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儒无哲，中国人两千年无哲

曹东义

儒无哲，中国人两千年无哲原创 2017-07-23 黎鸣道法自然

儒无哲，中国人两千年无哲 黎鸣

长期以来，中国人与哲学“有仇”，总是有意无意避开哲学。最明显的后果，即中国人没有哲学，不“爱智慧”。这个问题，我很敏感。三十多年前我即提出了一个始终令我揪心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虽然我的亲们从不认为自己愚蠢，至少与西方人同样聪明，问题在于，中国人无论在科学、技术、艺术等发现、发明、创造的事业中，均不如西方人那样具有发达、先进、丰硕的成果？更严重的还在于，中国人缺乏社会觉醒最基本的能力，如果不与西方文化接触，中国人将永远不会有“启蒙”，将永远不会有对平等、民主、自由的诉求，将永远会丧失中国社会自我生长、发育、成熟、进步、升华最基本的动力。这一系列的后者，才真正是问题的最关键呀！

一个明显最现实的问题，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国人想要拥有，却为何就是不那么容易？钱学森先生更提出了一个令中国人惊醒的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专业人才？在这方面犹太人我们比不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包括欧洲的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我们都比不上，甚至东方的日本，我们也比不上。问题出在哪里？对此，我提出了我的答案：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哲学，而没有哲学的最根本原因，即中国人永远都在顽固坚持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是一个全面、彻底、深刻地拒绝“爱智慧”哲学的坏传统。今天的文章，即是要来专门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可能具有自己哲学的问题？其中根本性的问题，即孔儒文化传统永远阻塞了中国人走向“爱智慧”哲学道路的一切可能性。

我与中国儒家文人的观点显然不同，孔儒文人们普遍把中国过去的种种学说均当作中国哲学的流派来论说，最典型的即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也包括其他实质上同样是儒家文人的所谓哲学家、历史学家们的著作。这样的人物事实上充斥了中国的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哲学界。今天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严格地讲，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特别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所谓“诸子百家”中，真正有资格称得上是哲学的学派，除了老子及其《道德经》，以及或许也包括墨子的《墨辩》之外，其余各家各派，实质上均不具备哲学最基本内涵的素质。尤其孔丘及其儒家的所有著作，全都不可能称作是哲学的东西。它们不仅不是哲学，而且还更反哲学。正是因此，我对于近代中国产生的种种打着“新儒家”旗号的文化学者，甚至还是一些所谓的“哲学”学者，非常反感，例如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以及一直到今天仍在毫无原则地推崇孔丘及其儒家的人们，例如李泽厚先生等，事实上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就看不到半点真正哲学的影子，几乎就只有对哲学的忽悠。

什么是人类哲学的最基本内涵？我今天的讨论完全按照老子全息逻辑的理论来进行。按照老子的理论，人类哲学的一、二、三是什么？一是永恒的言说真理，二是普遍的行为规律，三是终极的思维逻辑。凡是具备这三者，或至少必须具备其中一、三两项的学说，才有可能称作是人类的哲学，或具有成功追求人类哲学——“爱智慧”的可能性。而对于那些与这三项完全不沾边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作哲学，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作是“爱智慧”。哲学的本质，即是人类不断地增进自己智慧的努力。

认真地检查中国古代所有的“学说”，几乎是一边倒地全都只在追求权、利、名三场中的功利，其中尤其包括大量的说谎，欺骗，阴谋诡计，蓄意勾引他人犯错，自己从中牟利。翻遍中国人的著作，包括中国的历史、小说，我们均可以显然看到，凡是其中讲到关于人的所谓“聪明”，几乎全都是清一色擅长计谋的谋士们的谋略。最出名的即如诸葛亮、姜太公、刘伯温之类，以及《论语》、《三十六计》、《鬼谷子》等等实质上与真正“爱智慧”无关的著作。真正自始至终就只关心人类智慧的，惟有老子及其《道德经》。偏偏老子及其《道德经》在中国，却丧失了真正的继承者，乃至长期以来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得老子《道德经》究竟讲了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全都“尊孔贵儒”，拒绝“哲学”。（201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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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7-24 09:18:41

