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评价的吴汝纶：在河北兴教育有大功，信西学反中医有大过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9 15:49:01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省桐城县（今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吴牛庄）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与马其昶同为桐城派后期主要代表作家。
其主要著作有《吴挚甫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吴挚甫尺牍》七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东游丛录》四卷。

吴汝纶年少好学

吴汝纶.字挚甫.于道光二十年(1840)生于桐城南乡(今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耕读世家 [2]  。幼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得一鸡蛋不肯吃，至集市换成松脂，供夜读时照明。他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
同治二年（1863年）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同治三年（1864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后入京会试，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 [1]

吴汝纶登入仕途
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二年曾任深州知州。
光绪七年（1881年）任冀州知州。
吴汝纶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十多年，在深州任上，他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深州任内因父母丧事返回原籍。期满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他在为政期间，还注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在冀州，经常邀请当地贤达，讨论地方治理，不仅使滏阳河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的良田，还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们的称赞。

吴汝纶兴办学堂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冀州知州，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严复修改《天演论》时，即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立刻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 [3]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这年五月，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当他到达马关时，当地人士集会欢迎他，请他题字留作纪念。他援笔大书：“伤心之地”。

勉成国器
汝纶十分关注桑梓教育，寓居省城安庆时，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他表示：“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他为学堂亲自撰写了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学堂于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汝纶在家病逝。民国四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 [1]  [4]

吴汝纶教育主张

吴汝纶
吴汝纶的思想比较开通，主张研习西学。他主讲莲池书院时，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师。又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吴汝纶一生笃志于教育，又深谙教育规律，而且对中国教育现状及外国的教育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小修小补，而应该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不破旧不足以转变社会风气和士人的思想观念，不立新不足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合格人才。在明确了这一价值观念后，吴汝纶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历程。
主张废除科举，提倡西学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于隋唐，中经宋、元、明等朝，到了清代已经承袭了一千多年。这种考试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命题来源，以“八股文”为主要的选才方式，如此的教育在清代末期面对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时已是不堪一击了。吴汝纶在坚决主张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坚决主张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他强烈指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吴汝纶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士大夫，对西学有着深刻的了解。纵观吴汝纶的一生，吴汝纶早年间入曾国藩幕府协理“洋务”，后来又入李鸿章幕府，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外交、医学和法学等西方书籍，对“西学”的认识逐步加深。特别是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将出版请他代为作序时，他对此书大加赞赏。在吴汝纶看来能使中国富强的途径就是彻底深入地学习西方知识，并且还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取法欧美，大倡“西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世界强国，“兴国才卅十年，而国势人才已骎骎与欧美埒。”是日本兴“西学”强国的重要证明。
大兴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吴汝纶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是当他看到中国近代落后与科举密切相关时，他立刻转变观念，猛力抨击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士大夫中较早明确认识到兴办新式学堂造就可用人才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根本大计的先进分子。吴汝纶毕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所以他也看到了在中国兴办新式学堂，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近，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模式，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实际而又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的学校模式。为此，他认为应该甄别处理几大方面的问题:
莲池创新，东西合璧

吴汝纶手迹
光绪十四年二月，吴汝纶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历时达14年之久。在主讲莲池书院之初也是以举业作为中心内容来加以传授，其主旨也是为科举服务的。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吴汝纶开始怀疑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效果，于是在这所古老的书院中开始了他最初的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尝试。在这里，他最大的实践就是先后开设了英文和日文两个学堂，并且从美、日聘请了教习传授知识，把他们作为与古文和举业同等重要的科目。他还亲自筹措经费、亲自组织授课，当时他自己就曾感言“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文两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为喜。”同时他还购买新式图书，组织学生讨论时局。
创办新式学堂，践行教育理念
吴汝纶在访日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创办桐城学堂，经过四处劳苦奔波，多方洽谈交涉，终于解决了场地和经费问题，并且在日本聘请到了日本教习早川新次，终于在垂暮之年创办了桐城县学堂。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安得东西并一堂”理念的一次实践，是他倾尽心力的结晶。早在访日结束回国以前，吴汝纶心目中就有了新式学堂的大体雏形，即创办一所速成专科，为社会开化和新学传播培养人才。

