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大棋，薛和昉紧跟主席救中医

曹东义 · 发表于：2024-12-25 1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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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大棋，薛和昉紧跟主席救中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我在2010年出版了《中医近现代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对这段历史有所披露，但是当时掌握的资料不全，不了解去调查政府卫生部工作，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建中医学院，让西医学习中医建议的人，是第一任中医司长薛和昉先生，他当时在国务院工作，是习仲勋直接领导的部下。
薛和昉之所以有这些建议，与他曾经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又是习仲勋的秘书有很大关系。
薛和昉功成不居，在中医研究院建立之后，走出了卫生部中医司的深宅大院，来到初创的中医研究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

我建议电影的结构如下：

首先，电影开篇，我觉得应该用字母打出：“1953年4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开紧急座谈会，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镜头一开始，周总理就说“毛主席昨天有一个重要批示，请我和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阅办”，下面就请胡乔木同志宣读毛主席的批示。
胡乔木开始宣读，然后逐渐过渡到毛主席的画外音：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
胡乔木阅读完毕之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主席对我们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推测和建议，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责任，尤其是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主席提出的问题很严肃，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抓紧改进和落实。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军委卫生部贺成部长首先说，主席这个批示首先指出了我们的错误，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党中央的政策，但是却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这个批评我可以接受，但是需要我进一步深刻反省和思考，以便有利于未来的工作。
彭德怀说：“我服从主席的指示，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黄克诚说，我执行主席和彭总的指示，一定能够落实到位。
胡乔木：我不像总理和彭总那么忙，但是，我对医学是外行，可以协助做好有关工作，不能独立担此重任。
习仲勋：虽然我去年才从西北局到中央工作，但是，主席这个批示我一定认真落实。
周总理：好，既然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就由习仲勋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当然你本身也有很多繁忙的事务，需要有一个“专职负责人”来做好有关工作，应该首先建立调查组、查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然后我们在一起沟通，进行逐项落实。
周总理话锋一转，习仲勋同志你觉得有困难吗？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吗？
习仲勋：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不二人选，他就是薛和昉先生。
周总理：奥？你说说看，这个薛和昉我有些印象，但是不是很细熟悉。
习仲勋开始介绍薛和昉先生。
第二幕
习仲勋在办公室与薛和昉交谈，调查应该如何进行？尤其是贺成部长思想上还没想通，你要多注意工作方式，治病救人，说服教育，有利于未来的医学事业。
薛和昉带领工作组来到卫生部进行座谈。
副部长贺成、王斌面色很不好看（他们都是外科大夫，为国家工作多年，立有大功），而且摆出来很多理由：
中医大都是学徒出身，识字不多，没有学历，素质很差，不懂解剖、不认识细菌、药物也没有实验依据，（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他们不知道血压、血球、循环、呼吸、消化、泌尿，这些原理都不懂，有人说他们是关门称帝的封建医、旧医。
难怪余云岫说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
因此，中医需要科学化，需要学习西医知识，我们举办“中医进修学校”，就是希望提升中医的科学水平，让青年人到北京医学院进修，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薛和昉一边听，一边记录。
回去见到习仲勋，讲了这些调查问题，习仲勋也感到问题很大，需要向周总理汇报，并且指示薛和昉到各地走走，听听老中医和大众的意见。
愚公先生写的调查报告有很多内容。
第三幕
章次公为林伯渠看病，毛主席接见章次公等。
石家庄流行大脑炎，苏联专家的病
第四幕
关于中医研究（符合科学化）、中医进医院、西医学习中医、鼓励中医师带徒（人才培养），举办中医学院的“系统建议”、未来战略规划。
这些建议，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逐渐形成共识，上报毛主席。
第五幕
中医研究院成立大典，表彰中医成果。
第六幕
习仲勋与薛和昉交谈，说他为中医发展建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但是国务院的事情也需要他，所以劝他不再担任中医司长，回到国务院。
薛和昉服从组织安排，建议请南京卫生厅吕炳奎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两个人在办公室谈话交接工作。

下面是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之中的部分资料，供大家参考。

1954年前后，毛泽东为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政策错误，先后撤消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一石激起千层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取消中医思潮，得到了有效遏制。治顽疾需要猛药，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把医治历史错误的板子，打在功勋卓著的革命老干部身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卫生部连续出台了几个有关中医管理的文件, 对当时中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这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其主要精神就是让中医进修西医知识，然后严格考试淘汰，两者互相结合，促使年轻的中医改行，成为西医的助手；让年老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学不会的取消行医资格。这样一来，全国可以“依法行医”的中医数量就大大地减少了，因不合格而被取消的中医达90%左右。

这一系列的规定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中国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关于学历的规定，对中医函授教育、传统的师徒授受、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只有在私立或公立3至4年制中医学校毕业者，才发给中医师证书。而当时的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中，具有这种正规学历者为数极少。新出台的《条例》尽管还承认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医条例》基本上没能实行，取得中医师证书者自然寥寥无几。

《条例》规定，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者，可以承认其中医师资格。那么，各地是怎样进行中医师考试的呢？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统计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不足10%；其中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

为什么中医师考试的合格率这样低呢？因为组织考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也就是从科学化出发，要用科学知识要求中医师“达标”。那么，怎样才是达标呢？“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比如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两个肾脏，“左为肾，右为命门”，只要这样回答问题，就是错误的。并且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又把一些中医排斥在可以参加考试之外。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及格率在10左右。这样考试的结果，全国中医开业人数骤减，中医队伍锐减。也就是说，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建国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张亭栋先生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

