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科学的背景里“考量”中医

曹东义

在大科学的背景里“考量”中医

[size=0.875em]200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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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ysj.com.cn/zaji/5/50209.html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中华中医药学会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先进单位，因此，国家决定发布“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学科进展报告”的时候，中华中医药学会从近一百个学会里脱颖而出，成为将要发布学科进展的少数学会之一。

学科作为一种学术分类，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具体科学的分支。因此，学科既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又是科学发展的标志。在众多学科里如何展现中医药的特色，如何评价中医药学的学科发展，这是中医药行业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中华中医药学会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从２００６年６月开始，中华中医药学会就积极筹备这项工作，并且成立了由院士牵头、学科带头人及学会管理干部参加的综合研究课题组。经过几上几下的动员、起草、修改，２００７年１月５日，在北京京东宾馆，经过２０多位专家的讨论修改，三易其稿的《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进展报告》，最后定稿了。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重要战略，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为中医药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6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2006-2020）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将中医药现代化作为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十一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加大中医药的科技投入，全面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2006年7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发布了《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年）》，标志着中医药标准化的进一步发展。

2006年8月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并确立了重点发展的10个项目，为中医药改革与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

2006年9月25日，国家科技部将“重大疑难疾病中医防治研究”等五个项目列为“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并委托相关单位组织正式启动实施。

2006年10月在日本召开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地区会议，审查《经穴定位国际标准》征求意见稿，以及相关的挂图与模型。目前361个经穴中已对345穴的定位达成共识，并完成了标准草案中文稿的撰写。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科技创新型国家，减少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度。中医药学是原创于我国的独特学术体系，是理论、技术与经验三位一体的学科，近年来世界100多个国家已经引进了针灸与中医药，充分说明了其学术特色是很鲜明的，也为中医药学带动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提供了机遇。

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方面，中医药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医与西医构成了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并且一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药学科发展还不够完善，如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分会里，既有中医内科、妇科、儿科、骨伤、耳鼻喉等二级学科分会，也有中医心病、肾病、脾胃病、风湿病、糖尿病、艾滋病等三级科目的分会，平列在一起，都是总会下边的二级分会，还有新近成立的络病、体质、整脊分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学科体系。

对于中医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中医的特点和实际，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从而为中医营造一个自主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医骨伤科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现在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设了中医骨伤科系，有很多骨伤科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其独特的理论技术，深受患者喜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医特色浓厚的学科，在院校教育中却不能设置专业、这将影响学科的学术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对于中医特色的认同，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人民大众的认同尤其重要。目前的就医选择上，中医药在很多时候已经被排在补充与替补的位置上，这说明我们在中医药特色的保持与优势的发挥上，的确出现了问题。

在中医药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时候，有人提出取消中医药的错误主张，别有用心地把中医药称为“问题医学”，这说明了我们需要做的振兴工作、需要开展的科普宣传任务十分艰巨，甚至必须“从娃娃抓起”，使中医药“接上地气”，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起复兴。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导致科技创新向系统化、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不谋而合。人的健康问题是一个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问题，这正是中医“天人相应”思想的内涵。可以认为，中医药的理论体系是21世纪医学发展研究的主体之一，符合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

中医体质学说、络病理念的提出，就是中医药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步。当然，中医学的理论进步，一向被人们以为“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其实，只有量变的中医学，说明它是一个理论成熟的学术体系。中医学重视经典著作，是因为经典著作不是只有经验的简单医学技术，而是集理论、技术、经验于一体，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反复验证了几千年的成熟医学。

在现代西医学产生了免疫学说之后，人们就从中医药中找到了调节免疫的有效方法；人类从来没有见过ＳＡＲＳ病毒，中医药辨证治疗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也就是说在西医一个抗ＳＡＲＳ病毒的西药还没有的时候，中医药就有一个“武器库”；艾滋病的治疗，中医药也有不俗的表现，不仅“国家队的专家”发挥良好作用，而且八个“民间中医”也都有不亚于“鸡尾酒疗法”的效果。

我们的政策应该符合国情，符合中医药学的特点，不能人为限制民间中医，不能为中医药的创新设立太多的障碍。目前按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就是一种严重的限制，丸散膏丹灵活创制的机制不存在了，中医药如何积累经验？如何创新？

如何让中医药在新世纪焕发活力，如何再现“奇峰突起，学派纷呈”的大好局面，需要在政策、资金、舆论方面大力扶持，也需要中医界“扬旗击鼓，彰显个性，奋进于振兴之旅”。

编后：少点批评多些建议

在关注“中医存废”之争，甚至有少数人提出将中医打入“伪科学”之列的“喧嚣吵闹”的眼下，我们更应该冷静地看到，千千万万在当前体制下缺少话语权的中国普通民众，对沿用已久的中医药是怎样一如既往地信赖、忠诚和热爱；更应该明了，我国政府对中医药始终持保护、关心和支持的态度，在近年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中，对中医药的支持投入力度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无疑，国家层面的“大环境”是好的，中医药在我国及世界各地民众间的“人气”也在不断攀升，然而，我们投身并热爱的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诸多的问题困扰我们自己，在某些时候竟似被“行外人”批得“体无完肤”？

客观面对中医药的“热”和“冷”，不夜郎自大，亦不妄自菲薄，摆正了心态，埋头苦干。中医不需要口号，她需要方方面面的中医人拿出办法和成绩为之“说话”。

文章列举去年国家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举措的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和问题。认真分析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靠中医人的自身努力，还需要得到政府和各方面的支持。对中医药的发展应科学、客观地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应少点批评、多点建设性意见。这也正是“视点”版编辑对您今年来稿的热忱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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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6 08:48:03

《捍卫中医》

原创中医，世界赞誉。
谣称取消，据理反击。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出版

目录

自序 2
第一部分、拉开网络论战的序幕 4
1、李恩教授告诉我：张功耀来了 4
附录：驳《告别中医中药》 6
附：《中西医结合的创新思路在于发扬中医学术思想》 25
2、朱良春先生说：论战可分阶段 27
附：《21世纪中医的任务及展望》 28
3、邓铁涛教授说：要告别民族虚无主义 34
附：《人类不能没有中医》 37
4、贾谦研究员说：我一直关注 38
解读贾谦先生《05总报告》 41
5、刘智利编辑说：马上发 70
《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72
6、徐承本教授说：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 75
附：《不能告别中医中药》 77
7、余瀛鳌研究员告诉我：为何选择中医 80
《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 83
第二部分、不断升级的取消中医言行 85
1、网络辩论不断升级 85
《请换一个角度看中医》 94
2、张功耀引来远在美国的王澄 97
附：《驳王澄给中医大学学生的一封信》 99
《评王澄对于中医的错误认识》 102
《王澄看中医横竖不顺眼》 106
3、发现张功耀史学研究重要缺陷 111
《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 114
4、张功耀《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出笼 119
5、回答张功耀提出的八个问题 131
《答张功耀：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132
《中医认为疾病是怎样产生的》 135
《中医通过调节证候治疗疾病》 141
6、结识网友，得道多助 143
7、张功耀开博客专门反中医 146
8、在〈和讯访谈〉时击溃进攻 149
9、网络签名取消中医 153
10、政府表态形势扭转 155
第三部分、世人重新认识中医 160
1、伪科学打不倒科学中医 160
2、大众媒体关注中医 164
3、人民政府力挺中医 171
4、哲学帮助中医登高望远 174
5、法律保障中医权益 177
6、正确认识科学与中医的关系 183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6 08:49:45

