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医原创思维，道术并重复兴中医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4-10 15:25 编辑

序  言
回顾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历程，可谓几度沉浮，困惑迷茫。早在1950年先师章次公先生曾慨然指出：“医至今日，式微已甚。”嗣后，党和政府对振兴中医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有所改观，但在学术上的困惑，殊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章氏对改进中医的意见，今日观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居今之世，而欲求改进中医，首望恢复辨证用药之精神，再以现代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发皇中医药，其庶几焉。”他更进一步点明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次公敢郑重为同仁告：昨日今朝，岂可等量齐观？世界事物，无一刹那静止不变者；昨日之事，已成过去，吾可不问也；明日之事，方在未来，吾亦不遑计及也；吾之汲汲焉、惶惶焉者，惟今日而已。治学做人，一以贯之，岂但治病为然？而非邃于医而深于理者，恐其闻之而骇且惑也。”一切应当面对现实，辨证必须精细周详，见微知著；施治更应药随证变，切中肯綮，方得个中三味。然综观当今之医，系统、正确运用四诊八纲，辨证论治者已不多见，常以生化声光检测为依据，按病选药，套方成药，应手而出；至于望神察色，详询切脉，形式而已；更有甚者，率以西药施治，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盖此等中医对辨证论治，日趋淡化，已不姓中，中医院亦已成综合医院矣，令人浩叹！如何扭转现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愿能力挽颓势，重振中医雄风，则幸甚矣！
我认为诸多具体措施，如聘名师，带高徒，培养优秀中医人才，提倡读经典，多临床等等，固属必要，但更为重要者，乃是如何大力理清思路，树立自强、自信的信心，才能安下心来，冷静思考，埋头去干。基于此，曹东义同志“不顾‘飞蛾扑火’、‘乱箭穿身’的警告，频频发言，竭诚以陈”，不计个人得失，在近两年内连续撰写20多篇具有真知灼见、言之有物，以理服人的文章，把目光投向中医的前途与命运，响应邓铁涛教授等老一辈的号召，呼唤青中年中医同道，回归到本职岗位上来，这种捍卫中医的忘我精神是值得嘉许的。《回归中医》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清心开窍、鼓舞士气的好书，对当前做好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术的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东义同志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为人坦诚，敢于谏言。既对中医理论有较深的研索，又对现代医学有较高的涉猎，对文、史、哲更有坚实的基础，故能以高瞻远瞩的视野，犀利直率的文笔，对中医学术的科学内涵，继承创新的思路，予以精辟的阐述，持论公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基础理论、辨证论治、寒温统一等均有独到的论述，特别是“勿忘与邪气‘讲和’”一文，颇有新意。因为急症、实症多以驱邪为急、驱邪务尽为前提，正虚邪实时，始以扶正驱邪、攻补兼施并进。由于邪气有可以转化的一面，作者提出与邪气“讲和”，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学会‘与邪气讲和’，不是无能，不是妥协，而是给生命以宽缓环境，让机体自身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之中，达到和谐，稳定发展，以此长生久视,‘与万物俱浮沉与生长之门’”所以在辨治过程中，不要诛伐无辜，要“以平为期”“以和为度”，才能更好的显示出中医学的奥妙之所在。
我认为《回归中医》可以与忘年交刘力红教授之《思考中医》成为姐妹篇，奉劝当代中青年中医同道一读，当有所获也，故乐而为之序。

                                    朱良春丙戌春月，虚度九十

引  言
“回归中医”是邓铁涛教授面对目前存在的“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峻现实，向中医界发出的召唤，也寄托着邓老对一代青年中医的殷切希望。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科技成果不少。然而，透过中医事业“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不再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不断蔓延的颓势，实在让人担忧；中医博士写不出十个中药处方，中医专家看病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邓老因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2005年5月10-12日召开了第253次香山科学会议，邓铁涛教授发表了三篇论文：《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医与未来医学》、《再论中医药必须改革》，都是关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论述。
所谓“再论”者，不得不再论也。为何不得不“再论”？事情的发展趋向不尽如愿，殷忧于心，不言之不快也，不言之将有大患也，故“再论”之。在“引言”里，邓老说美国的医疗模式不能学，中医药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好方式。在“扫除障碍”的题目下，邓老说“科学”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必须去掉；肃清王斌的思想，必须贯彻宪法精神，发扬中医特色以振兴中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其中说到：“把大力发扬中医之特色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这是对广东省中医院发展真相的歪曲”；以西医模式为准绳，“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一切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一言以蔽之曰：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宫刑’也”。并说“今把中医药的理论与经验都一笔抹杀，唯西方之命是从，则中医之受‘宫刑’才刚刚开始耳”！词义激昂而殷切，读来心中不免震撼之感。
笔者切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受西方数理化的“科学教育”，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少认识。1978年初刚进河北医学院学习中医的时候，立即感觉到巨大的落差：中西医学对比强烈，学习原创于中国的中医学，比学来于外国的西医学不知要多费几倍的劲，简直是格格不入。中医的理论好象是外国、外星球的说教；西医的知识却象是自己的、本来固有的东西。中医药学术自“五四”以后，已经割断“地气”几十年了，要想学习中医、学好中医，必须重打基础，一切从头再来。
20年前，笔者有幸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读著名中医文献学家余瀛鳌研究员的研究生。余老指定的必读历代中医代表性书目和经常翻阅的《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使我看到了中医宝库的博大深邃。研究生部重视经典和互相争鸣、百花齐放宽松的学术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大选修《古代汉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之后，使我初步了解了古人治学的门径。余老指导我完成的“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让我初步了解了宋金元时期的医学家如何继承了仲景开创的伤寒学术，又如何影响了明清时代的温病学说的发展。
硕士毕业后，在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期间，为了研究生活于春秋末期的扁鹊秦越人的生平事迹，我翻阅了一些经史与诸子的著作，弥补了不少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知识的缺乏与无知。2001年，我的职称已经晋升到了“最高”，并且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到了“承前启后”的岗位上了。可是，中医的学术特质是什么？自己手里的中医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要传递下去的“中医学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它与中医的关系如何？实在说不好，也不好说。尽管我30年前就开始做赤脚医生，去掉上学的几年，从事中医临床治疗工作也有20几年，10年前也曾经获得过河北省首届优秀青年中医的金杯奖，我心中仍然充满困惑。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地写作，2003年初我完成了《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初稿，在等待出版的时候，爆发了SARS之疫。面对迅速发展的疫情，我忧心如焚，因此不揣浅陋，在五月上中旬三次上书卫生部陈述管见。好在中医界不辱使命，再次彰显了中华大医的时代风貌。2004年初，拙著出版之后开始了我向邓铁涛教授、朱良春先生等大师的求教。没有想到，邓老寄来了他的著作，并且在来信中谈到他对于伤寒、温病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向的看法。朱老不但寄来了学术著作，而且把我们的师生缘叙得那么久远：“令太老师无言先生与敝业师次公先生是志同道合之挚友，而瀛鳌兄与愚云鹤交往，因此与阁下虽未谋面，但早有宿缘存矣，不亦快哉！”2004年11月在广州亲耳聆听了邓老宣讲《中医与未来医学》，眼为之一亮，心为之激荡，中医的“仁心仁术”竟然可以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在广州我也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朱老，只是后来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开办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项目，让“省队与国家队”一起听课、共同培训，才促成了我与邓老、朱老的师徒缘。
邓铁涛教授择徒甚严，在贾谦先生的大力推荐下，笔者才得以拜邓老为师。邓老说：“你我建立师徒关系，我感到很高兴，得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一大幸事也！兹将我对学生之要求提出如下，如同意希为遵守。一、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我国优良的传统。‘德’在‘才’的前面。我认为‘德’更为重要。作为‘学者’必须尽量做到——淡薄名利，重视对国家与人民作贡献，为振兴中医，奋斗不息。二、学术上，把自己培养成为铁杆中医。三、建议你争取临证的机会，我的学生必须有较高的临床水平，千万莫做空头的理论家”。邓老曾经代表全国的名老中医，在人民大会堂以中华大医的胸怀，倡言：“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他对于我的要求与期待，也正是他对于千万个未来中医的要求与期待。朱老也认为我“孺子可教”，收为门下。遥望着大师们的背影，我们应当努力追赶，并且大声地回应他们的召唤：“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在大师们的教导下，顺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我逐渐地从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课题的狭隘境界解放出来，把目光投向中医的前途与命运，对于中医学的特质，特色与优势；对于中医的脉因证治、理法方药等不断思考；对于宏观中医学的微观基础；对于复杂微观变化与病灶、与证候的关系；对于病灶与证候的关系；对于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思。逐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先后得到《中国中医药报》王友智、白晓芸、毛嘉陵、刘智利和国内众多专家、同道的支持与鼓励，两年之间发表有关论述20多篇。
“有论必争”，浅见拙识，必然会引起学界的争鸣，当然也有不少鼓励的电信传来。互联网与现代传媒的空前发达，使得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尹德祺教授，这位移居美国多年的大学好友也打来越洋电话询问有关论争的情况。
尽管不能像古人那样“以文会友”，然而，如果把自己“另类”的想法“和盘托出”，或许能博得智者贤人的指正教诲，或因其偏颇而有益于借鉴，或因其“心忧”而引来“同声呼唤”，进而扬旗击鼓，张显中医个性，共同奋进于振兴之旅，岂非丰厚收获？何幸如之！故乐意翘首以待，将拙文尽早出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0 15:03:13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4-10 15:27 编辑

