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生活于春秋末期，而不是战国末期

曹东义

扁鹊不可能生于战国末期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主张扁鹊生于战国末期的许多学者，其立论的根据大多是《战国策·秦策》所载的“医扁鹊见秦武王”。

原文说：“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下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这是一段有很多疑问的“问题资料”，需要辨别、考证才能定取舍。

秦武王名叫嬴荡，生于公元前328年，公元前311年即位。他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置于身边。乌获、任鄙靠勇猛获任大将，齐国的孟贲也因此投奔到秦武王殿下，充任将军。公元前307年，秦国攻破周都洛阳，秦武王进入周室，见到九鼎而大喜，与孟贲比赛举鼎，乐极生悲，“绝髌而死”。

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出于策士编造，而不是记载于史官，其可信度是很有疑问的，因为策士们经常编故事进行游说。这则故事之所以不可信，关键是称谓有问题，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根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考证，战国时期诸侯纷纷自称为王，不再用公侯的称呼了。这时无论是诸侯的臣下，还是来到该国的客人，都会奉承诸侯，称其为“王”，或者称其为“大王”，而不可能再称其为“君”。如果谁坚持称诸侯为“君”，则有犯“轻君罪”的嫌疑。

在秦武王之前，他父亲已经称王，即秦惠王。“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里，无论是扁鹊，还是秦武王的左右近臣，都当面称他为“君”，而不是称秦武王为“王”，或“大王”。因此，李伯聪先生《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真实地发生在秦国的武王时代的，这是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情节的重大疑点。

再有，“医扁鹊见秦武王”的主旨，不是说扁鹊的医术如何，而是说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这与“甘茂攻宜阳”的历史过程如出一辙[1]。故事说扁鹊“怒而投其石”，既不符合扁鹊的身份，也不符合扁鹊的性格和一贯做派；“君一举而亡国”的语言不太可能出于扁鹊之口；《韩非子》一书称“闻古扁鹊之治甚病，以刀刺骨”，可见“古扁鹊”不是战国末期之人。

4、扁鹊生于春秋末期可考可证

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与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都把扁鹊列为春秋末期人，与赵简子、孔夫子是同时代人，有关史料的详细考证，可以参见笔者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一书。以往学者不采信“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记载，是因为其中有一些“迷信”活动，属于“封建糟粕”，因此已故著名医史学家何爱华先生主张“应该从秦越人的事迹之中，坚决予以清除出去”。其实，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成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想当然地要求古人。

现行的《医古文教材》在选用《史记》扁鹊诊赵简子史料时，做了很多文字删节，删去了看似“封建糟粕”的内容，只保留了“血脉治也，尔何怪。昔秦缪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这种缩写，固然保留了历史故事的精华，但是也掩盖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有关扁鹊诊治赵简子问题的真实性，可以参看下一章的有关考证内容）。

根据《左传》和《史记·赵世家》的有关记载，“扁鹊诊赵简子”牵涉到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说这个事件是一个著名的“历史阴谋”。早在西汉的扬雄，在他的《法言》里就提出过疑问：“或问：《赵世（家）》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漫云。”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类似的疑问。

其实，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赵简子杀了同族的邯郸士大夫赵午，引发了晋国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一些势力联合起来要消灭赵简子，他就和谋臣董安于策划了这个政治阴谋。也就是要利用“扁鹊诊赵简子”的真实事件，再“添油加醋”写几句天帝让赵简子平定叛乱的嘱托。后来的史官就记成了一段修改后的文字：在赵简子“昏迷不醒”的几天里，天帝在梦里告诉赵简子“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天帝交给赵简子几只利箭，让他射杀以熊和罴为图腾的范氏和中行氏，“替天行道”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整个事件之中，扁鹊对于这个“政治阴谋”并不知情。他被人招进宫来，进入内室诊断赵简子的病情，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的“执业行为”。他所看到的情况是，尽管对外宣称“五日昏迷不知人”的赵简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但是赵简子脉搏调匀，尺肤不热，呼吸匀畅，肢体不僵。所以，扁鹊能够断定他“不出三日必间”。因故“装病”的赵简子，也必然会在扁鹊的预期之内醒来。至于赵简子在“昏迷”的时候，是否见过天帝，或者天帝说过什么，扁鹊既不知情，也无历史“连带”责任，他只是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通过“扁鹊诊赵简子”这件事，既成就了赵简子的政治阴谋，也传扬了扁鹊高明医术的声望。赵简子事后“赐扁鹊田四万亩”，符合赵简子的身份和当时的惯例，扁鹊受之无愧，不属于“共谋分赃”。

