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习总在正定的难忘岁月，照见不平凡的岁月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5-31 05:58:43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3-8-19 15:17 编辑

【编者按】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下是《河北日报》记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采写的系列长篇通讯。

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习近平

在正定，有一份记忆，珍藏在许多人的脑海，历经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种情感，沉淀在许多人的心里，历经30多年不曾消减。

1982年3月，29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写下了自己从政经历的第一笔。

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习近平始终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为百姓吃饱肚子，他勇于担当，为“高产穷县”减少征购跑省进京，实事求是反映人民心声；

为乡亲致富，他不断找寻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为了正定的未来，他关心教育，从校舍抓起，要求每个村庄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明天，我就离开正定了，这点儿钱留下给孩子们买图书吧。”1985年5月赴厦门任职前，他仍牵挂着孩子们。

习近平牵挂着正定，正定人民也牵挂着他。

离休老干部闫月芬养成了追着习近平任职地电视台看新闻的习惯：“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台，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台，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台，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台。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他。”

“老书记好！”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两次到正定塔元庄村调研指导，当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一声声“老书记”时，他高兴地将手伸过去，与群众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无论习近平走到哪里，职位多高，依然是当年那个心里装着百姓的“老书记”。

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习近平

1982年4月初的一天，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

“这是习书记，到你们村转转，了解了解情况。”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到任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

可习近平没想到，出了大队部，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一年干下来，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谁家不够吃了，就偷着去新乐、无极、藁城等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

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总比饿肚子强。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习近平关心地追问：“村里这样人家多吗？”“别的村也这样吗？”

说话间，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一位社员抬手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你瞧，这准是去换红薯干的。”

“近的骑十几里，远的骑几十里。还得偷着，怕丢了先进村的人呢。”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事，忍不住叹息：“征购交得多，手里又没钱买粮，没办法啊！”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一斤小麦1毛2，一斤玉米8分，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棉花一斤一块多，一亩地能收至少100多块。你说，光种粮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

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习近平便推门进去。

“老程啊，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是给我选了一个‘好县’。依你看，什么是‘好县’？

程宝怀脱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县啊。”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结；三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像三角村，又是先进中的先进，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

习近平听后笑了：“老程啊，我认为，是不是‘好县’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你刚才说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宝怀说。

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最后，习近平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高产穷县”？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习近平进行了解释：“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独有的。”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说，在那个年代，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说轻了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要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点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不谋而合。

在1994年习近平撰写的《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一文中，他赞扬吕玉兰：“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文中只字未提自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

“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其实大家心里都赞成。”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但许多人有顾虑和担心，一是怕有损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形象，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各级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与省、地两级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不到十天时间，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

经过核查，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清了。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

这一减，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少了红薯干。

这一减，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1万亩增加到19万亩。

　　1983年8月，为了让农民增收，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右一）到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资料图片）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还在14.3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点种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开发利用的河滩地却有几百亩。

“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鼓励社员搞开发。谁开发了收成就是谁的，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时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挖垄沟、打机井、平整土地，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开发利用河滩地100多亩，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

“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我跟他说起河滩地的开发情况，他很高兴。”赵桂林说。

经过这样的“减”和“增”，1983年，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同比增长百分之52.3。

“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体恤百姓、为民请命？”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认为，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见不得百姓受苦”。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习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

周伟思发表于1984年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

人生太短，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干事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来不得一点嬉皮笑脸。这样，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或许对人类、社会、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能有所贡献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亚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习近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

“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了。”“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海’的。”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正定，习近平从政伊始，就是这样实践的。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

——习近平

1985年1月20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暖意融融。

“率先致富奖，甘国田、刘成永……”

正定县招待所的会议厅里，一场气氛庄重又热烈的三级干部会正在进行。

与以往“三干会”不同，这一次，表彰先进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5年1月20日，甘国田荣获盖有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刘树章印章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资料图片）

令与会者感到新鲜的是，表彰名目叫县委书记、县长奖，奖项有“伯乐奖”“自学成才奖”“特别奖”，甚至还有一个“率先致富奖”。表彰对象既有种花养鸡的普通农民，也有干个体、办私营企业的小老板。

