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东义与《辅行诀》的缘分
0 R' H% j3 V6 x6 k! ~5 D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 e& P) x- T: W! q& T- i# g$ u; k4 B曹东义1985-1988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读余瀛鳌先生的硕士，研究学术史，毕业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因此，就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领域有了某些即将接近的缘分，后来到就有了很多故事，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书评，也在不同场合讲述《辅行诀》。3 C( K5 |7 l; O( ^; d# G
现在简要介绍如下：
+ D6 `) e1 G$ F4 b; G- F
) R% E) n" C9 v. o& f+ ]3 b V我在执行主编的《河北中医五千年》之中，介绍了张大昌和《辅行诀》，这是2010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 P+ h1 {& _" e# N# Q我写过一些有关辅行诀的文章，也为衣之镖先生的书写过序言& L9 [5 P+ `) H2 B% |; Q* R: d! v
204、千年传奇《辅行诀》——《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读后、山西中医、2010、26（10）49-53
% y" v* C6 R" c3 v237、衣之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药临证心得录·序》2012年8月学苑出版社出版: y* z2 u! N1 w
361、衣之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序言、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 @2 \6 c* @ m0 X0 N1 G& S6 r/ Z9 G" |401、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37（5）6-10. S2 L$ c6 Y7 z+ `
407、养生秘笈《辅行诀》，坎坷之路近百年、中医药与亚健康、2014、10月、总17期、66-71
8 Z, `9 p5 W6 d" C# e" g( r442、养生经典《辅行诀》坎坷身世40年、国医年鉴、第七卷（2015）、502-506
8 D+ V+ |5 w5 \3 {. v# s U508、论《汤液经》《伤寒论》《辅行诀》之间的关系，见吕志杰主编《张仲景方药研究》第二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8月第二版、811-812页' n5 K. ^1 J% h
1 @: t# _' r9 X# V( v p) D$ X+ x& a. S! D. i
千年传奇《辅行诀》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读后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邮编：050031 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209号 电话：0311—86738352、 本文刊登于《山西中医》、2010、26（10）49-53
3 \0 m$ n/ Z+ i/ H9 ]
9 q. x. G/ h# g$ `
东汉末年，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治疗的方药体系，被称为“众法之祖，群方之宗”，仲景本人也被称为医圣，两千年来受到众人敬仰。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他书中收载的被人称为经方的方药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按照张仲景自己在书序中所言，他曾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是必然的。他对于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妙医术，极为推崇，达到“每览而辄叹”的程度；对于采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卢药录》等古人著作，也明确告之后人。魏太医令王叔和曾经整理过他的著作，并在《脉经·序》中对他推崇备至：“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令人不解的是，王叔和在论述伤寒病诊治规律的时候（见于《千金》《外台》），遵从华佗的“六部传变”学说，而没有采纳张仲景的辨证体系。可见张仲景的学术创建，一时难以被世人理解，孙思邈也曾经说“寻其（《伤寒杂病论》）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见孙思邈《千金翼方》）”，这的确是深有感触的见解。他们对于张仲景是否采用《汤液经法》，没有提出任何说辞。 王叔和之后不久，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由此，人们对于张仲景学术体系是否来源于《汤液经法》，充满了猜测与想象。《汤液经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里边有哪些内容，它对张仲景的帮助真有那么大吗？张仲景本人为何避而不谈？这确乎很神秘。人们只是从《汉书·艺文志》里，知道有《汤液经法》这样一部书，如果不是皇甫谧提起来，也许以为它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皇甫谧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他不仅写过《帝王世纪》等著名的著作，而且断定《素问》《灵枢》这两本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论断。因为，张仲景、王叔和虽然在他之前也读过、抄过这两本书，但是都没敢说这两本书就是《黄帝内经》。 《汤液经法》隐而不传长达两千年，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令人没有没想到的是在上世纪初，这个封建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刻，突然有了《汤液经法》的消息。尽管这个信息是间接的、片段的，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大发现。 这个书讯发现与传播的过程，简直就像一部传奇小说，是那个特定时代才能出现的现象。据说河北省威县的张偓南是最初的当事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学的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文明，而是毕业于“高野兽医系”，是一个马医。他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投笔从戎，参与平定“白狼之乱”，屡立战功，升任湖北军马总稽查。在那个时代，骑兵与战马，是部队战斗力的硬件，必然受到军事指挥家的重视。为了购买好战马，他出使西域，1918年来到敦煌，从一个道士（一说是瘾君子）的手里，获得了一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名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末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说是原藏于敦煌藏经洞，劫后仅得的一部珍贵医书，它抄成于千年之前，没有在世间流传，因此是极为重要的中医著作。 