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百年禁教史，与中医药生存的天空有关系

曹东义 · 发表于：2024-10-14 16:48:44

【教史讲座】45. 百年禁教（一）[color=rgba(0, 0, 0, 0.9)][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var(--weui-FG-2)]Hope [color=var(--weui-LINK)][url=]Historia Eccelsiae Fochiensis[/url]
2022年07月30日 07:0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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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

名义上禁止实则宽松的禁教政策

康熙晚年礼仪之争后，清政府即采取了禁教的政策，但是终康熙一世禁教政策并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康熙皇帝曾经和传教士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于传教政策，虽然颁发了所谓的禁教令，但是执行起来又相当有限制。

首先允许领票传教。就是持有清政府所发的特别的通行证，领受票者、宣扬遵从利玛窦规矩者亦可自由传教。这是为传教士较为宽松的背景。

第二就是各省的地方督抚、官员们，他们在这场禁教运动中并没有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因为各省督抚深知传教士深得康熙皇帝信任，个别传教士甚至参与国家机密，参与当时清王朝和俄罗斯边界划分的外交谈判，而且在宫中可以随时得到皇帝的接见，亦属于皇帝身边的红人。这些地方督抚认为皇帝可能是一时的政策，对于传教士有这样一种限制，如果地方官员执行地过于激烈，一旦他日传教士重新得宠，似乎不利于他们的仕途。当禁教令发布后，地方督抚的官员多半采取了一种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的态度。

一直到康熙去世，公元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为止，各省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教的风潮。雍正皇帝登基，政策才骤然转变。由比较宽松的，名义上禁教实为打折扣的政策变成相当严格的政策。

NO.02

雍正严厉打击教会的原因

雍正皇帝对于天主教的打击是清朝诸位帝王之中相当严酷的，也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个。自雍正开始，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一直到1840年之前。严格来讲，从1723年至1846年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清政府执行严格的禁教政策。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称之为“百年禁教”。

雍正皇帝对于天主教采取严厉的打击政策，有多重的原因。首先我们看他和康熙相比为什么会采取激烈的打击迫害教会的政策。

NO.03

对儒家的推崇

第一，清元两代虽都是异族入主中原，但清朝的皇帝和元朝皇帝相比有明显区别。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接纳问题上，清朝的政策比元朝更加具有圆融性。也就是说清帝并没把自己视为外番君主，反而力图打造自己是继承孔孟道统的华夏正统君王，并非是被汉族知识分子所认为的是来自于蛮夷之地的野蛮君主，绝非如此。顺治皇帝在位时不必说。从康熙开始，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历代清帝都特别强调自身的正统性，即所谓的“君主华夷”。也就是并非满人消灭汉人，双方无论是汉人也好，满人也好，特别是满清的君主是华夏正统君主的象征。既然想要做到这一点，清帝必然要高举所谓的儒家正统的旗帜，雍正皇帝尤其如此。雍正皇帝本人在治国理念上对儒学相当重视。他曾经给大臣训话，说：“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就是认为儒家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而释氏（指的是佛教）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练气凝神，都在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有补于治化。”雍正皇帝的这段话已经表现出他的治国理念。这个治国理念并非他所首创，而是源自中国古代，即汉武帝之后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一个总结。雍正皇帝认为儒家的教化，就是所谓的儒家的思想应该作为治国之经典。佛道两教的劝人为善、止人作恶，可以作为教化、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也得到了皇帝的尊重和利用。雍正的政策就是“崇儒礼佛”，这是雍正皇帝相当坚持的，也影响到了以后清朝历代的皇帝。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崇儒礼佛”的政策，他大肆地对孔子进行了尊崇追封。在雍正皇帝之前，对于孔子的加封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封号，“孔门”，“孔子世家”……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当时还是西汉时期，就把孔子和诸侯贵族列在一个传记里，称为”孔子世家”。自汉开始，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加封头衔不断地增加，已经超出了人称的封号。在雍正之前，孔子进一步被册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封号众多，或者是“万世师表”或者是“孔圣人”，甚至是所谓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对于孔子的褒扬无以复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到了雍正时期无法再加封。怎么办呢？雍正皇帝就在继位的第一年，公元1723年，宣布册封孔子的先人，在孔子之前的五代先祖追封为王。而且又把孔子列为跟帝王一样的尊崇，凡孔子之名讳民间一律要避讳。这是把孔子和帝王作为同等对待。孔子，比如说孔丘、仲尼，这些孔子所有的字眼，不论是人名地名均应予以避讳，就是不可以重复用这些词。过去我们讲过避讳制度。比如说玄烨，康熙皇帝叫玄烨，在他登基之后，要民间避免使用这个玄字，这就是导致了顺治皇帝颁赠给汤若望那个匾额叫“通玄教师”，不得不改为“通微教师”，就是这种原因。孔子这个时期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NO.04

对佛教的热衷

雍正皇帝除了对儒家的推崇之外，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就和佛教有着密切的来往，自称为“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他对佛教具有相当程度的专研，和很多著名的僧侣都有往来。他声称自己由于身处皇家，政务繁多，无法出家，就决定奉行在家修行的原则。虽然他在他当雍亲王的时候即参与朝廷政事，但是对于佛教始终热衷，经常参与佛教徒所举行的一些法会、辩论会议。最有名的是在他登基为帝之后将昔日自己作为雍亲王时的宅邸奉献给了佛教，改造成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的庙宇，就是今天的雍和宫。雍和宫就是雍正皇帝在尚未登基之前作为雍亲王的时候的私家宅邸。他登基入宫之后，这个地方就奉献给佛教，就是今天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的寺庙。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很多重要的僧人，譬如文觉是雍正皇帝的重要参谋，对于在雍正登基之后，在雍正打击政敌的运动之中，对于处理年羹尧、处理隆科多、处理皇八子集团的问题上，这位僧侣都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以供雍正参考。

NO.05

对天主教的偏见和误解

从雍正的成长背景来看，从他的治国理念来看，都是以儒佛道，所谓的以儒家为正统，佛道作为辅助，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而对于在康熙年间盛极一时的天主教、深得康熙皇帝信赖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雍正皇帝则相当不以为然。由于康熙在位时期，作为皇四子的胤禛尚不敢有更多不满的言论，但是他所接触的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比如，特别是《天主十义》，还有传教士所写的教理书籍，对于利玛窦所谓的“和儒补儒批佛”的政策，雍正皇帝相当不满。他认为对于佛教的批评是他无法接受的。他说佛、道两家抨击西洋人，西洋人反过来又指责佛道之非，似乎看起来他们都非正统，“孔子依然攻乎异端，尸骸野起”，这是引用儒家的学说。他说这些教派之间的互相冲突，也表示了洋人这种自尊自大的心态，而且在传教士的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话。在雍正登基之后，雍正皇帝曾经对宫廷中服务的传教士们有过一篇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说：“当年是朕的父皇老糊涂了，所以偏信偏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不听。当时朕作为皇子心里非常痛苦，先皇正是由于迁就你们这些传教士，所以降低了他在中国士大夫和文人阶层中的地位。正是由于先皇的宽容，才有了中国各地广建教堂。朕当时作为皇子，看到这种情况也无法说什么，你们骗得了朕的父皇，但是却骗不了朕。”这段话出自耶稣会所撰写的《西洋传教士看中国朝廷》。（这本书已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以一个当时在清廷中服务的外国传教士的眼光，从他们和皇帝的接触中、谈话中，他们进行记录、传留下来的。

