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反思：历经新冠瘟疫，中医收获了什么？

曹东义

历经新冠瘟疫，中医收获了什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院科学院

首先声明，这一篇命题作文，燕赵中医网的袁野知道我16年前写过一篇《非典过后中医收获了什么》，得到邓铁涛先生的点赞，并收我为徒弟；又看到我最近反思新冠肺炎的几十篇文章，就让我“千头万绪归成一句话，说一下这一次中医又收获了什么？”

这真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大问题，这样的历史总结应该由司马迁，或者张仲景那样的人来写。

中医药的收获，需要历史地看

我在《非典过后中医收获了什么》一文中，集中概括为四点：展示了中医群英荟萃的新形象、再次突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收获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孕育着中医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突破。

邓铁涛先生2006年元月，为我主编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题词：“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我们界不约而同的感想与期盼。

但是，远远没有想到2006年有人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并引发了号称“万人签名”的取消中医、取消中药的反中医思潮；有人说阴阳五行是最大的伪科学，诬称“中华文化百分之九十都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有的说需要的不是发展中医，而是“废医验药”；各种“中医黑”泛滥于网络，中医的名誉受到极大抹黑和污损。

幸亏有党和政府坚强的支持，民众对中医的信赖，尤其是习总书记支持通过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让中医药事业虽然有百般阻挠，但是仍然在困扰之中不断前行。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之中，套用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感慨这个现象：“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清流日夜吟；待到平原天地阔，滚滚江河出山根。”

政府重视中医，有了法律保障

2003年非典流行的时候，主张“依靠科学战胜非典，依靠《传染病防治法》战胜非典”，中医药参与治疗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因此，2003年4月26日，邓铁涛先生给时任国家最高领导写信、送上三篇文章，呼吁让中医药介入救治，并且在没有疫苗和抗病毒西药的时候，大胆提出“战胜非典，中医有个武器库”；时年九十多岁的吕炳奎与八十几岁的路志正先生等，也通过各种方式，向最高领导建议中医药要尽早介入；有人把报告送到时任总理的案头，获得重要批示。

因此，就有了2003年5月8日吴仪副总理与在京中医专家的座谈，才有了小汤山医院人人服汤药的局面。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事后感慨地说：“西医运用已有的设备与手段，对症处理，成为主流，一统天下，中医几乎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不是邓老等大声疾呼，敢于参与，恐怕中医药将一直被排斥在外，不予考虑，那将是中医药的极大悲哀！”

这一次新冠瘟疫爆发之后，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在正月初一（1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用“中西医协作”的模式救治患者。中医药人员很快进入主战场，克服了中医药储备不足、不被医患人员理解等重重困难，中医药迅速发挥了巨大作用，赢得了有目共睹的效果。不仅在方舱医院，这个本应该“风声鹤唳”、“哀声一片”的地方，空气中飘着药香，不断上演着医患共做八段锦的动人画面，连过去的“中医黑”也获得中医药的救助，战胜新冠肺炎重获健康。

中国的“中西医协作”救助模式，令世卫专家感慨不已，他由衷地说假如自己不幸感染了，也希望来中国治疗。我想，他绝对不是羡慕中国ICU的呼吸机，而是喜欢方舱医院的氛围与效果。

中医药“首选必治”，成为前所未有的事实

在过去各种疾病的医学救治方案里，中医药的治疗方法都是列在最后，作为“备选的治疗措施之一”，是“补充”、“替补”的角色，从来没有《诊疗指南》把中医药的作用提高到“首选、必治”的突出地位。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不一样了，中医药的“参与率”、“使用率”，中成药与汤夜使用比例，直接成为考察指标，甚至有“一票否决”的价值，哪里的中医药救治率低，哪里的工作就被动，成为众矢之的、万夫所指。2020年2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参与治疗只有30%，这样的结果立即引发一片哗然，尽管那里云集了全国最精英的西医专家。对于中医药热切期盼的形势，过去从未出现，现在一下子成为救命的时尚和网络流行的显学。而且，有些希望“科学实验”西药、进口药的专家，在几万例患者集中出现的时候，竟然凑不齐“入组观察的人数”，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可以说颠覆了他们的预想，换了一个时空。

事实教育了很多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西医；武汉市第一医院做手术的妇产科曹丽蓉副主任医师，用中医药知识辨证论治自救成功；长沙西医神经内科出身的湛涛主治医师，用中医药成功治疗近百例患者。这些现象，尽管事来突然，是偶然的机会，也显示了某种必然的趋势，让他们展示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必要性和巨大的未来价值。

中医界的混乱，倒逼教材改革

中医药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绝对不是中医药作用的“顶级展示”，而是如张晓彤等中医药同道所说，中医是在被改造几十年之后带着枷锁上战场，受命于危难之际，仓促应战，略显身手而已。

毫无疑问，这一次有机会在一线展示才能的中医，基本上都属于体制内的中医，大量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药人员，没有机会到前线去发挥作用，他们有些人觉得“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几乎是“报国无门”。

曹东义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的会长，因此每当有人抱怨的时候，我就劝他们“现在不是佘太君挂帅的时候，你们好自为之，保自己家人和一方平安，也是很大的贡献。”他们听后，都觉得言之有理，感谢自己处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认为这很幸福。

但是，中医界面对疫情爆发的时候，的确有很多混乱，乱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混乱形成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学校教材“上梁不正”造成的。