1、清醒地看待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本文主要内容收载于朱良春先生主编的《名师与高徒》一书之中，文题为《邓铁涛未来医学思想初探》，在南通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引起部分与会代表的关注。本书在收载本文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与补充。2006年2月15日《中国中医药报》曾摘要发表。]

2005年3月28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医发展应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文章，说中医有三大痼疾：复古、信老、抱残守缺。认为“中医西化”是实现生存的必然选择，是中医的“重要出路”。该报12月7日又发表了某中医专家“思考中医现代化”的文章，认为西医发展迅猛异常，临床覆盖面不断扩大，中医临床则处于弱势，如一味属意于特色而忽视时代性，在医疗市场的竞争中，势必还要退缩。并说“从近年媒体的舆论看，中医忽尔说‘未来的医学是中医’，甚至美妙无瑕，忽而又说‘中医即将消亡’，自相矛盾，又很少自醒，总是问道于其他学人，以求得一句‘中医是科学的’，这说明自信不足”。并呼吁对于中医自身的体系及特色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清理”，用中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保持中医特色性与时代性的和谐。某著名专家也说“有些人不理解中医学的精华，因而对于引进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不免有‘西化’的嫌疑，陷入‘引进——挨打’的思维怪圈”，“有的高谈阔论激情高得离谱，而提倡实干苦干却不足”。
如何看待中医的现状与未来，应当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发展中医，的确需要我们“全面清理”几十年来所进行的工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他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
其实，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更强大。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否已经“严阵以待”、“我自岿然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中医科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中医理论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是“伟大宝库”、是“祖国医学遗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现代”，而是处于“过去”的、“朴素”、“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难道我们是“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辨证地认识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邓铁涛教授对中医学有深厚的感情，几次上书中央领导，对于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于确立中医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地位，对中医药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中医事业在组织上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恢复。但是毋庸讳言，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学术危机。博士生复试的时候，竟然写不出十个中医处方；某些高职称的专家，在诊病的时候连脉也不摸了；众多的中医毕业生都不学习中医原著了，从经典到历代医家的著作都被冷落在一边，却去盲目地追求现代化，学西医、学外语，传统的系统理论被当作摆设，或者认为是即将被取代的陈腐说教，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完整性正在逐步被肢解、被改造，长此以往“大厦将倾，中医危矣”！现代医学对于中医学的“不尊重”，对于改造中医的热衷，引起了邓老深深的忧虑，他一次次不顾年事已高，站出来大声呼喊：《正确认识中医》《为中医发展架设高速路》《中医与未来医学》《21世纪中医必将腾飞》《再论中医药必须深化改革》！他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医投去智慧的一瞥。
邓铁涛教授对中医的现在与未来曾经有过很形象的说法：“自我从属”，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泡沫中医”，职称系列齐全、中医味越来越淡、中医院不姓中、不能姓中；“回归中医”，坚持传统、重温经典、早上临床、早跟师学习、提高临床疗效；“做铁杆中医”，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坚持唯物辨证法、用最先进的科技发展中医；“中医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医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医现状清醒的认识、忧虑与期待。
邓铁涛教授在《中医与未来医学》中说：西医“不少治疗手段，看来对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例如小孩发热，用抗菌素治疗，热退了，但耳朵却聋了！据报导，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哑儿童；又如胃溃疡大出血，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又如‘糖尿病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却把脚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这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仁术’。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术治疗’治好。用‘仁术’来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一个学科的振兴，离不开理论的进步。邓老未来医学的思想，为中医树立了一面前进的旗帜。
在《正确认识中医》里，邓教授说：“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刺四缝’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邓教授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医”，指出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就是应当站在全世界科技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用王清任解剖实证的观点为中医改错。（比如，西医切去了脾脏，中医辨证的时候也不能认为无脾。因为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人绝胃气则亡”，岂能没有“后天之本”？）凡是现代医学所不能认识，而中医确有实效的东西都是精华。比如中医药运用独特的思维方法，驾轻就熟地依靠四诊就能认识病人的状态（证候），深刻地阐明西医看不见、还没有形成病灶的疾病（如占人群70%的亚健康），并出神入化地运用含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属于分子水平，而不再是粗糙的草根树皮），安全有效地治愈了很多常见病与疑难病。尽管医疗市场排斥中医特色，简便廉验的中医药的确优秀。
邓教授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前几年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方向变。去年又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
中西医的疾病观不同
邓铁涛教授说：“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医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现代医学不仅不信任病人的症状，认为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藏着；病理解剖之后虽然部分病人找到了病灶，然而找不到理想病灶的患者更多；除了认为症状什么也说明不了之外，进而不信任病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因此主张阻断、颉抗、移植；更进一步，甚至连病人的基因也要进行改造，“转基因人”或许不久将出现在世界上。因此，西医在“微创”的掩护下，将全身的组织器官能切除的切除，能改造的改造，能置换的置换，病人身体之内“人造”的血管、骨骼、关节、肌腱、瓣膜等“无生命的器件”越来越多，移植来的器官也越来越常见。不可“改造”的组织器官，越来越少。“人是机器”的观念，深入到各个科室，“生物、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只是某些少数人的言论，真正支配现代医学的思想仍然是“人是机器”的观念。
西医与“以人为本”的中医学不同，即使是重视“社会、心理”因素，也不过是为即将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请一个心理医生，做做思想工作，以便手术顺利开展。好象美国的政治家在谈伊拉克的问题，不是谈伊拉克人要不要战争的问题，而是作为“被拯救者”的伊拉克，只能是在精确制导炸弹、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之后，再去讨论如何重建国家、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便重回国际社会。他们不相信伊拉克人民能够发展自己的国家，不尊重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
“以人为本”的中医学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标本相得，其气乃服”。认为人的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郁的方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治疗方法；虽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却是活血化瘀；逐饮、祛痰、攻积的“霸道”方法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瘀、消食导滞的“王道”教化的方法。
中医治病，追求的不是介入、对抗、切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使停滞的水饮、痰浊、瘀血、食积流动起来，参加到生命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的转化”过程，达到“质变”的良好后果。
中医的治疗大多是“环保”型的，无论对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够成污染和危害。所以说，中医学是最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应当体系完整地发展中医
中医是“理法方药”体系完整的医学，走了与现代医学“用解剖结构推测功能”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清朝末年，王清任曾经忧虑“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用观察尸体的解剖方法试图为中医改错，不仅方法不当，而且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是越改越错。假如《医林改错》没有倡导活血化瘀、没有几个卓有成效的“逐瘀汤”，王清任带给中医学的将是什么？他的贡献应当如何评说？或许是一个负值。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初期，关于解剖知识的精粗对比，曾经动摇过许多中医学人的信念，解放初期在“中医科学化”的思潮影响下，某著名中医专家曾经说过：“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 见曹东义《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243页。]。
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不少人主张将其从中医学之中清除出去，至今仍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玄之又玄”，“客观化”的呼声一直未绝于耳。主张用“脑主神明”代替“心主神明”者，未曾想到因此将会瓦解中医完整的理论体系。
曾经有人把铁路上的螺帽拆下来去卖废铁，也有人偷偷地把进口的成套机器的铜把手、零件拆下来换钱，而他们破坏的却是整个系统的运转。退一万步说，中医学即使是暂时掌握着运用中药的初步规律的理论体系，我们也应当尊重它的独立与完整，而不是时时刻刻总想着给它换零件，用科学的符号替代它原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使它陷于支离破碎。
分析的方法不是不可以借用，多元的发展道路也值得尊重，但是中医学自身理论体系如何发展，却不能不顾其完整的体系。用化学分析的方法了解苹果、梨、桃、枣所含三大营养成分的多少、优劣，固然是不错的方法，但是取代不了依靠形象判断的方法；老鼠对于自然界的适应能力远比人类强，但是我们总不能把老鼠的基因插入到人的基因上，用老鼠的基因改造人。盗墓者只关心攫取文物，而不关心历史文化是否因此而被破坏；材料专家只关心古钱币的金属性质，而不了解其中的文化价值。应当给中医学以尊重，如果中医学没有优秀的特质，它怎么能够创造出令现代科学无法解释却能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理论呢！

2、深泉活水育杏林

[ 本文是在参加“全国首届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时，为新闻界了解中医而写的背景材料。会后，该文得到莫代碧教授的好评与支持，经过与朱婉华、郑福增一起整理，以“名师高徒聚首南通，传承中医药为中华”为题，发表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年，第三期。在此有所修改、补充。]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0 15:16:22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4-10 15:29 编辑

