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哲学与科学基础研讨会

曹东义 · 发表于：2016-12-22 16:35:15

生成哲学与科学基础研讨会暨金吾伦先生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50周年座谈会通知

今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创始人、首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深专家金吾伦研究员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50周年。为进一步深入金先生开创的生成哲学和就科学基础展开的研究工作，传承金先生和本会老一辈专家们自然辩证法领域研究成果，我会拟召开“生成哲学与科学基础研讨会”并与学界同仁和金先生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一起就金先生从事自然辨证研究工作50周年的治学精神、学术成就和丰富研究经历展开座谈。特邀请您与会并与代表们分享您就相关议题独到的见解和心得。
会议议题：
1、生成哲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和现实价值；
2、“科学基础”的新内涵及其研究价值；科学的公共政策基础；科学的“比特”基础；
3、信息文化与信息哲学；
4、《自然辩证法》课程在理工类大学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
5、学习自然辩证法心得及课程论文主题；
6、金先生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50周年纪事；
7、与金先生一起合作研究的那些课题和背景情况；
8、师从金先生学习与研究若干趣题。
会议地点：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三层报告厅
会议时间：2017年1月8日。
联系人：江洋（jiangyangbj@163.com)，喻佑斌（youbin@chinosophist.com）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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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12-22 16:36:23

江洋，喻佑斌先生：

你们好，听说即将召开金吾伦先生倡导的生成论学术会议，很高兴有这样的盛会。
今奉上一篇文章，请批评指正。
曹东义
2016、12、22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12-22 16:37:27

依靠生成论，破解中医传承困局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摘要）

优秀中华文化，启迪了中医的思想，给了中医看世界、论健康，诊治疾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方法就是“生成论”。中医的整体观是一个“大整体观”，包括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人与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的形体与精神密不可分，局部与全身是一个整体，中医的整体观是“时空共存”的整体观，这是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价值，是西方医学偏重人的形体结构所不能比拟的。
用西方医学“结构决定功能”的空间解剖为基础的观念看中医，认为中医不规范、不科学，造成了中医自身价值观的迷失，成了“被聋瞽化”的医学。也就是认为，中医发现不了疾病，不能诊断，也不能评价治疗效果。从《医林改错》自打耳光开始，中医逐渐走向不自信的道路，由此开始逐渐滑坡，造成了乏人乏术的局面，基层中医人员传承困难，“进城看中医”已成不争的事实；城里的中医严重西化，以西养中也是当前的弊病。
笔者认为，破解中医目前面临的困境，需要“理论自信”来促进“疗效自强”，依靠“传承自觉”助力“体系自立”。要做到中医事业的复兴，必须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政策是中医发展的天，民众信仰是中医事业发展的地，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中医人的自觉、自信、自立。
中医辨证论治，可以无缝对接“治未病”，它的治疗措施是低碳环保的，也是可以“杂合以治”多元和谐的。而很多化学合成的药品，既是大自然的异物，也是人体不能用来发展自身的有害因素，因此，远远不如中医药安全可靠。
中医是道术并重的自然国学，低碳环保的国医，是原创的医学体系。

中医之所以是我国原创的医学体系，首先是因为它有很多独特的医学理论。比如“人与天地相关”的整体观念，“四诊合参”的诊断技术，“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等，都是凝聚着古人哲学智慧的医学思想。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讲的是生成；《河图•洛书》也是生成，天生的地来成，地生的天来成；《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也是生成。《内经》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对中华生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用到人的生命领域。这种思想，延续了几千年。
