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梦孙院士之健康系统观：《系统·生命·疾病·路线》

俞梦孙院士之健康系统观：《系统·生命·疾病·路线》2014-05-20 俞梦孙院士 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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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命·疾病·路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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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ife·Diseases·Route

　

俞梦孙②

　　【摘要】 本文以系统论叙述了生命是功能强大的自组织系统，它具有自发地走向有序结构目标：即达到健康身心状态的功能，以及适应环境的自组织性；当发生疾病时，这种走向有序结构为目标的自组织性，体现为对病痛的自修复性。文章详述了呈井喷态势的慢病是机体长期超负荷应激反应导致的整体内稳态失调、失稳所致，因而提出了以恢复整体健康为目标的健康医学模式。初步实践已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Abstract】 In the paper, human body is described as a powerful self-organizing system based on the systemic theory, which presents the ability of moving by itself towards the ordered structur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possesses the self-organization to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s. As diseases happen, the self-organization is embodied as the self-healing to illnesses. The well-spitting chronic diseases are thought by the paper as the result from the overall disorder of the homeostatic caused by long-term overload stress reactions. Therefore, a health medical model which aims for restoring overall health status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has been proven to be efficient and feasible by the preliminary study.

　

　　【关键词】 自组织系统，自修复性，慢性病，整体健康, 健康医学模式

　　【Key word】 self-organizing system, NCD，self-healing, overall health status，health medical model

　

要目 　 　1 系统 　 　2 生命是功能强大的自组织系统 ! f% V. ?$ o9 U/ O8 h' ?* T, B 　 　　2.1 维持健康功能 　　2.2 对环境变异适应的自组织性 　　2.3 机体发生疾病时，自组织功能体现为祛除病痛的自修复力 　 　3 认识慢病 　 　　3.1 生理性应激反应 　　3.2 超负荷应激反应 　　3.3 衰竭性应激反应 　 　4 对待慢性病的两种途径——提出健康医学模式和人类健康工程生 　 　　4.1 两种对待慢性病的途径 　　4.2 健康医学模式 　　4.3 人类健康工程 　 　5 结语 9 y/ Z: I! @& B7 k, A8 C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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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

　

　　创建系统学(Systematology)是1979年10月由钱学森先生提出的[1]。

　　100年前，恩格斯指出：“仅仅停留在分析方法上是不够的，应该把客观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在相互关联中的变化过程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用现代的名词就是“系统”。

　　提到系统，钱先生认为，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 1932)是探索系统普遍规律的第一位科学家。

　　20世纪30年代，贝塔朗菲感到生物学研究从整体到器官，器官到细胞，细胞到细胞核、细胞膜，一直下去到DNA，还要往里钻，越钻越细。他觉得这样钻下去，越钻越不知道生物整体是怎么回事了。现代生物学已经进入分子生物学水平，但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仍然对它一无所知，好像越来越渺茫。所以他认为还原论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不行，还要讲系统、讲整体。

　　经过30余年研究，贝塔朗菲在他1968年的著作《一般系统论》中对系统作了如下概述：系统是由许多相互并联、约制的各个支部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并且具有时间维的动态性以及空间、时间、功能上的有序性，而且系统本身又是它所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他特别提出，生物跟非生物系统不一样，非生物是越来越趋向于杂乱无章，但生命现象却相反，越来越趋向于有序；而生命一旦停止，这种有序也就被破坏了。

　　所以贝塔朗菲又提出，生命现象是有组织、有相互关联的，是有序的，有目的的。在他创立的“一般系统论”中，把生命现象的有序性和目的性同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联系起来，即目的性是指系统要走向最稳定的系统结构，并且正因为系统有了有序性，才使系统结构稳定。

　　贝塔朗菲的上述观点，实际上已经在描述生物系统在向环境开放前提下(系统与环境间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耗散结构性”与“协同性”，从而已经涉及到生命是自组织系统的性质。后来德国物理学家Haken(1978)等发展了“自组织系统”理论，并用物理模型揭示了自组织系统“目的点”和“目的环”规律。

