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新说
（征求意见稿）
陈一阳
【目录提要
1、“世界的中国文艺复兴”与“中国的西方文艺复兴”
2、中国文艺复兴最需要的是“哲学变革”
3、大同史观下的中国文艺复兴
4、西方文艺复兴“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灵魂
5、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乐天知命、安心立命
6、中国文艺复兴主旋律：“以大同之道立天下”
7、中国传统文化将升华哲学的“根本精神”
8、中国文艺复兴将是现代条件下的“神圣复兴”
9、中国文艺复兴，“诸教共和”传统发扬光大
10、中国文艺复兴如何“世界化”？
11、“中国化”的公元纪年能否“世界化”？
12、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13、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会“中国化”而真正“世界化”
14、“普世价值”也会“中国化”而真正“普世化”
15、“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中国能否开创社会主义新景观？
16、“游戏时代”——世界大同何以可能？
17、代结束语：贺新郎——和毛泽东《读史》】
【缘起】十年前，2007年12月，我在广东社科院主办的“老子学说与和谐社会”上作了一个演说《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开始了》。十年了，关于“中国文艺复兴”这个话题，我有怎样的看法？刚好有中华优秀文化研讨会《大同视界》约稿，于是有此《“中国文艺复兴”新说》。
1、“世界的中国文艺复兴”与“中国的西方文艺复兴”
十年前，我曾鼓吹“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开始了”。
后来，有朋友指出：胡适先生早就说过，“广义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说，中国文艺复兴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已将100年。
【参考资料——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5-4在中国文艺协会演讲）：（五四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五四的前一年（五四是民国八年），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这样一羣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那一般学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在这个大学的学生刊物当中，在那个时候世界学生刊物当中，都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刊物。他们那个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当时他们请我做一名顾问，要我参加他们定名字的会议——定一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在历史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
回应朋友所问：胡适先生以及前几年刘军宁先生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我想可以说是“中国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确实已将百年了；而我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有“中国的西方文艺复兴”内容，而更重要的内涵是“世界性的中国文艺复兴”。
2、中国文艺复兴最需要的是“哲学变革”
十年前那篇文章里，我对“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文艺复兴”作了这样一点比较：
【如果要把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什么比较，那么，这显然为时过早。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
西方“文艺复兴”，主要是从欧洲中世纪“神本主义”的“神权”束缚中寻求“人本主义”的解放——即使是基督教本身也需要相应的“宗教改革”；不仅如此，我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艺”，文艺还只是表象，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宗教改革”形成的基督新教，才使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而中国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来就是人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文艺复兴”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双向性：一方面，是从“人本主义的皇权极权”的历史传统的束缚中寻求个人自由、社会民主的解放，另一方面还要在人本主义的现实世界的普遍堕落中寻求“神性”、“佛性”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
我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当然需要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从根本意义上说，最需要的就是“哲学改革”。
——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不仅属于意大利、也不仅属于西方、而是属于整个世界一样，即将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也必将属于整个世界。】
3、大同史观下的中国文艺复兴
——五千年来中国与世界大变局，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轴心时代的“四大轴心”如何演化世界大同的历史。【“四大轴心”指古犹太人唯一神教、古希腊哲学、古印度佛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两千年前，即公元元年前后，四大轴心在“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两大平台，开始“两两结合”。佛教传人中国而“中国化”，激活因“独尊儒术”而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影响千年的“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与此同时，在古犹太教基础上产生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从开始受迫害、而后成为“国教”又转而迫害“异端”，形成所谓千年之久的“中世纪”。与此同时，另一个从古犹太教基础上产生的宗教伊斯兰教也发展起来，形成“伊斯兰阿拉伯帝国”这个第三大平台，出现历时千年的“宗教冲突与战争”。】