研究生成，必须依赖环境；研究构成，不必考虑环境。这是东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显著差别。在《圣经》就是法律的语境下，一切都是神造的，所以西方不能研究生成，只有从构成做文章。布鲁诺如果在中国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绝对不会被烧死，但是，有可能不被理解。
东西方文化差异，也是东西方医学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
研究中医理论，从空间构成说不通
人体有结构，也有功能。西医从解剖器官开始研究人体，按照形态结构的特点去研究器官、细胞的功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方法，但是这种研究侧重于形态的空间结构，对于同样属于“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因素几乎没有考虑，所以就会遗失很多重要的元素，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局限而片面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这种单纯重视形态，忽略时间状态的研究方法奉为圭臬，对于时空因素同时把握的研究方法加以排斥，得出了很多不正确的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对于中医学术的不理解和排斥。比如证本质研究、脏腑本质的研究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就难以取得符合中医本来面目的结论。
笔者认为，通过研究中医的藏象理论，可以看出中医认识人体的方法，也有助于阐明中医的脏腑本质。
时空整体生成，是中医的认识方法
人类的进步免不了渔猎生活，屠宰牲畜、熟食内脏也是古人的常识。因此，中医前辈对于人体肉质器官的认识，应该很早就已经明晰了。但是，他们没有从解剖的道路上前行，而是按照“藏象”的认识方法，构筑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素问•六节藏象论》首先从天地人的关系开始论述，讨论天地之气对人健康的影响，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天与地相比，天在上属阳，地在下属阴。天气的变化十分复杂，难于把握，但是可以通过草木万物的颜色变化来把握；地气的变化也很复杂，不容易把握，也可以通过草木万物的滋味来了解。
通过“五色”了解天气，通过“五味”了解地气。这里的“五”不是“五个” 数目字，而是“一分为五”，是对整体的概括，因此“五就是全部”，五色代表全部的颜色，五味代表全部的滋味。
因此，岐伯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色味分别入五脏，人与天地相关
天色随时而变，地味随时而异。《素问•五藏生成论》说：“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碱。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五色、五味代表世间万物的属性，它们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并非杂乱无章，而且和人体联系十分密切，井然有序，有规律可寻。五色入五脏，五味入五脏，其实质是人与万物相联系，天地万物是一个有序的整体。
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就是时空的有序性和整体性。
单纯强调空间的有序性不行，只说时间的有序性也不正确。只有把时空结合起来表述，才能准确说明天地万物的有序性。
因此，黄帝问岐伯“藏象何如”的时候，岐伯的回答，不是从五脏的结构特点来论述，而是从每一脏与自身形体结构的关系、与神态功能的联系、与自然界的关系进行说明。他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从岐伯的回答里，我们看出了中医的特色。但是，如果按照还原论、形态决定功能的观点来看，就会认为岐伯“顾左右而言他”，属于“文不对题”。因为从解剖和生理功能的角度，一提到“心”，首先看的是心的结构，再说心的功能，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夏天的气候联系起来。
打开腹腔，人们看到的五脏，不用细看，一定不是五个颜色，也不会是五个温度、五个滋味，更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五个方位”、“五个声音”、“五个情绪”。
也就是说，按照解剖的方法，按照实际测量、观测的指标来看，中医的脏腑、藏象理论都是错误的，属于“人为安排”的虚假论述，经不起“实证检测”。但是，按照生成论的观点，世间万物皆生于无，随时空而有所不同。人是天地之间最有灵性的生命，人的出现和消亡，也是时空转化的结果。
“时空共存”，是生命的重要特征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由天地构成的空间，由四时形成的时间，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条件。只强调空间重要，或者只认为时间可贵，都不是全面的观点。
中医认为，五脏构成的三焦，凝结着时空双重元素，这与五方四季的布局一样，决定着人体气血阴阳的生长化收藏，也决定着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升降出入，生生不息。因此，无论肝肾肉质器官的实际位置，是在脾胃的上边，还是在脾胃的下边，或者在同一高度，并无实际指导诊疗的意义。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肝肾永远处于下焦，脾胃必须在中焦，这样才能保证时空的有序，生命的升降出入正常运作。