2005年6月28至30日在江苏南通召开了“全国首届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笔者作为追随邓铁涛、朱良春先生的晚辈，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朱老让我提前到会，因此得以通读会议论文全集，而且在南通会议期间得到朱婉华师姐的细心关照，并到北濠山庄朱老的寓所拜见了朱老，也见到了广东省中医院陈达灿、徐凯师兄。会议交流的丰富内容令人目不暇接，几十位名师高徒的独特风采也难于在短时间内一一领教。我对海内诸多名家虽渴慕既久，也因会期的短暂而只能望洋浩叹，每思至此，意常难平。幸而有从会上带回的由朱良春先生主编82万字的《名师与高徒》一书，使短暂相聚汇成永久交流。回来后时常翻阅，不断揣摩，仿佛与诸位名师高徒当面交流，心往神驰，如切如磋，获益颇丰。朱良春先生以88岁的高龄，对于160多篇来稿亲自审阅，手执丹铅逐一批改，甚至为一处的疑问而与作者几次电话讨论，其真其诚深切感人，大医精诚的精神和丰富的内容，著就辉煌的历史篇章。
如何看待中医药？这是一个沉重话题，话说一个古老的体系，涉足一个博大精深的领域。一百多年以来，许多民族精英、硕儒俊彦在论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犯了幼稚与偏执的错误，中医中药之难言于此可见一斑。我们说中医药古老，是由于在现代科学连一棵小草还没有创造出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棵参天的大树了。神农黄帝曾经给它浇水施肥，几千年以来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枝繁叶茂昂然挺立，它丰富的果实曾经哺育了历代众多的中华儿女。许多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病，竟然一次次用中医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系统论学者从中找到了系统论，控制论学家看见了中医药之中丰富的控制论思想，黑箱白箱、复杂科学等现代前沿尖端科学，都可以从中医药学之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难怪毛泽东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邓老说是中国将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第五大发明”。
现在，中医药已经走出国门，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成了联合国卫生组织推荐的医学体系。可惜的是在它的出生地中国，人们还没有正确认识到它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

中医界曾经的辉煌与无奈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之中独具魅力的优秀代表，从黄帝制九针论医明理、神农尝百草化毒为药，到仲景华佗济苍生，金元医学流派纷呈，明清医家治温病，源远流长不断发展，使炎黄子孙不愧为龙的传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原因很多，中医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中国的四大发明为西方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而中国人最早知道西方的东西却是大炮和战船。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严复，一本《天演论》把“适者生存”介绍到中国，胡适先生因此而更名，“落后就要挨打”也成了尽人皆知的名言。然而，严复先生翻译错了，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达尔文学说的严肃性，他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已经把只适用于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胥黎的眼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落后了就应当获得帮助，怎么能够落后了就要挨打？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学。尽管理论上赫胥黎说得非常明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希特勒高叫消灭劣等民族等主张，仍然不能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
欧风东渐的沙尘，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这些民族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不科学”的脏水泼向中医。更有甚者，余云岫反对中医却自称“医学革命”，不仅把中医称为旧医，而且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然而，摆在亿万人民面前的是一种百废待兴的局面，贫困和疾病仍然严重地危害着人们的生活。在旧中国饱受被取消之苦、遍布于全国城乡的50万中医药人员，在新中国“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中，本应该比大多存在于大中城市的2万西医人员，更有发挥作用大派用场的机会。即使仅仅从新中国“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出发，也不能轻视50万中医的作用。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当时的情况却与人们想法截然不同，中医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几乎到了难于生存下去的境地。
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对当时中医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东北卫生部长王斌在东北地区通过“甄别”，对中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甚至将接骨、推拿等专科中医贬入江湖医生之列加以取缔。仅热河朝阳县经过登记、甄别，就有420名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执业。王斌还主张让中医学习西医之后，改称“医助”；停止中医招收学徒等，这些都在1951年以后都变成了现实。王斌关于中医是封建医，必将被社会主义消灭的观点广为流传，影响很大。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毛泽东发现了歧视中医、限制中医问题的严重性，在1954年及时地纠正了一系列错误的中医政策，挽救了中医。在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关怀下，相继成立了一批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中医事业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一点连在台湾的陈立夫先生也深有感触。他说，我要给毛泽东写传，赞扬他保护中医的好政策。

中医药为何能够卓然自立

在西方科技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算学、经济等等纷纷谢幕，惟有中医药在一次一次的经过各种现代科学的验证、考验、试验、实验之后，并没有被揭密，也没有被同化、取消，中医依然还是中医。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医与西医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是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认识的一件珍宝。邓铁涛先生称其为正在走向世界的“第五大发明”。
现代科学奉行实证、精密、微观的研究方法。按照微观精细的“世界观”看现实世界，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病情。在时空唯一的坐标系里，一切物质运动都是不可重复的。“原子一元论”的微观分析方法，一直左右着现代医学，成为最现代化的象征。但是，由于人体基因与众多细胞因子微观调节的复杂性，在患病的时候用单一化学成分西药的抗菌消炎、颉抗、阻断，以及手术介入、切除、移植，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所有临床问题。
如果用宏观的世界观看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太阳的东升西落，四季的轮回，人体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中医学既有“原子一元论”的物质精气学说，又有阴阳平衡、依存、制约的矛盾论，更有五行系统互相制约、协调的整体观。并且，重视人的主观意识，重视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用十分简便的方法、十分精练而独特的语言概括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执简驭繁、驾轻就熟地掌握着化学物质十分复杂的中药，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这都是中医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越挫越勇、不可战胜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对草根树皮这样看似“腐朽”的“弃物”，进行重新认识。因为，所有的草根树皮，都是有生命的物质，是多少亿年进化的产物，它们把“自然界杂乱无章”的无机元素组织起来，“制成了”很有结构规律、对人体很有益处的化合物，可以养生，可以疗疾，可以延年，可以益寿。
当然，能够化害为利，变腐朽为神奇的法宝，掌握在优秀的中医手里。如果抛开中医的理论、经验，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就会中毒身亡。因此，古人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聪明如孔夫子者，也在季康子送给他药物的时候，十分真诚地说：“丘未达，不敢尝”。神农尝百草，古人善总结，才有了丰富的中医药的理法方药。
现代科学总是看不上古人所讲的理，而只想要古贤所总结出来的药。但是，“废医存药”几十年，仍然说不清一包中药，经过煎煮之后，什么成分煎出来了，煎出来多少，煎出来的成分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什么新物质，新的旧的物质如何吸收，如何分布，如何代谢，如何起作用，等等都是一本糊涂帐。
生物进化的最高成果就是产生了精神意识，人为万物之灵，虽然猿猴也号称灵长类，但远远比不上人类的智慧。当然，人的智慧离不开社会环境，离开了就是“狼孩”的智商。所以，并不是基因决定人的精神世界，而是社会、精神影响基因的调控。中医学认为，人类的自主意识完全可以从整体上正确反映肌体的健康状态。所以，中医学最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病人的主观症状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
现代医学追求精细与实证，不相信人体的症状，认为症状是靠不住的，本质的东西隐藏在症状的后边，所以必须依靠各种检查。很多西医医生看病，既不是看病人，也不是看病灶，而是看检查报告单，只是为报告单开药。即使是医生眼睛能够看见的皮肤病、疮疡、皮疹，也必须化验化验，问问仪器，用药心里才有底。这样“相信”、“依赖”仪器去进行“实证”，必然会丢失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病人的感觉、医生四诊可以发现的体征，因此现代医学面对病人身体和精神十分痛苦的时候，无法找到“理想的病灶”，就说病人没有病。因此，现代医学就派生出占人口70%的“亚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现代医学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如果严格地按照“微观世界”的理论来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非常“微妙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因而不能被现代医学诊断为疾病。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可以对抗的微生物，有了可以切除的病灶，需要手术介入、支架、搭桥，必须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
这种不借助仪器的检查单就看不到疾病之“笨拙”的现代医学“实证观”，是值得我们推崇的吗？是讲求生命质量的未来医学所追求的吗？恰如邓铁涛教授所说，尽管换心换肺的手术是很高明的，但大方向肯定是错误的，能不做这样的手术就可以获得健康那该有多好呢！所以未来医学，应当用最小的投入，以最简便的方法，取得最好的疗效。并且，养生“治未病”的保健医学，将逐渐取代医院的主导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服务，这更是中医学的长处所在。

中医人宽阔的胸怀

经历过沧桑巨变，使中医们更加珍惜中医药这个国宝。在当代中医艰难前进的行程里，有他们的心血与汗水，甚至是泪水。邓铁涛教授曾经形象地把中医学称为当代的和氏璧，他们不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悲哀，而是为中医药不能被人们正确认识而苦恼。
现在，世界掀起中医热，古老的针灸术已经走出国门，来中国学习中医的留学生几乎遍及世界各国，针灸与传统医药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给全球的卫生保健事业。不仅针灸独特的疗效征服了世界，而且它的简便、安全，非物质对抗的理念给了当代医学界一种全新的视野，让人们眼前一亮：原来疾病还可以这样治疗！
邓铁涛教授说：“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刺四缝’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
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路志正、焦树德、陆广莘、周仲瑛、颜德馨、何任等等，这些八九十岁的中医老先生们，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我们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听到他们为中医介入治疗的呐喊声；一鹤引来万鹤鸣，老先生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要把长期积累的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术继承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现在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北上南下，东征西战，谈经论道，授业解惑。而且，经过十几年的摸索，逐步总结出来不少经验，比如学历教育与师徒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倡导导师式的跟师形式，博学广拜，融会贯通，因人施教，非真毋授，以促进学术创新；徒弟台上讲继承心得，师傅台下点评所学是否为活法，授人以渔，金针度人，深泉出橘井，活水育杏林。
老先生们期待着，中医药“再现奇峰突起、流派纷呈”。