　　但是钱学森先生多次指出，生命系统，特别具有高级心理活动的人的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和一般的物理、化学的巨系统不同，后者还有协同论之类的理论来处理，而对人体这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现在还没有合适的理论。

　　于是，在1990年，钱学森先生根据他始终贯穿在自己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综合集成思想和方法，提出了解决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后来钱先生又根据“实践论”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又将其改变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实践已经证明，当前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就是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从科学发展的过程看，这个方法论是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既超越了还原论，也发展了整体论，是系统学的一种新的方法论。

　

2 生命是功能强大的自组织系统

　

　　人体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自组织系统的前提是开放。正因为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从环境中吸取有序能，并向环境排出系统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无序能。而系统内的无序能又可以用熵表达，因此尽管系统内部在生命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熵，但系统开放的前提使整体系统成为减熵和有序能增加的过程。在系统内有序能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会自发地转变为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状态，产生一种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这就是生命的自组织性，学术界也称之谓系统的耗散结构[2]。

　　后来哈肯进一步证明，作为自组织系统，一定存在系统变化的“目的点”或“目的环”。在具有自组织行为的系统中，当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有序能后，系统中相空间随时间变化的方向要走一种有序结构的点，即系统的“目的点”，不管从空间的那一点开始，系统终归要走到这个代表有序结构的“目的点”上来。系统的“目的环”则是指在更复杂的情况下系统的有序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而往返重复振荡的，即在相空间有一个封闭的环，这就是系统的“目的环”。

　　哈肯认为，系统存在这种以有序结构为目的性行为的关键点，在于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它们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互相协作，自发产生出有序结构，即自组织行为，具备这类行为的系统叫作自组织系统，而将机体中各子系统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走向协同地“目的点”，这“无形之手”，即是自组织系统中的“序参量”。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能真正的发现机体自组织系统中所存在的具体的“序参数”，并且恰当地运用“序参量”，将会在人类健康和祛除病痛上起关键作用。

　　奥地利物理学家E·薛定谔在他的名著《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中写道：“生命以负熵为生”，“新陈代谢的本质就在于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当它活着时不得不产生的全部熵”，“从而使它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而又低熵的水平上”。将薛定谔的观点与人体自组织功能联系起来看，也可认为，机体的自组织功能是以机体的负熵状态为前提，只有当机体处在负状态(充足的有序能)情况下，机体才能处在自组织状态，才能充分发挥出机体自组织系统应有的功能。

　　从人一生的健康和疾病的角度看，人的自组织功能可概括成以下3个方面：

　

2.1 维持健康功能

　

　在人生命各个时段，使身体中各子系统协同地走向生命各时段应有的有序状态，体现为生命各时段功能和结构完善的健康状态。这就是自组织系统自发地走向“目的点”功能在维持健康方面的体现。

　

2.2 对环境变异适应的自组织性

　

　　早在19世纪著名生理学家Bernard就提出过生命存在的两个环境，一个是不断变化的外环境，另一个是相对稳定的内环境。这种内环境的相对恒定功能是机体生存的首要条件。这应该是生命适应环境最初的自组织性描述。Cannon进一步拓展了Bernard观点，提出了稳态(homesstasis)理论。Cannon的观点是当机体受到内、外环境因素干扰时，机体可通过复杂的负反馈调节机制使各器官、系统协调活动来维持相对稳定状态。这就是机体对环境变异适应的自组织性。我们自己的体会是：人体对环境变异的自组织性是分阶段和多层次的。从适应环境的阶段说，先有为适应环境变异的功能自组织，然后进入结构的自组织阶段。这后面的组织结构自组织，实际上属于组织结构的重建(Remodeling)阶段。