礼仪之争爆发后，雍正皇帝对于这场斗争有着更加消极的看法，他认为这是西洋传教士意图借机改造中华的风俗。雍正皇帝接纳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天主教的批评。《圣朝辟邪集》出版于明朝末年，清代亦曾广泛流传。雍正皇帝对这本书中的一些指控相当赞同。譬如说，当时雍正王朝一些反教的人士援引了这部书中的记载，介绍西洋诸国风俗：“西洋诸国，国中君主有二。”有两个君主，就是当时的反教人士对于西方的了解、描述。“国中君主有二。一称为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是一天二日，一国二主也。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纲纪，一日变易其经常，即如我皇上可亦为其所统御，而输贡献耶？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统治？”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介绍西方（但是他的介绍有点太片面化），他说西方诸国有两个君主，一个是治世帝相，相当于世俗的统治者。第二个，是教化皇帝，指的是教宗。他说治世者管理一国，一个国家的政治。而教化者统万国之权，是说当时教宗在欧洲诸国具有管理教会之权。但是统万国之权没有详细的描述，给中国人一种误解，好像觉得教宗在这些国家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统揽一切政务。这点透过对于中世纪历史的学习，看到并非如此。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教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纵使是在教会的强盛时期，譬如英诺森三世的时代，教宗的权势虽然至上，但也没有取代世俗君主，直接去管理世俗的政务。但是他认为，中国一旦接受了这种理念，数千年以来到孔子所谓的自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将要毁于一旦。雍正皇帝认为，天主教所宣扬的是一种鼓吹一国二主、一国二君的蛮夷风俗，这将破坏中国的一君之制。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所谓的君主一统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不可以容忍一国二君，也就是天无二日，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天主教会在欧洲这段历史，也并非是客观的历史，写这本书的人对于教会，对欧洲的历史，只有片面的认识。但是从这段话也明显看出雍正皇帝对于教会的误解，特别是从他的这种专制权利角度来看，更视天主教为一种威胁。雍正皇帝在后来明确指出“ 四海之内，唯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就是一个国家之内怎么会有两个君主？强调君主皇权，强调君主专制权力，绝对不能侵犯。

NO.06

康熙晚年储子夺权

雍正皇帝禁教，既有个人的信仰缘故，又有他的治国理念，同时拥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一个政治背景就是和康熙晚年的政治斗争有关。康熙皇帝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代帝王之中，在位最长的一位君主，在位六十一年，实际掌权五十三年。康熙皇帝生有35子，在位时间特别长，儿子特别多，康熙晚年上演了一场诸子夺权的历史大戏。这场大戏在中国的民间野史传闻之中，被构造出所谓的九王夺嫡。到了现代经过电视剧的演绎，把这段历史炒得基本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在年青人当中。最近这些年一些流行的电视剧，一些所谓的穿越剧，很多拿这段历史，把它搞出来说事情。小说家、戏剧家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把这段历史按照他们所需要的部分进行裁减。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在康熙晚年确实有这场事件。这个事件对于雍正皇帝，对于天主教的政策有什么影响？

回过头来看，康熙晚年的政局演变。康熙的三十五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十二个。在这二十二个儿子之中，又分为若干个党派和集团。第一个是皇太子集团。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先后有过三位皇后，遗憾的是三位皇后都不长寿，最大的年龄是三十一二岁就去世。其中皇后赫舍里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她为康熙生了个儿子，皇太子（胤礽）这个皇太子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从年龄来看，在他之前，有一个皇长子，即所谓的大贝勒，但是大贝勒胤褆由于是妃子所生，不属于嫡长子系列，胤礽是皇后所生，在出生之后的第二年，即一岁的时候就被康熙册立为太子。太子胤礽从一岁开始就当太子，一直当了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的太子，最后变成老太子。皇太子集团在朝廷之中得到了他的一个亲眷、就是他的叔外祖父索额图的拥戴和支持，在朝廷中就形成了太子集团。第二个是皇八子集团。康熙皇帝第八子爱新觉罗·胤禩。皇八子应该是在康熙诸子之中，相当具有才识的一个。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俄，老八老九老十结成了皇八子集团。除了太子集团，皇八子集团。还有以后来的雍正皇帝雍亲王胤禛为首的皇四子集团，包括了皇十三子胤祥，老十三也是皇四子集团的重要成员。除太子集团、皇四子集团、皇八子集团，还有长子集团，就是大贝勒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大臣明珠的支持，他是明珠的外甥。这几个皇子之间结党营私，开始一场谋夺大位之战。

NO.07

两立两废太子

由于太子是储君，天下未来的皇帝，虽然一开始在权利斗争之中，拥有不败、最好的优势。因为你是公开的皇位的继承人，但是太子胤礽，生性骄横，又欠缺政治头脑，急于登基，抢班夺权。在清康熙四十八年，他意图利用康熙出巡的时机发动政变，进而夺权，结果被康熙所镇压。清康熙四十八年宣布废太子，但是废了太子之后，朝廷之中其他皇子都跃跃欲试，康熙更加不满。所以在废太子的第二年，康熙四十九年又重新把被废的太子又立了起来。立了太子之后，由于皇太子非但没有吸取前次被废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意图尽早夺权，又一种说法是太子胤礽得了一种狂颠之病，相当于今天的精神病这样的疾病。康熙无奈最后又宣布废除太子。所以说两立两废。

NO.08

雍正阴谋推倒皇八子集团

在废掉太子之后，康熙便再没有立过皇子。虽然康熙皇帝曾经下令，让大臣们推荐太子人选，但这确实是康熙晚年所设计的阴谋。他想了解太子，不止太子，他这些儿子们在朝臣中有没有和大臣结为异党。结果，这个试验果然成功，唯独避免这场争夺的是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非常聪明，他告诫自己和他友善的大臣们，要求他们推荐当时和他最具竞争力的皇八子胤禩。结果这些人除了八子的大臣推荐允禩之外，拥护皇四子的也推荐皇八子，当推荐名单递到康熙御前的时候，康熙勃然大怒，痛斥皇八子允禩结交大臣，结党营私，谋图皇储之位，大逆不道。从此皇八子在康熙的心目中地位一落千丈，而且为了警示其他皇子，康熙做了登基以来很少做的一个行为（康熙历来就主张宽忍或者匡正），对于签名为首的拥护皇八子继位的几位大臣，下令将他们处决，以警示众臣。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直到康熙去世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皇子人选，皇八子集团的几个儿子对于雍正登基，自然是满心不满。

在皇八子集团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皇九子胤禟，胤禟可以说是和康熙皇帝非常相似的一个皇子。他特别类似于自己的父亲，对于传教士的学识相当感兴趣，他也结交了很多传教士，向他们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他可以说也是一个学者型的皇子，但却是雍正皇帝，就是皇四子胤禛政治上的死敌。当雍正继位之后，权力一旦巩固，就展开了对自己兄弟政敌的铲除，尤其对于当年威胁盛大的皇八子集团更是必除之而后快。对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都予以严厉的惩处，甚至取缔了他们的皇族族谱，废除了他们皇家的名字，比如赐皇八子名字为“阿其那”，皇九子名字为“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把自己的兄弟改名叫猪叫狗。这就是雍正皇帝所为。