“扁鹊诊赵简子”这段记载，被收录在赵氏的史册里，并且作为经典故事不断被人传诵。同时这个“历史记录”，也经常被人拿出来修改一下，以有利于修改历史的人。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来看，赵简子的继承人赵襄子修改过这段记载，赵简子的“七世孙”赵武灵王也修改过这个故事，把有利于自己的内容补添上去。因此，这段文字流传到司马迁写《史记·扁鹊传》的时候，已经成了反复修改、增补之后的“百纳版”的老故事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扁鹊的生活年代[2]。

赵简子生活的时代，还有虢国被灭亡之后的遗民，他们居住的城市，仍然叫“虢”，可以是世袭的小国，或者属于封地，继承人叫世子，或者叫太子。《左传》说，昭公元（公元前541）年，11国要员“会于虢”；昭公七（公元前535）年，“齐侯次于虢”。因此，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不是发生在虢国灭亡之前[3]。

5、研究方法不当，扁鹊被众说纷纭

扁鹊是先秦时期最有名的医学家，很多人对他的故事津津乐道。但是，高度知名之后，他的事迹越传越玄，离奇的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列子·汤问篇》说，扁鹊为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两个互换了心脏的人，因为“心主神明”所以互换了“面孔”，也换了思想，他们各自回“自己”家时遇到了麻烦，其妻子儿女都不承认这个新面孔，就一起到扁鹊那里去“要说法”。两家人经过扁鹊“心主神明”的解释，都接受了换心之后，必然随之改换面孔、躯体的事实，大家高兴而去，闹出来一个人间大喜剧。细想一下，假如扁鹊做过互换心脏的手术，必然留下刀口疤痕作证据，也就不用再找扁鹊去说明了；按现代医学的理解，即使换了心脏，也不可能换了思想，找扁鹊也不会有《列子》记载的结果。所以，此事与愚公移山一样，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不可据以为真。

战国时期的《鹖冠子》里，记载魏文侯问扁鹊，说他兄弟三人之中谁的医术高明，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这段记载，虽然有“治未病”的深刻含义，但是也像一个附会出来的故事，而不像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扁鹊用激怒的方法治疗赵简子的病，赵简子痊愈之后，不仅不感谢扁鹊，而且盛怒之下“以戟追杀之”。这个记载，显然是杨泉记忆有误，把文挚激怒齐闵王的事，“移花接木”按在了扁鹊的头上。

《韩非子·喻老》说“医扁鹊见蔡桓侯”，司马迁以及后来的人都说是“扁鹊望齐桓公”；韩婴《韩诗外传》和司马迁《扁鹊传》都说“扁鹊诊治虢太子”，刘向却说诊治的是“赵太子尸厥”。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这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司马迁的眼里，需要看重的是扁鹊这个医生，而不是他诊治的病人信息更可靠。后代医生如《临证指南医案》作者那样，把男女患者虚拟化处理，写成“某左、某右”，就是这样的笔法；不是扁鹊必须以病人的历史时代为生活坐标，更不是以策士之言为取舍标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舍本逐末，把扁鹊说成是一个虚化了人物；或者说扁鹊是从秦国到越国，从春秋到战国，有许多扁鹊，秦越人只是其一。这种“泛化扁鹊”的“虚拟”做法不可取，也没有历史依据。春秋时期有秦国的医缓、医和，有齐医、晋医、楚医，都见于《左传》，其他古籍的记载之中，也没有见到“名医都泛称扁鹊”的现象。日本学者森田一郎甚至说，扁鹊就是砭石的代称，未必有其人。这都是研究方法不当造成的错误，是应该澄清的历史疑案。

[1]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45-50

[2]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9-30.

