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介绍

序言

中医是我国原创的医学体系，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有过名家辈出的辉煌历史，也有长达百年的近代坎坷，更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回顾中医的历史，研究发展的脉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副院长，20多年之前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师从余瀛鳌先生，长于医史文献研究。10多年前，又拜师于邓铁涛、朱良春先生，矢志于理论和临床研究，可谓名师高徒传承中医。我与东义主任相识也有20来年，他勤于笔耕，时常把新书送给我，我也很留心他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深入交谈的机会并不很多，有些见解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他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对于他不断探索的点滴成绩也持赞赏态度。近来我们接触和交流的事情比较多，尤其是我们一起在中医学派研究，拍摄河北中医历史文化专题片，协助内丘建设中医药强县等系列活动之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珍惜这种忘年之交的缘分。
曹东义1996年就主编和出版了《神医扁鹊之谜》，那已经是多年研究的学术成果，最近他又在此基础上，旁搜博采，不断思考，围绕扁鹊文化、中医历史、学术传承等广阔的话题，集成了又一部有关扁鹊的学术著作，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书成之后，曹东义请我为该书做一篇序言，我觉得这个请求难以推辞，也应该借此机会谈一些我的有关感想。
扁鹊是司马迁经过考证而收录在《史记》之中的第一位医学家，也是被誉为“方者宗”的集大成的先师，是中医学发展史上开宗立派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带给中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为中医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以诊脉为名”的扁鹊，他的思想反映在《难经》等古典名著之中，也对张仲景、王叔和等历代名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对今天中医辨证论治的学术特色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承中医，传承什么？如何传承？怎样评价传承的效果？何谓学术创新？这些问题是当今中医界面临的大问题。不久前我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我的有关看法，“以脉定证”的学术主张，与扁鹊脉学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我认为中医传承发扬的核心内容是辨证论治，各种科研必须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否则无论冠以何种名目都不属于对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扬。这一观点受到很多读者的赞同，也得到曹东义的积极响应，他进一步阐述了“理论自信”对于传承发扬的重要性。
中医辉煌历史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历史上中医的传承，兴衰相继，断断续续，高潮低谷连绵不绝，坎坷发展到如今，既有师徒相遇的偶然性，也存在着学术发展的必然。
每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历史条件，也有其鲜明的学术特征，是道与术的不断拓展，也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结果。没有继承就没有根基，没有创新就形不成流派，没有流派就难以发展壮大。
由此我想到，曹东义对于扁鹊生平事迹、学术思想的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的某些观点可以为大家提供借鉴，扩展思维，以便促进有关学术的发展。因此，展阅书稿，乐为之序。
第二届国医大师李士懋
二零一五年四月
序于河北中医学院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27:46

引言：我与扁鹊的特殊缘分
扁鹊是一个历史名人，司马迁说他“名闻天下”，而且出名非常早，在老子创立道家、孔子谈论儒学，墨子主张兼爱、孙子论述兵法的年代，扁鹊创立了独特的中医学，并靠这些突出的成就而“为方者宗”。
扁鹊所创立的中医学，是一个与西医很不一样的医学体系。全国文联副主席郑一民先生建议我用“国医”来称呼中医。他说，不应该由中国人说“我们是中医”，而应该说这个医学是中国人发明的国医。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也符合近百年、几十年的实际状况。
中医，或者国医，有过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辉煌，也有过一百多年的坎坷与屈辱，历经劫难，却屹立不倒，并且逐渐走向了世界，在“西学东渐”之后，开辟了“东学西传”的新时代，引领着曾经同是“岁寒三友”的国学、汉字，一同走向了世界，正在影响着，或者即将影响世界的格局。
世界未来的发展，需要东方文明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优秀文化宝库的钥匙，李克强总理说要用中国方式解决世界性的医改难题。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医药学的发展和振兴，而发展中医、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文化寻根”，这就不能不谈老子、孔夫子和扁鹊。当然，他们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他们只是集大成的宗师，是中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不能不谈他们的祖先：是谁启迪了他们的智慧？
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各位不同学术流派的宗师之间，可以互有学术交流，老子追朔世界的本源，把“有物混成”，天地未开的自然存在称之为“道”，由此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夫子问道于老子，并把“道”作为一个基本学术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和传播。《论语》之中使用“道”达80多处，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可见其受道家影响之深。然而，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道”的理论。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没有使用“道”的概念。由此可见，扁鹊医学来源之古朴和久远。
扁鹊是一个大文化，历史求真实，文化尚演绎。缺乏历史真实的文化，就容易流于荒诞；缺乏文化包装的历史，很容易失传，也不好看。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扁鹊文化必须以历史真实性为基础，只有这样的发展变化，才能使扁鹊开创的中医学立于不败之地。
中医文化寻根，我们不能不谈扁鹊。
扁鹊不是一个传说，很多人都与扁鹊有缘分，因为扁鹊的事迹早就收录在中学课本里了，那是韩非子所写的“医扁鹊见蔡桓公”。尽管其中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是，扁鹊给很多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在他们心中打下了古代医学神秘的烙印。
进入中医学院学习，大家都要学习《医古文》节选的“扁鹊仓公列传”，进一步把更多的扁鹊信息传授给大家。但是，这种裁剪丢失了很多有益的信息，也为有些人误读和改写历史提供机会。但是，司马迁的考证结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脉学是中医最具特色的诊病方法，恰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所说：“‘脉诊’向为祖国医学不可或缺的传统诊法之一，虽居四诊之末，却负冠冕之誉，故习俗称中医看病为‘诊脉’、‘方脉’、亦以‘大方脉’、‘小方脉’以概中医内科及其他各科；以脉性、脉理作为衡量医者诊疗水平之高低，以辞窥义，可见一斑。但观之当今中医界，言脉者泛泛，重脉者寥寥，部分中医仅视诊脉为装门点面的形式而已，令人慨叹。”[朱良春著.朱良春医集[M].第一版，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20.]
扁鹊的成就让人不敢轻视，司马迁赞誉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由此可见，学中医的人们与扁鹊的缘分已经很深了。
我与扁鹊特殊的缘分，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的。
1988年，我从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硕士毕业，回到河北省会石家庄，想为中医文献研究做一些事情，很快就来了机会。时任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的高濯风先生，他在“王好古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使我意外地与扁鹊有了进一步“对话”的缘分。高老曾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保定时期的老专家，对河北省的历代名医很有研究，但是有一件事情困扰了他很久。他说，山东两次召开省内、全国的“扁鹊里籍研讨会”，发邀请函请河北省中医学会派人参加，他们说过去人们认为扁鹊是河北省任丘鄚州人不对，根据最新研究扁鹊应该是山东长清卢人。“这样的会怎么参加啊？同意人家的观点吧，心里没底，也不是滋味儿；不同意人家的观点吧，人家有备而来，我们也拿不出不同意的根据。”因此，山东两次召开有关的会议，我们都没有派人去参加。他说：“你们搞医史文献的人，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如果人家说的有道理，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就不做声了；假如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扁鹊老先生请回来。不能在我们手里，把中医的祖先扁鹊让人家山东请了走，我们河北省弄丢了人！”
我虽然学习的是医史文献，但是听了高老先生的话，如芒刺在背，却不敢做声，不敢说自己可以接过这个事情来做。这也是因为心中没底。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李渡华教授说，他手里有一本山东寄来的《论文集》可以借给我看看。我看后，其中涉及的资料很多，大多是先秦的著作，因此就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到省博物馆访问有关专家，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理清了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阅读了大量古人、近人和今人的研究文章，发现围绕着扁鹊的研究，各位学者提出的疑问非常多。
扁鹊秦越人从名字、生活年代、籍贯、行医地区、生平事迹、著作、学术贡献、墓庙等方面，都存在众说纷纭的许多说法，互相矛盾，似乎各有根据，好像都有道理，让人如坠雾中，难以取舍。甚至，现存的扁鹊庙、扁鹊墓，也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个省区，达十余处之多，哪一个是真墓？很难说。它们可以“穿越”两千五百多年，历经风雨剥啄，仍然建存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不能不说扁鹊的魅力，让很多称雄一时的历史人物黯然失色。不仅传说之中的曹操七十二疑冢与扁鹊不可同日而语，就是秦皇汉武的陵墓尽管高大雄伟，但是它们也比不了扁鹊被世人的爱戴。
我带着一种无比钦敬的心情，走近扁鹊秦越人，去一一拜访有关专家，考察有关的文物遗迹，去查阅可以找到的文献。这期间得到河北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被列为科研课题，也得到国内很多著名医史学家的鼓励与帮助，件件不同寻常的往事，令人没齿难忘。河北省中医药研究所编辑的1991年《中医药情报》专辑(1),该刊刊载了我写的《燕赵名医祖扁鹊》一文,寄送全国各有关单位，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重视，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鸣。温如杰先生先后在1991年和1994年的《山东中医》杂志发表了与我不同观点的商榷文章。我回应其商榷的文章，没能在《山东中医》杂志刊出，就刊登于《河北中医》《河北中医学院学报》上，并就扁鹊生平有关的问题，进一步在《天津中医学院学报》《中医药信息》《中医杂志》《中医药学报》《中医基础理论杂志》等进行讨论。