——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大变局，也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主导的历史”。西方文艺复兴的主旋律就是“自由高扬而神圣消解”。西方文艺复兴形成了“四大潮流”：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人文科学与技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1911中国辛亥革命后确立“公元纪年”，这是“中国世界化开始了”的标志性事件。
——1945联合国成立，这是“世界大同开始了”的标志性事件。
——现在，可以说“轴心时代”的“四大轴心”、西方文艺复兴所形成的“四大潮流”都已汇聚中国，只要高扬“大同之道”，中国必将很快出现波澜壮阔的第二次“中国文艺复兴”新景观。
4、西方文艺复兴“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灵魂
如果没有西方文艺复兴“四大潮流”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就会如《红楼梦》所揭示的那样“好了”——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西方文艺复兴因为“自由高扬”就如“核裂变”释放了人类的思想潜能，它所形成的“四大潮流”浩浩汤汤，影响了古老的中国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近两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主导的历史。甚至可以说，当下的中国仍然是西方文艺复兴“四大潮流”主导的历史。不过，同时，也应了汤恩比的“挑战-应战”的模式，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人开始自我“扬弃其体系、高扬其精神”、在对“四大轴心、四大潮流”融会贯通基础上，发奋开始“中国文艺复兴”了！
——400年前，利玛窦，这位天主教徒，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天学实义》中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祂曾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受天主之教，莫诚乎爱人也。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可以说，是利玛窦以“上帝即天主”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
——200年前基督教《圣经》中译本问世，其中《约翰福音》第一句：“太初有道，这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可以说，真是“神翻译”！这样的翻译，直接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道”，并且“西方上帝中国道”，从此结成“不解之缘”。
——150年前，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了夜郎自大“天朝”的堤防，西方文艺复兴“四大潮流”先后涌进中国，“师夷长技”开始激活了中国年轻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情。
——120年前，甲午战争之后，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他译英国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天演论》，——在我看来也真是“神翻译”！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活了中国人发愤图强自强不息的雄心壮志。
——100年前，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传人中国。1924年8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文艺复兴四大潮流之一的“社会主义”传人中国，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主义”。
——100年前，随着“中国的西方文艺复兴”四大潮流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一枝独秀，“独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激活”了中国大众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辩证法”的热潮。
——五十年前，辩证法真的在中国显示了黑格尔所说的“上帝的力量”：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发动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宗教化、秦始皇化”了。也许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与天奋斗与人奋斗一辈子”的毛泽东在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里最后感叹：他逝世之后是否会血雨腥风，“只有天知道”！
——似乎迄今还没有什么人认真思考这句话的意义，而在我看来，现在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说就是由此激活了“天”的权威而开始！
辩证法在它的最古老最深沉最丰富的发源地中国，将越来越显示超越人间所有“有神论无神论唯心论唯物论以及各种主义各种宗教”的“上帝的力量”！
5、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乐天知命、安心立命
——大同之道，发心缘起。
中国文艺复兴，应该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乐天知命、安心立命。
我认为，任何哲学与宗教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安心立命”——从“我是谁”“认识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或者“信仰宗教”乃至“究天人之极”，都是为了自己个人、某些人群能够“安心立命”。