当时按照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举办了许多中医进修学校，这本来是提高中医业务的一项措施，但是其课程设置并不是突出中医知识，而是以西医的基础医学为主，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还有一些属于预防医学的知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关系到诊治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培训，也是西医的内、外科、急救学、组织疗法；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其中一些学校开设的针灸疗法，还属于中医的范围，其他课程基本没有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为中医补习西医课的进修教育，而不是提高中医自身知识的进修教育。很多年轻人学西医知识之后，就摇身一变改行成了西医；年老的中医人员学不会那些西医知识，通不过考试，就被取消资格，失业在家，有的人甚至想不开，寻了短见。

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医成了“无后”的行业。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联合诊所，或者到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治病。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而参加工作。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郊区、矿区原来的医药空白区，已由经过进修的中医组成了42个联合诊所，解决了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中医进修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许多教师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无锡中医进修班许济弘老师，他虽然是主讲肠胃传染病学的西医教师，却建议说：“无锡中医进修班所采教本，大多是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的，内容完全是科学化的新说，这原是很正确的，不过药理学和诊断学也全盘西化，对于经专家证明的一部分有效中国方药，以及中医独擅的舌苔学等，都摒而不论，这种偏向，非特有违‘中医科学化不是西医化’的进修宗旨，抑且中医进修后，仍名中医，治病时，仍需应用中国方药（不过可以参用西药罢了），而在进修课程中，竟无中医学或科学中医方剂学，岂非和实践相脱节吗？所以我建议医政当局，应将一部分中医进修教材中，兼采有科学价值的中医方药或治疗（尤以药物学为甚），以利过渡时期的人民需要。”

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因为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以西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改造现有中医的教育。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先生对这种教育提出了异议。他解放初任重庆市第一中医进修班教师，他指出现有中医的素质是很低的：“这样低下的文化水平的中医，就连所谓‘不科学’的那一套中医理论都极其浅薄而幼稚。因此，欲使其参加校或班的进修，实有先予补习旧的理论知识的必要，尤其是关于中医的临床治疗的理论知识，应先给予充分的补习，例如中医在临床方面之所以能灵活运用方药，解决问题，全凭着对病人有机整体的综合分析是否正确来决定。------但是由于一般中医文化水平的低下，具有掌握这种认识疾病的体系概念的技能，为数并不多。而这种体系概念，实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最低要求，这也就是中医的原有基础。若此最低的原有基础而不具，便无从进修提高，像这样的中医在进修教育里，可能是西医既不懂，中医也不懂，白费时间，无所获益。”

任应秋先生发表在《北京中医》杂志上的《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说：“中医通过进修以后，在预防工作方面获得一些成就，是不是便等于丰富了中医医学，而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经验，逐步进入更科学化？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相反的，在个别进修教育过程中，还存在有‘中医西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在进修中的中医们的思想弄得一团糟，比较有中医学基础的，被‘不科学’三个字吓退了，而发生动摇；中医学基础较薄弱的，便‘尽弃所学而学焉’，干脆摇身一变而为‘西医’，即被一般叫作新江湖医生。这种新江湖医生，他们无论私人开业或参加联合诊所，信手处方便是醋柳酸、辛可芬、乙酰氧乙本胺等，甚至随手便使用青霉素、链霉素一类抗生素药，中药的处方，只字不提了。”这种现象绝非只发生在四川，在全国各地也是很普遍的。

中医西化的原因除了教育引导不当之外，中医内部多数人自认了余云岫的观点，以为中医理论已经“陈腐”，由此而产生了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某著名中医教授在“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影响下，于1953年撰著《中医学术研究讲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理论按西医标准进行评判和改造的论点，他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进入“末法时期”的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这位著名中医专家的错误认识可谓渊源有自。

总之，新的中医不再产生，原有的中医要接受学术改造，不接受改造的或改造不好的则被淘汰，这是大力推行《中医师暂行条例》和积极倡办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双管齐下”期在速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措施使广大的中医陷于被轻视、歧视的境地，使中医事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限制，甚至面临着被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团结新老中西医”的卫生方针势必不能被很好地执行，中医学术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纠正歧视、限制中医错误的契机，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几乎是一个意外，是毛泽东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那么，这个打报告白雪光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报告给毛泽东？

白学光，1914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在地下革命、军事政治、新闻宣传、科技管理、党务工作等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曾任苏鲁豫边区书记、济南市、兰州市市委书记，《大众日报》、《解放军报》报社社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军委卫生部主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中科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副部级待遇。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95岁的白老先生仍然捐款5000元关爱灾区。

2005年，白学光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为人们作了题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从提高党员素质着手，搞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党课报告。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作者王龙，对于白学光当年给毛泽东告“御状”这件事很有意见。他在文章里以醒目的文字写到：“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他说，正当贺诚（1902——1992年）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

王龙先生的叙述，是站在为贺诚先生立传的角度写的，有根据，也有观点。我们是站在毛泽东救中医的角度来写这一段历史，我们收集了许多不同的资料。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委党组于1953年检查了卫生部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先生(1908—1985)，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老革命。

1949年1月北平解放，钱俊瑞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不久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又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接着被派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底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10月改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任政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这时，他先后发表《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等文章，系统阐述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同时，他还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秘书长，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钱俊瑞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关押达8年之久。1975年5月获释。1978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主持制订《1978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发起建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被推选为会长。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委的汇报后，对卫生部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指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医界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极为兴奋，他们联想到蒋介石当年对于请愿的中医代表，多次耍两面派，忽明忽暗地支持取消中医，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医的命运。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亲自过问中医问题，而且对于阻碍中医事业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予以割除。因此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地说：“现在中医可真正得到解放了。”纷纷表示，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早在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上，就开始纠正错误中医政策了，后来事情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公开批判王斌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再进一步撤销他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把一项政策错误的历史旧账算在一个人身上。今天看来这是不太公平的，因为王斌不仅是一个老革命，他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是个人观点问题。当然，在他管辖的范围里，他也“很认真负责”地贯彻了他的错误主张，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对于不少中医的生存也造成了困难，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医界对于他把中医当成封建医的所谓“马列主义观点”，是非常痛恨的。