　　本文在后面还将提到，人体对环境变异适应的自组织按机体反应程度不同，存在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自组织。粗略地可分成生理性、病理性两种自组织。生理性自组织是指适应环境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上的重建，这种重建不会影响生命功能的其他方面，从而使机体有更高的内稳态水平，是促进健康性质的自组织，是我们应该充分运用的功能。病理性自组织是指机体虽然已经形成了为“适应”环境变异的组织结构上的重建，但由于它是以牺牲机体其他暂时“不重要”的功能为代价的重建。病理性重构的持续发展，会使暂时的次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主要矛盾，进入疾病状态。所以，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自组织功能。

　

2.3 机体发生疾病时，自组织功能体现为祛除病痛的自修复力

　

　　除意外伤害外，疾病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

　　急性病可认为是环境变化的刺激强度超越内稳态范围所造成的反应，超出了机体原有的自组织状态的结果。这时如果患者原来的自组织功能在正常区间，机体就会自动地启动自修复功能，使机体回归健康。

　　机体发生各类慢性病本身实际上意味着机体自组织功能已经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机体的有序能(负熵流)，使机体自组织功能回归常态，这时自组织功能体现为可祛除各类病痛的自修复能力，使患者恢复健康。

　　实际上机体对自身病痛的自修复力可看成自组织系统自发地走向“目的点”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体各组织系统功能和结构的有序化完善状态，本身就包函着祛除无序化。病痛可看成是机体功能结构上的无序化部份，机体到达有序化状态的过程本身就包函着祛除病痛的含意。

　

3 认识慢病

　

　　在上述生命自组织功能认识基础上，就能从系统论角度认识慢病，从而提出符合慢病规律的解决方略。

　　总体上，包括癌症在内的所以慢病起源于长期超负荷应激反应所造成的稳态失调、失稳所致，因而慢病是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体现。

　　1946年，Seyle在Cannon内稳态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应激反应概念。他认为，当应激源(机体内、外环境变异)作用于具有内稳态特征的生命系统时，系统会引发出普遍性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这就是机体的应激反应概念[3]。

　　控制论创始人N·维纳进一步认识到Cannon的内稳态本质在于生命系统内不同层次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可解读为机体多层次自组织功能—笔者)，进而提出：“人是一个维持稳态的机构，人的生命在于稳态的维持之中”，并给出了描述生命内稳态机制和具有负反馈调节环节的应激反应组成框图。

　

图1 应激反应组成框图

　

　　后来的许多研究证明：应激反应初期表现出的一系列激素分泌反应(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兴奋，释放出几茶酚胺，伴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活化，促进激素分泌等)会随着GAS过程而逐步减弱，恢复到原来的稳态。

　　为更好理解应激反应与疾病之间关系，应从进一步研究应激反应类型着手。

　　参考Seyle对应激反应的分类思想，结合系统学理论，联系健康与疾病间界线，并且根据我们在低氧应激反应分类上已经运用过的分类原则(应激反应结果分类)，把由机体内、外因素所致的应激反应分成以下3类：

　

3.1 生理性应激反应

　

　　这里指由应激原对机体造成的刺激量处在机体内稳态调节范围之内(较表层的自组织层次)。这时机体虽然也会有应激反应，但机体同时会迅速地形成对应激原的适应机制，扩充其稳态调节范围，提升系统稳态水平。这种新形成的适应机制实际上已为机体接受比当前的应激原更大的刺激量作了准备。可见这种生理性应激反应是一种有利于整体健康的应激反应，应该充份地运用它，使它为人类健康起作用。

　

3.2 超负荷应激反应

　

