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49）研究中药，硬塞给中医一个诺贝尔奖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8-1 20:19:16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记载了中药的起源，而中药在我国实际使用的历史，有资料可证实者也已有几千年。中药曾经从单味药的使用，逐渐发展到复方汤剂治病，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用什么理论指导人们使用中药，曾经困惑过聪明的古人。《尚书》“药弗眩瞑，厥疾弗瘳”的记载，尚属于经验用药；孔夫子不敢尝季康子送给他的药物，也是缺少有关经验，怕引起不良反应。但是，逐渐地，在漫长的实践中，人们观察出某些药物的功效与毒副作用，积累了化毒为药、变废为宝的经验与使用中药的理论。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汤液经法》和许多方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五十二病方》，以及其他的出土古医方，使我们看到在汉初之前，古人就大量使用方剂治病。而记载药物的《神农本草经》形成于汉代，只能说是形成药物学的著作比较晚罢了。《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药物七情”，说的就是不同的药物相互配伍，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有的互相协同增效，也有的互相制约毒副作用，也有的一起使用会增加不良反应或者产生毒副作用，这种互相配伍之后出现的现象是有规律的，在第一本药物学著作里记载这些方剂学的内容，也可以证明方剂学的起源是很早的事情。《史记》记载了最早接受“禁方书”的扁鹊，可见使用方剂的历史在春秋之前，至于商朝的宰相伊尹是否发明了汤药，我们只能存疑待考了。

自从《神农本草经》和《素问》讨论了组方原则之后，中医使用中药治病，逐渐以复方取代了单味药物，并建立起来一套理论，到金元时期的性味、归经、报使学说的形成，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乃亡”，说的都是汤药治疗的注意事项，已经不是单味药的寒热温凉了。当然，直到唐宋时期仍然有大量的方剂学著作的搜集整理，说明了方药治病经验的积累仍然很重要，并没有因为理论学说、理论著作的出现而停滞。可见，中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经验医学的意味。在近代中医脏腑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被否定之后，人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中药，希望通过“废医存药”吸收古人经验。但是，如何吸收，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中医药的理论，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直到现在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但是，背弃中医的中药理论，已经带来了中医创新能力的窒息，按照现代西药的路子管理中药，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至今没有丝毫改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先后多次组织力量进行了大规模资源调查和资料的搜集。这些成果大部分都反映在全国和各地中药志或药用植物志、动物志等著作中。现已知中药资源总数有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11146种，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矿物80种。在中药资源调查基础上，一些进口药材国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萝芙木、安息香、沉香等已在国内生产。中药资源保护、植物药异地引种、药用动物的驯化及中药的综合利用也颇见成效。西洋参、天麻、鹿茸、熊胆和人参、钩藤等就分别是这些方面的典型事例。

中药的现代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①中药的基本理论得到了系统、全面整理，对药性、归经、十八反等作了大量研究，十八反的实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难度较大，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②生药学和中药鉴定学，在中药鉴定方面除一般来源、性状鉴定外，还普遍采用显微、理化等手段。而且鉴定技术已向用少量检品达到迅速、准确的方向发展。③通过中药炮制技术与原理的现代研究，中药炮制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对许多中药的炮制、作了改进和规范，并采用了许多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提高了饮片质量。④建立了中药化学，对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数常用中药明确了主要有效成分，部分弄清了化学结构。⑤建立了中药药理学。对多数常用中药的药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抗菌、抗病毒、抗肿瘤、解热、利尿、降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药物筛选。过去不被注意的多糖类、鞣质、氨基酸、多肽等，现己发现有多种生物活性。它在阐明中药功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随着中药制剂的发展，新剂型的增多，以及质量检测控制手段的提高，中成药生产已走向现代化。

为了统一制定药品标准，卫生部及早成立了药典编纂委员会，后改为中国药典委员会，于1953年、1963年、1977年、1985年、1990年和1995年先后出版发行了六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从1963年开始，药典分“一部”、“二部”编写。“一部”为中药部分，主要收载中药材、中药成方制剂，另有凡例与附录的制剂通则、中药检定方法等。所收载的中药各版均有调整。1995年版药典“一部”共收920种，其中药材、植物油脂等522种，中药成方及单味制剂398种。有关中药内容，根据品种和剂型的不同分别依次列有：中文名、汉语拼音与拉丁名、来源、处方、制法、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含量测定、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规格、贮藏、制剂等。附录的内容以及先进的检测方法等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国家一直重视药政法的建设工作，先后制定了多个有关中药的管理办法，并于198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①。可是，这个药品管理法对于中药的管理思路，是比照西药制定的，对于中药的特殊性缺乏认识，限制了中医药的创新能力，急需修改。

