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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曹东义在南阳抒怀
曹东义 发表于:2016-10-5 08:51:40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阅读数:1528
南阳抒怀(打油诗)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
小序:2008年9月20日,受中华中医药学会和南阳市政府邀请,参加第七届张仲景科技文化节,见到众多学者,参观南阳卧龙庙、汉画馆、南阳府衙,还知道了科圣张衡、商圣范蠡的事迹。四圣聚南阳,世所罕有,感慨良多,因成此诗。
一梦到南阳,碰见诸葛亮,问我来何为?拜谒中医王。
仲景庙何如?近来香火旺!诸葛有所思,我说活思想:
仲景著书后,辨证论治倡;不用华佗刀,全靠喝药汤。
伤寒传染病,能治不用慌。传承两千年,都学仲景方。
韩国学仲景,韩医生意强;日本重经方,远销到西洋。
欧美搞替代,首选仲景方;中医重经典,纷纷来南阳。
孔明频点头,口中来赞扬:都说南阳好,龙脉在山岗。
千年有人学,仲景是榜样。三分天下后,交流没断行。
医药安天下,胜过武力强。仲景名天下,全靠救人忙。
张衡从旁过,也说此现象:地震难预测,疾病可以防。
仲景重养生,饮食有良方。要活一百年,应该来南阳。
范蠡笑开口,并不忙经商:赚钱与长寿,不能少一样。
于石家庄“求石得玉室”
20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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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10-5 08:55:36 | 阅读全部
张仲景是引进创新和集大成的典范( j9 O* S/ }) h- n" o) ^% W3 u/ W# O
——从学术创新的角度谈对于张仲景的认识
; y# E- x& `; d$ r+ H5 s曹东义
7 A' @  Q# a- n: B  E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石家庄  050031), `7 r% Y7 L+ m9 C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电子信箱:
  p, m. X# I. }张仲景是一个伟大的中医药学家,他的贡献既超越了古人,也罕有后来者能够把他超越。他的治学道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C& S" ]; \3 c4 W+ S
邓铁涛先生说,张仲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因此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由此可见,张仲景是一个善于引进他人经验的人,他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开篇就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佩服的扁鹊秦越人,司马迁早有定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张仲景善言脉诊,与他学习扁鹊经脉理论有关,但是他更推崇临床疗效,所以他每览而皆叹的是“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当然,都说“仲景撰用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指事切用”,但是,仲景自己不说“撰用伊尹汤液”的方药,而是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卤药录》”,引进了许多“古训”理论。
( ?+ g: S0 A+ ?其实,引进的过程就是继承、学习的过程;再创新的过程,是发展、发扬的过程。历史上靠引进技术,然后再创新而开创一番事业的事情是很多的。只有不断“再创新”,才能使一项事业兴盛不衰、流传千古。这就是“肯定之肯定”的过程,与“否定之否定”不一样。
% c1 {* s2 Y% ]+ u3 ~3 }3 u+ t& g牛痘疫苗的发明,靠的就是“再创新”,琴纳小的时候接种过由中国传过去的人痘疫苗。巴斯德鸡霍乱疫苗、狂犬疫苗的发明,也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创新”;今天的免疫技术,也是进一步的再创新。因此,人类在传染病的挑战面前,才不至于束手无措。免疫思想、免疫技术发明于中医而不是首先出现于西方。当时西方不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这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个伟大发明。
* y' I  t, K& n7 u) o# p/ O' f  K张仲景吸收《素问》《难经》理论成就,建立表里概念,创立半在表半在里的学说,破除了表里对立的绝对思想,更符合临床实际情况。他注重三阴死证研究,以温热药扶阳救逆,开千古先河,超越温病学家“灰中有火”的恐惧,能够对于阳证转阴、突变虚寒、内伤有深入的认识,都是很难能可贵的精神。他是一个伟大的临床家,完全是从证侯出发,不是从观念出发。他对于“日传一经”学说,既尊重,也不拘泥。他发现了丰富的传经现象,因此,才能在他的六经辨证体系里,包容众多传染病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为一个疾病立法。
) s  X# I( ?0 _% V' |- G《汤液经法》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大小阳旦汤、朱雀汤、白虎汤、真武汤、青龙汤等,完全按阴阳对应、五行方位的规矩设立方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按证侯演化排列阵势,或迎击救逆于前,或尾随治疗于后,无论初治、复治,无论正治、救逆,都有丰富的应对措施,是一个“武器库”,决不只是《素问》三日前后分汗泄,也不限于华佗、王叔和“六部传变按日期”,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说,113方在《伤寒论》里,是首尾相连,血脉相通的有机体系,而非简单的药方堆积。“病如河流,证似舟,系列方药像码头。”0 ~7 x" w3 i1 `
总之,张仲景善于从引进的理论和经验之中,建立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所以成为空前绝后的集大成者,值得后人景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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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10-5 08:56:40 | 阅读全部
