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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教育60年，辉煌成就有人知 ——祝贺《中医心悟感言》出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中医教育的历史充满坎坷，自从1956年创立中医学院，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当年的老师有很多带着光荣与遗憾，已经成为故人；首届毕业生也大多在80岁上下。对中医教育的得失，很多亲历者感慨系之，非一般旁观者所能体会。 在这个历史时刻，搜集教师与新老毕业生的感悟心声，纪念中医学院建院60周年，让大家抒发个人情怀，畅言心得体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80岁的“小马哥”马有度先生、刘世峰主任等发出倡议，组织收集400余位中医的精华之作，纵横海内外，话说60年，从基础理论探索，到临床各科发挥、方药运用经验、科研成果、育人高招、传道妙法，各路杏林方家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尽言所长，以不同题材汇集成了《中医心悟感言》一书。由于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在该书征订的过程之中，就有很多人争相订阅。国医大师朱良春的女儿朱婉华院长一下子就为良春医院订了50本，她说朱老一直热心中医教育事业，建国前艰难办学4年，培养了20多名中医人才，交给了新中国，培养中医高水平人才，是中医事业繁荣发展的标志。 笔者阅读书稿，震撼兴奋之余，掩卷思考中医教育，万千感慨涌上心头。 “中医教育漏列案”激发办学热潮 推翻清王朝之后，北洋政府1912年开办近代教育，公布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大纲，医学院校只有西医内容，而没有中医的课程。中医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面临着自生自灭流落民间的命运。这个教育法规颁布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代表晋京请愿。争取中医办学立案，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未曾想，此举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他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 但是，中医界希望通过举办学历教育而奋发图强的努力并没有停歇，1915年4月，丁甘仁、夏应堂、谢观联合发起，准备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他们向北洋政府递呈了备案申请，其《呈大总统文》，以及兼采中西医的“进步态度”，终于打动了行政当局，教育部说：“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教育部看重的是形式上的现代化，勉强同意了中医办学校振兴图强的要求。 内务部认为：“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有所赞同，应准备案。”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近代中医教育因此而开端。 日军侵华摧残中医教育 经过筹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正式开学，1931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1937年抗战爆发后迁入租界，1941年停办，1945年恢复招生，1946年受国民党政府取消中医政策影响而被勒令停办、取消。 1918年包识生等人在上海北浙江路，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1925年陈无咎在上海丹溪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上海汉医学院；1925年4月，恽铁憔、章太炎与张破浪等人，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创办“中医通函授学社”。 1926年王慎轩创办苏州女科医社，1933年夏改称苏州国医学社，曾聘请章太炎先生为名誉校长，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而停办。 根据邓铁涛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医史》的不完全统计，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停办的中医学校还有：创建于1917年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创建于1917年的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创建于1927年的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创建于1931年的福州中医专门学校；创建于1931年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建于1931年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创建于1933年的仙游国医专科学校；创建于1934年的武进国医专科学校；创建于1934年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创建于1936年的宁波中医专门学校；创建于1936年的华南国医学院等。 建国前的中医教育机构都是民办的，基础薄弱，规模不大，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或前或后地关闭了。到解放初期，中医教育机构，几近绝迹。 “五老上书”呼吁加强基础教育 建国初期，在“中医科学化”思想指导下，全国办了很多中医进修班、进修学校，学习西医知识，为消毒灭菌、预防接种、推行西医治疗服务，是“不培养新中医”的继续教育，或者是促进中医改行的教育，因此，在办学方针上是错误的，背离了团结中医西医的卫生方针。 1954年贯彻正确的中医政策之后，中医学历教育的问题，提到了国家层面，经过中央和地方的努力，1956年首先创办了广州、北京、成都、上海四所中医学院，此后陆续举办了各省的中医学院，中医学历教育正式纳入了国家轨道。 