、发现张功耀史学研究重要缺陷
张功耀对于中医有偏见，对于他所研究的科学技术史应当是很擅长的吧？应该是专家、教授水平吧？不然中南大学怎么会让他当所长呢？
很幸运，我终于在网络里找到了张功耀研究科学技术史的论文，而且是唯一可见的一篇论文。文章叫做《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他研究科技史的结论与研究中医一样谬误很多，“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与“告别中医中药”两篇文章，都是先判了死刑再找材料。“告别中医中药”用上了科学、文化、生物多样性、人道四个“名义”，也就是四个显赫的“借口”进行扼杀，因为他对中医还是有所畏惧的。然而，对于没有主体意识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则不需要这么罗嗦的借口了，他直截了当地就说：“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那么，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面对中国古代辉煌科技史所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从中国发起”的疑难问题，也就没有必要“有此一问”了。因为，在张功耀的眼里，中国古代事事不如人，近代科学怎么会在中国发生，这不是梦话吗？
他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中国是文明故国的看法，就说以前研究古代科技史的学者都错了，都是阿Q似的人物，把一个根本不值一提的中国，巧加打扮，打扮成了一个“先前阔”的中国。因为，阿Q曾经发神经似地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者，真像张功耀说的是“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吗？，中国的“四大文明故国”的称号，就是这样被捏造出来的吗？决不是！
张功耀污蔑前辈古代科技史研究学者说：他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为了把他想当然的推论当作事实，他举了三个例子作旁证。但是，这三个例子，都是他误读的例子，一个也没有用对地方（详见附篇《张功耀误读了科技史》）。
张功耀虽然经常把“中医不进步”挂在嘴边上，但是，在中医问题上最不进步的却是他自己，他的思想、方法依然停留在“五四”前后的过激思想上。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主张“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给中国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体现出进步的积极意义。但是，“五四”时期也出现过许多过激言行，比如疑古过甚，提出与传统决裂，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消灭汉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道路，或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从头到尾，字里行间，歪歪斜斜，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列宁说过：“真理多走一小步就是谬误”。“矫枉过正”的东西如果不被认识，不采取补救措施，必然会留下后遗症。
“疑古玄同” 的钱玄同一直被当作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根据邱巍《钱玄同和他的家族》的介绍：钱玄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也去世。此后对他的生活最有影响的家族成员就是长兄钱恂了。钱玄同当年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的废汉字、人过四十皆可枪毙的口号都是耸人听闻之论。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新青年》上他那些过激文章。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邱巍评论说：“类似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虽有一针见血的痛快，却也难免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
事过境迁，年事渐高的钱玄同，在1937年底北平已经沦陷时，身心疲惫地困居旧京，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不屈从于日本统治的钱玄同，在他刚过了50岁生日，却已到了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在他的信笺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1938年的元旦，正在巴黎求学的钱三强，收到了父亲久违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国五年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邱巍说：“从光宗耀祖到保存国粹，字里行间，显示的是与当年的公开形象截然相反的钱玄同。但如果能够知道，早在1920年钱氏给胡适的信中就说，看见自己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那么，这封信中所显示的立场和情感也就不足为奇，而且我们也不至于仅以五四时期的公开言论来单向度地理解钱玄同了。事实上，新文化人在言论和行动、公开主张和私下认知、思想议论和立身行事、新文化的潮涨之时和潮落之后，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分裂。胡适所说的‘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透露的正是此中信息之一。”
50岁的张功耀，今天仍然像30岁的钱玄同当年那样，主张废除阴历，甚至要废除孙子兵法，而50岁的钱玄同所具有的“惨汗无地”张功耀不仅没有，而且还以为很荣耀，竟然多次说“爱国主义”已经黔驴技穷，即使被指责为卖国也在所不惜。
他在《祭轩辕黄帝文》中说：“我祖轩辕黄帝：现在跪在你面前诵读祭文的，是你的第169代裔孙张功耀。你多次托梦给我，向我暗示，希望我起来改造现在依然在流行的中华旧文化”。
他通过“神授”的权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两年以前，你就明确向我宣示：最使你厌恶的，首先是那些鼓吹神机玄武的伪兵法。你明确地对我说，‘一部《三十六计》，从“瞒天过海”开始，到“走为上”结束，全书没有一句真诚的话，整个诱导人们醉心于侥幸和欺骗，直到骗不下去了，再逃之夭夭，“走为上计”，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行骗’。你希望我向你现在及其将来的子民传达你的教诲：‘这样一部先教人欺骗，后教人逃跑的伪兵书，怎么可能指导我的子孙打胜仗？应该及早把它烧掉’！”
经过一翻装神弄鬼的表演，他提出了核心的中医问题：“我知道，另外一个使你蒙羞的领域就是‘儒医’，你的不肖子孙现在把它叫做‘中医’”。
他是怎样研究中医问题的呢？看看他宣示《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所表述的立场、观点与结论，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切不可轻易放过了这篇《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
《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
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对于中医问题的观点，主张告别与取消中医中药，错误很多，影响很大。他为何会出现如此偏激的论述，我们需要分析他做学问的方法。有一篇文章是在他反对中医之前发表的，很能说明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写的《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1]。
中国古代的科技史阔与不阔，可以研究，也可以讨论，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用正常的思维方法进行总结。张功耀从臆想的观念出发，用误读的例证做依据进行研究，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信；相信了他的结论，就会看错中国古代的科技史。
误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张功耀教授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他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难题”，为了证明他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无科学”。
张功耀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他即使生长在文明故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摆脱不掉“文化自卑”的心理障碍，自身具有阿Q情结，患有严重的“恐洋症”，反过来却侮辱前代的科技史研究成果，是“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他对中医的认识也受这种思想所支配[2、3]，因此得出了“告别中医中药”的错误结论[4]。
他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论点，所用的三个例子，也都是对于前人原著的误读、误用。
误用“处阴息影”典故：张功耀说，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他说：“《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张功耀解释说：“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张功耀的解释是错误的。
庄子所说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他讨厌自己的影子和足迹；而且，他还采取了一个更为错误的做法：想用奔跑的方法脱离自己的影子和足迹。因此，庄子嘲笑他“愚亦甚矣”。
这样的人，难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思维就正常了吗？没有。因为影子和足迹是不可能去掉的，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产生畏惧与厌恶。所以，庄子说的这个人，他无论怎样做，都处于一种病态，如果有所区别，也只是病态的严重性上存在着微与甚的差距，病态对于患者的危害程度只是大与小的不同。他的思维混乱现象，本质上都不是正常人所具有的。
张功耀借用一个被嘲笑的患者，比喻科技史研究的前辈、前人的心态、前人的成果，都是一种亵渎行为。
张功耀在误读了典故之后，不无得意地说：“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张功耀的错误不在于误读典故，而是他刻意以此嘲弄前人对于科技史的研究。他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吗？他要嘲笑谁？
反中医的风潮，起源于20世纪初期，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欧风东渐的尘沙，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不少有识之士在中医问题上，都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张功耀在中华朗朗乾坤的今天，仍然痴迷于废止中医，也是根于他的文化不自信。他把中华民众的传统文化，称为“庸众思维”，他宣称：“中国古代无科学”，古代的兵法“全书没有一句真诚的话”，他要废止阴历，废止中医中药，自我标榜是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努力开启民智，决不向愚昧低头！”他已经自我膨胀到了何等地步！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知与漠视，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因此，他在没有弄清科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就“以科学的名义”鼓吹“告别中医中药”，比余云岫“废医存药”走得更远，谬误更深。
误用“圣教同源”典故：“处阴息影”是张功耀误读误用典故，“圣教同源”也是他误读误用前人文章造成的。
张功耀说，“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鲁迅先生所举的例子，也不能随便乱用。“用夏变夷”的典故，出于《孟子•许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不是“用夷变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事情，“蛮夷”武力征服汉族之后，在文化上，毫无例外地都要被汉文化所同化，“用夏变夷”，用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改变了少数民族原来的落后状态。这是所有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尽人皆知的，也是值得炎黄子孙骄傲的事情。
由于优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很强的包容性，才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能够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东方[5]。由于“用夏变夷”是历史事实，也由于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无论谁看不惯，它依然是历史事实。更由于，孟子在2000多年之前，就揭示出这一规律，使我们不得不对古人的智慧，表现出我们的崇敬与仰慕。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欺者，不可与有为也”。
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崛起，决不是“恐洋症”者所能担当得了的；也决不是时刻不忘用阿Q精神看待世界、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所能胜任的。
张功耀误解了孔子：张功耀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舌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中国古代最推崇的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张学诚所说的“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史也”，完全不追求闭门造车，出什么理论著作。许多先秦的优秀著作，都没有写上作者的名字。2000多年之前，李冰设计的都江堰工程，富含着那么深厚的科技原理，但是，他并没有留下阐述原理的著作。先秦诸子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学说、主张，也就是“立言”不能推行，不能流传后世，不能造福万代，而不担心埋没了自己的著作权。孔子“述而不作”，完全是对于“立言”的慎重，是做学问最为严谨的表现，决不像张功耀教授一样，在网络上，对许多非专业人员，大肆兜售自己的谬说，而不在专业范围内探讨。
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过去人们受骗，是因为中国的科学落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就不应该继续容忍这种装腔作势的欺骗性文化了。那些愿意躺在他们的‘文化归宿’中说梦话的，我们可以去唤醒他们，但不要勉强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继续诱导我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道去说梦话。一个混乱而自满自足的思想体系，无论怎样‘弘扬’和‘保护’，都绝对不能与集中了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科学去竞争。所有对中医的‘弘扬’和‘保护’，无非就是继续培养一些睡大觉、说胡话的人。如果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的话，以《黄帝内经》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宿’的人，则每每开口却尽是些热混的胡话。”
张功耀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负责地说”了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话，“骗子”、“胡诌”、“鬼混”经常出现在他对中医的评论中，这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因为中医运用中医理论和中药看病，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不可随意诟病。张功耀对于他不懂的东西，不但可以随意否认，甚至加以尽情地漫骂，他研究历史的严谨态度是颇为值得怀疑的。
孔子没有著作，不是他没有学问，也不是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小。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有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力。他无愧于世界伟人的称号，也决不是张功耀这个“教授”所可以比拟的“游说教师”。
张功耀说：“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比黑格尔知道辩证法的时间并不晚。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就是辩证法，就是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是阐述阴阳之间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矛盾法则。但是，这还不够，世界不仅由对立的双方构成，而且世界是万物构成的复杂系统。万物之间除了对立、依存、转化之外，还有其他复杂的关系；还有人类生活其间，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了五行学说。
五行之中的金，就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土生金”，金是人类冶炼的结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没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体系，古人很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他推崇“四元素说”，因为那是外国的。他说：“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四元素”学说，充其量说它可以是分析科学的基因，但它决不是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起点。而“五行学说”由于提供了多因素互相作用，保持稳态平衡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然是最为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为复杂系统科学提供了最早、最成功的学术范例。为中医学解决人体健康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极为简练而有效的方法，至今仍然难于被取代。
参考文献
[1] 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26（5）：97-102.
[2] 曹东义.驳《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5-76.
[3] 徐承本.不能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6-77.
[4]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14-17.
[5] 曹东义.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22（2）：1-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6 08:51:10

张功耀《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出笼
《瞭望》杂志记者张冉燃王思海李文的文章：《“取消中医”抖出中医沉疴》说：“网上签名‘告别中医’由来，此事当从张功耀说起。《瞭望》新闻周刊从中南大学校办了解到，张功耀是该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几经周折，最终未能联系到他本人。综合张功耀在自己博客上贴出的文章，今年4月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可以被看作最初的导火索。在这篇文章中，张功耀称‘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该文一出，旋即在中医圈内引发争议。此后，张功耀陆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中医诸‘优势’辨析》《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等文章，并在6月10日的《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这篇近乎宣言书式的檄文（指《告别中医中药》），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经过热心而勇敢的读者转帖，和与中医护医派人士之间的短兵相接的舌战，这篇文章就像“共产主义的幽灵”那样在中华大地上徘徊。’他又断言，‘不出20年，中医中药就将退出科学的殿堂，回到它原来的起点。’ 其后他又撰写了《‘中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分析》《‘中医内部改良’何以失败？》《再论告别中医中药》《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医中药》《中医药“国际化热”的冷思考》等文章，大多被‘医学捌号楼’等专业网站转载。同时，中医界内的反击也不时出现。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多篇‘倒张’文章被红色标注，引人阅读；一些‘挺张’言论则遭到屏蔽。即便是在张功耀博客的留言板上，也大多为否定言辞，还有人指责反击文章被张功耀删除。值得一提的是，反驳言论多为情绪化语言。这也促使张功耀在其《横眉冷对千夫指，昂首迈向百里程》的文章中说：‘从我国“护医派”人士的近期作为看，他们保守中医中药的能力，远不如1929年进京请愿的“护医六杰”。’他由此感慨：‘也许，中医中药连“百里程”的未来都没有了。’《瞭望》新闻周刊就此询问贾谦、刘力红时，他们认为张功耀的言论不值得辩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超中博士坦言，《告别中医中药》等文章没有理论体系，而‘没有系统理论的“流行”只是一种“情绪”泡沫’。10月10日，这一基本局限在网络和医药圈内的事件，开始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起因为三天前张功耀和一位署名‘美国康复科医生王澄’的人，起草并发布‘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联系两天前媒体披露韩国继成功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的消息，人们对传统复兴和民族自尊的热议使该话题升温。”
记者的评述是正确的，也是详实的，事件的发展的确是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而这封《公开信》是事件升级的转折点，当时，张功耀还没有在和讯办他的“反中医专业网站”，还是零散地这里发一篇攻击文章，那里发一篇鼓惑言论。后来，2006年8月，终于办起来反中医专业网站，成了反中医专业户，比方舟子“新雨丝”反伪科学，兼作反中医积极了许多，影响也大了许多。
张功耀说：来自网络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敌人们：
我就是《告别中医中药》一文的作者。就像有些读者所说，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百姓。我从来就不曾想像过，我要受到现在这样的鼓噪。但是，既然我已经被大家鼓噪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也就不得不就网络读者关心的有关问题表明我的态度了。
鲁迅先生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我出版过《相对论革命》、《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科学技术学导论》、《世界思想文化经典精读丛书•科学卷》、《物理趣话》，我还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宣读过论文。我所有以往的学术活动，都没有像《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这样引起这么多人的厌恶，当然也没有像这篇文章这样引起这么多人明确的支持。因此，我得毫无保留地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幸福！
按语：张功耀开宗明义，要“表明我的态度”，实际上是一个声明，应该是很郑重的，而且是在“被鼓噪”之后的“得意之作”。他表明的是什么态度呢？一出口就是“同志们、朋友们”，像是庆功大会，可是谁是他的“同志”？谁是他的朋友呢？他没有说，因为，当时只有王澄算一个同志兼朋友，连何祚庥、方舟子他还没有联系上，也还不够格与他们在一起。“敌人们”是谁呢？很多，很多，能够比较“有资格”被他称为敌人的，他在后边说只有两个人，大约有一个是我，但是，张功耀“见仁见智”地认为我的捍卫中医的行为是为了个人出名，所以，把名字就抹去了。我的名字是否出现在他的“历史文献”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了切肤之痛。当然，这也是出名的代价，所以，他立刻自我安慰，并且找来鲁迅的话，进行解嘲，实在是又玷污了鲁迅的名节：鲁迅有这么被人痛恨吗？尽管他骂过中医，但那是误解，只是历史上的一点陈迹，无足为怪。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在200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0周年前夕，出版了一本专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对于“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的质疑与推断，他说：“父亲之死是我心头迷雾”。他认为鲁迅死得很奇怪，鲁迅信任的日本西医须藤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须藤对于鲁迅之死即使没有别有用心，其处置不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知道，他死的前一天还出门看过朋友。1949年10月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著文，质疑须藤的医疗。当时，没有特效抗痨药，在中医的手里，未必没有效果。而对于须藤建议鲁迅去日本医疗，鲁迅生前的回答是：“日本我是不去的！”也不知道，死前他对于中医的看法改变了吗？他是否与“疑古玄同”一样，对于自己早年对于中医的不当言论有所悔悟呢？钱先生的“惭汗无地”并不是个别现象，郭沫若《十批判书》也决非偶然，五四前后反传统的过激行为，已经成了永久的伤疤。
张功耀的过激行为，与五四无关，也和提倡新文化无关。