中医药教育、科研事业有了空前发展。中国现有20余所中医学院、药学院设有中药专业，近60所医药学校、卫校设置了有关中药的专业；国家一级和许多省市成立了中医药研究院所。在开展科研和人材培养（含药剂士、学士、硕士、博士、工程师、药师等）等方面发挥了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今，每提及中医药现代化，人们总喜欢拿日本的“汉方”来比较。在国际市场中，日本的“汉方”占了很大比重，而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仅占了不足5％，许多穿了“洋装”的中药还大量出口到我国。今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梅万方教授指出，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对中医药的原创贡献，只是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和包装。仔细研究日本的“汉方”之路，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条“废医存药”之路，即废除中医，仅存中药。日本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都热衷于对中药（包括汉方药、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天然药物”，而并不重视对汉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学校。

回顾我国近年来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也在走“汉方”之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楚中药的有效成份，分离、提取后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期与国际接轨，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认为，中医和中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没有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仅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最多只能称之为“植物药”。

20世纪30年代以前，虽然我国生产大量麻黄，但药品麻黄素的使用一直依靠进口。1923年陈克恢分离出左旋麻黄硷，1924年发表了《麻黄有效成分左旋麻黄硷作用》论文，引起了医药学界的重视。赵燏黄先生于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药科深造，1912年回国后，认为我国是产麻黄大国，但麻黄素却靠进口而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于是在北京期间，投入大量精力，潜心研究麻黄素提取工艺并获得成功，改写了我国进口麻黄素的历史。

但是，“中药”与“植物药”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依靠中医理论指导。中药是中医大夫按照中医理论、根据八纲辨证所使用的药；而植物药是根据美国FDA《植物药产品行业产品指南》中规定，“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覃类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西医药体系中，医是医，药是药，西医大夫仅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而在中医学体系中，既学医又学药，医药是不分家的，但凡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

我国中医药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都有规律可循。而废除中医，仅存中药，实际上中药也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药理论使用的特殊西药而已。而如果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即“辩病”而非“辨证”地使用中成药，结果还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例如，日本厚生省1994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两年以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了从医疗保险中开除的危险。

与轰轰烈烈的中药现代化相比，近年来我国中医现代化却显得十分沉默。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更多偏重于中药现代化，而轻视了中医现代化，国家为中医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远远少于西医，古老的中医正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危险。据统计，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558.39万人，而中医只有40.72万人；西医院有1.68万个，而中医院只有0.26万个。国家对中医院的投入也远远小于西医院，甚至购买一台先进的仪器设备就相当于一所中医院全年的投资，为了生存，许多中医院不得不开西医门诊搞创收②。

“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理论现代化，”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会长施杞教授无不担忧地指出：“如何传承我国中医学理论，包括其中丰富的学术流派，目前已成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是纯正的“中医大夫”，很难担当传承我国中医理论的大任。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体制是从西医学来的，课程的设置和编排都是参照西医，现有的医疗体系也要求执业中医师要用西医的方法书写病历，因此，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西医课程。在许多中医院校，西医的课程已占到总学时的三成，中医课程只占四成，其余近三成为公共基础课程，外语的课时比古汉语还多，这种西化教育导致许多学生很少有时间、有精力看中医的经典书籍，有的中医院校甚至将《内经》等经典著作，列为学生的选修课。

此外，中医是一门实践科学，但现在的中医院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论文的结论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得来的；而中医教科书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把“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就显然违背了中医理论对“血”的理解。因此，按照这种西医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几乎不会按中医思路看病，转行的很多。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过300人，能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000人，大多数中医已经严重西化，很难称为中医了。

近年来，中药市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劲增长，目前全球总成交量已超过160亿美元，占整个植物药市场的六成以上，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而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介绍，我国的中医药只是“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我国每年7.2亿美元的中药出口额，仅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0.3％；而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至今还一个都没有。

如果仅从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看，我国的中医药的确面临了被全球化和现代化“边缘”的危险。但如果从中医中药产生的文化根源来看，我国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医药中心。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时至今日，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都可以依赖中医；中医药在治病之外，还有一整套保健养生的中医理论，由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常见的中医养生之道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西方国家对中医中药的了解，远不如我国，因此，对于中医中药我国最有“发言权”。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已经深陷怪圈：用西医的模型要求中医，用西药的标准要求中药，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二流的西医人才，中医院变成了二流的西医院，这样的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究员严仲铠也认为，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不能“削足适履”，我国一方面要自主制定科学的中药标准规范，让世界跟我国接轨，确立中国传统中药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让国际医药界了解中国数千年中药史积淀形成的宝贵经验，使世界各国在制定生产质量标准时多参考，接受我们的标准。

事实上，我国有13亿人口、有9亿农民，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医的“简、便、廉、验”优势，为我国的健康事业服务，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民医疗健康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大力培育发展国内中医医疗市场，是否应该是比出口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与西医药相比更有优势，更容易发挥作用。由于医疗设备和技术人才匮乏，农村许多医疗点连最基本的化验和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开展。中医药的诊断简便、适应症广、医疗成本低、易推广应用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药方剂的多种有效组分能适应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针灸和推拿等方法疗效显著，适用范围广泛。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广大农村利用中医药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最为成功的经验。当时村村都有医务室，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赤脚医生只有几支银针和一把草药，由于使用大量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而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农村这些深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早已经荡然无存。在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中医药的作用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一些符合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都列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许多中成药和中草药也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国家卫生部门正大力加强对试点县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开展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组织中医药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农民选择运用中医药预防和诊疗疾病。