在清朝末的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了大量的珍本古籍经卷，王圆菉道士发现藏书之初，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国人的特别重视，不断有经卷散落出去。1907年在英殖民地印度工作的斯坦因，以“功德钱”的名义，从王道士手里骗去了二十多箱经卷、文物；法国伯希和也在1908年闻讯前往，像收破烂一样，骗买了十余箱经卷，偷偷运往国外，次年（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他把随身携带的不多经卷展示给中国学者，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清政府才下令把残余的经卷全部运往京师。敦煌遗书散落于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流散于官宦民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最早透露该消息的报纸是日本主办的《燕尘》和《朝日新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表现在军事与外交上，假如那个时候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聚集的大熊猫，也许也会和圆明园的文物一样，早就流散于世界各地了。 张偓南先生家藏4300多卷图书，他知道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重要性。因此，他购买之后，在西安加以裱糊，然后捎回家乡收藏。不幸的是，他在第二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去世了。他的长子张耸云毕业于保定陆军讲习所，也是一个兽医，当时在阎锡山的军中做事，1936年抗战爆发前去世，故于武昌。这个时候，张大昌10岁，迁回原籍，开始了启蒙教育。这个蒙师，竟然是反清志士尚渭南先生，他日后被梁漱溟聘为了燕京大学哲学教授。这样的塾师不一般，他启蒙的儿童张大昌也是“非常人也”，不仅学了佛经，而且还会画国画。张大昌11岁时抗战爆发，他担任了抗日救国先锋队的儿童部长，15岁时被日伪军捕获，后来被营救获救，躲在寺庙里参禅练武，背诵医书。建国前，张大昌开始悬壶济世，1958年发表学术文章，受到中医专家称赞。1959年他受邀在广宗县医院讲授《伤寒论》，听者交口赞誉。1962年他36岁之时，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事业初成，前来拜师学习的青年，接踵而至，传承中医，已成历史使命。他看到当时很多中医，临床处方用药很不规范，药味多而杂乱，就想到了自己珍藏了多年，揣摩了多年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希望把它献给国家。 可是，献书的路也不是平坦的。聘他为通讯研究员的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已经在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的时候下马了。他把卷子抄出来，一边教育他的徒弟们，一边抱着投石问路的态度，寄给了北京直属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这个抄本到了中医最高的研究机构里，只回信说“已经存档”。这一存档，就存到了文革开始，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仅把北京弄得找不着北了，张大昌先生所在的威县基层，也在破四旧的高潮里，把他家祖传的4300多卷图书当作四旧，付之一炬。灾难远不仅如此，张大昌由于历史的原因，卷进了“国民党案”而被关押起来。 历史向中医的传承者发出了挑战，你最珍爱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有可能是加害你的罪证。张大昌内心充满了困惑，他多次反复考虑，决不能把一个历史文献就这样在自己手里湮灭了，尽管当时很多文物都失传了。因此，他又想起来要献书。这一次他只能凭记忆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默写出来，而不能照原卷子抄录了。他想，还是寄给中医研究院吧，只有这里才有力量使这个古医籍发挥作用。但是，当时正在批林批孔，这个旧经卷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此，他寄书的时候没有敢写自己的名字，而是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于1974年年初寄了出去，寄出去的是一个“追记本”。他日思夜想，也不知道这一次献书的结果会是如何。仍然是“存档”吗？或者循着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给自己招来又一场灾祸？事过了一年，仍然没有消息，他就于1975年4月写了一封信进行询问，并再次把他的弟子张海洲的早年抄本，也寄给了中医研究院。 在张大昌先生日盼夜想等待消息的时候，中医研究院的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员于1974年3月做出了鉴定意见，“这个抄本的确源出于梁代陶弘景！”马老为了慎重，同时请中国社科院的张政烺、李学勤研究员进行了鉴定。他们在5月也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这绝不是当代人的伪作，而极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的卷子写本。1975年11月，张大昌先生所献的抄本摆在了时任副院长的王雪苔先生的案头，他正在筹建中医文献研究所，这个卷子本的真伪和历史价值是一个重大问题，他在当月奏请院领导沙洪，与王淑民研究员一起到了河北威县南镇村卫生室，见到了献宝的“赤脚医生”张大昌。通过深入交谈，王雪苔副院长认为这个抄写的卷子本值得大家认真研究，于是他在1975年12月把先后收到的追记本和抄写本放在一起，加以校对整理，打印成35本小册子。在周总理逝世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科教部主持，岳美中、耿鉴庭、方药中、赵锡武、钱伯煊、赵心波、彭杰等十位老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大家基本认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医出土文献。此后，王雪苔先生还把这个油印本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寄送国内著名的中医学家，请他们发表意见。 张大昌先生进献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来，至此终于引起了国内中医专家们的重视。 1979年1月山西中医研究所贾得道先生出版《中国医学史略》，在这部著作里最先提到了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 1982年梁颂名在《新中医》发表“谈谈中药性味学说”，也涉及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 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于1985年，在《中医杂志》发表了“《伤寒论》与《汤液经法》”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1988年10月，著名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特约王雪苔先生把他收藏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甲乙本进行整理校正，考释之后全文收载。 