张功耀说：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最初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后来，经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进入了网络世界。再后来，经过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这篇近乎宣言书式的檄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经过热心而勇敢的读者转贴，和与中医护医派人士之间的短兵相接的舌战，这篇文章就像“共产主义的幽灵”那样在中华大地上徘徊。
按语：张功耀的论文宣读和发表的地方，大都是中医的目光之外，他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避实就虚”战术，绕开中医谈论中医，就不存在打破“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功。中医从来就没有拒绝过批评，经过100年的被批评、被审视，仍然被称为“看不透”，那是手段还不够先进、思想方法还有问题，也就是说中医还是中医，科学技术还要升级之后才有能力分析、揭密中医，而不是急着取消中医。
这好象是看魔术，你看不懂、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是因为你的观察力不足，而不是魔术师拙劣。中医的理，中医的药都放在那里，喝进去的是药汤，扎进去的是金属针，按摩、气功，都是有规矩可循的实在物件，根本不存在玄虚。

张功耀说：废除中医中药问题，本不是什么新问题。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先生。在我国出版的许多国学注释读物中，俞樾先生依然是可见度最高的著名国学大师之一。也许读者还注意到了，凡是对中国的“国学”确有研究的名家，都能直接透视到中医的痼疾。俞樾先生是这样，他的弟子章太炎先生也是这样。其它还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林语堂、丁文江等等，几乎20世纪稍微有些名气的知识分子，也都无不如此。
事实上，凡是希望中国走向强大，而不是抱残守缺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的学术主题是“国学”还是“西学”，都希望中国在与世界共同进步的过程中找到本民族的文化地位，而不是在抱残守缺中去寻求可以供自己吃饭和睡觉的所谓“文化归宿”。
按语：名人反中医的现象，起源于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潮起潮落，历史已经有了定论，是不成功的，已经成了陈迹。
鸦片战争失败，八国联军进北京、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戊戌变法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使人们对于满清政府腐败统治失望达到了极点，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不少先行者对于中华文化也丧失了信心，取消汉字，走世界统一拼音化道路的提法，盛行于“五四”前后，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了众矢之的巫术玄学的代称。梁启超先生把国人仍然交由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中医治疗，看作是一种耻辱。
余岩（1879—1954年）余云岫是系统反对中医的代表人物，1905年2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先修物理，后学医学，1916年卒业后回国，开始写作《灵素商兑》，希望“坠其首都”从理论上彻底推翻中医，引起中医反击，恽铁樵作《群经见智录》以应之。余云岫1926年任南京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开始取消中医的具体行动，1928年任内政部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在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他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余氏提案获得通过，还未实施，即遭到全国中医界的激烈反对，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风起云涌，颇为壮观。
余云岫的初衷虽是“医学革命”，但是，他对国情的认识未必正确：“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猿猴，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中华民众为伍。这样的人，不能正确认识中华民众，能够正确认识中医吗？他要救中国，他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留学美国的大“海归”胡适先生，对于中医也是颇有微词的。他曾经放言中医把他治好了，他也不信任中医，因为中医不科学；即使西医把他治错了，他也信任西医，因为西医是科学的。但是，学说归学说，实际是实际，务实而不侈谈主义的胡适，他与中医的缘分还是很深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研究员，根据《胡适文存》写成的《〈研经图〉题文颂国医——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公案》，记录了胡适与名中医陆仲安的故事，发表在2006年8月10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颇耐人寻味。
1920年，胡适因为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显效。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作介绍，胡适才延医于陆。经过一番诊治，竟霍然而愈。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凤宾，对此事很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刊出了1920年11月18日的药方。
当年，仲安先生屡次为林琴南及家属诊治，林琴南为感谢陆氏亲自画一幅展示儒雅中医正在研读经典的《秋室研经图》，送给陆仲安，并在图上题写颂扬陆氏医术的文字。林氏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题词是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这篇古意盎然，文妙韵雅的佳作，后来录入《畏庐文录》中。陆仲安先生一直将此图珍藏于家。这次陆氏将此图取出，也请胡适博士题上一题，胡适欣然命笔。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胡适先生不但肯定了中医的疗效，而且希望将来能对中医进行“科学研究”，阐明其所以有效，或者发现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贡献于世界。胡先生当时没有见到的事情，今天已经在实验室里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普遍开展着，只是研究思路、方法还不够先进，他所期望的“大贡献”还不多。
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偏见，随着他的巨大影响力而人所共知。毛泽东曾经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他对中医有成见。诚如台湾柏杨先生《投奔中医记》所说：“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杨先生提到的这位傅斯年先生，曾留学英、德，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当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后又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是当年力主取消中医的“学者”，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可见他对中医的“仇视”，既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也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自卑感。这种风气，自清末以来，已经越刮越浓了。
严复一本《天演论》把“适者生存”介绍到中国，胡适先生因此而更名，“落后就要挨打”也成了尽人皆知的名言。然而，严复先生翻译错了，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达尔文学说的严肃性，他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已经把只适用于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胥黎的眼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落后了就应当获得帮助，怎么能够落后了就要挨打？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学。尽管理论上赫胥黎说得非常明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希特勒高叫消灭劣等民族等主张，仍然不能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
欧风东渐的尘沙，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不少有识之士在中医问题上，都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这些民族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不科学”的脏水泼向中医。
事过境迁，换了人间，70多年过去，反中医的言论已经成了历史陈迹，建国初期歧视与限制中医的错误，也被人们淡忘已久。改革开放之后，中医走出国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向全球推广针灸疗法，现在已经有74个国家承认中医，176个国家与中国交流中医学术。中医药成了我国大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科技投入逐渐加大，广东要建中医药强省，四川等地也把发展中医药作为重大课题，在一派发展中医，保障人民医疗，解决人们看病贵、看病难，中医药大有作为的时刻，有人翻历史旧账，重提“告别中医中药”话题，并开设反中医的博客，欺蒙不明就里的网络青年，搞所谓取消中医的签名。恰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说，“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张功耀说：据我不完全浏览和判断，参加“废除中医中药问题”讨论的网络读者主要来自中医界，西医界基本没有任何参与。也许西医坚不可摧的地位，使得他们用不着参与这个争论。其次，就是没有明确学术圈子的“游客”。中医界里边，年轻的一代人倾向于告别中医中药，他们巴不得现在就全部转去学习西医；年长的一部分人，是“中医神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一直竭其所能地继续维护着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然而，科学与“鬼混”（鲁迅语）是不能在同一个天空下生活的。日新月异的科学，与从来不进步、以鬼混过日子的中医之间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熊比特先生在谈到技术创新的社会后果时，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创造性毁灭原理”：技术创新的成果，将体制性的毁灭那些基于不创新的技术基础的一切。一个厌恶进步，甚至根本没有找到一条使自己进步的道路的中医，自不量力地与不断进步的科学医学（即所谓“西医”）唱对台戏，甚至更加自不量力地宣称，要通过抱残守缺的“复古”战胜科学医学。这就决定了“中医”必然要被“西医”毁灭的命运。
在这里，我要附带澄清的一点是，“西医”这个概念是一个极不科学的概念。它是那些试图维护自己的欺骗权力的“护医使者”们，为了公然与进步的科学医学相对立而创造出来的。实际上，被他们指为“西医”的医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医学。这种世界性的科学医学集中了全世界人民的智慧，其中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可是，“西医”概念却模糊了人们的视野。由于“西方”在中国近乎成了“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他们就在与科学的对抗中，拥有了一身“爱国主义的盔甲”。可是，这件“爱国主义的盔甲”如今已经被撕碎了。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我们甚至应该不只是告别它，而是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拒不创新的技术必然要被不断创新的技术所毁灭。这条原理，几乎是一种铁则。中医也决然逃脱不了这个铁的规律的惩罚。
按语：医学是为人治病的，而人体的疾病很复杂。真正的西医完全不是张功耀想象的那样，首先看中医是否“科学”，而是首先看中医是否安全有效。即使你再“科学”，如果无效，如果不安全，也是会被淘汰的。已经发明的7000种西药，尽管每一种都耗资巨大，来之不易，但是，由于有这样那样的毒副作用，已经淘汰了6000种。有人把这种高淘汰率看成是进步、是科学，虽然有道理，但是，不正好说明了“科学药物”的化学制剂的幼稚吗？我经常与西医，尤其是高级西医打交道，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反对中医的言行，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小看中医的事情。因为中医毕竟不是清代之前的中医了，谁不知道解剖？哪一个不会使用抗菌素？现代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实际上是都在现代医学的基础上，有一部分人又掌握了传统的中医药知识，其差别如此而已！当然，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很庞杂，学科发展很快，有些人掌握新知识多些，有些人少一些，可以分出不同层次，水平高低有别，如此而已。
中医人，实际上是在为中医学守节，为中华文化尽忠，他们肩负着继承与创新的双重职责，我们应当对他们倍加敬重才是，岂能如此无知地加以污蔑、诽谤？
我父亲、妻子、女儿等都是西医，我家只有我这一个中医，他们都尊重我的工作，支持我的选择。我的亲友都知道，有西医与中医两个选择，是他们的福分。我们为何要“既生瑜，何生亮”地只允许一个医学存在呢？
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决不是张功耀所说的字面上的区别，而是字面之下学术领域的差异。西医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用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等，都不是中医的内容。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张功耀说：我的文章最初问世的时候，一些中医网站还有一些“宽容”精神，允许人们对它进行转贴和引述。他们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了。什么“狠批”（其实是狠骂）啦，什么“绝不让张功耀的文章泛滥”啦，什么“张功耀气焰太嚣张”啦，不一而足。他们以为，使用这些文革语言和文革伎俩，恢复文革遗风，就可以吓倒张功耀，吓倒那些敢对中医说“不”的人。可是，经过主张革新的“废医”斗士们与主张守缺的“护医”人士之间的短兵相接，护医使者日益表现出了招架不住的态势。于是，他们既不宣布投降，也不挂免战牌，而是关门大吉。在这之后，他们不仅删除了原来转贴的我的文章，也删除了其它废医派人士铿锵有力、坚定不移、一针见血的反驳言论。就在他们关门以后，他们总算重新找到了自己可以安安稳稳睡大觉的“文化归宿”。—— 也许，只有关门，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
在这样一场革新与守缺的搏斗中，涌现出了许多敢于为革新而肉搏的英雄。他们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不是趋炎附势地投靠了一个大人物，而是投靠了中国文化革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形成了我们共同的决心。那就是：弘扬科学，打倒鬼混！
我在我的文章中说过，告别中医中药需要做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今天我还感受到，它甚至需要无所畏惧的搏斗。在这样一场艰苦的搏斗中，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无私无畏、敢于奋斗的同志。他们有的使我的文章得以问世，有的是我的文章得以广泛传播。像署名为“路垫土”、“赌还是不赌”、“枯草”、“茶叶蛋”、“乱云飞渡”、“学界冷眼”、“张功耀”（这绝对不是我，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的网民，都是些充满智慧，敢于战斗的英雄。我还要特别提到的一位，是写作《复某某某“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的同志，他的网名和他的帖子，在我发现的第二天就全部被删除了。还有一位同志，也是十分勇敢的。可惜，我只用“谷歌”搜索到了题目，但当我打算阅读它时，所显示的也是“已经被删除”了。他也和“张功耀”一道深入到了“中国中医药论坛”的虎穴之中，在那里勇敢地战斗过。起初，把持“中国中医药论坛”网站的“护医使者”们，对付这些战士的办法除了骂街还是骂街！在黔驴技穷之后，“护医使者”干脆取消了他们的网络账号，删除了他们已经发出的全部帖子，甚至他们还厚颜无耻地发布公告，申明不再发布那些不符合他们宗旨的帖子。从那以后，他们终于躲进了一个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可以安安稳稳孤芳自赏的小天地。
按语：张功耀说得好轻松！他谈论中医是可有可无的“轻松文字游戏”，而中医界关注的是你要把中医置于死地的大事大非问题。尽管你不可能成功，但是，你的危害你自己不知道，而有着切肤之痛、有过被取消历史的中医们都明白，错误的言行有可能影响政策的制定，而错误的政策导向，会毁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所谓纸上谈兵、空谈误国，此之谓也。
“中国中医药论坛”是由《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的，是发展中医事业，激发思想火花的言论基地。虽然其中有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或者悲观失望的文章，但是，本着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的原则，都可以在论坛上找到各类文章。但是，“言论自由”不是取消中医的借口，像张功耀这样以取消中医为宗旨的言论，无论是真名实姓的，还是化名假声的，都可能会被封杀，因为，你违反了《宪法》发展中医的精神，违反了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张功耀说他没有参加过辩论，那可就难说了，因为网络不是实名制，他可以很自由的变身，比当年的某精容易多了，那时还需要打扮，一回儿是老头，一回儿是老婆，一回儿是女儿，恰如八戒所说“变来变去多麻烦啊”！现在不同了，张功耀随便一注册，一回儿是“崇尚科学”，一回儿是“反对迷信”，一回儿是“说真话”，多荣耀啊，何必弄一些“枯草”、“茶叶蛋”出来？！

