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非典真相的盖子——回忆难忘时刻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3-15 21:30 编辑

我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一书，共有50万字，分“史实篇”与“反思篇”，记录这段难忘的历史。这本书在2006年1月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大量珍贵史料，留待人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由于见识有限，还需要更多的当事人来不断提供资料，再现当时的情况；
反思这段历史
反思中医的变化、历史和现实作用，遥望中医未来价值，对于中医的复兴，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只看到了事情真相的一部分，就以为是全部。这是不应该的。
真相应该是全部的、整体印象，而不是以偏概全，更不能涂抹、打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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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2:47

最近有人撰文，述说非典真相：

非典英雄揭露非典真相：“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

2017-03-13 赵鹏和朋友们

率先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的蒋彦永医生

提起13年前的“非典”，很多人会想到口罩、板蓝根、著名医学专家钟南山，以及七天七夜平地而起的小汤山医院，但没有几个人知道，当年如果没有他用极大的勇气撕开被遮蔽的真相，疫情极有可能演变成覆盖更多人的悲剧。当“说真话”成为危险举动，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去何从？愿今天这篇文章能引您思考（4466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

核心提示
“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2012年10月7日，301医院普通外科的退休医生蒋彦永迎来80岁生日。亲朋聚集在一起，讲述80年来与他有关的记忆。罗成华是蒋彦永的学生，他走上台说，“他是非典时期的英雄”。

这几年，人们在内地刊物上很少能看到蒋彦永的名字。而在2013年到来之际，当人们重新思考10年前那个春天带来的影响时，他的名字无法忽略。

2003年4月21日《时代》周刊封面，右上角是打了红叉的萨达姆头像，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之际。但全世界当年关注的另一件事情，可与战争相提并论。占据此期《时代》封面中心的是4个字母组成的词：SARS。下面一排小字是：

What did Beijing know ?

封面故事的内文，配有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的头像。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张文康面对云集的媒体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正是张文康的这一番话，刺激了坐在电视机前的蒋彦永。

离谱数字

“我觉得张文康提供的数字和真实情况差得太远。”这是蒋彦永当年的反应。为此，他开始向有关医生了解医院收治病人的情况。

2003年3月初，一位山西病人由当地医生送到蒋彦永所在的301医院。那位医生介绍病情时说，病人已发烧咳嗽四五天，他们怀疑可能是SARS。急症室的医生则回答，这不可能，广州早已控制非典了。于是，此病人被收入呼吸科。但是，几天后，陪病人前来的父母出现了严重病情，在被怀疑为SARS之后，这一家人都被转入302医院。不久，这位病人的父母先后不治身亡，女儿逃过一劫，治疗好转后回到山西。此病显示了强大的传染力，302医院在接收病人后，虽严格按呼吸道传染病处理，仍有十余位医生护士染病。

在301医院肝胆外科，一位胆囊息肉病人在准备手术过程中出现发烧症状，疑为SARS，转至309医院，数天后死亡。肝胆外科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被感染。

“302医院已经收了40名病人，死亡2名；309医院收了60名，死亡7名。4月4日，301医院院长在交班会上宣布，301医院已经有过46例确诊和疑似的非典病人。”

3月底，蒋彦永当年在协和医科大学的同学、30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朱克因患肺癌，转到胸外科准备手术时出现高烧，疑为SARS。302和309医院专家进行会诊，蒋彦永也在其中，他因而了解到302、309医院已经有不少SARS患者。“我感到这个传染病非同一般，应该加以重视。”

从3月初开始，301医院刚收治病人不久，院领导到卫生部开会，被传达的会议精神是，北京虽然已经有了SARS，但为了确保开好两会，要对此事严格保密，作为纪律，不许传播。“我很快就得此信息，觉得这样做是很不对的。但当时还看不到SARS这个病如此严重和危险，所以也没去管。”

直到张文康说了那番话后，普通外科医生蒋彦永决定不再沉默。“我当即找医务部和门诊部领导，请他们去反映，张文康的讲话不对。”

发出邮件

张文康说话的第二天，4月4日午饭后，蒋彦永在所住院子里遇到原总后卫生部张立平部长和另一位更老的卫生部王部长。“我问他们对张文康的讲话如何看，他们都认为是错误的。他们说，总后在内部通报就有四十多例非典。我和他们开玩笑地说，你们怎么带出一位说谎的部长。”

蒋彦永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因为，4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SARS，并可能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

4月4日晚上，蒋彦永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写了下来，按照他从电视看到的邮箱地址，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发了E-mail：

昨天，中国卫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中国政府已经十分认真地对待了SARS的问题，目前该病已经得到了控制。但在后来他提供的数字，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随后几天，蒋彦永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体获知。4月8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记者找到蒋彦永，对他进行了采访。“《TIME》的记者SusanJakes首先要弄清我提供的数字是否属实。我告诉她，数字都是经过几位医生肯定的，十分可靠，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她建议我可以不署名。我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她又问，那样做的后果我考虑了没有。我说，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

《TIME》杂志当晚就将采访内容发到网上，随后在4月21日的杂志上刊登。4月9日上午8点开始，蒋彦永家的3部电话响个不停，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共同社、BBC、CNN、VOA、《联合早报》等数十家媒体都打来电话采访。

“我原定于4月9日下午3点到科里给进修生和研究生讲课，不得已延迟了近一小时才开始。课尚未讲完，院里就找到我，要和我谈话。”

当晚7点半和10点半，医院领导两次到蒋彦永家谈话。“谈话在很客气的情况下进行的。院领导对我接受国外媒体采访首先肯定了我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但作为一个军人这样做是违背了军队有关纪律的，今后就不要再和国外媒体接触。我表示我原先不知有此规定，今后有事先找院里谈。同时，我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张立平和王部长等人，他们已退休了，他们就能说真话。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提出建议

蒋彦永一直珍视讲真话的价值。他曾就读于燕京大学，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被他铭记在心。“作为医生，从自己学会看病，到能看一些复杂的病，能解决一些疑难的病，学校书本的教育固然重要，但主要还是靠从处理一个一个病人的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也就是说医生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病人给的。因此，应该把从病人身上学到的本领，更好地用于为病人服务。”这是蒋彦永对校训的理解。

