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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zhen）石汤火所施，调和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汉志》还有“《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是相对的，“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个建议的意思就是“罢戳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其人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有学者说“白氏就是百氏”，是杂家的理论著作，也就是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早于《汉志》近二百年的汉代初期就有称为扁鹊所作的医籍流传于世。《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淳于意再次拜师于公乘阳庆，公乘阳庆七十多岁了，膝下无子，无人传承医学。公乘阳庆就让淳于意把自己所学的方剂全部扔掉，然后把禁方书传给他。传黄帝、扁鹊的《脉书》《五色》《诊病》《上下经》《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学了三年之后，为人治病，预断死生，多能应验。由此可知，西汉初年虽然没有《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的名称，但是相传为黄帝和扁鹊所著的医学著作已经有多种。这些著作是否是扁鹊亲手所著已经很难定论，但是有些医书托名于黄帝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托名黄帝以及群臣的著作二十余部，有十多部被班固注明是“依托”。“依托”之人多在“六国”之时。汉代初期黄老之学兴盛于世，托名黄帝之风比战国之时更严重。所以《淮南子.修务训》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黄老之学发源于战国中期，邹衍之后。杨宽先生在《战国史》说“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韩赵魏齐等国。他假托黄帝之名，吸取《老子》哲学中虚无、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新兴地主阶级的重要思想”。唐兰先生在《经法》中说：“所谓神农、黄帝之言，都是战国时兴起的，儒家常讲复古，从三代一直推到尧舜，而这些反儒家的隐者为了压倒儒家，索性拿出神农黄帝来，一则比尧舜还要古，二则讲到黄帝就不需要讲诗书了”。因为传说黄帝时期仓颉造字以取代结绳记事，炎黄之前便成为洪荒蛮昧的史前时代了，所以黄帝就成了最远古的依托了。 龙伯坚先生在《黄帝内经概论》中说：“在刘歆以前有没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呢？《史记.扁鹊传》说，‘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可见公元前五世纪上半期扁鹊时代只有禁方书的笼统名称，不仅没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并且医书和黄帝也还没有发生关系…….我们可以说：在春秋、战国之间（公元前五世纪上半期），医书只有禁方书的笼统名称；在西汉初期（公元前180年），医书才和黄帝发生关系；在西汉末期（公元前一世纪末年），才肯定了《黄帝内经》的名称。古代的书有许多没有书名或书名很混乱，在刘向汇集编校的时候，由刘向替他取定了一个书名，例如《战国策》即是，《黄帝内经》这一书名可能即是刘向取定的，总之这个书名是在仓公之后刘歆（刘向的儿子，即刘秀）之前才成立的。《黄帝内经》书名的成立时代虽然很迟，这并不是说《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也就是这样的晚。阳庆（公乘阳庆）传给仓公的一批医书，一定有许多内容业已包括在现存的《黄帝内经》里面，只不过在仓公时代不是用《黄帝内经》的书名出现罢了。”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四、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西晋.皇普谧《针灸甲乙经》自序说：“按《七略》、《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自此而后，认为《素问》《灵枢》即是《黄帝内经》的说法，成为权威的论断，一直延续了近两千年。 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道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运用也很普遍。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作者心目中把老子创造的“道”，称为上古之人风行的理论，可见他说的“今人”距离老子生年不会太近。 尽管生命的道理很微妙，“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但是，《素问》作者把道在医学上的应用，已经融入各个环节之中，因此说：“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在《素问》作者的心目之中，善于养生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四季皆有养生之道，否则“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就会因病而亡。 治病求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道。因此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黄帝”赞赏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虽然其说的色脉很重要，实际上与扁鹊的概括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其要弘扬的色脉诊治方法，也带上了“道”学的特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 x0 y3 E! 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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