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44）把中医请进科学殿堂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8-1 19:38:26

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发展中医学术，是中医界梦寐以求的梦想。中医界在建国前为成立“国医馆”，曾经奋斗了几十年。

1929年3月22日，赴京情愿的中医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当地一千多中医界人士前来热烈欢迎。代表们先行谒见了行政院院长谭延。

谭院长的态度很坚决：“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他边说边伸出手腕，要代表为他诊脉处方。这当然是一种“表演”，是为了表明态度而故做姿态。他的这个行动，也着实感动了中医界，温暖了中医人寒冷的内心。当然，谭先生也因此收到“为民做主”好名声。当时为他把脉的是谢利恒。诊毕，谢利恒高声唱出药味，陈存仁执笔记录。第二天，各大报纸就都把这张方子刊登出来。

请愿团紧接着下一个“攻关”目标，就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先生的态度更是轻松幽默，他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来管和尚一样，岂非笑话？”

于先生的认识可谓空谷足音，发人深省，但是决定权不在他手里，中医的命运也一时难于改变。而他关于“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的设想，竟然成了日后中医界奋斗的一个目标。此前，中医界一直希望“中西医汇通”，成为一个融中西医于一体的医学体系。

当日下午，中医请愿代表们到各院、各部分别去递请愿书。但是，他们就不去卫生部。这既是出于义愤，也是一种策略，叫他们这些卫生主管官员，看看中医在人们心目之中的地位。深夜，代表们刚回到住处。卫生部来人邀约五位代表第二天到卫生部会谈并设宴款待。在第二天的宴会上，卫生部长薛笃弼明确表示绝不废除中医，并亲自表示要聘请陈存仁和谢利恒担任卫生部的顾问。下午4时，蒋介石也召见了五位代表。蒋介石和五个代表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药。你们放心好了。”隔了几天，蒋介石的批谕便寄到上海。

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等政府要人也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废止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后来，薛笃弼果然聘请陈存仁、谢利恒两人为卫生部顾问。

这场中医存废之争以中医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政府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政府更多的还是从民生的角度予以考虑。但是，这些都是政治家一时“作秀”的权术表演，时隔不久就推翻了他们的承诺，继续歧视、限制中医。

1930年，全国医药团体治疗总联合会执监委委员裘吉生、蒋文方、蔡济平等人，仿照“国术馆”的做法，建议设立“国医馆”，使国医馆直接隶属于行政院，或者隶属于内政部，以便管理中医中药事宜。

1930年1月，他们将设立国医馆的提案，连同“馆章”一同上报国民政府，没有想到2月10文官处就以389号文件公函答复：“奉谕，事尚可行。”竟然意外地获得了批准。但是，行政院把这个批示交给卫生部审核时，竟然被搁置起来，没了下文。

5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26次政治会议，行政院长谭延闿，联合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把成立国医馆作为提案，提交会议审议，顺利过关。因此，这个提案值得重视。

提案说：“我国医术由轩岐至今，具有四千年的历史，迭代先哲苦心研究，兼各有其特别经验，笔之于书，以传后世，故我大中华民族代以繁衍，各遂其生，得免夭札之患。现在我国提倡西医，各省分设专门学校，又或派遣留学（生）分赴各国，所以希望西医精粹输入我国者至殷。第以我国地广民众，而西医人才骤难培养足用，又中西医互有短长，亦有中医治愈之病而西医束手者，故中医在今仍须并行提倡，以期收普遍疗效之功。惟历代著作颇繁，综计不下五千卷，其间学有心得堪为世资者固多，而附会穿凿无俾世用者亦复不少。兹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务祈统系秩然，便于实施，以昌明绝学，惠济民生。[1]”

民国时期的国医馆，于1930年10月开始筹备，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头条巷国术馆竟武场宣告成立，300多人出席。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4月17日，以国府第813号文件，公布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国医馆坐落在南京长生祠，经费由国府76次国务会议批准，按照国术馆的比例，每月拨给国医馆5000元，但是按正常工作所需每月需要8000元，虽经交涉，到1931年8月仍没有着落。因此，设立了“筹募基金委员会”，初步定20万元的指标，每个委员至少认捐500元。各地分馆、支馆的经费也是自筹。

国医馆的成立前后，余云岫发表《国医馆宣言匡谬》、《对于国医馆的我见》、《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等文，进行力所能及的干扰和阻挠，中医界则进行了相应的斗争。

