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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科学与中医的关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超中博士，赞赏笔者“在大科学的背景里考量中医”的观点。他说，考虑中医问题，一定要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大背景上看问题，突出中医药的原创性，中医药是发源于我国的原生态医学，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创新性知识体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说，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自然合理”。凡合理的皆自然，凡自然的皆合理。自然就是本然，是本来面貌。人文崇尚自然，科学改变自然。科学讲求清晰，人文推重模糊。是清晰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还是模糊更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情况下，越清晰反而越失真。中医来于自然，有几千年以上的发展史，看起来模糊，其实模糊之中有清晰，中药的采收、加工炮制就很清晰，中医的许多描述都是清晰的。但是，中医主要讲的是模糊，我们要给中医理论上的支撑，不要怕人家说中医模糊。 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说，当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天地奥秘探索历程”的书，张岱年先生让他再写一本“人体奥秘探索历程”的书，结果写了20年仍然没有写出来，人体太复杂，奥秘太多，中医里的奥秘至今也没有揭示出来多少。有人说“被证伪了的都不是科学”，那么，科学史就不好写了。因为，地心说是伪科学，日心说仍然是伪科学。有人说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很不全面。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科学，科学不会超越真理，也是要以实践为标准的。而现在，与“科学”一词有关的“三子”在危害科学：一是“科学棍子”，有的人把科学当作宗教裁判所，动不动就把别人打成“伪科学”，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二是“科学骗子”，到处用科学做旗号，作假欺骗群众；三是“科学傻子”，缺乏科学目光，只要一听是科学，就顶礼膜拜，是一种新型的迷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闵家胤研究员说，传统科学研究实体，而系统科学研究纬度、关系。科学仍然处于幼年时代，最新的科学成果证明，宇宙明物质只占4%，而暗物质占96%。人类对于这4%的明物质还远没有研究透彻，对于96%的暗物质、暗能量、隐能量的研究才刚开始。有人用黑箱、白箱划分研究对象，也有人提出来“灰箱理论”，也就是半知半不知的状态，我认为“灰箱”的提法很好，中医许多问题都是灰箱状态。中医与西医要很好地合作，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长林研究员说，中国哲学过去强调儒释道，罗希文先生说应当加上医，成为“四大金刚”，这很好。儒释道主要是人文哲学，而中医学是认识论的科学哲学。唯物论的认识论产生了科学，而中医学的天人合一是另一条认识路线，是有关生命科学的认识路线。西方打开了科学殿堂的一扇门，另一扇大门要用中国智慧去打开，中医哲学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基础工作，很重要。 “很重要”的中医哲学，却很难进入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的课程体系，这是来自北京、南京、黑龙江、河南、内蒙、广西、广东等地的中医教授们的共同感慨。中医哲学研究、普及宣传工作，任重道远，前程似锦。 著名医史学家王振瑞、李经纬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2007年1月第37卷第1期发表了《两种错误的中国医学史观——评“中医超科学论”和“中医伪科学论”》的文章，我们加以节引，作为本书的结语： 在“中医超科学论”者对面的另一极地上，聚集着一群“中医伪科学论”者。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萦绕百年，少有歇止，最近又一次奏出了强劲的旋律。 成为这支强劲旋律声源的“伪科学论”者，自称是已经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25年的大学教授。以往，他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进化论、农学、军事学方面都发表过相关哲学思考和思想史总结的论文。2005年10月，他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领域向医学拓展，写出了《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并于当年11月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 学术谈论会上宣读。此后，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上贴出。2006年4月，在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上，以传统学术媒体形式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中医伪科学论”者这篇“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由此引发的主要以网络为阵地的越来越激烈的相互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只是作者批判精神的冰山一角！ 有史以来，没有谁能够回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而近代以来的中医存废之争，除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外，更深刻的本质是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态势。每次论争，中医学总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中，接受论争双方的观察和思考，最终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往往掺杂着冲淡理性的情感、成见，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极端性，所有这些，在“中医伪科学论”者公开发表的“历史文献”和他后来的一系列网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中医伪科学论”者首先在与其他各文明古国医学史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华医学起源晚、巫医分立时间难以确定、《伤寒论》之后没有进步和求实的探索、内容不如希腊医学丰富等结论，进而指出：希腊医学的历次革命，“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因此，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4］15。 这段涉及中外医学历史的论述，显然不是对医学史认真研究的结论。因为中医学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晋唐以后都有十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尽管中医学不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医学文明，但经过中国先贤的临床积累和理论创造，到约当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明代，不可能如其所言：“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重要的是，依据什么历史规律，可以要求中国传统医学必须随着希腊医学经历的革命而发生改变呢？