[3]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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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9 19:16:28

黄帝时代无扁鹊，太古扁鹊是臆测
《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1月15日刊登了笔者的文章“扁鹊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文章说扁鹊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不可虚拟化处理。有的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轩辕黄帝的时代就有扁鹊，这个扁鹊就是岐伯。他说扁鹊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神话传说之中的神仙——“大古扁鹊”。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这种黄帝时代有扁鹊的说法，其依据不可靠，原因是对司马迁所说“在赵者名扁鹊”不理解，没有读懂“扁鹊”一词的含义。
1、误读《汉书•艺文志》，提出个人猜想
黄帝时代有扁鹊的说法，始于隋唐之际的杨玄操，他在注解《难经》时作序云：“斯乃渤海秦越人所作也。越人受长桑君之秘术，遂洞明医道，至能彻视藏府，刳肠剔心，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曰扁鹊。”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引用杨氏之语，此后注家也常沿用此说。
这种观点有何根据？杨玄操没有说。如果按照杨玄操的思路，向前追溯历史文献的依据，勉强可以作为佐证资料的仅仅是《汉书•艺文志》载有“《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有人据此说，既然把黄帝、扁鹊、俞跗三个人合称为一本书的作者，那么他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我们不赞同以上的观点，第一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之中，还有《黄帝三王养阳方》《汤盘庚道阴》等用人名命名的书籍。黄帝与三王不在同一时代，汤与盘庚相隔几世，也不可能同时写作一部著作。第二，班固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总结了秦以前1949位各类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扁鹊，在越王勾践和赵简子的春秋时代。第三，《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大古有歧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其中明确说扁鹊与岐伯、俞跗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因此，结合《史记》与《汉书》，以及近年来出土的马王堆医书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历史上只有一个扁鹊，即秦越人，约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夫子和赵简子大体同世。
2、“在赵者名扁鹊”，有深厚历史渊源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扁鹊者，勃海郡鄭（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赵人不称秦越人的姓名，而呼之为“扁鹊”，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因为赵氏以鸟为图腾。
《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玄鸟的名称首见于《山海经》，形状像燕子。传说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外出时看到一枚鸟蛋，简狄吞下去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这个传说也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殷本纪》之中。这个传说表明，在商人的始祖出生之前，商人部落还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所以，契只知道自己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也是鸟图腾的一个起源。