三焦时空气化运行正常，人体的健康才有保障。
人体时空运化失常，就会产生疾病。百病之生，既有空间的升降失调，也有时间的寒热差异。
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的八钢辨证分类，既需要分清空间运行的滞碍，也需要辨明时序寒热的错位。当其位，得其时，无太过、不及，则属于正气，人体和谐无病。失其位，非其时，就是邪气，邪气存则正气损，人体就偏离了健康。
“时空同调”，是中医治疗的特色
药物的四气五味，不是其在自然界被测量出来的物理量，而是对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作用，时空总体趣向的概括。
药物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的性味，都凝结着时空的性质，具有驱动或帮助人体升降出入的作用。
天地之大，不外时空；人体虽小，也一时空。
人体与天地万物相联系，各种联系尽管纷繁复杂，但是不外乎“时空”对应“时空”，也就是每个主体的人，以生命的整体，对应着天地万物的整体。
人体对万物的认识，必须通过眼观五色，口尝五味，手摸体感寒热温凉。中医把复杂的事情概括起来，“大道从简”提纲挈领，把这些认识在实践之中反复印证，逐渐得出减毒增效的理性知识，成为代代相传的药性理论。
总之，“时空共存”是由“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衍生而来，也是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价值，它关系到中医对于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是指导中医诊疗的基本理念，值得大家重视。
中医在近代的衰落，虽然原因很多，难以一一细说，但是“理论不自信”占有突出地位，这在中医遇见西医之后表现得极为显著。笔者认为，复兴中医需要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体系自立，这四者互相关联，彼此影响，其中“理论自信”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理论自信，就难以有疗效自强，中医人也不容易做到“传承自觉”，中西医并重的“体系自立”也难以落到实处。
2015年3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第二届国医大师李士懋教授关于中医传承发扬的文章，其核心内容是中医理论如何传承，并且提出了各种科研必须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否则无论冠以何种名目都不属于对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扬。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值得大家深入反思。
“理论自信”是历代追求
中医的理论奠基著作《黄帝内经》，以黄帝和岐伯的问答，旁征博引天文地理，兵家农学，阴阳五行等知识，讨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问题。《难经》作者围绕脉学、脏腑经络、临床诊治等，旁通问难，反复讨论，不懈追求。
《汉书•艺文志》把医学分成医经、经方不同流派，并概括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医经家对理论自信的追求是很明确的，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就无法判断病情，举手动口皆错，不仅临床疗效不能提高，甚至会成为杀人不用刀的庸医。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经方家以传承有效方药为宗旨，但是要想用好方剂，不精通药性理论，不知道疾病的寒热虚实，也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失治误治。因此，《汉书》的作者讥讽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由此可见，医经、经方两派共同的特点是必须通过理论精通，才能达到疗效自强。
张仲景面对伤寒病流行，死亡率很高的局面，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过艰难的探索，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他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才撰成了千古名著《伤寒杂病论》。
金元医学代表人物、温病四大家，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也是疗效卓著的医学人物。
面对冲击失去“理论自信”
当中医遇见西医的时候，很自然的形成了鲜明对照，两者对于人体结构、健康模式、疾病标准、诊疗思想都有明显的不同，应该是自成体系，互补短长，相得益彰。但是，回看历史过程却不是这样。
首先，在北京行医40年的王清任，于1830年出版了《医林改错》一书，这本书对中医界的震撼，不亚于《天演论》在中国近代的影像。只是前者发表的时候，中医界阵容完整，名医、名药、好疗效还都“名不虚传”；后者发表的时候，华夏大地已经千孔百疮，几乎沦入全面崩溃的边沿。
按照西医解剖的标准，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立即受到质疑，“医虚”、“药虚”，“废止旧医以扫清医药之障碍”的“医学革命论”，从舆论旋风，逐渐到政府提案，再到文化学者把中医骂成“有意无意的骗子”，阴阳五行受到前所未有的围攻，脏腑经络、辨证施治、方药组合、临床疗效都成了被怀疑、被批判的对象。