1993年，我主持的扁鹊研究课题顺利结题，当年还获得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的科研报告《神医扁鹊之谜》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引起全国有关学者的重视，得到鼓励与好评。山东省有关专家也高度评价这部书，2002年他们编写《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写到有关扁鹊在山东的医学活动。山东省卫生史志办公室专门把有关稿件寄给我，请我为其做鉴定。并说：“您是位卓有建树令人敬仰的医史学家，我们的《志》稿中力求客观地记述各家的观点，免失偏颇。其中涉及您的观点处尤多。为此，特请您注意一下几点：一、是否全面地、准确地记述了您的观点，凡有错讹、失当、遗漏，均请指正。二、对别家观点的记述是否允当。三、其他建议。请您不吝赐教。”
我拿着这个请求鉴定的信件，找到了时任河北中医学院院长的宗全和教授，他看后说：“他们把这个球踢给你，看来是动了脑筋了。”我说，不怕，只要是尊重历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有礼讲理。我高度评价了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他们的系统研究也给与鼓励和赞扬，同时指出其采用材料，尤其是对于采纳新近研究成果方面存在的某些欠缺和不足，比如他们虽然尊重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其初稿之中吸收的内容不多。我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漏和缺憾。”
我给山东的鉴定结果寄出之后，引起他们的重视。2005年《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正式出版，其中的《扁鹊·仓公·王叔和志》的内容，吸收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收到书后，赞扬了这种求实的学风。
我主张，扁鹊是一个大文化，不要狭隘地看待扁鹊的里籍问题，要从中医学术体系形成的高度看待扁鹊。应该把司马迁所说的“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历史事实搞清楚，把扁鹊如何在故乡学习医学知识，如何“名闻天下”开创医学临床各科，如何依靠医学的力量战胜巫医，如何宣传治未病等内容阐述明白。
我认为，把扁鹊与《灵枢》《素问》《难经》《脉经》的关系；他对仓公、张仲景以及其他医学家的启示和影响等搞清楚。进而把扁鹊奠基的中医学术特色用时代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就说清了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在哪里。如此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医学工程，也是一个高深的学术研究课题，需要大家凝心聚力，集思广益，下大力气去深入思考，而不应该“只说一点，不及其余。”
不能用狭隘的眼光看待扁鹊。“利天下”是《易经》阐发的中华精神，扁鹊的生平事迹充分体现了这个思想。
通过研究扁鹊，我与很多学者、同道成了朋友，不仅在扁鹊生地、学医之地的任丘鄚州，封地、葬地的邢台内丘我结识了很多朋友，而且在扁鹊当年行医之地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都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热心于扁鹊文化的出版社、报社的编者、著者、读者朋友，可以说故事很多，难以尽述。相信随着这一本书的出版，我又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探索中医学术，研究中医文化，发展中医事业，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28:25

第一章扁鹊在中医学中的地位
扁鹊虽然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很遥远，但是关于他的学术讨论，一直没有停歇过。他为中医学术打造的特色，深深地融入中医的根脉之中，至今难于撼动。
网络里有些人痛恨中医，也把矛头指向宗师扁鹊，网名“川耗子“的人，就写了《扁鹊，我凭什么崇拜你？》，歪批历史，污损扁鹊，把中医的宗师说成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说：“扁鹊，这位中医药行业的鼻祖，是中医药界人人尊敬推崇的神人，因为，在司马迁的笔下，他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医学奇人。最近，重新阅读《史记》这一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位行业鼻祖，发现他却是一位不太光鲜的角色，多少年来，中医药界把他奉为医学神人而加以崇拜，在这位扁鹊先生学医和行医方式的影响下，使中医药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神秘而怪异之路，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至今还为中医药产生着很坏的影响。”他说扁鹊是个“中医盲”，但却喜欢自我吹嘘，是个“名欲狂”；扁鹊的医术是“吃”来的，使中医的学习传承方式充满了神秘诡异，中医的学习方式也一直摆脱不了“只可意会”的心悟之法；扁鹊脉学成就是“以‘切脉秀’来欺骗病人”；扁鹊的“六不治”是治病耍滑头；他说，扁鹊行医天下“随俗为变”是“在行医过程中随心所欲，不顾实际医疗能力的医学风气，至今还大有市场。中医常常敢言‘包治百病’，或许就肇端于扁鹊先生吧？”
被司马迁称颂，历来受人尊敬的宗师扁鹊，在这位自称“川耗子”的笔下，逐渐被妖魔化了，他自称这样做是为了中医学的发展和振兴。这种深受科学主义毒害而不自知的人，在中医界不是个别现象。

第一节、扁鹊不是流派，是宗师
《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12月20日、23日，连续报道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并概要介绍了这10部医书出土的意义及其内容，引起大家的热议。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的专家认为扁鹊不是一个学派，扁鹊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先秦、甚至是汉代众多医家的统称。笔者读后感慨良多，愿把自己的看法就正于海内同道，就积极撰写有关论文，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1、此文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1、15 题目为“扁鹊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http://www.cntcmvideo.com/zgzyyb ... 5/content_81674.htm
]。
1、不该把真实的扁鹊虚拟化
司马迁认为，扁鹊是一个称号，他的本名“姓秦氏，名越人”，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其生其死皆有据可考，其学医、行医、学术成就都很明确，因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扁鹊名闻天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在司马迁的心目之中，为中医学开辟道路、集大成的宗师，是扁鹊，而不是传说之中的黄帝、岐伯，所以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脩序，弗能易也。”《汉书·艺文志》虽然有“医经七家”，其实只有七部书、三个人，除了扁鹊《内经》《外经》占两家之外，黄帝“内、外经”两家出于托名，“白氏”失考[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说，《白氏内经》原为《百氏内经》，是收集秦汉之前各家关于中医理论的杂著，此观点可备一说。见《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4月24日第8版。]，我们能够追溯的史实人物，就只剩下扁鹊了。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有把握的信史人物就实写，对于没有把握认定的人，比如老子的生平等，常使用“莫知其然否”的求实笔法。对于传说之中的长桑君，司马迁说他“忽然不见，殆非人也”。
在《史记》里，扁鹊的事迹首先见于《赵世家》，是为了叙述历史事件，这些记载资料应该得之于《虞氏春秋》等赵国史书；后见于《扁鹊传》，是为了写人物，这些文字的原始依据，应该是司马迁取材于各种记载，是对考证事实之后的叙述。当然，司马迁对于扁鹊这个具体人物的描写，以及对于扁鹊诊治患者的“背景人物描写”，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这就像我们看电影，如果描写运动中的人物，背景往往是模糊的；假如背景是清晰的，那么人物就有可能是模糊的。司马迁为了让主要人物清晰，作为扁鹊背景的患者，相对而言有所模糊。
很多人不善于读《史记》，认为《扁鹊传》里的患者都是真实的，只有扁鹊不真实，是很多人的“大杂凑”：在空间上横跨秦国和越国，在时间上从春秋到战国，甚至说黄帝时代就有扁鹊，所有好医生都可以叫扁鹊，日本某些学者甚至提出“扁鹊就是砭石的代称”[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17.]，不是具体哪个人。这样以来，具体、真实的医学家扁鹊就被虚拟化了，成了子虚乌有的传说。这是从唐代之后就有的“疑古论”，它在扁鹊周围形成了浓厚的雾霾，因为“误读”而造成了很多谜团，给有关研究设置了障碍，也虚化了中医的历史。
但是，只要认真辨别史料，就可以考证扁鹊的生平事迹，他与孔夫子一起生活在春秋末期。也就是说，在老子说“道”，孔子谈“儒”，墨子主张兼爱，孙子论述兵法的时候，扁鹊建立了中医的学术体系。
2、扁鹊脉学没有失传，仍然有踪可循
脉学是中医的特征，扁鹊脉学就是扁鹊医学。扁鹊医学虽然因为其《内经》《外经》的失传而难见其全，但是王叔和《脉经》之中，引用了扁鹊阴阳脉法、扁鹊损至脉等论述，其中关于呼吸与脉行速度的精确推导，仍然可以印证司马迁所说扁鹊“守数精明”的特征。当然，《难经》之中，也有很多源于扁鹊的医学思想。
更需要指出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十八卷”，也就是十八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卷下分篇的作法。《汉书艺文志》有些书用用卷做计数单位，有些书用篇做计数单位，“篇”与“卷”完全相等。《黄帝内经》十八卷，绝不会有《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的巨大篇幅。《素问》《灵枢》都是集大成的后世著作，有可能吸收了《汉书艺文志》“医经七家”的全部精华。
这样看来，扁鹊医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不是某个流派的作用，而是开宗立派的源头活水，扁鹊是中医学集大成的先师。
我的恩师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说[朱良春先生对于脉学的意义，有关深刻的论述.见朱良春医集[M].第一版，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20.]，上古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仅发现了“心主血脉”这一科学道理，而且揣摩出脉象的变化，与个体抗病机能的强弱、病势盛衰的进退有密切关系，更进而测知诊脉可以确定病位，又几经淘炼，古法的大三部诊脉（遍诊法）到扁鹊这一代名医手中，简化为“独取寸口”，于是脉诊由这一转变，寸口脉诊定为万世章法。
朱老论述说，《聊斋》曾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因脉诊能直测脏机，见微知著，所以不少医家通过刻苦钻研，精研此道。《内经》早有脉要精微论、平人气象论、玉机真脏论、三部九候论等论述脉诊的专篇，《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主要对《内经》中脏腑经脉加以补充发挥，其中又以阐述脉法最为详备，对独取寸口脉法的论述，即达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谓寸口脉法的经典著作，所以后世多以独取寸口的脉法是由《难经》创立的；事实上，在成书以前，前人早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创新，《难经》仅是集其大成，而以扁鹊为代表，故《史记》谓：“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仓公传》所载十多则“诊籍”，均是以脉测症，毫厘不爽，为现存典籍中最早、最完整的实例。其后，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每章均赫然冠以“平脉辨证”四字，是将脉法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典范，书中脉证并举达120多处，记载脉象69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察的。西晋王叔和祖绍《难经》而撰《脉经》，但文理深奥，不利研习；逮至明季李时珍氏著《濒湖脉学》，通俗易诵，成为入门必读之书。从浩如烟海的中医书籍中，无数的史记和案例，介绍了古人以“三指禅”了断生死、预知病变的精湛之笔，即使是现代，我所熟识的江西肖熙和宁夏顾厥中二位故友，以及山西候马市祖传九代的梁秀清老先生、山西中医学院曹培琳教授等，他们几乎仅持诊脉，就可明确断症，门外汉诧为神奇，同行者叹为观止，其实，一点也不虚妄，究其原委，皓首穷经，勤学苦研而已。