　　这里指的超负荷应激反应是从反应的结果上来界定的，即其结果已超出了机体内稳态可调节的范围，进入可代偿的深层次的自组织过程。这时机体必然会动员深层次的资源进行当前主要功能的补偿性调整，放弃某些当前较次要的功能，即所谓“拆东墙补西墙”性质的调整，进入到自组织的病理性重构阶段，是一种对整体已构成损伤的应激反应。这种损害，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一方面损害本身就是机体内环境的应激原，再加上日后不断发生的超负荷应激反应，机体的“次要”矛盾会逐步发展成主要矛盾，从而发展成整体自组织失控失稳状态，导致慢病发生。

　　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应激原的刺激强度已超出了机体内稳态可调范围，因而发生稳态系统失调。另一种是原本应激原的刺激强度所致应激反应属生理范围之内。

　　然而由于适应机制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原本是生理范围的应激原，如果刺激间隔过于频繁，在适应机制尚未形成之际又要接受新的刺激，使应激反应居高不下，造成应激反应疲劳。这是生理性应激原刺激量累积所致的后果，已经脱离了生理性应激反应性质，转入超负荷应激反应类型。

　　以上分析说明超负荷应激反应是日后发生整体失调状态的启动因子，持续的超负荷应激反应是导致慢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应避免发生长期的超负荷应激反应。

　

3.3 衰竭性应激反应

　

　　当应激原刺激强度超出机体自组织可补偿性调整范围时，机体失去了动员深层次资源进行补偿的机会，使机体直接进入衰竭状态。这是一种有可能致命的应激反应。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过强或过于频繁的应激原刺激，将会使机体适应能力耗竭(过度消耗机体内的有序能)，表现为肾上腺皮质激素持续升高，机体内环境失衡，造成新的内部应激原，从而促进了稳态系统向整体失调、失稳方向发展。

　　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与生活理化环境恶化相当于持续发生的应激原(Stressor)，而包括病理性重构在内的整体失调状态，则是机体过度应激反应的后果。

　　在持续应激反应所引发的整体失调基础上，再结合机体本身的“遗传因素”条件，于是机体便表达为各类慢性病。这就是呈现为井喷态势的现代文明病(慢病)的发生过程，也说明各类慢病的确就是机体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体现。

　

图2 慢病发生框图

　

　　以上对慢病发生过程分析可得以下小结：

　　(1) 现代文明病是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体现，说明整体失调状态的形成是发生各类慢病的根本原因，或称形成各类慢病的必要条件。

　　(2) 机体在整体失调状态下究竟会发生哪一类慢病，则与多种因素，特别是“遗传因素”有关。因此“遗传因素”在各类慢病形成中起“充分条件”作用。

　　(3) 从图2慢病发生框图中可知，各类慢病只有在“整体身心失调”与“遗传因素”两项条件同时存在时才能满足发生各类慢病条件，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其中“遗传因素”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存在，是不可改变的，而“整体身心失调”状态是后天的，是可改变的。这说明，抓住“整体身心失调”状态的预防和调整是预防和祛除慢病唯一可行的途径。

　

4 对待慢性病的两种途径——提出健康医学模式和人类健康工程

　

4.1 两种对待慢性病的途径

　

　　从图2发生慢病的逻辑框图中可以看出，为控制和治疗慢病，大致上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以慢病的诊断和治疗为主要努力方向的疾病医学模式；另一种是以切断超负荷应激原、变身心失调状态为协调状态，重建自组织功能的健康医学模式(见图3)。

　

图3 对待慢性病的两种途径

　

　　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为主要目标疾病医学模式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医学方式，或称生物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在控制流传千余年的传染病方面是有贡献的，因此在20世纪的上半世纪，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主宰世界的主流医学。但自从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发现和质疑这种模式对待现代文明病的实际效果。

　　当今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主要来自诸如心、脑、肺、血管疾病、癌症，以及老年性退行性变化引起的非传染性慢病(NCD)。以癌症为例，10年来的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了22%。近半世纪的实践表明，虽然生命科学已深入到分子、亚分子层次，人类基因组测序已完成，蛋白质组学、结构生物学、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治疗技术乃至系统生物学等正在迅速发展，投入又是空前巨大(尼克松的“向癌症宣战”计划，651亿美元)。但对NCD的控制和疗效，效果甚微[4]。