就“安心”来说，哲学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哲学主要特点是个人的思想，努力寻求自己安心立命、解释世界的学说。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世界上没有什么统一的哲学，而只有一个个以某某哲学家命名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独立思考人生问题，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宗教的特点是群体的信仰，是帮助人们安心。对把大多数时间忙于谋生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很难有闲暇去思考什么哲学问题，他们确实需要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有着类似宗教关怀的社会团体组织，使他们的心灵有所寄托。我认为，宗教，就它的社会功能来说，确实有安慰、镇定或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而人们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也往往产生相当程度的依赖感，“宗教生活”成为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对宗教问题，可以进行哲学化的思考，这便形成了各种“神学”；而把某一哲学作为独尊的官方或公共的意识形态，则可以说是把这一哲学“宗教化”了，这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安心立命”、对于形成社会共识，有相当大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相类似的宗教功能。
“发心”——是“安心”的源泉，就是心灵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的最真实最现实的体现，是“自我实现”“理想追求”“有志者事竟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开端。
6、中国文艺复兴主旋律：“以大同之道立天下”
不久前，2017年9月，我在《大同学堂开学演说》里这样强调：
——大同学堂的宗旨：就是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大同之道立天下”。
【《大同之道》全文：
大同之道
大同之道，发心缘起——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
大同之道，敬天之神，尊道贵德，爱人如己，讲信修睦。
大同之道，大而化之——天下百虑而可一致，殊途而可同归。
大同之道，大家之禅，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大同之道，大道之行也——实现个人自由、社会共和、国家文明、世界大同。】
——十年前，我曾经鼓吹“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开始了”，现在，这《大同之道》虽然仅仅只有5句话117个字，但是，我深信，这是五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明演化的结晶，也是正在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主旋律。
7、中国传统文化将升华哲学的“根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即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涉及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似乎非常庞杂，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国学”的根本精神，就是这20个字
——“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
【简单说明
其一、四句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二、三句出自《易经-系辞》。我主要是改了司马迁一个字，将“究天人之际”改为“究天人之极”。之所以这样改，出自其他经典的启示：
——屈原《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易经》“易有太极”；
——《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等等，以及现代数学的“极限”。
——老子《大道经》所寻求的“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万物之奥”，特别是这一段话，更是直接体现了“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行大同之道”的根本精神：
“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 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中国文艺复兴，之所以是“世界的中国文艺复兴”，最重要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本精神”，可以与上面所说的“四大轴心、四大潮流”融会贯通，升华成为世界所有哲学的根本精神、乃至“一切学”包括哲学科学佛学神学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学”的根本精神。
中国近代许多学者深受西方学者影响，力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缺乏思想自由的环境，真是难能可贵！而在有了思想自由的基本条件的现代西方学者，这已经成为常识不足稀奇，——我想，应该向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佛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们提出更高的要求——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
8、中国文艺复兴将是现代条件下的“神圣复兴”
——大同之道，敬天之神。尊道贵德。爱人如己，讲信修睦。
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的主旋律是“自由高扬而神圣逐渐消解”，是科学技术到处驱赶“神灵”，是人类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个人任性”、是越来越多的人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越来越“碎片化”因而越来越感到“人生无用无意义”，——那么，中国文艺复兴的主旋律将是“社会共和世界大同而”，是在科学技术发展一定的峰值或极限的现代条件下的“神圣复兴”。
道德的来源，一是个人的良心良知。二是神圣的教化。
没有神圣，就没有社会道德。——一个社会只有敬畏神圣或者神圣化的宪法，多数人才会比较自觉，宗教的戒律才会被普遍遵守，圣人的教化才会有普及的效果，宪法和法律才会有使人们“知不敢而弗为”的巨大权威。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的社会环境，在破除各种迷信之后，也应该破除“科学迷信”，需要相应的“神圣复兴”。
各种宗教和哲学，都将会作出相应的变革来适应。
9、中国文艺复兴，“诸教共和”传统发扬光大
——大同之道，大而化之：天下百虑而可一致，殊途而可同归。
为什么要讲“大同”、讲“共和”？
——首先是因为现实有许多“不同、大不同”。
为什么大同之道强调“大而化之”？
天下苦于各种宗教或主义种种的分歧、争论、斗争甚至战争，久矣！
天下苦于各种追求“清一色大一统”而“镇压异端思想和不同信仰”的专制极权，也久矣！
沉痛的历史的教训：如何对待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异端”？这是社会文明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没有恐惧的自由——得到了世界包括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广泛认同。