伤寒学说的主要成就/ {" f$ u' S2 |9 ^% y& C" y
曹东义
& H+ ?1 t! v, I, d! t) d0 P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7 ~) b7 J' N2 |! J, D7 j2 P&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电子信箱. \( Z- n# N% W2 I! n0 R' D

' N  F- m. B" ~; J' n- R  a  D4 I/ B% W
在中医诊治传染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漫长的探索,出现过许多相关的学术探索,伤寒学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按照邓铁涛教授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外感热病的思想进行总结,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 o: m2 ^! J- F7 c  O" Z9 R3 B(一)重视外邪致病因素的作用
3 t" S9 h0 c/ F  Z+ k, b《素问》《灵枢》之前的外感热病,虽然已经有了“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外因认识,但是,并没有在疾病的命名上予以突出体现,所以名热病而不云伤寒。伤寒学说崛起之后,改变了命名方法,把以证候命名的学术特征,转变为以外邪致病因素命名疾病。命名方法的转变,意味着学术着眼点的不同,意味着战略目标的转移,尽管这种“转移”的得失还有待于历史的验证,但是,自汉末一直到明末清初,伤寒学派的新的命名方法,都得到了历代医家的遵循与继承,影响学术界一千多年。温病学家虽然谈论的是温病,但是命名方法上仍然借助伤寒学家的方法,而没有借助于热病学说以突出证候命名的特点。% q1 [) u) [6 E" ]/ |, U% H9 ^7 `5 P
重视外邪致病因素,在当时具有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因为,《素问》《灵枢》只提到发热为主就是热病,那么,这种热病是如何产生的?是限定于“冬伤于寒”还是可以泛发于四季?伤寒学家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阴阳大论》首先提出来“寒毒”之说,强调了寒邪致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四季都可以有伤寒。这是明显不同于前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来“时行寒疫”的学说,认为严重流行的传染病,大多与气候有寒潮有关。; ]4 T; v( c; ]3 F0 I1 h
《伤寒例》还提出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的观点,把外感寒邪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基础因素。《伤寒例》说:“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瘟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在《难经•五十八难》中“脉阴阳俱盛”本来是伤寒的脉象,现在提出来“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显然不同于《难经》的观点;“阳脉浮滑,阴脉濡弱”是《难经》所说的“中风”的典型脉象,《伤寒例》却提出来“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也与《难经》不同;《伤寒例》所说的“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也应当脱胎于《难经•五十八难》所说的“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伤寒例》所说的“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瘟疫”,也是《难经》“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的发展。
! Y4 E3 ^% L" Q: S' _. z因此,经过《伤寒例》的再认识,《难经》的“伤寒有五”中的伤寒、中风、热病、湿温,已经通过“更感异气”,变成了温疟、风温、温毒、瘟疫,都变成了后世所说的温病,为瘟疫、温病学派的诞生开创了先河,完成了伤寒向温病转化的理论阐释。也就是说,伤寒与温病的界限,在《伤寒例》作者的眼里,是可以转化的,可以由伤寒转为温病,“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伤寒与温病的界限,并不象后世温病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水火冰炭之别,不可逾越。《伤寒例》的伤寒“更感异气”可以向温病转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寒温统一,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 t, O5 j6 V; F6 a(二)努力探索外感热病的多样性0 i3 y9 M/ ], r  l' u' s$ E
“热病”是很笼统的说法,是众多疾病的总概括。都是发热为主的热病,在不同的季节里,其临床过程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季节里,不同人所患的热病也是有所区别的,该怎样认识外感热病的这些区别呢?《难经》的“伤寒有五”学说,《伤寒例》的“更遇异气,变为他病”的学说,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外感热病的复杂性,也可以为千变万化的临床现象,提出理论思考。
  S6 Q$ J$ R" n《伤寒例》关于外感热病的多样性的认识,启发了后世温病学家。吴鞠通《温病条辨》说:“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吴鞠通所说的这九种温病,几乎囊括了仲景时代的所有外感热病。所不同的是,《伤寒例》用广义伤寒来概括这九种温热病,并且“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而吴鞠通则用广义温病来概括。因此,吴鞠通说“此九条(温病),见于王叔和《伤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牵引《难经》之文以神其说。按时(代)推病,实有是证,叔和治病时,亦实遇是证。但叔和不能别立治法,而叙于《伤寒例》中,实属蒙混,以《伤寒论》为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 吴鞠通承认仲景时代也有他说的几种温病,其区别只是他用温病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而仲景、叔和却是用伤寒的方法进行治疗的。