不仅十三亿人需要中医

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长贾谦研究员，对中医的现状与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具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他说：我从1992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到现在十几年了，发现要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一年的医疗保健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35万亿美元，即使是全部用来吃药，由于我们的人口多，我们吃药的质量只是美国的1/5。同时，美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那么多的高级大夫，人类疾病中仍然有70%解决不了。而其余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当中，误诊率在50%以上。我们去学这样的体系有多大的意义呢？
贾谦先生列举大量的事例说，第一，中国历史上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解决了中国人看病的问题。特别是在病毒性疾病传染病方面，从张仲景到后来的吴又可、吴鞠通，都解决得很好。解放后，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的治疗，中医的疗效要比西医好得多。解决上海的甲肝复合乙肝，根据美国人统计，从死亡率来说，他们死亡234个人，而我们只死一个，也就是234比1，中医的水平要比西医高得多。
反过来看看中医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四亿人口，有80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1949年，我国是50万中医，现在我们是27万中医，比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十三亿，是1911年的3倍还多，如果根据1911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250万中医，但实际只有27万；再看看这27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里面的大夫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决定吃什么药。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们国家能够按照中医的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
我听说，日本到现在还有4个公认的中医，所以现在要求西医院的学生要学习中医，可是谈何容易。明治维新的时候明确规定，西医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体系，从此日本就逐渐没有中医了，现在想要恢复，只靠书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3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3万以外的中医？后一部分人只能开一些中成药。而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超过60%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只有不到40%。大量的西医随便就开中成药，能成吗？如果没有中医的理论指导，所有的中药就变成垃圾，没有任何用处。
因此，目前我们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前年，提出了振兴中医五大工程，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法规，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国民党的时候明摆着是要消灭中医，解放后毛主席为中医说了很多话，中医才保留下来，而且是说要西医学习中医，现在是中医学习西医。我们现在有28所中医院校，但生产不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医，什么原因？法律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给中医药立法，但立法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是管理还是发展、保护？我认为，五十多年来，“管理”已经快把中医管没有了，所以不应再立足管理了，应该给一点宽松环境了，应该用法律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也不应该立足在保护上，如果把中医当成长城一样保护起来，中医就彻底完了。长城是历史遗迹，现在失去实用功能了，但中医五千年来一直在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将来也应该成为主要的医学体系。所以，立足点要放继承和发展上。
我们总说中医没有创新发展，实际上SARS期间是中医最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放过了，当时就没有让中医介入。一开始没有把SARS列入传染病，中医还可以上，用辨证论治还可以解决问题，针对出现的症状调整治疗的办法。西医在无法诊断的时候就说大量用激素，大量用抗生素吧，如果还不能退烧，那就是SARS，这不是把人当试验品吗？我们到广州去进行调查，发现中医能够解决问题。邓铁涛教授说，我的徒弟的夫人在SARS战线上感染了，我让把她的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药，活了，又投入了战斗；另外一位没有放弃昂贵的进口药品，成了烈士。2003年4月26日，我们在北京开“中医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同一天，某院士在香港讲，中医治不了SARS，没有一例病人是中医治好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七月，他所在医院的七位中医大夫写了一篇《中医治疗SARS 71 例回顾》的论文，他是第八个署名的作者。中医介入前收的36个人，死了10个，介入后治疗的71个人，死了1个。到底是西药有效还是中医有效？但是，虽然中医界的各位著名专家一再呼吁，整体上却没有让中医介入SARS的治疗。
再说说艾滋病的问题。陆广莘教授说过中医是理论医学，就是说面对新的情况，能够应对。因为艾滋病是传染病，所以按照规定中医不能上。但我们相信中医是理论医学，肯定可以治。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和民间中医下去了。他看了5个病人之后说可以治，然后就到艾滋病村去治疗，治了90例，效果不错。到今年我再下去调查，发现一共有8路民间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效果都很好。民间中医因为没有受到西化的影响，所以敢辨证论治，所以就有效。可是我们的国家队从到坦桑尼亚治疗艾滋病开始，到现在18年了，没有拿出一个很完整的办法。这些同志非常辛苦，也确实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办法，用的一些药也有效，但关键就是学校教育造成的思路是错的。在去坦桑尼亚之前开会时就讨论，到底是辨证论治还是辨病论治，最后结果是辨病加辨证，以辨病为主，也就是说要去杀灭病毒。中医不讲杀灭病毒，首先讲究保全自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家里来了贼，西医是兄弟姐妹人手一件武器，手榴弹机枪一起上，要消灭这个贼，但是贼虽然被打死了，兄弟姐妹也误伤了不少；中医是房间门锁起来，保险柜锁起来，让贼偷不了，再拿个笤帚把他扫出去。所以，我们治疗艾滋病人首先解决“两个口”的问题，即解决因为西药强烈的副作用造成的吃不进又“出超”的问题。能吃进去，又不过分排出去，身体才有可能好起来。至于体内还有没有病毒，也的确有病人查不出来病毒来了。虽然总体来看杀病毒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很多人体内还有病毒，但他能吃、能睡、能劳动，上养老，下养小，能象健康人一样活着了。这就是中医学的目的。
很多人都说中医药要现代化，那么西医药有没有要现代化的问题？西药最大的问题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中药用了五千年了，没有哪个因毒副作用被淘汰，也没有产生耐药性的问题，所以还可以用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不去说说西医的糟粕呢？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再提“中医要现代化，中医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了50多年，已经把中医好的东西都去掉了，中医已经四肢不全了，再去就没有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0 15:17:41

邓铁涛教授说：“我认为：①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②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③中医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老在《正确认识中医》里，继续阐明了这一观点[ 见上一节所引原文，此处不再重复。]。
邓铁涛教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历经几千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人民所抛弃了。但贬低中医的人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又说经验不能重复-----等等。我认为那些没有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验的。中医师的高明与否，与其理论基础、临证经验、文化素养成正比，试翻阅历代名医著作及现代名中医的事迹足以为证。说中医只是经验医学是毫无根据的。唯物看中医，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真是“有效才是硬道理“，老先生们以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看到了中医辉煌的未来。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0 15:18:33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4-10 15:31 编辑

邓铁涛教授说：“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未来医学是循序渐进的，21世纪前半叶我们希望：
1、人类将摆脱化学药物的副作用，摆脱创伤性的检查以及治疗技术带来的痛苦与后遗症。医学要讲人道主义，要达到“仁心仁术”的职业道德最高境界。
2、实行“上工治未病”，医学将以养生保健为中心，使人人生活过得更愉快、舒适、潇洒。
3、医学将以“保健园”的形式，逐步取代医院的主要地位，医院将成为辅助机构。
4、医学除了属于科学范畴之外，将深入文化、美术、艺术，使医学从人体的健康需求上升到精神世界的美好境界。医学、文学、美术、书法、音乐、歌舞、美食、药膳、气功、武术、健康旅游、模拟的环境、梦幻的世界-----将成为“保健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保护健康，是快乐的事而不是苦事。
5、第三世界要摆脱贫困与落后才能一起进入未来医学的世界，而使第三世界贫苦与落后的原因是强权政治、种族压迫与掠夺战争。抢救一个垂危的病人，十分艰辛，但打死一个人，只要手指一扣扳机！
90岁的中医邓老说，现在的世界乱纷纷，人类这个万物之灵，一定会觉醒的，解决世界难题的智慧出现在东方。