2003年4月10日，蒋彦永参加了燕京校友会理事会的会议。会议商量的一项内容是原定于4月19日的返校活动是否还继续进行。理事中的几位医生先提了建议。

第一位发言的是胡亚美院士。她是儿童医院院长，同时是北京市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组长。她说，儿童医院有两个小孩患了非典，他们的母亲和祖父都传染了此病，这说明此病传染力很强。她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医院接到通知，再有非典，一律“就地消化”。

第二位是吴蔚然教授。他说，北京医院有两个病人，不太重，已基本控制了。

蒋彦永第三个发言。他说，军队医院的病人不少，但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正确处理，是可以防也可以治的。

参加会议的头一天晚上，蒋彦永为了朱克疑为SARS的事，打电话向协和医院呼吸科专家朱元珏教授请教。她告诉蒋，协和医院也接到通知，对非典病人要“就地消化”。原因是，北京两个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有200个床位）都已收满了。

早在4月11日下午，蒋彦永的几位同学在他家相聚。其中一位接到一个电话。那位朋友正参加军队一个会议，会议决定将北京武警在小屯的第三医院临时改为收治SARS的医院。因为WHO已决定马上重返北京，重点调查军队的医院。

“WHO到来后，302医院将收治的大部分病人转到武警第三医院。在302医院一病区（专收治呼吸道传染病人）一、二病室中只留下不多轻的和疑似的病例。对一些病情尚重的临时放到二病区（专收治消化道传染病）三病室。与此同时，309医院把已收治的60个病人中大部分转送到临街一个临时改收病人的旅馆里。WHO去中日友好医院检查是临时通知的，他们的院长就把大部分病人分别放入多辆救护车，配了医护人员，开车到街上去转。协和医院院长也因为接到通知，只能报一个确诊病例和一个疑似病例，所以也不得不把其他病人装入救护车，配了医护人员上街转。”这是蒋彦永获知的情况。

4月11日，蒋彦永找到院领导，把了解的情况说了一下，提出三点建议：

一、鉴于北京市的地方和军队的传染病院均已收满，上面提出要各医院“就地消化”，这完全是违背传染病治疗原则的。因此，我建议尽快在北京组织改建一些医院，使之能接收SARS病人。

二、建议张文康引咎辞职，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国务院领导能及时正确地去处理疫情。

三、建议卫生部派人来和我核对SARS病例的数字。如我提供的数字有误，我就请中央电视台让我发表声明，说明我错了，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如若卫生部发布的数字不实，那就请卫生部纠正错误，公布真实的数字。

2013年2月21日，非典后遗症患者（左起）：李书元（49岁），李朝东（60岁），张金萍（55岁），吴如欣（56岁），鲍宝琴（58岁），王宝珍（77岁），张健（53），王立刚（36岁）和王键（54岁）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头条胡同合影。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当年在附近一家医院看病或陪护病人时感染非典。

蒋彦永在给卫生部马晓伟副部长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建议。“信末我写了我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希望他们接到信后给我个回音。我将此信交院方，并通过总后尽快送中央卫生部。此后，我每天催问，院方告诉我，信很快经院和总后送卫生部。但我一直没得到卫生部的回音。”

拒讲假话

WHO的专家再次来到中国，得到卫生部的同意，进入部队医院进行调查。

4月15日，一位记者给蒋彦永打电话：“WHO到军队去调查SARS疫情的数字和你提供的数字基本相同。”香港一位朋友致电蒋彦永说，他们在香港看到了WHO的新闻发布会，“他们到军队医院作了调查，和军队有个协议，不公布具体数字，但得到的数字和我提供的相似。北京已经确诊的SARS病人有近两百例，疑似三百多例。北京已决定立刻改造建立18个可处理SARS的医院（区）。”

4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在会上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从4月23日起，每个星期三，北京市都有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经常有记者提出，蒋彦永到哪里去了？“为了解决这一疑问，中新社对外部于5月14日由院方批准专来我家采访，中心意思是说明蒋彦永现在生活一切照常。第二天新华社也由对外部对我进行了采访。”

采访中，蒋彦永反复表达说真话的价值。“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2004年8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他获奖的理由将会被人们记住：

“勇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

感谢您的阅读，如果您觉得我发布的文章不错，可随意打赏，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和鼓励吧，谢谢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3:34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3-15 21:51 编辑

《中医群英战SARS》

——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
主编曹东义
2005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序       3
名家点评       4
引言       10
史实篇       12
序幕：瘟神与人类的战争       13
第一章：瘟神偷袭广东       18
瘟神发难十面埋伏起烽烟       18
吕玉波说最难忘怀属当初       26
广东经验促成中医介入       31
第二章：高高挺立的中医       39
中医的一段屈辱历史       40
毛泽东大笔一挥救中医       46
邓铁涛论正确看待中医       52
为中医完整体系而守侯       58
向中央为中医参与请战       62
可资借鉴的石家庄经验       70
第三章：燎原北上       76% k# C8 j( R5 s4 y1 X
疫情如火考验疾控能力       76' c& o  q' o8 i4 d
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       93
% O+ |" p# K" J+ m新一届政府的快速反应       113
第四章：奋起反击       123
中医药进军主战场       123
紧急启动中医科研       132
中医群英献方献策       144
挺起胸膛保卫心脏       215
第五章：胜利会师       222
三军会战小汤山       222
流调与出师香港       230
中医会师京东宾馆       239
收获香山科学会议       268
反思篇       277
第一章：SARS过去，中医收获了什么       277
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时代形象       278
再次突显中医热病辨证治疗特色       280
收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       282
蕴育外感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突破       287
第二章：SARS促使伤寒温病统一       290
《素问》热病是最古雅的名称       291
广义伤寒学说的历史价值       292
温病概念广义狭义的演变       293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294
统一热病学说是我们的任务       295
第三章：SARS的中医病因如何求       297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       297
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       298
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方难用       299
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301
第四章：SARS按什么规律传变       303
张仲景六经分证及其演变       303
后世论传经现象的不同学说       305
明代吴又可论疫有九种传变       306
温病学派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       307
第五章：阳郁为热是热病的共同病机       310
外感热病包含的病种多而复杂       310
伤寒与温病是病种还是证候之差       311
郁阳为热是伤寒温病的共同病机       313
炎症反应是热病共同的病理基础       314
中医治疗热病主要靠宣泻郁热       315
第六章：SARS应如何辨证       316
万友生八纲统寒温       316
杨麦青以伤寒统温病       317
邓铁涛寒温统一辨证       318
试说五级病证诊治体系       320
第七章：SARS应如何治疗       324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       325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       325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       326
历代都说辛温解表难用       327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328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330