4 v  K! Z2 U$ ~% L( B  C3 y(三)辨证方法的进步与发展
0 h, H9 F8 t* `1 X6 L华佗独创“伤寒六部传变”和以汗吐下三法治伤寒的学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学术见解。他还非常重视伤寒病过程中“胃烂斑出”的证治,实为后世温病学家辨治斑疹的先驱。他的学说深受王叔和、《诸病源候论》《千金》《外台》等医家的推崇,影响极为深远。
% Y0 `& U3 R$ W华佗论述伤寒病证治的著作,虽久已失传,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引华佗曰:“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灸之即愈。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若不解者,止,勿复发汗也。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若病困,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视病尚未醒醒者,复一法针之。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若热毒在外,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热乘虚入胃,即胃烂也。然热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也。胃若实热为病,三死一生,皆不愈。胃虚热入烂胃也,其热微者,赤斑出。此候五死一生;剧者黑斑出,此候十死一生。但论人有强弱,病有难易,得效相倍也”。& i8 E, h% Q* M8 h
《外台》所引“华佗曰”此下还有“病者过日,不以时下之,热不得泄,亦胃烂斑出矣”
$ M5 O) d1 V# m9 j; |4 ?/ ?7 ~9 F8 o1 A《千金》与《外台》成书相差百年左右,皆引用华佗的伤寒学说,文字基本相同。是孙思邈、王焘都见到了华佗的著作,而分别引用,还是《外台》转引自《千金》?笔者倾向于是后者。如果是前者,说明唐代中叶华佗的著作还在流传;假如是后者,那就有可能说明华佗的著作当时已经失传。3 k- X' _0 K9 h8 ?5 O* }6 c5 M
华佗“六部传变”不同于《素问》六经,其只云伤寒而不称热病,由此也可推知其学术主张,应当受到《难经》与《阴阳大论》的影响 。但也受到《素问•热论》影响,故云“日传一部”。然而,华佗“六部传变”学说,毕竟不同于《素问•热论》和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自成一套辨证体系,体现出他对伤寒病的独特认识。“六部传变”的传变方式,与《素问•热论》一样,也是把发病日数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成临床治疗的依据,虽有整体把握伤寒病情变化的优点,但是验之于临床,难以完全相符。“日传一部”与《素问•热论》“日传一经”一样失之于拘泥。仲景《伤寒例》中“当一二日发””当三四日发”、《伤寒论》“伤寒三四日””太阳病四五日”等“或然之词”的应用,则更能切合临床实际,更符合辨证论治精神,而不是象《热论》那样强调“三日前后分汗泄”,或象华佗那样按伤寒病的日期分别使用汗吐下三法,《伤寒论》不愧为辨证论治的典范。
# r7 o0 z3 ~6 s* F, Y$ B《千金》引王叔和曰:“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与腠里与精气分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疼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发汗则愈。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心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王氏此论源于华佗,又有所阐发,使汗吐下三法更明晰易施,同时,论明邪气在胸与入腹,为气之浮沉所致。化引原文,十分简洁。( C) |7 t6 A$ k6 a/ W
《伤寒例》正是体现出仲景遵经而不泥古的学术风格,如:“凡伤于寒则为热病,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在这段文字里,对《素问•热论》原文进行了改动和补充,涵义深远。《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为限定之词,此则改为“当一、二日发”等或然之词,意寓不必“日传一经”。将“入脏”改为“入腑”,因腑病多用通下之法,而脏病少有可下之证;将“可泄而已”改为“可下而已”,《素问》用“泄”字与其多用针刺有关,改为“下”字则能与六经病篇诸承气汤相呼应。将六经病主脉增补在证侯之前,与仲景重视脉诊的特点颇为一致,如仲景六经病各篇题均为“辨x x 病脉证并治”;其自序云:“并平脉辨证”;治坏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均为脉在证先,观脉识证。由此可知,《伤寒例》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前呼后应,实出仲景之手笔。
& H0 \/ |3 b$ x: e3 U张仲景对于伤寒的辨证方法,虽然继承《素问•热论》六经辨证的思想,但是,在具体运用六经的时候,加进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使之更切于临床实际情况。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创立了半在表半在里的“半表半里”概念,阐明了三阴证的本质。
6 A  U& X- w9 b( \4 j, a所谓“半表半里”证,是张仲景的创造,也是他善于观察临床实际病情得出的客观认识。本来,按照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问题,世界上的病情不是表就是里,表与里之间是不会出现“中间地带”的,出现了“中间地带”,概念就容易模糊,就会让人们觉得不确定,不规范。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么复杂,一切绝对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有机体,疾病过程也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十分复杂的临床现象。想当然地人为界定人体患病的状态,那是很不容易的。张仲景根据外感热病的实际过程,发展了《素问•热论》的有关认识,创造性地在里与表之间辟出一块地域,提出半表半里的概念。在临床工作中,根据患者寒热往来、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的临床证候,选用小柴胡汤进行治疗,疗效非常之好。张仲景甚至告诉我们“凡有柴胡证,不必悉具,但见一证便是”,这是多么可贵的经验!
