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的“通治方”思想

曹东义

【第四届国医大师医道传承④】余瀛鳌通治方思想[color=rgba(0, 0, 0, 0.9)][color=var(--weui-LINK)][url=]中国中医[/url] [color=var(--weui-FG-2)]2022-08-11 14:22 [color=var(--weui-FG-2)]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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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中国中医科学院李鸿涛谢琪岳广欣武晓冬张卫；北京市鼓楼中医
医院孙波

通治方即通用方，是治疗某些病证的主方，具备疗效比较确切、药性相对平和及照顾病况较全面的特点。它是在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验证的可作为治疗某类特定病证的首选核心效验方。

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主任医师、研究员余瀛鳌从事中医临床与研究工作70余年，善于汲古创新，临证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简化辨证分型方，对若干病证研究应用通治方。现将其通治方思想及应用策略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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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治方是惯用的核心效验方

余瀛鳌通治方思想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学渊源，如余瀛鳌的祖父余奉仙用自拟“新订六合汤”（杏仁、厚朴、草果、生姜、半夏）通治“常疟”属于太阴经证者。其父余无言亦运用一些核心的方药通治一些病证，这些方药组成相对固定，临床中按照患者不同的病因、病机、证候采用名方或经验方予以加减，如治疗臌胀常用傅青主的决流汤加减。二是名医名著，如余瀛鳌在研究明代孙宏志所撰的《简明医彀》时发现，书中所述各种病证基本上均首列主方，这些主方都是根据各个病证的病因病机，参酌古今文献，结合医家的诊疗经验所拟的自订方。虽无方名，但立方缜密，遣药灵活，且多附列据证加减法。余瀛鳌认为，孙宏志所列的“主方”，即初具通治方思想的雏形，反映了孙氏力求运用“主方”规范病证的主体通用方治。徐灵胎在《兰台轨范·序》中强调：“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千变万化之中，实有一定不移之法。即或有加减出入，而纪律井然。” 余瀛鳌认为，通治方在临证中加以适当的变化和调整，可以起到“以一应百”通治之效，所以余瀛鳌将临床经常惯用一些辨病治疗特效核心方药称作通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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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认识，通治方即通用方，是治疗某些病证的主方，具备疗效比较确切、药性相对平和及照顾病况较全面的特点。它是在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验证的可作为治疗某类特定病证的首选核心效验方。当然，临证时所定具体方药，应根据某些病证不同的兼证和患者的长幼体况有所变化，但其中主要方药则基本一致。

通治方与辨证分型方的关系

通治方是在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具体疾病所提出来的通治方案，其组成相对固定，性味相对平和，照顾疾病的病理、病机也较为全面。在通治方的运用方面，要根据临床实际和患者个体特异的表现，立法化裁或组合其他治法与方药，使治疗方案比较系统、全面而灵动。既重视临床诊疗实践规律，又符合中医学整体恒动观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强调一病证突出一个通治方的治疗，再予据证加减。《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中总结了余瀛鳌临证常用的60余首通治方，所述方治较好地反映了这种思想。2 c A' ^- q& t* ^; l

辨证分型方是在辨病基础上，通过总结该病证候分布规律，依据中医辨证理论，定名证型，分型论治。因为辨证不仅仅是关注病证本身，其主体则是患者以及与人相关的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时间因素等，这就使中医的辨证论治具有了动态、灵活、全面、针对性强的显著优势。因此，由于中医的治法和方药是以“证”为前提的。即使是同一个疾病，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不同个体出现了不同的“证”，也分别采取不同的分型治疗方案。强调一病证分多个证型，据分型各用其方。

通治方针对具体病症，并据症或证加减，起点精准，反映疾病核心病理规律；辨证分型方针对具体证候，据症或证加减，个性化强，反映疾病动态衍化规律。余瀛鳌认为，从医学发展的观点分析，辨病论治当早于辨证论治，因为医者对疾病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深入到一定阶段，又希望能得到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中医辨病论治发展过程，倘若从治疗学的观点，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用的通治方的过程。

