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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撰著《伤寒论》，《辅行诀》揭示《汤液经》 皇甫谧《甲乙经序》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说《汉书艺文志》所收载的《汤液经法》为商朝宰相伊尹所作；他又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这就为人们揭示了一个千年难解之谜：《汤液经》的内容是什么？它与张仲景《伤寒论》有何关系？为什么张仲景自己不说撰用《汤液经》？ 这一些列的难题，我们难以一下子解开。但是可以看看《辅行诀》是如何被发现的，可信吗？它有哪些内容值得重视？ 不足一万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世人不断质疑的声音里，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了40年，并且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既植根于历史，也将影响于未来。或许它现在已经成了未来流行的经典，只是我们这些局中人身陷谜团而不知罢了。 早春时节，横空出世 1974年春天，一封署名“威县赤脚医生”的来信，寄到了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容是据说来自敦煌遗书的手抄本，用苍劲的钢笔字，竖行抄写。“赤脚医生”在信中还有一个小序，称其祖父于1918年从敦煌购来此卷，已经珍藏三代，却在1962年被毁。所幸他的学生中有人听他讲述过这部书，他借学生笔记进行整理，“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 这部辗转手抄的所谓敦煌遗书，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价值？中研院科教部把这个材料交给了医史文献研究室进行研究。研究室把它转交到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手里，请他先进行文献鉴定。 那时，“文革”的疾风暴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改变中医命运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央78【56】文件）还差四、五年才能出台，这的确是一个“早春时节”。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40多年，如今很多人不太了解当时的“背景”情况，需要我们回首一望。这所谓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当时中医人生存的环境。 1966年文革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卷进中医研究院，各项业务活动被迫中断，1968年中医研究院实行军管。1971年至1978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并，统一军管，实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但是仍然有科、教、医三项任务。从1967年至1971年，中医研究院共派出医疗队27批，足迹遍及全国。在科研机构瘫痪、科研人员分散或下放的情况下，周总理于1971年1月和2月，曾两次接见卫生部的领导及中医研究院的院长鲁之俊，对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作了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如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肿瘤、疟疾等，要求加强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防止浮夸。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专家初审，两年之久 马继兴先生见到了这个手抄本的文献，他经过仔细辨别，认为“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他在1974年3月写出了鉴定意见。 为了慎重起见，马继兴先生把这个手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交给社科院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张政烺先生审阅「1」。两位先生认为“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察，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指出该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它和那个时代道家修行，以及陶弘景的学术特点很相符，但是“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两位考古学家很慎重地在1975年5月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2」 收到社科院两位专家的意见，马继兴先生就把“赤脚医生来信”以及鉴定意见，交回了研究院科教部。 时任研究院副书记的老革命家沙洪同志指示，请正在图书馆鉴定图书的王雪苔先生（1925-2008）考虑如何处理「3」。 王雪苔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建国前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很深的医学与文献学素养。他筹建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后来当过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当选过世界针联的主席，当他看到这封几乎是两年前的“赤脚医生”来信时，深感其非同一般，应该是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献。经过请示领导，就只身一人到“赤脚医生”所在乡村去了解有关情况。