张功耀说：我必须声明，我们反对中医，倡导告别中医中药，不是要与中医界的人士刻意地过不去，而是要对以中医为代表的旧文化进行清理。现在从事中医的人，他们自己也是这种文化的受骗者和受害者。他们如果不是落入中医这个进退维谷、令人尴尬的圈子，整天价地被人家骂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鲁迅最早这样骂中医，现在已经风靡全国），凭着他们的智慧，他们本可以是生活得更加美好，也更自在的。而且，真正理解中医奥秘（这个奥秘的核心就是“欺骗”）的学者，如果不打算继续利用那种概念指称不明，因果关系不明，完全不讲推理，也不尊重经验检验，思想极度混乱的思想体系去骗人，是完全知道中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他们最感痛苦的是，他们行业的潜规则和学术环境，使得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可以理直气壮批评中医的自由。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国中医圈子内部，毕竟还是造就出了许许多多中医的叛逆者。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研究中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搜集、保存和阅读过的中医典籍，包括老掉牙的线装书，不会少于与我同龄的中医学院的教授。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过去人们受骗，是因为中国的科学落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就不应该继续容忍这种装腔作势的欺骗性文化了。那些愿意躺在他们的“文化归宿”中说梦话的，我们可以去唤醒他们，但不要勉强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继续诱导我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道去说梦话。一个混乱而自满自足的思想体系，无论怎样“弘扬”和“保护”，都绝对不能与集中了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科学去竞争。所有对中医的“弘扬”和“保护”，无非就是继续培养一些睡大觉、说胡话的人。如果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的话，以《黄帝内经》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宿”的人，则每每开口却尽是些热混的胡话。
按语：这一段话里，张功耀两次使用了“我必须声明”、“我可以负责地说”，应该不是气话、随便谈论的话，是很严正的立场，很认真的态度。但是，他的世界观错了，方法错了，结论也错了。他既认错了古代中医学的起源，也认错了现代中医人的行为；既污损了中医人的人格，也污蔑了他不理解的中医理论。
首先，张功耀所说的“中医”，既包括“中医人”，也包括“中医学”，这两者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能肆意诋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一条说：“为了加强医师队伍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制定本法”。我们说的中医，当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取得资格的“中医”，没有这个资格的人，如果实行医师的业务，叫做“非法行医”，是犯罪的行为；管理“中医”的是卫生行政部门，而管理“非法行医”的是公安部门。张功耀主张的“努力推动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就是要把中医的诊疗活动，由“合法”变成“非法”；由政府保护、监管，变成政府放任、取替。
张功耀是个懂法的人！可是，他是怎样评价一个合法的职业人群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条说：“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适用本法。第三条说：“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中医学是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学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正在走向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中医药工作者肩负着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是我国“中西医并重”卫生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容肆意诟病。
那么，中医如何“依法履行职责”？就是要按照中医理论，使用中药治疗疾病。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人们尊重的事情。
张功耀站在大学的讲台上，一个教授难道不知道法律吗？知道法律，难道不应当尊重法律吗？
张功耀说：“西医”不是一个科学概念。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西方的医学”和“东方的医学”的区分，就像不存在“西方的物理学”和“东方的物理学”划分一样。“西医”最后发展起来的“种牛痘”，可以从中国古代把牛痘晒干涂抹在鼻子下边来预防天花，找到它最初的影子。此外，中国古代的“上火”与古代欧洲居民理解的“发炎”（inflaming），不仅在词源意义上，而且在最初的理解上也是相近的。就是说，在现代的科学医学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不少贡献。即使在文明还不发达的古代，不同的文明地区的居民，征服疾病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的。只不过，古中国人用霍香、陈皮、半夏、生姜、砂仁之类的药草消除胃胀和呕吐，而古代埃及人则使用薄荷、苦艾、tehua、sechet（关于这两种草药的中文名称，我们无法翻译）等浸麦酒喝，加上腹部按摩来消除同样的症状罢了。
可是，中国古代民间征服疾病的成功探索，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骗子亵渎和利用了。他们把这些成功窃为己有，然后用一些类似于“土匪黑话”（今人所谓“中医理论”）的语言，进行煞有介事的，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包装，使得从事这种包装的人俨然一个“包医百病”的神仙和救世主。有的药方，开方的人明明自己知道它对相关的疾病并不一定有效，却偏要动员人家购买，还美其名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另有一种情况，中医生明明知道，在人们的经验认识上是只有一味药起作用，可他为了自己药铺的生意，却偏偏来个“捆绑销售”，开它十几二十味，而且威胁病人说，“不可少一味，也不可短半分”。这种乘人之危，敲诈勒索的行径，比光天化日之下的打劫行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非常支持网络上流行的一种言论，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征服疾病过程中所得到的成功经验，与不管什么疾病都要进行辨症施治，也不管什么疾病都可以煞有介事地开处方、做解释的“中医”区分开来。古代劳动人民对于征服疾病的探索是可贵的和值得研究的。但是，古人的成功经验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被中医骗子普遍利用的“有效”都是来自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摸索，不是来自中医骗子“五运六气”、“三阴三阳”、“七经八脉”的胡诌。
我们必须指出，由于认识水平和能力的低下，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征服疾病的探索中，存在着许多盲目性。他们可能因为追求一时的有效，而忽视了长期的安全；有些“有效”可能蕴含着对生物多样性的浪费和破坏；还有一些“有效”并无确切的因果关系。根据科学研究的原则，古人不科学的，我们要使它变得科学；古人不确定的，我们要把它变得确定；古人浪费自然资源的用药措施，我们要把它变得节约；古人不安全的用药，我们要把它变得安全。我们反对中医装腔作势、包医百病的庸医习气。但是，我们支持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古代劳动人民在征服疾病的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可以与科学医学接轨的“自然疗法”研究。总之，我们需要负责任的、实事求是的、尊重科学的医生，不需要装腔作势、满口“土匪黑话”（庸医理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按语：张功耀根本不知道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差异，只是在玩弄文字概念游戏！
在“欧风东渐”的初期，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旧中国，政府纵容西医围剿中医，造成了长久的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争。其实，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对于实证解剖认识的缺陷，没有看到大量中医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其严重影响至今难于说清。比如，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自古相传，自有其“确切”的涵义，西医的解剖概念，不是选择外来语拼音方式，比如沙发、拖拉机之类的新词，而是借用中医的传统固有术语，一律译成中医的五脏六腑的名称，造成了“乌鸦占了喜鹊窝”，西医的心脏不叫“哈特”却叫中医的心脏，几千年“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反而说中医不明脏腑，不懂解剖。
中医的脏腑是关系的脏腑，而不是解剖的脏腑。中医从来不曾说肝脏肿大、缩小，也不说肝有脓肿、肿瘤，中医只说肝阴肝阳、肝气肝血，只说肝与五味、五气、四季的关系，只说肝木火刑金、肝气犯胃、克脾，中医从来不曾在器的结构上下工夫，而是在肝的广泛联系上做文章。在广泛联系与影响之中，讨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使人保持平衡、恢复健康。
人体是分层次的，可以分十几层，各层有各层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之间互有影响而不能取代，中医抓住了独特的东西。比如，人的皮肤，人的意识。当然，西医一样看得见这些东西，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观点现代医学也许承认，但是，在对待具体病情的时候，中医始终坚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诊疗活动的始终；西医则知道有这一说，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之中，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离题太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医则不然，中医对于疾病性质的认定，对于治疗法则的确定，对于治疗药物的概括，无一不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这样认识，而是按西医的病因病理开药，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医。
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对疾病的影响，西医只在“疾病成因”里“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或者用“莫须有吧”的态度对待之，始终不会作为主要根据，中医则不然，它必须考虑病人的感受，必须以病人的主观感觉为“客观依据”，进行辨证论治，否则就不是中医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医完全“信任”病人的证候，西医则一定要抛开证候，去“进一步”靠仪器寻找疾病的形态本质，认为只有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理病灶，才是疾病的本质，才最可靠，才有可以攻击的靶点，有可以阻断的受体，有可以切除的病灶，有可以置换的脏器。
疾病的“病理病灶”是从哪里来的？是病理病灶决定病人的证候表现吗？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病理病灶的形成，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纳入标准”，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某种疾病。但是，许多慢性病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没有形成“理想的”病理病灶的时候，往往就有了不适的“主观证候”，微观领域已经起了复杂的变化，中医学已经可以抓住这种证候，可以消除这种证候了。相同的病理病灶，其临床证候并不相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病理病灶，可以动态地表现为不同的证候。也就是说，不是病理病灶决定证候表现，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了病人的证候；证候与病理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动态地反映健康状态，病理病灶长久地存在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二者可以互相影响，不可以互相取代。中医和西医分别抓住了疾病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中医，由于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很深，已经没有不知道解剖的中医了，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执中医之业，对于西医药了解的水平，往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当代的中医专家，是除了知道西医知识之外还知道中医知识的“两通专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中医专家的西医知识是西医专家的水平，中医的知识反而是不太高的“中工”水平，这种现象才引起了老先生们的忧虑。
中医老先生们为何而忧？因为中医要丢，或者已经丢得太多了。他们的胸怀是宽广的，他们知道中医不是中医人的私物，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世界人民的财产，是中国对于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他们说：“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高超的思想境界，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手里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珍宝，千万不能在自己的手里丢了，薪火一断，同为罪人！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不是安度晚年，而是南上北下，传经送宝，收徒授业。在国家危难的SARS时期，八九十岁的吕丙奎、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周仲瑛、路志正、焦树德等等，都活跃在人们的眼里，成了年轻一代中医的坚强后盾，这是只有中医界才展现出来的“群英会萃”形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医独特的学术本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另世人刮目相看。只有别有用心者，或者无知的狂人，才会肆意践踏她！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张功耀说：同志们，朋友们，敌人们：
告别中医中药已经接近尾声。我断言，不出20年，中医中药就将退出科学的殿堂，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但这个工作仅仅是中国文化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全部。我们还得为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革新和改造而继续努力。只有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可能有走向未来的希望的萌芽。
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你们愿意为此欢呼的可以欢呼，愿意为此谩骂的还可以继续谩骂。不过，我可能会支持你们的欢呼，但可能不会因为你们的欢呼而雀跃，我可能会厌恶你们的谩骂，但绝不会因为你们的谩骂而畏缩。我要告诉那些曾经试图骂倒我的人我的一句座右铭：如果我连谩骂都感到害怕，那我就将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了。
很明显，我将继续战斗下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
你们的同志、朋友或敌人：张功耀（上）
2006年6月10日写于长沙。
下午2点首发，晚上11点13分修改后再发。
据查，我的两个网络论敌，反对我的动机是想借机张扬自己。我对这样的人，从来做法就是“冷处理”。因此，我取消了他们的名字在我的文章中出现的资格。目前，这是进行“冷处理”后的修改稿。
按语：张功耀反对中医、取消中医，如果没有特殊的背静，那就是严重的世界观的问题。他不仅要取消中医，而且还要在取消了中医之后“改造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即使还有中国人，你的思想的基因都改变了，想找中医，你都不知道话怎么说；中医说了话之后，你也理解不了；骗子们再也不用打中医的旗号了，中医已经成了无人能懂的绝学，中医理论真正成了天书。但是，张功耀的话，不过是《狂人日记》的摘抄罢了，是一相情愿的痴心妄想。因为中华文化与中医共生、共荣，是已经不可逆转了的历史洪流，是同甘共苦的并蒂莲。比如，自古以来，我们就坚信“心之官则思”，五脏都与人的思维感情有关，而不是现代医学所认为的意识只与脑有关。所有的与思想感情有关的汉字，都带有竖心旁，或者是以心做底。我们说的良心、信心、爱心、思想、爱情、感情、恋情、理想、幽思、谋虑、愤怒、联想、责任心、心理、心思等等，都是中医“心主神明”的反映。肝胆相照、肺腑之言、侠肝义胆、菩萨心肠、狼子野心、司马昭之心、狼心狗肺、鼠肚鸡肠、心胸狭隘、动了肝火、胆小怕事、悔青了肠子等等，都根源于中医理论，你能剥离出去吗？是不说中国话呢，还是另造中国字？
张功耀在最后提出来的：“很明显，我将继续战斗下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正象他说的那样，他一直把反中医的闹剧，不断推向高潮，终于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6 08:52:15