1962年7月，首届北京中医学院的毕业生，经过6年学习即将奔赴全国，毕业前夕，五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在高兴之余，对于教学质量并不满意，他们说：“我院这批毕业生的中医学术水平，对常见疾病一般说可以独立诊治，对某些疾病已达到一定的疗效，对中医理论、概念虽然较明确，但能熟读熟记的较少；掌握的方剂、药物也还不够。特别是阅读中医古书尚有困难，运用理法方药、辨证施治处理疾病尚欠正确，看来基本功打得非常不够。” 当然，这批毕业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李士懋、晁恩祥、吕景山等几位虽已经成为国医大师，但是他们“在毕业实习和写毕业论文时，自己感到空虚，一再要求补课，并提出补课的具体内容。”强调基础教育的 “五老”，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教授之中潜藏着“中医掘墓人” 很多人把中医近现代的衰落归结于教育失误，曾经有领导说中医学院培养的是不中不西的“两个中专”式人才，也有老教授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关于中医教育失误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更有网络里的“王教授现象”推波助澜，让人痛心不已。 “王教授”与60年前中医学院的老教师不一样，不是从民间选调的名医，也不是师徒传承出来的高徒，而是由高考进入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教了一辈子中医”学院派教授，按说他应该“根正苗壮”，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个“王教授”受西化思想影响至深，以西医的评价标准看中医，陷入还原论机械唯物不能自拔，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忘记了中医“卓然自立”的历史使命，在退休之后发表《我负中医，中医负我》，败坏中医声誉，蒙蔽网络青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成为“中医掘墓人”的典型。 中医人才良莠不齐，中医学院毕业的国医大师，才是未来中医教育培养的目标；“王教授现象”只是西方科技霸权之下的被夺获的“西化中医”代表。在人才培养方向的竞争之中，在当今还原论一统天下的话语环境里，如何培养新中医的话题，将来还会不断激烈地演化下去。 中医复兴的关键在教育回归 毫无疑问，中医几千年的传承，是以师徒家传为主体的，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内经》说“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我们说“中医教育回归”，不是说要回归到历史上的师徒家传，而是要在教育上回归中医的原创思维，建立以院校学历教育为主导、传统师承为补充的教育模式。 一百年以来，中医发展方向的迷失，造成了中医特色的淡化、学术创新的退化和矮化。其方向性的错误是用西方思维，改造中医经典方法；看不见构成各类细胞核DNA同质化、“结构决定功能”的缺陷，隔断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让学生只注意身体形态解剖，忽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对人的影响；忽视“形神一体”中医原则，背离精神主导形体的中医思维；用静止条件下的物理化学指标，否定中医状态控制的大智慧；用“以有为本”的西医诊断，否定“以无为本”中医病名；用单一靶点的用药标准，危害中医方药性味传承；用单一化学治疗的量效构效关系，否定“杂合以治”的圣人法度；用市场化趋利盈利的标准，淘汰不能挣大钱的中医技术。 在这样的不正常的评价标准体系里，中医治疗乙脑、白喉、麻疹、出血热、非典、流感等，即使是世界公认疗效突出，也难以改变某些权威对中医的偏见。然而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慢性病呈井喷式增长，老龄社会使很多人“一人多病”，所谓“精准治疗”难以解除复杂的病因，用还原论的方式必将走入困区。而且，其依靠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异物，生产的时候会污染环境，吃进去则污染身体。中医善于解决复杂性问题，药物治疗利用草根树皮，化毒为药，变废为宝，是绿色环保的治疗措施；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很多，更是低碳医学的杰作。人类健康长寿，依靠养生保健“治未病”，而不是依靠手术切除和化学合成药物对抗式治疗。 我捧读《中医心悟感言》书稿，学习各位前辈同道的感言，体悟他们在书中展示的临床精华、治病妙方、学术见解，如同一股甘泉，喷涌在饥渴的征途，使我对未来的中医教育充满信心。 中医学院6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铸就了辉煌的一个甲子，走过了坎坷的探索过程，走出来一大批优秀人才、领军人物，他们学术创新的各种成就，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已经播撒在华夏神州，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造福于五大洲的亿万大众。 未来的中医教育必然是“中医先进性”的教育，不能再走为经典改错，为中医理论“寻找本质”的还原论老路，而应该在历史成就之中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基因，在复杂性科学、整体观、系统论方面扬长避短，用“生成论”包容“构成论”，用“状态控制”统领“靶点治疗”，用“多元和谐”容纳“单一化学”。 中医的“规陪”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只在大医院的病房里找路径，应该在跟师学习、经典理论提高、基层经验积累等方面走出中医的道路，彰显时代个性，博采众长学习，融古创新发展，成为引领学术原创的典范，大众健康的守护神，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中医心悟感言》让我感动，让我振奋。我相信，读了这本书，与我一样激动不已的师生、医生、科研工作者，一定不在少数。 20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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