通治方应用“三步走”

第一步：辨病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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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治方的使用，是在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积累逐渐总结出来的。因此“据病用方”是其初衷。中医学家岳美中也指出：“病者本也，体也；证者标也，象也。有病始有证，辨证方能识病，识病后可以施治。”

然而，中医临证实践中存在两种辨病模式，即辨中医的病和辨西医的病。辨中医的病以中医的症状、病因、病机等为基础，有拟定或特定的疾病名称，如消渴、臌胀、风温、感冒、太阳病、痹证、百合病、狐惑病等。辨西医的病以现代医学病因、症状、解剖、病理生理等为基础拟定疾病名称，如风湿性关节炎、大叶性肺炎、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因此在实践中，余瀛鳌拟订的通治方有针对中医疾病通治方，如治疗郁证的调肝疏郁汤、治疗不孕的暖宫促孕方；也有针对西医疾病通治方，如治疗病毒性肺炎的麻杏石甘加味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疏养复肝汤等。

第二步：据证加减

通治方可以针对一个病证自始至终的核心病理，但是因为患病个体的差异，会出现在动态时空上的证候相兼或变化的特点，因此需要在通治方基础上根据现有的证候特征予以加减变化。如余瀛鳌常用的调肝药物包括柴胡、香附、当归、青皮、郁金，益心气药物包括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炙甘草，平肝药物包括石决明、车前草、夏枯草、白蒺藜，健脾药物包括茯苓、芡实、莲肉、山药、白术，滋肾药物包括生地黄、熟地黄、玄参、女贞子、墨旱莲，扶阳药物包括附子、肉桂，通络药物包括桃仁、红花、丹参、鸡血藤，宁神药物包括合欢皮、夜交藤、柏子仁、炒酸枣仁，祛湿药物包括陈皮、苍术、薏苡仁、车前子。以上治法与加味药物，是参合了患者的兼挟证候，予以佐用的治法。

第三步：参用通治法化裁

余瀛鳌治疗疾病过程中，在选定通治方治疗主病主证，据患者个体特异证候予以加减变通后，又非常重视针对患者的具体症情，即兼病兼症，适当配合一些可供在上述基础上选佐的经验治疗方案。余瀛鳌称之为“通治法”，通治法及用药经验可以在临证时随需选取并灵活组合。如护肝解毒用鸡内金、鸡血藤、鸡骨草，化石用海金沙、金钱草，消瘿用玄参、昆布、浙贝母、海藻、金橘叶、黄药子，开窍用远志、石菖蒲、苏合香，消斑块用蒲黄、五灵脂、赤芍、丹参、血竭，降脂用绞股蓝、牡丹皮、姜黄、山楂，止痒用地肤子、白蒺藜、蝉蜕，解痉用葛根、木瓜、白芍、地龙、僵蚕。以上通治法临床具体应用时，可以随证化裁或组合。

综上所述，余瀛鳌临证主张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相结合，在掌握疾病的中西医病理机制和病证发展变化规律基础上，拟定与之相对的、行之有效的通治方。然后再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据证加减和参合通治法化裁。

典型医案

张某某，男，17岁，2016年1月27日初诊。主诉：不自主自言自语复发1月余。患者2014年1月29日曾以“不自主自言自语”来余瀛鳌处就诊，给予调肝疏郁方药服用1个月后，症情消失。近1个月以来不自主自言自语复现，伴有艰寐，情绪急躁，注意力不集中且做事无耐心，背部痤疮较多，口唇干裂。舌苔薄腻，脉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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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肝郁化火，伤阴扰神。

治法：调肝疏郁，宁神，清火育阴。

处方：柴胡10g，香附10g，郁金10g，柏子仁10g，合欢皮10g，炒枣仁20g，生地30g，玄参15g，麦冬10g，黄连10g，生甘草6g，女贞子12g。20剂，水煎服。