中药与中医之间的联系不能割断，一旦走“废医存药”的路子，就会走上“废医废药”的不归路。恰如贾谦先生所说，没有中医理论指导，中药就是一堆垃圾。

66岁的贾谦是科技部返聘的退休专家，十几年前开始从事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关注过中医药的许多重大问题，成绩卓著。然而，他为人谦虚，治学严谨，每当有人谈起他们的成绩的时候，他总是先说课题组曾经走过的弯路。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贾谦当时参与了“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等课题的研究,到了2002年,他发现这些课题并不切实,开始检讨其中的“导向错误”。“由于当年课题组的成员还不很懂中医,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这其实是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贾谦显得很痛心，这是具有大家风范的人才能做到的真诚。

贾谦先生说，由于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在制订中药系列标准时，总是想要把中药提高到西药水平，总是想要用西医药改造中医药。于是，无论是中药申报程序、所需资料，还是近年制订的几个P, 都没有充分考虑中药的特点。中医药是临床经验与哲学的结合，在人体上已经试验了无数次，其安全性、有效性早已得到证明；连日本生产张仲景的210个处方都无需各种实验，我们药厂生产之前还必须让耗子点头，岂非咄咄怪事？中药的五大分类也是仿效西药的，这一分类误导了众多的研究人员。因此，不少人的文章都认为中药高水平的研究即Ⅰ、Ⅱ类新药研究太少，绝大多数是低水平重复；也才出现中药博士及其导师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像青蒿素这样的Ⅰ类新中药”的怪论，也才有了大搞植物提取物当做中药现代化的怪现象。

西医西药分为两大块，医不懂药，药不懂医。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我们却硬是按照西医药的分法分成中医和中药研究两大块，其间也仅以耗子相联系；众所周知，中药是中医大夫临床经验的总结，脱离了中医，在实验室里怎能研究出好中药呢？8'k8, 百拇医药

今天，动辄要求研究出药理药效明确的新中药，而我们新药申报要求却是按西药标准来要求中药；西药用以对抗，中药用以调整，如此要求，岂非为难中药？如果按中医的疗效标准要求西药，西药还能存在吗？我们在中药系列标准方面模仿西医药太多了。《药典》的许多中成药的功能都是按西医的说法，中医大夫无法使用。过多的跟踪、模仿，没有自己的自主创新体系，只能阻碍中医药的发展，乃至埋葬中医药。

8'k8, 百拇医药过分强调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过分强调分离提取，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医药与西医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些不够准确的提法误导了读者，也误导了有些部门的计划制定。 8'k8, 百中医药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手段、方法、设备融入中药研究、生产、应用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要把中药西化为西药。8'k8, 百拇医药

所谓中药，系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按中医理论使用的药品，包括中药材、饮片和成药。青蒿素是由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但它是西药而不是中药；因为谁也没有弄清它的中药药性，它也无须辨证使用，只要是得的疟疾，谁都会用。将来弄清了其四性五味与归经，届时可以划归中药范畴，辨证使用。

8'k8, 百拇医药西药的特点是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中药也有结构清楚者，如冰片、朱砂、生石膏，但为数甚少；即使单味中药，成分也极复杂；人参至少已被人们研究了100年，迄今其成分和作用也未真正研究清楚，但中医大夫用起来却得心应手。

8'k8, 百拇医药如果将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Ⅰ类中药当作中药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说从中药材中提取、分离、纯化出几个结构清楚的新药就是中药现代化，那么，80年前西方国家为我们培养的药学家就从中药中提取出黄连素、麻黄素等等，我国早就实现了中药现代化!西方国家100多年前就从柳树中提取出了应用至今的水杨酸，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了治疗疟疾的奎宁，岂非西方100年前就替我们实现了中药现代化，我们今天不过是步人家的后尘而已吗？

8'k8, 百拇医药今天，我国众多部门、众多行业，尤其是植化、化工、生物技术、西药等，都在大搞中药现代化，这种积极性很好，但显得有些浮躁。其实，许多同志对中医药一知半解，甚至连中医药之皮毛尚且不知，根本不了解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区别，就按照西药那一套去“研究中药”，说是在搞“中药现代化”，不西化而何？2005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研究报告的基本结论是：“从总体上讲，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是有原因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没有发挥应当发挥的主导作用。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个结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广大群众缺医少药、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的事实说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确实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手段”没有起到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作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医疗资源，中医药在有关部门的政策定位中出现双重缺位，相关政策既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公益事业变成赢利产业；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价格上出现了新的“剪刀差”，从而在整体上人为抑制了中医药疗效的充分发挥。这种“双重缺位”表明：人们在选择发挥中医药疗效的实现路径时走进了双重误区，没有分清楚关于中医药的是是非非。