黎鳴，哲学家:
哲学不问东西方，人类的哲学是共同的，所以老子也是人类共同的老子。
杏园春陈勇军:
@黎鳴 
高智海:
@杏园春你说的没错若以“天人相分”为核心理念的西方思维继续统治世界，人类就会继续挥霍地球资源并破坏生态环境。等地球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人类就无法生存了。所以，“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算是幸运的，西方国家的人民伴随人类的灭亡而灭亡才是最大的悲剧
高智海:
@黎鳴哲学不问东西方，人类的哲学是共同的，所以老子也是人类共同的老子。
高智海:
@黎鳴只是不知先生是否承认“天人相分”是现在西方人和西学的核心理念？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7-24 09:19:11

@黎鳴，黎先生好，您说的老子是人类共同的老子很好，这是未来的事情。过去，西方不信仰老子。老子的世界观是“自然生成”的世界观，《圣经·创世纪》宣扬的是“神造万物”，因此，不是“自然生成”，就只能说“万物构成”。研究现有的“万物结构”，寻找它们共同的基础——“原子、元素”。这是“构成论”的世界观。而老子所说的“生”，无论是“道生一”，还是“三生万物”，都是“自然生成”，这是东西方做学问最大的区别。现在，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仍然是把手放在《圣经》上，也就是《圣经·创世纪》的影响，仍然没有消失。老子的“生成论”还没有被接受。老子的“生成论”也是有源头的。谁启迪了老子《道德经》的思想？这个问题，是您所说的“终极之问”。《河图》《洛书》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它们的思想，就是“自然生成”“时空一体”。这是老子思想的源头。以上观点，不当之处，请您批评指正。曹东义、2017、7、2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8-2 09:12:49