0 T# t3 H( I+ Q* [& R: U( h0 P' V明代外感热病学家吴又可,认真观察传染病的发病与传变过程,提出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先进入到皮里膜外的“膜原”,然后再离开膜原,分别向表、向里传变,提出了“疫有九传”的学说。“膜原”的位置,虽然历代有不同的认识,但属于“半表半里”是没有争议的。吴又可创立的“达原饮”,治疗邪在膜原的半表半里证,也是疗效卓著的。张仲景所提出的半表半里证,一直得到后世医家的尊重与遵循。
9 _2 `8 n( E" {/ E6 q# t$ O' h三阴证是张仲景发展《素问•热论》有关辨证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是他看到了外感热病的过程之中,可以直中三阴出现以虚寒为主要表现的临床证候,就是在一派热象的进程之中,也可能突然转变,由里实热,突然转为里虚寒,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局,没有足够的临床经验,没有过人的胆识是不会参透的。张仲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临证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发现了外感热病的突变,这一点连清代的温病学家也要好好向他学习。因为虽然有“炉烟虽熄,不可就云虚寒,恐灰中有火”的现象,但一定要以临床证候为依据,不能以“恐”代“察”,更不能想不到证候的突然转变。这一点,在抗击SARS的时候就有所表现,我们有的临床工作者,面对患者出现的虚寒证候不敢大胆使用温益药,思想被某些观念所束缚,就说明我们对于张仲景的学说还没有完全掌握。) \' P7 j9 O- F; ~) \5 y
(四)治疗方法的丰富与繁荣% W  o; Y9 d, h1 x4 l. K
代表外感热病学说成就的《素问》《灵枢》,其中提出的治疗方法,主要有《素问•热论》所提出的“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热者寒之”,《素问•刺热篇》提出:“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注重物理降温。
/ k/ y" |/ r% G由于时代和学术特长的关系,《素问•刺热篇》提出,治疗热病,“病甚者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后世较少应用,尤其是在仲景《伤寒论》问世之后,药物疗法空前丰富,用“五十九刺”取汗更为少见。/ R! S( d) e2 B  e
华佗用汗吐下三法治疗伤寒,发汗的方法有摩膏、针刺、药物取汗,已经有所发展。6 d0 ]" s$ M0 Z1 s
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仅注重外感病的发热,而且对发热的不同程度,发热的伴随症状,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即辨证论治的方法。比如发热的同时伴有恶寒,属于表证发热,需要发汗解表治疗。再进一步划分,在发热恶寒同时存在的时候,如果属于没有汗出,或有脉浮紧和呼吸喘促,可以使用麻黄汤;如果发热恶寒,伴有汗出,或有鼻鸣干呕,应当使用桂枝汤;如果是素有咳喘,又新有外感表证,则须选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如果外感表证,发热恶寒的同时,有饮邪停聚心下,则需要用小青龙汤进行治疗;如果发热恶寒的同时,兼有内热口渴,烦躁身痛,则需要用大青龙汤治疗。1 d; Y/ _* _. Y3 {: O# S! I
临床上常常有误治之后,表证未去又添新的正气损伤的情况,如伤阴、伤阳、身痛、心悸、欲作奔豚等证,应当分别采用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桂枝加桂汤等进行治疗。仲景还有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葛根汤、葛根芩连汤等与表证有关的方剂。7 _& s# w: P7 ]* H3 E4 L6 o
《伤寒论》对下法的使用,也很细致: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热结于里;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血热互结;十枣汤、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治疗水热互结,或是痰饮与热互结,等等。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细密如此,决非汗、泄二法,或汗、吐、下三法的几个药方,所能简单概括。仲景六经辨证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难怪王叔和《脉经序》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技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
+ E+ `3 H% _+ d" D& K7 W" T张仲景的《伤寒论》使外感热病,具备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常用治疗方剂达到113方。可用于治疗的方剂的空前丰富,使临床选用“难于取舍”,因此,才有了“辨证论治”的必要。假如,对于外感热病,只有汗法与下法,而且是按日期使用,就不会有“辨证论治”的可能。
3 M+ K. m2 e) @- }4 h, _. f张仲景六经证候网罗之广泛,辨证治疗方法之空前丰富,促使外感热病形成专门的学科,外感热病学说由理论走向了临床实践。6 s0 M; i8 n0 C0 M8 A% l# Q3 v
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医学渊源于‘医经家’与‘经方家’。《伤寒论》以经方家之著作《平脉辨证》(《汤液经》等)为蓝本,但以医经之理论为指导加以整理提高而成 ”。诚如邓老所言,张仲景医学成就之所以突出,原因就是对于前人经验的广泛深入的汲取,把汉代医学四大流派之中的主要精华,都吸收进他的著作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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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10-5 08:59:39 | 阅读全部
自从懂了张仲景,中医不再学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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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 y; t# l" ~4 v+ |9 Y1 |) q邮编:050031  电话:0311—86738352、电子信箱: * [' x; }4 c0 e