贾谦先生说，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分开管理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其直接原因是将中医混同于西医，将中药误等于西药；其根本原因是认为中医理论不明晰、不科学、不实用，共识性少，只有中药还有一些实际效果，因此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鼓励“废医存药”。“废医存药”必然导致“废医废药”，现在大概有近500种中成药已经无人生产了，一是没有中医会用，二是没有会做的老药工，三是没有道地的原材料了。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是：良医越来越少，劣药越来越多，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不择手段地推销药品引发了严重的“药害”，不仅最终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使砭、针、灸、导引按跷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用武之地，丢掉了中医发展的根本。实际上，中医药讲究即医即药，以医带药，中药是按照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的。以中药代替中医让中医药丢了魂，医药分家是政策上的失误和倒退，是“以药杀人”，其危害之大“猛于虎”，直接割断了中医药应用、发展和创新的血脉，破坏了中医药保障国民健康的根基。

人们误以为医学就是单纯的治疗。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众所周知，中医的一大特色是养生保健，即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重养生保健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病。然而，在全国各级防疫体系种多年来见不到中医的影子，中医是“将卫生工作重点放在治疗上”这一错误的重灾区，不仅在国家的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控制体系中没有中医任何地位，而且使中医自身也染上了舍本逐末、重治疗轻养生的坏毛病。甚至在中医教育中都忽视了上医作用的教育，致使SARS期间，拿出的中药预防处方是仿效西医杀灭病毒思想的处方。然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则用邓老凉茶、气功、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来预防SARS。

其实，医学的目的是使人健康，而不是给人找病治病。通过食疗、非药物疗法，能够使人健康地活着，就不应该用药。所以，中医从来是给人找健康而不是找病。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西医没有养生保健一说，由于卫生部对中医的偏见，我国卫生事业始终没有发挥中医养生保健的优势，也导致一些人将中医的养生保健与西方新近提出的“亚健康”混为一谈，抹杀了中医的优势与特色。

贾谦先生的批评是严厉的，也是根据事实做出的客观判断，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应该把中医中药一起考虑，充分注重中医药的特点，而不能走“废医存药”的错误道路。

建国之后对于中药的研究工作，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曾经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实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出版了专著与教材，也写出了《中药药理学》和《中药大词典》《中华本草》等许多工具书，使中药的药效物质和作用原理得到了初步的揭示，功不可没。然而花费人力物力最多的，就是对于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有不少成就，也值得深刻反思。

说到中药药理研究，我们应当对于早期开创这项工作的陈克恢、赵橘黄、周金黄等前辈，是这一领域里的代表性人物。

周金黄在用现代药理学的新思路研究中药补益药的功效时，提出中医整体气血阴阳学说与现代医学神经、激素、免疫三者的整合调节网络概念的一致性。这意味着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理医学的结合，可以使中药药理学在宏观与微观相一致的新思路下成为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新学科③。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组织研制的青蒿素被国外专家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该药根据中医理论及炮制理论研制而成，不仅起效快、疗效高，而且解决了国际医学界长期无法解决的疟原虫抗药性问题，至今仍是国际市场抗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由我国中医药人员研制的后续产品又将疗程缩短为仅有两天，成为我国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小时候就对中药有了深刻印象，这促使她后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考大学时，屠呦呦选择药物学专业为第一志愿。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她觉得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

据屠呦呦说，发现和研制青蒿素的历史简直有点像侦探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正同美国打仗的越南要求中国研究治疗疟疾的办法，因为当时疟疾在越南四处流行。毛泽东下令中国中医研究院实施研究计划（当时这可以说是一项“军事计划”）。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研究治疗疟疾的方法，因为在越南的美国土兵对这种疾病更敏感。但美国人一直没有研究出有效的方法。

1969年1月中药研究所任命屠呦呦任课题组长，她以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并收集地方药志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采访老大夫实际经验等，汇总了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种，再从中整理出一册以640余种为主的方药集。在此基础上，以鼠疟、猴疟为动物模型，筛选200多个方药，屡经失败，经用现代方法结合古代用药经验，特别结合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的记载，考虑到可能有温度、酶解等影响因素问题，反复改进提取方法，终于1971年10月发现青蒿的中性提取物对鼠疟、猴疟有100%的疟原虫抑制作用。1972年3月8日，在南京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告这一实验结果，全场振奋，并要求当年即上临床，以观察实际疗效。

1972年8月至10月，屠呦呦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首次以青蒿中性提取物用于临床，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从间日疟到恶性疟，取得30例的满意疗效。11月屠呦呦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报告了该临床研究结果。1972年又从青蒿抗疟有效部位中，首次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为一新化合物命名为青蒿素（Qinghaosu），遂即投入青蒿素化学结构鉴定研究，获得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及其乙酰化物等化合物）的一系列数据确定为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为急国防任务之所急，1974年起先后与条件设备好的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有机所协作，最终由生物物理所用当时最先进X—衍射方法确定青蒿素的立体化学结构。

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倍半萜内酯，是一个与以往抗疟药化学结构与作用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打破了“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传统论断，被公认为“抗疟药研究史上新的突破”!

