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难免犯错误，必须破除“科学迷信”

科学难免犯错误，必须破除对科学的“迷信”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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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是真理，科学不是正确，科学更不是宗教，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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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知识，系统的知识。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有局限，不得已而分为不同的方法和学科，这就是分科之学，这种分科之学，或者分科的知识体系就简称为“科学”。科学不是真理，也不是正确，更不是美好。同样，科学只是划分学科体系的一个总称，本身没有具体含义。如此而已。凡是认为科学必须怎样，甚至把科学当成真理，当成衡量标准、当成打击异己的利器，都是对科学一词的误解、误读、误用。但是，这种误用，已经近乎“约定俗成”，很难改变。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希望马上就可以改变过来，是很困难的。兵家有“避实就虚”的策略，我们不能把改变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作为发展中医的先决条件。因为，如果勉强这样设立先决条件，就会“拔苗助长”，让中医错过复兴的机会。不违农时，谷雨前后点瓜种豆，过了芒种种了白种。我们中医人的力量还很弱小，承担不起这样的“

错失良机”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不用“科学”一词说中医，但是，一定不能把“中医不是科学”当成口号和标签，更不能希望依靠中医来反对科学。但是可以反对“科学主义（狭隘科学观）”。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事关战略。这是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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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2017、4、22

下面我们说一个13年前的例子，如果对当事人有所伤害，并非我们的本意。

我们是为了说问题，论述科学难免犯错误。

文字引自《中医群英战SRAS》一书，主编：曹东义

200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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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学战胜非典，是我们的方针。只是，人们对于“科学”的期望值太高，一贯将“科学”理解为“正确”，理解为“真理”，不知道“科学”也会犯错误，也经常失败。其实，所谓的“科学精神”，就是用今天的事实，否定昨天的结论；用明天的结论，否定今天的说法。科学经常处于一种探索状态，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科学”常常在否定之否定之中。那种将“科学”视为“一贯正确”神话的人，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夜以继日地为攻克非典型肺炎的病原而不懈地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完全认真负责的。有《健康报》为证：

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发表了记者郑灵巧采写的通讯：“破译病因之谜”，文章记述说：连月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多学科专家联手攻关，严格按照确定未知致病因子的步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昼夜工作，初步解开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种种谜团，在非典型肺炎病原的确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医学上对于任何一起原因未明疫情致病原的确定都需要遵循3个原则：分离培养出病原；用分离培养出的病原与病人血清反应，见到阳性结果；以分离培养出的病原接种动物，观察到同样的病理改变。目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查找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研究已完成了前两步。参与这一研究的强大的专家阵容涉及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细胞培养、血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其大量的研究，已为“新衣原体样因子”的致病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专家们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新衣原体样因子很可能就是本次非典型肺炎暴发的病原，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病原。那么，对于这一中外瞩目的致病原，科学家又是怎么确定的呢？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同样的试验也在广东省紧张进行。至2月份，细菌（尤其是肺鼠疫、炭疽、军团菌）钩端螺旋体、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人流感病毒等病原体，被一一排除。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衣原体是一类严格的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目前被划分到衣原体科，该科只有一个衣原体属。其中包括沙眼衣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兽衣原体4个最主要的种。已知能引起人类发病的为前3个种，引发人肺炎的为肺炎衣原体和鹦鹉热衣原体。所观察到的衣原体样颗粒是不是已知的衣原体呢？洪涛院士的助手王健伟博士、段淑敏副主任技师等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倪安平教授、病理科陈杰教授和军事医科院端青研究员的帮助下，将患者肺组织进行切片或印片，分别用衣原体属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检测，结果全部阴性；将组织培养物用衣原体属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也为阴性。这表明，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在细胞浆内发现荧光，使科学家们对于病原的搜寻工作缩小至病毒、衣原体等少数几类微生物，因为理论上只有这些微生物是在细胞内寄生的。进入3月中旬，病原体研究工作再度获得意义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仅分别从来自不同地区、医院并有着不同病程的全部5个尸解病例多脏器组织标本的观察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样包涵体、原生小体、中间体颗粒的存在，而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尸解标本感染的组织培养细胞中存在大量衣原体样颗粒。其后，他们又在其他不同种类的培养细胞中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从而标志着组织培养的病原体已经获得，为进一步的病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一直在组织指挥病原查找研究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连月来几次奔赴发病地区，两次在尸解现场采集标本。他告诉记者，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对于衣原体样致病因子的诸多发现，境内外都有学者存有疑义。由于有学者怀疑禽流感为致病原，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又赶赴病区，通过大量的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彻底排除了禽流感病毒和流感病毒为本次疫情的病因。据介绍，3月下旬以来，各攻关组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毕胜利研究员等专家血清学的系列研究，印证了所分离病原与病人血清有对应关系，印证了细胞培养的病原与尸解病人肺组织中的病原是一致的。他们在急性期和恢复期病人血清中均检测到人体可耐受剂量100倍的耐热内毒素，这一重要发现将为最终确定病原提供重要依据。最初，攻关组的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假说：如果死亡病人与存活病人为同一个致病原的话，那么存活病人的血清中就应当有这个病原的抗体。如今，这个假说已基本从免疫学和血清学的结果中得到了确认。令记者感叹的是，夜幕中实验室那通明的灯光。4月4日21时，记者来到洪涛院士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洪涛院士从本次疫发现场拍回的许许多多图片资料。对于这一令人生畏的急性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如此近距离接触，难道没想过自身的安全吗？洪涛说，不到现场，怎么能获得这么多资料？王健伟博士对记者说，在病原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疾病流行的现场，没有离开对病人临床病症的观察。疾病控制第一线的同志，流行病学、临床学同行们的献身精神和出色工作不但为我们寻找和印证病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给了我们很多线索。使我们的病原学研究获益并不断取得进展。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多国多地区暴发的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建立了有关这类疾病的全球实验室网络、流行病学网络及临床网络。从网络下载的德国法兰克福某实验室传出的电镜照片上，洪涛院士看到，在不同的标本中有与他们所见相同的衣原体结构。令专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近来对于非典型肺炎病原学的研究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继香港学者的禽流感一说被否定后，副黏液病毒的致病说也基本被否定。而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致病原一说，现呼声较高。不久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李德新研究员等专家也通过PCR技术，从病人肺、脾中扩增到国外报告的冠状病毒样基因序列，而攻关组对于5名死于次此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多器官检测，一直未能分离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任何典型病毒，他们正在继续进行大量的组织切片观察和免疫电镜研究，以期发现其他病原的蛛丝马迹。洪涛院士说，越是面对我们有利的证据，越要怀疑它的缺陷，不能先入为主，一定要始终把它当作未知病原加以寻找和排除，而不能表现出主观的偏向性。目前还很难排除其他病原，尤其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的同时感染或相继感染的可能。目前，各攻关组对致病原进一步的确认研究仍在进行中。