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广大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指出“以上缺点和错误说明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政治领导薄弱。”

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决议》强调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以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一）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

（二）各级卫生机关应酌情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和加强管理中医的机构。各大区、省（市）均应在最近期间召开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

（三）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联合诊所中，并行实行按技术、劳力取酬的工资制度，其内部成员的关系不能视为劳资关系；

（四）中医进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进修内容应交流中医临床经验，同时学一些必要的西医基础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

（五）对成药管理应制订妥善办法；

（六）举办中医药研究所，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等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鼓励他们传授。在西医中指定有研究能力的人研究中医学，吸取其合理部分；

（七）健全中医团体，加强领导。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

上述各项措施既重申了党的正确中医政策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指示精神。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与指示，1954年6月29日由刘少奇主席对卫生部进行了传达。

后来，卫生部纠正歧视中医错误，变成了批判王斌个人的错误言行。

王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与贺诚既是四川老乡，也是革命战友，而且都是从东北卫生部先后来到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的。当然，贺诚比王斌大7岁，参加革命也早得多。王斌是从“白军”张辉赞那里被俘虏、转变过来的医务人员。

贺诚在1925年入党，1926年贺诚领导学生运动，被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忌恨，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后来果然不许他毕业，经与陈毅彻夜长谈，到广州参加革命。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开“达生医院”掩护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医院里的所谓“传染病房”，就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医院的主人便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在除掉变节的叛徒之后，贺诚受周恩来直接派遣，来到江西苏区，一直担任红军卫生部门的最高领导。陈毅腿里的子弹，也是他在长征开始前亲自取出来的。长征路上，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肿，高烧昏迷几乎不救，是他和王斌等四、五位医生一起会诊，并且由王斌和另一位从“白军”张辉赞军队里转化过来的军医李治（他日后也成了共和国的将军），一起治愈的。对于周恩来的正确治疗，主要依靠的就是外科军医王斌的准确诊断。

王斌与贺诚就是这样的“革命加同志式”的关系。在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1936年贺诚护送王稼祥到苏联疗养，至解放战争时期贺诚才辗转回到国内。王斌在抗日期间就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卫生领导工作，并且对于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受伤落下残疾，他还深感遗憾。建国后，贺诚很赏识王斌的工作成绩，所以把他举荐到中央卫生部工作。

有资料介绍说，王斌(1909～1992年)是四川兴文县人，著名外科专家、也是医学教育家。少年时去成都求学，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赴井冈山，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一军团医院医生，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育主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兼保健医生，陕北延安卫生学校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中，任18集团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是我军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1950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领导和担任了抗美援朝前线广大伤病员的救治任务。其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并曾任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所以要批判王斌，是因为他在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东北卫生部部长的时候，于1950年在《东北卫生》第1卷第9期上发表“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一文,文中将中医说成是“封建医学”，中医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他主张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他因为政治理论水平高，才能写出来这样“高水平”的文章，被一些人当作“马列观点”看中医，因此广为流传。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他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健康报》还发表了“认真进行中医政策的学习”的社论，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开展。《社论》说，1954年“党和人民彻底地揭露了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思想根源，指出卫生部门轻视党的中医政策的行为，是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是卑鄙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表现，党和人民的这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正确的，使我们大吃一惊，恍然大悟。这种鞭策，对于我们是一种有益的教诲，使我们认识到，不坚决地向那种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医政策就不能真正贯彻实现。”

《新中医药》杂志，在195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华东暨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期间，60位中医代表各自的发言摘要，由此可见贯彻中医政策的号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动起了捍卫中医科学性的风潮。

1954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莹的文章“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并发表了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社论》说：“在我们报纸上公开地展开这么一次思想批判，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卫生部门的思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胜利，也反映着1955年之始全国卫生工作胜利的开端。全国卫生工作同志应该特别重视和关心，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社论》强调，不能认为党中央做了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之后，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许多人在对于过去中医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极端恶劣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心里的表现，还不能深刻认识，还不能服气。有些人还有声有迹地边打侧敲；有的人虽然‘声’消了，‘迹’匿了，而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党中央三令五申之后，中医工作算有了‘起色’，但是，许多工作中新的、变相的轻视歧视言论和做法还在发生，他们，消极地对待党的政策。有的中医工作形式上建立了，但还不能迅速推进。这是轻视的‘根’的问题。由此也可以想见，阳奉阴违、形式主义、‘抬起来打’的新问题，就将可能在新的情况下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因此，这一批判运动的任务，要解决思想的问题，所以这一批判是十分重要的。”

《社论》文章回顾了轻视中医的历史，尤其是在政策上的轻视中医，“是根本性的错误”。王斌的错误在于“他创造了消灭中医的理论”。

《健康报》的社论揭开了批判王斌错误认识中医的序幕，一些中医杂志进行了转载，批判文章时见报端、杂志。1955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情况的综合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