5、回答张功耀提出的八个问题
张功耀在2006年6月6日发表了《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
1、当你自己或你的亲人偶感风寒（科学医学在多数场合诊断为感冒）时，你是首选中药方剂呢，还是买些对症治疗的常用非处方(带OTC标志)“西药”呢？
2、中医学院是否设校医院？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西医、西药为主，还是中医、中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一般是首选中医诊治，还是首选西医诊治？
3、当你或你的亲人必须接受手术治疗时，你有勇气接受你认为训练有素的中药医生的“针刺麻醉”吗？
4、众所周知，对一个人施行“开膛破肚”的手术治疗，有时是不得已的。但它必须要有解剖学基础。试问，中医可以像“西医”那样做一个小手术，根治类似于阑尾炎那样的问题吗？
5、众所周知，中医看病是在辨症施治原则指导下的“一个人包医百病模式”。因此，中医没有“医院”。现代医疗则是在医师主导下，不同诊治科室人员互相配合的“系统诊治模式”，从诊断、护理、监视、施治到急救，形成了前后相继，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医院治病体系”。这就是说，西医需要医院，中医不需要医院。为了维护中医“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传统模式（当然这对于那些江湖郎中是非常有利的），有人建议把现有中医院里的西医模式（如“医院治病体系”）全部废除，你同意吗？
6、最近有中医界人士在鼓吹中药“有毒无害论”。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真是令人吃惊！中医把人屎称为“人中黄”，以人屎为君药的方剂称为“黄龙汤”，据说能治疗“大热狂走、骨蒸劳复”。试问，当你或你的亲人病了，中药医生经过诊断后要你喝“黄龙汤”时，你愿意接受这种秽物吞服吗？
7、众所周知，由于中医采取了“一个人包医百病”的模式，因此，中医没有单独的牙医（dentist）。拔牙、补牙、镶牙也是西医治疗牙病的手段。当你的牙根坏死需要拔牙，或因为龋齿需要补牙时，你是否愿意接受类似的牙医治疗方法？
8、中医一直吹嘘它可以解决“疑难杂症”和“慢性病”问题，甚至对“非典”（SARS）或艾滋病那样的“疑难杂症”也能解决。我们知道，科学医学（把它称为“西医”并不恰当）具有普遍性，即，当科学医学取得对征服某种疾病的重大突破的时候，西药医生会把这种征服疾病的方法（包括治疗方法和免疫方法）向全世界公布。试问，中药医生有勇气把他解决“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方法向全世界公布，接受医学界的临床检验吗？