1973年中药所抗疟研究组在艰苦的条件下，提得大量青蒿素，于9—10月再次到海南昌江疟区，首次把青蒿素单体试用于临床，从间日疟到恶性疟，证实其即为青蒿抗疟的有效成分，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连续几年，中药所积累529例病例。1974年后经全国扩大临床验证至2000余病例，证明青蒿素具“速效、低毒”特点，对间日疟、恶性疟及至凶险型脑疟，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均有突出疗效。

1981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青蒿素专题”国际会议，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获得高度评价!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从而带动国内、国外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

1978年屠呦呦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该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获国家发明奖，198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获国家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第一个一类新药—青蒿素的《新药证书》。青蒿素是当前我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创新药物，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为世界疟区广为应用，挽救很多垂危的生命。目前在国外有十多个国家均在我国工作基础上深入研究，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而青蒿素的发明成果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成就。

196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一组科学家根据中医“清肝火”的治则发现传统中医处方当归芦荟丸治疗慢粒细胞白血病有明显疗效。此方由11味中药组成，即当归、芦荟、龙胆草、栀子、黄连、黄柏、大黄、黄芩、木香、青黛及麝香。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表明，在当归芦荟丸中，青黛是主要有效药物。青黛的临床研究显示该药有肯定的治疗效果。再进一步的植物化学研究证明，青黛中的微量成分靛玉红在动物试验及临床研究中皆显示明显疗效。靛玉红还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及白血病细胞中的cAMP的含量。

鉴于靛玉红在青黛中含量甚微（0.11%），我国的化学家有以靛蓝为原料，人工合成了靛玉红。动物及临床研究证明人工合成靛玉红和天然的靛玉红一样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效，并比青黛的副作用小。靛玉红的主要副作用为腹痛及腹泻，少数病人可见血小板减少。在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最近完成了第二代新药异靛甲的研究。实验及临床研究表明，异靛甲比靛玉红疗效好而毒性低，其主要副作用为肌肉及关节痛和轻度胃肠道反应。

当归芦荟丸及青黛研究的历程表明，由当归芦荟丸到青黛单方，由青黛单方到起有效成分靛玉红，进而全合成靛玉红并深入研究其药理特点，直到最近异靛甲的研究成功说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中草药中寻找新抗癌药是可行的①。

中国大陆在民间验方及天然植物的抗癌药物发展深受国际重视②，目前人体试验发现，不同种类的血癌患者分别接受砒霜、靛玉红、三尖杉酯酸治疗，六到八成患者的癌细胞消失或减少一半以上，研究结果获得先进国家认同或跟进临床试验。

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教授韩锐在台北举行的亚洲肿瘤学术大会中指出，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最早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证实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台湾称为急性前骨髓球性白血病)，后来经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王振义研究，再次获得验证。

韩锐指出，西医治疗这种白血病，患者往往存活不到半年，化疗收效甚为有限；相反地，患者每日静脉注射十毫克砒霜，一次疗程二十天，持续二到三个疗程后，大约八成患者可得到疗效，其中六、七成的患者是完全缓解，癌细胞消灭无踪，其它一、二成的患者是癌细胞减少一半以上。

这项研究理论基础是砒霜能促进癌细胞雕亡。在结果发表后，韩锐说，这套研究理论也得到美国、日本、法国医界人士的证实。

韩锐指出，目前大陆已经发展出第三代的靛玉红，产生腹泻、腹痛的副作用减少，但是疗效却提高到七成。

大陆科学家也在海南粗榧的树皮中，提炼出一种名为三尖杉酯酸的成份，用于治疗急性初细胞白血病(台湾称为急性骨髓芽球性白血病)，对五到六成的病人有疗效，如果与其它化疗药物合用，则疗效提高到八成。

从中药薏苡仁中提炼的抗癌中药康莱特注射液是我国第一个以药品身份走出国门的中药，现代研究已证实了该药对肿瘤细胞增殖周期的影响和作用环节，而且初步证实对肿瘤生长基因表达有抑制作用，对抑制肿瘤生长的基因表达有激活作用，并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它打破了“中药只能辅助抗癌，而不能直接抑制杀死癌细胞”的观念。由于不杀伤正常细胞，副作用极小，多年来稳居我国抗癌药销售第一的位置。

对于中药化学成分的分析提纯，还有许多成果，难于一一枚举，以上仅为例举，为说明有关研究而取其例而已，不是仅此几例。下面是中药研究973课题成果介绍，可以供人们了解有关情况。

张伯礼、王永炎在《中国天然药物》发表的“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取得的新进展③。文章介绍了中药药效物质提取分离新策略与方法，中药药效物质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新进展，中药药效物质分析的色谱条件优化与方法，中药药效物质分析的重叠峰精确拟合定量方法与技术，中药色谱指纹图谱计算分析新技术。