正定镇顺城关村今年已经73岁的老大娘刘小果家的小木柜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获奖证书。

略显陈旧的红色证书封皮，印着“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字样。内页蓝黑色钢笔水写就的字迹虽有褪色仍清晰可见：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1985年1月20日。

在刘小果看来，这本证书记载着丈夫甘国田，一个普通农民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刻。

“县上发的奖，上面还有习书记的名字呢！”领奖回家半天了，甘国田把证书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其实，父亲获奖前，习书记就来过我家。加上后来，前前后后有好几回。”如今已50岁的儿子甘语录回忆，“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冬天快晌午的时候来的。

那天，甘语录忽然听见院外有人招呼，开门一看，一个穿着绿军大衣的人带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闻声而出的父亲赶紧和来人握手，把大家让进屋里。) ?

“我在屋外听长辈们说，那个领头的是县委书记。”甘语录说，当时聊什么大事不知道，只记得客人们在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没吃饭就走了。

“赶上月季花开的时候来了，习书记还会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仔细看看月季花的长势。”甘语录记得，自家半亩地大的宅院里，一半是房子，另一半几乎都种上了月季花。“那时候，月季花还是稀罕物，集市上，一盆花能卖3到5块钱。”

后来，从小院到荒滩地，再到自家农田，甘家的月季花越开越旺，成为正定首批万元户之一。

以前只有劳模受表彰，谁知道在院里种个月季花，成了万元户也能当先进、上台领奖？时至今日，甘语录还记得乡亲们对于父亲获奖的惊讶。

不过，当年的“特别奖”获得者、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高培琦却深知此举的深远意义：“开表彰大会、搞‘率先致富奖’是习书记提议的。写着县委书记和县长名字的证书，300元奖金和一辆自行车，意味着政府给致富农民撑腰呢。”

支持并号召群众靠勤劳致富，让生活好起来、富起来，是习近平任职正定后，始终牵挂于心的大事。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1984年2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定从事农业的人口占百分之70，从事其他行业的占百分之30，工农业总产值里农业占百分之70，其他占百分之30。习近平认为，应把这两个比例颠倒过来——让百分之70的人去搞多种经营，让工业、副业、旅游业收入占百分之70。这样群众生活才能改善，经济才能发展。

习近平发现，解决了高征购问题，发展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有了空间，但当时全县干部群众中却普遍存在着“想富不敢富、想富不会富、想富不能富”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思想干扰仍影响着正定，因干涉农民种瓜引发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轰动全国，更是一度让人谈“富”色变。

在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王志敏的记忆中，南牛公社树路大队村民就因私下买卖土布，被工商部门当作非法交易处罚。

习近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表示：村民们的交易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工商部门不应没收。

树路大队的情况在正定并非个案。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入分析了类似现象存在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没有划清勤劳致富与剥削致富的界限，“把运用正当手段实现勤劳致富与投机钻营、非法剥削混淆起来了”。

他还多次在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把先富起来的“两户一体（指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看成是搞歪门邪道的非“正统”百姓。他说，这是一种偏见。

1983年10月，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他就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大型商品生产会议——发展商品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期长达5天半，590人参会。

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

翻看习近平当时的会议讲话，“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话多次出现。

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扶持、在法律上坚决保护，使群众能够大胆致富、公开致富、光荣致富？

在习近平的主持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4年3月7日，县委《关于大力发展“两户一体”的几项规定》提出，“对于取得显著成绩的‘两户一体’，由县政府为其颁发光荣证，并予以适当奖励”。

1984年4月4日，县委办公室《关于认真检查对待专业户的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提出，“对‘两户一体’进行打击、刁难、阻碍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各级都要为‘两户一体’撑腰”。

李亚平介绍，习近平很重视“发挥致富样板作用”，尤其是鼓励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关片9乡1镇要率先致富。