3、扁鹊不可能生于战国末期
主张扁鹊生于战国末期的许多学者，其立论的根据大多是《战国策·秦策》所载的“医扁鹊见秦武王”。
原文说：“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下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这是一段有很多疑问的“问题资料”，需要辨别、考证才能定取舍。
秦武王名叫嬴荡，生于公元前328年，公元前311年即位。他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置于身边。乌获、任鄙靠勇猛获任大将，齐国的孟贲也因此投奔到秦武王殿下，充任将军。公元前307年，秦国攻破周都洛阳，秦武王进入周室，见到九鼎而大喜，与孟贲比赛举鼎，乐极生悲，“绝髌而死”。
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出于策士编造，而不是记载于史官，其可信度是很有疑问的，因为策士们经常编故事进行游说。这则故事之所以不可信，关键是称谓有问题，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根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考证，战国时期诸侯纷纷自称为王，不再用公侯的称呼了。这时无论是诸侯的臣下，还是来到该国的客人，都会奉承诸侯，称其为“王”，或者称其为“大王”，而不可能再称其为“君”。如果谁坚持称诸侯为“君”，则有犯“轻君罪”的嫌疑。
在秦武王之前，他父亲已经称王，即秦惠王。“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里，无论是扁鹊，还是秦武王的左右近臣，都当面称他为“君”，而不是称秦武王为“王”，或“大王”。因此，李伯聪先生《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真实地发生在秦国的武王时代的，这是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情节的重大疑点。
再有，“医扁鹊见秦武王”的主旨，不是说扁鹊的医术如何，而是说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这与“甘茂攻宜阳”的历史过程如出一辙[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45-50]。故事说扁鹊“怒而投其石”，既不符合扁鹊的身份，也不符合扁鹊的性格和一贯做派；“君一举而亡国”的语言不太可能出于扁鹊之口；《韩非子》一书称“闻古扁鹊之治甚病，以刀刺骨”，可见“古扁鹊”不是战国末期之人。
4、扁鹊生于春秋末期可考可证
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与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都把扁鹊列为春秋末期人，与赵简子、孔夫子是同时代人，有关史料的详细考证，可以参见笔者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一书。以往学者不采信“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记载，是因为其中有一些“迷信”活动，属于“封建糟粕”，因此已故著名医史学家何爱华先生主张“应该从秦越人的事迹之中，坚决予以清除出去”。其实，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成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想当然地要求古人。
现行的《医古文教材》在选用《史记》扁鹊诊赵简子史料时，做了很多文字删节，删去了看似“封建糟粕”的内容，只保留了“血脉治也，尔何怪。昔秦缪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这种缩写，固然保留了历史故事的精华，但是也掩盖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有关扁鹊诊治赵简子问题的真实性，可以参看下一章的有关考证内容）。
根据《左传》和《史记·赵世家》的有关记载，“扁鹊诊赵简子”牵涉到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说这个事件是一个著名的“历史阴谋”。早在西汉的扬雄，在他的《法言》里就提出过疑问：“或问：《赵世（家）》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漫云。”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类似的疑问。
其实，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赵简子杀了同族的邯郸士大夫赵午，引发了晋国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一些势力联合起来要消灭赵简子，他就和谋臣董安于策划了这个政治阴谋。也就是要利用“扁鹊诊赵简子”的真实事件，再“添油加醋”写几句天帝让赵简子平定叛乱的嘱托。后来的史官就记成了一段修改后的文字：在赵简子“昏迷不醒”的几天里，天帝在梦里告诉赵简子“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天帝交给赵简子几只利箭，让他射杀以熊和罴为图腾的范氏和中行氏，“替天行道”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整个事件之中，扁鹊对于这个“政治阴谋”并不知情。他被人招进宫来，进入内室诊断赵简子的病情，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的“执业行为”。他所看到的情况是，尽管对外宣称“五日昏迷不知人”的赵简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但是赵简子脉搏调匀，尺肤不热，呼吸匀畅，肢体不僵。所以，扁鹊能够断定他“不出三日必间”。因故“装病”的赵简子，也必然会在扁鹊的预期之内醒来。至于赵简子在“昏迷”的时候，是否见过天帝，或者天帝说过什么，扁鹊既不知情，也无历史“连带”责任，他只是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通过“扁鹊诊赵简子”这件事，既成就了赵简子的政治阴谋，也传扬了扁鹊高明医术的声望。赵简子事后“赐扁鹊田四万亩”，符合赵简子的身份和当时的惯例，扁鹊受之无愧，不属于“共谋分赃”。
“扁鹊诊赵简子”这段记载，被收录在赵氏的史册里，并且作为经典故事不断被人传诵。同时这个“历史记录”，也经常被人拿出来修改一下，以有利于修改历史的人。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来看，赵简子的继承人赵襄子修改过这段记载，赵简子的“七世孙”赵武灵王也修改过这个故事，把有利于自己的内容补添上去。因此，这段文字流传到司马迁写《史记·扁鹊传》的时候，已经成了反复修改、增补之后的“百纳版”的老故事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扁鹊的生活年代[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9-30.]。
赵简子生活的时代，还有虢国被灭亡之后的遗民，他们居住的城市，仍然叫“虢”，可以是世袭的小国，或者属于封地，继承人叫世子，或者叫太子。《左传》说，昭公元（公元前541）年，11国要员“会于虢”；昭公七（公元前535）年，“齐侯次于虢”。因此，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不是发生在虢国灭亡之前[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31-38.]。
5、研究方法不当，扁鹊被众说纷纭
扁鹊是先秦时期最有名的医学家，很多人对他的故事津津乐道。但是，高度知名之后，他的事迹越传越玄，离奇的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列子·汤问篇》说，扁鹊为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两个互换了心脏的人，因为“心主神明”所以互换了“面孔”，也换了思想，他们各自回“自己”家时遇到了麻烦，其妻子儿女都不承认这个新面孔，就一起到扁鹊那里去“要说法”。两家人经过扁鹊“心主神明”的解释，都接受了换心之后，必然随之改换面孔、躯体的事实，大家高兴而去，闹出来一个人间大喜剧。细想一下，假如扁鹊做过互换心脏的手术，必然留下刀口疤痕作证据，也就不用再找扁鹊去说明了；按现代医学的理解，即使换了心脏，也不可能换了思想，找扁鹊也不会有《列子》记载的结果。所以，此事与愚公移山一样，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不可据以为真。
战国时期的《鹖冠子》里，记载魏文侯问扁鹊，说他兄弟三人之中谁的医术高明，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这段记载，虽然有“治未病”的深刻含义，但是也像一个附会出来的故事，而不像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扁鹊用激怒的方法治疗赵简子的病，赵简子痊愈之后，不仅不感谢扁鹊，而且盛怒之下“以戟追杀之”。这个记载，显然是杨泉记忆有误，把文挚激怒齐闵王的事，“移花接木”按在了扁鹊的头上。
《韩非子·喻老》说“医扁鹊见蔡桓侯”，司马迁以及后来的人都说是“扁鹊望齐桓公”；韩婴《韩诗外传》和司马迁《扁鹊传》都说“扁鹊诊治虢太子”，刘向却说诊治的是“赵太子尸厥”。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这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司马迁的眼里，需要看重的是扁鹊这个医生，而不是他诊治的病人信息更可靠。后代医生如《临证指南医案》作者那样，把男女患者虚拟化处理，写成“某左、某右”，就是这样的笔法；不是扁鹊必须以病人的历史时代为生活坐标，更不是以策士之言为取舍标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舍本逐末，把扁鹊说成是一个虚化了人物；或者说扁鹊是从秦国到越国，从春秋到战国，有许多扁鹊，秦越人只是其一。这种“泛化扁鹊”的“虚拟”做法不可取，也没有历史依据。春秋时期有秦国的医缓、医和，有齐医、晋医、楚医，都见于《左传》，其他古籍的记载之中，也没有见到“名医都泛称扁鹊”的现象。日本学者森田一郎甚至说，扁鹊就是砭石的代称，未必有其人。这都是研究方法不当造成的错误，是应该澄清的历史疑案。
第二节、黄帝时代无扁鹊[ 此文主要内容刊登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1、24]，太古扁鹊是臆测
《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1月15日刊登了笔者的文章“扁鹊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文章说扁鹊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不可虚拟化处理。有的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轩辕黄帝的时代就有扁鹊，这个扁鹊就是岐伯。他说扁鹊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神话传说之中的神仙——“大古扁鹊”。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这种黄帝时代有扁鹊的说法，其依据不可靠，原因是对司马迁所说“在赵者名扁鹊”不理解，没有读懂“扁鹊”一词的含义。
1、误读《汉书·艺文志》，提出个人猜想
黄帝时代有扁鹊的说法，始于隋唐之际的杨玄操，他在注解《难经》时作序云：“斯乃渤海秦越人所作也。越人受长桑君之秘术，遂洞明医道，至能彻视藏府，刳肠剔心，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曰扁鹊。”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引用杨氏之语，此后注家也常沿用此说。
这种观点有何根据？杨玄操没有说。如果按照杨玄操的思路，向前追溯历史文献的依据，勉强可以作为佐证资料的仅仅是《汉书·艺文志》载有“《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有人据此说，既然把黄帝、扁鹊、俞跗三个人合称为一本书的作者，那么他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我们不赞同以上的观点，第一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之中，还有《黄帝三王养阳方》《汤盘庚道阴》等用人名命名的书籍。黄帝与三王不在同一时代，汤与盘庚相隔几世，也不可能同时写作一部著作。第二，班固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总结了秦以前1949位各类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扁鹊，在越王勾践和赵简子的春秋时代。第三，《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大古有歧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其中明确说扁鹊与岐伯、俞跗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因此，结合《史记》与《汉书》，以及近年来出土的马王堆医书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历史上只有一个扁鹊，即秦越人，约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夫子和赵简子大体同世。