中国“专制”的祸根，是周孔，不是秦毛
原创 2017-08-02 黎鸣道法自然
中国“专制”的祸根，是周孔，不是秦毛黎鸣

今天文章的标题是关系到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认识不足，将会造成中国社会历史方向性巨大的错误。事实上，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我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巨大“专制”祸害的根源，完全在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孔儒捍卫“礼乐”的文化教育，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传统，这才是中国永远的“专制三部曲”，而根本就不在于秦始皇“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更不在于毛泽东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文化大革命”中实有的“专制”。恰恰相反，秦始皇与毛泽东，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坚决“反传统”的民族大英雄。没有秦始皇，今天的中国人将事实上早已变成了印第安人第二；没有毛泽东，就将根本不可能会有今天中国历史的跃变。一切问题的发生，均在于传统了两千多年的孔儒文化的“反人类文明”的邪恶的意识形态传统，尤其其中极端错误的“亲亲尊尊长长”的反人类文明的价值观；而反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与反人类文明的方法论的实质性的同构，事实上早就已彻底毁灭了全部中国历史之中一切走向人类文明的希望。今天的话题即在于把上述的问题和答案说清楚。
无论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历史理论，还是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人学的理论，全都可以非常明确地证明，从周公的《周礼》、《礼乐》制度开始，到孔丘的维护“礼乐”的教育，以及最终完成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传统，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对抗人类文明历史的极其有害的坏文化传统，是一个把中国人作为人类的“大脑”全都加以报废了的世界上最有害的坏文化传统。始终都认识不到这一点的问题本身，即是中国儒家文人们中毒太深的证据。中国人事实上早就已经彻底地丧失了理性思维的最基本的能力，全然不知道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生存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事实上也即丧失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和希望。如果没有西方文化在近代的进入中国，中国人的前景就将只能是非洲黑人和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下场。当中国人把孔丘及其儒家的“亲亲尊尊长长”的维护“礼乐”封建制度的（其实是动物的）价值观永远顽固地坚持下来两千多年，甚至到了今天还在继续要求坚持下去的时候，中国人实际上就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类正确的“真真善善美美”的价值观，丧失了走向真正人类文明历史的最基本的可能了。
真正贯穿了全部中国历史最坏的“专制”历史的祸根，绝对地应该是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到孔丘的维护“礼乐”的儒家文化，更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来整整坚持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它们确实是绝对地对抗人类文明史的绝对规律。而对抗人类文明史的绝对规律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即是永远地丧失了进入人类文明史的一切可能的历史。什么是人类文明史的绝对规律？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之中进行了专论，这里再简单地重复一遍：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理论总结出来的“人类文明史的绝对规律”有三：
一，符合“人人平等”的自然真理的永恒、客观的信仰规律；
二，符合“人人自主、自律”的社会原则的普遍、相对的知识规律；
三，符合“人人自由”的精神逻辑的终极、自由的创造性的智慧规律。
凡是完全、彻底、深刻地对抗上述真理、规律、逻辑的任何人类的历史传统，都将绝对地会是反人类文明社会及其历史的巨大的祸根。而周公和孔丘的《周礼》、《礼乐》的中国“礼性主义”，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即明显是如此极端有害的坏“传统”，因而它们才真正是两千多年来全部中国“专制”历史的最悠久、最深藏、最巨大的历史祸根。顺便指出，这也是老子全息逻辑“文化决定论”社会历史规律的明确的体现。
今天的中国文人全都把中国专制的传统，归之于秦始皇大一统“郡县制”的极权专制体制，却无视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的事实上更坏的“文化传统”，从而也即完全无视了决定这种专制政治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更深刻的历史祸根。专制体制是物质的现象形态，然而专制的封建心理，孔丘及其儒家所始终坚持的维护“礼乐”的“天命论”、“血统论”、“宗法论”、“人治论”、“极权论”、“专制论”的“文化价值传统”，才真正是造成“专制”体制现象的最根本性的历史祸害的本质之源。秦始皇借助于古代法家李斯、韩非的反儒家封建礼制的思想精神，灭六国，大一统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大一统中国的度量衡，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习俗，实质上应是一次中国人彻底从分裂、野蛮、守旧的“天下”境地跃升为一个完整民族的巨大国家的真正进步的变化，完全是一次革命性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而根本不是一次反革命的历史倒退的变化。