　　这一点其实从图3的流程中就能体现出，这种将解决NCD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遗传因素”分子、基因层面上的先验假想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有人曾对9万个双胞胎进行过长期跟踪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同卵双胞胎，同时患癌症的概率仅3%。这表明，除了少数罕见的遗传病外，对NCD来说，基因组不是决定性因素，更不是惟一的要素，而整体失调、失稳状态才是发生各类NCD的基本条件。

　　疾病医学模式不仅在对待NCD的效果上存在逻辑上的问题，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以及医学本身带来巨大影响。

　　1996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卡基在一份有关中国医疗问题报告中称：“展望未来，前景十分令人担忧。倘若中国的卫生保健模式不进行重大变革，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有可能(医疗费用)高达GDP的25%。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受这样的负担”。这就是说这种疾病模式继续发展下去还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性。

　　此外医疗器械越来越复杂、昂贵，临床分科越来越细，医学的商业化趋势都与疾病医学模式中的利益链有关。

　　以上分析说明，这种以诊断和治疗为主的疾病模式，从逻辑原理上看的确不可能对NCD控制产生效果，必须寻找新的能控制NCD发生、发展的新的办法——健康医学模式。

　

4.2 健康医学模式

　

　　WHO在《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强调：“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发展方向”。

　　WHO的这一观点和我们在图3中给出的运用健康医学模式对待各类慢病患者的思路是一致的。而健康医学模式强调的是发生各类慢性病的人，了解患者的状态，以及存在的应激原，从而改变其状态，变失调、失稳为稳态。钱学森先生在怎样对待“人”问题上多次强调要“从人的整体，从人体功能态和功能态的调节去研究人”。健康医学模式正符合钱先生怎样对待“人”的思想。

　　从图3中可看出，对待已呈现各类慢性病(包括癌症在内)者，如果我们能设法切断可引起超负荷应激反应的应激原，或者将原本起超负荷应激刺作用的应激原设法转化为生理性刺激，再加上设法去调理机体的失调失稳状态，使其回归为稳态，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各类慢病的根本条件已不复存在，各类慢病就会被祛除。这就是在患者身上运用健康医学模式，能有效祛除各类慢病的系统学原理。实际的运行效果也证明，这种健康医学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可见对各类慢病患者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健康，而不是首先去对付疾病本身。

　　提出健康医学模式的理论依据有以下两条：

　　(1)健康人所具备的自组织功能之一 ——自修复力是祛除病痛最安全最有效的途径，是人体天然合理的自然力。

　　(2)各类慢病的生存条件是：“状态失稳”与“遗传因素”同时存在，即二者相“与”的结果。

　　因此消除慢病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变“失稳状态”为“协调状态”，重塑自组织功能，充份运用恢复过来的自修复力，祛除各类慢性病。这就是健康医学模式理念。

　　健康医学模式实施流程可简述为以“人”为中心的SIR模式。即：

　　(1) 监(检)测与状态有关的信息，用Sensing表示；

　　(2) 辨识状态的属性，用Identifying表示；

　　(3) 调理状态的现状，使机体走向“稳态”，用Regulating表示。

　　3个英文词的词头SIR就是健康医学模式简述[5]。

　

　　图4 健康医学模式实施流程——SIR模式

　

　　在具体实施SIR模式时其内容不仅指科技，也包括与人文结合，而且不排除能直接祛除病灶而又不损害整体的办法，具体的做法应权衡利弊。对于损伤不大，又有利于祛除病灶所引起的内源性应激原，并且可节省机体有序能消耗的直接祛除病灶办法，可考虑采用。