名家点评
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点评意见：
中医药为中国防治SARS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这一段史实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项研究分“史实篇”和“思考篇”，根据大量资料，完整地勾勒出SARS疫情的经过以及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发挥的作用。“思考篇”则汇集了各地中医防治SARS的理论和经验。这些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知识，经过系统整理后对中医药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研究者又结合外感热病史的演变，对SARS的中医认识提出了有意义的见解，建议将伤寒、瘟疫、温病融合为外感热病学，这一设想十分可取。
无论是在史实整理，还是在对中医SARS治疗认识的综合整理方面，本研究到目前为止都是最全面详尽的，就此引出的思考也很有见地。研究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应予通过鉴定，并建议申报奖励。
南通朱良春教授点评意见：
曹东义教授主编之《中医群英战SARS》书稿，是一部展现中医参与抗击SARS完整、全面的记录，也是通过实践融汇综合形成的《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搜集了大量客观、生动的资料，以具体的事实来证实中医药不但是能治疗急性热病，而且疗效是卓著的。有力地为中医扬威，为国争光，让中医药更顺利地走出国门，为世界人民健康做出更多贡献。
书中对中医热病的源流、病因、论治等方面的论述，是中肯的、客观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为提高中医外感热病诊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对中医药剂型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此书之出版，将对新的《外感热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为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点评意见：
本课题设计是以“史实篇”和“思考篇”两部分。“史实篇”从中医的历史发展陈述了中医歧黄学术是活人之术，从《内经》到《难经》，从解剖到理论，阐述了中医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反思篇”展示了中医既能治疗传染病，又能治疗疑难杂症的能力，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评价。历史证明中医学术继承发扬光大，为世界人民健康服务的事实。
该课题研究资料丰富，史料真实，论证可信。传承中医治疗未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急救方药，使中医代代相传，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议要有系统性，完整性、有些史实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有些政策的把握要进一步准确。有些观点还应进一步研究确定，如“某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种提法似不恰当，缺少原则性。应当把共产党员的形象写实、写准。
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长贾谦研究员点评意见：
由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持的科研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课题（课题编号：0398）的总结报告《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分“史实篇”与“思考篇”两部分内容，共计40万字左右，“史实篇”客观记述了SARS疫情的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对广东省中医界如何采用中医外感热病理论指导临床防治SARS，进行了经验介绍。在此基础上，“思考篇”从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高度，揭示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医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项研究选题针对性强，研究目标明确，资料丰富，数据可靠，研究成果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内首次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SARS防治，以及中医诊治规范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结论和较新观点，为国家及相关部门汲取SARS防治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与依据，特别是为国家将中医药纳入重大突发疾病应急系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一份难得的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项课题完成得相当好，同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专家李经纬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SARSA于2003年春突袭，以病因不明，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在人群中迅即形成一股恐惧心理。特别在初期，中国医疗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一时还难以发挥作用，使治愈率与并发症均不能令人满意。在中西医结合、中医较广泛参与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治愈率提高了，并发症降低了，从而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一致好评。
《中医群英战SARS》之研究，忠实调查研究，客观分析综合，求实总结经验，认真反思教训，对SARS流行，被控制，以“史实篇”和“思考篇”，两大部分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述。资料翔实，分析研究客观，给我们当代乃至后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资料与有价值的借鉴。他们对SARS的研究，是很有见地的，成功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并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专家余瀛鳌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由曹东义主撰之《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堪称是与时俱进之现代疫病专著。它体现了中医药学重视学术源流变化，突出临床疗效，阐析当前所客观存在的学验思辨概况。而全书的主旋律，又是以论析SARS等病证的规范研究。作者表述了历代对有关疫病的证治特色及优势，复能结合当前现实应用、需求与发展。应予肯定的是，撰论符合史实。作者能站得高、看得远，从总体构思进行分析、讨论。
书中面对SARS的病证所属和中医对SARS在辨证结合辨病的认识，对“寒温统一论”，和伤寒、温病、温疫的病证特色和区别要点进行了阐介。尤为重要的是，全书将中医学术思想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应用。故在学术性、规范性、实践性和传承发展与实际应用方面，均堪称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具有申报奖励的优越条件。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李浩教授点评意见：
人类与SARS的艰苦斗争虽然告一段落，然而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仍然没有完全看清瘟神的真面目，还有许多待解的难题等着人们去攻克。禽流感、艾滋病的猖獗蔓延，也证明瘟神并没有走远。在中华大地上苦苦探索、奋斗了几千年的中医学，在SARS瘟疫的考验面前表现如何，值得学术界认真总结和深思。
曹东义教授承担的这一课题和课题的总结报告《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以大量的事实记录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再现了那不平凡的艰难岁月。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能站在全国、全世界的大棋面前，从战略的高度，深刻思考中医学的历史价值，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局部的技术的得失问题，思其所以得，也思其所以失，着重阐述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作者把自己对历史与现实思考的体会奉献出来，供后来的人们继续研究，不断总结、反思，以有利于形成新的见解、理论，有利于将来更有效地防治SARS、禽流感等新旧瘟疫。
综上所述，这不仅是一部回顾性的研究，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填补了有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同意通过鉴定，并申报科研成果。
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点评意见：
曹东义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是在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课题立项之基础上，总结撰写的一部创新之作。全书分《史实篇》和《反思篇》，用辨证的唯物史观记述和总结了2003年在我国发生的SARS历史以及中医药学在这场与SARS斗争中显示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书具有详实的史料性、政策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史实篇》回顾了中医在与瘟疫病斗争的历史，在此次与SARS斗争中谱写的新篇，使医学界和社会上认识到中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了中医学，也显示了中西医结合互补的优势，提高了中医药学的地位。
中医药学是以传统文化为母体，其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在此次与SARS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该书做了客观的反映。
该书科学地总结了中医药在防治SARS斗争中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神统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治疗观的特点。对于当今整体医学的发展将起到示范作用。
全书从科学发展观将传统的广义伤寒、瘟疫、温病的内在联系加以融合，提出“中医外感热病学”，在医学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中医将会再现一次辉煌！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5:17