2、“在赵者名扁鹊”，有深厚历史渊源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扁鹊者，勃海郡鄭（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赵人不称秦越人的姓名，而呼之为“扁鹊”，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因为赵氏以鸟为图腾。
《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玄鸟的名称首见于《山海经》，形状像燕子。传说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外出时看到一枚鸟蛋，简狄吞下去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这个传说也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殷本纪》之中。这个传说表明，在商人的始祖出生之前，商人部落还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所以，契只知道自己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也是鸟图腾的一个起源。
《史记·赵世家》说，赵氏孤儿被匿藏了15年的时候，晋景公患重病，占卜得到的启示是“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晋景公就问晋卿韩厥，这是什么意思？韩厥知道赵氏孤儿已经长大了，就说：“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
韩厥讲述的这个故事，就是著名元曲《赵氏孤儿》演艺的程婴救赵孤。他说，赵氏的祖先中衍“人面鸟噣”，长着像鸟嘴一样的面孔，不是一般人的相貌，他传下的后代都姓嬴。中衍氏来历不一般，像天神那样来到人世间，辅佐殷商时期的帝大戊成就事业。他的后代也都功勋显赫，辅佐的几位周天子，都有美好的德行。再往下到周厉王、幽王昏庸无道时，赵叔带就离开周王朝来到晋国，侍奉晋国的先君文侯，一直到晋成公，他们世代都建立了功业，从未断绝过香火。如今只有君主（景公）您灭了赵氏宗族，晋国人都为他们而悲哀，所以在占卜时就显示出来了。希望您考虑考虑吧！
韩厥的一席话，让晋景公感到问题不一般，他立即问道：“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就把程婴藏匿赵氏孤儿的实情完全告诉了景公。于是景公就与韩厥商量重新立赵氏孤儿为卿，后来赵氏孤儿赵武复位，赵世家族再度复兴。赵武就是赵简子的爷爷。
《史记·赵世家》称赵氏祖先中衍氏“人面鸟噣”这一特征，直到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仍然是一个氏族的象征，他期望“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
赵氏以鸟为图腾，这是他们把秦越人称为扁鹊的主要原因。《集韵》说：“古有扁鹊或作鶣。”扁鹊是鹊鸟“飞轻貌”。《广韵》也说：鶣“取鹊飞鶣翲之义”。《禽经》说“灵鹊兆喜”，古人把鹊鸟称为喜鹊，与原始部落的人们以鸟为图腾有一定联系。
秦越人行医足迹遍及中原数国，常有起死回生、排忧解难、化险为夷的高明医术，故使赵人联想到其祖先保护神中衍氏“人面鸟噣”，尊秦越人为“神医扁鹊”。这应该是司马迁所说“在赵者名扁鹊”的根据所在。
3、赵简子时代，图腾崇拜仍然盛行
人类学研究表明，图腾崇拜是人类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教信仰现象。人类先民相信每个民族都与某些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即为该民族的图腾、崇拜物、标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龙、凤、蛇、鹿、鸟类、虎、麒麟等动物都曾作为图腾崇拜物。这种久远的民俗，积淀在早起的人类文化之中，具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色彩。
在赵简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仍然有图腾崇拜的历史遗迹，并且对于现实生活，仍然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扁鹊诊断赵简子之后，昏迷7天的赵简子醒来，立即就讲述了一个与图腾崇拜有密切联系的故事，他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適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赵简子梦游天庭的故事生动而曲折，暗含着上天的旨意。此前一百多年，秦穆公也有过这样的“做梦上天”的故事，被史官公孙支记载于秦国的史册之中，预言的内容一一得到应验。他日，赵简子外出途中，见有异人当道，为其解释赵简子怪梦的天意：“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
熊与罴是晋卿范吉射、中行氏荀寅的图腾，代氏之祖先的图腾是翟犬，上天的旨意是让赵简子“灭二卿”，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此后，晋国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由此展开，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也由此而启动，赵襄子灭代国、赵武灵王废长立幼、胡服骑射等都从扁鹊诊赵简子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了其法理上的“合法性”。
天命难违，替天行道，使得扁鹊诊赵简子事件在赵国历史、晋国历史上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甚至说这个怪梦就是一个政治寓言、事变阴谋，是我国历史由春秋到战国发生转折的导火索。
扁鹊诊赵简子被记载于史书之中，既不是由于赵简子病情重，也不是因为扁鹊医术高明，而是因为这件事牵扯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总而言之，赵人以鸟为图腾，敬鸟而爱鹊。秦越人周游列国，到处救死扶伤，活人无数，他的传奇经历，使赵人既感激又敬佩，尊其为“扁鹊”，即翩翩飞舞，四处传播佳音喜讯之鹊，由此而不再直呼其名秦越人。可见，扁鹊是秦越人的私人名号，而不是公称，也不是黄帝时期有“大古扁鹊”，更不是历史上有很多扁鹊。
扁鹊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不能因为各种传闻异词而被虚拟化处理。
4、“太古扁鹊”的臆想成分很浓
在过去的文献里，从来没有见过“太古扁鹊”的说法，这是一个近几年才被炮制出来的“新词”，而这个新词的提出，既缺乏历史文献支持，无法自圆其说，过分的臆测猜想，也容易造成学术混乱。因此，笔者不同意这种不严肃的“考证”。
一、提出这一主张的作者认为“太古扁鹊”一词的“出典”依据，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说过：“大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原文明确说“大古有岐伯、俞跗”，并且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总结了秦以前1949位各类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扁鹊，在越王勾践和赵简子的春秋时代。该学者不顾这些事实，却别出心裁，硬把“中世有扁鹊”说成是“扁鹊二世”，明显不符合班固的原意。至于东汉应劭（约153—196年）与唐·颜师古(581～645)根据《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而在“扁鹊俞跗”之后注曰：“黄帝时医也”。应该是仅指俞跗一个人而不包括“扁鹊”。
二、该作者误解了《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这本来是一本汇编性质的方书，该作者却要“删去‘泰始黄帝’四个字的伪托”，并想当然断定剩下的《扁鹊俞跗方》之中的两个作者不但有密切关系，而且还有扁鹊早于俞跗的微言大义。他说“那么，这个位居于‘俞跗’之前的‘扁鹊’是谁呢？他当然是‘大古有歧伯、俞跗’的‘歧伯’，而不会是‘中世扁鹊’秦越人。”
作者不了解，《汉书·艺文志》关于方书名称的取定，不一定是“共同作者”，而是选取与书中内容相关的名字而定书名，不管他们是否处于同一个时代。比如，《汉书·艺文志》之中，还有《黄帝三王养阳方》《汤盘庚道阴》等用人名命名的书籍。黄帝与三王不在同一时代，汤与盘庚相隔几世，不可能同时写作一部著作。
三、该作者误把岐伯说成是扁鹊，其采用的方法是“望图生意”。他从出土的东汉汉画像石上，看到鸟形神话人物的爪是分开的，就说它是“岐伯”：“歧伯者，人面鸟身，双足有歧，占脉行医，故称‘歧伯’。”其经过其煞费苦心的拼凑，说“岐伯”是错字，应该是“歧伯”，并且说古代没有用地名称呼传说人物的做法。这里边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他忘记了“河伯娶妻”在秦汉之前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四、该作者还有很多大胆的猜测，不仅“岐伯”可以改为“歧伯”，而且“歧伯”还能写成“伯歧”；“伯歧”还可以同音假借念成“敝昔（扁鹊）”，以便与最近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简相一致。仿佛只要该作者需要，不仅可以不顾司马迁的做过的考证，而且也可以不管班固维护自己观点一致性的努力，而随意地割裂扁鹊的形象。
假如，历史上确实像该作者所说的那样，太古扁鹊就是岐伯，那么，司马迁和班固能都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了，为何还要在写《扁鹊传》的时候，把扁鹊当做一个人写？既然扁鹊就是岐伯，那么《黄帝内经》里边黄帝问岐伯，就是黄帝问扁鹊，《汉书艺文志》还分什么《黄帝内经》《扁鹊内经》？
如果我们按照该作者的“考证”方法也来一个随意性发挥，也可以说《白氏内经》也是扁鹊的著作，把“岐伯”二字拆开说，“歧字的甲骨文构成于‘止’（前行的足迹）与‘支’（手持工具以操作）”，以这个逻辑“岐伯可以省文成‘伯’，‘伯’又可以省文成‘白’，《白氏内经》就是《岐伯内经》，也就是《扁鹊内经》。”如此这样一来，“医经七家”就成了“扁鹊一家”，反正在他的眼里新、老扁鹊都是扁鹊。
考证古代医书，切忌望文生义，更不该望图生意，把真实的扁鹊虚拟化，把臆想的事情硬说成是真实的历史。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28:57

第三节、扁鹊讲理不谈“道”，“黄帝内经”不离道
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知识体系，它的形成、发展，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除了气、阴阳、五行等概念逐渐融入中医，“道”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医学术理论的基本概念。探索“道”融入中医学的时机，有助于解开《黄帝内经》成书之谜，也可以为判定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学派医书”的成书年代，提供“内证”依据。
1、“道”是老子创立的元概念
春秋末期，周朝的史官老聃写成了《道德经》，全书加上标点符号只有6000多字，其中使用“道”字竟多达70多处，而且把它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字的本意是行走的道路，也可以用为讲话的“说”。老子追溯世界的本源，把天地未分的“先天混沌”状态，表述为万物的开始，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一个巨大的存在物，它没有名，没有字，老子发挥原创思维，“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也就是说，古老的“道”字，在老子的知识体系里，有了不同寻常的新含义。
老子创新“道”这个字的含义，可以从《诗经》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周易》经传的文字使用上的差别得到合理解释。
《诗经》里用“道”字30多处，都是道路与说话的意思，没有老子所说的“道本原、大道理”的引申含义。
《周易》的卦辞、爻辞里，“道”的含义还是道路，而解释《周易》的象辞、彖辞、系辞、说卦传、序卦传等“十翼”之中，使用了“道”字100多处，都是借用老子命名的新含义。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孔夫子“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解释《周易》有关系。
2、孔夫子问道于老子，传承其学