习近平提出发展庭院经济，通过搞试点、开现场会引导人们在自家院里搞副业，一批致富能手出现了，他们有的在院子里养鱼种花，房顶上种菜，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冬天种花和错季菜。

种月季花致富的甘国田就是这样走进习近平视线的。

获奖后，不仅正定县很多人来买他家的月季花，县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来。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一拨又一拨来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人种起了月季。

“不管谁来，不管谁问，他都耐心地教。”甘语录说，那时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习书记说了，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才真的值！

习近平不光关注着泥土里走出的甘国田，他还希望涌现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这是习近平为正定发展商品生产谋划的路子。

1983年，原本在县广播站工作的张新立，因爱好无线电发明，喜欢技术创新和改造，辞职办起了春光电器厂。

1984年，厂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台灯光设备“彩色灯光声控器”。习近平听说后，马上就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调研。

“我在厂里给他现场演示了这套产品。”张新立回忆，“习书记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

让他没想到的是，得知厂子遇到销路困难，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帮忙介绍客户，使春光电器厂的产品卖进了中央电视台，厂子也就此活了起来。

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寒气逼人。

“走，咱们给张新立拜年去！”一大早，习近平就带着李亚平，骑车20里来到位于东权城村的春光电器厂。

习近平看车间，问经营，并叮嘱，厂子发展再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他。

“习书记，张新立比你年龄还小，你又是县委书记，咋给他拜上年了？”回到机关，李亚平不解地问。

“因为他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习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长。

为了孩子们而发火

“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习近平

“习书记今天发火了！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什么事惹得在人们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如此生气？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

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

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

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

育红班的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声调有些提高，责问赶来的校长。

《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发火时的痛心：“将成为北贾村甚至成为中国栋梁的一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习的？课桌，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看！日后，你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

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

据说，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开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就建议并部署了对全县学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

普查的起因是他听到许多群众反映，孩子在家是宝贝，到了学校是乞丐，许多村最破的是学校，甚至流传着“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顺口溜。

普查结果令习近平吃惊。

全县200多个村的中小学校，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万余名小学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课桌或者土坯台上上课，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带板凳，大部分校舍陈旧，不能遮风挡雨，教室窗户无玻璃，冬天无取暖设备……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

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儿”，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

然而，会也开了，办法也有了，一年时间过去，落实情况却不如人意。

1983年10月的一份县委《情况简报》上显示，南牛公社南永固小学，教室18间，因房子已经漏天，门窗破烂不堪，一二年级学生已停课一星期。

留存至今的简报上，习近平写于18日的批示清晰可见：“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县委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了。”

随后习近平又看到一份报告，县第一所完小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校舍全是危房，时至深秋，仍有两个班孩子在露天上课。

习近平坐不住了。

“走，咱们去学校看看。”他叫上时任副县长的何玉，推起自行车就准备到学校去。

没想到，还没走出县委大门，就接到去石家庄开会的紧急通知，习近平便让何玉继续前往，回来向他汇报。

“没有一间房是不漏天的，没有一根房梁是不用棍子顶着的，没有一扇窗户是有玻璃的，没有一个门不是铁丝扭着的……”听完这样的汇报，习近平急了。

“在他看来，人命关天，这是大事。”何玉回忆，“我跟他说，其实，不止这两个学校，咱们东北片、西北片好多校舍都是这样的。”

“东北片、西北片不富裕，那条件好点儿的村总行吧？永安公社离县城近，几乎村村经济条件都不错，咱们再找时间去那里看看。”就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北贾村小学之行，有了那次发火。

离开北贾村前，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此后，他让县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乡镇、各村都要这样做。

为掌握全县校舍危旧情况和修缮进度，习近平一有时间就去转学校。

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开车去，一转就是好几个村。哪个村、哪个学校、哪一间教室是危房，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都要在笔记本上一项不落地记下来。