NO.09

雍正残酷迫害皇九子

雍正他之所以被后世批评比较多就在于雍正皇帝继位之谜。《清史疑案》中间有个雍正继位之谜，说雍正本不是合法之储君，而是篡改遗诏。当然这个传说完全是野史传说，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但是无论怎样雍正继位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史书，甚至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有关于雍正继位后民间所带来的一种争议性的反应。第二，雍正对于政敌的处理手段对于自己手足兄弟的迫害确实有些令人发指。这一点在历史上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三点就是雍正迁怒于天主教会和皇九子有关。皇九子胤禟和当时在京的耶稣会的传教士穆心远神父关系密切。两个人具有良好的关系，穆心远神父对于皇九子一时器重，也希望将来他能够继承康熙的大位。如果他能继位的话，这也是对教会对传教政策的一种宽容的君主，但是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被后来的雍正皇帝所得知。在将皇九子允禟最终流放青海的过程中，这位穆心远神父也亲自陪同皇九子，一路之上陪同其家眷，为他们提供信仰上的指导，提供一种精神鼓舞的力量。这位神父也自然遭到了雍正皇帝的嫉恨，最后把他毒死、杀掉。由于传教士和这些雍正皇帝的政敌具有良好的关系，使得雍正皇帝认识到这些传教士意图勾结自己的政敌，想推翻雍正皇朝，进而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西方亲善的政府，这自然被雍正所不喜。

NO.10

苏努一家为捍卫信仰而死

在雍正执政时期，除了皇九子允禟被严格处置之外，雍正年间另一个针对天主教的举动，就是打击信仰天主教的皇室贵族。这人就是雍正王朝著名的苏努。苏努本来是清皇室成员，努尔哈赤的五世孙，属于清朝的宗室，康熙年间的时候曾经被封为镇国公，享有一定的爵位，又被任命为宗人府的负责人。宗人府是相当于皇家事务的主管，御碟总裁官，相当于给皇家修族谱，总之是跟皇室有着密切关系，本身也是皇室出身的贵族。他的家族，他的诸子之中都接受了天主教信仰，而且又相当地虔诚。在雍正即位之后，雍正皇帝宣布将苏努家眷三十九人，包括在京的子孙全部流放当时的塞外地区，东北、内蒙那一带。当时苏努已经去世，即使已死，雍正皇帝仍下令将其开棺戮尸，挫骨扬灰，不可保留。子孙从旗籍中削出，八个儿子分别流放。其中沃尔陈以及其他三个儿子，被雍正皇帝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悖祖宗，违朝廷，宠信西洋天主教，大逆不道。这些诸子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苏努的儿子们，虽然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却始终未曾向雍正低头。雍正皇帝表示只要放弃天主教的信仰即可获释回京，但是他们宁愿在边疆遭受流放之苦，也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最后都被折磨致死。

NO.11

雍正无法理解的信仰

从多个角度来看，既有康熙末年的诸子之争的政治背景，传教士和雍正的政敌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雍正继位之后，对于具有天主教背景和天主教来往密切的人，一律予以打击。他认为天主教在华具有不可告人之目的。阴图皇子，秘密结交皇子，当然是从雍正的个人角度来解读，他无法理解传教士为什么要眷顾这些已经被流放的犯人。既然是犯人，在雍正看来，自然要叫他们与世隔绝，传教士出于仁爱关怀，这在雍正看来是无法理解的。所谓出于信仰的关照，在雍正看来不过是一种假借谋反的借口。他完全从政治角度解读，也决定了他对天主教的严格的打击政策。

NO.12

雍正对天主教打击的集中体现

雍正在位的十三年的期间，他对于天主教政策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没收教产，改天主堂为公所，把各省在康熙年间所兴建的教堂一律没收，或改为仓库，或改为关帝庙或改为道教、佛教的庙宇。第二个，严厉限制传教士入境，并且驱逐在内地传教的。除了在北京之外，其它各省市传教士应该限期离境，一经捕获即驱逐，将其逐往澳门。在雍正皇帝政策之下，各省看到皇帝的态度坚决，才开始纷纷遣返传教士。第三个，通令全国严禁民众信仰天主教。尤其是在满人之中，首先是在旗人之中严禁信教。此后又扩大到整个汉人。严禁入教的命令还是由地方督抚所提出。值得讽刺的是，在顺康年间，当天主教在汤若望的时代，这批传教士和清帝有良好私人关系的时候，各省督抚是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尊重天主教，多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但是当皇帝政策一变，地方督抚马上顺风改舵，立刻追随皇帝，纷纷批判传教士在地方假以左道惑众，要求皇帝必须严格惩处。

除了这三点之外，则是对于天主教重点、昔日一些教徒集中的地区进行严格盘查。要求地方官对于天主教的发展应予以重视，并且定期向中央政府汇报。

整理：活跃小组

编辑：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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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14 17:42:45

【教史讲座】45. 百年禁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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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06日 07:0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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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3

雍正一朝天主教的发展

纵使如此，在雍正一朝的十三年，在严厉的禁教打击之下，各省的传教士依然秘密地在从事传教工作。虽然公开传教活动已遭禁止，但是秘密的传教活动并没有终止。而且从那个时代开始，传教士开始了一场更加艰辛的传教路线，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量的教友村落。这个时候的教友，为了躲避迫害，不得不向一些边远地区集中。这样在中国的天主教历史上出现了一些比较闻名的天主教的村落。时至今日，可能听说过譬如山西太原附近的六合村，河北北部的察哈尔省，河北西湾子，湖北谷城磨盘山，这些地方都是在雍正年间禁教之后（它们的位置较为偏僻，皇帝的权力尚未达到这穷乡僻壤之地），信友们纷纷居中于此，意图开辟一个世外桃源。

在东南沿海一带最为著名的就是在今天闽东一带，福安在明末即成为天主教的活动集中之地，道明会亦在此传教多年。虽经康熙晚年一直到雍正年间的禁教，禁教一时十分之严格，但是在这一地区的教友始终在持续发展之中，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人数持续增加，并且在此地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主教罗文藻，道明会的会士。关于他的经历，也是比较的坎坷。他是被当时在福建传教的利安当神父所结识，经利安当神父劝化，并追随利安当神父充当他的传教助手，最终领洗，但是后来加入了道明会。在禁教期间，在礼仪之争期间，这位华人的神父，那时已经是个接受了铎品的神父，以一人之力踏足十余个省为信友们提供一些圣事上的服务。后来被教宗在1674年提名为主教。但是他祝圣主教的历程一直相当地坎坷复杂。中间由于不同修会之间的分歧，特别是道明会对于他的主教任命持反对的意见，延迟了十一年，一直到1685年才最终得以祝圣。他老家就在今天的福安罗江。罗文藻还有其他道明会士的努力传教使这一地区成了天主教在东南沿海一带的重要传教基地。而福建以此作为辐射中心，向周边地区进行传播。雍正一朝的十三年，严格的禁教政策使得相当多的传教士入华相当地不便，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讲的，虽然不便，传教活动亦始终进行。一旦查获，即是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了事，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政策为之一变。中国著名的一位天主教的学者、民国时期的肖若瑟神父有一本书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他在描述这一段的历史中曾经讲过，他说：“康熙末年兴禁教之令，虽教难之烈尤未流血。然则乾隆11年才有流血教案。”即今天的福安教案。

NO.14

乾隆对天主教宽严相济的政策

清乾隆11年，公元1746年的福安教案，这是乾隆年间的重要的事件，改变了清政府对于传教的政策，改变了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在华传教的惩罚力度。这个事件是具有标杆性的事件，是百年禁教的转折点。从此清政府对于捕获的外籍传教士可以执行死刑，改变了以往驱逐出境的政策。