张功耀的《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完全站在一个偏执的立场上，让中医与西医比手术、比解剖、比抗生素样作用。很显然，他希望以西医现在的显著优势方面，作为取消中医的理由，而不是进行学术比较，促使中医与时代同步前进、改进学术，他是找消灭中医的理由，找让中医自动逊位、自动取消的理由。
他完全不了解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他的观念里就是：西医=科学；中医=欺骗+垃圾，连伪科学也够不上。他认为，就是这样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人们自然都会按照他设的标准答案，很快就会得出结果。
看到张功耀如此“无知”，如此“无畏”，我不得不对这个教授，进行中医药“启蒙教育”。尽管他以前看了一些中医的书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完全是楚武王的眼力，把和氏壁当成了石头，要治卞和的“欺君大罪”，去其左足还嫌不足，而是要投入死牢，永远不许再生。
《答张功耀：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张功耀教授口口声声说不应该划分西医与中医，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医。原来他对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根本没有弄清。他只是远远地、以充满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中医，尚未见到中医门墙，更没登堂入室，不知中医药的丰富，也不了解中医药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中医药在他眼里，就好像楚之日、吴之雪，他不怪自己识见浅薄，却以“你的优秀，我永远不懂”为由，不断地乱攻乱咬。别的中医，有的没有见你的胡言乱语；有的人采取鲁迅先生“最大的蔑视，就是无言”的做法，而懒得理你，还得由我来告诉你：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我国现存着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医学。那么，什么是中医，或者什么是中医学呢？是否能开中药的都是中医？或者，所有中医专业毕业的医生就都是中医呢？
这不是故弄玄虚，因为自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医的本质特色是什么？中医与西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曾经引发了广泛的论争，现在这些疑问逐步得到了解决。中医药学以独特的学术特质，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中医诊所遍及五大州的许多国家。
尤其是经历了2003年突发的非典（SARS）疫情的考验，更加说明了中医药的重要性。非典初期，以病因不明，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在人群中迅即形成一股恐惧心理。中医药介入治疗之后，通过改善症状，减少激素用量，积极治疗合并症，最终缩短了病程，提高了治愈率，减少死亡率，中医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全球有32个国家，发现非典病例8400多例，全球病死率为11%；中国(包括港台)7700例，其中内地5326例，当时中国大陆的患者最多。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由此，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的医学工作者，都对中医有了很高的评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在世界上的传播。这更需要我们对于中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邓铁涛先生几次说过“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
简单地说，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西医是“我来拯救你”的医学。所谓“我来帮助你”，就是紧密依靠病人自己的恢复能力，帮助患者从疾病状态转化为健康状态。西医的“我来拯救你”，就是把你的病灶找出来，杀你体内的病菌、病毒，消除你体内的病灶，阻断你的某些受体，拮抗你的某些物质，或者给你切除某个器官、移植某个器官，放入某个支架等等。
中医治病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针灸、按摩、气功、药物等手段，帮助你恢复正气，帮你驱逐邪气，帮你把体内停滞的瘀血、水湿、痰饮、积食、滞气等活化起来，把病理的物质重新变为有用的物质，再次参加到生命代谢之中，恢复原来就有的平衡。
两个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方法，处理方式、使用的手段都有明显的区别。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中国两种医学并存，共同保卫人们的健康，真是在世界上得天独厚，是卫生体制相当理想的“一体二翼”。
那么，能开中药就是中医吗？根据国家的统计资料，60%以上的中药成药是西医开出去的，而真正的名老中医是很少开中药成药的，他们开的大多是中药汤剂。
中药，在历史上分中药饮片与中药成药。
所谓“中药饮片”，就是把植物药的草根树皮、茎叶、全草等，经过加工切制，用特殊的加工方法进行炮制，比如有的中药切片需要炒制、蒸熟、晾干，或者需要加入其他物质一起发酵、炒制。因此，就有了炒山药、制附子、焦神曲、醋香附、酒白芍、蜜炙的甘草等等，大量“遵古炮制”的中药饮片。甚至一味中药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加工制作方法，比如姜半夏、法半夏、清半夏、生半夏。
一个方子里的某一味药，可以一部分中药用姜制、一部分用醋制；或者有的用酒制，有的用童便制。
中医通过对原生药物的炮制，来达到减轻毒、副作用，增加疗效，改变药物作用与用途的目的。这是我国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属于中医的发明创造，而且是“原创性”的知识产权。
能够按着中医的理论原理，确立治疗法则，按着治疗法则选择处方，根据病情调整药物，这是中医经常做的事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理、法、方、药”完整一套，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应当具备的素质。只会开出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子，“执方疗病”而不能根据不同病情灵活变通药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起码不是一个高水平的中医。
中医治疗疾病，一般情况下，都是依据医生的观察，患者的诉说，并不需要仪器检查，也不需要根据仪器的检查报告单开药。那么，中医是如何判断病情的？他们依据的是什么？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医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疾病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入手，才能说清楚。
人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激起世界各个民族人们的探索热情，也曾经产生过许多不同的说法。
信仰《圣经》的人，曾经认为是上帝造的人，先有了亚当，后来又从亚当的肋骨培育出夏娃，在伊甸园里产生了人类的后代。
中国曾经有过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认为女娲一口仙气，把泥人吹成了真人。
那么，产生于几千年之前的中医学是怎么认识的？
中医学不愧为最早的人类医学科学，完全没有上帝造人、神仙造人的说法，而是按着自然界自身发展的思路，说明人类诞生的原因。
中医几千年之前的经典著作，就明确地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自身发展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而且，人类出现之后，也要靠自然物质的补充与营养，人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交换物质，才能维持生命的状态，古人称之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天的五气，就是风、火、湿、燥、寒；地的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风火湿燥寒的五气，构成了四季自然气候的主要因素；酸苦甘辛咸的五味，是一切食物的基本要素。五气、五味可以代表对人体有益的万物。
人的生存离不开五气与五味，离开了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因此说，古人对于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说，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才能生得自由，活得滋润。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不能从自然界不断获取物质，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既然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那么，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呢？
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也就是说“阴”与“阳”，是世界最为本质的东西，它们决定着天地之间最根本的规律；是一切生的源泉，是一切死的原因；是划分、归类万物最高的纲领，是一切量变与质变的根本动力。
古人怎么就认识了阴阳？其实并不复杂。
古人开始观察自然的时候，他体会最深的东西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太阳的光照：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明，就有了温暖。背离了太阳，就会产生黑暗，就会有寒冷。火与太阳一样，也有光明与温暖的属性，而且火还有向上，向外，轻盈易动的特性。水与火的性质相反，寒凉而且向下，沉静而质重。
经过千万年的观察、总结古人逐渐形成了阴阳的概念。古人认为，凡是温暖、向上、向外、光明、活动、清虚的物质属性，都是属于阳的范畴；与阳恰成对比的就是阴，凡是寒冷、向下、向内、黑暗、静止、浑浊的物质属性，都属于阴的范畴。
比如，四季之中，春夏季节因为温暖暑热而属阳，秋冬季节由于寒凉清冷而属阴。
一天之中，白天因为光明温暖而属阳，夜晚由于黑暗寒凉而属阴。
而且，阴阳之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阴阳。
比如，虽然春夏总体上属阳，但是春夏的每一天也有阴阳；一天中的阴阳，根据阴阳气的多少，还可以划分为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阴中之阴。
比如，上午整体上属阳，而且是阳气逐渐增加的过程，所以是阳中之阳；下午虽然总体上属于阳，但是由于属于阳气在逐渐减少的过程，所以属于阳中之阴。
阴阳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总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
阴与阳之间的互相转化，往往是阴消阳长，或者是阳消阴长的过程，而且，量变会逐渐积累为质变，古人称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
比如，日出的时候，阳气逐渐增加，到了中午阳气达到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了傍晚转为阴。入夜的时候属于阴，而且阴气逐渐增加，到夜半的时候，阴气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黎明转为阳。
因此，阴与阳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还要不断地相互消长、转化。
人体既然是自然界阴阳之气变化的产物，也必然会有阴阳的属性。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根本问题就提了出来：“治病必求于本”。
本就是根，本就是基础。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人体的本是什么？《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也就是说，生命的根本必须建立在自然阴阳变化的基础上。
具体地说，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腹部经常屈曲，因此属阴，背部经常伸展，因此属阳。人体的上部属阳，下部属阴。
古人的“标准体位”是坐北朝南，太阳从人体的左侧升起，从右侧降落，所以，古人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因此，人体左为阳，右为阴。
人的身体里的内脏，根据其不同的生理特点，也被划分为阴与阳的属性。心、肝、脾、肺、肾，这几个内脏，由于它们主要是储存精气，而不是传导饮食水谷，所以属阴；胃、小肠、大肠、胆、膀胱，这几个内脏，主要属于传导水谷代谢产物，而不是储存精气，因此属于阳。
人的身体里阴阳之气的关系，决定人体的健康状态。也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现在，还得由我来告诉你：
《中医认为疾病是怎样产生的》
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中医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顺应自然阴阳的变化，否则就会产生疾病。
最早被古人认识到的病因，就是寒风。古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叫做“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人不能冬眠，在大雪封地，寒风呼啸的冬季里，是最容易患病的。因此，甲骨文里多次记载了“祸风有疾”，并且，这个“祸风有疾”都记载在十二月与一月份。甲骨文记载的都是帝王的事，帝王丰衣足食尚且如此，贫苦民众在寒冬季节的患病情况，就更加普遍了。
根据《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鲁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532年在位）得了一种疾病，经过晋国的官医诊治不见好转，就向秦国请求援助，秦国的秦景公就派出了名医医和来出诊。他对疾病的认识，可以反映当时医学理论的成熟程度。
医和论述疾病，首先讲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
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也就是说，人体的六类疾病，既与自然界的不正常气候有关，也与五味、五色、五声有关。人体的疾病，其原因往往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医和说，六气虽然是构成四季正常气候的基本因素，但是，六气太过就容易使人产生疾病。他举例说，阴寒之气太过，就可以产生让人感到寒冷的疾病。阳热之气太过，就可以产生身体发热的病证。自然界风气太盛，就能诱发患者四肢动摇不定的病证。自然界阴雨太多，人体就容易产生腹痛腹泻、胀满不适的病证。夜生活太过分，就会产生丧失理智，头脑混乱的病证。白天劳累过度，就会产生心力不支，精神衰退的病证。
医和在这里，既提到了自然界对于人体发病的影响，也提到了人类自身活动对于疾病形成的影响。也就是“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的问题。思想感情是人类特有的灵气，而不正确的精神情感，也会导致人体患病。
战国至两汉成书的《黄帝内经》对于疾病成因的论述，更加系统和具体。除了天之六气太过，会成为致病的“六淫”，人体的情志太过会成为产生疾病的“七情”之外，讲的更多的是人体生理机能被过分利用，也可以产生疾病，这就是所谓“病起于过用”。
比如，《内经》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意思是说，进食饮水等正常的生理活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成为损伤脾胃的致病因素。《内经》还说：“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卧伤气。”也就是说，肝藏血，血上注于目，眼睛才能看清东西。长久地看东西，就会过多地消耗人体的精血，而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不清。现如今长期上网，看电视过多，读书时间过长的人，应当都有这个体会。长期坐办公室的人，肌肉得不到锻炼，就不会有力气。而长期奔波劳累的人，由于消耗了过多的气血，也会感到筋疲力尽。长久站立的服务员，或者经常处于站立姿势的人，就容易出现腰酸腿疼，就会伤肾、伤骨。长久卧床的人，一下床就感到心慌气短，有人统计说，卧床30天等于衰老30年，这样的人往往出现未老先衰的老年人才会有的现象。这就是“久卧伤气”的结果。
《内经》还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息，则生机化灭；出入废，则气立孤危。”升降出入，是身体内一切物质代谢的形式，不仅不能停止，而且升降出入的速度过快、过慢，都会造成疾病。比如，脉气的流动，《内经》说，正常的人，在一次吸气的时候，脉搏跳动二次；在一次呼气的时候，脉搏也是跳动二次。一吸与一呼之间，脉搏可以跳五次。这就是正常人的脉象特征，超过了，或者不足这些次数，就意味着疾病状态。跳得太快，多数是发热的病，或者身体太虚弱；跳得太慢，就意味着疾病的属性多为寒性，或者属于脏气衰微，真气无力推动血液流动。
饮食物进入消化状态，如果过于迅速，传导太快，就会出现肠鸣、腹泻；传导太慢，就容易出现腹部胀满，食欲不振，大便秘结的现象。甚至会进一步见到恶心、呕吐的临床表现。
如果人体的水液，在体内停留，就会形成水肿，也可以因为停留的部位不同，或者水饮进一步凝聚，就形成了痰浊，可能会出现肢体皮肤结节，肿块，肢体麻木，突然昏厥，半身不遂，或者咳嗽、吐痰。当然，停滞的水饮，可以影响气机的流动、运行，也可以阻碍血液的运行与流动，形成气滞的病证，或者出现血瘀的病证，也有的人气滞与血瘀同时存在，或者再加上水饮停聚的复杂因素。
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们有生物的特点，又高于一般的生物，有思想、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人的疾病是极为复杂的，既有过去的时间过程中积累的致病因素，也有同一时间之下各种复杂因素的互相作用。同时，人的身体内部各个脏腑之间、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影响，都会影响疾病的特点。所以说，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甚至是一个超级生命体，人体的疾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人体在患病和治疗疾病的时候，决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决不是酸碱中和一定生成盐与水那样简单。
中医学把人放在自然生态的环境里考虑问题，以高度的智慧，用极为凝练的语言，概括了极为复杂的生命现象。中医学几千年以来，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的治疗问题；甚至至今，仍然可以对许多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疑难病，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更为可贵的是，中医学一贯强调“上工治未病”，把养生健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有许多养生健身的理论，和许多简单可行、行之有效的养生健身方法。这都是我们的财富，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已经和将要做出贡献的一个领域。
现在，还得由我来告诉你：中医不做仪器检查怎样看病。
人体是一个整体，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从整体往下说，首先是系统，比如血液循环、消化、呼吸等等，都是由许多器官构成的，其系统的功能也是靠不同器官协同作用完成的。比如血液循环要靠心脏与血管、靠肺脏的协同完成其功能。系统之下是器官，器官由组织组成，组织由细胞构成。从整体到细胞，已经是五级结构了。再从细胞往细里说，细胞膜、细胞器、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大分子蛋白质、小分子物质、电解质等等，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值得提出的是，每一个层次其结构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相互之间密切依存，却不可相互取代。也就是说，细胞不能代替组织的功能，组织也不代表器官的功能；而系统的功能也不是器官所能概括的。当然，整个机体的功能，也不是哪一个系统、哪一个器官所能代替的。也就是说，局部可以影响整体，但是不能代表整体。中医学主要就是从人体的整体层面上，认识人的疾病的，而且，把整个的人放在社会、自然、心理、生理互相联系的过程之中进行考察，以此判断人体的健康状态。