3、为中医学完整体系而守侯

[ 本文选自曹东义主编《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二章“高高挺立的中医”之中的部分文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次辩论之中的观点与方法，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3年4月21日同时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关于“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两篇论文，就象擂台比武一样，引发了中医、中西医结合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表面上看，这只是不同观点、不同研究法的的分歧，实际上它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医、如何对待传统中医学、是否还要保持传统中医学的完整性的根本问题，这怎能不牵动邓铁涛教授的心呢！他理所当然的当起了为传统中医完整体系守侯的擂主。
这场大讨论，持续的时间之久，参加的专家之多，是前所未见的。恰如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北医大李恩教授所说，其中绝对没有人身攻击的成分，完全是学术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一次对《内经》等原著旨意的深入探讨，很有意义。但是，该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了中医藏象的根本理论，不仅是‘心’与‘脑’问题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引申出一系列的有关中医学框架结构的问题。如：中医学是一门什么科学？中医学如何发展？中西医两个医学有什么不同？中西医怎么结合等等。通过该讨论应该能够给予回答，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谁主神明’的本身”。李恩教授分两期于2003年8月25日和9月1日发表了自己的中西医结合战略构想。《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也在2003年第6期发表了系列讨论文章。
这场论争缘起于2002年3月28日《中国中医药报》，其上刊登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士奎教授的文章《确立‘脑主神明’论是中医发展的突破点》，2003年1月他又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对中医‘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的再认识》的论文，认为变革“心主神明”说，确立“脑主神明”论，是中医学现代化发展中理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必然选择。认为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变革中医药学“心主神明”说，确立“脑主神明”论之保障；变革“心主神明”说，确立“脑主神明”论，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
邓铁涛教授认为，自从西医学对脑的深入研究之后，引发西学中与中医对中医的基本理论——“心主神明”论产生怀疑，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人认为中医学这个历经2000年的错误理论，今天应该给予纠正了。邓铁涛教授当然知道西医对脑与精神关系的论述，他为什么要坚持“心主神明”论呢？他于1983年就撰文《心主神明论》，认为：“要理解‘心主神明’说，首先要理解中医的脏象学说。所谓‘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五个脏的宏观现象，即人体的五大系统。心脏是五大系统的核心。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这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脏象’学说是科学的。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显然中医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结合起来都属于——心，所以中医还有心为君主之官的说法，也就是说‘心’居于五脏之首，它是五脏这个人体核心系统中的核心”。
正因为心的特殊地位，因为它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它还关系到古人对于形体与精神一系列的认识，甚至关系到很多汉字的造字、汉语语言的传承，甚至关系到精神与物质第一性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论是《易经》的太极说，还是老子《道德经》的道本原说，都不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过去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相提并论，我们一直不敢承认我国古人对于世界认识上的辨证唯物观，只是谦虚地说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辨证法、朴素的唯物论，老子的道本原说是唯心主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祖先，从来就没有让上帝创世造人的说法束缚住自己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也没有说过女人是男人身上的肋骨所造；也没有人类吃禁果、犯原罪的思想；布鲁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会在中国被烧死；牛顿如果出生在中国，也不会用半生的时间考虑上帝的第一推动作用。
中国聪明的古人，营造了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因此才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周易》《老子》对世界本原的观点，与现代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几乎完全相同，完全基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演变规律，并无精神第一位、精神决定物质的思想。当大爆炸的初期，物质的密度非常高、温度非常高，许多原子元素尚未产生，世界几乎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未分的无极、太极状态，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无极”、“太极”、“道”是宇宙起源、有无相生的“理论母核”。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季），四象生八卦（变动的基本生活条件、基本物质），八卦定吉凶（成败），吉凶成万物”。这一理论完全基于辨证唯物史观，是非常完美的关于世界起源、发展、变化的学说。
《易经》这一学说与老子的“道生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天地人），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过去认为，老子的“道”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唯心的，其实不然。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谁能知道？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无相生”，宇宙大爆炸之前就是“道”，就是“忽兮幌兮，其中有象；幌兮忽兮，其中有物”，是似乎有，又似乎无，介于有和无之间的忽变的瞬间。这其间哪里有唯心的成分？这是多么科学的假说，这是多么先进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一切的传统的学问，都是基于这种辨证唯物基础之上的理论。中医关于“阴阳之中复有阴阳”，阴阳无限可分的观点；关于“三阴三阳”，阴阳之内阴阳之气有多少量的不同的观点，都是伟大智慧的结晶，甚至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所没有揭示的规律。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不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不能给中医提供探索未知领域的思想法则，这就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大而无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了我们伟大而早慧的先人！
2003年3月，邓铁涛教授发表在《新中医》杂志上的《“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被《中国中医药报》再次刊登在2003年4月21日的报纸上。邓教授说：“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不知主张‘脑主神明’以改造‘心主神明’论者，提出哪些高明的理法方药以提高临床水平，或提出一整套‘脑主神明’（理论）与中医理论相融合，从而大大提高中医的理论水平，使中医学上一个台阶呢？可惜从那些文章中，未看到这方面有建设性的东西！以‘脑主神明’取代‘心主神明’是一种中医学的创新吗？脑的功能，西医学已经取得令人叹服的成果，因此主张‘脑主神明’者用不着花大力气去研究，想研究也很难超过西方学者。因此提倡者无非是借西医学以改造中医学耳！要改造‘心主神明’论将从何入手？有什么规划蓝图？有什么办法使‘脑主神明’与中医之系统理论融合？这一切问题好象是该别人去做的事情了。写这样的文章太轻松了。但这好比把中医学殿堂的正梁拆掉，扯一些石棉瓦盖上去，或放上一个彩色的塑料支架，一个现代化的中医学就弄成了。这样做太危险了！大厦将倾，中医危矣！”
邓铁涛教授所言，决非危言耸听。中医学是一个理法方药互相关联的完整体系，王清任《医林改错》倡导的以脏腑解剖为标准修正中医脏象学说的路子，是彻底否定中医学说的路子。毫无疑问，中医理论的起源，是源于古人对人体脏腑解剖及其功能的基本了解，在这种基本正确的了解基础之上，经过抽象比类，建立了一整套理论假说，并用这一套假说指导临床治病。在不断的实践之中，不断提出新假说，完善这个体系；并且靠着不断完善的假说体系，逐渐地提高了临床疗效。可以说，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更好的、可以替换这一假说体系，而又能够很好地指导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体系。
被现代医学奉为圭臬的化学定性定量分析，在说明和指导中药方面几乎是百无一用的摆设。试想，一种中药就富含着几十种以上的化学成分，单味药煎煮之后，煎出来什么成分、煎出来多少、相互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什么新物质就说不清楚，几味中药在一起煎煮，其情况就更为复杂；再加上不同产地、炮制、引经报使、先煎后下的不同处理方法，被西方视为神灵的分析化学，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其感慨绝对超过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毫无疑问，驾轻就熟的中医理法，得心应手地指挥着这么复杂的化学集团军，攻邪扶正，去疾长生，这不能不说是比中华烹饪更为复杂、更为优秀的文化。中医学着眼于宏观，而又最善于改善微观（比如亚健康状态），这么简便廉验的、能解决13亿中国人健康大问题的一种体系，我们为什么非要搞得它七零八落，不成系统，回到原始的解剖知识与一堆零散的经验呢？凫腿虽短，续之则悲；鹤足虽长，去之则哀。中医学有它自身的完整性，在没有完全将它揭密之前，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知识体系之前，我们应当给它以尊重，为它的完整性而守侯。
再说，现代医学对于人的精神、意识、记忆还完全没有研究深刻，大脑的功能作用也仅仅是了解了一点皮毛。比如，人的记忆是如何在大脑之中储存的？人的思维活动是以什么物质形式进行的？还完全没有一个理想的假说。神经突触广泛联系的假说，很难揭示浮想联翩的思维过程，我们很难认同人在思维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细胞象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这里连一下子，那里接一个火，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在发挥作用。人类即使发明了电脑，比人的大脑运算得还快，也没有弄清记忆、思维的物质过程；电脑打字虽然简单，也是靠成千上万程序的支持、支撑，更象中医的五脏相关、形神一体的五神脏，一个程序不支持，你就无法工作。既然现代医学还这么幼稚，我们为什么舍弃历经几千年的修炼功夫，匆匆忙忙地举着双手归顺过去？
邓铁涛教授话锋一转，说到中医治疗传染病的问题，因为他当时正思考着如何用中医药战胜SARS瘟神。他说：“回想汉代张仲景对传染病的研究，写成名著《伤寒论》，至金元时代刘河间主火、朱丹溪养阴，明代吴又可之《瘟疫论》，历经一千多年到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有多少名医深入研究，然后才出现温病学说，补充了《伤寒论》之不足，但温病学说不能取代伤寒学说。用伤寒学说结合温病学说治疗传染病，在20世纪前半叶、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其治疗效果远远超过对脑神经认识深刻之西医学。至今，治疗乙型脑炎的疗效中医仍然领先于西医。而今天欲把中医带向‘脑主神明’论者，手中并无任何成熟的方法，更无任何成果之时，便提出以‘脑主神明’论取代或曰变革‘心主神明’论。取而代之不是简单的几个字，请问变革之内涵何在？我赞成中医理论要不断创新发展，但反对以创新为口号，丢掉中医学之精华。中医学在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有些理论看似落后，实在先进。但无可否认，两千多年来中医学只在‘量变’中发展壮大，却未发生‘质’的飞跃。20世纪处于被怀疑、被轻视、歧视和排斥达半个多世纪，而20世纪的自然科学无法给中医以较大的帮助。估计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才会给中医带来极大的帮助，中医药学与新技术相结合，会给中医学带来‘质变’式的飞跃发展。当然，这是在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中的飞跃发展，绝非是拿来西医学说以改造中医学理论的‘发展’”。
诚如邓铁涛教授所说，20世纪的自然科学还不够先进、发达，20世纪的“现代医学”也非常幼稚，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中医学认识的高度。比如，邓铁涛教授认为，现代医学的手术无论做得多么“精尖”，其大方向肯定是错了，中医学一向追求的“治未病”才是未来医学发展的目标。手术切除、移植，既不符合仁心仁术的人道精神要求，也是在疾病早期不重视人类健康的结果，假如在病人自我感觉不舒服的“亚健康”时候就进行治疗，而不必等待出现可视可见的病理损伤之后才算做疾病，就可以未病先防，既病早治。中医学重视而不漠视、轻视人体的自我感觉，这就是它更为人性、更为灵敏的一面，是其长处。中医因时因地、根据不同患者的体质、不断变化的证候进行的个体化治疗措施，也远远胜过“统计学”的大样本概率治疗。中药成分复杂不是其缺点，而是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地对人体进行调整治疗，不是介入、切除、移植。中医药对于病毒性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在非典的防治之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力量。但是有效、甚至疗效好也不一定就能受到重视，邓铁涛教授正为中医药参加非典治疗工作而忧虑、揪心。