在听取校舍改善工作汇报时，他会当场点出来：哪个学校哪个教室的窗户修了没，哪个学校哪排平房的房顶补上了没？

习近平掌握情况之细让前来汇报的县教育局局长和校长们很疑惑：“习书记咋那么清楚，啥都知道？

回忆起当年的细节，何玉还忍俊不禁：“他们哪知道啊，习书记早把情况摸透了，都在笔记本上记着呢。

“习书记可记挂着北贾村小学的事哩。”1984年夏天接任校长的王正安今年已经76岁，他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离开正定赴厦门前又一次来到北贾村小学，询问校舍改造工程进展。

看到已经设计出来的新图纸，习近平问：“建新楼还差什么？”

“我们村有两个砖窑和一个水泥厂，现在就缺钢筋。”王正安回答。

习近平听了，扭头交代随行工作人员记下来，要落实钢筋的事。

离开学校时，习近平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叠钱递到王正安手里，让给孩子们买图书。

他推让了半天才接过来，忍不住鼻子发酸。

习近平离开后，他和总务主任一起数了数，10元面额，整整20张，相当于当时县处级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此后，在县里支持下，学校从正定县建筑公司拉回来一车平价钢筋。1985年底，1500平方米的二层教学楼建好了。1986年的“六一”，孩子们开始了新校舍的第一堂课。

近日，记者来到北贾村小学。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在校门前的小广场上欢快地奔跑着。

“这栋教学楼是2012年再次修建的，这栋楼之前，就是托习书记的福，拆掉破瓦房盖起的二层教学楼。习书记第一次来时，那边是六七排破瓦房，后来盖起的新楼在这个位置，这边还有几间厢房，也是教室……”王正安指着校园内的建筑一一向记者介绍。

“真希望习书记再回来看一看。”32年来，这成了老校长未了的心愿。

同样怀揣一桩多年未了心愿的，还有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贾俊华：“习书记调走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问我，有没有当年他帮助过的两个黄石小姑娘的情况。他说，不知道那两个家境困难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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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5-31 06:01:52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二）
2023-05-30 09:08:04
来源：河北党史
作者：吴艳荣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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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下是《河北日报》记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采写的系列长篇通讯。

1982年12月，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讲话。（资料图片）

“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习近平

带领正定干部群众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走上“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他既有战术措施，又有战略思维。
多方筹资建起荣国府，开创旅游业发展的“正定模式”，他用实际行动做到“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千方百计抢救古树、古寺、古城墙，保护这里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他对自己的第二故乡“知之甚深，爱之愈切”。
“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的难忘岁月，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子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战术措施，更要有战略思维，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战略家。”
——习近平