他见到了这个“赤脚医生”张大昌先生。 特殊“赤脚医生”张大昌 1975年11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威县南镇村卫生室，王雪苔先生见到了写信的“赤脚医生”张大昌（1926-1995），他字唯静，生于湖北武昌，原籍就是这个南镇村，10岁时因父亲亡故而返回故里，身世颇为坎坷。 初冬时节，王雪苔与张大昌先生在卫生室里，把炉火生旺，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围着一张小桌，畅谈整日。张大昌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收藏古籍很多。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戏剧、绘画、书法、技击都有相当水平，并且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1941年遭日伪间谍暗算曾被捕入狱，获救后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幼年受世医家庭熏陶，又跟师学习，建国前即行医济世。32岁时曾有医学论文发表，后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文革中，张大昌曾一度受“国民党案”牵连而被关押。 两位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敦煌卷子的事情，张大昌介绍说，他的祖父张广荣（1867-1919），字偓南，早年留学日本，在旧军队做兽医，去买马的时候路过敦煌，从一位道士手里购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并曾有所抄录和在西安装裱过这个绸卷，他带回老家收藏，但第二年即去世，未能深入把玩。张大昌的父亲张阿翮（1887-1936），字耸云，也在部队里做马医官，并且长期远离家乡，未闻其对这个卷子有研究。张大昌10岁的时候从湖北回到家乡，对于这个卷子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属于一个文物，比较珍贵。等他长到18岁之后，开始研究医学，通过与其他古代典籍相比较，才了解了它的医学价值。他说：“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 张大昌说的“难觅之失”，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被毁的事件。他在1973年冬天写信的时候，说是“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坏”，而在1975再次给研究院科教部写信的时候，却借“赤脚医生”之口说“他家在67年不慎于火，书室被烧，文物全部灰烬，原卷当然也片绢乌有了。”王雪苔先生细问才得知，原来是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他们家被抄，家中的古籍以及这个敦煌卷子一起不见了踪影。他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叙述得这样不一致，是因为害怕“诽谤文革破四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了张大昌先生的叙述，王雪苔先生决定返回北京去，通过上面的领导来协调，希望找到原卷的下落。 顶级专家，集中研讨 王雪苔先生回到北京，立即按照张大昌先生提供的线索，在科教部大量群众来信之中，找到了1975年夏他寄到北京的另一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张海洲依据王子旭抄本的转抄本）。 这个转抄本比1974年张大昌献给中医研究院的本子简略，但是字迹清晰，偶有张大昌改动的痕迹。王雪苔先生根据两个抄本，互相校对，加以厘定，合成一个油印本，打印了20多份，于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部分专家出席的座谈会，他们在10天前收到了这个打印本。 座谈会由中研院副书记沙洪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先生（1900-1982），他说「4」，看了材料，也查阅了陶弘景的有关记载，认为“陶弘景著述很多，喜风角卜筮，属于道家，喜欢游山玩水，听松涛。”他认为，这个抄本由《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加工制成，而且“辨证太死板”，唐代“孙思邈难以见到《伤寒论》，比他早的陶弘景就容易见到吗？所以，怀疑这个本子是后人的伪托。” 第二个发言的专家，是妇科专家钱伯煊先生（1896-1986），他认为“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五脏补泻法”，虽然源自《伤寒论》，“师法仲景”，但是，“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至于书中所说的“五行体用互含”问题，钱先生表示“不太懂，留待研究。” 第三个发言的是儿科专家赵心波先生（1902-1979），他认为“此书还是有价值的，如补《伤寒论》之缺，朱雀汤即其例，过去只有玄武汤而无朱雀汤，但书中有道家色彩。最后的五个急救方符合‘简、便、廉’原则，如再加上‘验’就更好了。” 第四个发言的是中医理论大家方药中先生（1921-1995），从儒家与道家的角度谈起，他说：“陶弘景隐居之前其著作偏于儒家，隐居之后其著作偏于道家。”他举例分析其著作的特征，一是注意天地人的内外环境因素，二是重视整体观，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三是强调药物发明出自民间。但这本书由于原件不见，不好说。“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根据《伤寒论》，不如说是根据《内经》。按脏腑定位，区别虚实，正是《内经》精神。书中所引方药，也是《伤寒论》以前的，他（陶弘景）不同意仲景改方名而给改正回来，表面看似乎是根据《伤寒论》，其实是另有所本。书中之五行归类法与现在不相类，但与以前之五行学说相似，如强调五行相克，这与《内经》以前相类。看来陶弘景并不受五行固定框框限制，而是强调其精神关系。这对今天很有启发。”他经过分析，认为此书“内容不多，比较朴实，不像伪造”，肯定“此书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五个发言的是内科专家赵锡武先生（1902-1980），他说：“仲景以前的东西，我们未曾见到的，此书却能提到，如说仲景改方名，说明陶弘景所见者为仲景以前之著作。”