吴汝纶文学之道
吴汝纶擅长散文，是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但不固守“桐城家法”。其治学之道，由训诂以通文辞，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经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乡先贤方苞、刘大櫆、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对于经史用力评点校勘。
吴汝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其论文，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得于《史记》者尤深。不过因求文者众，应酬之作稍多。
吴汝纶论学，也师事曾国藩，由训诂以通文辞。晚年尤着力于解经。自言“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说”（《答黎莼斋》）。然而说经实非其所长，“往往私造训诂，自立一义，不足为训”（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但其点勘，注释古籍多种，务在畅通大义，颇便于初学。
吴汝纶的诗，亦多应酬赠答之作，但也有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如《依韵奉酬廉卿》等，慷慨沉郁。 [6]

吴汝纶个人著述

《吴汝纶全集》封面
吴汝纶博学多才，一生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为文力追雄奇瑰伟之境，为诗则以杜、韩为宗，笔力矫健，具阳刚之气，兼有时代气息。经他诠释的经书有：《易说》两卷，《吴氏写本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点校的史书有：《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著有《吴挚甫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吴挚甫尺牍》七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东游丛录》四卷。后将著作与点勘诸书，合刊为《桐城吴先生全书》，之后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吴挚甫先生函稿》《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吴先生遗书》及点勘古籍多种皆行于世。殁后一年，其子吴闿生编次《桐城吴先生全书》付刊，内含文集、诗集、尺牍及说经著作等6种。另有编定未刻及未编定者多种，后来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挚甫诗集》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 [1]

吴汝纶人物评价
严复：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7]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言》）：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 [8]
新华网（《吴汝纶：弃官从教为哪般》）：最初的桐城学堂是借安庆武备学堂为校舍，二年后迁回桐城，改名为桐城县公立中学堂。学堂办成了，然而忧患之中，吴先生却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春正月阖然长逝。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发起，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页教科书。 [9]
曾国藩（《清史稿·张裕钊传》）：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张裕钊）、吴（吴汝纶）两生。

吴汝纶史籍记载
《清史稿·吴汝纶传》（主编赵尔巽） [10]

吴汝纶后世纪念
吴公渠

吴汝纶雕像
光绪七年（1881年）至十五年，吴汝纶任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在冀州，他经常邀请当地贤达，每月到书院议论一次时政，征求对州内每项大事的意见是否便民利民，以定兴革。他采纳了众人的意见，开通了60里长的冀衡大渠，排除低地的积水入滏阳河，并在河上建桥涵各8座，在入河处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既便利了商旅交通，又使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良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称作吴公渠。时至今日，吴公闸尚存，吴公渠自滏阳新河左堤以外至桃城区三杜村约5公里段亦保存较好。 [7]
吴汝纶公学
安徽桐城吴汝纶公学创办于2003年9月，地处安徽省桐城市新渡经济开发区，属民办教育，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式学校。校名来源于桐城著名教育家吴汝纶。
吴汝纶墓
吴汝纶墓，位于枞阳县义津镇吴牛山。墓坐北朝南，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墓冢、墓圹为青石砌造，冢后立碑，墓前有3道拜台，整个墓地保存较好。其墓今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搞哥读史优质创作者

吴汝纶出访日本谈及儿子专业日本人听后哈哈大笑
曾国藩在担任地方主考官和统率湘军期间，网罗了不少优秀人才，从他门下走出了不少卓越的人物。在曾国藩的门生中，功名成就最高者，莫过于李鸿章。自视为曾国藩的门人之首。吴汝纶是“曾门四弟子”之一。吴汝纶没有李鸿章出名，因为他的功业不在政界，而在文坛。

参考资料
1.  吴汝纶．深州市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4-09-29]
2.  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吴汝纶．池州新闻网[引用日期2019-02-13]
3.  吴汝纶与《天演论》．光明网[引用日期2014-09-29]
4.  吴汝纶：桐城派最后的星光．安徽文化网[引用日期2004-10-12]
5.  桐城有个吴汝纶．安徽市场报[引用日期2006-01-12]
6.  吴汝纶与他的百字铭．中共枞阳县委宣传部[引用日期2014-09-29]
7.  安徽历史名人——吴汝纶．安徽省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4-09-29]
8.  吴汝纶传道授业育人才．光明网[引用日期2014-09-29]
9.  吴汝纶：弃官从教为哪般．新华网[引用日期2014-09-29]
10.  《清史稿·吴汝纶传》：吴汝沦，字挚父，桐城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拟。旋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寻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籍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会以忧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坏村学劾奏，还其田。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又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泄积水于滏，以溉田亩，便商旅。时时求其士之贤有文者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11.  吴汝纶墓．安徽文物局[引用日期2014-09-29]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9 15:51:26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1-1-19 16:00 编辑

前面是光环，后边是缺点。不信中医，反对中医，根子是民族虚无主义。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