4、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 此文2005年1月31日，以“我对杨振宁教授说几句话”为题，在《中国中医药报》刊登，收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来电，或慰问或支持，远在美国的刘宏伟、尹德祺教授也从互联网获知这一情况。我说，不是我的名气大，也不是我的文章好，主要是借了名人的影响力，与人们对中医学的关注，才引起了注意。]
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4文化高层论坛”和2004年10月23日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中国没有欧几里德，更不了解欧式的推理方法；中国古代只有归纳，没有演绎方法；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易经》影响了古文字的起源，使中国的古文字成为单音节文字。这些观点，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尤其是引起了中医界的批评与论争。笔者也想就传统文化的有关话题与杨振宁先生商榷，以便有利于澄清认识，促进学术交流。
传统文化植根于唯物辨证观
杨振宁先生是中国人的骄傲，是我的偶像。但是，您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离开了物理学，您就来到我们中间，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试卷面前，一起做历史老人的中小学生。既然我们都热爱中华文化，都关心中医，我们不妨“童言无忌”地议论一番。
关于《周易》，您和我一样都是门外汉，我们在这里只是随便说说。它的起源也许很久，有伏羲划卦的传说，也有《连山》《归藏》的记载，但是我更相信杨荣国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说法，即《周易》应当成熟于商末周初[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3年7月第二版、35-36。]。巨大的社会变革，个人荣辱的经历，使商代移民之中的大智慧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潜龙毋用”、“亢龙有悔”，看到了世事的变化无常，了解到万事万物复杂的相互联系，因此有了以64卦为模型的“唯物辨证法”。
首先，请允许我犯一个比您还大的错误，猜一猜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论是《易经》的太极说，还是老子《道德经》的道本原说，都不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过去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相提并论，我们一直不敢承认我国古人对于世界认识上的辨证唯物观，只是谦虚地说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辨证法、朴素的唯物论，老子的道本原是唯心主义。事实并非如此。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谁能知道？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无相生”，宇宙大爆炸之前就是“道”，就是“忽兮幌兮，其中有象；幌兮忽兮，其中有物”，是似乎有，又似乎无，介于有和无之间的忽变的瞬间。这其间哪里有唯心的成分？这是多么科学的假说，这是多么先进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一切的传统的学问，都是基于这种辨证唯物的基础之上的理论。
您为什么认定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呢？发展是演绎，应用也是演绎。《左传》不是经常云“在《周易》”吗？不是经常“登高而赋”，用更早的古人归纳的理论认识、解释现实的新问题吗？先秦诸子的著作虽然充满了故事，而这故事正是他们演绎古人理论，教育后人、解决现实问题的模版，这不是演绎吗？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也，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所以，“六经”都是演绎古人理论的教材，“案例教学法”不是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主要方法吗？案例教学就是演绎。《内经》的理论是经典，象六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样，一切后世的理论创新都是对《内经》理论的演绎。张仲景《伤寒论》的经方是来源于归纳、总结，而后世对于张仲景方药的继承发展、灵活运用，哪一个不是演绎呢

[ 曹东义、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北京、2004年1月第一版、3。
]？
您怎么证明古语起源是双音节的呢？古人造汉字是为了记事，而最早的记事是“结绳记事”，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长此以往，年长日久事多之后，记的事就容易忘记，因此黄帝命仓颉造字“以代结绳之政”

[ 邓球柏、周易的智慧、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0年11月第一版、14页。
]。一个结，造一个字，每一个特殊的事物都有一个对应的汉字，形音义完美结合，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是多么智慧的创造！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0 15:19:11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4-10 15:33 编辑

还原论方法难以阐明复杂世界

现代科学注重微观世界，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被奉为至高无上、“不二法门”的法宝。但是，它真是最先进的方法吗？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吗？能用这种方法说明、指导中医应用中药吗？
中药无疑是中医能够自立于世的最重要的因素，连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等也主张“废医存药”，最近还有人认为中医是用错误的理论指导了正确的用药经验。尽管在解放前就对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研究，也提炼出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丹参酮、人参皂甙等不少疗效卓越的单体，但对于揭示中药方剂治疗有效的原因，以及指导中医临床使用中药复方，还有很远的距离，甚至还根本未入其门。一方面，单体不仅不能等于原药，更不能取代复方；另一方面，定性定量的化学分析方法，根本无法说清楚一包中药经过煎煮，什么成分煎出来了，什么成分没有煎煮出来；煎煮出来的成分占原药含量的多少，各种煎煮出来的化学成分相互之间发生了哪些化学变化，生成了哪些新物质？简直是面对一团乱麻，无从下手。再加上中医用药十分灵活，加减变化随时都会发生，调整用量、改变配伍、适当炮制、引经报使等都是中医经常做的事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难度。
可以说一直被现代科学奉为神明的定性定量分析，在极为复杂的中药面前失灵了，简直是“百无一用”的摆设。这是“现代科学”的幼稚无能，既不能说明中药汤中有什么成分，也不能说明是如何吸收、起效、代谢的。有的人不说现代科学无能，却指责中医不能自己阐明汤药的成分、吸收代谢过程，量效、构效关系。笔者认为，也许正是因为中药成分的复杂和含量不纯，才构成了中药的安全性，以及它润物细无声似的调节治疗作用。试想，假如每一味中药都是纯度极高的单体，不用说用10克一味，就是用1克组成方剂，也许早就不是治病的药物，而是致病的毒物了。
用分析化学的思路管理中药，中药的使用势必越来越不合法，因为一味中药之中就有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已经很难说清是如何起作用的了，再将十余味中药生药混在一起共煎，其复杂性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它们的安全性、有效性、代谢过程都是未知数，因此说中药汤剂“完全不符合现代药理学”的要求，几乎具备了被禁止的全部理由。君不见，中医治病传统的丰富剂型丸散膏丹，在临床上已经越来越少了，产生新的丸散膏丹的难度几乎等于上青天。一般的中医、甚至是中医泰斗，也难于创制新的丸散膏丹。中医药的创新在古代是那样容易、方便，而在现代却举步为艰！我们虽然天天在喊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却将中医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医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创新？
证本质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活血化瘀证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大奖，可喜可贺。但是有的人研究证的本质，不是证明证的客观性，而是为了用理化指标取代中医的传统名称[ 陈小野、中医学理论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北京、2000年9月第一版、13。]。比如脾虚证有200项指标异常，希望用其中的“金指标”，甚至用全部的指标取代“脾虚”的名称。这样做虽然是希望用实证取替“虚浮”，使中医与现代科学挂上钩。但是这样做，却有烦琐哲学“科学装饰化”的味道，这就象买卖苹果、梨、桃，不再称它们的传统名称，而是各用一张表格写上其中所含的200种营养元素来说明它们的区别，让人更难得要领。有人将血流变的指标吸收进血瘀证之中，曾经导致血瘀证的扩大化，几乎形成“无证不血瘀，无药不活血”的局面[ 见崔月犁主编、中医沉思录、中医古籍出版社、北京、1997年8月第一版、190。]，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医学滋养于传统文化

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分而三才立，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不断交换物质。对人的五脏六腑，虽然以器官命名，但并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超越脏腑具体的形质，用流动的精微物质揭示生命的本质。《素问》说“器者，生化之宇”，就是说脏器是产生精微物质的场所。脏腑的气血阴阳、营卫津液都是对精微物质的概括。司外揣内的脏象，也不是猜测体内脏腑的结构正常与否，而是猜测其中的精气是否充满，脏腑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平衡。中医的治疗，也不是为了影响或者改变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为了恢复其所储存的精微物质，恢复脏腑之间阴阳气血的平衡。
人与外界交换物质的过程，或是体内物质的流动，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升降出入。体内精微物质流动不息，循环不止，既是人体生命指征正常的标志，也是体内基本物质发挥生理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精微物质流动过快、过缓，都是病态，流动停止生命就结束。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
我不怪您，杨振宁教授，尽管您触动了我的“中医情结”。因为按邓铁涛教授的话说，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立论根据提出来，就像那打不死的白骨精一样，它会不时变换一种面孔出现在你面前，而大多数人只是肉眼凡胎的唐三藏，就是看不上孙大圣的真知卓见。毛泽东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鲁迅对中医有偏见。此言不错，象鲁迅在《药》的小说之中影射中医用人心这个“血馒头”作药引子的故事，我们翻遍中医的古籍，也不会见到有如此恶毒的记载。中医向来是提倡仁心仁术的，怎能有如此残忍的“偏方”？！鲁迅先生稀里糊涂地死在他所信任的日人西医手里，假如他地下有知，不知应做何感想。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某先生，他被西医割错了肾脏，竟说：“西医将我治死了，因为它是科学，我相信它；中医即使将我治好了，因为它不科学，所以我不相信它”。邓铁涛教授说：“他在原谅了西医错误的同时，不忘踢中医一脚！”邓老在中央电视台“大家”访谈节目里一句“不忘踢中医一脚”，道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的辛酸地位。五四运动的青年代表，留学英国、德国的傅斯年，曾经代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他对中医的“仇视”，也应当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
西方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许多人都患上了“轻中重西”症，《河殇》兰色文明必将取代黄色文明的近期“畅想”，我们还都记忆犹新。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潮泛滥。

