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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太甚成虚无，不少传说有根据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科学研究要依据历史事实，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真实的历史已经过去，遗留下来一些残存不全的证据，如何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一个大学问。 在清代乾嘉年间的考据学派，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五四前后，由于国运衰微，民族自信出现危机，说中国“百事不如人”，需要毫无保留地“全盘西化”。汉字被认为“是世界上上最野蛮的文字”，国学是愚民哲学。与之相呼应，出现了“疑古派”的考据学者，说中华民族很多早期的历史都是虚构的，什么大禹只是一条虫，墨子来于非洲，华佗不是中国人，扁鹊是众多医学家的“公名”等等，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至今也还有人学步其后，不知自己继承的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研究方法。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问题，就有一些疑古思想很深的人，对其进行否定。其代表人物，是罗鸿声先生。 罗鸿声先生长期旅居国外，读过大量中医古籍，他的学问很深，他的观点备受人们重视。因此，对于他发表的论文、文章，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其不当之处，否则，“将信将疑”地看待《辅行诀》，就会影响中医学术研究。 从网友转发的“一本忽悠了中医界40年的伪书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足以看出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我们根据他这篇文章的内容，逐条予以辨析如下： 该文说：“一、从《辅行诀》的源流上分析：历代典籍（历代史志书目、私家目录、官修书目）均未著录，也未有任何书籍提过。而突然由收藏者张大昌献出，说出自敦煌，既无原卷，所存两种抄件内容亦互有出入，而且对于《辅行诀》的来历及损毁情况，张大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又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 “历代典籍没有著录”，不是否定古籍的依据。如今考古发现的很多墓葬、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著录过的，是“地下文物”第一次发现，这在马王堆古医书、张家山汉墓古医书，成都老官山汉墓古医书等，都可以得到证明。所谓“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也是作者没有看到《辅行诀》真实价值的个人观点。这种凭个人好恶，断定出土医书价值的做法，就是“先入为主”，属于“先打倒再找证据”的错误方法。 该文说：“二、从被依托者陶弘景的著作与《辅行诀》比较的异同去分析”，认为“两相比较，两者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别，例如：①《辅行诀》称张仲景为张机（玑），而陶弘景称张仲景。《辅行诀》露出了作伪痕迹，因为‘张机’的称谓晚于陶弘景时代。” 有地位、有身份的古人，往往既有名，也有字，比如孔子、老子、屈原等人，都是这样。张仲景“宗族素多，向余二百”，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读书人，他有名有字应该是很正常的，并且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已经说过“张机，字仲景”这样的话，这不应该是《辅行诀》的杜撰，而是一个人真实称谓的沿用。 该文说：“②《辅行诀》称张仲景的著作为《伤寒论》，陶弘景则‘张仲景一部’，没有说书名，说明陶弘景时代张仲景的著作不叫《伤寒论》，《伤寒论》书名的出现亦晚于陶弘景时代。----直到宋初，典籍所载，均无《伤寒论》书名，而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书后，才有《伤寒论》之名。” 张仲景甚至陶弘景的时代，只有手抄本，没有印刷术，他的著作在传抄之中，可能被不同的人写为不同的书名，这在早期的古籍之中很常见。比如《灵枢》的名称就很多，有的说它叫“九卷”，有的说它叫“针经”等。司马迁《史记》之中，对于古籍的记载也是这样，甚至很多古籍“既无书名，也没篇名，更无作者”，几乎就是“三无”作品。但是由于是“家传”，在流传之中，还知道这是“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版权”概念，去要求古人“书名前后一致，不准丝毫改动。” 《隋书经籍志》之中，关于张仲景的著作，就有好几种称呼，这应该是不同人对源于张仲景著作内容的不同概括，或者是不同传抄人根据传抄内容而取的名字，而不是张仲景“经常出书”，是个多产作家。 该文说：“③《辅行诀》称张机、华元化、皇甫玄晏、葛稚川、范汪咸师式《汤液经法》，而陶弘景则说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悉，又依本草；华佗之方，皆修药性；皇甫士安及葛稚川亦只研精药术；并未说他们师式《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或者《汤液经》，这个名称出现于《汉书艺文志》，皇甫谧《甲乙经·自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皇甫谧既然有这样的“结论”，自然有他自己的根据，他一定见过、或学习过《汤液经》，这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其他人是否“普遍学习”《汤液经》，这要看是否有这样的缘分，不是人人都可以买来阅读。那个时代的古书，都是手抄，书写材料限制很多，还没有印刷，流行很不方便。《汤液经》后来的失传，与《小品方》在唐代之后失传一样，大都是因为后来的“替代品”大量涌现，古朴的《汤液经》随着后世方书的大量涌现，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丢失了。后边我们再从理论与方药的关系上，探索相关因素。 该文说：“④《辅行诀》称皇甫玄晏和葛稚川为名医，而陶弘景则称皇甫士安为贵胜，称葛稚川为名人，并未称他们为良医。” 如何称谓一个自己推崇的前人，不同作者都有自己的习惯，或者根据行文的方便，前后照应，不一定每一部书之中，都保持一致。这样要求古人“整齐划一”，实在是强人所难。 该文说：“⑤《辅行诀》说伊尹撰《汤液经法》，陶弘景则说:‘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并未说伊尹撰《汤液经法》。” 这也是强责古人，欲加之罪。不仅如此，该文章还举例说：“《辅行诀》有‘六极’病名中的五极，也与陶弘景之说不同，如《辅行诀》曰：‘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而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引《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无肉极、无脉极。