2月24日二诊：尽剂后，眠改善，自言自语消除，痤疮减少，口唇干裂缓解，大便不畅，易发怒，时有胸闷。苔腻减，脉弦细数。治宜调肝疏郁、宁心清木、消痤润腑、宽胸。处方：柴胡10g，郁金10g，龙胆草10g，柏子仁10g，黄连10g，香附10g，麦冬10g，麻子仁20g，生山药20g，僵蚕6g，地肤子12g，瓜蒌10g，木香6g。20剂，水煎服。

3月22日三诊：尽剂后，心烦除，痤疮减少，腑行通畅，舌红，脉弦数。治宜调肝疏郁、开窍化痰、清心宁神。处方：柴胡10g，香附10g，麦冬10g，生甘草6g，栀子10g，郁金10g，远志10g，石菖蒲15g，瓜蒌10g，木香6g，黄连10g，炒枣仁20g，柏子仁10g。20剂，水煎服。

4月12日四诊：尽剂后症情基本痊愈，情绪时有急躁，或胸闷有痰，注意力和记忆力较前改善，舌红苔腻，脉弦细。治宜调肝疏郁、化痰宁神。处方：柴胡10g，香附10g，当归10g，生甘草6g，龙胆草10g，柏子仁10g，郁金10g，黛蛤散6g（包煎），竹茹10g，麦冬10g，大枣15g，远志10g，石菖蒲15g，炒枣仁20g。20剂，水煎服。

8月23日，患者来门诊调治鼻炎，诉前述症状基本痊愈，未有反复。

按本案患者以不自主言语为主症就诊，余瀛鳌根据病史及症状诊断为郁证。郁证多由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胸胁胀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异物梗塞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因此，第一步选用具有调肝疏郁、清木宁神、化湿通窍功效的通治方调肝疏郁汤（柴胡10g、香附10g、青皮6g、陈皮6g、郁金10g、丹参18g、柏子仁10g、合欢皮10g、石菖蒲15g、远志10g）为基本方。

余瀛鳌指出，本病的治疗重点在于调理心、肝二经。方中柴胡、香附调肝气，条达郁滞气机以解木郁；佐以青皮、陈皮行气除满，宽中以解土郁；丹参、郁金凉血活血，散瘀行气，以解血郁；石菖蒲、远志芳香开窍，健脾化湿以解痰湿之郁；合欢皮、柏子仁安神降气，以蠲忧忿。第二步，根据辨证，本案肝郁化火证候明显，故应用调肝疏郁汤时需加减治疗，据证增栀子、黄连之清心宁神，龙胆草清肝泻火，女贞子育阴降火。第三步，因患者兼有入睡难、背部痤疮、腑行不畅、痰多、胸闷不舒等兼挟症状。参用通治法之消痤（僵蚕、地肤子），润腑（生地、玄参、麦冬、麻仁），化痰（黛蛤散、竹茹），宽胸（瓜蒌、木香）等。方药加减运用层次井然有序，效如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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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7-19 12:46:54

2019年《中医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简要介绍余瀛鳌先生三世医学的成就，供大家参考：

三世领军善传承，展示中医不平凡
武宁1、张相鹏1、朱胜君2、张培红2、王红霞2、马建辉2、吕文华2
曹东义2* 、陶晓华3*
（1.河北中医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1；2.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3.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00 △通讯作者

摘要：中医药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近代至建国后走过了百年坎坷，是一个不平凡的沧桑巨变，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医随国运与时俱进，余奉仙（公元1860~1939年）、余无言(1900~1963)、余瀛鳌(1933-)，三世医家挺立时代潮头，在诊疗疾病的路径模式，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学术特色独树一帜等几方面，都展现了中医的时代风貌，成为百年中医人物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余无言、三世医家、时代风貌。
The Third Leader's Good Inheritance Shows the Excell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ning 1, Zhang Xiangpeng 1, Zhu Shengjun 2, Zhang Peihong 2, Wang Hongxia 2, Ma Jianhui 2, Lu Wenhua 2
Cao Dongyi 2*, Tao Xiaohua 3*
(1) Hebei Shijiazhuang 050011, Hebe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 Hebei Shijiazhuang 050031, Hebe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 3)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00 Delta Correspondence Author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t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of ups and downs from modern time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is an extraordinary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has profound and complex historical reasons. Medical science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Yu Fengxian (1860-1939), Yu Wuyan (1900-1963), Yu Yinao (1933-),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hysicians stand up to the tide of the times. They have shown the tim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become a century-old Chinese medicine man in the aspects of paths and mod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ways and methods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uniqu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ings.
Key words: Yu Wuyan,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hysicians,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he times