2月26日，美国商人Jonny Chen从香港飞往越南河内，因SARS类似症状住院，他传染了20位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卡罗•乌尔巴尼（Carl Urbani），这个第一位发现SARS爆发的WHO医师。Chen于3月13日死在香港的医院里。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经过反复分析实验结果，认为SARS的病原体可能是冠状病毒。但是，可惜的是，这一认识不知为什么没有取得人们的共识，没有很快深入进行下去。历史不能假如，如果能够假如，那么搞定冠状病毒的这个金牌就是我们的了，而且我们也不会陷入不久的那种被动局面了。
2月28日，WHO的卡罗•乌尔巴尼（Carl Urbani）医师认为这种疾病不是一种非典型肺炎，他将它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又一个可惜的是，乌尔巴尼医生很快被瘟神击倒了，3月29日去世，比叶欣晚4天。让我们插叙下他的传记资料，来纪念这一位不平凡的先行者吧。
《中国医学论坛报》2003年12月25日的“封面人物”，刊登了峡江的文章《发出SARS第一人》：
今天，在即将告别2003年之际，我们回忆2003年抗击SARS这段难忘的历史时，不能忘记一个人，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传染病专家—意大利医师卡罗.乌尔巴尼。正是他，在越南治疗第一例SARS病人时，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种新的严重的疾病，最早向WHO发出了SARS警报。他在向外界发出警告后20天，因密切接触病人受到感染，成为第一位在抗击SARS中以身殉职的医师。若没有他的无私奉献，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因此失去生命。他是全世界千万名舍己救人的白衣战士中的代表，是人类在这一危机时刻值得颂扬和缅怀的英雄。
WHO前总干事布伦特兰在悼念乌尔巴尼时说：“他的死深深地震撼了WHO的每一个人。他的一生再次提醒我们公共卫生事业的真正意义。今天我们都应该暂停工作片刻，以悼念这位杰出医师的一生。”
发现SARS病例：今年2月26日，越南河内一家法国医院收治了一位从香港抵达河内的患者美籍华人陈先生。他患有肺炎伴发热、干咳。当时医院的医师认为他可能得了禽流感。
2月28日，院方打电话给河内的WHO办事处，询问是否能派人来查看。传染病专家乌尔巴尼接了电话并前往会诊。当他第一次看到病人后，通过观察其症状和曾与这例病人接触的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情况，乌尔巴尼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疾病的高度传染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威胁，他把这种疾病称作“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并开始让医院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包括使用过滤性强的面罩和双层防护服，并将病人隔离。这种处理方法在越南是不常见的。随后的几天，他决定留在这家医院中工作，记录病历和安排送检标本，以及加强感染控制。在这家医院还设立了隔离病房。这些天乌尔巴尼与医护人员在一起，鼓舞他们的士气，减少他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因为该病已经显示出很强的传染性。乌尔巴尼的同事Palmer回忆起当时他曾说过：“我去了一家到处都是护士在哭喊的医院，大家都惊恐万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但不是流感。”
3月5日他向日内瓦的WHO总部发出SARS警告。
为此，3月9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乌尔巴尼和越南的WHO办事处主任Brudon与越南卫生部官员谈了4个小时，他们向官方解释了此病的危险，并建议必须把病人隔离起来，另外需要对过境旅客进行检查，虽然这样做会对越南的经济及国际形象有影响。同时还建议发出请求国际专家援助的呼吁。Palmer医师回忆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告诉越南人事态的严重性，这样做需要有相当的胆识，但是他的为人颇受越南卫生官员的信任，他们按他的办法去做了。”
随后该医院有数十位工作人员患病，3月11日，河内法国医院被关闭，不久其他的大医院也采取了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大的公立Bach Mai 医院。3月12日WHO正式发出全球非典型肺炎警告。3月14日新加坡和加拿大多伦多报告了聚集发病的非典性肺炎。3月15日WHO对这种新的疾病采用了乌尔巴尼命名的SARS,同时WHO发出旅游警告。
无私奉献，为抗击SARS而捐躯：在此期间，乌尔巴尼的夫人Giuliana劝他离开越南，她说：“你有三个4岁到17岁的孩子，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么危险的病人？”这时乌尔巴尼回答说：“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那我还来这里做什么？”后来Giuliana在接受一家意大利报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先生知道危险，但他说他过去遇见过同样的危险，我们不应该太自私，我们必须多为别人着想。”
3月11日他到泰国出席一个治疗学龄儿童寄生虫会议，他开始出现症状，并告知了Brudon此事。Brudon说：“他太累了，因为压力太大了。”但很快她突然意识到，他也可能感染了此病，于是她告诉曼谷WHO的同事说：“卡罗感觉不舒服，我们大家也要小心一点。”美国CDC在曼谷的Dowell说：“3月11日午夜时，在曼谷机场看到乌尔巴尼医师时，他显得非常憔悴，他示意我离他远一点，他坐在离我们相距有八英尺的地方。90分钟后救护车才到，马上送他到医院去了。”
在曼谷住院的第一周，乌尔巴尼发热退了一点，感觉好了一些，但他自己了解其病情。Palmer医师说：“我跟他谈了2次，那时乌尔巴尼告诉我说，他很害怕。一向乐观的他，第一次感到内心的恐惧。”
WHO的专家从澳大利亚和德国飞到曼谷为他治病。澳大利亚一家医药公司也带来利巴韦林，这种抗病毒药虽然对某些病人有效，但对乌尔巴尼却没有任何效果，终于他的X线胸片出现了白色斑点，于是他告诉他夫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回意大利的故乡卡司特尔普拉尼欧吧！”但是他夫人送走了孩子后，又飞回曼谷来看他。当她到达医院时，乌尔巴尼已经住在隔离病房。隔着双层玻璃，他们夫妇只能用对讲机讲话，她只看到他清醒过一次。当他的呼吸十分衰弱时，被接上呼吸机。3月29日他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年仅46岁。据曼谷意大利使馆称，乌尔巴尼医师愿意死后把他的肺捐献做科学研究。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5:45