5、背弃传统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 本文是作者参加《读书》（见2005年第9期）杂志社举办的“中医传统与出路座谈会”时的一句话，《中国中医药报》毛嘉陵总编在南通会议期间看后觉得很有见解，随后拟成此文，经刘智利编辑修改分两期以本题目和“中医西医病名不同，中医在西医病名下辨证容易失去自我”为标题，分别发表于2005年7月11日和7月18 日的报纸上。文章发表后，曾有不同看法，某著名专家曾在一此会议上说：“中医用西医病名辨证，不会失去自我，只能充实自我”。]
中医药在经过一次一次现代科学的验证、考验、试验、实验之后，并没有被揭密，也没有被同化、取消，中医依然还是中医。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医与西医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理法方药的传统，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一旦失去了的传统，中医就将陷于很尴尬的境地，甚至必须跟着老鼠跑，走先实验室后临床的道路。

传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

预防非典时，大家都喝过汤药，西医就说这是“添乱、添堵、添麻烦”。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你连SARS病毒还没见过，那么根据什么开的这个方子呢？有人就说了，这个方子有“抗病毒”的作用、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种说法用的是西医的理论，那西医就要问，你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病毒？你要说清楚，否则就不要开口。西医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对中医也必然这样要求，所以谈不上歧视中医。“提高免疫力”面临同样的追问。所以，失去了传统的中医，就只能跟着老鼠跑了。
西医一种抗病毒的药也没有，但是却把SARS“治愈”了。怎么“治愈”的？靠的是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过去一直强调“唯一物质”，认为只要有一种东西能够把病毒杀灭了，就能治好病，其他的都是次要问题。这次治SARS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一种抗SARS病毒的药都没有，是怎么治好病的？过去都说中医夸大自己的疗效，利用人的自然恢复能力，这次西医也可以自问一下：激素能杀灭病毒吗？吸氧能够治好SARS吗？在SARS肺炎的严重阶段，肺间质水肿，肺泡中有大量的渗出物，实际上氧气弥散不到肺的毛细血管中，吸氧起不了多大作用，用呼吸机正压通气反而吹破了不少肺泡。但这些问题却讳莫如深，一说就是不合时宜。那么，中医治疗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理论，背弃了它，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石家庄、北京在五十年代治疗乙脑，江苏、江西八十年代初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按照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先生的话说，是“疗效世界第一”。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疗效确实非常好，但是，“疗效世界第一”既没有被西医认可，也没有被世人了解，更没有成为中医界的信心。相反中医的地位几十年来直线下滑，如果没有邓铁涛先生等人向中央高层呼吁，中医与SARS几乎就失之交臂，连参与的资格都险些没有。大陆和香港、台湾、新加坡治疗SARS的情况对比表明，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也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要少得多。广州治疗SARS，用中医药的，花钱最多的是五千元，西医动辄几万、十几万，最高的达到一百多万。因此，即使仅从医疗经济学上来说，中医药的地位都不应忽视。但中医为什么滑坡了？不怨西医歧视，也不怨现代科学要求苛刻，而怨中医自己失去了传统，没有阐明中医的学科特征和优势。没有了传统，不能高扬起自己的旗帜，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历史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今后靠什么提高我们的疗效？中医不应该是从实验室里面筛选药物，而是应该靠几千年来积累的历代名家的丰富经验，还要把所有符合体系的新成果都纳入进来。比如治疗SARS，伤寒、温病互相论争，各守一派，这只能让瘟神偷着乐。在现代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把外感热病学说统一起来，使伤寒与温病学家一起围坐在桌子旁边，共同研究，拿出最好的治疗方案。
现今，“辨证论治”被当作中医的临床特色，已经广为人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被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也为人们所接受。由于中医的传统“病名”多数属于症状、证候，而不够“实证”“具体”，在法律上也不能作为“科学诊断”的依据而难被采信，因此，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已经越来越被淡化，大有成为摆设的趋势。好象只要一提“辨病”，就是指西医辨病，纯中医的“辨病”只存在于《中医内科教材》之中。这样以来，中医的诊断、治疗，就纳入了西医的范围，成了西医治疗的补充措施，中医自然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西医的旗帜之下，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学术的。扬旗击鼓，张扬个性，进取之道；偃旗息鼓，遁于无形，求生之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只是中医技术上的求生存之策，长此以往，将失自我之旗鼓，进退失据，全军岂能不迷茫？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辨别疾病的独特学术，把人体的不健康状态称为“疾”或者叫做“病”，一般说来，“疾”的病情比较轻浅，而“病”的病情比较深重。除此之外，“疾”字有快速的含义，“病”字有担忧的意象。在更多的场合，疾与病是不分彼此，可以互相换用的同义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对于外感病，其辨治方法是用“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等来表述，也就是说，伤寒是病，太阳病、阳明病也是病，而桂枝证、柴胡证都是证，而不能称为桂枝病、柴胡病。张仲景对于杂病也是用“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等进行命名。一病而有许多证，用病统证。后世沿用张仲景的方法，也是在一种病名之下，广列治方，实际上就是在病的指导下，进一步区分不同证候进行治疗。
温病学家在温病的总名之下，划分卫分、气分、营分、血分病，病下再进一步细分证型论治。我们说气分不是证而是病，就是因为气分之中包含着许多证型，而不是只有白虎汤证或者承气汤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在外感热病的诊治之中尤为重要。

中医的病名不重病灶重状态

尽管中医的病名之中的中风、胸痹、痹证、积聚、瘰疬等等，可以接近于西医的某些病名，好象有确凿的病灶，已经可以属于“实证”的理想病名了。其实不然，中医对疾病的命名，都是侧重于状态，疮疡、痰核等有形之物，也是着重病理物质的凝集，而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从总体上把握这种疾病。如果把符合西医病名作为中医诊断的标准，中医就只能属于从属地位，因为中医的四诊发现不了、证实不了这些“实证”的病名，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只有求助于西医的仪器检查。
古人所说的中医病名，没有仪器检查证实，因此人们对于古人的经验也多是半信半疑。那么，古代中医的诊断都不可信吗？传统的诊断与现代的认识，就必须割裂吗？
笔者认为，患者的症状，比如头痛、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心悸、咳嗽等等，虽然都属于症状，但它都是病人自己主观意识能感知的，或者是医生能够通过四诊而不必使用仪器就可观察到的现象。这种患病现象的获得，凭借的是人的感官，是“动物进化的最高成果”，是任何机器所无法替代的，也是任何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不信任、不利用人类的这一最高进化成果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仪器，太迷信精细科学了。
西医的诊断都很精确吗？以现代科学所达到的精细程度来看，几乎所有的西医病名所代表的疾病本质都是很不精确、准确的，既不能说明过去如何患了疾病，也不能准确地预测疾病的预后，只能是目前状态下如何使用西药、如何进行手术的一种引导方式，是一个粗浅的说明。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样一个病名，既有部位的描述，也有主要特征的勾勒，好象十分精细，比中医的胸痹证不知“准确”、“进步”了多少倍。实际上，这个西医诊断十分粗糙，它不能说明得病初期的分子机制、细胞受损程度，更不能见证始动因素是如何损伤了血管内皮，也无法准确地说出来目前有多少细胞缺损，粥样斑快之中有多少分子的特异物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组织因此一处损害已经造成的影响和将要发生的后继反应什么时间出现、其准确的后果是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乎相同的损害”，有的人十分痛苦，有的人却安然不知，有的人发生严重的冠脉事件，有的人却多少年变化不大，甚至有的人病变逐渐减轻，症状完全消失，“客观检查”显著改善。这个诊断也不能让人们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是用西药的哪一种治疗更好，或者是否选择“微创”介入支架、搭桥、移植，这些都需要循证医学的证据重新论定。
中医的胸痹一病，虽然有比较笼统的嫌疑，但它却是指导中医认识本病的病因病机，指导辨证用药的导向仪。靠着这个病名，古今的中医学家可以“对话”，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也可以积累今人的认识，使认识不断深入，疗效不断提高。冠心病的诊断再精细，能与中药对上号吗？能说哪一味中药、或者哪一味中药的哪一种成分完全可以解决冠心病吗？
再说中医的“头痛”一病，虽然只是一个西医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但任何高明的仪器也测不出这个“头痛”的指标，任何动物也不会告诉你发生了头痛，更不能自己说明这个头痛的详细部位、头痛的程度到底如何，只有高度进化了的人类，具有聪明、智慧的人类才有这个本领。中医治疗头痛的时候，也不论头痛是继发于脑血管畸形，还是脑肿瘤、脑囊虫病、头痛性癫痫、脑的炎症、全身的炎症，还是原发的神经性头痛。只要头痛存在，也不需要仪器检查，中医就可以用长期积累的理论与经验，根据“比较简单”的四诊所见，就可以开具汤药，或者使用针灸、按摩、拔罐、穴贴等等进行治疗，往往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甚至永久性地治愈了头痛。
病人认可中医的疗效，患者喜欢简捷的措施，虽然没有“客观指标”，没有仪器认定，难道这不是治疗的成效吗？不是对患者的帮助吗？“呕吐”一病，不管出现于西医的何种疾病之中、之后，只要有呕吐作为主要证候，经过中医治疗呕吐消失了，“呕吐”一病也就治愈了。存在的其他症状再上升为主要证候，比如“腹痛”显现为主证，中医再根据“腹痛”一病的四诊所见，治愈腹痛及其伴随症状，也不用管西医的原发病是什么。其中并不存在所谓“误诊”，因为“误诊”一说，完全是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是用“实证”误解“状态”。