一、三世医学人物，各领风骚数十年
苏北名医余奉仙先生，字涤凡，江苏阜宁县人，自号“咸丰遗民”，又称涤凡道人。他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其父余赞襄学医（赞襄公业医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从他自己加的雅号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位信而好古，又希望超出凡尘像神仙那样普度众生的医家。他熟读经典与历代名著，早年即行医治病，善用经方时方，对伤寒、温病、妇科疑难杂症多有效验，中壮年时曾在湘军任职，40岁后回乡行医，声名远播，是“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是淮安张子平、兴化赵海仙）[1]。他晚年所撰几十篇医学论著，上海的《医界春秋》杂志于1931年连载，其哲嗣余无言先生1955年编辑为《医方经验汇编》，在上海中医书局刊行，该书广为流传，曾受到蒲辅周先生等名医赞誉。
余无言初名愚，字择明，早读经史，后随父学医，18岁应诊。1920年至沪问学于西医俞凤宾，又向德医维都富尔学习外科，1926年回故乡益林镇开办医院。1929年与张赞臣合设诊所，共编《世界医报》，以图改进中医。1932年受聘中央国医馆为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并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等任教。1937年与友人共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等课程。因此，其深研仲景之学，擅伤寒、杂病及中医外科。1943年开办上海大同疗养院，1956年奉调赴京，受聘于卫生部，任职于中医研究院，是北京中医学院早期的教授。曾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工作，参加九套教材编写与审订。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认为医学不应该受国界限制，中西医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他这一思想不仅受时代影响，也表现在其对后代的教育上。其临证诊善用经方时方，辨证辨病准确，颇有胆识，著有阐发仲景学术的《伤寒论新义》和《金匮要略新义》，以及《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病篇》、《实用混合外科学》等学术著作，影响深远。
余瀛鳌先生，全国首届名中医，他虽出身于中医世家，但报考大学的时候，民国政府取消了上海的中医学院，因此他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这时恰逢国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因此他得以参加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西学中，1958年毛泽东在他们的结业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整理提高。”他被分配在中医研究院，从事文献研究，曾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国务院古籍小组成员、文献分会主委等，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科带头人，主编《中医大辞典》、《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医古籍珍本提要》、《现代名中医类案选》等医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精于中医临床，在心病、肾病、肝病、糖尿病、癫痫等领域多有建树，主张辨证从简，推广“通治方”等经验[2]。
二、诊治模式转化，临床路径有别
余氏三世医学家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其临床面对的病人病情有明显的不同，这是疾病谱变化所引起的。他们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头，紧切临床实际，与时俱进引领学术发展。
在余奉仙先生所处的时代，属于清王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即将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瘟疫流行严重威胁广大民众的生命，不能精通伤寒与温病的诊治，就不能充分展现中医的社会价值。光绪四年（1878年），苏北流行瘟疫，年仅19岁的余奉仙先生，用《医宗必读》的“辟邪丸”（又名逐疫丹，内含雄黄、丹参、鬼箭羽、赤小豆），救治了大量患者。1960年河北发生疫情，王发武曾以此方救治了大学的师生和周围的居民。1910年左右，苏北再次爆发瘟疫，余奉仙先生用大锅熬制汤药，救治了很多流亡民众的疫病[3]。