这场运动，从乾隆登基开始。雍正在位13年之后，在公元1735年去世，同年其子继位，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1736年乾隆皇帝改元为清乾隆元年。乾隆皇帝虽然在位时间60年，但是他实际掌权的时间却超过了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因为乾隆登基之时，二十五岁即向天蒙誓，如果苍天怜见，不超过圣祖之龄。就是如果老天爷让当皇帝绝对不超过圣祖，不超过我爷爷。结果，到八十五岁的时候，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不得不宣布退位当太上皇。但是他虽然当了太上皇，依然掌握着实权，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他的淫威之下当了四年的儿皇帝。乾隆登基之后，在所谓的清朝历史上有个所谓的康乾盛世，当然这也是中国所谓的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康雍两朝的努力，在乾隆时期发挥出了成效，当然乾隆时期也是清朝盛世的终结。乾隆晚年清朝走向了没落，也是所谓的后来家道中衰。乾隆在位的60年，自视自己是文治武功，晚年乾隆总结自己亦称自己是十全老人，吹捧自己的功绩有十全武功。也就是他的文治方面所谓的《四库全书》的问世，武功方面，所谓的什么郎世宁给他所画的，就是乾隆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所谓的十全武功，比如平准、平回，平定准格尔部，平定回部，四川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平定台湾天地会起义、平缅甸、平安南，这些所谓乾隆引以为傲的业绩。其中有很多都包含着相当多的水分，很多战争完全不用去打，也完全不用耗费人力物力。乾隆皇帝在很多方面非常失误，这样也使得他耗费了大量的国家物资。乾隆时期对传教士的政策更加直接，他既不像康熙皇帝那样，对于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却又想利用传教士为他提供服务。在乾隆一朝对于传教士的政策是相当的突出和明显。就是近其人，允许传教士到北京来，让他们充当皇室的奴才。安其俗而不存其教，你们可以自己信，传教士可以自己信没有关系，但是不允许向其他人传教。当时的钱德明神父，一位耶稣会的会士曾经说过，他说：“自从我们传教士进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乾隆一样利用过他们的服务。没有一个皇帝像乾隆一样虐待过他们。”乾隆皇帝使用传教士很聪明，一方面他给传教士一线生机，就是当传教的政策完全在乾隆的把控之间，当他感觉到传教士对于传教的前途已经觉得相当渺茫的时候，他就把政策放宽给传教士一个希望，让传教士觉得，在中国传教依然还是有希望，这是其一。第二，一旦政策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乾隆迅速将政策抓紧，绝不容许教会再有更大的传播。这是乾隆皇帝的非常重要的政策，郎世宁他无法和汤若望相比。虽然他也多次得到了乾隆皇帝称赞嘉奖，但是他在乾隆的心目中和汤若望不同的是：康熙帝包括顺治皇帝视汤若望为挚友，视汤若望为长辈，尊其为玛法。但是到了乾隆对于郎世宁，不过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主奴的关系严格，连朋友都不是，只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奴才而已。这是乾隆对于传教士的定义。乾隆对于天主教的政策，就是宽严相济。乾隆时期或是宽松或是严格，所以教案不断。最为明显的就是福安教案。

NO.15

福安教案的导火索

乾隆十一年的福安教案的起源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早在雍正晚年的时候、雍正在位后期，他就已经知道福安这一带天主教的发展状况，重点打击这一地区的传教事业。本以为通过十一年的严厉限制，教会的势力应该能够有所限制，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引爆此地。当时的福安隶属于福建，只是一个县城，它的上级主管——福宁州福宁知府。当时福安的地方官员是一个主管，像今天的治安的官员。当时福安主管治安有点像今天的公安派出所这样的机构。主管公安机关的一个人叫罗应麟。罗应麟有一次接到了一个线报，在穆洋（福安附近的一个小地方），有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窝藏了一位外籍传教士，这位外籍传教士在福建一带乃至中国教会史上，特别在福建一带非常有名，就是伯多禄主教。当时主教在福建，你问教友们都知道伯多禄主教的生平事迹。福建宁德的岚口，时至今日，有很多的教友前往当地朝圣，相传就是当年白主教的避难处。当然经过历史考证，可能白主教没有在当地，这是历史的考证，可能并不一定是他，但是当地的教友，相信白主教在此避过难。

相传就是这个白主教躲到这个教友家里秘密传教，这个消息被罗应麟得知，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这个罗应麟作为福安知县的下级对自己的长官相当不满意，他想利用这个信息越过自己的上级，直接上告到福宁州，甚至上告到福建巡抚，来指责自己的长上办事不力，纵容天主教发展，而他并不自查，想弹劾自己的长官，并且想取而代之。这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斗争。当他把情况汇报到上级政府之后，上级政府对这个事情则是相当地重视，随即报告到了福建巡抚。

NO.16

摸底调查，一举抓获

当时的福建巡抚就是福建的最高长官周学健听闻福安一带的天主教活动，立即就派了一个侦查小队潜入到福安境内，对于福安的天主教的发展情况，进行一次摸底性的调查。这次调查历经了三个月左右，最后达成写出一个报告，呈递给福建巡抚之后，让他相当地震惊。因为当时周学健认为：自康熙晚年，历经雍正时期一直到乾隆初年的禁教，在福安一带的天主教信徒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在福安的天主教信徒的人口构成之中，绝不仅仅是过去清政府所认为的乡村的愚民愚妇，在福安的天主教徒终有相当数量的生员，生员是什么？一些知识分子，生员、监生，这些饱读孔孟私塾的人居然加入了天主教。除了这些知识分子之外，包括了福安县衙的一些书吏、衙役、低层公务员等很多人都加入天主教。也就是说天主教的影响已不局限在农村之中，反而在政府的公务人员中传播。这引起了周学健极大的震惊，随即他将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向中央政府进行了汇报。

在乾隆11年的五月初七，从省城周学健他们越过了福宁州，越过了福安县，直接从省城派遣部队，然后在福安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运动。由于前期他们做了相当细致的调查，这次搜捕在朝廷看来是相当的成功。想要捕获的人全部搜捕到位，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全部搜捕到位。除了平信徒、中国的教友之外，亦抓获了当时的伯主教，以及四位配合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的神父。周学健在抓住这些人士之后，他出具的处理意见依然是延续了以往清朝的政策，对外籍人士一律驱逐出境了事，但是对于本国人士则交由地方官府、宗族首领严加约束，令邻里互相监督，不得再参与天主教之活动。按理来说已经结束，似乎沿用以往的政策应该就结束，外国人赶走，中国人留下。但是，随着案件的深入，周学健对于案件的审查，越发越觉得对于天主教的政策，他最初的拟定方案过于宽松，这是巡抚自己认为。首先他对天主教的研究发现，要求信友们放弃信仰，这些人宁可放弃生命，也绝不放弃信仰，这对当时的一些外教人士，特别是对于福建巡抚周学健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更加认识到天主教具有迷惑人心的功效，他给乾隆皇帝的上书中曾经讲过，他说：“臣前次所闻，不过天堂地狱。荒诞不经之说，诱惑愚民，使其入教，不认祖宗，不信神明。以父母为借身，以西洋人为天父。”特别是他说他对于当时福建一带，特别是福安一带在家守贞的贞女，他非常不能理解。他们说受洋人蛊惑，终身不嫁，在家守贞，侍奉洋人。当然解释是相当荒谬的。他认为，天主教之所以屡禁不绝，在于每年有海外汇入银两，四处散金。从前初到中国，招引一人入教，既有金钱资助。他说就是当时外国人啊。利用金钱资质传教士入华传教。他的处理意见仍是逐出中国，逐往澳门。当时朝廷的军机大臣，中央政府拟定的意见也和地方政府一致，沿用以往驱逐出境了事。