先秦不同学术流派的宗师之间，可以互有学术交流，老子追朔世界的本源，把“有物混成”，天地未开的自然存在称之为“道”，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夫子问道于老子，并把“道”作为一个基本学术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论语》之中使用“道”达80多处，孔子很赞赏道的理论，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道家思想对儒家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不仅孔夫子本人重视道，说“吾道一以贯之”，他还教育弟子们要重视道的修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教导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当然，也有的弟子对于孔夫子谈论的这个道，不太理解。子贡就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有学生虽然闻其道，而不行其道，冉求就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对于这种认识，孔子加以批评和引导，他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孔子把老子说的“大道”，引入做人的标准上，分小人和君子之道，他告诉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夫子的弟子们受其影响，也不断地传播道学的新思想。他的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曾子生病的时候，孟敬子前来问候，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孔子身边的人谈论他这个老师，也用道做说辞：“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经过孔夫子师生的大力推广，老子关于道的学说很快就传播开了。
3、扁鹊医学理论，讲阴阳不谈道
无论是《史记·扁鹊传》，还是其他秦汉时期有关扁鹊的记载，以及《脉经》所引用的扁鹊著作，都未见扁鹊使用“道”论述医理，而是借用人与天地为一体的整体观，以及阴阳学说，或五行的观点，来讲述医学的道理。
扁鹊说：“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阴阳是古人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根本的世界观，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人体更是如此。
《脉经·扁鹊脉法》说：“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人一息脉五至以上，死，不可治也。声息病，脉来动，取极五至，病有六、七至也。”又说：“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紧受如此，身无苦也。”
扁鹊把诊脉看作了解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状况的手段，因此，能够“尽见五脏症结”，他论述虢太子尸厥病机的时候，主要使用阴阳表里气血循环的理论，也说到了三焦、胃、膀胱、兰藏、五脏之腧，提到脉、络、经，诊病的方法提到“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治疗的时候，取“三阳五会”，用药更熨两胁下。
扁鹊认为，脉与内在脏腑相关，患者的声音、五色，也与内在脏腑有关，因此才能“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
在扁鹊之前的医学家医缓，诊断病入膏肓，提到二竖为患，针药治病，但是不说阴阳，不谈道。医和论述蛊病，用“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来说明病因，用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淫”来讲道理，甚至用《周易》的“风落山，女惑男”来作比喻，却不说天道，也不提医道。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到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道家理论”。
4、《黄帝内经》是托名，书中推崇“道”理论
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道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运用也很普遍。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作者心目中把老子创造的“道”，称为上古之人风行的理论，可见他说的“今人”距离老子生年不会太近。
尽管生命的道理很微妙，“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但是，《素问》作者把道在医学上的应用，已经融入各个环节之中，因此说：“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在《素问》作者的心目之中，善于养生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四季皆有养生之道，否则“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就会因病而亡。
治病求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道。因此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黄帝”赞赏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虽然其说的色脉很重要，实际上与扁鹊的概括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其要弘扬的色脉诊治方法，也带上了“道”学的特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托名“黄帝”的人，对于老子创立的道，大加赞赏，一心要加以学习弘扬，他说：“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勤学好问的“黄帝”，提的问题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阳夏阴，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文中的“要道”、“天道”，都是在老子《道德经》广为流传之后，才成了社会学者们的流行语。
豁然起敬的“黄帝”，口中却说着老子之后的语言：“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文中所说“道在于一”，这样的词语应该是老子、孔子的信徒，才能说得出来的话语。
总之，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过“道”的概念。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与“道”无缘。由此可见，扁鹊医学之古朴和久远。

第四节、对扁鹊著作进行考证，需结合时代特征[ 此文刊登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2、14，文题为“结合时代特征考证扁鹊著作”。]
《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底和2014年初，连续报道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并概要介绍了这10部医书出土的意义及其内容，引起学术界关注。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笔者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1、春秋末期，私人著作刚刚兴起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所刻画，或者是占卜的巫官所为，是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奋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根据其行事语言，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2、医学著作的形成，应当早于先秦诸子
诸子的著作，必须先有诸子其人，然后才能有诸子的著作；托名于诸子的著作，必在其身后多年才能出现。医学著作则不是这样。因为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之中也有很多医学内容，春秋之前就有专业医生，他们的医疗经验、医学理论、病例验案、或治疗效果的考核记录等，都可以成为医学著作。
记载于《左传》之中的早期医学家，有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左传》书中既有对他们事迹的记录，也有一些学术理论的探索。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都说明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
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尽予（全部传授）扁鹊”，也说明长桑君手里不是一本书，虽然他的书来自于“宫禁之内”，不属于自己原创、原著，不能私自传授给民间人士。
长桑君敢于打破常规，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那样，偷偷地把“禁方书”传授给扁鹊，并嘱咐秦越人“公勿泄”，扁鹊也郑重承诺严守秘密，绝不外泄禁方书的内容。但是，他们实际做的都是“凡规矩必有例外”，都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进行了适当的传授。
扁鹊师徒学术传承的过程，就像《素问》之中岐伯与黄帝经常困惑与讨论的那样：“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黄帝为了天下臣民的健康，经常渴求医药知识：“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面对“黄帝”苦苦的哀求“可得闻乎？”岐伯虽然明知“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但是，为了“明道”，他不止一次，并且不厌其烦地给黄帝讲述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种表面上“不守信誉”的讲授，包含着一种大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珍惜医学知识来之不易，有些都是用生命实验换来的，所以必须打破常规，进行传授。他们为的是薪火传承的大业千秋不绝，这也正是扁鹊不得不写著作，不得不传授医学知识的原因。
3、扁鹊的著作，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
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
王国维先生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书之通例，字书亦然。”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所流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扬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那么，《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又是如何认定的？
4、师徒学术传承不断，是最可靠的线索
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扁鹊之前的医学家，都是诸侯国的官吏，有位有禄，世袭相传，也是周代“百工”之一家。扁鹊起于民间，周游列国，是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民间医生，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医学者。官医由于服务的人数少，活动的范围小，不可能像扁鹊那样“名闻天下”，更不可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
民间中医的学术传承，不像官医那样有制度保障，难以世袭，最可靠的传播途径是寻找有缘人，师徒相传，如缕不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仓公的事迹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术传承从战国到汉代的实际状况。
仓公淳于意在汉初的时候，开始学习医学方脉，但是，他的学习过程很复杂，先“见事数师”，后来拜公孙光为师，数年之后，又拜公乘阳庆为师，不断深入学习，研讨医学理论与技术。他多次遭遇学派之间的争鸣情况，公乘阳庆要求他“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经历考验，脱胎换骨，才成为嫡传学术继承人，被授予黄帝、扁鹊之脉书。假如他固守成见，坚持原来的学术流派特点，公乘阳庆就不会把扁鹊学派的著作传授给他。