　　SIR模式中的重点是“R”环节，即作用在机体自组织系统中“序参量”上的调理。作者所在的团队近几年已聚集了一系列可作用在“序参量”上的调理项目，包括饮食、认知教育方面，也包括可工程化的生物反馈、红光幅照、多点同步振动、低频旋磁等设备。在对待癌症、银屑病、慢性高原病等[6,7]慢病调理试用中已经取得众多令人鼓舞的效果。

　　特别要提到的是SIR模式中每个环节的内容都可产业化、网络化，为应对井喷状的慢病控制提供可行性。

　

4.3 人类健康工程

　

　　在中国科协主编的《2011~2012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中指出，在21世纪“生物医学工程转向人类健康工程是时代的需求，因而是历史的必然”[5] 。

　　什么是人类健康工程(Human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笔者认为，它是建立在系统论思想基础上对待人类健康的态度(尊重人类自己)和方法，是以人为中心、维持提高人体系统稳态水平为目标的系统工程。其内涵不仅仅限于工程技术，而是一个人文和科技相融合的开放的综合体。可见人类健康工程是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从应对慢病，维持和促进健康，适应环境，到发挥潜能等都属它的范畴。而当前人类生活的主要矛盾是慢病肆虐，人类健康工程当前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慢病问题，为世界性医学变革作出贡献，而这就是前述健康医学模式要做的事情。可见人类健康工程范围更大，其中当前的解决慢病问题内容就是健康医学模式。

　　从人类健康工程概念出发，解决呈井喷态势的慢病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

　　(1) 用健康医学模式对待慢病；

　　(2) 用物联网形式进行健康医学模式“下移”化，以应对井喷样慢病发病态势，即健康物联网。

　

5 结语

　

　　本文以系统学原理为依据，详细分析了人所具有的多层次自组织功能，以及现代文明病的发病原理和过程。据此提出了可简化为SIR流程的健康医学模式和人类健康工程概念，以及实施的可行性，并展望了它在未来全球性医学变革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伟大意义。

　　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钱学森先生所创建的系统学理论的结合，将是实现健康医学模式和人类健康工程的强大理论依托，也是中国有可能在全球性医学变革问题上昂首屹立于世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抓住这一千年难遇的机会，在人类健康工程这一伟大事业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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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俞梦孙：《系统•生命•疾病•路线》，载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院研究生管理部组织编写：《系统工程讲堂录——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院研究生教程》(第1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06~116页．

　② 【作者简介】 俞梦孙(1936.03~)，男，浙江余姚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健康系统工程专家，中国航空医学工程创始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院科技委顾问，北京大学工学院健康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航空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健康系统工程等。1954年毕业于空军军医学校；1958年研制成功中国第1台航空医学遥测装置，首次对飞行于3500米高空的飞行员进行遥测，开创了中国航空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事业；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他致力于航空医学工程研究50余年，为中国航空生物医学工程事业的开拓、创新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部分成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 钱学森. 论系统工程[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88~299.

　　[2] 佘振苏，倪志勇. 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48~227.

　　[3] 姜勇. 病理生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2： 116~132.

　　[4] 周光召. 2020年中国生命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54.

　　[5]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2011-2012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进展报告[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2.

　　[6]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2011-2012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进展报 [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57~165.

　　[7] Yu Mengsun. Human-Performance Engineering at High Altitude [J]. A Sponsored Supplement to Science(Advances in High- Altitude Medicine and Hypoxic physiology in china)，2012: 7~8.

　

　

5 h; C0 o' H& ]7 W! i9 w' S

　　科学思想家、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之父，中国火箭、导弹、航天、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人体科学奠基人)曾连续7年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710所亲自主持“系统学研讨班”，运用系统科学与系统科学方法探讨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思维系统等领域演化规律，以及先进的决策系统工程模型技术和决策支持平台。为纪念钱学森先生，该研讨班已被更名为“钱学森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讨班”，并设立了“钱学森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讲座”。图为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编写的《系统工程讲堂录——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生教程》(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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