NO.17

清朝可怕的文字狱

当把这些传教士，特别是白主教以及四位神父押往省城受审的途中，一个事件间接性的刺激到了当时的福建巡抚。清王朝，他是一个异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具有相当浓厚的一种文化方面的认知问题，他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清廷的反抗具有文化性的敏感。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明末清初屡次反清斗争失败之后，他们转退而求其次，在政治上不与清朝合作，他们隐居山林，开学授徒，教授一些所谓的正统的思想来对抗清朝，所谓的反清复明的理念。清政府实行非常严格的文化政策，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关于文字狱，可能都听说过，在电视剧中、电影都有所反应，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史案），乾隆年间也有非常多的案件。就是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可能是一首诗，某一个字就会抄家灭族。譬如，康熙年间的南山就是浙江海宁，当时浙江嘉兴的富户庄允城儿子庄廷鑨，这个人是个残疾青年，但是身残志坚，目不能视，因为看不见什么东西。但是他却有一个心愿，想效仿春秋时期的左丘明，左丘明曾经撰有《左传》和《国语》这些历史的著作。他的父亲就为他买了一部手稿，从明朝的遗臣手里买了一部手稿，署上自己的儿子庄廷鑨的名字，加以开印发行。就是这部《明史》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明史》是由明朝遗臣所写，对于清朝诸多批判的语言，被人检举之后庄家不仅被抄家灭族，庄廷鑨本人已死，也要开棺戮尸。基本说满门抄斩，家眷女眷基本都是流放边关。这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明史案（南史案）。乾隆年间一些著名的事件更加的丰富，使得汉族的知识分子，譬如大学士胡中藻。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叫“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作者故意把污浊的“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前。是对大清政府不敬，亦有谋反之心。把堂堂大学士就处斩了。第二个还有一个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句话被清政府认为是讽刺清廷没有文化，是少数民族。作者和家眷皆遭屠杀，还有著名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叫徐述夔的文人，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搜集父亲生前所写的著作，刊印发行，其中的一处楼台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叫“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个明朝的朝在汉字中又可以读朝。这句话如果从表面意思来解释了，就是做诗人本人的意思是：期待未来的有一天,能够展开自己的翅膀，飞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境地，他本来并没有反清复明之意。但是在清朝统治者来看，这首诗具有极大的问题，明朝（zhao）又可读作明朝（chao），指责徐述夔是为消失灭亡的明朝招魂，希望明朝能够再次回到世间。这是体现了他反清复明的思想，虽然这是很冤枉一个事件。徐述夔虽然已经去世，也要从坟地里挖出来，抛棺露尸，子孙皆遭屠杀。通过几个小小的案例，就可以看到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是相当的严酷。

NO.18

福安事件变成福安教案

针对福安教案，当时的清政府从信友家中，从一些平信徒的领袖、会长的家中，搜捕到一些重要的经卷，包括一些圣像上出现了“主我中华”，那么这句话引起了审判官的警觉，其实主我中华，据信友们的解释，希望天主降福中国。比如说今天的：耶稣圣心尔国临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在主审官员来看，这是天主教意图操控中国，主宰中国的信号。当时有一些指控，是和清政府严格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天主教的信徒又多了一个谋反的罪。除了谋反之外，当押解传教士从福安前往福州受审的途中，就是伯主教连同四位神父，这一路之上，在清政府的官方史料中曾经记载，这五位镣铐加身，满身重负的传教士，被押解到囚车之后，周边的教友闻风而至，沿途之上哭声达于四野。沿途都是送行的教友们，沿途为他们准备清凉的饮料，为他们准备水果，准备食物，而且沿途之上有信友宣扬教会的信理。在这个福建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了陈姓生员，就是一个姓陈的知识分子，这个陈姓生员沿街向围观的民众以及在场的教友宣讲教会的信理。还宣称吾等今日所立之事乃是为天主受难，为天主受难吾等死而无怨。就是为天主受苦，虽九死而无悔，这些宣传也激发了当时信友们殉道的一种心愿，一种情怀。信友们更不惧清政府官兵的搜捕，一时间声势浩大。这一切在福建巡抚看来，他看不到这个信仰的力量支撑，他只觉得这是一种政治强大的政治鼓舞力量。他把这一切都视为对于未来清政府一种威胁。他改变了先前的意见，再次上书给清朝中央政府，要求改变以往的处理意见。认为非杀一不可儆百，所以必须要对西洋传教士实行处决的政策，最后将伯主教判处了斩立决。他声称，如果设有天主教继续发展，则尤甚白莲弥勒，如果让天主教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来尤甚于白莲弥勒，就是比历史上的白莲教、弥勒教在民间还要具有影响力。乾隆皇帝虽然认为福建巡抚的话言过其实，但是最终也认可了福建巡抚的意见。所以白主教被斩首示众，四位司铎被秘密处决于监狱之中。

而福安事件亦成了乾隆年间搜捕全国教会的契机。从乾隆十一年的福安教案、以福安小县城为起点，清政府开始对天主教进行全国性的搜捕。一时之间举国各地纷纷向清廷上报，某处查获传教士若干，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教难迫害。而且这场迫害，凡是一经捕获即将其屠杀殆尽。从此以后流血教案不断。

NO.19

变本加厉的清嘉庆皇帝

到了乾隆之后，他的儿子嘉庆继位，则比乾隆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庆皇帝明确指出，从今之后宫廷之中，亦不再进传教士，北京已有的传教士即已足够，不需要再增添新额，等他们自然死绝之后，嘉庆皇帝认为宫中自然再无传教士。而对于传教事业更大的打击，就是1773年耶稣会的被解散。在华的耶稣会士陷入一种尴尬痛苦的境地之中。很多耶稣会士听闻修会被解散，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就在中国病逝。活着的耶稣会会士们精神上也受了沉重的打击。可以说耶稣会的解散被视之为当时教会的一场极大的灾难。耶稣会解散后教廷就委任遣使会接替其在华传教事业。

NO.20

德天赐事件

遗憾的是到了嘉庆年间，又出现了嘉庆年间的德天赐事件。当时在京城居住的德天赐神父，向当时教廷传讯部汇报在华传教情形，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附有中国地图若干。其实这个地图并非中国的国防地图，而是一些中国的教友分布图。譬如说在直隶省，在直隶哪个地方教友分布比较多，并非是机密。但是这封书信，连同地图被清政府截获，视之为反清之证据，视之为天主教勾结外洋，向外洋传递信息。这又加剧了清政府对传教士的迫害。一时之间很多传教士都在这一时期殉道。嘉庆年间比以往更加酷烈的是，清政府针对传教士专门制定了一部法律《惩治传教治罪条例》，这个条例非常残忍。使得传教士不得不在这一时期昼伏夜出。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也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天主教的分布由沿海向内陆转移，昔日信徒人数较少的云贵川等地区人数增长迅速。主要是当时来自于巴黎外方传教会，他们昼伏夜出，白天潜逃于船板之下，在船的底仓忍受着酷暑的折磨，夜间秘密上路，昼伏夜出为信友们服务。他们毁容乔装打扮，甚至把自己的脸抹黑，尽量不住客栈，这样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身份。纵使不得已而住客栈了，也是面墙而卧，脸冲着墙，避免让别人发现了。这些外地传教士为了更好地福传，特别是在四川，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始了本地司铎的培育，而且培育本地的平信徒充当传道员。这在当时是相当的进步，当然和今日相比还不一样。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十八十九世纪，是一个相当先进的理念，很多平信徒的传教员，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这场传教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也为此付出了鲜血代价，后来的法国巴黎的主教叫徐德兴，在两千年也被教廷宣布为圣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殉道。