看待一个社会问题属性的本征特征，不仅在于与“专制”具体对立的“人人自主、自律”的“民主”现象因素，而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在于：与“人人平等”的真理信念相关的平等精神因素，以及与“人人自由”的思维观念相关的自由精神因素。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分裂的封建的“六国”，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实质上是使得中国社会进步了，而决不是倒退了。而且显然，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人性本恶”的“法治”的思想比之儒家的“礼制”、“礼治”和“人性本善”的意识，事实上也更接近“人人平等”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秦始皇对于整体中国人文字、语言的大一统的巨大历史贡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就将完全会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被人彻底地歼灭。印第安人的语言的混乱，以及匮乏统一的文字，是他们被欧洲人彻底灭绝的最根本性的原因之一，没有秦始皇的大一统文字和语言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的“民族”，他们的命运就将只能完全相同于黑非洲和印第安人的命运，甚至索性会成为印第安人第二。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毛泽东的严重匮乏理性思辨的肆意的诅咒，甚至极其恶意的污蔑，就只能说明中国文人自身心灵的阴暗，甚至邪恶。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归为一类，这是中国的文人们根本就忘记了中国人自己邪恶的封建历史传统，实际上，即使是“杀人”的“坏人”，毛泽东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也不可能是同类人，严格地讲，毛泽东没有具体地杀过任何人，还不同于孔丘亲自杀了少正卯。完全相反，毛泽东对于中国封建历史的传统来说，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叛逆，是一次巨大的反抗，也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的推进。毛泽东是中国近代的大英雄，而绝对地不是中国历史的“害虫”。与历代的帝王相比，毛泽东绝对是胜过他们所有人的彻底的异类。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性的贡献是迄今为止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相比的。固然，毛泽东仍然是一位中国的帝王，他最终也没有逃脱中国“帝王”的孔儒传统的归宿，乃至不能不遭到被人嫉恨的悲惨下场。在中国文人笔下的《历史》之中，有过真正的英雄人物吗？能有真正历史的英雄人物吗？原本即从来都没有过呀！中国的儒家文人，有谁能够真正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伟大价值呢？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如此巨大历史的成就，其中最根本性的原因，即是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在反孔反儒的精神意志上有过任何的懈怠，换言之，他的反孔反儒的意志一直坚持到了他的最后的死亡。这确实是他能够具有如此伟大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反孔反儒的意义上，毛泽东应该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永远的模范。虽然他的反孔反儒，也仍然存在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性的基底，除了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就只有古代法家的思想传统，但不要忘了，法家原本也来自儒家，著名法家韩非子的老师即著名的儒家荀子，他们实际上同都是传统的“礼家”。无论马列主义还是中国传统的法家，这两者巨大的缺陷均严重限制了毛泽东取得更大历史成功的可能：马列主义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法家缺恩寡义的阴险毒辣，毕竟仍旧距离人类文明历史的绝对规律甚远。
最后的结论是明确的：造成中国专制体制祸害的根源，是周孔，而决不是秦毛。相反，秦始皇与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大英雄。中国人不要瞎了眼，连最起码人类文明历史的“黑”与“白”都分不清楚了。造成“黑”“白”不分的根源，同样来自周孔，尤其孔儒的完全反人类文明的“文化传统”。认清它的反人类文明的总的理论根据，即老子的关于人类文明历史的全息逻辑的绝对规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自律”、“人人自由”，用老子自己的话来说，即其著作《道德经》之中的“玄同”、“三宝”、“玄德”。（2017,4,7.）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8-2 09:22:52