1955年，上海名医张赞臣在《健康报》发表了《要肃清王斌歧视中医的思想必须追朔历史根源》一文，文章追朔了余云岫等人歧视、攻击中医的历史，认为歧视与限制中医，是一股由来已久的邪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文章还说：“我个人过去虽然参加过中医（反废止）斗争工作，为保存祖国医学遗产尽过一份力量，但在解放以后就没有坚持下去。对于卫生当局歧视中医、违反中医政策的措施，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没有能及时揭发出来，并且对中医工作产生了消极观念。现在卫生部门逐步在纠正过去的偏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无比的惭愧。今后一定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学习马列主义，要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肃清自己的错误思想，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并进一步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更好地为中医工作而努力，为祖国卫生建设事业而努力！”张赞臣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论文。

邓广仁也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一文，以大量数字说明，限制中医政策给中医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这场批判斗争愈演愈烈，至1957年的时候，王斌的错误已经被“拔高”成“反动言行”了，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

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可见这场批判斗争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脚下。贺诚诚恳地说：“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的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1953年，卫生部公布的对于中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业已先后开始实施，就有从各个角度来的批评意见反映到卫生部。正当的态度应当是虚心地考虑批评意见，承认错误，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我当时却认为‘中医问题有什么了不起？’便把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顶回去了。更为严重的是，1954年冬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后，我曾经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如果错了，不会是方针性的错误，也只是执行中的偏差，或下级的错误，甚至继续寻找根据，坚持中医‘落后’和‘不科学’的见解。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自然就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更不会虚心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实际工作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贺诚副部长的检查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他甚至真诚地把自己内心里的“活思想”也交代了出来，他说：“把中医问题只视为技术问题，自以为自己懂，党未必清楚。”然而，有人并不认可。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因此，文章说：“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贺诚副部长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党组书记和副部长被免去了。但是，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党和政府并没有轻视，1958年，在他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时候，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历史问题“老调重弹”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老中医在这个时候也被迫害，石家庄用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经验的创立者郭可明，就被迫害致死；朱良春先生尽管谨尊师命“三缄其口”，也被关了起来。这样的辛酸往事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贺诚副部长是幸运的，他的骨头很硬，他于1972年，在太原市北郊的干休所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贺诚的信，唤起了毛泽东难忘的回忆。毛泽东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老革命，在自己的晚年仍然壮心不已地说：“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提笔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1975年，贺诚女儿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把情况回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在1972年批过的信调过来，重读一遍，写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王斌作为具体的个人，有功有过，需要正确评价。中医药事业如果摆脱近代以来的不幸命运，就必须有一个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进行推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在这个扭转的变革之中，或许难免要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是一件“祸福依存”难于避免的事情，也是一个复杂事情的复杂过程，真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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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1-11 15:38:46

“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为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
原标题：“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作者：曹应旺发布时间：2020-04-13 来源：北京日报分享到：

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针对当时疫病流行，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1953年12月，他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1954年6月，他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他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7月，他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第一个原因是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在他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1953年12月，他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1954年6月，他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7月，他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他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4年4月21日，他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他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

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他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他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他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这次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绩，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次举国上下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取得的成功，与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防止疫情蔓延、坚持中西医结合等指导、指挥密不可分。

（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1-11 16:23:38

刘雪松 ‖ 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
2020-01-31 10:35
（来源：方志四川）

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

刘雪松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右一）交谈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必须领导卫生工作

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1951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指示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53年4月3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做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 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2月2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党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像毛泽东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提高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毛泽东创建了世界上

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根据地的卫生工作要为军民健康服务，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1929年，毛泽东提出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7年12月，毛泽东为白求恩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努力创新并实践了极为有效的、综合性的“人民卫生观”，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注重疾病医疗，更重视卫生防疫，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注重社会保障和移风易俗，整治卫生环境，引导人民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把发展人民群众卫生事业视为党和政府的责任。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发展高潮时期，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地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1968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即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之歌

郭兰英 - 记忆的符号

为了让合作医疗制度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解决农民的看病就医吃药问题，毛泽东推动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遍地开花”。1968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 “合作医疗好”。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十二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三元到五元。”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政府在全国城乡组织开展了诸多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如宣传医疗和疾病防治常识，培训乡村接生员、保育员、保健员、赤脚医生等医务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保健站、产院、保育院等基层卫生组织系统，开展合作医疗等，还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树立许多模范标兵和农村卫生模范村在全国广为宣传。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泽东产生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1932年在闽赣苏区，面对当时严重疫情，毛泽东对时任红军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其重要。……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苦于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说：“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做斗争。”

1944年，毛泽东和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震在延安（图片来源：央视网）

毛泽东强调全民参与，主张预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他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 “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大搞卫生运动”，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还针对学生的健康问题做出批示，对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提出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

毛泽东指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设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开展，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负责。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如清扫街道、灭杀钉螺等。在政权治理层面，面对100多年来外侵内乱造成的鸦片等毒品为患和伪劣药品大量充斥市场的局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授权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便解决了旧中国长期解决不了并令世界各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强调采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在“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毛泽东指出，医学工作“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严肃批评了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医学“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即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基于这种思想，大量赤脚医生遍布城乡，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状况的新模式。毛泽东让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提出：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在革命战争时期，环境恶劣，面对根据地极为困难的医疗问题，提出 “中西医两法治疗”。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合作社中，“中西医结合”是合作医疗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曾经抵制、否定甚至极力取消传统中医药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府对中华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药采取了务实的肯定态度，坚决反对以西医理论作为衡量中医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提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提出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传统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并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在他看来，中医西医皆有道，是不可偏废的。他认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具体说就是，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繁衍，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提出“我来干”，其实是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

毛泽东重视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医药材的种植、流通，中医药典籍的保护、整理，中医师的培训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指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这种纵横古今、横跨中外的宏观思维和中医治病用药讲究整体辨证、君臣佐使，在思维特点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蕴，更能理解和认同中医隐喻的哲学内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有“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盲目否定中医，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随后，卫生部开展了全面讨论、批判，正本清源，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始终强调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医学遗产，加以继续利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提出要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除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保护人民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主导建立了高效的医药供应体系