国医馆一方面整理中医学术，一方面在中医药管理、维护中医权益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聘请了施今墨、裘吉生、陆渊雷等中医名家为专任委员，意欲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一开始，学术整理按照蒋文方的“中国医药改进方案”划分的征集、实验、整理、革新四个阶段为基础，进行改进。蒋先生所说的征集、实验阶段，计划各用3-5年，整理用1-3年，革新期10-15年，分段进行，期有成效。学术整理委员会则将其方案缩减为三期，第一期的目标是“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计划用8个月；第二期为“统一病名草案”，计划用14个月；第三期则为“编辑中医教材与订正旧有专籍”，时间视情况而定。

“中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以中医科学化为指归，陆渊雷主张“国医学中宜加入必须之科学，如理化、胎生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细菌学及西医诊断学之一部分”，并须审查古今医药书籍。还有一些配套的中医医生“需要了解的西医知识”。该草案交另外两位委员征求意见时，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来郭受天另拟大纲，并刊登于《国医公报》广泛征询意见，各地反应热烈，纷纷发表不同意见。

1933年4月29日通过并发表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其标准就是“采用科学方式逐渐整理”：

“甲、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的方法解释之；乙、其方术确有实效而理论欠明者，则采用近世学理以证明之；丙，凡属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成法所固有，而为近世学理所无者，则特加保存而发挥之。丁，其方术无实效，其理论又不合科学方式者，则删弃之；戊，凡近世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固有成法所无者，则采用补充之。[2]”

这样一个大纲，研究中医学术的理论指导，是以当时的脏腑解剖、器官病理、细菌学说为标准来判断中医学术，汇通中西医知识，对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是难以有所促进的。

“大纲”公布后，很多人认为其过分“西医化”，也有的说是“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

邓铁涛先生评论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限于认识水平，中医学尚难以自申其说，而‘不科学’便意味着丧失了立足之本，因而，用‘科学化’救亡图存的倡导者的良苦用心，以及这股思潮在中医救亡方面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对中西医学体系的认识不够深入，也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学术体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简单地采取西医的理论和方法标准，因而招致责难就在所难免了。[3]”

为了“统一病名”，而起草了《统一病名凡例》、《审定病名录》等文件，并于1933年6月下发各地分馆，征询意见。然而，这些病名大多依据西医病名，如果强制实行，带来的学术影响是很大的，因此，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医界春秋》曾经出版专辑进行讨论。

秦伯未说：“立名有标准，今名词既从西医，则理论亦每从西医，势至国医之病名亡，而国医之实际亦亡，此根本之差误。”

张赞臣先生发表《垂涕而道》说：“今者国医馆之成立，日言整理学术，改进药物，创办医校，而征诸实际，学术未见整理也，药物未见改进也，医校不但未有新设，并原有之医校，且受政府之淘汰矣，而国医馆未之争也。呜呼，吃粮不管事之讥，国医界大人先生，独不畏乎？”

胡为先生撰文《呜呼国医馆》，批评更是猛烈：“少数失意政客们，正在利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以建筑他们的壁垒，成就他们的地位，当作我们是傀儡，实实惠惠眼前去捞几多国库中的民脂民膏。”这种批评几乎是全盘否定，余云岫之流也借机攻击，一时间情况颇为混乱。

建国后，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上，贺诚副部长，曾经指出：“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讨论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研究才对。”新中国的中医研究工作，已经有所重视，但是，这种研究也是为“中医科学化”服务的。

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央文委遵照党中央领导的指示，提出“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其中措施之一是“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1954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

中医研究院筹备的时候，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痔瘘小组、以及尚在筹备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

同时，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的领导，积极物色人才，从全国各地调进一批著名中医和西医，作为研究院的基本骨干力量，其中有来自四川的蒲辅周、冉雪峰、杜自明、王朴诚、王文鼎、叶心清，湖南的郑守谦、徐季含，江苏的钱伯煊、葛云彬、金昭文、沈仲圭，浙江的韦文贵，陕西的黄竹斋，湖北的杨树千、黄坚白，江西的赵惕蒙，上海的唐亮臣、姚和清、时逸人、余无言、朱仁康等；另外，原接受单位还有名中医岳美中、赵锡武、朱颜、高风桐、李振三、于道济、陈慎吾、王易门、赵心波、郑毓琳、段馥亭，中药学家赵橘黄，医史学家陈邦贤、龙伯坚等，一时间国内中医药界之精粹云集于中医研究院。

1955年，12月19日，隆重的建院典礼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北线阁举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建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党政领导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习仲勋等前往祝贺，有些领导讲了话。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党总支书记，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