“五四”打倒的是“废弃的孔家店”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辛亥革命前后，儒学、汉字、中医，这中华文化同根相生、同病相怜的“岁寒三友”，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与打击，大多打而不倒，废而犹存。中医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走向了世界，开花结果于五大洲。随着近年来世界上300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与汉语也在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探索它们兴衰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过去常说“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回看历史，真正放弃孔家店的是清朝，而不是“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废弃孔家店，是清朝在没有看清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做出的决定，既割裂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失去了与列强抗衡的力量，也使自己在世界面前更加矮化，被当作难以扶持的东亚病夫。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关于废弃孔家店的得失，需要大家重新认识。
1840年，道光皇帝下决心支持林则徐销毁鸦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禁毒运动，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赏，然而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列强的军舰、大炮。鸦片战争两次惨败的结果，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地道的“城下之盟”，割香港、赔银子、开放五大口岸等，各种被迫接受的屈辱规定，把西方强势物质文明的“硬道理”，在世界面前展示无余。
1856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耗尽了大清帝国的“王气”，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日益成为朝野之共识。“科举取仕”的“读书做官论”，逐渐被“经世济用”实用主义学风所取代。科举所规定的教材，一千多年以来都是四书五经为主干，而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科学教育，其内容就不能再用四书五经作教材了，儒家经典被边缘化，或者被彻底放弃，已经是不可挽回的命运。
其实，对教育体质改革的探索，已经在清政府1905年下决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40多年，就实质性地开始试验了。
同文馆新式教育抛弃儒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在第50款中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咸丰十（1860）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奕䜣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在全国各地都很罕见。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同文馆开始时，只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日文、测地、化学、天文等班，学制三年。一开始，人们都不愿意学洋文，清政府就给学生们很优厚的待遇，甚至拜官进爵加以“利诱”，才逐渐扭转了招生的难题。随着生源增多，同治六（1867）年，又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或专业。
1872年拟订了八年制的学习课程计划：第一年认字母、写字母，讲解入门的浅书；第二年练习外文句法，翻译简单的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文章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即后来的所谓科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这是一份逐渐成熟的“教学大纲”，从内容设置上不难看出，同文馆的学生们基本上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儒家正统的“修平之学”在这里不再被重视，因此可以把同文馆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萌芽。尽管从同文馆毕业的人数不多，但是代表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同文馆考试严格，有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馆内待遇较优，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官家供给外，每月尚有薪水银10两。当时的翰林给总理大臣做家庭教师，月银收入才只有8两银子。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年，同文馆并入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后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以机械制造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选派幼童赴美留学（1872-1881年），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学校的诞生。
废科举其实废的是孔孟之道
1894年的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人们把责任推给了延续几千年的教育，首先否定的是“八股取士”，紧接着就指向了科举考试。
失败需要找原因，政治举措也要找借口。康有为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建议光绪皇帝“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废八股，改试策论。所谓策论，就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议论，是广开言路、建言献策的一种措施。学者们通过“策论”，把目光聚焦于国家前途命运、国家政策，而不再是如何传承、发扬儒学。
舆论是政治的先导，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倡议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也为改革图新制造舆论。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以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为宗旨。虽然“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提倡新学的“京师大学堂”等各地新式学堂予以保留，其对今后如何培养人才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只废八股，不废科举，人们自然不会离开“科举仕途”去崇尚新学，新学难以推行。于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决定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科始，逐渐减少科举选拔官吏的比例，过渡到完全由学堂产生官员。按此计划，将在十年之后，再停科举。然而，社会上锐意改革的呼声很高，立即废止科举取仕的“休克疗法”被袁世凯等人提了出来。于是，光绪三十一（1905）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立停科举”，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新学堂教授的声、光、电、化等知识，过去属于被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历来被当作“雕虫小技”，儒家经典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成为了被边缘化的次要内容。
事实上，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既缺乏教授新学的师资、教材，也由于将“读书做官”变成“读书无用”，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办新学堂了。过去依靠“学而优则仕”的达官贵人，都希望衣锦还乡，或者卸甲归天，荣归故里，他们要做的一项德政工程，就是资助教育，出资办学，培养人才。废科举之后，乡绅们也不愿意载出资办学了，因为他们大多不懂新学，也不赞成新学。全国广大乡村学童的启蒙教育，也纷纷随着义塾、私塾的消失，而自生自灭地停止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由此拉大了距离。
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清政府又极其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奢望以废科举、兴学堂使中国强盛，几乎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因为，科举是为了产生官吏，学堂是为了培养实用人才。维新派主张：“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科教兴国，不仅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而且不应该建立在消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打倒孔家店时有人要消灭汉字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应该如何弥补？很多文化人把板子打在了不该挨打的地方，也急病乱投医开错了不少药方。全盘西化、取消中医、取消汉字的主张，就是文化精英们乱开药方、错打板子的典型事例。
有资料说，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305页。]。“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54页。]”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纠正这种错误见解，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
废止汉字的呼声，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很多著名的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正确。鲁迅先生1934年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里，就说过：“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结核）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逝世前的1936年10月。作“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找的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这种认识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世界列强看不起中华民族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最缺乏自信的时代。
由此可见，五四前后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经历了近代屈辱之后，学者精英们一种痛苦的抉择。但是，在那个强权政治时代，是大多数人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期，提出这样的口号是有偏颇的。
孔家店与赛先生不是一个专业
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尤其是我国逐渐摆脱贫困，真正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多元化的一元之后，反思孔家店与赛先生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难发现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可以“和而不同”地并存于世。粗略地说，孔家店教授的内容，属于社会学；而赛先生在新学堂教授的内容，主要属于自然科学。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孔家店里讲述的知识，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重要价值。
也就是说，“科举取仕”主修的内容是“社会管理学”，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管理人，用什么态度、策略管理社会。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学术主张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看重，就是因为这个学术主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策略，其中充满了对于人的尊重，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多元共存和睦相处，辩证地看待人的社会地位等价值取向，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而值得借鉴的观点。
“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彰显人的平等精神，因此，历代的读书人都怀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皓首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己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了，杜甫并没有觉得多么悲哀，而是联想到要“达则兼济天下”，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很多读书人都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奋斗的理想。“科举取仕”的晋身制度，毫无疑问比宗血世袭的官僚体制更进步，也更公平。
新式学堂教授的自然规律、自然知识，都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这样的观点看世界，也就是“以人为物”的政治策略。
“以人为物”的世界观，看重人的出身，把人占有多少财富看得很重要，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看出身，论成分，曾经盛行一时，虽然曾经有过积极作用，但是也曾严重地背离了社会实际。因为，如果“以人为物”，过分地看重出身，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革命的队伍里会有那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家，也不利于推行人与人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张。儒家非常重视君子与小人的划分，这也不是阶级分析法所能代替的，因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主要是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而不是看他实际占有的物质财富。
孔家店里还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所看重，清朝迫于内外压力匆忙废弃儒学，其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得失需要重新论定。
2011、2、16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8-2 14:25:39