6 B' c, a  t4 S3 k. z3 a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F% e0 ]( F' W) M. T
华佗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尽管也是使用汗法和泄法治疗外感热病,但是他的发汗方法有了发展,既使用针刺发汗,也使用摩膏火灸发汗,还有药物发汗,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并且华佗还认为伤寒病“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第五天病邪入腹,就可以使用下法了。错过了时机,就会造成“胃烂斑出。”下法使用的过早,或者过迟,都会发生不良后果,不是五死一生,就是十死一生。可见华佗对于伤寒病也是很在意的,谨守《热论》对于发病日期的告诫,小心翼翼地进行治疗,一点也不敢大意。
& e9 r/ \( s5 [) e  u2 p张仲景对于伤寒病的治疗,也吸收《素问•热论》的经验,按照六经辨证治疗。但是,仲景不按发病日期用药,而是根据临证实际的病状表现,“随证治之”,主张辨证治疗。他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汗法、吐法、下法三种,而是发展出更为细致治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1 A/ |& Q* K# A$ m5 U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如此,却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
% A7 P7 U4 J; S! b0 K! q* V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孙思邈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N6 u! f7 Q" i4 L6 }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于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9 R! B  W& p7 ^% Z% Q& Y% B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 y! x+ r( [9 K" c' ^4 F8 ~: ~! m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3 {& \$ s) u" R) C+ ~+ [" s$ T0 l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等等,这些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进行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在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是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 d, Z# S& k" z
在世界的东方,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尽管麻沸散失传了,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6 w& q- K5 o8 O% I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性的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E3 t+ L, T6 w+ J* `
内科治疗照样能够治疗需要开刀的疾病,一样可以“治病活人”,人们不愿意选择华佗的方法,中医们也不需要学习华佗的外科手术了。“用进废退”的结果,华佗的刀逐渐生锈了,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必然会失传。
3 ?( H- y  l" m) U6 L+ ]“麻沸散失传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呢,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幸运?
6 ?( h8 E" U' C- u' H' v5 d# m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 G) _4 B# B, w9 M1 X
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他们在切开病人肚子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避开血管?不需要躲着神经?不需要避免损伤重要脏器?毫无疑问,那是需要这样做的。; @, v, Z' e& r
假如中医这样做了几千年的外科手术,而不知道膈肌为何物,还需要像王清任那样到“义冢”去偷窥,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林改错》这样的书,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自然也轮不到由王清任来书写。
, \* g1 j3 Y3 O  a1 t成也仲景,败也仲景。) c+ j" `3 X+ A; o$ f+ F& o
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3 A% d4 y2 Y# k4 {' B- O
请记住,中医都是“岐黄传人”,而不是“黄岐传人”。一个黄帝与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别,反映了历代中医传人是重视医术超过皇权的一个群体。岐黄为他们打上理论的烙印,而张仲景为中医临床带来永远难于磨灭的特色。  C) c- @) h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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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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