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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中医历来是以“走方”或“坐堂”的形式，进行医疗活动的，他们观察病情的方式，是把病房开在患者家里，即使是皇亲国戚有病，也是“家庭病床”式的医疗。也就是说，尽管中医历史上曾经有过集中收治病人的病室、医院，但是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建制，或者成为主要诊治疾病的模式。因此，中医几千年以来擅长“个体行医”，即使是不同中医之间有会诊，也是在患者家里相聚，不是在医院里讨论，不是集中收治病人。这也是个体经济式的行医方式，因此，容易形成不同流派，出现各家学说，而难于出现统一的“规范化”。 西方所以出现医院，主要是从教会办的修道院接受被救助者开始的，当然，西方医学教育学院化之后，也需要实习、见习的场所，因此，逐渐出现了医院的诊治模式，并且有了不断完善的、一系列的管理规范。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教会医院在中国登陆，生根开花，不断发展壮大。加上检查仪器日渐增多，个体诊所已经无法与大医院相提并论了。值得一提的，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澳门“镜湖医院”之内，开了一个西医诊所。这个镜湖医院是一个中医医院，他开的是一个“院中院”，是中医院里的西医诊所 [1]。 建国初期，新型的西医医院逐渐遍布各大城市，各个西医医院里没有中医，而且也不允许中医到西医医院里“会诊”病人，即使是病人家属请求也不可以。这里仍然可以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加以说明。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孙中山接受邀请，决定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广州启程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当夜病发，只得留津医治。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自津抵京。 鹿钟麟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候》，载于1956年11月5日的《团结报》，文章回忆说：“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冯玉祥）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孙先生病情已经很严重，面容憔悴地躺在车里。然而，欢迎他的民众并不知道他的病情，“三万人欢呼、五色旌旗漫卷和二百五十六万传单漫天飞舞的景象不需想象，而更让人难忘的，或许是一个重病领袖的亲民和慈蔼。”3个月后，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那么，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根据记载，1925年1月21日，孙中山因黄疸、肝肿大，病情恶化。几经商议，于1月26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即施行手术割治。主刀的是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当切开孙先生右部腰侧后，大家十分诧异：“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大家断定孙先生罹患肝癌无疑！手术后移入三百零一号病室。在病房里，沉疴在身的孙中山是一个很配合医生治疗的病人，表现出高度的耐心，还总是强忍腹部剧痛，对每一个大夫微笑示意。 《民国日报》1925年2月7日报道：“是日，先生安慰宋（庆龄）氏谓：余诚病，医者亦诚无如余此病何！但余所恃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身信余之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 1925年2月3日，德医克礼、美医泰尔和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等将病症真情告诉孙中山，“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进一步如何治疗在当时是一个难题，在现今也不是很容易决断的。有的说可以采用疗效并不确切的镭锭放射疗法，张静江等人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犹豫不决，汤尔和等则坚决反对。最后，是孙中山自己决定先实行放射治疗。 2月6日，协和医院开始用镭锭治疗，以减轻孙中山的病痛。2月18日，镭锭治疗四十余小时仍无效果，西医断为绝望。于是，大家劝他再找中医试试，据说，他一开始并不同意，并且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2]”。有人推荐曾为胡适治过病的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疗，但又怕孙先生拒绝。于是，他们把胡适搬出来现身说法。为了救治国父，义不容辞的胡适，乃偕陆先生一同前往。胡适入卧室进言。孙先生态度很坚决：“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好言相劝：“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当时协和医院的态度是，要服中药必须出院，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院长，也一点不能通融。 又有消息说，孙中山本人也想请中医来看看，“先生以在院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坚主出院始服中药，乃决议出院，迁居行馆”。是日，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往铁狮子胡同23号行辕（原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宅）,改由中医治疗。 后来，孙中山的病经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一周。