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鸡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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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作者吴静宜，原题为《打鸡血，曾经风靡中国的真·养生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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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血疗法”在“文革”期间十分流行（VCG）

“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沿用至今的俗语是从文革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其中的“打了鸡血”，是切切实实的给身体打进鸡血。

文革时期一直中国近代史上最群魔乱舞又讳莫如深的十年，除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打砸抢烧和忠字舞，还有一群致力于开发人体潜能的神秘群众——有凭意念移动茶杯的超能力者，有能通晓宇宙语言和外星人对话的大师，当然还有那一群头顶锅盖练气功的大爷大妈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诡异的养生疗法也是大行其道，除了看起来有些傻乎乎的“甩手疗法”和“站桩疗法”，最让现代人难以接受的，大概就是“鸡血疗法”了。

一针鸡血祛病强身

“鸡血疗法”的方法和它的名字一样简单，就是从公鸡（最好是小公鸡）翅膀下的血管内，抽取鸡血几十到一百毫升，然后注射到人体肌肉中，每周一次。

据说这种疗法可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还能治愈包括心脏病、老花眼、脱发等24种疑难杂症，并且“精神乐观，视力增强，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

关于鸡血疗法，有一种传说是一位在文革期间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为了保命提供的“秘方”，并且蒋介石也靠这鸡血疗法续命。这种连军衔和军职都对不上号的谣言虽荒唐，但当时的确骗过了不少人，让鸡血疗法蒙上了一层“上流社会秘闻”的神秘色彩，反而更让围观群众信服。

而真正鸡血疗法的创始人是上海医生俞昌时。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一名叫俞昌时的医生，在邀请来的围观群众面前，给自己打了一毫升新鲜鸡血，不仅没出现任何不良症状，反而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从下午一点开始，40多人让俞昌时给自己注射了鸡血。根据俞昌时本人的回忆，本来咳嗽的人，五分钟后就好了；晚上喘得睡不着的人，当晚睡得香甜；胃痛的人，当即不痛了；长了疖肿的人，没过多久就消下了大半。

这个疯狂的医生并非什么江湖庸医，反而有一份专业且红彤彤的革命简历，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俞昌时毕业于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在武昌开过私人诊所，抗战期间担任过军医，还在南丰县担任过卫生院院长，行医时间至少也有20多年。

给人打鸡血的想法起源于1952年俞昌时在江西南平工作时，偶尔一次在鸡的肛门里量了一下温度，发现鸡的体温高达43℃，因此判断鸡血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特别强，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并且抗菌、抗毒。本来中医里就有很多内服外敷鸡血以治病的方子，俞昌时配合自己的现代医学知识，决定尝试注射鸡血。

根据俞昌时自己印发的《鸡血疗法》小册子里自述：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注射了两天的鸡血，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脚藓和皮肤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接着，他又给亲友注射，自己15岁的女儿腹痛，“注射一次就好了”；一个大腿患有蜂窝炎的农民，注射三次就好了；一个患阴道瘤的女人，注射两次就好了。

鸡血疗法和当时“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口号不谋而合，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就连远到四川的崇庆县城里，每天早上都有人在县医院的门诊外抱着公鸡排着长队，准备打鸡血。

据地方志《百年崇州》第二卷记载：“病人抱着鸡进诊室后，有护士帮忙，七手八脚地逮住鸡，从一边翅膀的静脉血管中抽出鸡血。由于一次能抽的鸡血不多，所以还要在别处抽。在抽血时，强壮的公鸡会拼命挣扎，一旦挣脱咯咯大叫，满屋飞逃，大家追拿，乱成一团，鸡毛灰尘扬起，再加上鸡屎遍地，更是臭气熏天。因为频繁扎针，过不了多久，一只漂亮的公鸡就变成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秃鸡，需要另换一只好鸡，市场上雄壮漂亮的公鸡一度成为抢手货。”

不仅是四川，鸡血疗法已经遍布神州大地。根据不完全统计，有27个省市的医疗单位和个人收到了俞昌时的鸡血疗法宣传单，说这种治疗方法“国际领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但已经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

鸡血”大补“其实是过敏反应

因为鸡血被注射进人的肌肉组织，而不是静脉血管，所以这种看起来胡闹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打进肌肉的鸡血会被吸收，但由于是异种蛋白，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排异和过敏反应，因此会表现出皮肤潮红、心率加快等，的确给人一种“大补”的感觉；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免疫反应也的确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疗效。

但如果过敏反应过于严重，则会带来并发症，比如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而鸡血本身也带有寄生虫和致病菌，并不能直接注射进人体。

根据上海卫生局1962年的调查报告，根据两年多内分析的688个病例，16.6%的打过四针以上鸡血的病人出现了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等症状，还有6个病人休克。

1965年，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专家座谈会，再次研究“打鸡血”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新鲜鸡血不安全，虽然对某些慢性病有治疗效果，但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病，不值得冒着过敏反应的风险去打鸡血。

一个月后，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对于要求进行鸡血治疗的群众，要加以劝阻和解释。

不让打鸡血就是脱离群众

然而，卫生部的发文不仅没有阻止鸡血疗法的蔓延，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毛泽东对中央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对于卫生部的这段批评便成为了红卫兵们推广鸡血疗法的尚方宝剑。

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作组成了“鸡血疗法调查组”，宣传“八年来，鸡血疗法的疗效显著奇特，为广大工农兵热烈欢迎，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而中央卫生部和上海卫生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权威专家”的“洋框框”对待新生事物，禁止了鸡血疗法，对“人民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失”。

1966年12月，卫生部以“急件”形式，撤销了1965年发布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承认禁止鸡血疗法是错误的。

于是，接下来的两年成为了鸡血疗法在中国大陆最鼎盛的时期，造反派成立了“高举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专门为鸡血疗法翻案，各地医院翻印了红卫兵写的《鸡血疗法》小册子，其中讲赞成或反对鸡血疗法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反对鸡血疗法就是违反。

然而鸡血疗法的创始人俞昌时却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政治好处，因为他30年前曾被国民党抓捕却侥幸逃脱的黑历史，俞昌时在《鸡血疗法》的小册子中被称为“大叛徒”，而鸡血疗法的政治荣光已经属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的革命的医药卫生人员”。

鸡血疗法热潮的退去比它来时更加迅速。先是街头巷尾开始有传闻说很多人因为打鸡血死亡，随后大量的传单也开始分发到人们手中，和十年前不同的是，上面一一列举着鸡血疗法的弊端，各种死亡案例也是有名有姓。

作家朱大可在他写的《1967年，全国疯狂的“鸡血疗法”》中提到，1868年街上已经有许多揭露鸡血疗法弊端的传单，说“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和当时宣传鸡血疗法时一样，上面的消息也是有名有姓，“说的跟真的似的”。

渐渐的，大家停止了打鸡血，在医院门口抱着公鸡排长队的人们消失了。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养生方法，比如站在大马路上甩手，或者躲在家里猛灌凉水。

很快，人们就忘记了当年往屁股里打鸡血的岁月，而是迎向了那个头顶铝锅、集体坐在广场上发气功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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