中国在“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中形成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儒道释“三教共和”的传统，应该在新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发扬光大。
只有在尊重各种“有神论无神论”、“唯心论唯物论”、各种“哲学”各种“宗教”各种“主义”各种“思想”的基础上，只有如老子所说的——这些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才能寻求“大同之道”而大而化之。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敬天之神”，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论语》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后来被异化成“唯天子皇帝为大”，敬天祭天，成了皇帝的特权。而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时，造反派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替天行道”。
“敬天之神”之所以在现代世界化条件下特别需要复兴，是因为“天”真的特别“神”——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都不能不赞叹我们赖以安心立命的这个“天地人系统”，在茫茫宇宙这个“天”中是多么的神奇、不可思议！这也是爱因斯坦一再强调的科学家应有的“宗教感情”。“天”，对于各个领域的“最高观念”都能融会贯通，既可以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主、真主、上帝”，也可以是佛学意义上的超越一切的“空”，也可以是无神论意义上的“宇宙、大自然”，还可以是哲学科学意义上的“天之道、某某学之道”。不仅如此。现代所谓普世价值，都可以说因“天赋人权”而神圣。
——所以，大同之道强调“大而化之”之“大”，就是“以人为本、唯天为大”。
——所以，大同之道，在尊重各个宗教信仰的大前提之下，提倡“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同一个真主、同一个天主、同一个天之神”、“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赋人权”。
a. m( W1 O- V9 \, S0 }10、中国文艺复兴如何“世界化”？
在我看来，在融会贯通上面所说的“四大轴心、四大潮流”基础上，主要有三方面的“世界化”：
一是中国有些原创的，以往“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恍然大悟而可以“世界化”。如上面提到的“天”、“道”、“根本精神”、“大同”、“大而化之”、“禅”、“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诸教共和”之外，还有中国语言文字、中医、围棋等等。
二是有些外来的能够“中国化”而真的“世界化”。就如古代佛教中国化，辛亥革命之后“公元纪年”中国化一样，基督教、伊斯兰教、“普世价值”、社会主义等等，我相信都会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
三是新创的“能够世界化”的，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在今年开始写入联合国的决议。
11、“中国化”的公元纪年能否“世界化”？
公元纪年的“中国化”，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一百多年来最成功的改革，它标志中国从此开始“世界化”。而已经“中国化”的公元纪年，将以最科学的“阴阳合历”走向世界。中国文艺复兴将对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丰富它们神圣、重亲情、健康而又欢乐的内涵，形成能够世界化新风俗。
12、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两千年前，佛教传人中国，逐渐激活了因“独尊儒术”而僵化了的中国文化。公元400年左右姚秦时期的长安成为以鸠摩罗什为代表高僧云集的“世界佛学研究中心”，佛教经典因此而全面“中国化”，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融会贯通儒道释的高僧，同时，激活了中国一批名士研究老子庄子易经“三玄”而形成了魏晋玄学——如果依此时期作为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开端，那么，其影响到清末，将近1500年。其高峰期，则是唐宋约500年。唐宋期间，形成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建立儒家的“道统”、陈抟《太极图》与周敦颐《太极图说》、宋明理学心学等等，儒道释都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家。开创了同时代世界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开创“儒学为主而三教共和”的优秀传统、雕版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经济繁荣、唐诗宋词以及各种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等等。
已经“中国化”了佛教，在现代条件下将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化”。我希望把“禅”从佛教禅宗“解放”出来，成为可以普及的“大家之禅”；我还希望中国佛教能够高扬《金刚经》的根本精神、以禅宗六祖“佛法在世间”为指南，发展成为“后末法时期”的大同佛教，——在滚滚红尘中，是长青的树荫、沁人心肺的清泉、是宁静的平湖、是辽阔的大海和无边无际的虚空。
13、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会“中国化”而真正“世界化”
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会在中国发展，而且已经发展相当迅速。我相信这些宗教的传人中国与发展，对于中国人民复兴“敬天之神”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也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就如同佛教传人中国一样，都会有一个“中国化”而真正“世界化”的过程。而“中国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会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
14、“普世价值”也会“中国化”而真正“普世化”