正定县塔元庄村，坐落在滹沱河北岸、距县城西4公里处。30多年来，习近平一直关怀和牵挂着这个有500多户人家的普通村庄。
1982年至1985年，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期间，习近平经常骑着自行车来这个村调研，和村民拉家常、谈发展。1984年夏天，他提出正定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不久，又一次来到塔元庄村的田间地头，了解他们发展多种经营、集体经济的情况，鼓励大家用好县里的政策，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搞好农副产品深加工，实现多次增值，增加村民收入。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调研指导河北省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再次来到塔元庄村考察，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老书记”。那次考察，他走访了村委会、村民家、综合超市，并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为塔元庄村指明了小康村建设的方向：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
如今，塔元庄村人均年收入超过2.1万元，过上了“有钱有车有楼房”的幸福生活。
“这‘三化’，其实就是‘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这与30多年前‘老书记’引领正定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平说。
1984年，习近平为正定确立了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的路子。塔元庄开始改变粮食生产单打一的模式，种大棚蔬菜，建养鸡场、养猪场，向石家庄市送蔬菜、鸡蛋和猪肉。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起了棉织厂、水泥构件厂、防水材料厂，生产医用纱布、建筑材料。尹计平当时还搞了个工程队，领着100多名乡亲在石家庄市从事建筑工程。
塔元庄的变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村民的粮袋子、钱袋子一天天鼓了起来，这个村在全乡（当时隶属西柏棠乡）第一个通上了自来水、第一个搞了村庄规划。
正定更多农村发生的变化，同样从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初，石家庄地市尚未合并，正定归石家庄地区管辖，南部和西部与石家庄市接壤。
但是，受“以粮为纲”的思想束缚，对于这个毗邻省城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大批所谓“以副坑农”“弃农经商”。
疏远城市的结果，是经济落后、农民受穷。特别是当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之后，这种思想越发阻碍着正定的经济发展。
正定经济如何起飞？习近平思考：正定需要找到一条新路。
请来专家指导。从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年初，先后聘请省内外55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顾问团。经济学家于光远数次来正定讲学，指导农村经济发展。
组织调研摸底。自1983年9月起，用3个月的时间、组建11个专题组，对全县商品经济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外出考察学习。习近平两次到经济发展较快的石家庄郊区谈固参观，学习“城郊型”经济发展经验；组织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到石家庄市和蠡县参观考察商品生产。
一条经济发展新路子逐渐清晰。
1984年2月8日，习近平召开县委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如何实现正定经济起飞。他提出：“积极研究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开拓有正定特色的经济起飞之路。”
“‘半城郊型’是什么意思啊？”
时任县长的程宝怀回忆说，乍一听这个词，人们都懵了，从前只听说过“城郊型”经济，不太理解“半城郊型”经济的含义。
“所谓‘半城郊型’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它既具有‘城郊型’经济依托于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联系比较密切的某些特点，又具有一般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习近平解释。
“正定人多地少，用单一粮食经营的观点看，它就是个劣势。而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观点看，它又是个优势。”习近平条分缕析，县政府所在的正定镇，距石家庄市15公里，处在一个相当于城市郊区的位置。地理上的郊区位置和行政上的非城郊体制，决定了正定必须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
“原来是这么个‘半城郊型’啊！”大家恍然大悟。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设想有了，如何抓住关键，落到实处？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动员大家：“全县要‘一盘棋’，拧成一股劲，坚定起飞的信心，夺取起飞的成功。”
他特别提出：“今年，我们的任务很重，工作量很大，许多工作相互交织、相互联系。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战术措施，更要有战略思维，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战略家。”