事到如今，我们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钟南山先生就不同意上述观点，据《健康报》2003年5月16日李天舒报道：面对权威研究部门作出的结论，钟南山没有让自己的怀疑沉默：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但是我亲自观察病人的口腔，怎么都没有呼吸道感染的迹象呢？讨论中，面对在座的各位专家，他神情坚定地说：“我不同意这一结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你完全可以选择沉默。”他平静地说：“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讲的如果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而且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现在让我们翻开2003年6月2日的《健康报》，看看这段转载的“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认识科学、怎样评价科学研究的，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为衣原体”的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今天对记者说，自己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为此，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仍要继续走下去。洪涛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在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和出血热病毒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成果。今年2月7日开始，他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随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回顾当时的情景，洪涛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余地还是留小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迅速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这从此成为官方认为“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一份“医学证明”。因为如果该病的病原体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已有的普通药物即有特效。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衣原体肺炎的死亡率也不高。但稍后，香港一家研究机构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副黏液病毒。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随后，世界上多个实验室纷纷宣布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虽然洪涛院士的结论曾获得官方认可，但由于他仅仅观察了几个病例，就确认衣原体为非典型肺炎的衣原体，广东医疗界人士对此并不认可。钟南山院士就坚决认为：“不可能！”他们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判断其病原体应是一种特殊的病毒，所以他们并没有按照衣原体方案进行治疗。洪涛说，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通过基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推测，他观察的非典患者，由于发病后免疫力下降，引发了衣原体继发感染。当时，通过电子显微镜，没看到冠状病毒，而分离到了衣原体。他承认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论有局限性，为“一孔之见”。但是，在几位非典病人的标本试验中，衣原体是客观发现，自己“没有造假”。他说，对于此次挫折，别人有怨言、提出批评是应该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国报告较早，但病毒、疫苗研究却落后于国外，确实值得思考。洪涛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为此，洪涛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有浮躁情绪，要冷静！”洪涛院士介绍，目前，对非典型肺炎的研究还在继续，联合感染、继发感染也在研究之列。为此，同样分离出过衣原体的一家德国科研机构要求合作，继续对非典的衣原体感染进行合作研究。目前，对于非典疫苗研究有一些夸大的说法，比如几个月就会成功等等。洪涛认为，疫苗研究难以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希望科学界实事求是，向社会讲清真实情况。洪涛介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不过一年多，中央投资6亿元，但新的研究所正在建设中，预计2008年建成，显然远水难解近渴，非典医学研究难以借力。在德国、美国订购的设备，由于非典时期运输不便，几个月还没有运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适合作动物模型试验的实验室，还缺少超速离心机等价值昂贵的医学研究设备。一些媒体质疑，非典时期，医学研究成果将影响临床实践，人命关天，风险加大，医学研究是否允许“出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界人士告诉记者，科学家的本职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从谬误走向真理的过程，而不必为公共卫生决策负责。科研没有止境，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就是错的，应该对科学家多一分宽容。

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科学结论”也会不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长期以来，我们赋予“科学”以太多的神秘色彩，“赛先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教主。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就大有必须改正，或者淘汰的必要。“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文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文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文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李恩教授说，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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