“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共和等等，也都已传人中国一百多年了，它们也都会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早已开始，特别是那些我非常感叹的“神翻译”。例如“天演论”“道就是上帝”，以及把“自由、平等、人权”的中国化都翻译是“天赋人权”，就有了比原来西方文艺复兴所启蒙的“普世价值”有了更神圣的内涵，而“民主”的中国化则将会产生新的适用范围和形式（我认为最适合当下中国、也最容易实现的是“城市民主自治”）；而“共和”的中国化，则将远比“ republic”内涵丰富、意义更深远。——所有诸如此类“普世价值”，我想都是能够“中国化”而真正“普世化”。
15、“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中国能否开创社会主义新景观？
20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社会主义”传人中国一百多年了。
九年前，2008年底，在“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30周年之际，我在我第一篇博客“网上大字报”《试看如何梦成真——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样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全世界“大多数不信马列”（毛泽东就曾这样说）、美国学者乔治.吉尔德甚至断言“近代思想史最重大的大事，莫过于社会主义梦想的破灭”的今天，中国却越发显现出它不仅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活生生的、而又源远流长的辩证法的故乡。
两千年前，佛教传人中国，结果是它在它的故乡印度消亡了，却在中国根深叶茂；九十年前，社会主义从苏联传人中国，结果是它在它的故乡失败了，——我想，是否历史又一次选择了中国？
“苏联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从这样似乎非常冗长的表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吃力地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的责任，在谨慎地“寻求超越”，寻求中国改革之道，寻求开辟新的道路。
我认为，现在中国到了一个“临界点”，将要产生一个哲学意义的“飞跃”。
我相信，当前全球化的广阔背景和“中国文艺复兴”深厚的土壤，将为培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这棵大树提供最充分的条件。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十七大成了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这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它也确实为解释中国的现实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它的内涵，那么，它也同样会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各取所需，就会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命题一样，成为为各种腐败丑恶的现象进行辩护的理由。我们必须努力探讨它的内涵、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促使它“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现实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在理论上有“三不足”：
一、 它把自己局限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并且完全应该从毛泽东算起，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向西方（无论是苏俄还是欧美）的学习过程中努力寻求走自己的路。如果只讲邓小平、不讲毛泽东，很可能有导致共产党内部的纷争甚至分裂的隐忧。
二、它把自己局限在中国，因而既缺乏“一般与特殊”逻辑性，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60年以来理论与实践的哲学意义上反思的广度和深度。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只是属于中国，或只局限在在中国。它应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新社会主义”。它不仅应当能够解释“传统社会主义”所能解释的问题、而且能够解释“传统社会主义”所难以解释的现实存在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
三、 它对“中国特色”这个定语语焉不详，缺乏应有的内涵和清晰的表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道”——“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追求的就是治国之道、天下大治之道，用中国传统源远流长的名称表述，应该就是“大同社会主义”。
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表述为“大同社会主义”，那么，我认为，它就是最有特色、而又超越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
大同社会主义还完全能够兼容西方发达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共和等等。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言：这些都是现代发达国家中产生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因素”，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因素”是全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追求和奋斗的成果，当然也是大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观。同时，“和谐”、“大同”也必然成为中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扬的价值观。
大同社会主义还可以成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理论基础——孙中山就曾经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大同主义。
大同社会主义还可以成为中国外交光明正大进行“和谐邻国”、“和谐世界”、“全球化”的主旋律。】
——我认为对传统“社会主义”也应该“扬弃其体系、高扬其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发展成为“新社会主义-大同主义”——“大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在于“实现个人自由、社会共和、国家文明、世界大同”。
16、“游戏时代”——世界大同何以可能？
有朋友问：世界大同有什么理论依据？能够尽可能简单说清楚吗？
我用自己的两句诗回应：
——“神州神何在？天下本天怀”。
这两句诗，我想，可以看作“世界大同”不证自明的天理、公理。
" T* f2 z- j: V2 c! ?