康雍乾嘉这四代帝王，乾隆嘉庆时期，这是最为惨烈。乾隆年间开辟流血牺牲的事件，到了嘉庆年间登峰造极，一经捕获为首者绞立决，把他们绞死。中国的信徒也难逃严厉的刑罚。一百二十个殉道圣人中，大多数都是在这百年禁教期间被杀害。像吴国胜，张大鹏，这些都是在嘉庆年间为主殉道的人。

NO.21

百年禁教的影响

在这百年期间里，天主教会在华付出了相当惨烈的代价，这真就是一个堪比早期教会三百年的血的颂歌的时期。天主教信徒的人数尽管在这百般的迫害中依然保持了二十万左右，虽然人数略有下降，但是一旦接受之后，他们的信仰则是相当的牢固和淳朴。一百多年的禁教改变了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状态。第一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在偏远地区的天主教的村落。第二个，由于礼仪之争的影响，天主教在儒生中的影响出现了下降。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参加宗族祭祖，就意味着堵塞了他们的前程之路。在知识分子阶层之中，信徒日趋没落。第三个，由于中国实行严厉的打击教会的政策，在宗藩政策的影响之下，朝鲜王朝亦掀起多次的迫害教会的浪潮。当中更有为数上万的信友，为主殉道，可以看到在百年的教难期间，涌现了一大批的殉道者。在康雍乾嘉这四代的时间里，书写了相当可歌可泣的事件。

在历经百年的痛苦禁教之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开始、中英战争的爆发，教会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被迫向世界开放，开放之后的中国，教会结束百年教难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整理：活跃小组

编辑：宇航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14 19:55:06

百年禁教，又称清朝教禁，因罗马教宗与清廷发生中国礼仪之争，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不许中国人信奉；各省西方传教士被遣往澳门、广州，不许入内地传教；各地教堂被改为公廨、仓库、书院及庙宇等。只有在北京的传教士没有遭到驱逐。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一直严厉执行禁令。在此期间，凡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传教者，均遭清政府严厉镇压。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桑主教和4名教士，十三年苏州黄安多、谈方济二教士，嘉庆二十年(1815)四川徐德新主教皆因违禁传教被处以极刑，并牵涉教徒多人。乾隆五十年(1785)全国大肆搜捕潜入内地的传教士，解京治罪。嘉庆十年教徒陈若望为传教士德天赐传递信件地图，被追究治罪，并导致嘉庆帝发布上谕，重申教禁，各省纷纷搜捕传教士和教徒。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正式允许传教士在通商的五个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传教，教禁渐弛。 [1]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14 19:58:53

曹东义发表于 2024-10-14 19:55
- A( B! E" O) y+ b" B3 i" f( c百年禁教，又称清朝教禁，因罗马教宗与清廷发生中国礼仪之争，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不 ...

《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六十六：中国礼仪之争与百年禁教2
www.163.com 2020-08-11 22:16
基督教之六十六：中国礼仪之争与百年禁教2
既是由传教士自行判断，就不会有统一的意见，天主教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三足鼎立，一是葡萄牙耶稣会大部分维持利玛窦的方式，一是反对利玛窦的主张，再是罗马教廷方面的摇摆不定。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颜当在福建教区发布牧函，要求教徒不准按中国礼俗行事。1700年，在华耶稣会士将天主教内的中国礼仪之争呈报康熙皇帝，申明他们坚持利玛窦路线的理由，很受康熙帝赏识，称其" 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议处。" 1704年，教皇克列芒十一世批准圣职部第四个决定，禁止天主教徒奉行中国礼仪，并命令大小教堂取下康熙帝亲题的" 敬天" 匾额。教廷派意大利人多罗主教带此文件到中国来。多罗于1705年底到北京。康熙帝接见了他，申明了清廷的立场。指出中国奉行孔学之道。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常受中国保护。若有人反对敬孔祭祖，传教士便不能留在中国，并解释说中国的传统信仰与天主教并不冲突。对此，多罗不敢直接回答，也未提衔命东来，宣谕克列芒十一世的第四决定之事，而让颜当出面答话，康熙帝斥颜当为" 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 。此时，康熙帝也并未取盲目排斥天主教的态度。1706年，他通令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府领取准予传教的印票，条件是必须严守利玛窦的规矩，否则驱逐。1707年，多罗在南京公布了教廷方面第四决定。康熙帝大怒，下令将基遣送澳门。在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大部分多明我会士和少数方济各会士服从教廷的禁约，拒绝领取传教印票而离华。耶稣会士和一部分方济各会士、奥斯汀会士则愿守中国法度，继续在中国传教。

1715年，克烈芒十一世拒绝耶稣会代表提出的采取调合政策的请求，重申1704年的禁约，并要教士宣誓服从，否则逐出教会。在此严令下，在华传教士除少数服务宫中，大部分丧失合法居留权而离开中国。
1720年，教皇派嘉乐为特使来华，企图说服康熙帝同意接受教皇的禁令，又要允许传教士继续在华传教。康熙帝严辞拒绝，并声明："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嘉乐感到情况不妙，对教皇克列芒十一世的通谕加了8 条解释，准许中国天主教徒有条件地遵行中国礼俗。康熙帝对此并不满意。欧洲方面，教皇也认为嘉乐的8 条不合教义，宣布废除，并禁止在华传教士再提中国礼仪问题。根据康熙帝的禁教精神，雍正元年(1723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天主教获准。自此开始了百年禁教。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了合法的传教地位，除少数传教士留宫中供职，允许进行宗教活动外，其余皆令回国。不少传教士违令秘密潜入内地传教，引起以后的诸多纠纷。天主教的和平传教时期至此结束。
(2)百年禁教自1723年发布禁教令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政府一直坚持禁教政策，定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非法，故而由天主教开始的在华传教势头锐减。18世纪初，中国有天主教徒30万人，到鸦片战争时，大约只有20万人左右。其间，1807年，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英国人）受伦敦教会派遣，于9 月7 日抵达澳门。这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不许中国人入教，且不许教外国人学汉语。马礼逊秘密潜入广州，师从两位天主教徒学习中文。马礼逊的这两位中文教师怕被捕受刑，随身携带毒药以备自杀。马礼逊后谋了个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以掩护自己。1814年9 月，马礼逊为一位叫蔡高的中国人施洗。蔡高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教教徒，他的哥哥、弟弟也先后入教。
1816 年，一位叫梁发的广东刻印工人受洗入教，并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牧师。梁发对基督教怀有高度热情，先后为他的妻子、父亲、儿子施洗，还在广州劝化几位工人入了基督教，以他为首，在广州就出现了一个小的华人教会。接着来华的其他新教会宗有：荷兰传教会所派信义宗的郭实猎，1831 年到天津；美国公理会所派裨治文、雅裨里，1830 年到广州；美国美浸会的粦为仁、叔末士、罗孝全；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1840 年到澳门，后到福建；美国长老会派出马赖德牧师夫妇于1842 年到香港。这些新教传教士大多只活动于东南沿海一带，没能深入内地。由于此时正值清廷行禁教政策，传教工作也难于打开局面。至1840 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仅2012 人，30 年中所收教徒不满百人。他们在文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开办一些学校，办期刊，印刷书报，想借此打开传教局面。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天主教、新教不同，不是派传教士传教。中国的第一批东正教徒是一批归顺入中国籍的俄国战俘。
1665 年，一批俄国武装人员侵占了黑龙江南岸的雅克萨。1685 年，清军收复雅克萨，俘虏俄军士兵45 人，并押送到北京。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此批俄俘获释，但他们不愿回国，便在北京定居下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批东正教教徒。这些人归顺清朝后，被视为旗人，被编入镶黄旗，驻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清政底还特准他们将这里的一座关帝庙改为祈祷所，北京人称此为" 罗刹庙" ，称这些东正教徒为" 喇嘛" 。1715 年，俄国向北京派出第一届" 俄国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 ，以后每十年换一届。1727 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罗斯取得了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权利。由于当时俄国东正教没有独立的宗教活动，而直接隶属于沙皇，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团实际上充当了沙俄政府派驻清朝的官方代表，起外交使团的作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8 年才改变。所以，东正教在中国人中的影响并不大。据1860 年的统计，北京的东正教徒不过200 人，加上哈尔滨、天津、张家口、汉口等地区内，也只有300 人左右。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14 20:22:08

曹东义发表于 2024-10-14 19:588 E. W5 G: @" L, }# |
《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六十六：中国礼仪之争与百年禁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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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之 ...