建院初期，中医研究院设有内、外、妇、儿、针灸、中药几个研究所和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西苑医院）设病床100张。附属医院主要为各研究所进行临床研究及配合教学服务。1963年3月中医研究院进行机构调整，把附属医院外科、针灸科的主要技术力量、医疗设备及90张床位的装备调往广安门医院；将广安门医院的内科，妇科，儿科的部分技术人员调来附属医院，同时把附属医院改名为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和内科研究所。

在1955年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上，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代表中央领导讲话，他说：“中医研究院成立和中医研究班开学，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情。为什么要成立中医研究院？一句话答复就是：为了发扬我国医学遗产，继续为我国人民服务，以至于为世界人民服务。”张副部长开宗明义，把成立中医研究院的目的一语道破。

他说：“我们成立中医研究院，来研究我国的医学，来发扬我国的医学遗产，它的研究工作每点微小的成果，都对我国医学遗产添上光辉，对我国人民为世界人类增加贡献，同时也将进一步证明那些歧视和抹杀我国医学的人的错误，唤起更多的人来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医学的事业。所以集中一批热心研究中医的人，单独成立中医研究院，来研究中医，作出成绩，推动全国研究中医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当然研究中医的工作不但十分重要，而且也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工作。因为它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经验和典籍，很多中医单方、秘方还得搜集。我们现在研究中医、中药方面，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和方法。”由此看来，领导对于“中医研究”，或者“研究中医”工作的历史意义，以及具体工作的艰巨性和实际困难是有所认识的。

张继春说：“我们要承认我们国家的科学，不论从研究成果看，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看，从已经建立的科学部门全不全，研究的方法是否先进等方面来看，都是很落后的。不但远远比不上苏联，而且也还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很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科学就一定要赶上去，一定要尽快地把我们的科学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我国科学应对世界做出贡献，在这方面，中医显然是很重要的一项。”

张副部长的讲话，充分道出了国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重视和发展中医事业，为的就是“我国科学应对世界做出贡献”，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重视“原始创新”。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能总是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不能总是引进科学与技术。“原创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金指标”。

《人民日报》于1955年12月20日，发表了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以庆祝中医研究院的成立和中医研究班（西学中）的开班，社论说：“这是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今后我国医学界学习、整理和提高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将会在专门机构的统一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

《健康报》1955年12月23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祝中医研究院成立”，文中说“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已从全国各省、市调来120名高级西医学习中医。他们都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和一定临床经验，学习中医是不难的，只要苦心钻研一定能够学好。同时，又从全国聘有30余名著名中医来院作老师，他们大都是年迈长者，为了人民的事业不避辛劳，来京热情地参加教学与研究工作，定能将全部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好学的新生一代，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的提高政治觉悟与教学相长的业务水平，以集体的智慧，定能不断培养出新生的研究力量和中医师资来。”

万事开头难，中医研究院创办初期，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1956年12月27日中央宣传部给中央的《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究竟研究力量依靠什么，中西医应该如何合作，中医理论及临床经验的研究应如何结合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院内上下，意见纷纷，看法各异。”

争论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上。《报告》说，半年多来，中医研究院内、外科两个研究所的重要工作，是通过治疗观察总结中医的疗效。但在具体做法上，既没有根据中医的特长来安排工作；而到医院治病的患者又大多是各大医院久治不愈的病人。这样中医的作用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再加上某些西医在与中医合作过程中，还表现了对中医不够信任，这就更影响了中医老先生（大都是从全国各地请来的名中医）的情绪。在与西医如何有机结合，怎样合作的问题上，矛盾是很突出的。

有的老中医对于按照“科研设计”的“规定动作”看病，颇不习惯，他们抱怨说：“我看了一辈子病，到了中医研究院，变得不会看病了。”有的甚至怀疑这种办法是有意捉弄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支配对象，任人摆布。

参加“科学研究”的西医骨干们，为了达到观察中医疗效的目的，终日忙于诊断病情，填写病例，统计疗效，很少有机会向中医学习和共同进行研究工作。他们心中也充满了怨气，有的人说自己辛辛苦苦，“既放弃了西医，又学不到中医”，因此，这些西医们也普遍不满。

另一方面，自中医研究院成立消息发表后，全国各地中医已主动送来18000余件验方、秘方和一部分中医著作。研究院对此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力量进行研究，认为这不是他们的研究题目而未作研究整理。很多献方的人，都希望看到研究的结果，他们以为一个秘方，一到研究院就可以得到证明，甚至可以产生某种“轰动效应”，而事实上并非如他们所想，不免失望、叹息，甚至口出怨言。

《报告》说，研究院的研究力量也很薄弱，全院虽有中医73人（内有名中医56人），西医165人，但“比较有经验的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却一个也没有。”致使不少西医感到研究工作不知应从何着手，希望领导上能派一些高级专家去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在中医方面也同样有此要求，希望有更高级一些的西医专家们和他们配合进行研究工作。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也急待改善。