陆氏首次处方为：石斛三钱、人参三钱、萸肉三钱、寸冬四钱、生地四钱、沙苑子三钱、沙参三钱、甘草二钱，服药二剂后情况好转，但又说孙中山并未按中医之处方服药，传闻一日间黄芪用至十两，党参用至八两，不可确考。“不过服中药后病情曾经好转倒是事实，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 [3]” 至2月26日，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他的侍从副官李荣在《总理病前后》中，记录下了孙中山最后时光里那些让人心酸的瞬间：3月11日至下午四时三刻，孙中山呼唤长孙阿平（孙科之长子）到床前，“总理紧握其手抚之曰：‘乃公病剧，小子毋拢我，待病瘥当偕汝出游’。”孩子出门后，孙中山先生可能是实在痛楚难当，唤来待从李荣和马湘，“命荣紧抱其头部，马湘捧其双足，将全身提放地下。夫人闻言，以英语问总理曰：‘亲爱的，汝要如何’？总理说：‘我要在地上一睡’。夫人答：‘地下冰冷睡不得的’。总理说：‘我不怕冷，最好有冰更妙’。夫人闻言，侧面垂泪，悲怆不已。总理说：‘达龄（即‘亲爱的’之西语），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夫人答：‘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言时更咽，微顿其足。总理答：‘此即难言’。夫人益悲，泪如雨下。”到3月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四时三十分，仅呼‘达龄’一声，六时三十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魂归天国。 [4]” 在孙中山生死未卜的时候，围绕着他是否需要服用中药，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对汪精卫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汪精卫也不甘示弱，随即在《民国医学杂志》1925年第3卷2号上以《答汤尔和先生》，一文对汤尔和予以回击：“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当时的汪精卫还没有做行政院长，他的话尽管出于辩论的需要，所言还是公允的，不似他日后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支持废止中医。 说来也是很巧，1929年主持通过废止中医案的褚民谊，早年留学日本，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过后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母的养女陈舜贞结婚，于是成了汪精卫的连襟。他想有了汪院长的撑腰，废止中医自然容易通过了。1930年正当主张废止中医和反对废止中医斗争极为激烈的期间，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泄泻不止，用西医治疗没有效果。有人建议他不妨请有名的中医施今墨来试试看。无奈之下，汪精卫也只好同意一试。仅服了数剂药，其岳母的病竟然痊愈。汪精卫要送匾以示谢意，施今墨说：“匾就不要送了，你只要看到中医能治好病就行了。” 人们把这些中医有效的例子，都当作故事来说，似乎出于传言的成分很多。事实的真实情况如何？很多人没有机会加以证实。中医进医院之后就不一样了，有效没有效，每天都可以验证，每人都可以见证。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吹嘘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因此，中医进医院看病，就像进考场一样，技能高低立即就可以出结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954年7月3日, 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提到中医进医院的情况说：“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增设中医部病床50张，使新旧医联合医疗，首先从北京医学院创造经验，再推广到各医学院校，从而收容治疗需用中医药治疗的各级干部，并作该院中医进修班的实习机构。” [5]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把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当作改进中医工作的措施之一。报告说：吸收中医参加医院工作，“开始时应重点试办，待取得经验后，然后逐步推行。必须防止盲目铺开，以免造成混乱和被动。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中央人民医院和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准备实行和开始实行；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准备选择个别医院，重点试办 [6]。”这种积极审慎的态度是很必要的，不然就会产生许多不理想的后果。 《报告》建议，大医院吸收中医参加工作时，务须本着中西医密切合作的精神，相互取长补短，提高医疗效能，特别是必须注意发挥中医专长，并组织西医向中医学习，“决不可将一切疑难病症都推给中医去治，以为难中医。” 这是担心中医疗效不突出，会给中医政策带来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一些临床水平较高的中医，长期私人开诊，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系，所获报酬相当高，又没有参加医院工作的习惯。因此，“在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时，应本自愿原则，并注意多采取兼职的方式，使他们能以一部分时间参加医院门诊，一部分时间在家应诊。对参加医院工作的中医，应给予相等于或较高于医院中一般医师或专家的待遇，为了照顾到开始时评比的困难，可以先采用发给津贴的方式，然后再逐步评定各人的等级。各地大医院聘请中医的人选和人数，应由省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掌握，避免乱聘和重复等毛病。”这样细致耐心的工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其具体措施也是颇有可行的。