“兴灭继绝”与“断子绝孙”
肖仲华同学
20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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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强调的“兴灭继绝”其实是人类最高的伦理准则，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守这原则就兴旺发达，违则“断子绝孙”。不信我就来帮你理理思路。
1 道统时代的伦理原则与法统时代的应报正义
儒家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不是什么“三纲五常”，而是“兴灭继绝”。“兴灭继绝”的本意是在“兴义兵，伐无道”的时候，只需消灭国君一类罪首就行了，战争结束后，要想办法让被灭国君的国家重新兴旺发达，杜绝种群消失和断子绝孙的恶劣情况出现。
这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伦理准则，其价值诉求的内核是所谓仁。仁者，顺天理，重人伦是也。尊重生命，反对掠夺和杀戮。
但儒家思想有局限，最大的局限就是只讲伦理原则，没讲不守这原则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所以，后来就被法家钻了空子。
法家走了极端，在彻底否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公然用抢掠和杀戮取代仁爱思想，用斩尽杀绝务求“断子绝孙”来取代“兴灭继绝”，所以强大的秦帝国只能二世而亡，而且古往今来都令人不齿。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其实是血脉相承的。佛所说的轮回和报应思想，比儒家思想更进了一步。进步的地方在于，如果你不顺天理，不守人伦，就一定会遭到报应。当然，佛所说的报应是一种来世报，是六道轮回或者涅槃寂静。
世俗的人类更看重现世的报应。所以就有了从道统走向法统，用法制来强制推行应报正义。人类一切法统的思想根基就是应报正义。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能不报，一定要报，就是应报正义。
人类最大或最根本的善，就是尊重生命权和财产权。与之对应，最大的恶就是杀戮和掠夺。
所谓掠夺，就是不遵守自由交易，平等交换，公平分配的人伦原则，用强制或欺诈手段将身外之物据为己有的不伦，不理，不法行为。
掠夺是恶之最，其报应自然也是最重的。我观历史，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善者未必善报，至少未必是现世善报，但恶者无不有恶报，而且一定是现世不报，后世必报。
2 历史的轮回：不“兴灭继绝”者必“断子绝孙”
所谓历史“周期律”，其实就是轮回报应。生于不义必死于不义，杀戮者最终都会尝到被杀戮的滋味，掠夺者最终都会被掠夺殆尽。
历代王朝，无不是后朝灭前朝的游戏。除了将“兴灭继绝”定为最高伦理准则的西周王朝不曾灭绝商之后人外，还真没几个不是对前朝王室斩尽杀绝，务求断子绝孙的。
史上皇室最人丁兴旺者，莫过于明王朝的朱氏家族。至明末，朱氏皇族人口达100多万，占明末1亿总人口的1%强。这100多万朱氏皇族，在明末大小72次起义和清初清兵的清剿之后，基本上被斩尽杀绝，朱皇帝自然也算是断子绝孙了。
朱元璋是历史上号称“杀人如砍树”的杀人魔王，战争中的杀戮姑且不论，其对义军领袖小明王的谋杀，对开国功臣的“火烧庆功楼”，是无论如何者都不可饶恕的罪恶。其后人最终也被斩尽杀绝，这就是报应。不是不报，晚了一些而已。
类似的故事不用讲，太多了。中国历史上至少经历过14次人口死亡过半的战争和杀戮，皆因所谓“历史周期律”，也就是所谓的轮回报应。
所有靠杀戮和抢掠夺得江山者，其后人无一有好下场，不是断子绝孙，就一定是痴呆傻障。
令人惊奇的另一典型是，唯独崇尚“兴灭继绝”的商、周后人并未被斩尽杀绝（比如我就是商纣王兄弟微子后裔），尤其是大力推崇“兴灭继绝”思想的孔子家族，几千年来都被历朝历代推崇备至，其后人几乎一直都享受各王朝“文官之首”的高官厚禄，世袭公侯爵位。只有文革是例外，孔家在文革被挖了祖坟，孔子墓也被挖，其头颅被当球踢。
我不知道那些球踢孔子头颅的人现在是否安好，但我相信你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否还有健在者，是否可展示一下你们的“子孙满堂”或“福禄寿禧”？
3 别以为你就不是掠夺者
掠夺的表现，不只是暴力抢掠，也不只是坑蒙拐骗；不只是个体行为，也不只是组织行为。许多种掠夺是在高大上的名义下，有组织地进行的社会行为。
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比如天价楼市就是一种经济掠夺，比如无节制地开发也是一种资源掠夺。
今天的中国大地，生态破坏之严重是有目共睹的。固然有高耸的大楼，漂亮的街市，但山上没树，河里没水。污水横流，连农田和地下水都已经被严重侵蚀和污染了。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在对大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疯狂掠夺。
城市化的发展，目标是改善人居环境。当大自然被严重破坏之后，不管房子有多漂亮，你能感觉舒服么？
我前几天发了一张参天古树的视频，配的文字是：再好的别墅也不如这一棵大树吸引人。这是一种由衷的感叹。现在古树和大树太少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拼命地砍伐。
在我看来，最恶的掠夺，除了杀人夺命，其次就是砍树破坏生态。至少在逻辑上二者应该同罪，前者是夺人的命，后者是夺树的命，都是剥夺生物的生命权。何况，夺人命不过是短时间要人命，破坏生态却是长期要人的命。生态破坏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就多了不是么？山上没树，你不仅是在要自己的命，也是在要子孙后代的命啊。
我曾经对我老家的一位村干部说，千万别再砍树了。我们儿时游嬉的小河都没水了，原因就是山上没树了嘛。我还调侃说，你们不是相信风水吗？我告诉你，树木和森林就是最大的风水。山再高，没树，没水，就不是山啊。山上没树，哪有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分明是连只麻雀都不会有嘛。古人的青龙白虎什么的，都是要深藏山林的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什么风水，讲点人文总行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什么意思啊？别以为这表明人比树重要。我告诉你，这其中的道理是，生态是人文的前提，没有生态能有什么人文啊？但凡秃岭荒山处，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人文？除了一群“土匪”，你还能看到啥？
很可惜，我老家前不久又大规模有组织地砍树了。今天顺便讲一下，这事我没有讲话，是再次碍于情面。但我得告诉你们，这是最后一次容忍你们乱砍乱伐。若再出现一次，我一定要让你们吃进去的是骨头，吐出来的是血。别扛什么“两级市长蹲点”的大旗，真在乎两级市长的颜面，你们就应该有点起码的政策和法规常识，不会如此胡作非为。下次再砍试试，别把你们的市长搞成了垫背的冤大头。
这世界说不公平是假的，有掠夺就必有报应，迟早的事情罢了。毫无节制地掠夺，抢子孙的饭碗，不就是在做断子绝孙的事儿么？
我们要懂得，“兴灭继绝”不只适用于人，也同样适用于自然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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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8-2 15:05:32