从研究院的设备看，各研究所的化验任务大部依靠其他医院的协助。院内有一架X光机，因无空房只好搁置不用。一所附属医院，也因远在（西苑）郊外而难以充分利用。此外，由于全院护士和辅助辅助工作人员太少，好多西医除了诊断之外，还要兼管许多杂务事，这样当然严重地影响着研究工作的进行。

所以有人说：“目前的中医研究院，论设备不如一个医院，论技术还不如一个高等医学院校的教研组。”其次，“从各地请来的中医老先生，原自己开业时每月收入多则一两千元，少则数百元，到研究院后，大多每月不超过200元。西医的生活条件，也普遍比原岗位降低，许多西医的家属不能接来北京，这些都影响着中西医的工作情绪。”

在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刚递上去不久，龙伯坚先生在1957年1月25、29日《健康报》上，于第504、505期连载了《中医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大辩论，日后随着反右斗争的逐渐升级，把一场本来很正常的学术争鸣，拖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致使龙先生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甚至是迫害。

龙伯坚在文章里说：“中医研究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临床的研究，中药的研究，医学史的研究。在这三项研究中，中药的研究、医学史的研究是比较容易的，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全世界的旧路可以参考，只有临床研究比较困难些。”

对于龙先生在“研究范围”里，为何不包括“中医理论研究”，很多中医先生颇有意见，认为他这是遗漏了中医研究之中“最主要的部分”，容易走向“废医存药”的老路上去。有人批评说：“脱离理论的临床，等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很危险的。”因为“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实践是考验理论科学性的手段，二者不可偏废。[4]”

龙先生为何说“临床研究比较困难些”呢？他解释说：“临床研究应当有三个步骤：找线索、肯定疗效和找理论根据来说明治疗机制。凡是研究工作都是一个未知数，如同在大海里摸鱼一样，首先必须找到线索。如果没能找到线索，可能处处扑空，也可能没能找到鱼而摸到石头。找中医研究工作的线索，应当从下面两个线索同时来找”

龙先生不是中医，中医老先生们普遍认为，中医治病的有效性是不需要“大海里摸鱼”那样的去寻找，而是几千年以来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客观事实，不顾这样的事实，再去“寻找事实”，然后根据事实，再找寻理论解释，这还是中医研究吗？中医理论在研究者的心目中还有地位吗？

龙先生不仅强调“肯定疗效是中医研究工作的主要关键，”而且说“必须住院方能研究。应由中医担任治疗，西医担任诊断、观察和结论。”龙先生所说的这些话，日后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一直都在这样做，但是当时这样的提法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今天看来，中医药的疗效如果希望被世界承认，如果希望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治疗”措施，就必须按照龙先生的道路走。因为话语权在西医手里，必选西医的诊治标准、规范，只有证候的“主观指标”，没有疾病的“客观检查”，就别想让西医承认中医的疗效。

龙先生站在一个西医科学工作者的角度说：“如果疗效肯定了，所有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肯定疗效必须有高度科学性。所谓疗效，应包括各种不同程度疗效在内，药到病除是疗效，帮助缩短治疗过程也是疗效，对症减轻病人痛苦也是疗效。”

尽管疗效的多少有不同情况，也就是“有效性”之中，有治愈和改善的区别，但是所有的疗效必须建立在“正确诊断”疾病名称的基础上。因此，“疗效真正肯定下以后，就要找理论根据，说明治疗机制了，这样的工作不怕没人做，我国的医学会会抢着做，我国的医学家会抢着做，全世界的科学家也会找着来做。目前中医研究工作的主要关键是肯定疗效，只要肯定疗效了，关于理论方面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纸上谈兵。”

在龙先生的心目中，所谓“纸上谈兵“的理论，当然是中医的固有理论，而能够说明“治疗机制”的理论，也必然是西医的“科学理论”了。

在《中医杂志》1957年第4期里，江苏省中医学校教研室的争鸣文章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署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文鼎”的商榷文章，以及全国政协代表冉雪峰的争鸣文章，都是真名实姓的“点名批评”。紧接着，《中医杂志》在第5期，就推出了著名中医承淡安、李聪甫、王药雨的批评文章；在第6期里，由上海名医程门雪、章巨膺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是“批评”，但是文章里还称龙伯坚为“先生”，或者称“同志”，仍然是学术争鸣。