在习近平看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首先必须摆脱“小农业”思想的局限和束缚，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的经济结构。
1984年4月23日，县政府制定出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有正定特色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方案》。种植业怎么充分利用空间，养殖业怎么形成合理的食物链，工业怎么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重点发展哪些行业，一目了然。
这个方案，引导正定“靠城吃城”，打破了行政壁垒，打开了思想禁锢，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迸发出来。正定农民开始利用自己的劳力、产品等优势，去叩城市市场的大门。
“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时隔33年，习近平当年提出的号召，今年60岁的西关村菜农王道永仍清晰记得。
西关村的蔬菜远近闻名、热销石家庄，这源于33年前习近平大力倡导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当年，习近平鼓励农民种植蔬菜，提出在城关片和滹沱河南片的乡镇试办商品菜基地，积极推广应用塑料大棚、地膜覆盖等新技术。
县里出技术、送地膜、给无息贷款，一下子激发了农民种菜的积极性。王道永的父亲王小辈，在全县第一个建起大型温室种蔬菜。大棚里一年四季瓜菜常鲜，王道永骑着自行车一天三趟到石家庄市卖菜。
“摸着黑就上路了，车后面驮着两筐菜。出了村往南，沿着滹沱河大桥往石家庄市里骑。到桥上一看，嗬，都是骑车驮菜的人。”
王道永说，依靠种菜，他家成为全县首批万元户之一。如今，他加入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合作社，只管种菜，不管销售。与33年前相比，销售方式变了，但市场依然在石家庄。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老百姓都特别欢迎。疏远城市的‘闭关’政策，让人们发展商品生产的热情压抑太久了。”时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戴留金说。
从那时起，滹沱河大桥上热闹起来。一辆辆自行车、拖拉机、汽车，满载着农副产品、建筑材料、手工制品和各种零配件，从正定涌向石家庄市，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南村乡东塔口村的吴会来，瞅准商机为石家庄市生产劳保手套。他让爱人和两个女儿做手套，自己跑销路，每年收入三四千元。但他并不满足，又联合5户农民集资兴办生产内墙涂料的小化工厂。
没几年，吴会来就从一个年年欠债的困难户，变成了“七机部长”，有了洗衣机、电视机、3台缝纫机、2台收音机。
在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实践中，习近平总结出“二十字经”：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
有的人直接生产为城市生活服务的服装、家具、食品、花卉，有的跑运输、搞劳务，还有的与城市工厂企业搞联营加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一批批专业户、联合体应运而生。
滹沱河以南、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兆通、南村三个乡（当时隶属正定），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模范乡。
“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显然，工业这个层次在‘半城郊型’经济中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下大力量，突出抓好，加快发展。”习近平一席话，让时任二十里铺乡党委书记的王秋生豁然开朗。
按照这个方向，二十里铺乡大上高精尖项目，与省化工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等61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挂钩，引进了16个大型项目、65个中小型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研制成功氨基乙酸工艺，但因场地缺乏无法安排生产。二十里铺乡得知后，当即移接过来，组建联合化工厂，一年就获利40余万元。1985年，厂子生产的氨基乙酸获得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后来，这个厂发展成为中国化工行业500强企业。
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滹沱河以北的乡也变了样。
农民冬闲变冬忙，让时任曲阳桥乡党委书记的梁臧仁印象深刻。曲阳桥乡境内有周汉河、大鸣河，水稻是当地重要农作物。收割完稻穗，农民就把稻草堆在院子里，不是当柴火烧，就是用来沤肥。
习近平到曲阳桥乡调研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特别叮嘱梁臧仁：“要用稻草做深加工，不要浪费。”
稻草深加工好是好，可卖给谁呢？县里提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曲阳桥乡稻草制品找到了销路。经协商，石家庄市每年从正定购进50万斤草编品。这下可好了，稻草变废为宝，编草绳、做草帘成了曲阳桥乡农民冬天里的好活计，家家户户多了一项可观的收入。
“习书记有个生动的比喻，领导干部要‘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李亚平回忆说，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就体现了习书记的“战略思想”“实干作风”。