中医在周围一片怀疑声中，其社会地位动摇了，中医行业不再是社会精英“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的首要选择了，学术逐渐萎缩，阵地逐渐缩小，一壶汤药似乎可有可无，大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趋势。
理论“装聋作哑”造成学术萎缩
有攻击中医的人说，中医历来不明脏腑解剖，没有病理、药化，说不清人们患的是什么病，“缺乏谈论人的资格”，应该废止，或者逐渐告别中医药。
在日渐精细的“破碎化”人体研究面前，中医的话语权越来越小。在疾病模式的物理化学诊断之下，中医几乎成了聋子瞎子，既无法发现疾病目标，也不能评价治疗效果如何，一下子就变成了二级以下的“补充学科”。
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聋瞽虽有精艺，如何吸引青年？
中医的“聋瞽状态”是被抹黑的结果，而不是其自身的特点。看世界可以用望远镜，也可以用显微镜，但是，不能说用肉眼看到的世界是错误的。用英语，用汉语，都可以发表对人体的认识，不能因为“气”、“阴阳”、“五行”无法用英文准确翻译，就说它们都是“伪科学”。
中医看不见西医说的病，这不要紧，因为它与中医诊疗关系不大；中医有自己关于疾病的标准，并且可以反复验证，也可以互相交流，世代传承。
中医说的病，不是仪器的报告，不是纸上打印出来的数据，而是病人可以感知，医生能够判断的异常情况，也就是病人求助医生时的痛苦。它可以是症状、也可以是体征，还可以是医生概括出来的某种概念。前两者好理解，后者稍微复杂一点，可用疾病性质、阶段来概括病名，比如热病、伤寒病、温病、太阳病、少阴病等；也可用疾病特点、有效方药来概括，比如狐惑病、百合病等。
中医关于疾病的命名，既有确凿的证据，也指导临床诊治，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即使属于症状的病名，比如咳嗽、头晕，腹泻等，不管它在西医那里还可以“精细诊断”为什么疾病，只要中医在诊治的过程之中，抓住这些症状，消除了这些症状，就属于医学行为，是有效的治疗，是有利于患者恢复健康，维护健康的有力措施，应该坚持、尊重这些医学行为，而不应该笼统地斥之为“粗浅”、“不准确”、“不标准”、“不科学”。让中医“精确”、“标准”的初衷，也许是为了“科学化”，但是其结果是让中医无所适从，自认为属于聋子瞎子。必须按西医的“科学标准”去“邯郸学步”，不仅没有把中医“科学化”了，而且造成了中医学术的不断萎缩，自立已不能，“卓然迈大步”就更困难了。
“理论自信”来自知己知彼
中医做到理论自信，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应该知己知彼。所谓知己，就是要精通中医理论，知道中医的特色优势所在，了解历代中医发展的脉络和原因，恰如邓铁涛先生所说“只有根基牢固，才能千年不倒。”
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做到深入了解中医自身的理论特点并不容易，因为中医尚未被科学共同体所接纳。《孟子•滕文公下》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齐也，不可得矣。”李士懋先生说过：“别人都在裹小脚，你不裹小脚，嫁得出去吗？”
其实，西医很多学说只是学说，并没有在临床上认真执行。比如，抗生素的使用，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致病的微生物，培养之后做药敏试验，据此选择最恰当的品种。但是，目前全世界都不实行这个最合理的方法，是因为临床情况很复杂，体内的状态远不是体外实验所能模拟的。感染的因素也绝对不是微生物决定一切，机体的抗病能力长期被低估了。
内科慢性病能说清楚物理化学因素的很少，一人多病，一病多因，依靠单一化学药物进行替代、对抗，虽然可以有一定效果，可以控制病情的急性发作，但是，要想去掉这些慢性病就困难了，很多病被判为需要终身服药，而且要服很多种药，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颇不容易说清楚。
精细体检的结果，使那些年龄稍大的人都有不同的的疾病，严重地加大了看病难看病贵。那些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的化学合成药，既是大自然不存在的人造物质，也是人体的异物，生产的时候污染环境，吃进去污染身体，终身服药，弊端很多。
疾病医学，属于靶点医学，没有诊断就不能进行治疗，因此，疾病医学本身是排斥治未病的学术体系，远远没有辨证论治的思想先进，更没有养生保健的具体措施。中医药养生保健，让人远离极限运动，保卫健康，防患于未然；在身体稍有不适的亚健康阶段，就可以调畅气血，纠正亚健康；在患病之后，通过调控状态，影响形态，从而扶正祛邪，帮助人体恢复健康。
因此，中医是全方位维护健康的医学体系，它使用的治疗方法，无论是药物的还是非药物的措施，多是环境友好型、低碳环保型的。刘延东副总理说中医药具有五大资源优势，这个评价是中医达到理论自信的正能量。
我想，假如王清任先生活到现在，看到了如今中医界的状况，他一定不会再捶胸顿足地主张“医林改错”了，因为他的很多有效方剂与精细解剖学没有多少关系，也没有得到定性定量化学分析的有力支撑，其组方原理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他一定会大声疾呼，重视气血理论，把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的临床运用经验总结出来，奉献给广大中医，以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不断发展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历史上中医的传承，兴衰相继，断断续续，高潮低谷连绵不绝，坎坷发展到如今，既有师徒相遇的偶然性，也存在着学术发展的必然。