毛泽东对贫困农村缺医少药感同身受，革命战争时期，更是因药品短缺受尽困扰，对药品的重要性自然认识深刻。不管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闽赣苏区、延安，他都非常重视药品的生产工作。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也保证了军民的健康，从而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后排右一）接见了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其他外国记者（图片来源：搜狐军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他对中医药的生产和配送十分重视，在1954年提出：“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备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和引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等均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况，在医药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毛泽东强调，不能以赚不赚钱来看药品医疗。他一直认为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品能否赚钱来衡量医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65年8月15日，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的汇报谈到药品问题时，毛泽东插话指示： “药品应当降价。”“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毛泽东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图片来源：深圳特区报）

毛泽东重视医药工业产业的发展。1953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从中央和地方、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196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说：（试办托拉斯）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1965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4月29日，毛泽东就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随后，北京等六大城市医药生产服务站成立，主要配合解决各医疗单位和市场急需的药品，安排“零星小包装、小规格、小批量”的“三小”药品以及特殊配方药品的生产任务。1974年，国家成立化工部医药局负责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这期间各省、专署和县、公社都成立了医药公司、医药站，负责药品的采购和配送。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他把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1-11 16:27:27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5-1-11 16:31 编辑

红医朱琏：撰写新中国首部针灸专著，毛泽东直呼：“针灸万岁！”
2023-02-07 16:48:44　来源: 绍亭纪实河南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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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琏（liǎn）1909年生于江苏，溧（lì）阳人，1930年朱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苏州志华产科学院。据说朱琏是石家庄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参加过石家庄最早一批的地下委机关，也撰写了新中国首部针灸（jiǔ）专著，也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且，朱琏还是石家庄革命十大名人之一。

一、谁说女子不如男

1909年江苏溧阳南渡镇，朱家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她就是朱琏，但对于她的到来，家中不悲不喜，平静得有些不对劲。原来，家中已经有了一男二女，朱琏的到来只会加重家庭的负担和责任。

朱琏的哥哥朱洪茂，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武术，性格豪爽、仗义、待人真诚。直到辛亥革命初，朱洪茂率先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当时的同盟会。但到1916年的时候，年仅36岁的朱洪茂不幸去世，从此家中开始走向败落。

此后，便经常会遭遇各种歧视，生活上的艰辛，让一家人直不起腰，十一年后家中唯一的男丁朱麟书也因病去世。家中生活更加窘迫，经济来源也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琏，心中早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主观意识。

二、人生的开始

而属于朱琏的人生也就从此刻正式开始。1924年，性格直爽的朱琏借助家中姐姐，朱瑞的毕业证去报考教员。因为她的成绩很优异，所以很快便被录取了。恰好因为两姐妹的相貌极其相似，才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

这时的朱琏才16岁，在别人还是家中的宝，温室里的鲜花时，她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当时的朱琏因为个子娇小且年龄也小，为了掩盖这些不足，她一直都装作一副很老成的样子。但是谁又能够想象得到严肃外表下的她，只是一个16岁的小女孩呢？

在朱琏做了两年的教员后，朱琏把攒下来的薪水都拿去报考苏州志华产科学院。凭借着她自身的努力以及刻苦的精神，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转身来到了上海的一家医院当医生，不久之后她便成为了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左陶希晋

这实力果真是不容小觑的，业余的时间也被朱琏利用了起来。一有时间，就会去阅读一些进步书刊，渐渐地她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及认知。除此之外，她还会经常将自己的工作收入，都寄给待在家中的母亲。

1929年，经过同学的引荐，朱琏认识了被通缉的陶希晋，朱琏对他敢于斗争、不卑不亢的精神，心生敬畏。除了同情陶希晋以外，更多的是一种不知名的情愫环绕在心头。期间，朱琏帮助陶希晋安家。经过许闻天的牵线，两人终于捅破那层纸窗户，并结成了伴侣。

二、开始革命活动

受到丈夫陶希晋的影响，朱琏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改变，暗地里开始了革命活动。1932年的时候，随着丈夫来到了正太铁路局，在这段期间朱琏表面上是一名医生，实际是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活动并且迷惑敌人。

朱琏到了正太铁路工作以后，对待这里的人就像亲人一样。时不时地就会帮助这里的工人，看病、接生等，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待在这里上班的这几年，出生的孩子十个就有九个是经过她的手。不少夫妻为了感谢她，还会让孩子们认她做干娘。

1933年的时候，朱琏和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一边在尽力地救治伤员，一边则用心地规划着抗日宣传。给当时不少的人都树立了一个榜样，那里的工人们都亲切称呼她为“朱琏大姐”。确实，她也值得这个称呼。

同年，原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汉平，初次来到石家庄开办日语培训班，并且向当时的进步青年以及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萍水相逢，让刘汉平和朱琏夫妇相识。

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直到1935年，经过刘汉平的介绍，她与丈夫陶希晋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如此，朱琏也成为了石家庄第一位女革命党员。说不佩服她的勇气是假的，如此勇敢果断的女人，注定了她今后不平凡的人生。

1936年1月，中共石家庄市工委成立，因为组织的需要，朱琏听从党的指示，将医院的工作辞掉，自己则在石家庄开了一个诊所：“朱琏诊所”。这个小小的诊所将作为市委机关联络点的存在。