需要指出的是，仓公所说的这些学术传承，不是他故弄玄虚，编造故事，而是以戴罪之身，回答汉文帝的讯问，因此比较可靠，也非常珍贵。
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的医学书籍，据称来自“古先道遗传”，主要是托名黄帝和以扁鹊为名的《脉书》、《五色》、《诊病》等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为了“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公乘阳庆还告诉淳于意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阳庆传承这些医术，完全是出于“传道”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谋生的生活需要。他家庭门楣很高，根本不需要靠医学来盈利。淳于意喜出望外，立即“避席再拜谒”，接受公乘阳庆赠予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禁书，并且住下来，在师父的指导下，“读解验之”，一边读书，一边临证验证，理论学习大约一年左右。三年之后，仓公开始独立应诊，为人治病，并且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程度，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医生。那个时候，仓公淳于意才三十多岁。
仓公按照公乘阳庆的要求，扔掉了过去传承、学习的“故方”，这些书应该是公孙光传给他的《方化》《阴阳》《传语法》，或许还有些什么著作，他没有说。是烧了，还是转送别人，他也没有说。我们认为，他烧掉“故方”的可能性最大。他不可能在得到“真传”的时候，还保留、传出去一个不成熟的医学错说、假说。
尽管仓公和扁鹊一样，时而在民间行医，时而到官府出诊治病，但是其主要的行医经历在民间。汉初学术流派的划分，不是行医范围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而是学术主张的差异，这在仓公与齐王侍医遂的争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尽管二人都是学习扁鹊的医学思想，仓公与齐王侍医遂在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段学术论争，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5、扁鹊的学术思想，在西汉年间已经分化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由此可见，学术传承的“一源多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先秦诸子如此，就是汉代之后也是这样。张仲景创立的伤寒学，唐宋之后也有很多流派，甚至有“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说法。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这是由于不同中医学家对于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并逐渐加以补充的结果。医学首先是一个实用技术，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有关学术发展，并留下时代的特征。
西汉年间的齐王侍医遂，也学习扁鹊的医学理论，他自己患病之后，尝试着用扁鹊的理论为自己开方治病，“自练五石服之”。恰在这个时候，仓公淳于意臣路过，遂医生很谦虚地让淳于意为自己诊病，并讨论自己开的药方。他说：“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淳于意也不客气，诊查之后，他告诉遂医生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医生不明白，他争论说：“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
淳于意听了遂医生的争辩，沉思良久，然后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也就是说，病情复杂，表里不一，有人内热外寒，甚至“热深厥深”，必须禁止服用热药。道理虽然如此，但是，遂医生已经服用“五石”为主的药物很久了，仓公淳于意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就告诫遂医生说：今后有可能“忿发为疽”。后来果然如仓公所料，百余日之后，遂医生果然生了一个恶疮，在胸部乳上，逐渐发展到锁骨之上，“入缺盆，死”。
这说明，对于扁鹊的医学，必须全面掌握，识其大体，“必有经纪”，有纲领，有原则，不能违背。有的人学习不深入，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没有达到上工的水平，处于“拙工”的阶段，“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6、扁鹊《内经》《外经》，名称应由刘向拟定
仓公淳于意之后，历经二百多年的学术传承，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扁鹊医学虽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是在传承之中“走样”、“变异”的程度也会逐渐加大。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扁鹊医学在仓公之后，由于没有很好的传承人，其著作与学术思想就逐渐“技术晻昧”失传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哪些著作来源于扁鹊，因此可以决定哪个是《扁鹊内经》、哪些是《扁鹊外经》。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是相对的，“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其人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有学者说“白氏就是百氏”，是杂家的理论著作，也就是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四、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29:19

第五节、凝聚众人智慧，破解“扁鹊之谜”
2014年初，《中国中医药报》关注四川老官山汉墓出土的10部古医书，由于其中有“弊昔（扁鹊）曰”字样，而被有关专家初步认定为扁鹊学派的著作，引起中医界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鸣。为了探索历史真相，破解“扁鹊之谜”，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人物真实”的记载“故事未必真实”
扁鹊是先秦时期的“超级明星”人物，有关扁鹊的记载很多，拿他说事的故事也很多，不认真辨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列子·汤问》说扁鹊给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尽管其中说的扁鹊是真实的人物，赵齐婴与鲁公扈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互换心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甚至在现在也不可能出现，并且一定被认为“没有必要互换”。在故事情节上“换了心脏不见疤”，没有刀口的“无创换心手术”，今天仍然是一个梦想。再有，即使换了心脏而改变了这个人的思维、情绪，但是供体与受体之间，互相换思想、记忆的记载，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可以断定其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与愚公移山一样不属于“实录”。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赵简子拿着武器追赶扁鹊，尽管两个事主都是真实历史人物，但是因为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从《吕氏春秋》“齐闵王生烹文挚”移植过来的，所以这也不属于“实录”，而是作者记忆有误，或者故意移花接木，用更著名的历史人物来表达世事的复杂，进而编出来的故事。
《鶡冠子·世贤》之中，记载魏文侯问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为善？”扁鹊从治未病的角度，回答说长兄最善，自己“最为下”。这个故事亦真亦假，寓言的成分很浓，而作为信史事实的可能性比较小。说其可信，是因为其中扁鹊与魏文侯二人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中的思想符合扁鹊的观点。难于采为信史资料是其太理想化，扁鹊如果是这样的医学世家，就与司马迁《史记·扁鹊传》考证的扁鹊事迹有矛盾。
2、“因事为文”和“因人为文”
古今关于扁鹊的记载，分歧很多也很明显，几乎是各执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众说纷纭，让人难于取舍。笔者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首先要分有关记载是“因事为文”，还是“因人为文”，尽管其中会有交叉，但是侧重点不同，取舍的意义就不一样。
《左传》之中的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是“因事为文”，虽然涉及到具体的医学人物，但是这些人物都是配角，在记载“事主”事迹的时候，这些医生属于顺便提到的背景人物，或者叫“影子人物”。这些医学家的事迹，也仅仅是就事论事，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并不涉及医缓、医和、越医、晋医、齐医的生平事迹，读者从中无法知道这些名医具体的医学生涯和学术成就。
《史记》《汉书》对于人物的记载不一样，史家的传统是“实录”，所谓“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是现场直录，或者属于事后总结整理的文字记载，因此比较可靠，比如《春秋》是以鲁国的历史事件整理而成的著作。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博学多才，他的《史记》之中，有当朝的事件，但是更多的则是对于历史的考证记录，目的是通过记叙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兴衰的原因，“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写扁鹊是“因人为文”，而在《史记·赵世家》之中写扁鹊则是“因事为文”。
“因事为文”是为了写事，突出的是事件的真实性，人物可以随笔带过，不用浓墨重彩；“因人为文”着重写人物，事迹只是材料，人物是主干，事迹是枝叶。
3、应辨别“实录”与“传说”
史料之中出现的人物，有的是“事主”，有的则是“陪衬”，事主是主要人物，陪衬则是背景人物。事主和事件一定是真实的，不然就属于编故事，无论这种记载的历史多么悠久，都是传说而非写实。事主的背景人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虚拟的，但是不能“关公战秦琼”。
《史记·扁鹊传》之中的扁鹊是主要人物，其所诊治的患者属于背景人物，赵简子属于真实的背景人物，虢太子属于不太清晰的背景人物，齐桓侯属于虚拟的背景人物。所以与司马迁记载相同的治病故事，《韩非子·喻老》说“扁鹊见蔡桓公”，而非望见齐桓侯；刘向《说苑·辨物》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尸厥，而非虢太子尸厥。
韩非子写文章，是为了说明一个大道理：“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为了论证“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这些大道理。一个是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为了把道理说得更生动感人，他接着就讲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然后总结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比司马迁早100多年，更接近扁鹊生活的年代，应该更可信。但是，由于他对扁鹊的事迹得之于传闻，在写文章的时候，为了一个例子，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证故事中患者这个次要人物的真实性。所以他的记载没有被司马迁采纳，这个患者也就就变成了齐桓公。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比司马迁晚100年左右，他很认真地阅读过《史记》，称司马迁“善叙事理”，其《史记》为“实录”。他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而不是虢太子，原因是虢国作为国家，在扁鹊生活时期早已灭亡。大家似乎应该按照刘向的观点，修改司马迁的记载。但是，扁鹊生活的年代，《左传》说“齐侯次于虢（位于燕国境内）”，又说11个诸侯国的大臣“会于虢（在郑国境内）”，可见以虢为地名的城市不止一个，“虢太（大子、世子）子”出现在扁鹊的时代，并被其诊治是有可能的。并且，司马迁前面刚说过扁鹊诊赵简子，并且接受了赵简子“赐田四万亩”，如果后边紧接着再叙述扁鹊救赵国的太子，“赵国的中庶子”在宫门口反复问难，好像根本不认识扁鹊这个人，这也不符合人之常情。因此，后世不采纳刘向的意见，完全尊重司马迁的叙述。