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后继人才的培养。然而由于用西医模式管理中医，乡以下的中医传承日渐困难，三级卫生网中医网底出现了漏洞，造成了必须“进城看中医”的困难局面；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造成了中医制剂创新越来越难，城里的中医必须“以西养中”、“中医院不姓中”。这与《宪法》规定的发展传统医药不相符，也使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难以实现。
回望历史，面对现实，如何实现中医传承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保障“中医体系自立”必不可少的措施。
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
《内经》说：“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轩辕黄帝的时代也需要医学救助，只是那时的知识积累和传播比现在困难得多，因此也就格外珍惜医学人才的选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保于无穷，流于无极”的大事，既不能“得其人不教”，也不能“传非其人”。黄帝谦虚地说自己德能不足，不能作为恰当的传承人，但是自己有管理资源，可以领导、决定这件事的落实情况，用行政力量保障医学事业的长盛不衰。
黄帝关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政方针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医历代的传承过程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扁鹊、仓公的记载，就说明了中医传承的过程。
扁鹊“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扁鹊是客舍的主管，他对神秘客人长桑君感到神奇，这没有什么意外。令人惊奇的是作为客人的长桑君，他认为“扁鹊非常人”，考察了十多年，才悄悄地把“禁方书”传授给他，这种慎重态度就是黄帝对岐伯所说的不“失道”。
仓公淳于意早年拜公孙光为师，深得其传；公孙光觉得淳于意人才难得，“必为国工”，就把他介绍给另一个高明的医家公乘阳庆，并得到他的器重，使淳于意的医学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在仓公淳于意的心目之中，公乘阳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学家。但是，公乘先生“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而且告诫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如果公乘阳庆先生保守，他就不会轻易把医学知识传授给仓公，而应该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如果说公乘阳庆不保守，那么他为什么不肯把医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孙，而传授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假如公乘阳庆遇不见淳于意，他传承中医的方法就只有著书立说了。书籍是文明的载体，所谓“文明”，有文才明。隔代的读者，只要情思一致，就能心心相印。因此，《黄帝内经》多次提到要把医学的道理，“著之玉版”，“藏之金匮”，或者放置于名山石室，储存于灵兰之屋。千年等一回，只要有缘人。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一个谁乐意从事就可以做好的职业。医学关系到人的生死，不聪明善思做不好医生，心中没有大爱只考虑钱财也不是学医的材料。把医学这种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宝贵知识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就低估了医学的社会价值，明珠投暗，会造成学术退化，学科的衰落，属于“慢泄天宝”。假如传给罔顾病人死活，一心经略钱财的人，就不是“慢泄天宝”的问题了，而是等于犯罪。
长桑君告诫扁鹊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但是，扁鹊后来不仅收了几个徒弟，而且还有《内经》《外经》等著作流传下来，他难道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就冤枉了扁鹊，也没理解“泄”真正含义。只有“传非其人”，才是“慢泄天宝”；见到了合适的人才，不传授就是“失道”。在不“失道”与非“泄天宝”的条件下，扁鹊授徒著述，开创了中医学术传承的先河。
扁鹊“有医无类”，无论病人贵贱贤愚，只要有缘，一概救治，但是他选择传授医学知识的对象很严格，绝对不是孔夫子开门办学那样的“有教无类”。扁鹊认为，嫉贤妒能的秦太医令李醯就不是传授对象，宁肯惹来杀身之祸也不能把医学的真谛传授给他。
现代中医，来自高考
兴办中医学院，开创了学历教育，这是中医与时俱进的体现。但是，很多学生高考之前对中医的知识基本不了解，或者只从“良药苦口”的经历接触过中医中药。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在家长和亲友的劝说之下，报考了中医学院。满堂灌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使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学子，如坠五里雾中。
本来就没有思想准备，也谈不上对中医有多少感情，再加上老师说中医就是这么朴素，古代科学不发达，技术落后，你们就凑合着听，慢慢熬着毕业就是了。
学生看到有成就的教授都做动物实验，发表的论文全以SCI为时尚，问问方药为何会治病，得到的答案是等着化学分析研究的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医医院工作，却只让在病房里写病历、抄方子，独立应诊需要等到晋升中级职称之后。
