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乾泉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兼爱相利的管理伦理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这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论标志。墨子对该思想的论述，涉及了“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以及“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等管理伦理问题。
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
墨子所说的“兼爱”，就是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有着重大的区别。
第一，儒家所说的“仁”，以“亲亲”为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超越了血缘、地域的差别。
第二，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侧重于仁者的“克己”，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并不关注别人的回报，重在伦理学上的义务。墨子所说的“兼爱”，则落实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爱”，人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获取利益。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观。
第三，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在本性。而墨子认为，他所说的“兼爱”是出于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来，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质，天的运行，广大而没有私心，上天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了“兼爱”而进行赏罚，这就使人们的“兼爱”行为带上了某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
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
在墨子看来，人类相互不友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着想，相互猜疑、对抗、争夺，墨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别”。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兼相爱”来取代“交相别”，对待他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
墨子比较了“兼者”和“别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说明“兼相爱”与“交相别”对人际交往和管理活动的影响。
假设有两位君主，其中的一位贯彻“别”的主张，另一位贯彻“兼”的主张，于是这位“别君”会说：“我哪能把我统治下的万民百姓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呢？这太不合情理了：人生在世没有多少时间，我个人享受还不够呢！”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百姓：有挨饿的他不馈赠食物，有受冻的他不惠赠衣裳，有生病的他不帮助护理，有死亡的他不及时埋葬。而“兼君”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先为众多百姓着想，然后再考虑自身。”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众多百姓，其生活安宁踏实。
那么请问：如果遭受瘟疫饥荒，老百姓会选择投奔哪一位君主呢？显然只会是投奔后者而不是前者。
墨家所提倡的这种“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的兼爱思想，历代统治者确实难以完全做到，但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良好效果。
“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
在墨子看来，人们总是爱自己的，但如果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知道爱别人，甚至害人以自利，会导致最终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如果真正从爱己、利己的动机来考虑问题和待人处事，恰恰就应该关爱别人，充分地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做到“爱人若己”，这样才能够达成共享其利的结果。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学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就是鼓吹“爱人”而不“爱己”。对此，后期墨家专门做出解释，即爱护他人也不排除爱护自己。当然，墨家的基本立场还是突出爱的奉献。在他们看来，圣人爱己的目的也是为了爱人，实行仁义的事业。
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提出一个“利润三分法”。他说：“我一贯主张多办益善，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大众，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称之为“善的循环”。他说：“如果我们散播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归给我们。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尚同尚贤的组织原则
墨子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认识，要求整个组织统一服从于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为保证这一“天下之义”的正确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共享，墨子同时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和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尚同一义的共有价值观
墨子首先指出“上下不同义”的弊病，这种无组织无共识的状况所造成的弊端很多。针对这个弊病，墨子主张选择天下有才能、有德行、又聪明、口才又好的人，充当“天子”，让他去做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而天下如此之大，光靠“天子”一个人是无法统一天下人的意见的，因此还要选择优秀人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三公”、“国君”、“卿大夫”、“乡长”、“里长”的位置上，让他们也参与管理天下、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这样就可以达到“尚同一义”的目的了。
墨子所谓“尚同一义”，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就是形成组织的共有价值观。一个组织的共有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首先，共有价值观表明组织成员在思想上达到了某种共识，这就产生了组织整合的效应，会形成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组织系统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其次，只有建立共有价值观，管理者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组织成员也才能够据此判断事物的善恶、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对组织成员发挥激励和行为塑造的作用。
最后，共有价值观可以对组织成员的力量起到汇聚和整合效应，有助于发挥组织的潜在能量。这种团队的协调和统一，对于维系组织的持续存在和自我复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
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
如上所述，墨子把统一天下意见的工作，寄希望于从“天子”到“三公”、“国君”、“卿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社会管理组织的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的才能、德行、聪明、口才是否称职，就成为组织共有价值观能否确立的关键。为此，墨子提出“尚贤使能”的明确主张，主张凡派去治理国家、官府、城镇、乡里的人，都应该是国家的贤能之士。墨子指出：如果让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去管理愚蠢而低贱的人，国家便能治理好；相反，让愚蠢低贱的人去管理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国家就要混乱。