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可以传教，基督教却被禁了数百年？
www.163.com 2023-10-23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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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民众普遍不信教，但是在我国的历史上，佛教相对来说无疑是传播的最广泛的。那为什么备受西方国家信仰的基督教却被禁止了数百年呢？

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有较好的融合度，而基督教与我国传统文化存在较大的冲突。而且佛教在传入我国后，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适应和融合的过程。
基督教的传入我国的时间本身就比较晚，而且其自身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更为明显需要更长的时间融入。最后，政治因素也对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在传入我国后，与我国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我国佛教文化。佛教强调“菩萨心肠”，追求“慈悲为怀”，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道”等价值观相契合。
佛教的传入对我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相反，基督教的传入与我国传统文化存在较大的冲突。
基督教强调个人信仰和救赎，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尊师重道”等观念相悖。这种冲突导致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佛教在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传播和发展，逐渐与我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佛教的传播者不仅传授佛教教义，还将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国佛教的独特面貌。
相比之下，基督教的传入较晚，直到公元7世纪才开始在我国传播。基督教的传播者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较低，很难获得我国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这也是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受到阻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和控制一直比较严格。佛教在传入我国后，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朝代，如南北朝、唐朝、宋朝等，都曾对佛教予以重视和扶持。

相反，基督教的传入与我国政府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基督教传入我国的同时，西方列强也开始以宗教为幌子进行对我国的侵略和控制。这使我国政府对基督教持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对基督教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打压。
总体来说，宗教在我国虽然被尊重，但是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佛教和基督教的信徒数量虽然也不少，但是占我国人口比例值却很低。
泰国将佛教视为国教，西方国家则普遍信仰基督教。但是如今的信仰已经和政治分不开，不再是单纯的信仰问题，其背后牵涉了很多利益和政治目的，已经不再纯粹。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我国被禁了数百年的原因可以从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佛教与基督教在我国传播的时间差异以及政治因素等方面来解释。我们虽然尊重信教群众，但是事实证明只有务实才是提升自身生活水平的真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14 20:27:19

鸦片战争，通常鸦片战争都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经常称其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乔治·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同时，鸦片战争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相关星图查看更多旧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历史事件共23个词条14.9万阅读鸦片战争时间：1840年—1842年南京条约时间：1842年8月29日太平天国运动时间：1851年—186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1856年—1860年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中国战争共5个词条3.1万阅读鸦片战争鸦片战争，通常鸦片战争都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经常称其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乔治·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同时，鸦片战争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又称“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同时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两次战争的本质目的相同），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又作清法战争（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过程中，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性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岛的战略目的；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䜣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概述内图片来源：《中国近代史地图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是指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概述图来源）名称鸦片战争发生时间1840年6月～1842年8月地点中国东南沿海参战方英国，清朝结果英军获胜，签订《南京条约》主要指挥官帕默斯顿、查理·埃利奥特影响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目录1战争背景▪列强扩张▪战前中国▪贸易顺差▪鸦片贸易2战争起因3战争经过▪英国发动▪英军首次北上▪民众抗击英军▪虎门、广州之战▪英军再次北上▪清军溃退4战争结果5战争评价▪总评▪史书评价6战争影响▪政治▪经济▪思想7相关影视战争背景播报列强扩张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 [1]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 [2]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3]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具有巨大扩张价值但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相当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4]战前中国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它在亚洲下一个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5]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曾经的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5]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贸易顺差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清政府拒绝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 [6-7]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7]鸦片贸易吸食鸦片的情形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8]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9]战争起因播报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0]虎门销烟的林则徐 [11]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0]战争经过播报英国发动义律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经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12]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清军购回的1080吨甘米力治号战舰装炮34门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殖民地，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而清朝并不屈服，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13]英军首次北上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民众抗击英军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虎门、广州之战穿鼻之战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道光帝大为不满，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1841年1月7日，英军也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 [14]道光帝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 [15]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 [15]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 [16]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不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英军再次北上鸦片战争时集字号同安梭船（总共25门炮）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火药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但实际上，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即第三次厦门之战），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见浙东之战）。三元里抗英斗争旧址清军溃退英国政府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 [17-18]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1842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见台湾抗英斗争）。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城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英军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 [17-18]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英海陆军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镇江段）并巩固吴淞之战后封堵长江出海口的战果。1842年7月21日，英军使用1.2万余人，76艘战舰，炮724门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185人，清军全军覆没，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英勇抵抗侵略的英雄气概：“驻防旗兵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19-20]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收军事占领。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1842年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南京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从台湾、靖江之战看来，当今记载的英军伤亡数字不无可疑之处）。 [19]百科x混知：图解鸦片战争战争结果播报南京条约签订现场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主要内容要求中国：
（1）割让香港岛；（丧失领土主权）
（2）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大量白银外流）
（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丧失贸易主权）
（4）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丧失关税主权）
（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丧失贸易主权）。
此外，也规定双方官吏平等往来、释放对方军民以及英国撤军等事宜。 [21]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争评价
播报
总评
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也由于经济技术和武器装备落后，导致战争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场战争影响深远，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战后，中国的关税、司法和领土主权开始遭到破坏，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战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战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总之，战后的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于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此，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28]
史书评价
赵尔巽等《清史稿》：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22]
战争影响
播报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得到了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23]
政治
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23-24]
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许多有学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 [25]然而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引致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出现洋务运动等的自强救国运动。
经济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23-24]
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鸦片继续销售，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1837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为90多万英镑，到1845年已到达239万4千英镑。随着外商在华投资建厂，刺激了国内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近代工业的欲望。 [27]
新开的五个条约口岸中，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
思想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3]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14 20:33:12

曹东义发表于 2024-10-14 20:27$ a/ [' e7 I; z' s& j, `, s
鸦片战争，通常鸦片战争都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经常称其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 ...