《史记•赵世家》说，赵氏孤儿被匿藏了15年的时候，晋景公患重病，占卜得到的启示是“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晋景公就问晋卿韩厥，这是什么意思？韩厥知道赵氏孤儿已经长大了，就说：“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
韩厥讲述的这个故事，就是著名元曲《赵氏孤儿》演艺的程婴救赵孤。他说，赵氏的祖先中衍“人面鸟噣”，长着像鸟嘴一样的面孔，不是一般人的相貌，他传下的后代都姓嬴。中衍氏来历不一般，像天神那样来到人世间，辅佐殷商时期的帝大戊成就事业。他的后代也都功勋显赫，辅佐的几位周天子，都有美好的德行。再往下到周厉王、幽王昏庸无道时，赵叔带就离开周王朝来到晋国，侍奉晋国的先君文侯，一直到晋成公，他们世代都建立了功业，从未断绝过香火。如今只有君主（景公）您灭了赵氏宗族，晋国人都为他们而悲哀，所以在占卜时就显示出来了。希望您考虑考虑吧！
韩厥的一席话，让晋景公感到问题不一般，他立即问道：“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就把程婴藏匿赵氏孤儿的实情完全告诉了景公。于是景公就与韩厥商量重新立赵氏孤儿为卿，后来赵氏孤儿赵武复位，赵世家族再度复兴。赵武就是赵简子的爷爷。
《史记•赵世家》称赵氏祖先中衍氏“人面鸟噣”这一特征，直到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仍然是一个氏族的象征，他期望“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
赵氏以鸟为图腾，这是他们把秦越人称为扁鹊的主要原因。《集韵》说：“古有扁鹊或作鶣。”扁鹊是鹊鸟“飞轻貌”。《广韵》也说：鶣“取鹊飞鶣翲之义”。《禽经》说“灵鹊兆喜”，古人把鹊鸟称为喜鹊，与原始部落的人们以鸟为图腾有一定联系。
秦越人行医足迹遍及中原数国，常有起死回生、排忧解难、化险为夷的高明医术，故使赵人联想到其祖先保护神中衍氏“人面鸟噣”，尊秦越人为“神医扁鹊”。这应该是司马迁所说“在赵者名扁鹊”的根据所在。
3、赵简子时代，图腾崇拜仍然盛行
人类学研究表明，图腾崇拜是人类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教信仰现象。人类先民相信每个民族都与某些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即为该民族的图腾、崇拜物、标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龙、凤、蛇、鹿、鸟类、虎、麒麟等动物都曾作为图腾崇拜物。这种久远的民俗，积淀在早起的人类文化之中，具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色彩。
在赵简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仍然有图腾崇拜的历史遗迹，并且对于现实生活，仍然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扁鹊诊断赵简子之后，昏迷7天的赵简子醒来，立即就讲述了一个与图腾崇拜有密切联系的故事，他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適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赵简子梦游天庭的故事生动而曲折，暗含着上天的旨意。此前一百多年，秦穆公也有过这样的“做梦上天”的故事，被史官公孙支记载于秦国的史册之中，预言的内容一一得到应验。他日，赵简子外出途中，见有异人当道，为其解释赵简子怪梦的天意：“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
熊与罴是晋卿范吉射、中行氏荀寅的图腾，代氏之祖先的图腾是翟犬，上天的旨意是让赵简子“灭二卿”，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此后，晋国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由此展开，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也由此而启动，赵襄子灭代国、赵武灵王废长立幼、胡服骑射等都从扁鹊诊赵简子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了其法理上的“合法性”。
天命难违，替天行道，使得扁鹊诊赵简子事件在赵国历史、晋国历史上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甚至说这个怪梦就是一个政治寓言、事变阴谋，是我国历史由春秋到战国发生转折的导火索。