余无言先生对于张仲景的学术独有心得，善于治疗外感热病，常用石膏、大黄清泻里热，在辨证准确之后，用量大而显效，被人称为“石膏、大黄先生”，是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比如他治疗上海羊尾桥陈姓妇女，42岁，夏季热病，恶寒消失后的第四天，病情加重，坦卧于地，烦躁颠倒，面红如醉酒，多汗大渴，脉洪数，舌干绛，先生急用西瓜汁恣其饮用，再用白虎人参汤加花粉，先煎石膏，再下诸药，粳米熟而汤成，服汤药后，未到一个时辰而汗出热退，烦躁消失，服第二煎后，一夜未醒，次日晨而病愈[4]。1943年，治疗湿温(肠伤寒)，病已半月，热势稽留，忽发肠出血，体温逐渐降低，苍白气微，四肢厥冷，脉见沉数而细，胸腹四肢虽凉，而反躁扰不宁，欲得冷饮，如畏热状。先生又以西瓜汁先饮，次用白虎加人参汤，再加芩连地丹诸药而热势渐减，便血亦随之而止。嗣后，患者又发热，便干结。遂以上方之药各减四分之一，再增粉葛根、大黄表里两解，同时以西瓜汁畅饮。药后得微汗，约二小时而热解厥回，夜间大便得下，转危为安[5]。此病，打破了西医诊治肠伤寒不可用泻药的禁忌，赢得医林称道。
2003年SARS新瘟疫爆发，北京与全国一样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局面[6]。余瀛鳌先生在《中国中医药报》5月12日的报纸上，刊登文章《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介绍了他祖父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这种得之于家传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彰显出中医学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在大疫流行的时候自古就有献方献策的美举，这也是心系天下安危、忧国忧民的中医传统的一部分。
时过境迁，如今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余瀛鳌先生与国内大多数中医一样，现在面对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是内科杂病，不再是伤寒、温病、瘟疫了，运用的指导理论主要是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不再是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邪伏膜原的诊治方法。外感热病以表热实为主，治疗多是驱邪，而内伤杂病，多为正虚邪实，或者寒热错杂、虚实并见之证，诊治路径和治疗方法有很大差别。
三、成才之路不同，中西融会贯通
余奉仙先生的成才之路主要是家传师授；余瀛鳌先生的中医“授业之道”主要为学历教育，其中夹杂着拜师学习和西医学习中医的转型培训[7]；余无言先生虽然处于他们之间的过渡，但是，他在近现代中医教育的历史上，是推动学历教育的主要践行者，并且他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人才成长模式。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伴随着西方文化强势东扩，中医药在近代饱受冲击，甚至被作为推行“卫生事业之障碍”，有人要做取消中医的“医学革命”。在这个近代磨难之中，余奉仙先生自号“咸丰遗民”，又称涤凡道人，奉行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他要求余无言先生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看到儿子多年在江南奋斗，“颇知守身之旨，我心大慰”。
余无言先生18岁开业行医，20岁离开富裕温暖的家乡，来到上海向西医学习内科外科，他认为艺不压身，医学不应该有国界的限制，一个医生能够同时具备中西医两套知识是非常理想的事情，因此，他身体力行“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他既研究和讲述张仲景的学术理论，也开医院采用西医的诊治方法。1927年至1929年曾担任国民军顾祝同的军医官，治疗大量外科病人。他让儿子余瀛鳌报考上海第二医学院，既是时局的限制，也是其与时俱进的主动选择。
余瀛鳌先生早年希望继承父祖的家学，做一名中医传人，但是建国前国民政府取消了上海的中医学院，他成为第一学历是西医的大学毕业生[7]。他入学的时候，中西医阵线分明，改造中医、取消中医在上海的势力很强大。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建国后开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一系列的扶持发展中医的政策，促使他成为第一期国家办的西学中人员。毕业后，他这个具备中西医两法的人员，没有直接到临床一线去看病，而是被分配到文献研究的领域，担任重要任务，要打开宝库的大门，整理提高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医古籍，日后培养了大量的文献班学员，带教硕士博士和高徒，桃李遍天下。他整日徜徉在中医文献的海洋之中，每个到过他的办公室去的人，见到他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满屋子的各种书籍，找个空余地方坐下来，也是比较难得的机会。但是，余瀛鳌先生不忘初心，拜师秦伯未先生，也与路志正国医大师等中医名家经常切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包钢培训了很多学员，治疗疑难病人。他在京城名医馆和中医科学院的门诊，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是一个熟悉中西医临床诊疗的文献学家，也是一个具有中医文献研究功底的临床家，他成为首批国家名中医确为实至名归。