鸦片早在唐代已有少量输入﹐元明时南洋诸国贡品中也有此物﹐但均作为药材使用。西方殖**家向中国贩运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到18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丝茶的需要日益增加﹐而其工业产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却很难找到销路。为了扭转必须以现金抵消贸易差额的局面﹐英国及其商人就积极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
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垄断了鸦片制造权。在这个机构的操纵下﹐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人运华鸦片逐渐增加﹐从每年三四千箱递增为每年一二万箱。与此同时﹐美国商人也大量向中国贩运鸦片。
从19世纪初开始﹐各国商人历年运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估计如下表所列﹕ 其中以英国商人贩运的为大宗﹐其次为美国商人。美国商人主要是贩运产自土耳其﹑波斯的鸦片。在1806年至1834年﹐根据缩小了的报关数字﹐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共有8901箱。
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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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1817年﹐一箱印度鸦“公班土”成本仅二三百卢比﹐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达2618卢比﹐因此﹐输运印度鸦片进中国被视为发财快捷方式。怡和洋行﹑沙逊洋行等外国企业均以私贩鸦片起家。鸦片贸易使英国改变了对华贸易的入超地位﹐单靠鸦片一项﹐就接近抵消从中国进口的全部货值。而鸦片贸易又为英属印度政府增加了一笔巨大的收入。1829年鸦片税收超过 100万英镑﹐占英印政府岁入的1/10。英国商人以走私鸦片所得资金﹐从中国向英国本土输入茶叶﹐使英国政府每年增加数百万镑茶叶税收。英国资产阶级一面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输往中国﹐一面又向印度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为英国的工业品寻找出路。
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早在1729年清政府就曾禁止鸦片进口﹐1796年清廷以输入渐多﹐白银外流﹐影响国计民生﹐再次下诏禁止鸦片输入。但是﹐外国鸦片贩子在其本国政府的支持下﹐采取偷运和武装走私的手段破坏清政府的禁令﹐又用贿赂方式﹐收买清朝官吏﹐使得鸦片贸易得以通行无阻。
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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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的大量入口改变了中国在国际收支中的地位﹐中国从出超变成了入超﹐每年须以大量白银支付贸易上的差额。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白银外流成了经常现象﹐而且数字越来越大﹐1826～1827年白银外流估计为350万两﹐30年代平均每年流出白银达五六百万两﹐银贵钱贱的现象日趋严重。中国农民出卖农产品得来的是铜钱﹐但交纳赋税必须用银。银贵钱贱大大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刺激了物价上涨﹐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鸦片流毒中国﹐吸食者日众﹐使广大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由于把大量金钱消耗在鸦片上﹐人民日益贫困﹐社会购买力萎缩。
两次鸦片战争及其结局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1793～1853)等吁请制止鸦片贸易﹐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也强调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于次年再次下令严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粤查办。1839年 6月林则徐在虎门当众焚毁了英美烟贩的二万多箱鸦片。英国遂即发动了鸦片战争(1840～1842)。
战后

曹东义 · 发表于 3 天前

钩沉│乾隆为什么要下令处死传教士？
袁灿兴讲张
2015年02月08日 22:59

撰文│袁灿兴

实践证明，根据中国礼俗做出适度变通，结交权贵，为传播西学知识和宗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罗马教会内部，对在华传教士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1704年，罗马教皇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派遣铎罗为特使，到中国传达教皇命令。其要点有三：“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准在礼拜堂内悬挂带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这引起了康熙的反感和愤怒，他逮捕了铎罗，把他押送回澳门。

1715年，教皇重申禁令，并于1720年派遣特使赴华，再次传达教皇命令。在华的传教士不得不服从，由此导致罗马教廷与清政府关系彻底破裂。

1721年1月17日，康熙最终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未曾登基时就对天主教持警惕态度，接位后更实行禁教政策。1724年1月，雍正召见耶稣会士，对他们作了近一刻钟的训话：“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你们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了解这一点。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现在可以无所顾虑了。”

此年雍正颁布禁教令，除少数在钦天监和内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外，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并关闭在华教堂。雍正颁布禁教令之后，仍然有一些传教士在地下进行活动。一份传教士报告记载，江苏崇明岛的传教士，“他们往往在深夜，坐在紧闭着的轿子或者船舱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外出冒险施行圣事。他们来到教友的房子里，聚集附近的教友，在半夜举行各种教会活动。”

雍正颁布的禁教令针对的是各省民众，对于京城内的西方传教士和旗人信教问题，并没有明文规定。1736年4月，乾隆批准了礼部决议，劝告京城内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退教，否则将处以重刑。不想备受乾隆宠幸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向乾隆哭诉，请求放宽教禁。乾隆对画艺超群的郎世宁恩宠有加，不但没有责备他，反和颜悦色加以安慰。并解释，此次禁教只针对在京旗人，不针对在京汉人。这样，传教士得以在京师保留了一块传教基地，向汉人传教，而在外省的传教则处于地下状态。

1746年，清廷镇压蔓延多省的白莲教起义，在地下活动的传教士也受到株连。此年七月，在福建福安秘密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被人告发，抓送福州。在随后的搜捕行动中，福安查出教徒两千六百余户。从教徒家中搜出了一箱骨灰，福建巡抚周学健荒诞地认为这是用幼儿头骨制成的春药，被传教士用来诱奸良家妇女。

按照以往惯例，对这些被查出的西方传教士，清廷一概将之遣送到澳门了事。但这一次周学健上奏，请求严惩传教士白多禄等人。乾隆认为这些西方人是“化外人”，“不通国法”，应当法外开恩，从宽处理。但周学健坚持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危害甚巨，必须严惩。周学健列举了信徒们被擒后的坚定态度，“坚意信从，矢死不回，死生不顾，甘蹈汤火”，认为如果不严惩传教士，将会有更多视死如归的信徒。乾隆被他说动，遂将五名传教士处死，这是第一次处死西方传教士的案件。

1747年，苏州地方上也查出两名西方传教士，江苏官方本准备从轻处理。此时周学健恰好路过苏州，就以自己处理传教士的经验，怂恿江苏官方重办，最后将两名传教士秘密处死。至于周学健本人，1748年因被查实受贿，乾隆下旨赐其自尽。

1757年，乾隆下令严行海禁，进一步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对西方的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此后传教士进入中国更加困难，但仍有传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1784年，在中国教徒掩护下，耶稣会传教士分批进入中国内地。其中第四批意大利传教士准备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查获。对此乾隆大为震惊，因为这些传教士“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为何行至襄阳始行查获”，遂下令严查。结果让人惊讶，在全国各省查出西方传教士十几人及护送他们的几百名教徒，甚至还查出在中国内地潜伏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

事后乾隆极为震怒，将教徒骨干发配到新疆为奴，并追究广东各地官员，因为他们的失职使西方人得以潜入中国。在京的西方传教士向乾隆说情，但无效果。1785年，法国遣使会派罗尼阁来京。罗尼阁精通天文历算，受到乾隆赏识，被授钦天监监副职务。罗尼阁乘机帮被囚禁的传教士说情，乾隆遂下令将关在狱中的十八名西方传教士释放，但已有六人在狱中死去。

此后的嘉庆、道光皇帝，继续厉行海禁，严惩传教士，将天朝的大门给牢牢闭上。

虽然清王朝关闭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西方人却从未停止过进入中华帝国大门的努力。随着近代西方的兴起，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也从往日单纯的宗教热诚，变为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张而产生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实现的力量，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而是由一国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

18世纪末，英国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未获成功。

1792年，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批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球仪，装备了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和织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贮货与居住等。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乾隆更是傲慢地指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往，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马戛尔尼来华主要的目的是通商，并没有向乾隆提出传教问题。但乾隆在接见使团时却特别指出：“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本意是打开通商的渠道，却被乾隆拒绝。但马戛尔尼使团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得以一睹当时中国的真貌，中国并不是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者传教士所吹嘘的那种理想乐园。使团报告出笼后，《爱丁堡评论》批评道：“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将妇女关起来，并给他们裹脚。他们无法接受精密科学和自然哲学，并对最必不可少的工艺一窍不通。他们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没命的赌博。”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对西方各国而言，是闭塞了通商的大门；对文化而言，是闭塞了交流的大门；对传教士而言，是阻碍了他们传教的神圣事业。而中国广袤的土地、无数的人口，对传教士而言这是一个无限的市场。被关在大门外的传教士们发出叫嚣：“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也开始被消融。传教士兴奋地呐喊：“我们沉默到了今天，现在可以到中国城市大街上大喊大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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