                                                谁抽去了中国人的脊梁？

            博主：信力建

      清初顾炎武曾经沉痛地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我们之所以不敢小瞧英国，是因为它产生了许多莎士比亚、牛顿这样的文学科学巨匠，它拥有一批牛津、剑桥这样的顶尖学府，它培养了许多卓然挺立傲然不群的杰出人士。我们之所以歌颂盛唐，是因为它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产生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产生了“若世无孔子，不当入弟子之列”的韩愈，产生了敢写《卖炭翁》的白居易。回顾前辈，如在天际;反观自身，不胜嘘唏。前不久“倪萍们”的“共和国脊梁奖”，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笑话，用钱去买“共和国脊梁奖”，恰恰证明自己早已没有脊梁!
   倪萍们“共和国脊梁奖”暴光后，我连续写了三篇《倪萍印象》(之一、二、三)，批评倪萍后接着又反躬自问：“我”有脊梁吗?“我们”有脊梁吗?谁敢说自己比倪萍更有道德优越感?如今，知识分子已经从人们尊敬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嘲讽的靶子，“专家”已被大家讥讽为“砖家”，“教授”更被人们骂为“叫兽”。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读书人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 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常常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君不见前不久又在吹捧那个某人的延安甚么“讲话”吗？(胡风因置疑此“讲话”而入狱，并祸及近万人冤案)，又在发动中囯精英文人签字吹捧“讲话”，其中竞有老右派王蒙、诺奖莫言！他们尚有灵魂否？签字者每人受赏人民币一千元施捨，穷疯了？中囯，可怜的中囯社会文化环境竟被“特色”改造成如雾霾一般令生者绝望。这民族还有救吗？对外打仗？儿女们会还会以生命去保卫这种文化家园吗？这个只属少数人私有的特权国家吗？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绝非从来如此。很多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以前都有款有形有血有肉有棱有角，为人风骨凛然，说话掷地有声。想想刘文典面折蒋介石的傲气，想想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刚烈，想想章太炎、黄侃师弟的狂傲，想想傅斯年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勇敢，比起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
折腰”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民国范儿”真让读书人气畅神旺!
   可是，绝大部分人一九四九年后，突然好像全都一夜抽去了脊梁，郭沫若先生的丑恶表演就不用说了，连潘光旦先生这样的硬汉也低下了高贵的头，而冯友兰先生这样“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破口大骂。
   1951年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实就是让所有读书人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自己撒的尿。潘光旦先生接二连三地写了十二次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完全是在当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当年，潘光旦是民国时期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从来不向命运服软，可是1949年后彻底否定自己，不断自轻自贱，不断自打嘴巴，那一幅卑微、顺从的模样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潘光旦。潘光旦先生还只是求自己蒙混过关，更有不少人甘当当局的“密探”，不少人出卖自己的师长，很多人以为虎作伥为荣，这六七十年整个知识界真是斯文扫地，满地鸡毛! 比起那些卖友求荣卖师求官的小丑，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位求饶但不害人的君子，可是，他当众掌嘴还是无人领情，一九五七年照样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照样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好友叶笃义介绍了自己的“三S”求生经验——“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最后发现想做屈从的奴隶也没法活命的时候，他又补上“一个S”——“Succumb(毁灭)”。晚年以“三S” “投降”“屈从”还没有人接受，真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求当奴隶而不可得”，“Survive(生存)”无望，就不得不走向“Succumb(毁灭)”。当奴隶的资格也被剥夺，潘先生死得没有半点尊严。
   是什么原因让民国时期的硬汉，变成甘愿“Submit(屈从)”以求“Survive(生存)”的熊包?为什么当年敢当面大骂蒋介石独裁，四九年以后“乐于”唾面自干?过去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知识精英，后来却活得如猪似狗没有一点“人”样?
      从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
      第一步是让所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可言，过去学的知识全部是人类垃圾，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都承认自己既“肮脏”又“无能”，对那个被神化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心悦诚服;