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基于生物的进化，而且是紧紧依靠了生物进化的“最高成果”——皮肤与意识。
生物是怎样进化的呢？是从单细胞开始的。单细胞生物经过很久地发展，逐渐有了多细胞生物，有了脊索、脊椎、哺乳动物，灵长类、人类。单细胞生物的时候，其控制要简单一些，只要内环境稳定，能够适应周围的理化状态，就可以繁殖后代。我们对于人体基因与遗传一般规律的认识，大多是来源于单细胞的大肠杆菌，这是由于它取材简单、方便，并且单细胞生物之基因转录、蛋白合成的“中心法则”与高等生物完全一致。
多细胞生物产生之后，就有了细胞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进行协调，以便各个细胞“同步前进”，不断生息繁衍。这个阶段还没有神经组织分化出来，应当是体液调节，或者是信息调空为主。进化到后来，有了专管协调工作的神经组织，逐渐有了脊索、脊椎；神经组织不断进化、分化，使神经与体液调节的网络逐渐完善、进步。而分化后的细胞也从“全方位”的应对内外环境，逐渐有了分工，有的专司消化，有的只在肠管内皮管吸收，有的只主管呼吸，有的只在骨骼肌肉管支撑与联系。
尽管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它们还都带着全部的遗传信息，但是它们的整个基因只有一小部分活动着，而大部分基因却关闭起来了。也就是说细胞的分化不是哪一类细胞具有了别的细胞所不具有的“特异功能”，而是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每一类细胞都是选择了一个角色；“多能干细胞”只是还没有完全分工的细胞，是“待业状态”的细胞。
生物进化的结果，不是进化了细胞的结构，而是进化了细胞之间的联系与调控。生物进化的另一个成果，是逐渐产生了意识，人类的思维与语言等高级生命活动，是生命进化的最高成果。
当然，在整体上，人类的皮肤进化也格外醒目，因此而被古人称为“裸虫”。中医所有的诊察措施，都是紧紧依靠人类在进化过程之中所取得的这些最高成果展开的。
皮肤是人类进化得最成功的器官之一，是中医望诊、切诊的基础。因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气温偏高或者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汗腺因之而发达；而寒冷的时候，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人类的皮脂腺也逐渐发达起来，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皮肤变薄，密毛大部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发达起来，这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耗子有汗腺吗？耗子脚底板才有汗腺。狗有汗腺吗？狗有汗腺夏天就不用吐舌头。马有汗腺，常说汗马功劳。当然马的汗腺，远远不如人的汗腺发达。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使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中医的望神、望色、切尺肤、切脉等“客观”诊断措施，都离不开人类皮肤的进化，在动物实验之中很难被模拟。病人皮肤的“主观感觉”，更是中医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比如，中医对于传染病过程之中的发热，强调辨别表里，主要根据有无怕冷的“恶寒”证候，少阳病的往来寒热，阳明病的单热不寒，湿温的身热不扬等等，都要依靠皮肤的“主客观”反应。
中医学在病人的皮肤上“做足了”学问，皮肤的润泽、温度、色彩、丰腴、干湿；毛发的多少、光泽、疏密、分布；汗液的有无、多少、出汗的时间、程度等等都是中医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
更有甚者，中医治疗的过程之中，还可以通过使病人汗出，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都是现代医学至今望尘莫及的。中医治病的“发汗治病方法（简称汗法）”的起源已经相当久远，久远得几乎无法说清。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在这些疾病的初期，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恶寒、发热。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必然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汗，随着汗出而发热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这就是《素问》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理论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汗法是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首要和主要方法，来源甚古，可以说至少已经具有数万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发汗法大约经历了烤火发汗、火灸取汗、火针致汗等外治方法发汗，以及服用温热药解表、辛凉解表等内服药物发汗解表的不同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逐渐丰富、日趋安全方便的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烤火发汗，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云南元谋猿人在170万年之前已经可以用火，50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遗迹达6米厚，烤火发汗的历史应当十分久远了。火灸、火针发汗的现象，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里还经常提到，只不过已经将这种原始的发汗方法淘汰了，称其为“火逆”“火邪”，这是由于已经产生了汤药发汗的“时代新成果”。华佗发汗的治疗方法还提到摩膏、法针。而服汤药发汗，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
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病灶与症状分离的现象，也就是不同患者虽然存在同一种病灶，但伴随的全身证候却不相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证型”，甚至有的患者“无证可辨”，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总是用“体质不同”作为解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体质不同？
笔者认为，这无非是微观世界的各种基本物质差异造成的，尽管这种差异计算起来可能十分庞杂纷乱。庞杂纷乱的微观世界难道毫无规律可言，只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数据吗？其实并非如此。
现代医学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就是人体微观世界复杂变化的外在反应，而且可以动态地反应复杂的微观变化，中医就紧紧地抓住了这种动态的证候变化。
在人体复杂的微观领域里，物理、化学、生物的种种变化，通过无数个神经体液做媒介，一次次把信号传向中枢，人类的大脑皮层对无数次传来的微观信号进行整合，通过意识判定人体的健康状态。
尽管微观领域的变化是那么复杂多变，是那么飘忽不定，那么扑朔迷离，但并不是不可琢磨的，因此就有了胸闷心悸、头痛头晕、倦怠乏力、恶心厌食、腹胀气短等症状，这是任何仪器、实验动物无法模拟的微观变化的整体反映，是十分真实、可靠的临床现象，代表着“状态的疾病本质”，而不只是“形态的病灶”。
病灶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因此才有“确诊”与“误诊”之说；人体的微观领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症状是悠忽不定的、随时变化的，当然不会有“确诊”与“误诊”。病人对微观复杂变化整合后，就形成了症状，中医称之为证候。最突出的症状（证候）被作为病名，而全部的证候就构成了病人的“证型”。因此，仲景《金匮》腹满、短气等病下，根据不同的证候列有不同的方药。
复杂微观领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中医的病与证都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误诊”与“确诊”。中医的“病”与“证”是相对存在的，反映的大都是状态，一病之下可以分为若干证。甚至“证”下还有“证”，比如“小柴胡汤证”之下，“但见一证便是”。消失一“证”，治疗方法就会有所不同，不必等到疾病彻底消失才调整方药。
当然已经形成积聚的痞块，已属有形，变化很慢，也可以勉强看作是病灶，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观最接近，这在中医学之中仅占很小的部分。
尽管如此，中医与西医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形病灶之下的复杂微观变化现代医学往往是忽略的，而中医治疗必须从改变微观着眼而不是通过手术介入，必须通过改变微观再改变形态病灶。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强调形态病灶的“永久性”，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学突出形态病灶的“暂时性”，所以用积、用聚，用“软坚”“散结”来描述、概括这种特点。
中医学对临床症状的观察十分细致，体察入微，比如都是出汗，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临床特点，划分为表虚有汗、里热汗出、战汗、脱汗、绝汗、黄汗、自汗、盗汗、半身汗、头汗等等，这都是现代医学很少注意的。
中医学不单观察精细，而且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汗出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微观变化。
注重病灶实证病理诊断是现代医学的长处，但是病灶不是复杂临床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比如癌症患者，在没有被确诊之前，病人能吃能睡能劳动，甚至是健步来体检的，一旦被告知患了癌症，就有可能像换了一个人，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立即瘫痪在床，行走困难了。
癌症病灶固然重要，但癌症的问题决不局限于病灶。每个人，每个细胞上都有癌症基因，复杂的微观世界决定这个基因是开放活跃的，还是关闭休眠的。因此，过去现代医学过分强调手术根治，食管癌病灶以上、以下各5公分切除，如此之后还要清除周围的淋巴结，甚至提出“超根治手术”，广泛清扫。严重地伤及无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不像预想的那样可以根治。
已经做过“根治手术”的患者，还要术后放疗、化疗，防止复发。难道放疗、化疗是预防措施吗？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致癌”的元凶。大部分癌症患者死于恐惧和错误治疗，真正因为癌症全身多脏器衰竭而死者，在临床上反而居于少数。
如果癌症患者只是局部病灶的问题，其微观领域的复杂紊乱状态已经停止，那么这个病灶也不会将患者怎么样，可以长期带癌生存；如果复杂的微观紊乱状态得到纠正，癌症病灶就有可能自行消失，达到临床自愈。中医治疗癌症，其长处就在于调整病人失调的微观领域，帮助患者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各种证候的改善与消失，就是微观复杂失调状态得到纠正的外在表现。比如经期乳房胀痛，尽管病人没有肿块，既确诊不了是增生还是肿瘤，但是经过中医用疏肝理气、解郁散结的中药治疗，病人症状消失，就有可能将病灶消灭于未萌状态。“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难道不是更优秀吗？
病人主诉的症状，是人体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才具有的“特异功能”，不能因为在动物身上重复不出来，没有量化的实验室数据，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它，甚至将它看作是假象。
占人群70%以上的“亚健康”，他们的症状随时在向医生反映其身体内复杂微观领域的“动态变化”，这时还没有形成“固定不变的病灶”，所以更容易纠正，更容易恢复其固有的生理平衡，恢复健康状态。这既是中医学的长处，也是中医学一向主张“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救其未萌”等先进医学思想的体现。
中医并不是仅仅依靠病人的主观症状诊断疾病，也非常重视客观检查结果。脉诊就是最早的客观检查，古人为了推求脉象反映的疾病状态，探索了几千年之久，可惜现在大部分失传，或者被当作“漫无凭据”而主动放弃了。
脉诊在临床上已经成了不少中医的摆设，真正能够推求脉理的中医已经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现代的背景下，西医的检查相当的精细，还需要我们通过脉诊去判断病情吗？
笔者认为，中医的脉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少实验设备的基层，在指导中医辨证论治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现代医学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尽管“客观细致”，但对于指导中医辨证施治、指导临床用药，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临床上还需要中医根据脉象判断病情，指导使用中药。
中医对脉学的研究，首推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他在诊断昏迷了5天的赵简子的病情时，主要使用了切脉的诊断方法。他经过切脉之后很有把握地说，赵简子的脉象是正常的，反映全身的气血平衡、运行状况良好，所以虽然昏迷了5天，一定会在三天之内清醒过来。因为过去秦穆公就得过这样的病，昏迷7天就清醒了，现在赵简子的病情与记载的秦穆公的病情完全一样，所以我敢断定他将于三日之内醒来。扁鹊秦越人的高超诊断医术，果然应验了，赵简子如期醒来。为了感谢扁鹊的高明医术搭救，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一历史事件，司马迁深信不疑，在《史记•赵世家》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中两次采用，并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扁鹊内经•外经》，与《黄帝内经•外经》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在扁鹊之前，关于脉学的记载很少，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甲骨文、金文等四种关于“心”字的写法都是象形的，是一个心脏的外形上边划着四条大血管，说明古人对于心脏与血管的认识，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很深入了。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申叔豫为了政治避难而称疾不朝。当时正是南方的暑天，天气闷热，他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就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放入冰块之后再在上边架上床铺，申叔豫“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君为了证实申叔豫病情的虚实，派御医前去探视，卧冰绝食的申叔豫呻吟不绝，骨瘦如材，而楚医经过诊察回去报告说：申叔豫“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这个“血气未动”的诊断，靠的就是脉诊。因为面色、形肉、表情可以作假，而脉搏调匀和缓有神的脉象是装不出来的“客观证据”。
古代医家对于脉象形态的描述，对于脉气运行的推导计算，对于脉象与疾病关系的丰富论述，我们今天已经丢失得很多了。
腹部切诊决定“结胸证”病情的轻重，以及与“痞证”的鉴别，在仲景的《伤寒论》里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医对于有形病灶，强调的是气血痰饮的聚散，是状态而不是病灶内部具体的形态结构。
“用进废退”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规律，自从借鉴了现代医学诊断“细致入微”之后，中医修炼了几千年的“神圣工巧”四诊工夫便逐渐被冷落，甚至被废止了。曾经可以决生死、处百病的四诊，逐渐被各种检查单取代了，大方脉、小方脉逐渐转化为“看单开药”。
历代中医名家都善于观察证候，扁鹊望桓侯的绝技，曾经让医圣张仲景“每览辄叹”；张仲景本人望诊王仲宣的诊断，也得到皇甫谧的高度赞扬。华佗、王叔和的脉诊技术，今天几乎成了绝学。很多人不理解，就那么一段挠动脉，“有那么神奇吗”？朱良春先生的著作《医学微言》“为当今中医界脉诊进一言”一文说：全息生物学“是给中医理论，特别是脉诊揭去了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科学的定义。我想，全息论也完全适用于阐释脉诊的脏腑分配法。更何况脉的形态、频率、节律、波幅，以及‘胃、神、根’等尚难以文字描述的切脉的微妙感知，其神韵远在全息论以外。譬如一根竹管，依法制成箫、笛，几个同样的孔眼，可吹出五声八韵，抑扬顿挫，绕梁不绝。其变化之妙，全在孔眼的位置和声波振荡的轻重起伏耳”。
我们不能吹出“余音绕梁”，但也不应当怀疑那段竹管的妙用。
《中医通过调节证候治疗疾病》
中医与西医都是为病人服务的，服务对象相同，而认识方法，理论阐述和治疗措施都是不相同的，因此，有互相借鉴、融会贯通的可能性。那么，中医学如何借鉴、吸纳西医学的成果呢？笔者试论述如下：
现代医学认为，症状只是疾病的向导，不能说明疾病的本质，必须透过症状进行深入检查，才能发现具体的疾病本质。这个疾病的本质，就是病灶，或者构成病理特征的理化指标。具有了病理病灶，就可以诊断疾病；不具备这种病理病灶，就不能诊断。因此，现代医学在诊断上，讲求“纳入”和“排除”的标准，这是很过硬的标准。但是，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疾病观。
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作为疾病的“有”，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横空出世，空穴来风，而是积少成多，粒米成罗，逐渐发生的。当然，这个“逐渐”有的快、有的慢，但都是由少到多、由微而甚，逐渐变化出来的。很多的急性病，也有前驱期，前驱期已经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就像“非典疑似病例”已经发热几天，还不能确诊，其接触病毒、感染病毒的时间就更早了。这时还不具备理想的病理病灶，因此，只有“疑似”而不能确诊。慢性病的发病过程就更加长远，甚至是时好时坏，时微时甚，要达到病理病灶的纳入标准，不知要反复多长时间，要经历多少不可预知的干预因素的困扰，才能够上“纳入标准”。
在离开了健康状态，还未进入理想病理病灶的“漫长过程”中，很多人“排着长队”，被认为是亚临床状态，或者叫“亚健康”。这些人的总数，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占人口总数的70%！这么一大群不健康的人群，不能被纳入“疾病”标准，而“候补”着，在各个大医院之间徘徊，在各个专家门诊之间转诊，等待着难以预知的结果。这样的疾病观，难道是最先进的吗？是值得推崇的吗？
现在谈论中医、西医的区别，已经不能仅仅从解剖、器官的水平比较了，因为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更为微观的领域，西医对于疾病的命名依赖于病灶，而病灶的疾病观已经落后了，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病灶能够说明的临床现象、疾病本质、治疗指征太少了，它既不能够说明过去患病细节的复杂因素，也不能决定疾病的未来转归，它只不过是西医医生选择手术、或者是使用西药的“向导”而已。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辨证论治”在没有形成病理病灶之前，就诊断了患者，治愈了患者，难道不优秀吗？
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也就是说，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6 08:53:02