《战国策·秦策》所记载的“扁鹊见秦武王”不可信，是因为在秦武王的面前，故事里的人都不称呼他“大王”，而是“众口一词”说他是春秋时期的“君主”。这是误把故事里的人物扁鹊，作为“当事人”描写造成的误会，而且故事的宗旨，既不是为了展现扁鹊的医术，也不是为了实录秦武王的疾病，而是为了提醒秦武王有可能“一举而亡国”，必须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与甘茂为了攻打宜阳而说服秦武王“如出一辙”，只不过暂时借用一个历史故事，加深印象而已。
4、扁鹊“重术”更“重道”
人们谈起扁鹊的学术，都津津乐道其见垣一方人的“透视功能”，认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被明确记载有特异功能的人。其实，这误解了扁鹊的学术特点，也不了解司马迁“实录”的是民间传说。
扁鹊学医的时候，其身份是旅社的负责人，并且长达十年之久，突然之间成了治病救人水平很高的医生，这在一般人看来不是神仙传授是做不到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扁鹊有师傅，即使知道了长桑君给扁鹊“禁方书”，也会说他是天外来的神仙，“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出没旅店达十年之久的长桑君，在扁鹊开始行医的时候突然消失了，其“忽然不见”的原因，一是可能避免被追究泄露“禁方书”的责任，二是传承人扁鹊经常外出行医，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师承授受、切磋医学学术了。
扁鹊“视病尽见五脏症结”不是靠透视，而是“司外揣内”的技术非常高，他靠的不是透视，而是四诊技术达到了神圣工巧的程度。扁鹊“言病之所在”的时候，运用阴阳学说，可以“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阴阳的含义虽然很丰富，但是在四诊方面的运用主要是“表里相关”，通过外在的变化，就可以了解内在的病情，这就是《内经》说的“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是辨证论治的精神，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传统。
扁鹊对于虢太子病情的判断，还没进入患者的居所，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远远地望见桓侯，就知道他的病情从肌肤到血脉、骨髓的演变，这绝对不是靠透视功能所可以做到的。而是通过四诊，“病应见於大表”，了解到了其内在脏腑的变化，即所谓“尽见五脏症结”。
扁鹊认为，病邪可以从表入里，“以阳入阴中”，影响脏腑功能，动胃、下三焦，入膀胱，“中经维络”，使阴阳失衡，“气闭不通”，内鼓外绝，“破阴绝阳，色废脉乱”，从而出现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的尸厥。
从扁鹊对于医学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于医学道理的追求与运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此可以“病应见于大表”，决断内在的疾病情况，并且准确率非常高：“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扁鹊治疗虢太子尸厥，运用的急救方法，是综合治疗的方法，而且突出了“内病外治”的特色。经过厉针砥石，针刺、药熨在前，病人苏醒之后才服汤药善后。
如果没有阴阳表里相关的思想，没有脏腑经络学说的支撑，对于尸厥的外治措施就是乱治。有了这些理论支撑，外治就是最方便、最直接的治疗措施。并且通过在体表进行治疗，就可以改变体内的病情，这在今天也是中医不同与西医的特色和优势。
如今三伏贴火爆中医院，针灸按摩、药浴刮痧盛行于大街小巷，都是学习与运用扁鹊“内外相关”医学思想的结果，只不过意识到与没意识到、明确与不明确而已。
外科从体表开刀，到里边去做手术，其指导思想是“内病内治”，而不是中医的“内病外治”。手术的开展，不仅是技术水平、卫生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治病原则决定的。中医有了内外相关、内病外治的理论支撑，华佗的手术刀才生了锈，麻沸散也丢失了。外科手术疗法，在中医界受到抑制，并有逐渐失传的趋势。
扁鹊医学思想的成败得失，绝对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
5、扁鹊“脉法”就是“扁鹊医学”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在汉武帝、司马迁的时代，扁鹊是普天下公认的脉学集大成之人。仓公从他的师父公乘阳庆那里继承了“黄帝扁鹊之脉书”，这些脉书尽管与黄帝有些关系，但主要是由扁鹊系统化之后的《脉书》，其特点是“守数精明”，由于这些著作失传，内容已经难以见到全貌。
所幸“太医令王叔和”善于继承前人成就，他不仅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且也和张仲景一样崇拜扁鹊，因此在《脉经》的第五卷，分三节专门收载扁鹊脉学内容，为后人研究扁鹊学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然，《难经》用很大的篇幅，以问答的形式谈论脉学，与扁鹊师徒传承学术很相似，但是，其中没有“扁鹊曰”，而难以断定《难经》一定就是扁鹊的著作。
今天看来，脉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四诊之一，也不是独取寸口胜过遍身诊法，或者有多少脉象，主什么疾病，而是它凝聚了中医学最鲜明的学术特征。
脉诊的基础，是中医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根本认识。脉诊所依靠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学说，都是从具象抽提之后，融合了时空元素的学术概念，是整体时空观，也是整体生成论，而不同于按照结构求功能的“空间结构构成论”。
中医的整体时空观和整体生成论，是把医学知识与哲学思想融合为一的学术体系，不是纯粹的生物结构医学。所以中医善于思辨，从具象出发，把身体之内可以看到、可以把握的物质，经过“时空化、虚拟化”处理，就把医学知识与哲学知识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术理论。因此，五脏就有了时空的含义，也能与万物的颜色、滋味、声音、温度联系起来。五色、五味、五声、五音、寒热温凉，是万物的属性，都有时空化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医对于人体的认识，对于病症的概括，对于治疗的描述，都离不开时空元素。天地万物都存在于时空之中，万物的时空属性都和五藏相通，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天地精华浓缩于一身之内，因此，“天人相应”，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扁鹊脉学，通过诊脉“尽见五脏症结”，贯穿的就是这样的“整体观”。这些思想与当今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相似，虽然属于不同时代，但是思想方法一致，与还原论、线性方法有很大区别。
扁鹊脉学、扁鹊医学所创立的方法，代表着中医学的特征，也代表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29:40

第六节、扁鹊文化的核心价值“利天下”
扁鹊是一个大文化，他的事迹感动了司马迁，《史记》概括扁鹊的特点是“名闻天下”，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
扁鹊是张仲景心目之中的大明星，“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鼓舞着张仲景，使他写出了空前绝后的《伤寒杂病论》。
那么，扁鹊文化的核心价值何在？它是怎样练就的？笔者认为，这与扁鹊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也与扁鹊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心里有天下，才能利天下
利天下的思想源于《易经》，伏羲创立八卦哲学体系，每个卦都由三个爻画组成，其中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天在上，地在下，都是为了人；八卦的道理，就是为了解决人道的问题。
“利天下”的思想萌芽，出现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代：“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又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利天下”的决心，即使条件不好，没有达到一定的职位，进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就可以利天下。
“达则兼济天下”，是读书人过度自谦的话语，也有推脱责任的嫌疑，因为“达”的标准很难确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看上去慷慨激昂，但是，谁是匹夫？《易经》告诉我们服牛乘马，驾船行舟的普通人，都肩负着“利天下”的责任。
扁鹊在出名之前，是一个小旅社的负责人，这是他的舞台，也是他参与天下大事的机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子，未必需要高贵的出身，但是历史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在这个小旅社任职，扁鹊就不可能了解天下大事，难以接触南来北往的客商，也不可能得到长桑君的钟爱。
“君子”与“天下”，是《易经》的基本概念，恰如孔夫子所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使自己成为一个圣人，也许扁鹊没有想过，他周游列国的目的，与孔夫子完全不同，他完全是按照一个小人物的历史定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在孔子醉心于学术，“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的时候，扁鹊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做君子，成为有作为的大人，是读书人的理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扁鹊以自己的行动，感人的事迹，完成了由一个普通民众向圣贤的升华。
2、随俗为变，为的是利天下
《史记·扁鹊传》说：“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网络里的“川耗子”说，扁鹊是一个势利眼，走到哪里，听说什么人显贵，或者什么人受尊重，他就治什么人的病。
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小人说辞。
医生防治疾病，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能够请得起医生，得到医疗救助的人，必然是有一定经济能力，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缘分，假如你身边没有名医，有多少钱也得不到好的医疗救助。下层民众，生活困难，小病扛，大病躺，这是几千年的严酷现实，这也是整个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是哪一个医生的责任。把这样的责任，强按在扁鹊的头上，对他这样一个民间医生是不公平的。
扁鹊能够“随俗为变”，既说明他是社会的明星，受到上流社会的拥戴，也是身不由己，一个人要做最早的“全科医生”。所有的人，所有的困苦、疾病，都向你求助的时候，你能说“这不是我的执业范围，我管不着吗？”或者说：“你到别的地方，另请高明”而一推了之吗？
扁鹊没有推脱，他扛起了所有向他求助患者的苦恼，“随俗为变”首先是一种大爱，然后才是对自己医学水平、医疗技能的考验。能够不推脱，并且在周游列国、四处为家，行医治病的时候，开创临床各科，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具备了“利天下”之心、智慧和能力的人，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易经》说：“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又说：“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这是研究社会大道理的人总结出来的话，也是那个时代有理想的人应该知道的大道理。扁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的就是这样的路线，靠着这样深刻的认识，扁鹊才能龙行天下，“随俗为变”。
3、谦虚有大爱，才能利天下