3月17日，新上任的胡锦涛主席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号》，其中任命张文康为卫生部部长，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在他已经界入花甲的时候，被继续任命为卫生部长。但这一届一开始他就遇到了麻烦，或者说他在上一届的任期之末，已经惹上了瘟神带来的麻烦。3月18日的《健康报》刊登了姚文介绍张文康再度出任卫生部长的文章：“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再度出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道出心声”。张文康说：“我们要继续探索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卫生工作，做好卫生改革与发展这篇大文章。最关键的是要时刻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张文康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这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健康和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医疗卫生事业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我们要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认真纠正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需要，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利益，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坚定不移地推动卫生改革与发展。这些年来，每逢我国发生大事、急事，总有卫生医务人员在第一线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应该说，我们的卫生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是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将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努力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
3月17日， WHO设立虚拟研究网络，它包括9国的11个实验室，9国的9个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9国的78位临床专家。中国香港地区加入其中。
3月18日，德国医师在1例SARS病人的血样中发现副黏病毒的迹象。香港的科研人员在其他两个病人的标本中也有同样的发现。
3月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胡锦涛主席说，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进。
3月19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新政府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对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并部署了当前需要抓紧的七项工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列入其中。这时候，新的部委已经开始进入角色，承担起其各自的职责。
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了。不间断的电视直播使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了战火纷飞的海湾。对北京人甚至是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一场遥远的战争远比非典要距离自己近得多，对于战况的关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热衷的话题。也有许多人无暇顾及战争的残酷。在他们中间，最忙碌的可能是各政府部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几天前，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刚刚在人大获得通过，各部委三定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尤其是那些新组建的部委，有的连办公地址也没有敲定。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从前几次机构调整的经验来看，今年应该是新政府的磨合之年，这个磨合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6:02

记者郑灵巧在2003年2月19日的《健康报》上，以“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病因基本查明，肇事元凶是衣原体”的醒目标题，介绍说：“记者昨天在卫生部获得消息，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努力，查找致病原的工作进展顺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专家，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两份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的包含体，肺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就是这个“十分典型的”衣原体颗粒，造成了人们盲目乐观的印象，也使卫生部领导的决策紧跟着乐观起来。乐观可以减轻恐惧的心理影响，但是不切实际的乐观或者看不见将要面临的巨大危险、不知道将要面对的严峻的挑战是怎样的艰苦，往往就会错失良机，铸成大错。
衣原体是什么东西呢？记者说：“据了解，衣原体是一种在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某些衣原体曾经被归为病毒，衣原体可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气溶胶，或者直接通过与病人、病禽或鸟类接触而传播，临床上表现为肺炎和支气管炎。对于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但必须是全程、足量的治疗。”因为临床上的确有这一类“针对性强的抗生素”，医生和患者似乎是有了依靠，不用担心了。
2003年2月20日的《健康报》再次传来可以让人们放心的消息：“中国疾控中心实现‘三个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国疾控中心，当时刚刚成立一年，通过什么手段，怎样控制疾病流行，这的确是人们期待和关心的。它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三个一”呢？文章说：“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之初，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全面提高能力，以满足政府、社会和大众的需求。一年后，中国疾控中心交出了一张较为出色的答卷。在2月18日召开的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会议上，中心主任李立明报告说，中心去年在能力建设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建立了一个体系，形成了一个联盟，改造了一批实验室。‘一个体系’是指建立了我国生物化学和核恐怖应急体系。一年来中心制定、修订了有关生物、化学和核恐怖应急预案，及时为国家提供政策性建议报告；开展了核事故医学应急可动员医疗资源的调查；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反生物恐怖培训；建立完善全国各级救灾防病专家库；参加国际反生物化学恐怖网络，与美国CDC等有关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加强了工作联系。‘一个联盟’是指形成了公共卫生工作联盟。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建立了与地方病控制中心等7个挂靠单位的业务关系；通过首次全国省级疾控中心主任年会共商我国疾控大事，建立中央——省——地市——县四级疾控工作网络。通过业务合作，加强了与其他部委、大学及科研单位的联系；通过协会的工作，加强了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联系，初步形成了中国公共卫生联盟。中国疾控中心还改造调整了一批实验室，以适应传染病病原检测和应急反应快速检测的需要，以及食品安全、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健康相关产品检测要求和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2002年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一批实验室进行初步调整与改造，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检测机构的申报，国家环保总局在环境所建立了‘环境医学重点实验室’。进一步加强对传染病所鼠疫P3实验室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对不明原因传染病病原检测能力和防范生物恐怖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上述这个报告，给我们的印象是疾控中心的确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有些固若金汤的感觉，即使有多重的疫情也足以迅速平息。张文康部长看了这个放在卫生部的报告，也许会高兴地认为的确是“一份出色的答卷”。尽管工作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许多人的汗水与心血，但是，迅速发展的疫情很快就打破了人们的平静，2004年实验室感染引发的非典疫情，也足以使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哪怕一丝疏忽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6:24

2月21日，一位来自广州的刘姓医学教授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参加婚礼。他于3月4日死于SARS。在等电梯时他与7个人接触，其中有美国商人 Jonny Chen、加拿大人、新加坡人和香港人。此后SARS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开始蔓延。
2003年2月21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胡延滨的报道“广东省中医院积极救治非典型肺炎”，此前他们已经接诊治疗非典患者38例，仅有1例使用了呼吸机，退烧大部分只要5-6天，住院平均在10天左右，已经观察到中医药在退烧、缩短病程、促进吸收方面具有优势。
2003年2月2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马定科、方宁所写的通讯“岭南温病理法方药与非典型肺炎救治——记为治疗非典型肺炎做出贡献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温病专家刘仕昌等”。文章介绍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仕昌，他比邓老大一岁，是岭南温病研究的泰斗。2月10日广州市卫生局邀请他和其他专家到广州市第八医院，对重症患者进行会诊。他不顾88岁的高龄，也不管行动不便和有被传染的危险，立即带上弟子、该校的首席温病学教授彭胜权教授、一附院温病科主任钟嘉锡教授、副主任史志云副教授、沈强副教授等一起赶去，在病人床边问诊、按脉，提出治疗方案。到2月17日，已有18人康复出院，其余均高热消退、病情稳定。在此前后，他们还到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等去会诊。他们在温病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疗效相当明显，连一些西医院的负责人都称赞中医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也对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给予充分肯定。
的确，广东的疫情控制得很好，中西医疗效也很出色。在长达三个多月的100天之中，他们几乎将瘟神扼死在广东。他们不仅用超深圳速度建设着大学城，这个占地43平方公里，可以容纳20万学生，有40万人生活其间的小社会，而且还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广交会的如期举行，广东人真是了不起。然而瘟神是不服输的，这里打不赢就换一个地方，就象当年的英军鸦片战火。
2月26日，美国商人Jonny Chen从香港飞往越南河内，因SARS类似症状住院，他传染了20位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卡罗•乌尔巴尼（Carl Urbani），这个第一位发现SARS爆发的WHO医师。
Chen于3月13日死在香港的医院里。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经过反复分析实验结果，认为SARS的病原体可能是冠状病毒。但是，可惜的是，这一认识不知为什么没有取得人们的共识，没有很快深入进行下去。历史不能假如，如果能够假如，那么搞定冠状病毒的这个金牌就是我们的了，而且我们也不会陷入不久的那种被动局面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6:42