扁鹊诊赵简子被记载于史书之中，既不是由于赵简子病情重，也不是因为扁鹊医术高明，而是因为这件事牵扯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总而言之，赵人以鸟为图腾，敬鸟而爱鹊。秦越人周游列国，到处救死扶伤，活人无数，他的传奇经历，使赵人既感激又敬佩，尊其为“扁鹊”，即翩翩飞舞，四处传播佳音喜讯之鹊，由此而不再直呼其名秦越人。可见，扁鹊是秦越人的私人名号，而不是公称，也不是黄帝时期有“大古扁鹊”，更不是历史上有很多扁鹊。
扁鹊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不能因为各种传闻异词而被虚拟化处理。
4、“太古扁鹊”的臆想成分很浓
在过去的文献里，从来没有见过“太古扁鹊”的说法，这是一个近几年才被炮制出来的“新词”，而这个新词的提出，既缺乏历史文献支持，无法自圆其说，过分的臆测猜想，也容易造成学术混乱。因此，笔者不同意这种不严肃的“考证”。
一、提出这一主张的作者认为“太古扁鹊”一词的“出典”依据，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说过：“大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原文明确说“大古有岐伯、俞跗”，并且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总结了秦以前1949位各类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扁鹊，在越王勾践和赵简子的春秋时代。该学者不顾这些事实，却别出心裁，硬把“中世有扁鹊”说成是“扁鹊二世”，明显不符合班固的原意。至于东汉应劭（约153—196年）与唐•颜师古(581～645)根据《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而在“扁鹊俞跗”之后注曰：“黄帝时医也”。应该是仅指俞跗一个人而不包括“扁鹊”。
二、该作者误解了《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这本来是一本汇编性质的方书，该作者却要“删去‘泰始黄帝’四个字的伪托”，并想当然断定剩下的《扁鹊俞跗方》之中的两个作者不但有密切关系，而且还有扁鹊早于俞跗的微言大义。他说“那么，这个位居于‘俞跗’之前的‘扁鹊’是谁呢？他当然是‘大古有歧伯、俞跗’的‘歧伯’，而不会是‘中世扁鹊’秦越人。”
作者不了解，《汉书•艺文志》关于方书名称的取定，不一定是“共同作者”，而是选取与书中内容相关的名字而定书名，不管他们是否处于同一个时代。比如，《汉书•艺文志》之中，还有《黄帝三王养阳方》《汤盘庚道阴》等用人名命名的书籍。黄帝与三王不在同一时代，汤与盘庚相隔几世，不可能同时写作一部著作。
三、该作者误把岐伯说成是扁鹊，其采用的方法是“望图生意”。他从出土的东汉汉画像石上，看到鸟形神话人物的爪是分开的，就说它是“岐伯”：“歧伯者，人面鸟身，双足有歧，占脉行医，故称‘歧伯’。”其经过其煞费苦心的拼凑，说“岐伯”是错字，应该是“歧伯”，并且说古代没有用地名称呼传说人物的做法。这里边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他忘记了“河伯娶妻”在秦汉之前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四、该作者还有很多大胆的猜测，不仅“岐伯”可以改为“歧伯”，而且“歧伯”还能写成“伯歧”；“伯歧”还可以同音假借念成“敝昔（扁鹊）”，以便与最近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简相一致。仿佛只要该作者需要，不仅可以不顾司马迁的做过的考证，而且也可以不管班固维护自己观点一致性的努力，而随意地割裂扁鹊的形象。
假如，历史上确实像该作者所说的那样，太古扁鹊就是岐伯，那么，司马迁和班固能都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了，为何还要在写《扁鹊传》的时候，把扁鹊当做一个人写？既然扁鹊就是岐伯，那么《黄帝内经》里边黄帝问岐伯，就是黄帝问扁鹊，《汉书艺文志》还分什么《黄帝内经》《扁鹊内经》？
如果我们按照该作者的“考证”方法也来一个随意性发挥，也可以说《白氏内经》也是扁鹊的著作，把“岐伯”二字拆开说，“歧字的甲骨文构成于‘止’（前行的足迹）与‘支’（手持工具以操作）”，以这个逻辑“岐伯可以省文成‘伯’，‘伯’又可以省文成‘白’，《白氏内经》就是《岐伯内经》，也就是《扁鹊内经》。”如此这样一来，“医经七家”就成了“扁鹊一家”，反正在他的眼里新、老扁鹊都是扁鹊。
考证古代医书，切忌望文生义，更不该望图生意，把真实的扁鹊虚拟化，把臆想的事情硬说成是真实的历史。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9 19:44:38