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通讯《正定翻身记》。（资料图片）

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通讯《正定翻身记》，肯定正定的探索，赞扬正定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正定实现了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1984年，正定经济实现了“九翻”“十超”，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九项指标比1980年翻一番；粮食总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十项指标超历史。

荣国府，认准了就要建

“不论是改革工作，还是经济工作，要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
——习近平

到正定旅游，人们大多会去荣国府看看。那里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实，当年正定修建荣国府，也有着一波三折的故事。
1983年，正定县领导班子发生了一场争论。
“隆兴寺门票才由5分钱提高到1毛钱。建造荣国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按隆兴寺的门票价格算，荣国府要收回投资得需要100多年！”
“咱们县是‘吃饭财政’，哪有钱干这个？”
……
泼冷水者居多！
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要想把游客留住，在正定吃、住、玩，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更多的旅游、娱乐场所。
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定县工商局的两位同志，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工作人员坐上了同一趟火车。闲谈间，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红楼梦》，已经在北京选址建大观园，还有意在北京周边选址搭建荣国府和宁荣街。
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此时，习近平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
听到两位同志带回的消息，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
经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接触沟通，对方同意荣国府和宁荣街选址正定，搭建临时外景地，由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负责投资。
“假景拍完就拆除了，不能给正定留下什么，还是得建真景。”习近平看得长远，提出应把荣国府建成永久建筑，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他判断，“随着《红楼梦》热播，正定的知名度将大大提升，掀起旅游业发展热潮”。
但是，把荣国府建成实景，需要追加投资300多万元。一些领导干部想不通，这就有了那场争论。
心里的疙瘩解开，思想才能统一。
习近平、程宝怀和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等分头找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讲意义、谈发展。
随后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习近平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旅游、长远的眼光看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南方有些地区发展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个别谈心，大会动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县委很快做出兴建荣国府的决定，成立了筹建荣国府的专门机构，将修建地址选在隆兴寺西北角的一片空地。
思想统一了，可钱从哪里来？
中央电视台出资一部分，县财政拨款27万元，剩下的资金缺口还很大。怎么办？习近平等县委领导想到了石家庄市，想出了找钱的办法。
通过协调沟通，在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的帮助下，市里的几家大企业入了股——石家庄市红星机械厂入股42万元，华北制药厂用门票偿还的方式投入25万元……
怎样才能高度还原《红楼梦》中那规模宏大、五进四合院格式的古建筑群呢？这又是一个考验。
正定多次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就工程施工等进行专题论证。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中国古建研究所工程师杨乃济、故宫博物院古迹部总工程师王朴子都来到正定，为修建荣国府现场指导、出谋划策。
“严格按照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标准修建”——荣国府筹建处工作人员张士文，仍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的叮嘱。磨砖对缝、木刻云盘线……工人们干得一丝不苟。海棠、玉兰、银杏……就连院子里的树木，都严格按照《红楼梦》里描述的树种栽种。
“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1986年夏，荣国府落成了。
荣国府是一座仿古建筑，共有房屋212间，游廊102间，由杨乃济主持设计，1984年8月兴建，1986年7月落成。宁荣街在荣国府前面，1986年8月底竣工。中央电视台投入制景费38万元，各方集资370万元。
在电视剧《红楼梦》拍摄过程中，荣国府就火了。1986年国庆节，游客排到了1公里以外，超过1万人次。
开放当年，荣国府吸引130万人次前来参观，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1768万元。荣国府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创下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从此，正定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那时，很多游客都是从石家庄市乘坐201路公共汽车到正定游玩。始发站在石家庄火车站，终点站在正定隆兴寺，每15分钟发一趟，十分方便。可他们哪里知道，开通201路还费了一番周折。
201路开通前，从石家庄市到正定县的客车很少，每天只有上午、下午各一趟，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发展旅游业，就要先解决交通不便这个问题。
习近平和县有关领导商量，想通过石家庄市政府，把市里的公共汽车引到正定。几经协调，1984年4月1日，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开通了。正定人称它是“不花钱的广告”。
游客和居民方便了，但地区交通局的领导却不高兴了——“正定属石家庄地区管，不属石家庄市管。这事超出了行政区划管理范围，是胳膊肘往外拐。”一时间，201路有停运的危险。
为此，习近平出面协调，使这一风波平息，201路公共汽车得以正常运营。
“不论是改革工作，还是经济工作，要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很多老同志对习近平这一观点记忆犹新。
看准了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抓旅游业发展如此，抓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如此。
习近平刚到正定工作，就打赢了一场精神文明建设的硬仗——整治公路晒粮。
1982年，正定全县有220多个生产队在公路上打场晒粮，一度占据京广公路长达12公里。
听说要整治，有人炸了窝：不让在公路上晒粮，就得吃霉麦子！
当时，习近平任县委副书记，分管精神文明建设，牵头负责文明路创建工作。1982年7月，在全县建设文明路动员大会上，他亮出了一组细致的调研数据：
不是说非要在公路上晒粮才能保证征购进度吗？请看统计，没有在路上晒粮的生产队比在公路上晒粮的提前5天完成任务；
不是说留着半边不影响交通吗？请看实测，时速60公里原本一个半小时可跑完京广公路石家庄段，遇上打场晒粮，要跑两个半小时。
有理有据，人们服气。经过整治，当年，北方地区沿袭多年的公路打场晒粮陋习在正定消失了。