“神”也者，“天”之神也。“神州”者，乃“神”所特别喜悦的地方也。非特指“地理中国”也。“中国”者，乃天下大同之“中”国、“中流砥柱、中立超然”之国也，亦非特指“地理中国”也。" ~) c8 Z8 [) t9 t
一一世所谓“神州”、“中国”者，但愿能“正名”耳！
2010年初，我写了一篇《世界大同何以可能？》，主要观点如下。
人类历史就是从“原始小部落”走向“世界大同”的历史。
1945联合国成立，就是“世界大同开始了”的标志。
现实：正在走向大同
现实的“大同”因素：
现代的交通、通信、互联网、全球化经济、世界性的体育运动、文化交流、政治协商等等——我们已经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世界末日呼唤世界大同：
世界末日的可能性：天灾人祸，核战争、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人类的“无限追求欲望享乐主义”，如果缺少必要的“刹车机制”，那就很可能导致几百年来曾经千辛万苦追求的“普世价值”走向反面——“自由堕落”、“民主动乱”“科学迷信”、“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而走向自我毁灭。
人本主义曾经是从中世纪极权的神本主义中争取解放的旗帜。而在获得了解放的现代人本主义，如果避免普遍堕落的命运，需要一定程度的“神性”、“佛性”的回归或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超越”。
世界大同需要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以道立天下
传统的宗教和现代的“主义”都有“秦始皇式一统天下”或“解放全人类”的世界性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几十年的“冷战”，和2001“9-11”事件引发的迄今似乎难以结束的“反恐战争”，在我看来，都是走向世界大同的新形式的、即重在意识形态的“世界大战”。
各种世界性意识形态在“文化冲突或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我相信，能够“学会和谐、学会大同”，走向“自我超越”、走向“互相尊重”、走向“世界性的存大异、求大同”，能够产生新的“大觉悟者”、“大智慧者”或“圣人”，共同寻求实现“世界大同之道”。
“这样”就是世界大同：
我所理解的“世界大同”，不是世界统一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建立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不是推行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不是统一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是在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实现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梦想，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让歧视成为历史
让贫穷成为历史
让战争成为历史
——消除社会性“人格歧视”：种族歧视、民族歧视、阶级歧视、职业歧视、信仰歧视、思想歧视、学历歧视等等，切实实行联合国人权公约
——消除生活方面的绝对贫穷，现在的全球GDP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应该建立相应的全球性社会保障
——消除战争、尤其是消除大规模战争、核战争，健全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机制
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各国自主”、“各城市（城邦）与各社会团体自治”。
这就是老子“天下大治”与“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辩证统一，也就是现实可能的“世界大同”模式。
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可以极大丰富的社会，“生产过剩”已经或正在使“劳动生产社会”发展成为“消费社会”、“游戏社会”。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大同就是“游戏时代”，“游戏”比赛取代了以往历史你死我活的、血腥的战争——“游戏”讲究自由参与、公平竞赛、自觉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和尊重裁判。
这是一个既讲“价值”更讲“价值观”的时代，既讲“自由”又讲“自觉”的时代，既讲“身体健康”又讲“心灵健康”的时代，既讲“个人幸福”、“社会和谐”又讲“世界和平、人类大同”的时代。
这样的世界大同，还是“乌托邦”吗？离我们还远吗？
17、代结束语：贺新郎——和毛泽东《读史》
写罢此文，正值2017中秋时节。想起39年前中秋所写的《贺新郎——和毛泽东读史》，附于下，代结束语而与大家分享。当时，我在广州因“李一哲反革命集团”而身处狱中，经过两年多对“社会主义”以及人生命运的极度困惑，似恍然大悟，恰在此时看到报纸刚发表的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乃和之。
【贺新郎 和毛泽东“读史”（1978中秋）
梦醒与君别。
似万载千年过去，
中秋佳节。
早教长风扫云去，
圆月冉冉升得，
相思人分外亲热。
岂料何方神圣至
一时间遮了溶溶月。（是晚月食）
太白劝，
费心血。
“春秋”万卷君一“雪”。
俱往矣，汉唐盛世、明清陈迹。
素裹红装又轮回，
痴了翻新骚客。
超风流谁算人物？
“舍我其谁”人几许，
对皇皇秦俑冰冰钺。
君不语，
天自白。】
201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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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7 16: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