这与此前卫生部门用西医知识考试中医的做法，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措施。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陆续在市立第三医院、儿童医院设立了中医部，在市立第七医院设立了中医门诊部，并成立了300人门诊量的第二中医门诊部，作为指导中医业务的核心，原有中医机构也予以充实扩大。至1955年10月北京市市属中医医疗机构，共有中医共48人参加医院工作。 上海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陈泽霖教授，早年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日后在舌诊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成就突出。他回忆说：“我本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先父耀堂公为上海名医（曾受业于近代中医教育家丁甘仁先生）。由于中医在旧社会倍受排挤，因此我虽从小也学过一些《汤头歌诀》、《药性赋》之类的中医书籍，在我高中毕业时，先父却叫我去报考西医院校。我考入了当时的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正想在西医方面大展宏图之时，组织上又让我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报道，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以后就一直在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 现实生活往往阴差阳错，并不如人们的愿望那样自由，陈先生始终处于中医与西医两大阵营之间，自己的命运也不可能脱离时代限制，由自己自由安排。 他说：“回忆这三十多年的历程，道路十分曲折，遇到过很多挫折，受到不少冷嘲热讽，我总算坚持了下来，并在中医舌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有些经历如能有助于后来者少走弯路，有所启迪，则不胜幸甚。做中西医结合工作要不怕讽刺打击。” 他介绍说，他参加在北京中医研究院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了二年半之后结业，紧接着又到北京中医学院进修中医基础理论七个月，信心满怀地于1959年2月来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中医科工作。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党和政府号召医务人员全都学习中医，党政干部也要扫盲，学些针灸。以这种搞运动的方式提倡学习中医，反而使不少西医对中医引起反感。 陈先生说：“当我到病房参加中西医结合查房时，他们尽挑些疑难杂症给我看，要我帮助他们解决难题，这些病人包括难治性肝硬化腹水、高血压、肾病宗合征、尿毒症、重症糖尿病、冠心病、亚急性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肝炎、各种癌症等，当时所谓‘十大堡垒’，要中医去攻克。由于这些堡垒实在难攻，有些病一时不能见效，就听到不少流言蜚语，说‘中医有什么了不起，除对病毒性疾病有些疗效外，其他都不能解决问题。’” 本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不平则鸣”，再加上原来存在的中西医之间的成见被深刻地压制着，经过一定的时期的“积淀”，就有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陈泽霖先生花了很大精力，一方面请老中医会诊，协助拟定处方；一方面自己也查找文献，千方百计地想治好这些病人。但由于当时中西医不是有机地结合，所以收效不大。虽然也治好了一些重症病人，但西医往往也不承认他中西医结合的功劳，认为可能是巧合，或者是“自然缓解”。 当时有一例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患者，经陈先生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后，病人的病情获得缓解，存活了二年零八个月。这一治疗成绩，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很突出的成就。但是，当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总结报告，请一位血液病专科医师审阅时，竟被当做误诊，认为这不可能是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而肯定是亚急性，一下子把这篇文章打入了冷宫。这件事使他的情绪遭到很大打击，但这也更加激起他的斗志，使他更清醒地认清了形势。因此，他全力以赴地争取中医科要有自己独立的病房，不再受人控制。 他认为，在自己的病房里，收什么病种，如何治疗，何时用中药，何时用西药，如何有机结合，均可独立自主。“这时我院前主任姜春华教授提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看法，为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新路，所以在以后虽然还受到过不少挫折，但在临床上进一步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就比较容易了。”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于1955年作的《半年来北京市市属医疗机构的中医工作》总结，可以看出中医参加医院工作的情况。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力求提高中医的地位，树立中医的信誉”的精神进行推进。 他们首先选择在群众中有较高信誉的市立儿童医院，市立第三医院设立中医部。有了机构，就需要中医人员参与，在遴选参加医院工作的中医时，充分考虑到中医内部因为流派不同的团结问题，他们就邀请北京市中医学会推荐人选。“对已决定参加医院工作的中医，我们注意解除他们怕与西医合作的顾虑（中医在这方面的主要顾虑，是怕医院把难治的病推给中医，瞧不好导致丧失信誉）；同时，对医院西医人员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政策教育，纠正他们轻视中医和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等不正确思想。” 