看到一起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无论经商的还是做行政，都事业有成，身居重要岗位，自己仍然没有把中医学明白。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中医的诊断都不算数，无论打官司还是写论文，都必须前缀一个西医的病名，动不动就要求大数据、随机双盲对照，有限的课题经费捉襟见肘还是幸运得来的机会，熬到六十才算中医成才。时代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医成长之中的人才，真是无可奈何各种法律法规，只能感叹自己没赶上历史的好时光。
带着感情，才能学好
张仲景贵为长沙太守，他坐堂行医的初衷，是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并且把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超才能，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皇甫谧、孙思邈学习中医，研究方术，是因为自己有病，体质虚弱，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
葛洪、陶弘景学习中医，是因为崇尚得道成仙，又关心劳苦大众多有疾病困扰，因此著医方，研药物，都把“学以致用”作为原则。
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都怀揣着政治理想，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悬壶济世，普度众生，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报效祖国养育之恩。
即使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的时候，李东垣见到矢志医学的罗天益，他这个师傅拿出钱来，让徒弟回家安置好妻子儿女之后再来学医。罗天益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他不好意思要老师的钱财，来回推搡之中，李东垣动了肝气，他说：“我把比钱重要得多的学问全都给你了，对此尚且不吝惜，何况这点小钱呢?你不要再推辞了。”东垣先生所期望的事情可想而知了。
李东垣临终前，把一生所写的书稿清检、校勘，分卷装函，按类编排，摆列在书案上，嘱咐罗天益说：“这些书籍交给你，不是为了你罗天益和我李明之，而是为了天下后世人。希望你谨慎保存，千万不要让这些书湮没于世，要把它们推广使用。”东垣先生去世之后十七年，罗天益说老师的教诲好像还在耳边回响，回忆起来更有新意。东垣先生得到所寄托的人了，师徒之间有一种心灵的默契。
罗天益没有违背“传道”的承诺，从李杲习医多年，得其精髓，后升为太医，著有《卫生宝鉴》二十四卷，整理李东垣的遗作，著成《东垣试效方》九卷传世。诚如元代文人砚坚《东垣老人传》所说：“君之学，知所托矣！”
政策扶持，传承可保
建国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兴办中医学院，鼓励中医师带徒，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学生，比照师范生的待遇，免收学费，给与生活补贴。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时候，培养了大批半农半医式的“赤脚医生”，他们扎根在基层，治病救人，经验丰富，然而如今大多年事已高。1999年施行《执业医师法》的时候，说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旧证可以换新证。体制之内的医生，因为有旧证，所以可以幸运地换了新的医师证，乡以下的农村中医从来没有发过证，所以一夜之间无论行医多少年，都成了无证行医者。由于他们很多人没有正规学历，也就没有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资格。从有证到无证，再从灰色无证行医到黑色非法行医，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这样的人，尽管满身学问，但是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子女不会跟着学，也不可能有徒弟，中医在基层的传承，出现了巨大的障碍，
乡村中医是历代中医创新的基地，那里最适合中医的简便诊疗。应该从保护原产地的高度保护民间中医，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老中医配备传承人，给予民办教师那样的工资补贴，把中医的根留在民间，把三级卫生网的中医网底补牢。
应该把中医的知识普及给中小学生，不应该到了大学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中医的学术特色，从而让新入学的大学生学中医，比学外语还困难。
承认中医对于人体、健康、疾病、诊疗、方药的合理合法性，不用西医西药的管理方法要求中医，让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使其充满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这样做即使不能产生规模化的工业产值，也可以为国家和民众节约很多血汗钱。
中医属于低碳环保的学术体系，也是道术并重的国学，理应受到尊重，保障传承。
2016、5、19
2016、12、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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