同年3月1日，“朱琏诊所”在石家庄西横街爱华里一号正式开业。因为朱琏本就人缘好，在开业的时候，石家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庆祝。而该诊所开业之后，党交给朱琏的任务只要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搞好医务工作，扩大诊所的社会影响，掩护党的工作，并利用看病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组织抗日团体，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四、第一个任务

朱琏也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为了能够早日完成党交代的任务。她将看病当作拉拢群众的好机会。不仅对待病人热情，给予适当的关心。一有时间还会背起药箱在正太铁路和大兴纱厂给工人们进行义诊。

渐渐地，工人把朱琏当作朋友，很多的心里话都会讲给她听，想要获取她的一些建议。借此，朱琏便会热情地向工人们传播一些关于党的主张。显然，面对新鲜的事物以及新颖的思维，工人们都非常乐意倾听。

工人们爱听，朱琏自然也不会吝啬，和工人们聊得热火朝天。工人们听后觉得句句在理，心中的那股子劲，也悄然而生。所以，之后只要是朱琏组织的抗日活动，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们都会积极地参加，给予最大的支持。

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党的一些会议自然也是在这里召开。直中特委书记王卓如就常常扮成记账员、挂号病人在这里出没。各县的党领导人也会以求医或者卖药为由，来到诊所这里汇报工作进度。不管当时外面的局势有多么紧张，这个小诊所依旧风平浪静。

而当时的“朱琏诊所”，作为最重要的联络点，朱琏必定是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每天既要寻医问药兼义诊，又要负责党组织的秘密联系和活动。但即便如此，朱琏也从未有过抱怨，甚至还经常会走到街头奔走呼号，宣传抗日等。

五、朱琏诊所的庇护

为了能够更好地转移敌人的视线，朱琏的丈夫陶希晋经常西装革履、手握文明杖，十分的阔气。有的时候，还会经常约人去打麻将。朱琏也一样，在行医的时候，也结识了不少上层的名流。在与她们打麻将的时候，常会试探的谈谈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即便朱琏讲的都是党的抗日主张，不仅没有人怀疑朱琏是共产党，更多的是对她的称赞，赞扬她是一位爱国人士。有一次，美孚洋行行长的妻子难产，是朱琏给她做了剖腹产手术，才得以母子平安。夫妻二人对朱琏感激不尽，还让自己的孩子认她做干娘。

1936年底，终于还是有人等不及，对朱琏出手了。石家庄的特务机关怀疑，朱琏和陶希晋是共产党员，要求逮捕夫妻二人。美孚洋行行长一得到消息，就立马赶到警察局为朱琏夫妇辩护。不仅如此，还特地请了2个律师为他们辩护。

甚至到后来，警察局要进行全市搜查的时候，都会提前派人通知朱琏诊所。到搜查的时候，也只是装模作样般地随便看看，随后便一走了之。就这样，石家庄的秘密联络点算是保住了。中共石家庄市委的工作日益活跃。朱琏的名气也随之发酵，“朱琏诊所”更加出名了。

六、《北风》杂志最重要的作者

因为朱琏的影响力，陶希晋家中的几个弟妹先后也投身到革命活动。“朱琏诊所”的大部分收入都被作为党的经费和石家庄书刊《北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琏就是《北风》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上面许多稿件都是她连夜赶出来的，渐渐地，“朱琏诊所”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北风》杂志的出版社。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爆发后，日寇派一支飞机队伍对石家庄进行了全方位、猛烈的轰炸。同年9月底，石家庄沦陷前，朱琏带着仅剩的医疗装备和陶希晋，率领着正太铁路的工人游击队，西上太行参加抗日。

七、加入八路军129师

刘伯承派张浩政委在娘子关迎接他们，正太铁路游击队正式并入八路军129师，而朱琏则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因为当时129师的医疗设施匮乏，朱琏把仅剩的设施以及所有银元，全部捐给了129师。

1938年4月，日军又集结了三万多人，兵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在战斗过程中，野地医院和司令部断了联系。朱琏当即指挥战士们转移到隐蔽的地方，成功地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在师部干部大会上，129师参谋长倪志亮授予朱琏“刚毅果敢”的光荣称号。

1940年初，朱琏在蔡畅家里，遇见了两年未见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印象深刻的党员，热情好客地与其握手，并鼓励她努力学习中医，将中西医结合，搞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医学来。

八、刻苦钻研中医针灸

经过这次以后，朱琏便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话放在了心里，专心搞好自己的医疗卫生院工作。1944年，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朱琏才真正地意识到中医的重要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正式走进了中医针灸的大门。

朱琏利用自己学到的西医知识，结合在老前辈身上学到的中医知识，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当地的军民解决了不少的疑难杂症。使得他们不再深受病痛的折磨。当地的人们对她皆是好评如潮，备受敬仰。

在针灸方面，她果断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朱琏还发明了完全留针，总结并确定了19个新穴位。改变了指针和交卷疗法，她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创造出了我国新医学典型的成功案例。在针灸的研究方面，朱琏不论何时何地都在运用针灸给人看病。

九、编纂首部针灸专著

1951年3月，由朱琏编撰的《新针灸学》出版，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针灸专著。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先后被越南、印度、苏联、日本、朝鲜等8个国家翻译出版。除此之外，苏联还派来了3名医学专家，专程到北京跟朱琏学习针灸。

期间，朱琏还用她精湛的针灸技术，治疗好了朱德、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一些困扰他们多年的疑难杂症，对于朱琏而言这都不是什么大事。1955年4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接见朱琏。