源头在教育，这是乱谈的起因。

在中西医并存的背景下，新冠肺炎既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温病，它们的区别只有发病类型不一样，治疗选择上的辛温与辛凉的主要区别，而不是西医三类不同传染病病种之间的区别，不是肺炎与脑炎、病毒与细菌的不同。热病、伤寒、温病、瘟疫，研究的都是各种传染病的共同发病规律、传变特征与诊治方法。

辛温解表的目的，是为了除热，而不是散寒；伤寒是热病，而不是虚寒病；张仲景只说当发汗、当解表，从来没有说必须用热药。张仲景的时代，没有辛凉解表的法则，而不是他反对辛凉解表、不采用辛凉解表。

中医的疾病名称，都根源于中医自身的理论来命名。“甲骨文”可以说新冠肺炎是瘟疫，就是说它具有流行性；《内经》能说它是热病，是因为这类疾病都以发热为主要特征；《难经》张仲景说它是伤寒，同时代的曹植就说它是瘟疫；《内经》治疗，三日之前用汗法，三日之后用泄法；华佗增加一法，四日用吐法；张仲景八法、三百九十七法，治疗的方法越来越丰富。

但是，张仲景被后人称为医圣，他的方子被尊为“经方”，成了封闭的体系。此后，再有多少好的方子，也进不了“六经辨证”的体系。不得已，温病学家为了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就另辟蹊径，开创了另个一个温病学体系。

但是，编教材的人，缺乏学术史研究知识，也没有把中西医共存的时代背景考虑进去，只是顺着清代温病学者的错误观点，“始终顺旧”，不能与时俱进，并且“变本加厉”，进一步放大了温病学家的不足，硬说伤寒与温病在病因、病机、传变、诊治方面“完全不同”，属于寒温、水火不容的两大学科，人为割裂了历史的联系，造成了各种混乱。

病证结合分级诊疗，是中医突出的特色优势

伤寒的六经辨证，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都描述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轻而重的发展、变化过程。吴鞠通所说的“三焦辨证”，也反应了外感热病由浅入深，从轻到重的变化过程。

中医诊疗瘟疫（传染病）的疾病名称，不能简单停留在伤寒、温病、瘟疫的“初级阶段”，必须逐渐分层，到三四级之下，才能开展有效治疗。

也就是说，当一个中医面对新冠肺炎患者，他（她）被诊断为“伤寒病”的时候，不能凭此诊断开具汤药。因为，伤寒病下边，还有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太阳病等“病名”下边，还有“经病（证）”和“腑病（证）”的“第三级疾病名称”；

太阳经病（证）下边，还有“表实无汗”病（证）与“表虚有汗”病（证）的第四级疾病名称。

假如新冠肺炎患者被中医诊断为温病，其诊治过程这和被诊断为伤寒这样，必须逐步向下分层，才能开具汤药。在知道是温病这个“一级疾病”名称之后，无法凭此开具汤药，还要进一划分是卫分病、气分病、营分病、血分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或者分上焦病、中焦病、下焦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并且还要进一步像面对伤寒病患者那样，一层一层分下去，到了证候与方剂（方证）相对应的时候，才算“探底”了，这个时候才能开汤药。

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不论这个病是西医所说的是哪一类传染病，是什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都可以用这种“分层不分类”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有多少新发的传染病，中医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坐在历史遥远的未来等着西医一个一个去发现各种变异的或者没有变异的病毒，也不用问它是禽流感还是猪流感，是埃博拉，还是艾滋病、非典、新冠肺炎等等，统统“大道化简”，一劳永逸。因为在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的诊疗路径，已经初具规模，只要进行整合一下就解决了。

需要修改伤寒、温病《教材》，它们所说的区别，不是西医不同疾病的差异，而是人体发病类型的区别，临证之时治疗方药的差异，没必要勉强行划分这是伤寒还是温病；它既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温病，还可以叫热病、瘟疫；只需要考虑应该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这就是可以了，它们都能治疗传染病，也能治疗瘟疫。

瘟疫不是只有达原饮，吴又可经常借用《伤寒论》的方剂，《温病条辨》也大量吸收和改造了很多《伤寒论》的方药。

中医的病因学说，是“审症求因”，不应该面对证候的时候，再强行推出寒邪、温热邪气来干扰自己的思路。《教材》的错误认识，是受了西医特异病因导致不同疾病的误导，中医的伤寒与温病，都是研究所有外感病共有诊治规律的体系，只有古今的差异，不是不同疾病的区别。

《中医热病新论》提出“河舟码头学说”：“病像河流，证如舟，系列方药似码头”，以此来处理外感病过程之中的复杂关系，建立一个开放体系，是包容古今的“热病统寒温、病证结合、分级诊疗体系”。

“河舟码头学说”概括了疾病（河）、证候（舟）、方药（码头）之间的关系。疾病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描述，像河流一样流动不居；证表示某一时段的病理阶段，就像河里流动的小船，可以顺流而下，也可逆流而上，或者原地不动、触礁沉没；中医的方药就像是码头，帮助小船顺利靠岸，使病证得以解除。病人可以从任何地方下河，也可以从任何码头上岸，就看他（她）的船在哪里。

张仲景沿岸设立了113个码头，吴鞠通也设了很多码头，我们仍然可以设码头，清开灵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清肺排毒汤都是码头，日后还可以造更多的码头来帮助患者。但是不能说，从一开始得病到最后阶段，就只能用某一个方，把它吹嘘为“神药”。这样的观点，是西医抗病毒的追求，不是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也背离了温病学家的思路。

“守正创新”是习总书记给我们的指示，也是时代的呼唤。

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彰显个性，道术并重，而不能用实验室的指标限制发展，不能舍本逐末，西化中医，丢了自己。

20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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