翻检一篇文章，没想到看到了资深对中医不信任的“教官”，吴汝纶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的作用。

他对中医的看法，会影响一大片人，一大批人。

文章说：

吴汝伦，桐城派创始人，早年访问日本，后提倡西学。也是最早反对中医的人士之一。

被称作中国早期最有名的教育家，曾经用“贲育”（顶天立地的巨人）和“童子”（刚出生的婴儿）比喻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差异。他对他的学生说，与西医相比，所有中医典籍全都可以烧掉。中医为含混医术（辛卯，1891）

与吴季白：中医含混谬误，一钱不值（癸巳，1893）　　

与王小泉：拒绝中医实为卓识（癸巳，1893）。

答王合之：灼知中医之不足恃，中医不如西医（丁酉，1897）。

与廉惠卿：中药不足恃，不用宜也（丁酉，1897）

答何豹臣：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丁酉，1897）

与贺松坡：中药无用（戊戌，1898）

与李亦元：凭《洗冤录》断案如同儿戏（壬寅，1902）

谕儿书：中国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辛丑，1901）　　

同仁会欢迎答辞：《难经》《素问》皆是伪书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九日，吴汝纶病，不信中医，只等米医（美国医生）到来。十日病重，米医不能确定病名，亲戚认为是疝气，经米医多方诊治，无效，”享年63岁。

“盖笃行其志，到死不肯一试中医也”。（李鸿章语）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19 16:42:54

吴汝纶与《天演论》

2008-08-0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崇云我有话说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官至冀州、深州知州，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誉为“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他把治教兴学作为价值追求

，辞官后，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十年。190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而未就，旋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归国，于家乡创办桐城学堂，因操劳过度，不久病逝。
吴汝纶旧学深湛，乐闻新知，严复一直以师长视之，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吴汝纶对严复的学识、文章也很看重，曾致信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吴汝纶《答严幼陵》）共同的理想与志趣使得这两位相差十四岁的开风气人物，结为忘年之交，并在翻译《天演论》这项开创性工作中，共同谱写了一段经久传颂的学术佳话。
严复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学习海军。《马关条约》签订后，严复大受刺激，决心通过评介西方的“天演”进化学说，促进中国的自强“郅治”。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吴汝纶的鼎力支持。
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全社会自强保种的民族意识。对此，吴汝纶深表赞同，认为“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吴汝纶《答严幼陵》）。他得知严复正在翻译《天演论》时，即以“脱稿在迩，先睹为快”相期，鼓励支持严复尽快完成翻译工作。严复在初稿译成后，便托人转呈吴汝纶审阅。吴汝纶读后为之倾倒，立即致函严复：“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吴汝纶《答严幼陵》）《天演论》在中国出版问世后，吴汝纶写信给严复，表示“近有新著，仍愿惠读”。为了不辜负吴汝纶的厚望，严复发奋译书不止。在译出亚当・斯密《原富》一册后即送呈吴汝纶，吴汝纶“敬读一过”，并促其“速成之”，还在阅读过程中，随手纠其违失。此后，又勉力为严译《原富》作序。这一切，对严复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与鼓励。
严复于1897年和1898年对《天演论》译稿进行了两次重要修改，其间采纳了吴汝纶的不少意见和建议。一是删去原译文中有关中国古人古事的大量引证，使其与原著更为接近。吴汝纶初读手稿后认为：“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吴汝纶《答严幼陵》）严复虚心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原稿译文中“诗曰”、“班固曰”、“孔子曰”之类文字，归入正文后面的“严复案语”中，以与译文相区分。二是对吴汝纶在《天演论》译稿上留下的圈点、批语酌量采纳，在文字表述、分节，特别是篇名拟定等方面，择善而从。吴汝纶认为严译《天演论》“命篇立名，尚疑未慊”，不如袭用诸子旧例，随笔标目为佳，于是在节录译稿副本时，为每篇译文各撰一名，抄寄严复供其采择。以此与通行本《天演论》比较，可知其上卷18篇中，采用吴拟篇名17个，下卷17篇中，采用11个，只有7个篇名是严复自拟的。
吴汝纶热情为《天演论》撰写序言，对这本译作给予高度评价。1897年严复修改《天演论》时，即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立刻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在序言中，吴汝纶先以简洁易懂的文字，精辟地揭示该书的主体思想，并指出要掌握《天演论》之旨趣，只有“得严子乃益明”；继而对严译《天演论》的贡献及其译文的古雅，作出充分的肯定，认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在吴汝纶看来，严氏此译“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问世后必将产生广泛影响。在《译＜天演论＞例言》中，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将“雅”置于“信、达”之上，这和吴汝纶“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文论主张，有共通之处。鲁迅先生早年便爱读《天演论》，后来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还提到：“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事实也是如此，严复古雅的译书风格，再伴有吴序的推介，使得《天演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连许多保守的士大夫，也争相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为了推动《天演论》的发行与传播，吴汝纶多方设法，不遗余力。严译《天演论》1897年底曾连载于《国闻汇编》上，当时严复致信吴汝纶，请其“代为销售”，以广流传。吴汝纶考察其发行有一定难度，建议严复等请直隶总督王文韶，仿照先前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由官府销售《时务报》的方法，以达到“畅行”之目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后，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列入其中，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当年，吴汝纶在阅读严译《天演论》手稿的过程中，曾在日记中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自拟了小标题。在他去世后，上海文明书局即据此付梓，于1903年闰五月出版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同年癸卯《经济丛编》第三册至第六册亦同时刊载。吴氏节本的刊印，对《天演论》的流传，起到了很大作用。胡适1905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国文教员便令学生购买此书作为读本。
总之，吴汝纶对严复可谓相知甚深，爱之最切，而严复亦曾于1900年对吴汝纶说过：“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这种未能早入吴门受教的遗憾，在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弥补。据严复回忆：“不佞往者每译脱稿，辄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其深处，盖不独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1903年，吴汝纶去世，严复悲伤不已，集李商隐、陆游诗句而成一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慨叹：“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言》，见《严复集》）（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20 08:37:10