十、毛泽东主席2次请吃饭

同年4月15日，朱琏便被毛泽东主席邀请共进晚餐。桌上只有几盘菜，并不算奢华，大家都兴奋地举起酒杯。毛主席也缓缓地站了起来，看了周围一圈，举杯道：“今天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率先接过话：“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这时，毛主席突然开口直呼道：“不是，今天是针灸万岁！”紧接着毛主席又说道：“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这次由毛主席组织的饭局，让大家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医针灸在主席心中的重要性。有了中央的关怀，解放初期，朱琏便办起了外国医生针灸班。将针灸知识传授于各国前来求知的医生。而这些医生学成回国后，引起了不少国家对针灸的热议。

1958年4月，毛泽东主席又一次在广州接见了朱琏。会谈之中他们聊起了有关于针灸的治疗、推广方面的情况。随之，毛主席便感叹道：“针灸大有名堂！”在这之后不久，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

而朱琏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关怀，更加坚定了研究针灸的决心。在当时因为朱琏的针灸，可是帮助了我国不少的领导人。1955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因病不得已需要手术，可是术后却患上了顽固性呃逆。

十一、发明“埋针法”

这时，朱琏用她发明的埋针法，为林伯渠诊治，成功地让林伯渠的身体得到痊愈。1966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广州突发旧病三叉神经痛，不仅痛意入骨，连饮食都变得非常的痛苦。朱琏立即赶往广州为其治病。

经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朱琏的针灸治疗法终于止住了疼痛。董必武也是两次对朱琏赋诗以表感谢之情，这首《又赠朱琏同志》，便是来自董必武的有感而发：

“万里传针灸，能人遍市乡。
随身带工具，行箧（qiè）即药囊。
大众皆称便，孤贫更不忘。
我邦古医术，赖尔好宣扬。”

1960年，朱琏的丈夫陶希晋从北京被下放到广西，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副主任。随后，朱琏也随之赶到了广西，任中共南宁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在这里，朱琏依旧是尽心尽力地做着针灸的研究。

十二、创办针灸研究组

1961年，朱琏在南宁市委的支持下，在南宁创办了针灸研究组，成为了广西独一无二的针灸研究机构。在这里，她大展身手，运用自己的新针灸理论以及独特的操作手法。朱琏还亲自带头开展了针灸治疗，不少的疑难杂症都在她的手中不攻而破。

即便朱琏现在身在祖国边境，但她依旧深受国家领导人的关怀。196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还让张云带话给朱琏：他很关心朱大姐，特别是关心朱大姐的针灸，希望她不要丢掉！朱琏得知后，更加充满信心了。

针灸研究组自创办以来就一直为民服务，治病不分贵贱，只要是患者朱琏就会一视同仁。不久之后，朱琏就因擅长治疗疑难杂症闻名。也被当时的人们誉为“菩萨心肠”。

朱琏的爱人陶希晋在广西创办了“五塘耕读大学”，而朱琏也随之创办了“五塘针灸医疗培训班”。医疗培训班是由朱琏和她的学生负责的，主要是平时授课以及带领学生们学习实践。在培训班学成的学员回到各自的乡村后，对当地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这里的情况也是深受上面的关注，对于他们这样的做法，广西党委高度重视，并组织全区各县、公社的有关人员到该地进行考察并学习。就连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副主席谭震林等中央首长都先后到达广西，专程到这里进行实地考察，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十三、针灸救人成功案例

1964年，朱琏在去“五塘针灸医疗培训班”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腹痛难忍，疼得满地打滚的农民。当周围的群众都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朱琏就简单地问了一下他的情况，做了一些检查。病人便渐渐地安静了下来，20分钟之后肚子也不疼了。

平时的时候，朱琏也会带领着学生们一起到工厂、农村以及部队去解决人们的顽症。记得当时在南宁罐头厂义诊的时候，厂里面有一位姓顾的师傅，因为车间繁忙的工作，以及天气温差的变化，哮喘病时常会发作，发作起来几乎是昼夜不得安宁，难以完全根除。

通过这段描述，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这其中的麻烦。而朱琏则是给这位顾师傅大杼（zhù）和膻（dàn）中穴做了“埋针”（安全留针）。随后，同学们又按照朱琏的指示，在风门、肺俞、璇玑、华盖等穴上轮流埋针后，一直折磨着顾师傅的哮喘就好了。

像这样既成功又匪夷所思的案例还有很多，就不一一道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针灸万岁”！在1969年下半年的时候，因为在极“左”思维的影响下，由朱琏一手创办的“南宁市针灸研究组”被撤销了，工作人员也被下放到了农村。

不过，即便是这样，依旧无法遮挡朱琏的光芒。很多的病患蜂拥而至地去朱琏家求医，就有了走廊、客厅、书房，人满为患的景象。而对于这些求医的百姓，朱琏夫妇也是非常热情，并且从来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试问：有谁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我看是寥寥无几吧！

十四、南宁针灸研究所挂牌成立

1976年元旦节那天，经过多方的磨难和波折，南宁针灸研究所终于正式挂牌。朱琏担任所长一职。1976年元月中旬，南宁市7.21针灸大学成立，朱琏兼任校长。第一学期由朱琏授课主讲，由学生许式谦和韦立富辅导和带实习，为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

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朱琏先后应邀广西中医学院和广西医学院，对学院的学员们做出了多次有关于针灸的专题讲座，而她也是深受当时学生的喜爱。但是，人生只有短短数十载，总有挥手告别的时候。

十五、医者不自医

1978年初，朱琏由于平日里过度操劳，身体终于扛不住病倒了，突发脑血管出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她的身体还不能挪动，最后凭借着治疗小组的积极抢救，终于将朱琏从死门关给拉了回来。也是得亏有这群优秀的学生。