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工作是艰苦的，开创有关方法的过程充满了困难，成就不能不表。然而，我们认为，中药之中含着丰富的化学物质，中医使用中药治疗疾病，最终“被人体接纳”也是化学物质，而不再是草根树皮，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中草药之中提炼单体药物，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且将来还会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这只是研究中药的一种方法，而且是距离中医用药比较远，距离西医用药比较近的方法，说其属于“废医存药”，很多人会不服气，心情不舒畅，但实际上，这样固定下来的成分，距离中医辨证论治灵活加减用药已经相当遥远，只对中药成药的质量控制有一定作用，有利于发展西药、丰富西医，有利于西医使用中药，而对于发展中医的作用，仍有待于历史的评判。

中药复方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在历代医家广泛实践基础上总结得出的疗效确切的处方。因此,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复方的配伍机理、有效成分和药理药效等作用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对于探索中药配伍的规律,发掘和提高中医药理论、提高临床疗效及改变中药剂型等有着重要意义。

19世纪末叶,西医东渐,中医药学首当其冲地受到剧烈的撞击。有识之士,为其振兴,作了大量的探索。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展现出中医药学的科学性、独特性和优越性,而获得广泛地认同,从而引发出现代科学家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兴趣,逐步形成现代化多学科向中医药学的渗透、结合的新局面。

中医用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味到复方的发展过程,现今中药复方已是中医治疗用药的最主要形式。中药药理研究由单味中药已转向复方研究为主。对经、古方的研究,由探讨其药效作用开始向作用机理、方剂组成、方剂配伍等多方位发展,并出现了中药复方的药物动力学研究等新的方向。在药效学研究上,也从过去的单一指标向多指标研究发展;其中,为配合新药的研制和制剂提高的需要,剂型改造与药效的相关研究也占了相当比例。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被采用,已开始吸取最新科技成就应用于中药复方的科研当中。中药复方现代化的途径,就是以中医药为主体,充分吸取现代多学科成就,来研究、充实、发展中医药学。中药复方是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主要手段。复方的药效物质是中药复方研究的核心,中药现代化的关键。

我们认为，辨证论治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临床四诊所见的证候为依据，两者紧密契合才有可能取得预想的疗效。辨证论治及其指导思想是中医学探索未知领域、未知病情，解决复杂多变的临床难题的有力武器，这是任何灵丹妙药的固定成方所难于代替的。当然，在强调辨证论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轻视专方专药的作用，不仅现实生活里确实存在着“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现象，很多祖传秘方的效专力宏也是不容忽视的。从长桑君的“禁方”，到仓公所学公乘阳庆的“禁方”；从《汉书·艺文志》的经方派，到张仲景学习伊尹《汤液经》；从《方剂学》的学习，到名老中医经验的继承整理，再到中成药的开发研制，都是重视专方成药的具体体现。

笔者2005年12月14日在广州参加“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会议期间拜访了邓老，学习了邓铁涛教授“温病三讲”的教材。邓老说，张仲景以“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方药，所以才写出了不朽的名著。此言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卓然独识。也可以说，张仲景很好地解决了专门方剂与辨证论治的关系，靠的就是深厚的医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经验的紧密结合。每一位临床大家，都是运用经典方剂的高手，而且是“治病活法”、“活法巧治”，因此，也可以说中医大家都是正确处理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的良师。

专方成药是中医面对已知病情，治疗慢性疾病稳定病情的有效方法，是众多中医人多年探索的经验结晶。处理好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比较圆满地解决大部分临床问题。只有两者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偏执于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有利于临床疗效的取得，也不利于中医学术地位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

因此说，只有辨证论治而没有专方专药的形成，就不利于中医药应对已知的简单病情，也不会有珍贵经验的逐步积累；只强调专方效药，就会忽视复杂多变的临床病情，失之于拘泥与食古不化，会错失很多治疗的良机，也不是中医的传统特色。

为了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我们有必要从什么是中药、中医如何使用中药谈起。

什么是中药？

中药虽然大多属于植物药，历代的中药著作也称为《本草》，中药还是不能等同于植物药，这并不是说中药之中还有动物药、矿物药，而是说中药是古人经过大量实践发现、用中医理论总结概括出来的药物。我们说附子、干姜热，黄连、知母寒，但是，你用它们分别埋起来也觉不出附子干姜的热，也观察不到黄连知母的寒。这种药性的寒与热，是作用于有病的人体之后显现出来的，属于中医的“研究成果”，是中医几千年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符合其理论体系、用其特定语言表达的经验结晶。恰如“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长贾谦研究员所说，中药离开了中医理论就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一堆垃圾。此言乍听颇不顺耳，细思日本小柴胡汤事件、欧洲减肥的关木通事件，就知此言深有见地。因为不用中医的理论使用中药，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中药之害，在医不在药”。