   第二步就是摧毁知识分子的意志，让他们都以长官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

   第三步就是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让他们不断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整得灰头土脸;

   第四步是给他们诱以利饵，用官用钱用职称用课题来笼络他们，让他们像狗一样吃嗟来之食，于是就出现了目前这种“重赏之下必有懦夫”的局面。

   任何一个人要是自己也觉得自己百无一能——既没有价值，又没有意志，更没有人格，一定会自己极度鄙视自己。像潘光旦先生这样的硬汉，最后以“投降”、“屈从”为手段，以“生存”为人生目标，在这六七十年中肯定不是个案和特例。他们活得非常屈辱，死得也非常窝囊，还谈什么气度，还谈什么风骨，还谈什么高傲!
   读书人毕竟也是人，谁都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多数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活命，想到的是如何保护家人的安全，比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人格、风骨和尊严都不值一提。从公认的“铁汉”到公开的“投降”，潘光旦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由此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学中所说的成长环境。在一个极不健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人格也会极不健全。养成知识分子铮铮铁骨需要特殊的外部条件，如果有风骨的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利，如果说真话的人会掉脑袋，谁还有什么风骨?谁还敢说真话?我决没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意思，更没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资格，如果我处在潘光旦先生同样的环境中，我肯定比潘光旦先生更早地举起了白旗。
      别提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警句，别说什么“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格言，当你自己可能坐牢掉脑袋，当你的家人可能被牵连，这些格言统统都会抛向九霄云外，除了极少数人可能宁折不弯，大多数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荒唐的岁月，潘光旦先生以“Submit(屈从)”来求“Survive(生存)”，并不奇怪，更不丢人。民国时期之所以那么多人敢骂蒋介石，是因为多数人骂了蒋介石没有多大的风险——由于能骂，所以敢骂。
   把潘光旦这样的一条硬汉，活活给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知道这是国家的胜利，还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容忍一条硬汉，举世全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喽罗，怎么能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呢?
      大家沒忘记民国时期被关在上海监狱中的“七君子”吧，到了毛时期，以其中之一的史良为例，她这“君子”就变成了小人，在压力下，行努力揭发、告密朋友之能事。
   摧毁一条硬汉的人格和尊严，可能就摧毁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和尊严，这是极端的无耻、丑恶和可怕的犯罪!
   如果一个国家把所有人的脊梁全都抽掉，如果一个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是奴才，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懂得“听话”，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知道磕头谢恩，我不明白这叫什么“盛世”?我更看不出这叫什么“英明”?

（文章原题为《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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