在针灸的护理下，朱琏暂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不管是在医院治疗，还是在家中疗养，朱琏都依旧在编纂《新针灸学》，几乎是没日没夜，昼夜不分地赶写。最终，因为用脑过度，再次导致脑血管大量出血。

十六、落叶归根

这次她再也没有醒过来，于1978年5月18日在邕（yōng）江边的民权路104号大院逝世，享年70岁。按照朱琏早已经交代好的遗愿，2002年将她的部分骨灰带回了石家庄，落叶终归根，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归属。做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2006年，红医朱琏被评为“石家庄十大革命名人”。如今，朱琏和陶希晋的铜像依旧屹立在河北省双凤山英烈园，好像在展示着属于他们的荣耀。而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忘初心的敬业精神也将永远地传承下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1-12 15:31:36

教员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战地黄花分外香
2025年01月10日 17:43 北京
本文选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记载了毛泽东同志1958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普遍真理”和“民族形式”的关系，并透过艺术表现形式和革命表现形式的讨论，在哲学的高度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篇文章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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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2]，打到三八线[3]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4]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5]，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6]。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7]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8]。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9]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10]，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11]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一门[12] 。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13]，也要《阿Q正传》[14]。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15]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16]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17]。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根据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

[2]抗美援朝，见本卷第45页注[2]。

[3]三八线，见本卷第66页注[3]。

[4]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5]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解散。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7]桐城派，是古文中的一个流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由于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把他们和他们这一派的人称为桐城派。这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

[8]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资本家阶级一般地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设想没有能行得通。

[9]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10]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

[11]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七六二），公元七一二至七五六年在位。

[12]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他设立的六门课程（即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

[13]《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的长篇小说。

[14]《阿Q正传》，鲁迅小说的代表作。

[15]《毁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创作的长篇小说。

[16]西太后，即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九○八），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一八六一年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因住在西宫，所以又称西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同时又盲目地排外。一八九八年，她镇压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

[17]隋朝的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据《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唐朝的十部乐是：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其中，龟兹、康国、安国、疏勒、高昌都属于西域，高丽即朝鲜，天竺即印度。

[18]“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是由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提出的。他在《劝学篇·设学》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作为维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选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往期文章：

毛泽东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空前绝后的历史巨人

武当弟子 · 发表于 2025-1-13 06:45:16

内经叙：孔安国叙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只要学好现代科技知识就会知道什么是言大道也，就会知道中医的科学性在哪里，怎么操作运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1-22 17:03:15

我建议的电影结构如下：

首先，电影开篇，我觉得应该用字母打出：“1953年4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开紧急座谈会，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镜头一开始，周总理就说“毛主席昨天有一个重要批示，请我和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阅办”，下面就请胡乔木同志宣读毛主席的批示。
胡乔木开始宣读，然后逐渐过渡到毛主席的画外音：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
胡乔木阅读完毕之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主席对我们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推测和建议，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责任，尤其是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主席提出的问题很严肃，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抓紧改进和落实。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军委卫生部贺成部长首先说，主席这个批示首先指出了我们的错误，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党中央的政策，但是却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这个批评我可以接受，但是需要我进一步深刻反省和思考，以便有利于未来的工作。
彭德怀说：“我服从主席的指示，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黄克诚说，我执行主席和彭总的指示，一定能够落实到位。
胡乔木：我不像总理和彭总那么忙，但是，我对医学是外行，可以协助做好有关工作，不能独立担此重任。
习仲勋：虽然我去年才从西北局到中央工作，但是，主席这个批示我一定认真落实。
周总理：好，既然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就由习仲勋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当然你本身也有很多繁忙的事务，需要有一个“专职负责人”来做好有关工作，应该首先建立调查组、查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然后我们在一起沟通，进行逐项落实。
周总理话锋一转，习仲勋同志你觉得有困难吗？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吗？
习仲勋：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不二人选，他就是薛和昉先生。
周总理：奥？你说说看，这个薛和昉我有些印象，但是不是很细熟悉。
习仲勋开始介绍薛和昉先生。
第二幕
习仲勋在办公室与薛和昉交谈，调查应该如何进行？尤其是贺成部长思想上还没想通，你要多注意工作方式，治病救人，说服教育，有利于未来的医学事业。
薛和昉带领工作组来到卫生部进行座谈。
副部长贺成、王斌面色很不好看（他们都是外科大夫，为国家工作多年，立有大功），而且摆出来很多理由：
中医大都是学徒出身，识字不多，没有学历，素质很差，不懂解剖、不认识细菌、药物也没有实验依据，（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他们不知道血压、血球、循环、呼吸、消化、泌尿，这些原理都不懂，有人说他们是关门称帝的封建医、旧医。
难怪余云岫说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
因此，中医需要科学化，需要学习西医知识，我们举办“中医进修学校”，就是希望提升中医的科学水平，让青年人到北京医学院进修，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薛和昉一边听，一边记录。
回去见到习仲勋，讲了这些调查问题，习仲勋也感到问题很大，需要向周总理汇报，并且指示薛和昉到各地走走，听听老中医和大众的意见。
愚公先生写的调查报告有很多内容。
第三幕
章次公为林伯渠看病，毛主席接见章次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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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
关于中医研究（符合科学化）、中医进医院、西医学习中医、鼓励中医师带徒（人才培养），举办中医学院的“系统建议”、未来战略规划。
这些建议，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逐渐形成共识，上报毛主席。
第五幕
中医研究院成立大典，表彰中医成果。
第六幕
习仲勋与薛和昉交谈，说他为中医发展建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但是国务院的事情也需要他，所以劝他不再担任中医司长，回到国务院。
薛和昉服从组织安排，建议请南京卫生厅吕炳奎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两个人在办公室谈话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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