曹东义发表于 2021-1-19 15:51
& p C- [! p8 a* c7 p( }前面是光环，后边是缺点。不信中医，反对中医，根子是民族虚无主义。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

笃信西医的吴汝纶

来源：羊城晚报　|　王开林　　2018年03月28日15:48
如果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视为中医起源的依据，或将黄帝视为中医的鼻祖，这样追溯中医的源头，就不会少于五千年。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有了人体解剖，西医才扎下根基，六百多年的历史显然不算久远。西医进入中国，不足两百年，起初随传教士而来，国人深信者少之又少。
近代大翻译家严复曾写道：“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郭侍郎是郭嵩焘，吴京卿是吴汝纶。严复还讲过，吴京卿辞世后，能给他的新书作序的人也很难找到了，知己之感可谓溢于言表。
吴汝纶是曾国藩门下的四大弟子之一，他还曾师事李鸿章，暮年做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过学制，对西医的赞赏，对中医的质疑，在这位大儒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吴汝纶致书好友萧穆，信中这样写道：“……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
在致晚辈学人廉泉的信中，吴汝纶把话讲得更绝：“实则医学一道，中学万不可用，郑康成之学尤不可用。中医之谬说五脏，康成误之也。咳嗽一小疾，然可以误大事，中医无治咳嗽之药，亦不知咳嗽之所关为至要，此皆非叨于西医者不能自养。”他还在信末补言：“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
中医尚虚文，轻实验，庸医妄断最易离谱。没有资质可靠的机构培训，没有数据精确的仪器检测，便只能暗中摸索，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好似盲人扪烛。
吴汝纶论中医之谬，其《同仁会欢迎会答辞》最见理据和分量：“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难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家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脏之学，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敝国名医以张仲景、孙思邈为最善。仲景《伤寒》所称十二经，今西医解剖考验实无此十二经路。苏东坡论医专重孙思邈，今观《千金方》，所论五脏亦皆今文之说。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吴汝纶认为汉代学者郑玄是弄坏中医的祸首，至于历代仵作心目中的宝典《洗冤录》，与近代解剖学多有不合，也被吴汝纶斥为“儿戏”。
吴汝纶有个孙子患白内障，家中打算延请中医医治，他表示反对：“孙儿翳障苟不碍瞳仁，即可置之不问，久亦自退，较胜于用不甚知之药。观西医不见病不宜给药，则知中国欲以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也。”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恰逢东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动胃部大手术，胃癌病人暂时获救，他近距离观看后，激赏久之。有人说，李鸿章笃信西医，是他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吴汝纶的信念。李鸿章曾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对吴汝纶说：“吾与执事笃信西医，可谓上智不移者；余人皆下愚不移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同为坚信西医而不移，李、吴二人是确信西医符合科学原理，其他人则是盲信西医药到病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汝纶在桐城老家患重病垂危，腹部膨胀如鼓，高烧持续不退，很可能是腹膜炎。吴家派人赶去安庆请来美国籍的西医，虽尽力施救，终告医药罔效。吴汝纶笃行其志，至死也不肯延请中医。这一点，与梁启超有相似之处，后者在协和医院被西医误割一肾，临终前，仍叮嘱儿女不要追究这桩医疗事故的责任。吴汝纶和梁启超平素笃信西医，即使死于西医之手，他们也心安理得。信仰之移人，力大无比，由此得见。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吴汝纶对西医信之入迷，未给中医对等的治疗机会，这很不公平，但他宁肯死得明白，不肯活得纠结，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20 08:41:51