6、正确认识科学与中医的关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超中博士，赞赏笔者“在大科学的背景里考量中医”的观点。他说，考虑中医问题，一定要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大背景上看问题，突出中医药的原创性，中医药是发源于我国的原生态医学，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创新性知识体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说，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自然合理”。凡合理的皆自然，凡自然的皆合理。自然就是本然，是本来面貌。人文崇尚自然，科学改变自然。科学讲求清晰，人文推重模糊。是清晰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还是模糊更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情况下，越清晰反而越失真。中医来于自然，有几千年以上的发展史，看起来模糊，其实模糊之中有清晰，中药的采收、加工炮制就很清晰，中医的许多描述都是清晰的。但是，中医主要讲的是模糊，我们要给中医理论上的支撑，不要怕人家说中医模糊。
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说，当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天地奥秘探索历程”的书，张岱年先生让他再写一本“人体奥秘探索历程”的书，结果写了20年仍然没有写出来，人体太复杂，奥秘太多，中医里的奥秘至今也没有揭示出来多少。有人说“被证伪了的都不是科学”，那么，科学史就不好写了。因为，地心说是伪科学，日心说仍然是伪科学。有人说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很不全面。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科学，科学不会超越真理，也是要以实践为标准的。而现在，与“科学”一词有关的“三子”在危害科学：一是“科学棍子”，有的人把科学当作宗教裁判所，动不动就把别人打成“伪科学”，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二是“科学骗子”，到处用科学做旗号，作假欺骗群众；三是“科学傻子”，缺乏科学目光，只要一听是科学，就顶礼膜拜，是一种新型的迷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闵家胤研究员说，传统科学研究实体，而系统科学研究纬度、关系。科学仍然处于幼年时代，最新的科学成果证明，宇宙明物质只占4%，而暗物质占96%。人类对于这4%的明物质还远没有研究透彻，对于96%的暗物质、暗能量、隐能量的研究才刚开始。有人用黑箱、白箱划分研究对象，也有人提出来“灰箱理论”，也就是半知半不知的状态，我认为“灰箱”的提法很好，中医许多问题都是灰箱状态。中医与西医要很好地合作，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长林研究员说，中国哲学过去强调儒释道，罗希文先生说应当加上医，成为“四大金刚”，这很好。儒释道主要是人文哲学，而中医学是认识论的科学哲学。唯物论的认识论产生了科学，而中医学的天人合一是另一条认识路线，是有关生命科学的认识路线。西方打开了科学殿堂的一扇门，另一扇大门要用中国智慧去打开，中医哲学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基础工作，很重要。
“很重要”的中医哲学，却很难进入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的课程体系，这是来自北京、南京、黑龙江、河南、内蒙、广西、广东等地的中医教授们的共同感慨。中医哲学研究、普及宣传工作，任重道远，前程似锦。
著名医史学家王振瑞、李经纬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2007年1月第37卷第1期发表了《两种错误的中国医学史观——评“中医超科学论”和“中医伪科学论”》的文章，我们加以节引，作为本书的结语：
在“中医超科学论”者对面的另一极地上，聚集着一群“中医伪科学论”者。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萦绕百年，少有歇止，最近又一次奏出了强劲的旋律。
成为这支强劲旋律声源的“伪科学论”者，自称是已经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25年的大学教授。以往，他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进化论、农学、军事学方面都发表过相关哲学思考和思想史总结的论文。2005年10月，他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领域向医学拓展，写出了《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并于当年11月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 学术谈论会上宣读。此后，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上贴出。2006年4月，在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上，以传统学术媒体形式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中医伪科学论”者这篇“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由此引发的主要以网络为阵地的越来越激烈的相互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只是作者批判精神的冰山一角！
有史以来，没有谁能够回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而近代以来的中医存废之争，除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外，更深刻的本质是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态势。每次论争，中医学总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中，接受论争双方的观察和思考，最终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往往掺杂着冲淡理性的情感、成见，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极端性，所有这些，在“中医伪科学论”者公开发表的“历史文献”和他后来的一系列网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中医伪科学论”者首先在与其他各文明古国医学史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华医学起源晚、巫医分立时间难以确定、《伤寒论》之后没有进步和求实的探索、内容不如希腊医学丰富等结论，进而指出：希腊医学的历次革命，“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因此，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4］15。
这段涉及中外医学历史的论述，显然不是对医学史认真研究的结论。因为中医学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晋唐以后都有十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尽管中医学不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医学文明，但经过中国先贤的临床积累和理论创造，到约当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明代，不可能如其所言：“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重要的是，依据什么历史规律，可以要求中国传统医学必须随着希腊医学经历的革命而发生改变呢？中医学在外来医学的冲击面前表现出的稳定性，标志着本身的成熟性和一定的优越性，按照常人的思维规律，绝不应该成为被人“告别”的理由。
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而21世纪的中国，不再有引进西方文化的阻力，至少中医学的存在丝毫没有影响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伪科学论”者竟然妄发此等崇西非中的反传统宏论，其初始动机与近代文化名人迥然不同，得自于社会的回馈也必将与文化名人大异！
“中医伪科学论”者“从尊重科学的角度”指出：中医不是科学医学，算不上经验医学，也不是理性科学［4］15。这种“磨去了棱角”的为中医学定性的结论，在后来发表的网文《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变成了再也按捺不住的真心话语：“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笔者注：当是“奇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我们甚至应该不只是告别它，而是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5］
谁能相信这些话会出自一位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教授之口，谁还会相信教授的那句自白——“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呢？
“科学”，这个应用频繁而富含歧义的词语，经常表达着不同的概念。
自从“科学”由日语引入汉语以后，汉语中的“格致”一词便逐渐被取代了，所以汉语中的“科学”首先包含了“格致”即“格物致知”的意思，也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照《辞海》对“科学”的这一定义，中医学这种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与自然、社会密不可分的人体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由于“科学”具有“知识体系”的涵义，所以人们常常把正确的、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东西称作“科学的”。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自19世纪从西方哲学中分化出“科学哲学”这一独立学科之后，科学哲学家用哲学理论所研究的“科学”，通常特指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建立在实验方法基础上的研究体系。这里的“科学”则是狭义的“科学”。在使用狭义“科学”的话语环境中，实证自然科学之外的知识体系统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不但“中国古代无科学”，而且世界古代都无科学；不仅中医非科学，所有医学体系皆非科学。如果在学术争鸣中明确了使用狭义“科学”的前提，那么，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而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为业的“中医伪科学论”者，“从尊重科学的角度“判定中医学”不是什么科学”的时候，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显然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广义的“科学”，所以，检讨其立论基础和论证依据的可靠性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出：“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4］15。尽管这句话中的“原理关系”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因果关系”本是不靠什么“科学”建立的客观存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蹩脚的语句，猜测到他本要表达的思想：中医的经验判断，没有反映客观的因果关系；中医的理论陈述，没有概括出“明晰可靠的原理”，所以中医不是科学医学。
其实，中医学的经验判断所反映的病因与疾病、治疗与疗效、养生与健康之间许多真实的因果关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如伤寒发热、麻黄平喘、行气强身等等；中医学的理论陈述所概括的许多自然原理，是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等。当然，决不能认为，也不能苛求中医学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反映了真实的因果关系；决不能认为，也不能苛求中医学的所有理论陈述都是对自然原理的概括。科学史不是真理的一览表！所有“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总括和贯穿于三大领域的哲学和数学，都是真理和谬误交织而成的知识网络。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逐步扩展真理、纠正谬误，正是科学不断进步的标志。如果把“中医伪科学论”者所说的“明晰可靠”绝对化，并以之作为是否属于科学的“最简单的判断方式”，那么，包括科学哲学家们用哲学理论研究的实证自然科学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知识体系可以称作科学。“中医伪科学论”者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中医伪科学论”者认为，中医中药缺乏经验基础和逻辑基础。三阴三阳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药物的四气五味，“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脉诊的描述“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这种描述不精确的诊断方法，罗列了14种‘有病’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脉相。没有‘正常’作参考，又如何能判断‘有病’?可见，中医脉诊方法不具备起码的可用来进行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4］15。
“中医伪科学论”者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他本人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他妻子也是77级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他经常阅读中医著作。他从1985年开始，就经常与医学界的朋友讨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所以他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可实际看来，科学哲学的教授还远远没有摸到中医学的大门。
三阴三阳说，是引入医学领域的哲学阴阳学说在阴阳定量方面的一种发展，这类高度抽象的概念，就像“历史文献”讲到“中医不是理性科学”时所举的“点”一样，表面上看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实际上具有经验的还原性。四气五味的概念最初都是可以直接感觉的经验，后来作为药物性质和作用的分类范畴，获得了一定的抽象性，如药味的“苦”，就不再局限于“尝之口苦”的经验特性了。中医的脉诊的确是一种繁难的技术，绝非蜻蜓点水般翻阅几页脉书便能理解其中的真谛。历代医书对脉象的论述，种数不一，并非都是罗列了14种病脉，而对正常脉象却大多有明确的记载，所谓“平脉”、“常脉”，即是正常脉象；“有神”、“有胃”、“有根”，都是对正常脉象特征的表述。只可惜，科学哲学的教授对此好像从无所闻。
“中医伪科学论”者“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指出：“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己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4］15。
学过《内经》的人都应知道：“开鬼门”，即发汗；“洁净府”，即利小便。发汗、利小便作为有效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体现着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怎可说它“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怎么能视为“姑且不去断言”的巫术？更怎么能妄言“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开鬼门”的“鬼门”是“汗孔”，“鬼门”的“鬼”，古通“魄”，万万不可一见“鬼”字，就像见到了鬼！
“中医伪科学论”者认为：“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难道中药的使用曾经或正在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吗？实际上，倒是现代科学对狩猎手段的改进和生存环境的破坏，给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药材质量不断下降，药用资源日渐匮乏。“中医伪科学论”者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吁应去寻找真正的对象。2005年修订出版的《中医大辞典》（第2版），特意在虎骨、犀角等药名后面加上了禁止入药的明显标记，说明中医界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中医伪科学论”者耸人听闻的观点，显然缺乏必要的证据和起码的公允。
“中医伪科学论”者大发恻隐之心，对患者的利益表示了充分的关注。指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医疗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面对托付健康甚至生命于自己的患者，尽量作些医理解释应当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中医伪科学论”者难以容忍的是：“中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中医生都要煞有介事地‘辨证’和‘施治’。不仅如此，中医生还往往要为自己的施治行为做些莫名其妙的医理解释”［4］16-17。
“中医伪科学论”者所谓的“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都不是指中医的认识；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疾病”，也不是通常被中医作为诊治对象的临床单位。“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医学的“证”与西医学的“病”都是对疾病状态的概括，都是对疾病本质的反映，只是着眼于不同的层面，应用了不同的方法。西医对于“病”的诊断是以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变化为依据的，但“病”的形成必然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现有的诊察手段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变化出现之前，患者可能已经从整体层面上反映出西医理论无法解释的症状和体征。这种情况下，中医师按照中医学理论，通过分析四诊获得的宏观资料，用"证"来概括疾病状态，并处以对证的治法和方药，常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果中医师就自己的思维过程，对患者作些通俗易懂的解释，难道不正是应该或必需的吗？“装腔作势”或“莫名其妙”，那只是业外人士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丝毫不足为奇。如果面对着外行，研究科学哲学的教授讲一通“相对论革命”，或者知名的院士讲一通粒子物理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
“中医伪科学论”者举出《本草纲目》收载“狗屎”的例子来指责中医推行“污物入药”［4］17。其实污物入药不一定都是应当指责的。假如有人在荒郊野外误食了可以致死的毒物，在无计可施之际，若能顺手取得一泡狗屎绞汁令服催吐，则或许不至于毙命，难道这就算是“‘不仁’的特征”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中医伪科学论”者无意了解各色各类药物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而是匪夷所思地专挑“污物”论事，诚可谓“慧眼识珠”！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责中医“以毒物入药”，“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3］17。其实中国古人对矿物药的毒副作用早已有充分的认识，现代《中药学》教材中用于内服的矿物药已寥寥无几，可以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的临床常用药物反倒以植物药为多。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常用中药进行了毒理学研究，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仍待加强。但是，任何药物，无论中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对所有人类个体都有益无害的药物是不存在的。正确的态度是，积极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药物的量效关系，研究减毒增效的配伍方法，严格掌握适应症和治疗时程，在充分发挥药物治疗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药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而决不能因噎废食，草率地抛弃一切有毒的良药，更不能抛弃使用有毒良药的医学。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责中医推行“异物入药”，浪费了患者的钱财。妄言：“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4］17。中医施治，复方为多。君臣佐使、七方十剂等方剂理论，是古人用药经验的总结，因证配伍，灵活加减，体现了中医治病的圆机活法，蕴含着古代医家的知识和智慧，值得认真继承和发扬。当然，如果把所有中医师开具的所有处方作为考察对象，可以断言，并非每一味药物都是必需的。因此，医学界应当提倡“方精药少”的组方原则，同时用多种方法研究中药方剂的配伍规律，力求提高使用中药复方的水平。但是，如果把复方中的大部分药物说成“穿肠而过的异物”，而把治疗作用完全归于“所喝的水”，则纯属丧失理智的恶意毁谤，不值得辩驳和理睬。
在“历史文献”的末尾，“中医伪科学论”者拾鲁迅“成对蟋蟀”之类的牙慧，指责中医“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4］17。毋庸讳言，这种说法决不是无中生有，就连前面所举事例，教授在自己家中或许就有亲见的机会。但是，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事实未必就是现实，不要说研究哲学的教授，就连一般的学者，都应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参考文献

［1］汉森著，邢新力译．发现的模式．第1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8
［2］刘力红．思考中医．第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访德国中医药学家波克特博士．科技中国．2006，（2）：86?
［4］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
［5］张功耀．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2006-06-19]?http:∥column?bokee?com?
［6］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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