扁鹊讲理不谈“道”，“黄帝内经”不离道
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知识体系，它的形成、发展，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除了气、阴阳、五行等概念逐渐融入中医，“道”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医学术理论的基本概念。探索“道”融入中医学的时机，有助于解开《黄帝内经》成书之谜，也可以为判定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学派医书”的成书年代，提供“内证”依据。
1、“道”是老子创立的元概念
春秋末期，周朝的史官老聃写成了《道德经》，全书加上标点符号只有6000多字，其中使用“道”字竟多达70多处，而且把它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字的本意是行走的道路，也可以用为讲话的“说”。老子追溯世界的本源，把天地未分的“先天混沌”状态，表述为万物的开始，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一个巨大的存在物，它没有名，没有字，老子发挥原创思维，“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也就是说，古老的“道”字，在老子的知识体系里，有了不同寻常的新含义。
老子创新“道”这个字的含义，可以从《诗经》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周易》经传的文字使用上的差别得到合理解释。
《诗经》里用“道”字30多处，都是道路与说话的意思，没有老子所说的“道本原、大道理”的引申含义。
《周易》的卦辞、爻辞里，“道”的含义还是道路，而解释《周易》的象辞、彖辞、系辞、说卦传、序卦传等“十翼”之中，使用了“道”字100多处，都是借用老子命名的新含义。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孔夫子“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解释《周易》有关系。
2、孔夫子问道于老子，传承其学
先秦不同学术流派的宗师之间，可以互有学术交流，老子追朔世界的本源，把“有物混成”，天地未开的自然存在称之为“道”，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夫子问道于老子，并把“道”作为一个基本学术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论语》之中使用“道”达80多处，孔子很赞赏道的理论，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道家思想对儒家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不仅孔夫子本人重视道，说“吾道一以贯之”，他还教育弟子们要重视道的修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教导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当然，也有的弟子对于孔夫子谈论的这个道，不太理解。子贡就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有学生虽然闻其道，而不行其道，冉求就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对于这种认识，孔子加以批评和引导，他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孔子把老子说的“大道”，引入做人的标准上，分小人和君子之道，他告诉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夫子的弟子们受其影响，也不断地传播道学的新思想。他的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曾子生病的时候，孟敬子前来问候，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孔子身边的人谈论他这个老师，也用道做说辞：“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经过孔夫子师生的大力推广，老子关于道的学说很快就传播开了。
3、扁鹊医学理论，讲阴阳不谈道
无论是《史记•扁鹊传》，还是其他秦汉时期有关扁鹊的记载，以及《脉经》所引用的扁鹊著作，都未见扁鹊使用“道”论述医理，而是借用人与天地为一体的整体观，以及阴阳学说，或五行的观点，来讲述医学的道理。
扁鹊说：“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阴阳是古人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根本的世界观，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人体更是如此。
《脉经•扁鹊脉法》说：“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人一息脉五至以上，死，不可治也。声息病，脉来动，取极五至，病有六、七至也。”又说：“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紧受如此，身无苦也。”
扁鹊把诊脉看作了解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状况的手段，因此，能够“尽见五脏症结”，他论述虢太子尸厥病机的时候，主要使用阴阳表里气血循环的理论，也说到了三焦、胃、膀胱、兰藏、五脏之腧，提到脉、络、经，诊病的方法提到“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治疗的时候，取“三阳五会”，用药更熨两胁下。
扁鹊认为，脉与内在脏腑相关，患者的声音、五色，也与内在脏腑有关，因此才能“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
在扁鹊之前的医学家医缓，诊断病入膏肓，提到二竖为患，针药治病，但是不说阴阳，不谈道。医和论述蛊病，用“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来说明病因，用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淫”来讲道理，甚至用《周易》的“风落山，女惑男”来作比喻，却不说天道，也不提医道。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到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道家理论”。
4、《黄帝内经》是托名，书中推崇“道”理论
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道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运用也很普遍。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作者心目中把老子创造的“道”，称为上古之人风行的理论，可见他说的“今人”距离老子生年不会太近。
尽管生命的道理很微妙，“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但是，《素问》作者把道在医学上的应用，已经融入各个环节之中，因此说：“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在《素问》作者的心目之中，善于养生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四季皆有养生之道，否则“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就会因病而亡。
治病求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道。因此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黄帝”赞赏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虽然其说的色脉很重要，实际上与扁鹊的概括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其要弘扬的色脉诊治方法，也带上了“道”学的特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托名“黄帝”的人，对于老子创立的道，大加赞赏，一心要加以学习弘扬，他说：“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勤学好问的“黄帝”，提的问题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阳夏阴，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文中的“要道”、“天道”，都是在老子《道德经》广为流传之后，才成了社会学者们的流行语。
豁然起敬的“黄帝”，口中却说着老子之后的语言：“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文中所说“道在于一”，这样的词语应该是老子、孔子的信徒，才能说得出来的话语。
总之，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过“道”的概念。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与“道”无缘。由此可见，扁鹊医学之古朴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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