这里墨子所推崇的“高贵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智慧”是指管理者本身所具备的德才兼备的品格，其“高贵”则指的是必须给予这些管理者从事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名利地位。墨子将其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点：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姓就不相信；政令不决断，百姓就不害怕。所以必须给贤士们以高贵的爵位，给予丰厚的俸禄，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给予决断命令的权力，这不是为了赏赐他们，而是希望他们可以放手管理，从而获得成功。
墨子特别强调，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果能够诚心诚意地对待各级管理人员，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就等于扩大了自己的管理能量。
如此看来，墨子所谓“高贵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高贵”，不在于“出身”高贵，而在于职位高贵。即使是农民、手工工人或商人，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举选拔，给予高官厚禄，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给予决断事理、发布命令的权力。这里，体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贵思想。
与此同时，墨子还指出，如果统治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远近亲疏去用人，而不以才能为标准，那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尴尬的局面：把那些不能胜任百人之治者，放置在千人之治的岗位上；不能胜任千人之治者，放置在万人之治的岗位上。这样，等于给这些低能者人为地提高了十倍的身价。他们只有一分的办事能力，却十倍地给予他们官职。那么，到头来他们也只能治理十分之一，而放弃其他的十分之九了。
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墨子所主张的“尚同”，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组织的不同意见统一起来，形成共有的价值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前提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充分沟通。
墨子指出：领导者管理政事，掌握了下面实情的就能得到治理，不掌握下面实情的就要引起混乱。如充分了解到民众的善恶是非，就能对好人加以奖赏提拔，对坏人加以惩罚，那么国家一定能得到治理；如不能掌握实情，就必然引起混乱。
因此，墨子十分强调，思想统一的前提，在于充分尊重民众的意愿。假如不了解民情，不把握民意，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统一，上级的意图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级的理解、认同和贯彻。由此看来，墨子所主张的“尚同”，并不是领导者的独断专行，而在于充分吸取民众意见之后所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所以，高明的领导者治理天下，他挑选出来充当自己助手的都是优秀的人才，帮助他观察、听取意见的人很多，集思广益，兼听则明。
为了帮助员工解决需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联想的杨元庆亲自总结了联想沟通四步骤：一是“找到责任岗位直接去沟通”，即直接找到问题涉及的关键岗位协调解决；二是“找该岗位的直接上级沟通”，即可以要求关键岗位的上级予以帮助；三是“报告自己上级去帮助沟通”，就是要求自己的上级去找关键岗位上的人进行沟通；如果还不行，就采取第四步，“找双方共同上级去解决”。联想的沟通四步骤，是以解决问题为原则，采取自下而上的反映路径。这种方法“层层递进”，实效强，很值得其他企业借鉴和效仿。
兴利天下的经营原则
墨子主张以兴利除害为人生的经营目标，图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兴利方面，墨子反对宿命论，主张人们努力作为、积极进取；在除害方面，墨子反对浪费，主张节约。为此，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义以利人的经营目标
墨子所谓的“义”，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为天下人谋利，既是大义，也是大利。为此，墨子还专门算了一笔账：
商人到四方去做买卖，是因为买卖的市价相差好几倍，有利可图。虽然其中有通过关卡的困难，有遇到盗贼的危险，也毫不顾忌，坚持把买卖做下去。而士人只要坐着宣传“义”，没有通过关卡的困难，也没有遇上盗贼的危险，这样做同商人取得的利益相比，倍数多得无法计算，可是却不去做。可见士人计算利，就不如商人精明。
在墨子看来，宣传“义”个人所付出的并不多，而天下人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却相当大，因此可以说是一笔相当“合算”的买卖，应该作为人生的最佳选择。
非命尚力的进取精神
墨子提出过著名的“三表法”，就是考察言论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圣王的事迹；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事实；第三是把这些言论具体化为政治管理的措施，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运用“三表法”，揭示了“有命论”的荒谬和危害，提出“尚力”的主张。他指出：人类当然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们不同。后者可以听天由命，以它们的羽毛为衣裳，以它们的蹄爪为鞋袜，依靠它们周围的水草为食物，因此即使雄性的动物不耕田种地，雌性的动物不纺纱织布，也能够衣食无忧。而人类就不一样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
相信“有命论”的人认为，人生的寿夭、贫富，社会的安危、治乱，都是由预定的“天命”决定的，人的力量无法减损与增益。个人的困穷、显达、受赏、被罚、吉祥、祸殃都有定数，个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改变它。墨子指出，如果官吏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怠慢分内的职守；百姓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懒于劳作。官吏们不理政事，社会就会混乱；农事废弛，国家就会贫穷。既贫穷又混乱，就会败坏政治的根本。
人们排除了“有命论”的影响，认识到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勤奋工作。墨子这种“非命尚力”的思想，突出财富的来源在于人的劳动和创造，鼓励人们奋勉努力，洋溢着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值得肯定。
节用尚俭的消费观念
墨子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加强生产之外，还要靠“尚俭”、“节用”。
墨子制定了“节用之法”，其主张具体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一是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而横征暴敛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因而要求统治者力行节约，懂得“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
二是反对衣饰过度追求华彩，认为“衣服之法”在于冬服足以御寒、夏服能保持凉爽就可以了。不主张过分追求五味调和、气味芬芳和罗致远方的奇珍异品。
三是反对制造华美的兵甲车船，认为剑的作用在于击刺，铠甲的作用在于防护身体，车的作用在于负重到达远方，舟船的作用在于渡河。因此，制造这些兵甲车船，只要达到其功能即可，没有必要作额外的打扮装饰。
四是主张简易的宫室建造，认为建造房屋宫室，四壁能够抵御风寒，房顶能够遮蔽雨雪，中间洁净，墙壁能够隔绝男女，使之有别，就可以了。
五是提倡节葬。他认为，儒家的葬礼仪式繁杂，多以财货殉葬，礼制规定的居丧期又很长，使生者难以承受，因此主张薄葬、节葬。
六是主张非乐。墨子认为音乐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统治者为了满足对音乐的享受，必将征调许多劳力制造乐器，充当乐手，耽误了生产劳动。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就会妨碍耕织生产，因此，他反对儒家的“礼乐”，主张“非乐”。
墨子的“节用”主张，有些措施过头了，但是，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避免社会财富的过度消耗和浪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