《周礼·医师章》就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素问》也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而且，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之中，药、毒不分，药就是毒，毒就是偏性。医生用药之偏性，纠正、弥补病人的偏性，以达到平衡，恢复健康。正因为中医心里经常存有“毒”的观念，所以才讲究地道药材、讲究配伍、讲求炮制、讲求辨证论治、讲求治与养结合。因此中医能够变毒为药，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中医如何驾驭中药？中药的化学成分复杂，一味药就含着几十种以上的化学物质，一包中药十几味，经过煎煮之后，什么成分煎出来了，煎出来多少，煎出来的成分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什么新物质，新的、旧的物质如何吸收，如何分布，如何代谢，如何起作用等等，都是一本糊涂帐。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最精密的法宝“定性定量分析”，在如此复杂的中医药面前失灵了，成了摆设。过去我们都毫不客气地说，中药太粗糙、太原始，完全不符合精密、实证的现代科学要求，而且其中除了重金属，还有许多对人体不利的化合物、致癌物、致畸物，简直是最不安全的药物；其“有效性”也完全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证实，因此大有必要立即停止使用。事实果然如此吗？

当然不是这样，尤其是经过了神农尝百草，经过了几千年的反复验证、总结，充分证明了中药在中医手里的安全有效性。那么，中医如何驾御如此复杂的中药呢？首先，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认识，是用宏观的方法，用凝练的语言，概括了人体患病时的整体状况、状态，而不是仅仅纠缠于复杂的微观世界。毫无疑问，人体从健康到疾病，体内的物理、化学变化是极其复杂而庞杂的。以SARS（非典）感染为例，不仅是病毒进入了人体，进行复制，引起了毒血症。从病毒来说，有多少个病毒侵入，为何能够侵入，如何进入，怎样复制，如何致炎，并不容易搞清楚，尤其是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别。病者的基因如何调控，细胞因子如何表达，各种致炎因子如何打破原来的平衡等，都很难阐明。在新的患病的环境下，如何调节体温，如何调节呼吸，如何调节心率血压，如何调节酸碱电解质，如何在新情况下进食消化吸收，如何在发病的时候睡眠等等，都是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不容易说清楚的化学物理变化。

过去西医只讲求抗病毒，仿佛只要有了抗病毒药物，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一贯追求精度很高的抗病毒药物，力求达到“效专力宏”，其他的环节仿佛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这一次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深刻的一课：在没有一种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却“治愈了”数千例的SARS患者！靠什么治愈的？靠病人的自我恢复能力！

中医虽然有对抗的治疗措施，但是多数情况下不追求对抗。不是要消灭致病因素，改造病人的器官，颉抗、阻断病人的受体，改造病人的基因，不是这样的“我来拯救你”式地强行介入、切除、移植，而是“我来帮助你”，因势利导，使淤滞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使痰饮重新化为津液，再一次参加到生命的代谢过程之中；使过度亢盛的趋于减缓，使过度衰弱的逐渐强盛起来，脏腑之间失调的联系逐渐恢复，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重新取得平衡。因此就能“长生久视”，“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所以中医是行王道的医学，而不是追求霸道。邓铁涛教授说，人的身体里自然就有抗击病毒的东西，我们中医治疗只要把病人的身体搞好，把病人的内环境协调好，病人怎么具体的抗病毒我们不用管。这就是中医的高明之处。当然，把病人的状态调整好，这就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

中医对于中药的概括，四气五味、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扶正祛邪、活血化淤、理气化痰、清热除烦、和胃降逆、平肝息凤、醒神开窍、软坚散结，等等等等，都是把药物作用于人体的反映用特殊的语言进行概括，并且使病机与治疗法则、方剂药物，有机地连成一体，称为“理法方药，完整一套”。复杂的病情，配以复杂的药物，而不是用单一的化学制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使药物与病情紧密切合，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因此能够取得理想的疗效。所以说，中医药是善于处理复杂病情，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手，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正确认识药物的精粗与纯杂：

现在人们的心目中，中药就是粗糟、混杂的初级药物，无法与西药的精细、纯净相比，这种认识并不正确。西药治疗是针对靶点，不精纯就无法使用，所以必须纯之又纯；中医药广泛调整，从器官、细胞、到基因多层次作用，并非缺一不可，故无须斤斤计较。

毫无疑问，中药进入人体循环的时候，决不是草根树皮的直接进入，而必定是“分子水平”的药物，甚至是亚分子的电解质，只不过中药汤里分子种类太多、数量多少不一，非常难于计数罢了。并且，中药的配伍经常调整，药味的产地有所不同，炮制或繁或简，煎煮的火候或文或武，药引子或放或不放，引经药或多或少。也就是说，你计算清了这一碗汤药，下一碗汤药就又会大不相同了。这正象人体的病症一样，此一时的理化特征是这样的，彼一时的理化特征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决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数值上。