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中医认为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可以恢复人体固有平衡，是再一次回到健康。也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中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注重状态而不细究疾病的具体形质。
人体患病时的反应，必然是整个身体失调的综合反应，而不是具体形质决定特定的身体反应。比如脑瘤的头痛与脑血管畸形的头痛为什么会相似？同一种西医病为什么有的患者头痛而有的患者不痛？一样的症状为什么病灶并不一样？显然，病灶不能完全决定症状，症状之后有更深刻细致的原因。症状之后有复杂而多变的物理化学因素，纠正这种症状也不一定需要彻底消除病灶。
作为主证的中医病名和作为整个状态的中医证候，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微观世界的整体反应，它与西医所说的综合征不同。西医的综合征与西医的病灶一样，追求的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态或者状态，可变的因素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无法标准化，就无法诊断和排除诊断。西医认为，只要病灶还在，症状有与无、轻与重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临床上经常是血压虽然降下来了，头痛头晕仍然存在；肿瘤虽然切除了，而生活质量未必提高；虽然病人自己觉得十分痛苦，检查可能都无阳性发现。
实证疾病观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唯一能反应人体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中医的病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更有利于中医辨证治疗，更有利于使用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
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0 15:21:31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4-10 15:36 编辑

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6、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 本文发表于2005年8月3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这是由于前文发表之后，笔者意有未尽，而质疑之声已起，不得不再一次就有关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模式，也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医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取得了不少应用成果。尽管如此、尽管笔者既不反对西医，也不反对中西医结合，然而为了中医自身学术的振兴，就必须把中医的辨证论治从西医的病名束缚下解脱出来。不如此，弊端很多。西医日益强大，中医学术却日见萎缩，其原因何在？大家不妨放胆言之，笔者试述如下。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学术天文、算学、地理等纷纷谢幕，中医学虽然没有倒下，也有过主动或被动“放弃理论”、“废医存药”的主张。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梁启超等人当作中国的耻辱，不少中医学人也欲将其废止。
上世纪20年代，汪企张在《新医与社会》138期中的“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当时汪氏‘科学地’称为‘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它侵入你们的体内，看它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上述两条质料并见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3.]！”
在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医》杂志上，某著名中医学家曾经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

[ 曹东义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243.]。

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失去向导的项羽，终于被人误导到了沼泽地：“左！左！深陷大泽而不知”。章次公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所谓“求融合”者，未融合也，身在围城之外，欲进入城中、融入城中也。而今天，中医已身在城中，已融合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失去自己之旗鼓。“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
朱良春先生50年前就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因为，仅辨病而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会毁掉中医

[ 朱步先、何绍奇、朱胜华等著《朱良春用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

朱良春先生不幸而言中，现在基本上是用“辨证型”取代了“辨证候”，由活泼变成死板，治病活法一变而成守型死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纳入和排除标准”，才能“防止偏倚”，才能符合西医的“可重复”。一病之下分几个证型，已经蔚然成风，几乎牢不可破。中医自古就认为，病和证都是随时变化的，“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一剂知，停后服”。药随证变，岂能“一盲到底”？！
邓铁涛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他说：“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可以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不知如此以来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

[ 邓铁涛：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药通报，2005，4（1）：2.]。

”邓教授主张，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把西医的某些内容纳入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中来。这种“衷中纳西、衷中容西”的思想，已经超过了“衷中参西”，是辨证论治思想的发展。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

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陈可冀院士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所构成的“纤维帽”破裂之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多少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将息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可以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的因素越多，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都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
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吸、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以及全国的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对付病灶。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证实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却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的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等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都是现代医学的单一化学制剂所不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 本文发表于2005年5月1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时候把“科学探索会有失误”一节删去了。《新华文摘》2005年14期载录了此文。《中医药通报》的万文蓉主任很欣赏此文，在2005年第5期杂志发表的时候，使该文得以完整刊出。在此稍有修改、补充。]

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

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分而三才立，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不断交换物质。对人的五脏六腑，虽然以器官命名，但并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超越脏腑具体的形质，用流动的精微物质揭示生命的本质。《素问·五脏别论》云：“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

[ 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1983，第1版，77。]”。

《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器者生化之宇”。所以，脏腑除了化生基本物质之外，主要是物质流动与储存的器皿。脏腑的气血阴阳、营卫津液都是对精微物质的概括。司外揣内的脏象，也不是猜测体内脏腑的结构正常与否，而是猜测其中的精气是否充满，脏腑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平衡。中医的治疗，也不是为了影响或者改变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为了恢复其所产生、储存的精微物质，恢复脏腑之间阴阳气血的平衡。
人与外界交换物质的过程，或者体内物质的流动趋向，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升降出入。《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

[ 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1983，第1版，399。]”。

气、水液、食物都构成精微物质的来源，它们在体内的运动转化形式，都是升降出入。
体内精微物质流动不息，循环不止，既是人体生命指征正常的标志，也是体内基本物质发挥生理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精微物质流动过快、过缓，都是病态。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郁的治疗方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方法；虽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却是活血化瘀；逐饮、祛痰、攻积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瘀、消食导滞。中医治病，不是介入、对抗、切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使停滞的水饮、痰浊、瘀血、食积流动起来，参加到生命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的转化与质变。中医的治疗大多是“环保”型的，无论对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够成污染和危害。
现代医学对于气体交换、血液循环的认识，与中医基本相同，人体靠着这种不停的运动，为细胞的代谢运输营养和运走代谢产物，人体的神经内分泌调节、免疫监视、细胞因子的产生、表达等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物质的流动。只不过现代医学强调的是介入，追求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变化、切除病变组织、改造或移植不良的器官，与中医的求和协、求平衡思路不同，方法各异。

生理病理的精确度不可穷尽

以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精度而言，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人体的体重精确到多少微克，或将人体的身高精确到多少微米。肌体组织之中有一个炎症细胞也不等于患了炎症，没有找到或偶然在组织中找到一个突变的细胞，也不能据此即确诊为是否患有癌症。我们不可能精确地指出病人在那一秒之中“发病”，也不可能在手术中一个正常细胞也不损害地切除肿瘤，更不可能在临床上使用的抗菌素一分子不多一分子不少地杀灭细菌。同一个药厂的同一个车间，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需要分别做皮试，这说明尽管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十分清楚，也知道控制质量的重要性，但每一批次的药物却有需要重新皮试的差别。我们在化学试剂商店购买的各种“单质”化合物，都标示着“分析纯”的标签，除了所含的主要成分之外，都毫无例外的、不可避免的含有许多“不相干的”化学物质，不是人们不想“纯洁”，实在是“金无足赤”无法做到“仅此一种，别无杂质”。
人每天都进食许多谷肉果菜，而不是靠各种“药片”提供纯净的营养；不能也没有必要按每天多少微克的精确度补充各种食物营养。通过了解碘、铁、钙、钾、锌、硒等无机元素的缺乏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使我们认识到体内含量较少的物质，也往往具有某些重要作用。而这些微量元素的摄取，并不需要我们精打细算地予以补充。
每一味中草药都富含着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如果对每一味中药都定性定量分析之后再应用，那将是难以做到的。西汉枚乘《上书谏吴王》云：“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比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因此，不必要的精细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以极细微的单位称量宏观的物体，更易造成误差。
不同器官的细胞，携带着相同的基因，干细胞的不同分化，是多个基因不同调控的结果。肺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有多种，再加上肺间质之中的细胞共有十几种之多，使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具有免疫调节、内分泌代谢、水电解质平衡、心脏血流调节等一系列的功能，肺脏的疾病可以影响全身，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也可以影响肺脏，它已经不能用单一的解剖概念来解释了。其他的实质脏器也与此相似，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排尿功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发现。以器官解剖来评价王清任“越改越错”，已经“过时了”。
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与环境交换物质，进行代谢。组蛋白与非组蛋白对于基因开合的影响，细胞膜不同蛋白分子的结构状态，膜蛋白表面的多糖分子的复杂结构，以及这些复杂结构的同分异构的功能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细胞因子分泌与表达的复杂性。可以说，生命科学刚刚脱离了器官解剖的婴儿时节，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达状态。再过一千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器官移植、支架、切除、化疗，也许“幼稚”、“不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科学探索会有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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