2003年3月的中国，经济列车正以一种超常规的速度不停歇地在向前冲，新华社记者援引权威人士的话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创下近5年来的新高，接近10%。一些乐观的经济学家已经在考虑经济是否会过热甚至发生通货膨胀的问题。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让人愉快的春天。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19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如期举行。国家领导人将要换届，两会代表关注着卫生体制改革。然而，一种不被人了解的病毒正在飞速地蔓延，并且悄悄地逼近、来到了北京。
综合各家的报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被假定叫于丽的女珠宝商人，2003年的时候27岁，是山西太原人。是她去广东采购的时候，不仅带回了珠宝，也将瘟神附载在她身上的SARS病毒，带回了太原，导致在广东流行了2个月的瘟疫疫情，输入到山西；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就医的时候，进一步引燃了北京的疫情；然后迅速传向内蒙、天津、河北，形成燎原之势。
于丽2003年2月需要到广州联系业务，但听说有非典，有些犹豫。她的母亲在当地的一家党报工作，查阅了不少报纸，又向不少同行打听，结果从同事那里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她父亲从网络上查询，得知“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2月18日，她和弟弟带着板兰根去了广东。她到广州后，司机告诉于丽：“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不害怕。”她此后碾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发烧38度8。于丽走进太原的一家大医院就医，她告诉医生说：“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接诊的医生听后笑了，并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X光片和血液检查后，医生说“不是非典”，开出了阿奇霉素等药后，让她静脉点滴。当晚，于丽到另一家医院输液。她担心诊断有误，再挂一次号，诊断的结果仍是“感冒”。2月25日,于丽高烧达到40度，病情不见好转，赶往又一家大医院，检查的结果仍是“感冒”，输液的药物改为青霉素。
2月27日，于的丈夫打电话到广州一家医院询问，被告知“非典是感染”。于丽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医院，检查是否有非典，抽血液检查之后，结论是“正常肺炎，一般不会传染”。可是，在这家医院输液后，她体温一直很高。因此，决定转院去北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2月28日，她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陪同护送下进入北京301医院。魏东光返回太原后，发现自己被感染成了非典患者，同时有2名护士也被感染为非典。
3月3日，陪同于丽的母亲发烧达39度，她父亲在太原也发烧，3月5日从太原赶来住入301医院。此时，一场瘟神发起的进攻也揭开了序幕。军队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3月5日上午接到301医院电话，说前一天来院就诊的山西三名患者需要转院。接电话后，302医院极负责任地同意立即接诊。但是接的是个什么样的病人？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医护人员要不要防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相关信息！
3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的首例SARS患者死亡，此前该病人到香港旅游，与“电梯病人”同住一个酒店的同一层楼，但没有密切接触史。
然而，在北京，3月5日16点30分，由北京市急救中心派车把于某三人送到了302医院。302医院是全军最大的治疗传染病的唯一的三级甲等医院。但是，过去的所谓传染病医院，几乎就是对于肝炎、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医院的设施根本不具备接诊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条件。再加上当时人们还是不认识SARS瘟神的凶残面目，在运输中和接诊的时候不知面临的威胁，使302医院有1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了非典。随后301医院也发现了被感染的病例，医院成了非典瘟神战火的放大器，由医院向社会的传播从此就开始了。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说：“当时转院时不了解情况，所以人和车都没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302医院传染一科秦恩强医生后来回忆当时，于某三人来时是一个走着两个抬着，仅戴了副薄口罩就来了。他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于某一家八口陆续全被感染，父母先后病故。而302医院收了这一例非典病人后，前后三十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就包括那位令人崇敬的已退休的姜素椿教授。
3月7日，于丽的父亲非典病情恶化死亡。3月8日，于丽的1岁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出现非典症状。3月15日于丽的母亲因为非典病重去世。
3月9日上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展开，这是两会期间的一次重要会议，新老两届政府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座谈会议上强调，先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问题。因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是“确保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宏伟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各地各级都必须予以重视。
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因为根据《国务院组织法》，机构调整需要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两会的议题之一。
3月10日，香港威尔士王子医院报告SARS的暴发，50多名医务人员受感染。
3月12日，WHO第一次向全球发出警告，描述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SARS。
3月12日，于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现症状，送佑安医院，随即此院出现10多名患者。
此时山西的SARS疫情已经爆发，从2月28日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陪同护送于丽进入北京301医院之前，非典瘟神的火种已经引燃了山西的疫情。魏东光返回太原后，发现自己被感染成了非典患者，同时有2名护士也被感染为非典。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15 21:27:03