并举例说张仲景书里的方剂不都是自创，此书五味归类与《伤寒论》不同，“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从有些用字的方言来看，“不像伪造之书，文字也不像伪造。” 第六个发言的是著名医史文献和耳鼻喉专家耿鉴庭先生（1915-1999），他说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没有著录的敦煌书籍是很多的，“此书的真实性很大”；从人文的角度来说，陶弘景所在的建康（今南京）一带，藏书甚富，其著述很多，从文中所用古字、所提古代医家名字，以及从文字风格来看“很可能就是陶氏所撰”。从医史的角度看该书，它虽引《汤液经法》，但无六经痕迹，而以脏腑分类，由此可见仲景之前医学状况。认为“有进一步考察、追踪、研究之必要。” 科教部负责人和西苑医院的领导彭杰三等人也到会并发表意见。 再访威县，多方取证 听了中研院几位德高望重中医专家的座谈发言，更加坚定了王雪苔先生最初的判断，为了进一步考察有关情况，1976年1月9日，他带着卫生部和国家文物局的介绍信，再次前往威县考察，历时一周。两封介绍信均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要求当地政府配合寻找该书原件。 王雪苔先生为第二次调查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尽量找到卷子本的下落，“即使只有片纸只字也是莫大的收获”；二是即使找不到原卷，也要找到见到过该卷子的人；三是将此前获得的两个抄本合并为一个“混合本”，希望通过与张大昌逐字逐句共同校订，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卷子原貌的版本。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找到了当年存放“四旧”的油棉厂仓库，当时从7个公社抄来的“旧书”、“旧物”，堆满了一百多平米的库房，堆积达1米多厚，还举办过展览。后来，油棉厂恢复生产，这些旧物被移送到临时的10间厂棚里，大雨过后厂棚倒塌，“旧物”成了肥料，抢回仓库一角的“旧物”，10年之后仍然还有不少。他们带着殷切期待的心情翻阅，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虽经努力查找，终无所获。”王雪苔先生30年后无奈地回忆说。 但是，第二个目标有了收获，文革前见过与抄录过这个卷子的王秉政、王秉德、王子旭，在“背对背”不准张大昌提示的情况下，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明材料，有些细节内容是张大昌从未提起过的。 第三个目标收获也很大，张大昌先生凭借着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深刻的理解与熟练背诵，一字一句与王雪苔先生校对、讨论，反复几遍，“虽然够不上定本，但是它却反映了张大昌医生当时的取舍倾向。”王雪苔先生觉得不虚此行。 校勘出版，流布海内 有了这样的前期工作，按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该顺利出版发行了，但是，从1976年1月开始，王雪苔先生接受了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无暇顾及该书的校勘校正了。 1988年，马继兴先生出版了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此前他请王雪苔先生作为“特约编写”，将其整理的《辅行诀》作为专篇收录其中。从此《辅行诀》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向了大江南北。 王雪苔先生说：“原以为本书重新面世，我所负担的历史使命也就算完成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的时钟刚刚摆过不到20年，对于本书的传本以及调查校勘考释经过，竟然传出不同的说法和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把当年调查与校勘考释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免热心的研究者由于不知原委而考证失据。”因此2008年3月，病中的王雪苔先生出版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一书「5」，这一年的9月王先生因病逝世。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觉察到这部书出版之后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那么，是什么使王雪苔先生感到“万万没有想到”呢？ 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传抄本、转抄本，以及众说纷纭的各种传闻，有关后续的衍生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辅行诀》之谜”。 这些谜团与当时王雪苔先生见到、听到的说法不一样。他原来以为很明确的东西逐渐模糊起来，关于原作者、传承者、献书者；原卷子与抄本、转抄本、回忆本、再传本，在张大昌先生当年活动的河北省威县、广宗一带，蜂拥而出，流传的版本有20多个，说法错综复杂，这也使当代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北京的钱超尘先生、太原的赵怀舟教授等感到很困惑，也很有意义。因此，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6」，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带着谜团，走向经典 王雪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张大昌会有这么多弟子，也没想到会有20多个抄本，关键是他仅仅从文献学“存真复原”的角度，以为不会有问题了，而没有料到从临床实用的角度会发生衍生变化。 对于一个原本遗失，仅靠传抄本流行的古代文献，如果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即使从学者使用的角度也会不断传承。