我们过去过分迷信了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的精确度，以为分析化学看透了世界，研究透了人体。这种认识大谬不然。以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精度而言，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

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与环境交换物质，进行代谢。组蛋白与非组蛋白对于基因开合的影响，细胞膜不同蛋白分子的结构状态，膜蛋白表面的多糖分子的复杂结构，以及这些复杂结构的同分异构的功能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细胞因子分泌与表达的复杂性。可以说，生命科学刚刚脱离了器官解剖的婴儿时节，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达状态。再过一千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器官移植、支架、切除、化疗，也许“幼稚”、“不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尽快“解放”中药，恢复中医创新能力：

中药与西药分属于不同的体系，被不同的思想驾御着，有着完全不同的使用理念，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物质，不应当使用同一套标准评价、管理。

尽管西药的管理与现代科学挂上了钩，用上了分析化学，似乎是精细无比，质量可靠，疗效准确，代谢途径清晰。但是，用分析化学“定性定量”的最先进武器评价、管理中药，中药的使用势必越来越不合法，因为一味中药之中就有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已经很难说清是如何起作用的了，必须反复提纯才够“药品”的规格（美国把中药当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如果再将十余味中药生药混在一起共煎，其复杂性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它们的安全性、有效性、代谢过程都是未知数，因此说中药汤剂“完全不符合现代药理学”的要求，几乎具备了被禁止的全部理由。

其实，食品的安全问题，正是由于科学化肥、农药的使用；促长剂、防腐剂、保鲜剂、增色、增味剂的使用；在现代科技的五花八门的打扮下，我们食用了几千年的食品才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曾经信奉“民以食为天”，谁料想会来一个“民以食为害”！

君不见，中医治病传统的丰富剂型丸散膏丹，在临床上已经越来越少了，产生新的丸散膏丹的难度几乎等于上青天。一般的中医、甚至是中医泰斗，也难于创制新的丸散膏丹。中医药的创新在古代是那样容易、方便，而在现代却举步为艰！我们虽然天天在喊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却将中医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医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创新？

按照微观精细的“世界观”看现实世界，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病情。在时空唯一的坐标系里，一切物质运动都是不可重复的。“原子一元论”的微观分析方法，一直左右着现代医学，而基因与众多细胞因子调节的复杂程度，用特异物质的单一作用已难于解释。

如果用宏观的世界观看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太阳的东升西落，四季的轮回，人体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中医学既有“原子一元论”的物质精气学说，又有阴阳平衡、依存、制约的矛盾论，更有五行系统互相制约、协调的整体论。并且，重视人的主观意识，重视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用十分简便的方法概括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执简驭繁、驾轻就熟地掌握着化学物质十分复杂的中药，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这都是中医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越挫越勇、不可战胜的原因。

我们必须对草根树皮这样看似“腐朽”的“弃物”，进行重新认识。因为，所有的草根树皮，都是有生命的物质，是多少亿年进化的产物，它们把“自然界杂乱无章”的无机元素组织起来，“制成了”很有结构规律、对人体很有益处的化合物，可以养生，可以疗疾，可以延年，可以益寿。

当然，能够化害为利，变腐朽为神奇的法宝，掌握在优秀的中医手里。如果抛开中医的理论、经验，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就会中毒身亡。因此，古人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聪明如孔夫子者，也在季康子送给他药物的时候，十分真诚地说：“丘未达，不敢尝”。神农尝百草，古人善总结，才有了丰富的中医药的理法方药。

“废医存药”的经念不下去了，我们为什么不给中医药以宽容和尊重？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去否定魔术的艺术价值；我们在接受笑星智慧的时候，也没有要求他们整容之后再上台。我们为什么不对中医药宽容些？尊重些？即使是为了那些没有办法弄懂的中药，即使是为了没有特异物质能量输出输入的针灸、拔罐、按摩，我们也应当反省一下现代医学模式。从头到脚，可以手术介入、改造、切除的器官组织是否太多了？在阻断细胞受体、颉抗人体原有化学物质，改造病人基因之前，是否应当给中医药以机会，让中医试一下？刘海若是幸运的，因为凌峰教授给了中医机会。笔者认为，由于中医药的简便廉验，即使是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也值得这样做。更何况，广大农村现代医疗条件很差，仪器不够先进，手术不够普遍，可支付的费用十分有限，更应当首先考虑大力发展中医药。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药的问题，是一个战略的问题。应当把自由还给中药，让中医有更多的创新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创新了几千年，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有效。因为他们已经把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卫了几千年；已经把一个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领到、帮助到了现代社会。难道我们一定要因为它的表面的粗糙、繁杂，而窒息它绵延了几千年的生机吗？

①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网上信息。

②张建松、“废医存药”，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日本“汉方”之路、据新华每日电讯、引自网络。

③刘干中　王建华　刑善田：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药理学的开拓者——周金黄、见《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引自网络。

①赵含森、游捷、张红编著《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137页。

②此文引自网络。

③杨洪军：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取得进展、〈中国中医药报〉20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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