《健康报》2003年5月28日第8版，刊登了记者金永红、阴彦祥采写的通讯“硬汉方东升”，描写了方主任带领他的同志们与瘟神战斗的感人事迹：
有人说，方东升的命大，几经凶险未被感染；有人说，方东升是钢铁制成的，60多天磨难没有催垮他的意志。这是记者从未有过的采访，整整6个小时，记者几乎没有提问，只是默默地听方东升讲述他和同事们在这60多天里发生的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
3月8日，方东升所在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接诊了第一例非典患者。方东升说：“这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我们当时对于这个疾病还毫无思想准备。接治这位病人48小时后，科主任、副主任还有一位护士长被感染倒下了。我们呼吸科虽然有9位医生，但当时在科室工作的只有6个医生，十几个护士。这时只剩下4个医生：张自立、张爱珍、胡小晔和我。后来我常说，我们当时是‘四个人三条破枪’。一听说医院有同事被感染了，有些医护人员给吓哭了，大家情绪非常紧张。当时科里一下收了5个非典病人，防护、隔离措施也不像现在这样完备。谁去管他们？我想了好久，我是科室的负责人，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不管这些传染性极强的病人，但是我怎么能忍心？如果他们一旦有意外，我就成了罪人！最后，我告诉科里所有的人，5个病人都由我来管，要感染只感染我一个”。这是真实的想法，符合当时的情况，平凡之中显现着伟大。伟大来源于这种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这在和平时期，在可以选择逃避的时刻，他选择了迎难而上，因此他成了我们的英雄，当然这是后话。
方主任接着说：“3月初那些天，我每天就穿着白大衣，戴着帽子口罩，顶多套双手套去接触病人，安排他们的生活。我很意外没被感染。这5位病人还没出院，我们又接诊了山西省第二条传染链的首发病人。他是一位毒性很强的病人，前后感染了几十个人。当时他转诊到我们医院时，面色焦黄，由于口腔糜烂，嘴里塞满了坏死的组织。由于10多天没有进食，只能插着鼻饲管进一些流食，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他这样，我摘下口罩，对他说：‘你别怕，你看医生都不怕，相信我们能治好你，你安心养病好了。’我是他的主管大夫，我不能就这样眼看着让他死去，得让他吃饭。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没戴手套，就用手一点一点地清理他的口腔，掏出里面的坏死组织和黏液，又给他一下一下地漱干净。他终于能吃饭了，有了活下来的力气，精神状态也好了。
“可是后来这个病人知道自己感染了多人，其中有三个人已经去世了，情绪又开始低落，他把手机都摔碎了，有三次想绝食自尽，刚输液就要拔掉针头。我当时好言相劝已经没用了，只好用激将法，厉声问他：‘你还是党员吗？你还是男人吗？你是英雄还是懦夫，就看现在了！’我想用这种办法唤起他求生的欲望，唤醒他与疾病抗争的勇气，果然有点作用。如今这个病人已经痊愈了。”
山西省人民医院是综合医院，开始并不具备收治传染病人的条件，然而病人却不断增加。医院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安排这些病人。方东升就有了特殊的转运病人的经历：“我们4个医生和10多个护士坚持了20多天，病人还在增加。科里人手极缺。为了让大家坚持住，当时我每天在早交班时，都要唠唠叨叨，叮嘱大家注意保护自己，吃好、睡好、穿暖和了，只要一发烧，立刻停止工作。我甚至告诉大家现在是考验人性的时候了，没有特殊理由不许请假。我很庆幸，虽然当时我们还不具备接受传染病人的隔离条件，但是由于我们不断提醒患者和家属注意不要随便串病房，呼吸科的医护人员再没有一个人感染，其他病房的患者和陪护的家属也没有被感染。
“到3月底，科里感染的同事也痊愈归队了。当时山西第三条传染链的首发病人和继发感染者住进我们医院急诊科。由于其中一个病人的病情很严重，做了气管切开，急诊科很多人都被感染了，其中包括后来以身殉职的梁世奎主任。
“3月底的一天，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天了，因为病人迅速增加，呼吸科已经住不下了。医院决定把我们科的病人和急诊科的病人集中到一起。由于招不到搬运工，我们呼吸科的全体医护人员将病人从楼上一个个抬下来，安顿到急诊科。院领导看到这也不是办法，又决定把所有的病人集中到当天按照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区改造好的体检中心。这时离我们第一次集中病人不到24小时。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夜晚。大家累得都不知道自己抬的是哪个病人，还要检查病人的氧气到位没有，病历是不是归位，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后来一位病人告诉我们，她看我们疲惫不堪地淋着雨抬着她走在小道上，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失声哭了出来。
“那天夜里，病人的情绪也不稳定。一位病人在路上说他的拖鞋忘带了，张自立大夫就上楼返回呼吸科给他找来，过一会他又说自己的袜子忘带了，张大夫又返回去找。等转运到新病房，这个病人又说想吃热稀饭。当时都凌晨两点了，上哪儿去找热稀饭？张大夫说你喝点热水吧，不行我给你削个苹果。病人这才安稳下来。张大夫马上给他倒了热水，削了一个苹果。这个病人后来只说了一句话：真心换真情。
“到凌晨3点，我们把所有的病人安全转运到新病区，大家累得不想多动一下，有的人把三个凳子一并，就睡在上面；有的人躺到检查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方东升告诉记者，他不是一个惧怕困难的人。他1996年来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在此之前他在青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工作。他曾和同事们坐着牛皮筏子顶着大浪过长江，赶到可可西里调查疫情。他曾只身在澜沧江畔用短短的10天时间采集了1000只感染传染病的绵羊血清，这10天他没见到一叶绿菜。他说经历过这些艰险，他已经不把生死看得很重。
然而这次非典疫情肆虐时，他却别有一番感受：
“我们最不愿意听到同事被感染的消息。有时早上还见面打招呼的同事，下午却听说他发烧被隔离了，心里别提多难受了，病区里一整天没有人多说一句话。一旦听说自己的同事去世了，这一天病区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每个人的心情沉重极了。
“同事们难过的原因，一是因为被感染的是自己的战友，再一个是因为3月初大家对非典都不了解，所以无法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法。当时只能通过网上了解一些信息，可患者的病情却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怠慢。往往刚接触病人时，有些人正好是发热的第三、四天，情况还比较稳定，但是一个星期后，开始急转直下，突然转入急性期，高烧不退，出现重症肺炎的症状。大家就感觉这个病发展超乎寻常，就觉得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病情恶化。我们医院两个职工的病情就是这样。我们这些男大夫，手里拿着同事的胸片，就感觉自己太无能了，内疚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
“我们是在摸索中治疗病人。当时在用不用激素，什么时候用激素方面，大家还有争议。但是病人太痛苦了，那时每天一走进病房，到处都是病人的呻吟声，有的病人吃一口馒头要喘三次气，有的病人流露出痛苦、悲哀的眼神，能讲话的病人哀求我们：‘大夫，快救救我吧，我不想死。’为了救命，大家管不了那么多了，决定上激素。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省卫生厅为我们请来广东、北京的专家，通过他们的多方面指点，才使我们能开展比较有效的治疗。后来我们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用早吸氧、早用糖皮质激素加心理治疗等方法，使病人的治愈率逐渐提高。