人们传抄它，不是为了复制一个文物加以保存，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孤本可以有机会卖个好价钱。这些传抄者也不主张自己的抄本最可靠，最有文献价值，而是学习它就能执简驭繁，取得临床好疗效，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的。 临床医生与文献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做事情的风格也大不相同。 我们说《辅行诀》有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保留了《汤液经》的部分内容，是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的传本，更重要的是它与《黄帝内经》看待人体的角度不一样，它更鲜明地体现着道家的医学思想，是道家医学的典型代表，或者属于道家医学的经典。 《黄帝内经》之中虽然有道家影响，其中有270多处提到“道”字，但是道家思想只占《内经》的一部分，而《辅行诀》之中关于人体的人认识，完全被道家思想所统领。 《内经》面对病患人群，把健康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治病是很重要的过程；道家引领时尚人士，认为“入真景”、“得永年”是终极目标。没病容易达到道家的理想境界，有病则难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陶弘景远离尘世，在茅山修行，为的是达到道家的“永年”境界，也就是俗话说的长生不老。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服药祛疾”只是开始阶段的“微事”，是“初学之要领”。 在道家的心目之中，人与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炼丹服石的“大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轻身益气延年”。祛除疾病对于世人虽然很重要，但这绝对不是道家的理想境界。 因此，“无病服丹”是道家的提倡，“无病养生”是道家的要求。 一般人没有“炼丹服药”的经济基础，也不具备“得道成仙”的体质。所以魏晋以降，服丹药中毒的都是皇亲国戚、名仕显贵，而很少有平民百姓。 虽然“无病养生”是道家的理念，但是由于养生的措施很多，普通民众也可以施行，是“治未病”的重要方法。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自然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天地四时的变化，其概括性的表述就是阴阳五行。变化之道虽多，不外“体”与“用”。 《辅行诀》卷子的开头，有伏羲神农黄帝之像，也有二十八宿之图，把人放在天地时空之间进行论述，人体与生命都是高度时空化的整体。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辩证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辨证，无非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的统辖作用，其“五行体用互含”学说，也是把人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基本法则。 破译谜底，推动学术 《辅行诀》虽然是源于陶弘景的一个著作，晚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但是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其著作就具备了道家医学“开宗立派”的独特价值，称其为一部经典也不为过。 《易经》、《老子》、《论语》等流传百世的经典，都只有五千言左右。《辅行诀》九千多字，也是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道术并重，有方有论，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研究与传承的内容十分突出。 毫无疑问，围绕着《辅行诀》的真伪、张大昌献方的动机，有关事件前后矛盾的说法，原本与传本差异等问题，有很多谜团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一样，不仅是一个谜团，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辅行诀》之学；传承这部著作的人，虽然目前以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传承者绝不会只限于这20多人，它必将会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因为它具有穿越时空的学术能量。 2014、3、17 参考文献 ［1］.马继兴著.敦煌古医籍考释. [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4. ［2］.张大昌、钱超尘主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415. ［3］王雪苔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63 ［4］王雪苔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185 ［5］王雪苔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208 ［6］衣之镖、衣玉品、赵怀舟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3 2 _3 D( H' ?* |& a7 U) Y
[1] 曹东义，男，56 岁，业务副院长，主任中医师，研究方向有医史文献，中医外感热病、中医哲学、中医文化、中西医结合等，通讯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209 号，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 ，邮箱：caodongyi58@163.com i' V0 U" V$ u. ]0 E' \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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