中医学在外来医学的冲击面前表现出的稳定性，标志着本身的成熟性和一定的优越性，按照常人的思维规律，绝不应该成为被人“告别”的理由。 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而21世纪的中国，不再有引进西方文化的阻力，至少中医学的存在丝毫没有影响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伪科学论”者竟然妄发此等崇西非中的反传统宏论，其初始动机与近代文化名人迥然不同，得自于社会的回馈也必将与文化名人大异！ “中医伪科学论”者“从尊重科学的角度”指出：中医不是科学医学，算不上经验医学，也不是理性科学［4］15。这种“磨去了棱角”的为中医学定性的结论，在后来发表的网文《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变成了再也按捺不住的真心话语：“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笔者注：当是“奇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我们甚至应该不只是告别它，而是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5］ 谁能相信这些话会出自一位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教授之口，谁还会相信教授的那句自白——“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呢？ “科学”，这个应用频繁而富含歧义的词语，经常表达着不同的概念。 自从“科学”由日语引入汉语以后，汉语中的“格致”一词便逐渐被取代了，所以汉语中的“科学”首先包含了“格致”即“格物致知”的意思，也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照《辞海》对“科学”的这一定义，中医学这种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与自然、社会密不可分的人体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由于“科学”具有“知识体系”的涵义，所以人们常常把正确的、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东西称作“科学的”。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自19世纪从西方哲学中分化出“科学哲学”这一独立学科之后，科学哲学家用哲学理论所研究的“科学”，通常特指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建立在实验方法基础上的研究体系。这里的“科学”则是狭义的“科学”。在使用狭义“科学”的话语环境中，实证自然科学之外的知识体系统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不但“中国古代无科学”，而且世界古代都无科学；不仅中医非科学，所有医学体系皆非科学。如果在学术争鸣中明确了使用狭义“科学”的前提，那么，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而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为业的“中医伪科学论”者，“从尊重科学的角度“判定中医学”不是什么科学”的时候，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显然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广义的“科学”，所以，检讨其立论基础和论证依据的可靠性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出：“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4］15。尽管这句话中的“原理关系”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因果关系”本是不靠什么“科学”建立的客观存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蹩脚的语句，猜测到他本要表达的思想：中医的经验判断，没有反映客观的因果关系；中医的理论陈述，没有概括出“明晰可靠的原理”，所以中医不是科学医学。 其实，中医学的经验判断所反映的病因与疾病、治疗与疗效、养生与健康之间许多真实的因果关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如伤寒发热、麻黄平喘、行气强身等等；中医学的理论陈述所概括的许多自然原理，是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等。当然，决不能认为，也不能苛求中医学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反映了真实的因果关系；决不能认为，也不能苛求中医学的所有理论陈述都是对自然原理的概括。科学史不是真理的一览表！所有“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总括和贯穿于三大领域的哲学和数学，都是真理和谬误交织而成的知识网络。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逐步扩展真理、纠正谬误，正是科学不断进步的标志。如果把“中医伪科学论”者所说的“明晰可靠”绝对化，并以之作为是否属于科学的“最简单的判断方式”，那么，包括科学哲学家们用哲学理论研究的实证自然科学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知识体系可以称作科学。“中医伪科学论”者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中医伪科学论”者认为，中医中药缺乏经验基础和逻辑基础。三阴三阳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药物的四气五味，“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脉诊的描述“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这种描述不精确的诊断方法，罗列了14种‘有病’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脉相。没有‘正常’作参考，又如何能判断‘有病’?可见，中医脉诊方法不具备起码的可用来进行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4］15。 “中医伪科学论”者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他本人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他妻子也是77级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他经常阅读中医著作。他从1985年开始，就经常与医学界的朋友讨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所以他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可实际看来，科学哲学的教授还远远没有摸到中医学的大门。 三阴三阳说，是引入医学领域的哲学阴阳学说在阴阳定量方面的一种发展，这类高度抽象的概念，就像“历史文献”讲到“中医不是理性科学”时所举的“点”一样，表面上看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实际上具有经验的还原性。四气五味的概念最初都是可以直接感觉的经验，后来作为药物性质和作用的分类范畴，获得了一定的抽象性，如药味的“苦”，就不再局限于“尝之口苦”的经验特性了。中医的脉诊的确是一种繁难的技术，绝非蜻蜓点水般翻阅几页脉书便能理解其中的真谛。历代医书对脉象的论述，种数不一，并非都是罗列了14种病脉，而对正常脉象却大多有明确的记载，所谓“平脉”、“常脉”，即是正常脉象；“有神”、“有胃”、“有根”，都是对正常脉象特征的表述。只可惜，科学哲学的教授对此好像从无所闻。 “中医伪科学论”者“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指出：“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己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4］15。 学过《内经》的人都应知道：“开鬼门”，即发汗；“洁净府”，即利小便。