为了使中医在医疗工作中树立信誉，他们提出在医疗业务上要照顾中医的习惯特点，给以工作方便；中医门诊定额应由少到多，以保证中医有详细诊断的时间；治疗范围应由小到大；西医找中医会诊时，应先选择中医有治疗把握和治疗效果的病例，尽量做到中医治了就见效。为了能做到这些，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要求建立严格的制度，并须由医院领导直接掌握，以免由于医院管理工作不够妥当致造成中医疗效不好的情形，走到否定中医的路上去。 耐心细致的工作，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半年之中，这些中医机构在治疗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开出来长长的一串清单： 儿童医院中医部内科门诊有效的占72%；病房会诊治疗有效的占68%；针条科治疗有效的占93%。针灸门诊部门诊治疗有效的占88%；耳鼻喉医院用中医针灸疗法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有效的占99%。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中医对很多慢性病、急性传染病、儿科疾病以及在正骨、痔瘘等方面都有宝贵的医疗经验和科学价值。此外，不少西医长期没有治好的病例，经中医治好，或治后病情减轻。如第三医院治好了支气管喘息、心内膜炎、高烧不退、胃痉挛等；儿童医院针灸科治好了四肢麻痹、痉挛、小便失禁、风湿性关节炎，内科治好了肾脏炎、小儿脱肛、腹泻等；第七医院治好了痛经、消化性溃疡、先兆流产等；第一医院针灸科治好了癔病、呕吐、关节痛等；第一和第二中医门诊部治好了闭经症、慢性消化不良、支气管喘息、遗尿、慢性胃溃疡、颜面神经麻痹、半身不遂、关节痛、脱臼、痔核、肛裂等病。针灸门诊部在去年全部4696个病例中，治愈或治疗有效的占88%。 典型的力量是强大的，“事实胜于雄辩”。由于中医在治疗上有显著疗效，西医开始认识到中医的作用，初步扭转了对中医盲目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还没有中医机构的各医院，也普遍要求中医会诊和增设中医部。各医院要求学习中医的西医师和护士也增多了。 “目前，这些医院西医学习中医学的基本方式是结合临床治疗，定期由本院中医选择经其治疗有成效的病例作报告。此外还请中医耆宿、专家作学术报告。有的医院还选择少数西医系统地学习中医学。市立儿童医院有两位大夫学习针灸后，已能应用来治疗儿科疾病。市立第三医院西医学习中医学小组已从了解一般治疗经验，深入到系统学习《温病条辨》。北京市医联医师会组织的开业西医针灸学习班，第一班100人已结业，第二班150人正在学习中。” 由此可见，中医进医院，更有利于西医学习中医知识。在建设有中医部的医院中，中西医间的相互了解、沟通加深了，已开始出现一些中西医合作的事例。如治疗急性肺炎，一面输氧气，一面服中药；治疗支气管喘息，一面注射强心剂，一面服中药；还有在外科方面，有用中药红升丹治疗久不收口的外科手术化脓等病的。西医的急救和诊断技术为中医搭建了一个服务平台，帮助中医从容治疗和更为确定的诊断。中西医发挥各自的所长，相互为用，正如儿童医院中医姜大夫说的：“我来医院后，治病的胆子大了，因为有了依靠，过去不敢治的病，现在也敢治了。 [7]” 河北省石家庄市开业中医郭可明，1954年参加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工作，很快就创造出中医治疗乙脑的“世界奇迹”，我们后边再详细叙说。 总之，中医进医院，客观上起到了验证中医学术、提高中医疗效的作用。促使中医从个体封闭的医疗活动中走出来，在实证检查设备面前，把个人的“袖里春秋”摆到科学的殿堂上，在众人面前经受时代的考验。通过大规模的医疗实践，证明了中医理法方药能够安全、有效性地解决许多临床问题，使不相信中医的西医改变了观点，鼓舞许多在学术上有了一定造诣的人走上了中西医结合、整理和挖掘祖国医学遗产的道路，也使中医药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学术产生了从来也没有过的信心，深信中医药学确实蕴藏着丰富的珍宝，决不是已经陈腐不堪的玄言怪论。 2 i6 r3 o' a w) u
[1] 海天、易肖炜、中医劫——百年中医存废之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08 年1 月第一版、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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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第1版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106
' K$ s- m1 \' K* [( q) X6 @" ]+ R N5 a[4] http://news.sohu.com/20061112/n246331774.shtml / v1 g5 ]3 E! v a- O% w8 Z3 q
[5]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 —1983）内部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 1985：32 6 c9 g. X# ?: P1 L' z I
[6]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 —1983）内部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 1985：49
2 M3 Y; l: d! k$ \3 F[7]北京市公共卫生局、 半年来北京市市属医疗机构的中医工作、 中医杂志、1955、1（10）5 5 l2 h* g+ W. Q4 K j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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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 19:3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