此后，各中医学家不断有学术论文、论著发表，探索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成就，推测它与《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关系。 在引起国内中医学术界重视的同时，张大昌先生在河北省威县周围的学术影响日渐增大，他于1979年在河北省落实中央“七八·五十六号文件”的时候，被考试录用为邢台卫校的教师，次年调邢台地区医学经训班授课一年，后返威县章台医院工作。他先后收了多名弟子，也多次抄录、修改、补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逐渐地形成了十几个手抄传本。徒弟们也格外珍惜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分别用心研究，各有体会、说辞，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地方学派，也就是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当代中医学派。 学为公器，不可能只限于一地一方。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赵怀舟先生，是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导师钱超尘先生是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对于《伤寒杂病论》的版本流传、学术成就深有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注目，加以探索、研究、阐发也势之必然。因此，就有了多次的、颇为动人的南来北往，西进东出，鸿雁往返，解难问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日渐丰富，积稿渐多，观点多元，已经不是一两封信、两三篇论文所能说明白的了，形成专著的条件已经具备，酝酿、推动更大的研究也需要出版专著。因此，在大家的努力下（尤其是张大昌先生的弟子衣之镖先生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在王雪苔先生、马继兴先生、钱超尘先生的关怀和推动下，形成了围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两本专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前者是按照钱先生的设想而成的专著，专门以保存诸传本文献为主，后者则是围绕该文献的种种谜团进行探索。可以说是一宝双壁，互相辉映。 2010年5月20日，我应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丽、马华教授等邀请，参加她们的研究生答辩会。会议开始之前，我收到编著者之一赵怀舟先生亲自签署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如获至宝，在回来的路上就翻看大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张大昌先生1995年去世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献出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会形成现在这样的成果，会出现这多的谜团。因为原卷子已经毁于文革之中，物质物质，有物则质，“物之不存，岂能质乎？”他献的卷子本到底是真是假，今人已经提出质疑，后世能无说乎？十几种抄本，都是由他的手里流出来的，为什么内容如此不同？ 文明文明，有文乃明。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已经走过了200多万年，可是所谓的文明史才只有5000年，文字之于社会进步是如此重要。假如没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问世，我们从哪里去推测“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的实质内容？王叔和、孙思邈这样的医学大家都不能深刻理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一个隐居茅山几十年的道士陶弘景，能够走进张仲景的内心世界吗？《汤液经法》对于张仲景的帮助，真有皇甫谧说的那么大吗？在张仲景的眼里，《汤液经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他为何要“改道家之称”？ 我一遍一遍地翻阅《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心中的思绪难以平静，又一次把衣之镖先生2008年寄给我的《伤寒论阴阳图说》拿出来，再读一遍。他用天地阴阳、燥湿阴阳、四时阴阳分别成图，论说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思路，我似懂非懂地了解他的创见。他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阐发的五脏五味互藏互用理论，我也知之不多。只是觉得很多人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称为玄学，那么，他们见到衣之镖先生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所说的五脏各有体味、用味、化味，而且五味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与《内经》《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不同，而且也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论述有所区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叫：“这才是玄之又玄的中医！”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读了衣先生的论述，只觉得“玄之又玄，众迷之门。” 毫无疑问，张大昌先生所说的事理体用学说、彼此时势思想，的确深有见地，是对中医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他倡导的五脏五味体用互藏理论，恐怕很难被学中医的学者所会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卷子本，在张大昌先生的手里丢失了，却开创出一个专门的“探轶学”，真是：统序遗失，学乃大昌。 望着厚厚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一股酸葡萄心理涌上心头，只是这个酸葡萄经过张大昌先生及其众弟子的研究，经过多位著名中医学家的阐发，已经结成了一个一个的硕果，吃到嘴里的时候，除了酸味之外，更多的是甘甜。只是我不知道，这酸甜是入哪个脏的，更不知道这个酸甜是哪个脏的体味、用味，还是化味？好在今天是儿童节，假如张大昌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不会怪我“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也？” 2010、6、1
" \7 l, ?2 [1 p( K! Y# e1 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