发汗、利小便作为有效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体现着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怎可说它“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怎么能视为“姑且不去断言”的巫术？更怎么能妄言“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开鬼门”的“鬼门”是“汗孔”，“鬼门”的“鬼”，古通“魄”，万万不可一见“鬼”字，就像见到了鬼！ “中医伪科学论”者认为：“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难道中药的使用曾经或正在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吗？实际上，倒是现代科学对狩猎手段的改进和生存环境的破坏，给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药材质量不断下降，药用资源日渐匮乏。“中医伪科学论”者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吁应去寻找真正的对象。2005年修订出版的《中医大辞典》（第2版），特意在虎骨、犀角等药名后面加上了禁止入药的明显标记，说明中医界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中医伪科学论”者耸人听闻的观点，显然缺乏必要的证据和起码的公允。 “中医伪科学论”者大发恻隐之心，对患者的利益表示了充分的关注。指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医疗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面对托付健康甚至生命于自己的患者，尽量作些医理解释应当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中医伪科学论”者难以容忍的是：“中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中医生都要煞有介事地‘辨证’和‘施治’。不仅如此，中医生还往往要为自己的施治行为做些莫名其妙的医理解释”［4］16-17。 “中医伪科学论”者所谓的“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都不是指中医的认识；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疾病”，也不是通常被中医作为诊治对象的临床单位。“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医学的“证”与西医学的“病”都是对疾病状态的概括，都是对疾病本质的反映，只是着眼于不同的层面，应用了不同的方法。西医对于“病”的诊断是以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变化为依据的，但“病”的形成必然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现有的诊察手段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变化出现之前，患者可能已经从整体层面上反映出西医理论无法解释的症状和体征。这种情况下，中医师按照中医学理论，通过分析四诊获得的宏观资料，用"证"来概括疾病状态，并处以对证的治法和方药，常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果中医师就自己的思维过程，对患者作些通俗易懂的解释，难道不正是应该或必需的吗？“装腔作势”或“莫名其妙”，那只是业外人士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丝毫不足为奇。如果面对着外行，研究科学哲学的教授讲一通“相对论革命”，或者知名的院士讲一通粒子物理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 “中医伪科学论”者举出《本草纲目》收载“狗屎”的例子来指责中医推行“污物入药”［4］17。其实污物入药不一定都是应当指责的。假如有人在荒郊野外误食了可以致死的毒物，在无计可施之际，若能顺手取得一泡狗屎绞汁令服催吐，则或许不至于毙命，难道这就算是“‘不仁’的特征”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中医伪科学论”者无意了解各色各类药物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而是匪夷所思地专挑“污物”论事，诚可谓“慧眼识珠”！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责中医“以毒物入药”，“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3］17。其实中国古人对矿物药的毒副作用早已有充分的认识，现代《中药学》教材中用于内服的矿物药已寥寥无几，可以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的临床常用药物反倒以植物药为多。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常用中药进行了毒理学研究，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仍待加强。但是，任何药物，无论中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对所有人类个体都有益无害的药物是不存在的。正确的态度是，积极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药物的量效关系，研究减毒增效的配伍方法，严格掌握适应症和治疗时程，在充分发挥药物治疗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药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而决不能因噎废食，草率地抛弃一切有毒的良药，更不能抛弃使用有毒良药的医学。 “中医伪科学论”者指责中医推行“异物入药”，浪费了患者的钱财。妄言：“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4］17。中医施治，复方为多。君臣佐使、七方十剂等方剂理论，是古人用药经验的总结，因证配伍，灵活加减，体现了中医治病的圆机活法，蕴含着古代医家的知识和智慧，值得认真继承和发扬。当然，如果把所有中医师开具的所有处方作为考察对象，可以断言，并非每一味药物都是必需的。因此，医学界应当提倡“方精药少”的组方原则，同时用多种方法研究中药方剂的配伍规律，力求提高使用中药复方的水平。但是，如果把复方中的大部分药物说成“穿肠而过的异物”，而把治疗作用完全归于“所喝的水”，则纯属丧失理智的恶意毁谤，不值得辩驳和理睬。 在“历史文献”的末尾，“中医伪科学论”者拾鲁迅“成对蟋蟀”之类的牙慧，指责中医“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4］17。毋庸讳言，这种说法决不是无中生有，就连前面所举事例，教授在自己家中或许就有亲见的机会。但是，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事实未必就是现实，不要说研究哲学的教授，就连一般的学者，都应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参考文献 ［1］汉森著，邢新力译．发现的模式．第1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8 ［2］刘力红．思考中医．第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访德国中医药学家波克特博士．科技中国．2006，（2）：86? ［4］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 ［5］张功耀．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2006-06-19?http:∥column?bokee?com? ［6］刘大椿．科学活动论 互补方法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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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 17: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