抢救古树古寺古城墙

“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
——习近平

正定县委大院里有两棵老槐树，花开花落，几多春秋。人们习惯了闻花香、纳荫凉，却从没想过探究它的年龄。
习近平来正定上任不久，就对老槐树产生兴趣、仔细端详——这树干沟壑纵横、苍劲有力，怕是要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
“这槐树有多少年了？”他问。
可无人能答。
他提出请林业专家来鉴定。没想到，这槐树竟然是元末明初所植。他又叫人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习以为常的老槐树，第一次成了“文物”。
当年写的文字，至今仍刻在古槐旁的石头上：“君不见今日之古槐，干若苍松之磐礴，枝若疏梅之虬奇……”
从这两棵古槐开始，习近平让县林业局搞了古树普查。经查，全县共有百年以上古树43株，树龄最长者已有1400余年。县里统一在古树周围做了栏杆和标牌，号召大家爱惜和保护。
正定历史源远流长。自北齐始，它一直是府、郡、州所在地，历经1400多年；辽、金时期，曾两次在此建都。正定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更有“三山不见”“九水不流”“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美誉。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建于隋朝的隆兴寺。
习近平熟知它的历史。1984年，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知之深爱之切》，“向青年朋友谈谈我的第二故乡——正定”，对隆兴寺用足了笔墨——
“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它是正定古城的骄傲和象征”；
“著名的铜铸大悲菩萨高达22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隆兴寺中的宝不止这一件。搞书法的人，最看重的是那块隋碑……搞建筑的人，则最推崇摩尼殿……至于搞雕塑的人，则最偏爱摩尼殿中的五彩悬塑观音像”；
……
习近平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寻访勘察古迹。
据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张银耀回忆，忙完公务、吃过晚饭，习近平经常拉着他走街串巷，去寻访县志里记载的古寺、古塔、古碑、古城墙……
但是，如同两棵古槐一样，正定文物尽管很多，却并没有得到重视。经历“文革”浩劫，这座古城还没有恢复元气，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有些古建已是伤痕累累。古城墙周边被坟地包围，上面的砖，经常被人们拆下来盖房子。
隆兴寺这座千年古刹同样损毁严重。在隆兴寺院内，当习近平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周围杂草丛生时，当即找到主管领导，提出严肃批评：“我们保管不好文物，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
在牛家庄村，当习近平看到徐世昌撰文、颂扬王士珍的“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神道碑铭”横躺在大路上，立即找来当地负责人，叮嘱他“要重视历史、重视文物，要收藏保管这些文物”。
文物保护不力、文化系统混乱，古城正定需要找一位能干事的文化系统“掌门人”。习近平斟酌多日，和其他县领导形成一致意见：最合适的人选是贾大山。
正定作家贾大山，曾创作小说《取经》《花市》等，上世纪80年代颇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习近平到正定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
交往中，习近平了解到：土生土长的贾大山熟知正定历史文化，对现存的古建及文物情况知之甚多，人称“正定通”。他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对文物保护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1982年冬，在县委常委会上，这个提议获得通过。
“可是，我不是党员啊。”
听说要让自己当文化局局长，贾大山难以置信。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大山上任，局面一新。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全面评价了他此后几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春节，是人们阖家团圆的日子。可越到这个时候，父亲越是骑着自行车往外跑。”贾大山的儿子贾永辉回忆说。
原来，正定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容易着火。每逢密集的鞭炮声响起，贾大山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就会出去巡察，废寝忘食。
别人劝他，他却说：“祖宗的遗产，国家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啊！”
1984年4月，习近平向省委汇报，争取到一笔古建修缮专款。利用这笔资金，正定对隆兴寺方丈院、天王殿、戒坛、弥陀殿等进行了修缮和彩绘，还在戒坛南面建起了界碑及牌楼，恢复了隆兴寺历史原貌。
这座几近湮灭在市井深处的千年古刹终于重放异彩，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
“正定的古建、古物、古文化遗址，每一处、每一件、每一地都划出保护范围，立上了明显的标志，这是习书记让做的。”当时主抓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说，习书记这样做，就是要让全县干部群众人人明白，什么是文物，什么是不可侵占的古建和古文化遗址，为什么要保护文物。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庄，是1925年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他指示修缮保护，立碑纪念；
“岸下惨案”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他请人挖掘整理，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
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健全文物保护制度，组织编写《正定古今》《正定县大事记》并亲自作序……他无不倾注心力。

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提议并组织编写《正定古今》。1987年5月，他任厦门副市长期间，亲自为《正定古今》作序。（资料图片）

转帖习总在正定的难忘岁月，照见不平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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