“但是，这毕竟有个过程。当时社会对非典极其恐慌，为了对患者负责，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给社会带来信心，我们一线的医生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我们最怕、最担心的就是患者死亡。呼吸科满员时也只有10个医生，要管50多个病人，压力非常之大。三四月的时候，医院里很多人都在担心，他们觉得呼吸科的人不对头了。我们这些医生就像吃了火药，在病区讨论治疗方案时，医生的火气一点就着，都是扯着嗓门讲话。着急的时候，我还会训斥别的医生。由于太紧张，很多人晚上睡觉时经常盗汗，异常疲乏，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病倒了。我和魏东光副主任、张自立大夫一间宿舍，我们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每个人的衬衣都是湿漉漉的。
“苍天有眼，我们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经过治疗转危为安了。5月15日，医院把已经出院的50多个患者请回来。看到这些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患者如今又是生龙活虎，想到抢救他们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们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患者也激动地哭了。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这些患者。”
记者在采访中见到了和方东生并肩作战60多天，又一起休整的张自立大夫。他对记者讲了方东升遇到的一次在别人看来近乎恐怖的事。
那是在四月份的一天夜里，当时医院收治非典患者的床位已经全部住满。当晚有一位姓范的患者被送到医院，方东升当时正在病区值班室看病历。他告诉患者只能住加床了，但是患者坚决不同意。无奈中，方东升只好让病人戴上口罩，他领着病人在病房看了一圈，没想到刚走到门口，这位焦躁不安的患者拽下方主任的口罩，照着他的脸啐了一口，嘴里嚷嚷着：“我活不了，也不让你活。”科室里的同事被这一幕吓呆了，有几个人都被吓哭了。方东升什么也没说，进到卫生间，把脸洗干净后平静地走了出来。
张自立说，之后这半个月，大家的心揪得紧紧的，生怕主任会倒下，每天都要盯着他。没想到，半个月后，他竟安然无恙。
对这件事，方东升没有说太多。只是告诉记者：
“病人已经很恐惧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帮他们。这种帮助可以说是以前我们从没经历过的，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使命。看到自己的同事那么奋不顾身地在一线工作，我常常想，人类就是一个群体，能存在到今天就是靠了互相帮助。当病人生命受威胁的时候，我们不帮他们，谁帮他们。
“在病区时，病人救治无效死了，家属不能进来，为病人料理后事就落在我们医护人员头上。有时深夜遇到这种情况，护士都身单力薄，搬不动尸体，就得叫我们这些男大夫来帮忙。有些家属讲究多，拿来衣服后还告诉我们，人去世了要穿七套衣服，千叮咛万嘱咐我们别穿错了。我们能说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半夜被护士叫醒，急急忙忙赶到病区，给尸体消了毒，然后一套一套地穿好衣服，再和护士们抬着尸体，小心翼翼地运送出去。”
方东升说，他两个多月没有回过家了。如今他更回不去了，自从太原市开展群防群控之后，他没能办理到进入小区的通行证。
“前几天，天变暖了，我曾经想回家取换洗的衣服，但是到了家属院，门卫不让我进去，因为我没有抗非典时期给居民发的通行证，他们让我打电话，把我爱人叫出来。拿着衣服，我就走了。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家里人了，我一看到他们，就觉得家真温暖。
“张自立大夫第一次回家时，儿子关上门不让他进去。他问儿子怎么了，儿子回答说：‘我们老师说了，你爸爸在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如果爸爸回家，老师就不让我上学了。’听到这些话，他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回不了家，我们能理解，毕竟我们整天和患者接触，感染的风险最大，社会上的人回避我们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一些同事的态度。有一件事我一直很难忘，那是三月底转运病人时，我和张自立大夫一起推着一位病人上一个坡，推得非常吃力。这时走过来的同事，一见到我们，赶紧整理好口罩，马上走开了。后来是一位老大爷走过来帮我们推上去了。
“当时，我们觉得是那么孤独。后来张大夫又告诉我们，他有一次回家，一位本院的大夫见到他，马上对周围人说，他是呼吸科的，你们都注意别感染了。气得张大夫要和他们论理。这种同行的不理解是最让我们难受的。
“好在医院支持我们，大多数同志支持我们，上级领导支持我们。我记得3月份，卫生厅李俊峰厅长和其他厅里的领导，亲自到病区看望我们，李厅长还和我给洗口腔的那个病人握手，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当时这位病人激动地一下跪在地上说，他的家人现在都躲着他，可是领导、医院、医护人员没有嫌弃他。他后来不是在纸上，而是在被单上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感谢党、感谢省人民医院。’
“在这60多天时间里，医院可以说是全力支持我们。我们查资料没有电脑，医院马上给我们添置；我们科的人吃饭没有时间规律，问题一提出，医院立刻解决。为了改善我们的休息环境，医院不断想办法，最后帮我们找到了现在这家宾馆。医院接受非典病人后，门诊量大幅度下滑，最少时一天只有几个病人看病，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院领导还是决定给我们一线的人员每天50元钱的补助。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去省政府给我们安排的晋祠干部疗养院疗养了，那是省委、省政府决定的，听说省领导为了让我们在那里能够休息好，还几次去视察，看安排的怎么样了。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心里真的挺激动的。我更高兴的是，社会又把天使这个称呼还给了医务人员。
“我很高兴现在有那么多同事关心我们，其他科室的主任、副主任以及很多优秀的博士生们都积极请战支援我们，我们才能轮休。也有的同事不能来一线，知道我爱抽烟，给我捎来两条烟。更多的人打来电话问候我，接到一个问候的电话，我心里就暖洋洋的。”
方东升就告诉记者，他可以在记者面前“表功”，但是还有很多一线人员没有这样的机会。采访快要结束时，他对记者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见见我们科当时和我一起苦战了60多天的其他同事，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于是，记者见到了与方东升一起打拼60多天的张自立医生、刘维平医生，还有牛瑞媛护士，听到了他们感人的故事。方东升说：“我很遗憾，因为名额有限，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奖励。我这几天总在想，我没有当好这个班长。对我们这个集体，我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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