1957年5月7日，《人民日报》和《健康报》发表了“首都医药界人士对于卫生工作的意见”之后，“反右斗争”由“防火阶段”，逐渐转入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对于龙先生的批评也逐渐“上纲上线”，步步升级，成了反击右派进攻斗争的一部分，龙伯坚因此成了著名的右派。当然，只有一个右派是完不成政治任务的，中医研究院里又按要求“揪出来”一些右派，比如陈苏生等等。

1958年的红专大辩论、拔“白旗”、插红旗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过左做法，干扰了研究院的各项业务工作，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批判，把学术问题混淆成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

1960年在国家财力很窘迫的情况下，中医研究院设在广安门的门诊和科研办公大楼落成，西苑医院也增加了病床。

建院时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领导，对于西苑医院的创建和人才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和极大的支持。在1956年调入院的技术骨干的基础上，1957年“全国第一期中医学习西医班”的毕业生施奠邦、唐由之、方药中、费开扬、付东藩等著名中医专家分配来院。1958年全国第一期西学中班毕业，吕维柏、陆天鑫、周霭祥、周建中、杨萍等高级中西医结合专家分配来院。1963年从广安门医院调王文鼎、岳美中、赵锡武、赵心波、钱伯煊、朱颜、郭示魁，王伯岳、耿鉴庭等著名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专家到西苑医院，为医院的医、科、教工作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962年在东直门内海运仓，一座十层大白楼拔地而起，并交付使用。在周围一大片四合院的平房群里，高高耸立的大白楼，显示着党和政府振兴中医的决心。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机关干部下放，中医研究院共下放256人，其中主要是技术人员，造成了技术队伍锐减，后来虽然又陆续有所补充，但已损伤了元气。

1960年至1963年，中医研究院共有124个研究项目列入计划，其中临床研究55项，中药研究38项，医史文献及单秘验方20项。其中成绩突出的有肛肠病、金针拨内障手术的改进、闭经、功血、肝硬变腹水、偏瘫、哮喘、高血压、心脏病、重症肺炎、视神经萎缩、口腔炎、骨折、扭伤和某些皮肤病的治疗，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960年至1962年底，总共门诊治疗694822人次，住院病人3812名，同时为高干和外宾医疗30000人次，并去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印度、缅甸等国家为其首脑治疗，扩大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争相参观这古老又年轻的中医研究院。这一时期与中医研究院情报室建立联系的单位已达900多个。中医研究院还主办了《中医杂志》、《针灸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

1963年召开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卫生部指定中医研究院为全国医药卫生十年规划中医中药项目的主要负责单位，并承担了29个课题的牵头任务。从建院到1966年的十年中，中医研究院平均每年承担50--60个研究课题。中医研究院召集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研究会议，举办了针灸、痔瘘、医史训练班，为全国培养人才。并为57个国家的外宾进行了医疗，接受了110名外国进修生、实习生，接待了40多个国家的参观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在科研机构瘫痪、科研人员分散或下放的情况下，周总理于1971年1月和2月，曾两次接见卫生部的领导及中医研究院的院长鲁之俊，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作了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如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肿瘤、疟疾等，要求加强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防止浮夸。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汇贯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1985年时，中医研究院已有职工3400多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310名，助理研究员424名。设有76个研究室，取得各级成果302项，每年的论著达1000篇以上。先后举办16期西学中班，培养了西学中人员661名。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开始，到1985年共招收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生269名。其中硕士点25个专业，博士点5个专业。办各种进修班61个，培养进修生2400人。办各种新技术学习班28个，培养1026人。

中医研究院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共同建立了传统医学、针灸、中药三个合作中心。世界针联组织挂靠于该院。从1975年到1985年，中医研究院先后举办了20期国际针灸培训班和4期中医骨伤科培训班，为80多个国家培训了400多名针灸骨伤科人才。从1978年至1984年，有63个国家地区的578批3211名外宾侨胞，到中医研究院参观访问。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3566名外宾到中医研究院治疗。有36个国家135批549位学者到中医研究院讲学，进行交流。中医研究院派出143批，214位学者、科技人员到31个国家讲学、进修、考察和学术交流。

从1985年以后，中医研究院发展更快，取得的成果更多，笔者不能得其祥情，也难以尽述其本末。卫生部为了使其直属的中医研究院与各地的中医研究院相区别，将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5年11月19日吴仪出席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50周年暨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庆典大会，并为受表彰的老专家颁奖。中医是否科学？以及“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的争鸣，至此告一段落。但是，关于中医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并未因此而结束争鸣。

[1]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91页。

[2]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99页。

[3]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00页。

[4] 江苏省中医学校教研室、对“中医研究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中医杂志、1957、3（4）146-148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