四、追求大道从简，智者一通百通
学习和应用中医，随着时光的积累，会达到一个由博返约的境界，这就是古人说的大道从简，越是复杂的事物越需要快捷的路径进行解决，余瀛鳌先生关于“通治方”的研究和推广，为中医临床提高水平，开辟了道路[9]。
通过研究余氏医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通治方”思想的启蒙，应该是从余奉仙先生的时代，就有了奠基性的认识。比如，余奉仙先生初学中医的时候，对于脉诊用力很深，但是经过两年的钻研，觉得“脉理渊微而不得神妙”，认为自己不是学习医学的传人，几乎要焚书改行，又怕父亲责怪，才又坚持下来。再研究脉学之后，竟然豁然开朗，认为脉学应当“删繁就简，化难为易，由浅入深，方的纲举目张。”他将“持脉八法”，与四诊之中的“望闻问”相结合，“以浮沉迟数大小长短八字为纲，统帅之，以应病之表里寒热虚实盛衰，其余均为目。”这样临证几十年，执简驭繁，便于全面把握病情，治病如鱼得水，常建殊功。他自己说：“予之所以有微微虚名者，实根于此。”
大道从简的思想，也体现于余奉仙先生对于瘟疫病的认识之中，他认为吴又可《瘟疫论》所说“疫有九传”的说法需要精简，“瘟疫为灾，又可虽有九传之说，其实九传之道，终未出乎表里两字翻叠。与其翻之烦，不若说之简，反俾后学易于领会。予不敏之见，但须以在表、在里及半表半里，划分可矣。”这种执简驭繁的思想，为余瀛鳌先生通治方的研究，开启了先河。
余无言先生认为张仲景的著作“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具备，为后世楷模[10]。”但是历来中医注解《伤寒论》众说纷纭，在西医细菌学说日趋发展的背景下，不能仅仅吸收古人精华，还必须与时俱进融古创新，他临床治疗外感病非常重视清热与下法的运用，在清法和下法的指导下加减方药，而不是“方证对应”突出方剂的作用，这个用治法统方药的临证思路，还体现于内外科疾病的诊治之中，其大道从简、执简驭繁的思想与临证示范作用，的确为余瀛鳌先生的“通治方”研究开辟了道路。
余瀛鳌先生继承家学，又有感于教材对于疾病分型过多、方子名称多，反而令初学者不好学的弊端，提出了多种疾病的通治之方思路，治疗一个病有一个基本的方剂，在此基础上加减变化，达到抓住病机好学好用的目的。
余瀛鳌先生的弟子李鸿涛，善学多思，跟师多年，把余老“通治方”研究及临证的精华进行总结，整理出版了《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的专门著作，分上下两编，介绍余老的通治方学术思想和“辨病辨症—通治方—通治法—应证化裁”的临证模式；下编整理余老临床各科常用通治方60首及常用加减法，充分展现了余瀛鳌先生的临床创新，也使读者阅案以识方之用，览按以明案之效[11]。
参考文献：
[1]曹东义.中医群英战SARA.【M】第1版。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6:313
[2]余瀛鳌.健康报.1962.6.20
[3]余瀛鳌.中国医师报.2003.5.12第8版
[4]余瀛鳌.中医药文化.2010年6期
[5]李鸿涛，张明锐，陈东亮等.余氏三世学验集萃【M】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114
[6]李孜沫. 清代疫灾流行的环境机理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
[7]闫敏敏. 清代中医解剖学文献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8]邱亚. 张舜徽一九五〇年代的学术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
[9]李哲.余瀛鳌治学为医之“道”[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04):68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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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鸿涛.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M】第1版。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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