976年1月9日，他带着卫生部和国家文物局的介绍信，再次前往威县考察，历时一周。

两封介绍信均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要求当地政府配合寻找该书原件。

王雪苔先生为第二次调查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尽量找到卷子本的下落，“即使只有片纸只字也是莫大的收获”；

二是即使找不到原卷，也要找到见到过该卷子的人；

三是将此前获得的两个抄本合并为一个“混合本”，希望通过与张大昌逐字逐句共同校订，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卷子原貌的版本。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找到了当年存放四旧”的油棉厂仓库，当时从7个公社抄来的“

书、‘旧日物”，堆满了一百多平米的库房，堆积达1米多厚，还举办过展览。

后来，油棉厂恢复生产，这些旧物被移送到临时的10间厂棚里，大雨过后厂棚倒塌“旧物”成了肥料，抢回仓库一角的“旧物”，10年之后仍然还有不少。

他们带着殷切期待的心情翻阅，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虽经努力査找，终无所获”。

王雪苔先生30年后无奈地回忆说。

但是，第二个目标有了收获，文革前见过与抄录过这个卷子的王秉政、王秉德、王子旭，在“背对背”不准张大昌提示的情况下，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明材料，有些细节内容是张大昌从未提起过的。

第三个目标收获也很大，张大昌先生凭借着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深刻的理解与熟练背诵，一字一句与王雪苔先生校对、讨论，反复几遍，虽然够不上定本，但是它却反映了张大昌医生当时的取舍倾向”。

王雪苔先生觉得不虚此行。

6 校勘出版，流布海内

有了这样的前期工作，按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该顺利出版发行了，但是，从1976年1月开始，王雪苔先生接受了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无暇顾及该书的校勘校正了。

1988年，马继兴先生出版了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此前他请王雪苔先生作为“特约编写将其整理的《辅行诀》作为专篇收录其中。

从此《辅行诀》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向了大江南北。

王雪苔先生说“原以为本书重新面世，我所负担的历史使命也就算完成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的时钟刚刚摆过不到20年，对于本书的传本以及调查校勘考释经过，竟然传出不同的说法和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把当年调查与校勘考释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免热心的研究者由于不知原委而考证失据。”

因此2008年3月中的王雪苔先生出版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一书，这一年的9月王先生因病逝世。

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觉察到这部书出版之后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那么，是什么使王雪苔先生感到“万万没有想到”呢？

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传抄本、转抄本，以及众说纷纭的各种传闻，有关后续的衍生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辅行诀》之谜”。

这些谜团与当时王雪苔先生见到、听到的说法不一样。

他原来以为很明确的东西逐渐模糊起来，关于原作者、传承者、献书者；

原卷子与抄本、转抄本、回忆本、再传本，在张大昌先生当年活动的河北省威县、广宗一带，蜂拥而出，流传的版本有20多个，说法错综复杂，这也使当代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北京的钱超尘先生、太原的赵怀舟教授等感到很困惑，也很有意义。

因此，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硏究》等大部头的著作，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

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7 带着谜团，走向经典

王雪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张大昌会有这么多弟子，也没想到会有20多个抄本，关键是他仅仅从文献学“存真复原”的角度，以为不会有问题了而没有料到从临床实用的角度会发生衍生变化。

对于一个原本遗失，仅靠传抄本流行的古代文献，如果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即使从学者使用的角度也会不断传承。

人们传抄它，不是为了复制一个文物加以保存，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孤本可以有机会卖个好价钱。

这些传抄者也不主张自己的抄本最可靠，最有文献价值，而是学习它就能执简驭繁，取得临床好疗效，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的。

临床医生与文献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做事情的风格也大不相同。

我们说《辅行诀》有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保留了《汤液经》的部分内容，是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的传本，更重要的是它与《黄帝内经》看待人体的角度不一样，它更鲜明地体现着道家的医学思想，是道家医学的典型代表，或者属于道家医学的经典。

《黄帝内经》之中虽然有道家影响，其中有270多处提到“道”字，但是道家思想只占《内经》的部分，而《辅行诀》之中关于人体的人认识，完全被道家思想所统领。

《内经》面对病患人群，把健康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治病是很重要的过程；

道家引领时尚人士，认为“入真景、得永年”是终极目标。

没病容易达到道家的理想境界，有病则难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陶弘景远离尘世，在茅山修行，为的是达到道家的“永年”境界，也就是俗话说的长生不老。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服药祛疾”只是开始阶段的“微事”，是“初学之要领”。

在道家的心目之中，人与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炼丹服石的“大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轻身益气延年”。

祛除疾病对于世人虽然很重要，但这绝对不是道家的理想境界。

因此“无病服丹”是道家的提倡“无病养生”是道家的要求。

一般人没有“炼丹服药”的经济基础，也不具备得道成仙”的体质。

所以魏晋以降，服丹药中毒的都是皇亲国戚、名仕显贵，而很少有平民百姓。

虽然“无病养生”是道家的理念，但是由于养生的措施很多，普通民众也可以施行，是“治未病的重要方法。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自然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天地四时的变化，其概括性的表述就是阴阳五行。

变化之道虽多，不外“体”与“用”。

《辅行诀》卷子的开头，有伏羲神农黄帝之像，也有二十八宿之图，把人放在天地时空之间进行论述，人体与生命都是高度时空化的整体。

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辨证，无非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的统辖作用，其“五行体用互含”学说，也是把人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基本法则。

8 破译谜底，推动学术

《铺行诀》虽然是源于陶弘景的一个著作，晚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但是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其著作就具备了道家医学“开宗立派”的独特价值，称其为一部经典也不为过。

《易经》、《老子》、《论语》等流传百世的经典都只有五千言左右。

《辅行诀》九千多字，也是部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道术并重，有方有论，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研究与传承的内容十分突出毫无疑问，围绕着《辅行诀》的真伪、张大昌献方的动机，有关事件前后矛盾的说法，原本与传本差异等问题，有很多谜团等待着人们去破解。

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一样，不仅是一个谜团，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辅行诀》之学；

传承这部著作的人，虽然目前以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传承者绝不会只限于这20多人，它必将会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因为它具有穿越时空的学术能量。

版权声明

本文选自《曹东义.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37(05):6-10.》，源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原著/曹东义。题目为小编新拟。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