与《辅行诀》说法不同。” 这些“大同小异”，正是足以证明《辅行诀》与陶弘景“神韵相合”的材料，但是在该文作者这里，竟然成了“指纹图谱检验”的“法宝”，由此可以看出，该文的所谓“论证”，牵强附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罗先生“不遗余力”地做了上述的“考证”之后，还从“从《辅行诀》所涉及的史事去分析”，认为“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撰为《伤寒论》，但又避道家之称，以药名名方，这也与史实不符。” 由于张仲景的生活时代，发生了很多影响他人生道路的事件，罗先生没有设身置地去思考，自然不会明白张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 要说明这段历史，需要颇废一点笔墨，我们不能展开来说，笔者另有文章说明张仲景“坐堂行医为避祸，避道家之称很无奈”。在这里就不能与罗先生纠缠了。 罗先生试图从“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先后去分析”，可惜他没有抓住张仲景如何用医经家的理论，去整理经方家的经验，不知道张仲景继承了什么、创新了什么，因为他的分析只立足于否定《辅行诀》，所以不能在这些问题上为读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当然，罗先生很是努力地希望从《辅行诀》的“内容”、“语言”、“外证”等方面搜集材料，希望把它“打翻在地，不得翻身”，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左看右看，仍然发现不了《辅行诀》一丝一毫的可以肯定之处，因此，想当然地宣布了他的判决——完全否定了。 其实，在罗先生的眼里，不仅《辅行诀》不该出土问世，还有很多流行已久的古典医籍，也大有“先取消而后快”的“畅想”。 罗鸿声先生经过“很认真地搜集资料”，说现行的“《伤寒论序》非仲景所作”、“《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等，他“旁征博引”，做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考证”，足以颠覆读者的常识，让你惊诧不已。 一部中医的历史，经过罗鸿声先生的“考证”，所剩已经无几了，成了残存不全的历史，甚至成了一部从古至今，都在“努力作伪”的学术史，既不辉煌，也不可爱。 我们奉劝罗先生，还是“该放手时且放手”，歇歇吧，别累着了。 我在2004年出版的《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最后，试论过“中医基本理论内核的合理性”，其中谈到古籍的存疑问题，择其一部分内容照录于此，供各位同道参考： “中医学基本理法内核的构成”：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原始经验的积累时期，没有理论体系，只是方药、针灸等具体治疗措施的简单创造与汇集，没有内核可言。等到脏象、经络、气血、病理等到基本医学理论形之后，便具备了基本内核，恰如自然界进化过程中有机物产生了细胞一样。基本理法内核将既往关于病证方药针灸按摩等零散而具体的经验贯穿起来，成为汇聚着具体知识的医学体系，因此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医学。古代的阴阳学说和精气学说，较早地被医学吸收,并牢固地与基本理法内核结合在一起，给原始医学以较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更为系统和完善，这也是是医学摆脱巫术的重要因素。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等早期医学文献的出土和大量《史志》中医书的佚失情况来看，许多古老而宝贵的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大部分失传了，然而，后世的医学家们又不断创造新的具体经验，这种得得失失的更新代谢数量很大，象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一样没有止息。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关于脏腑经脉、阴阳气血、治则治法，药性和配伍等方面的基本理法却逐渐丰富完善起来，并没有多少佚失。具体病证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的大量佚失或补充、修正，并不能改变中医学的性质或特征。某些与基本理法内核融合一起的新学说，却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如独取寸口诊法、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药物归经与升降浮沉学说、脾胃学说、命门学说与先后天之本论等即是如此。运气学说只强调外因的决定作用，可用于群体而难施于个人，机械地规定时空关系，不能解释一气之下为何发病不同、虚实各异，与辨证施治，邪正胜负等基本理法联系不密切，故除了可粗略地解释流行性的疫气病之外，很少为临床医家所采用，明清以降，少有传习运气者。清代开创的活血化瘀法则，所以能在现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除确有疗效之外，与其和中医理法内核关于气血的学说极为契合不无关系，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运力。青蒿素、消痔灵、小夹板等具体方药的发明，固然有独到的贡献，但由于和中医理法内核距离较远，难以改变中医学的基本性质。 理法内核与病证方药针灸等外围部分的结合，是交错相连而不是单层面贴附的。通过辨别病证、病机，确立治法，使病证与理法内核相连；通过性味归经学说、组合药物配伍，使方药与理法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和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后天残缺肢体的动物，可以有四肢健全的后代，而经过学习才掌握的技能，由于没有与基本遗传物质相结合，所以不能遗留给后人。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一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我在负责编辑《河北中医五千年》的时候，对于流传至今的女娲故事、伏羲画卦、炎黄涿鹿争霸、秦皇入海求仙等神话传说，也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其中“渗杂、混和着中华民族祖先对远古人类历史的久远记忆。” 因此，即使是口碑相传的历史故事，我们也不要轻易加以否定，对于经过历时沉淀而保留下来古籍文献，就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千万不要把富含金沙的矿物资源，很轻易地随手扔了。 201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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