曹东义发表于 2021-1-20 08:372 H. c, L/ G; P
笃信西医的吴汝纶
: Y! X) D" h& q: x' P; q* l2 |# }; `$ K
来源：羊城晚报　|　王开林　　2018年03月28日15:48

掌桥科研查看更多

相似文献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吴汝纶存废中医的文化选择
吴汝纶虽然没有专文论及中西医问题,但综合其文集中不时出现的有关医学的言辞,其对中医的批判却是全面而系统的。吴汝纶所以会形成"弃中取西"的医学观,当由两方面的原因...
曾光光 - 《历史教学月刊》
被引量: 2发表: 2012年
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
晚清学者吴汝纶极力推崇西医,贬斥中医.他依据对西医,西学的认识,倡导卫生学,推动现代学校卫生教育的诞生;他是西医在中国立足的呐喊者,对西医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冯尔康 - 《天津社会科学》
被引量: 22发表: 2007年
吴汝纶与中西医
晚清以降,西方新知大规模输入,但各门学科知识的传播并不同步.中医由于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疗效,面对西医的咄咄进逼仍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桐城巨子吴汝纶值此举国遵奉中...
周宁 - 《唐都学刊》
被引量: 7发表: 2006年
吴汝纶的近世中西医认识及其对相关教育思想的影响
吴汝纶,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二十日,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二日.其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东西方列强威逼,国门渐开,主权日...
汪维真 -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24 17:29:18

曹东义发表于 2021-1-19 15:51 g8 k$ r! s# ~: }: |$ } _
前面是光环，后边是缺点。不信中医，反对中医，根子是民族虚无主义。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

李鸿章创办西医学院
http://www.tcm360.com/culture/zysj/qwmy-10-79628.html
岐黄名医：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堂

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堂图片
1893年12月19日（农历冬月十二），清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堂。

中国最早的公立医学堂是北洋医学堂，也叫天津军医学堂，其前身是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洋施医局创办的医学馆。该馆聘英国伦敦传教会医生马根济为医师，招收学生分甲、乙两种。甲种学制4年，乙种学制3年，这是中国举办西医教育之始。

1893年12月，李鸿章委派法国军医梅尼在原“医学馆”的基础上创建北洋医学堂，并附设北洋医院，专门培养军医人才。地点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十七中学旁）。这是一座中国旧式民房建筑，由天津招商局总办朱其诏捐赠。学堂与医院皆为衙门式的古建筑，门楼高大、黑漆大门，各悬横匾一块，分别为“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医院”，二者均系李鸿章所写。有房屋180余间，后又添建78间。

该学堂落成后，委派英国爱丁堡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士、粤人曲桂庭为监督。成立初期历届招生只限广东一省，录取学生的生活食宿均由校方无偿提供。天津地方名宿士人对只招广东一省学生群起抗议，争得比率名额，当地士子始得招考。1910年，该校教学人员有3名中国医生和2名外国医生。此时，该学堂更名为“北洋海军医学堂”，归海军部直辖，专门培养海军军医。

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北洋海军医学堂于1913年改名为直隶医学专门学校，经亨咸任校长。1914年新建楼房及解剖室，医院门诊每日约400～500人次。民国初年，学校每两三年面向全国招生一次，每次最多30名，招生考试相当严格。录取新生除本地外，来自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直隶等地。1915年9月，直隶省利用停止招生的直隶高等师范学校部分经费和校舍，在保定重新建立了独立的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同年10月，天津原校址收归海军部管辖，改为“海军军医学校”，经费由海军部补给。校内设有预科及本科，修业年限，预科1年，本科4年。

该校自开办至1930年3月止，学生毕业共16届、219人。该校毕业生在医务界多有建树。有任徐世昌大总统医官的屈老大夫，有在海军部医政处当校级医官的唐大夫，有在卫生部当司长的蔡鸿和当科长的景绍薪，有留校任教又从医的教师，还有不少自已开业的地方名医，如中华医院创始人张忠信等。该学校因经费不足于1930年停办，附属医院维持到1933年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