当虢太子被抢救成功了，世人都认为扁鹊能“生死人”的时候，扁鹊没有飘飘然，仍然具有一个平常心。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见齐（蔡）桓公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劝说他有病要早治，这是一种医生对病人的关怀，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但是，桓侯不领情，他以个人的思想境界考虑问题，说扁鹊“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把扁鹊当成了势利小人，甚至是为了获取利益不惜编造病情，欺骗患者，这是多么污浊的事情啊。但是扁鹊不计较这些，一次不听，他说两次；两次不听，再劝说第三次，苦口婆心，真是武侠小说里所说的那样“良言难劝必死的鬼”。桓侯不给扁鹊进行治疗的机会，实际上是不给自己获得健康的机会。
扁鹊面对桓侯这样的权贵刁难，只好选择逃离。他在面对中庶子刁难的时候，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耐心，他不仅是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证明自己医术高明，而主要是为了挽救昏死的虢太子，我们可以回放这一历史事件：
《史记》说：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於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於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於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於阴，当尚温也。”主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
中庶子既是一个官员，也是一个“喜方者”，属于中医药的“发烧友”，他自认为对于中医学有很深刻的了解，并且对于“上古俞跗”很熟悉，他认为扁鹊自不量力，有欺骗的嫌疑（得无诞之乎），扁鹊“鲁莽”的自告奋勇救助虢太子，甚至很可笑（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面对如此的误解与刁难，扁鹊沉思良久（终日），然后仰天长叹，进行耐心的解释。
假如扁鹊心里没有大爱，他能有如此耐心吗？他能冒如此风险吗？今天患者住院，手术和特殊检查之前，都要签订“知情同意书”，进行自我保护。在那个“天子之怒血流成河”的时代，扁鹊行医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扁鹊所以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除了具有高超的医学水平，就是必须心中充满对生命的大爱，有“利天下”的思想。
《易经》说：“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扁鹊践行了“利天下的文化”，因此才有名闻天下的结果。
4、重然诺破规矩，是因为有大爱
扁鹊生活的初秋末期，是一个格外看重诺言的时代，《赵氏孤儿》里程婴救赵孤的故事，在扁鹊几十年之前出现，鼓励和鞭策了很多仁人志士。这种风范流传到扁鹊时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美谈。
开旅店的秦越人，当时还没有获得扁鹊的称号，他的店里来了一个客人，名叫长桑君，身材、相貌、做派与平常人不一样，秦越人很好奇，也很敬佩他的言谈举止，把他待为上宾。时间一久，长桑君也知道秦越人也不是一般的店老板，更不是店小二，因此，格外喜欢这个比自己小很多岁的青年人。
这样一来二往，秦越人与长桑君结下了缘分，成了彼此格外器重的知心朋友，结成忘年之交。后来，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全都交给了秦越人，他没有提什么要求，只有一个嘱托：“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勿泄！”这是学术传承的关键环节，也是保证真假之不会轻易泄露，真知识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庄重而自然。秦越毫不含糊，他的回答很干脆，只有两个字：“敬诺！”
岁月如梭，时光不再。
秦越人行医天下，也逐渐名闻天下，他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他的封号、尊号扁鹊，被天下的人所传送，这空前绝后的成功，丝毫没有改变的他的初衷，行医天下，治病救人。但是，声名在外之后，要求跟随他学习的人逐渐增多，并且十分恳切。考虑到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医学人才的可遇而不可求，想到天下病患的痛苦绝非少数人可以救治，于是他开始收徒弟，这是一种心有大爱的体现。
在救治虢太子的过程里，我们知道扁鹊有很多弟子，各显其能，分工协作，取得了“生死人”的好成绩。
但是，这与他当初答应长桑君先生“公勿泄”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重然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我们看待历史，如果仅仅是用“程婴的标准”，那么，不仅看不到时代、食物的发展变化，而且也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因此，只要有利于患者的健康，有利中医事业的发展，就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尽管这有可能会被理我们的初衷，或者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易经》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扁鹊行医几十年，具有丰厚的理论（《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具有很好的技术水平，因此才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
他留给世人最值得借鉴的，是他总结的六不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六不治”既是扁鹊的行医感言，也留给我们很多可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尤其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代，更需要借鉴这种智慧。当然，“六不治”不是推脱责任，而是医生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不能夸大，也不能逃避，而且“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也需要“随缘”，名医难救无缘之人，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就诊看病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医生治疗受技术条件与水平的限制，还要看“依从性”。
病人是健康的主体，我的健康我做主，而不是“科学主宰健康”，过分夸大医学的作用，或者病人对医学产生过度的依赖，就会造成纠纷和医患紧张。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30:32

《神医扁鹊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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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出版的《神医扁鹊之谜》被收录于《燕赵文库》，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也是编委会重视中医历史文化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并且指示要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他鼓励中医药沿着一带一路，首先走出去；把复制的宋代针灸铜人，赠送给世界卫生组织；他对奥运会上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满身拔罐的“中国印”大加赞赏等，足以说明国家最高领导对中医药的高度重视。
探索中华文明，离不开对于中医药的研究与阐发；研究中医药，就离不开对扁鹊的研究。
扁鹊是一个历史名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名闻天下”，而且出名非常早，在老子创立道家、孔子谈论儒学，墨子主张兼爱、孙子论述兵法的年代，扁鹊创立了独特的中医学，并靠这些突出的成就而“为方者宗”。
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之中，一开篇就说：“余每览越人（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张仲景被后世推崇为“医圣”，但是他心目之中的明星和最敬仰的人，就是扁鹊秦越人。
张仲景说：“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认为，医学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好的大学问，生命现象极为复杂，“玄冥幽微”的人体，与天地相关；“变化难极”的病理过程，必须“才高识妙”才能领悟。只有学有渊源，传承有序的医学家，才可以“视死别生”，否则只能是不读经典，“各承家技”因循守旧“滥竽充数”的庸医而已。他认为除了神农黄帝君臣、长桑扁鹊、公乘仓公之外，大多数医生都是名不见经传、“未之闻也”的“管窥而已”。
医学难于传承，不好发展的情况，在张仲景的年代也是很突出的。
扁鹊所创立的中医学，是一个“生成论”指导下的学术体系，与西医的“构成论”原理很不一样，全国文联副主席郑一民先生建议我用“国医”来称呼中医。他说，不应该由中国人说“我们是中医”，而应该说这个医学是中国人发明的国医。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也符合近百年、几十年的实际状况。
中医，或者国医，有过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辉煌，也有过一百多年的坎坷与屈辱，历经劫难，却屹立不倒，并且逐渐走向了世界，在“西学东渐”之后，开辟了“东学西传”的新时代，引领着曾经同是“岁寒三友”的国学、汉字，一同走向了世界，正在影响着，或者即将影响世界的格局。
世界未来的发展，需要东方文明的智慧。习总书记重视中医药，签发命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和国中医药法》，李克强总理说要用中国方式解决世界性的医改难题，刘延东副总理说中医药具有五大资源优势。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医药学的发展和振兴，而发展中医、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文化寻根”，这就不能不谈老子、孔夫子和扁鹊。当然，他们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他们只是集大成的宗师，是中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集中“涌现”。因此，我们不能不谈他们的祖先：是谁启迪了他们的智慧？
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各位不同学术流派的宗师之间，可以互有学术交流，老子追朔世界的本源，把“有物混成”，天地未开的自然存在称之为“道”，由此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夫子问道于老子，并把“道”作为一个基本学术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和传播。《论语》之中使用“道”达80多处，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可见其受道家影响之深。然而，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道”的理论。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没有使用“道”的概念。由此可见，扁鹊医学来源之古朴和久远。
“扁鹊医学”事关一个大文化，历史求真实，文化尚演绎。缺乏历史真实的文化，就容易流于荒诞；缺乏文化包装的历史，很容易失传，也不好看。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扁鹊文化必须以历史真实性为基础，只有这样的发展变化，才能使扁鹊开创的中医学立于不败之地。
中医文化寻根，我们不能不谈扁鹊。
扁鹊不是一个传说，很多人都与扁鹊有缘分，因为扁鹊的事迹早就收录在中学课本里了，那是韩非子所写的“医扁鹊见蔡桓公”。尽管其中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是，扁鹊给很多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在他们心中打下了古代医学神秘的烙印。
进入中医学院学习，大家都要学习《医古文》节选的“扁鹊仓公列传”，进一步把更多的扁鹊信息传授给大家。但是，这种裁剪丢失了很多有益的信息，也为有些人误读和改写历史提供了机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司马迁的考证结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脉学是中医最具特色的诊病方法，恰如我的恩师朱良春国医大师所说：“‘脉诊’向为祖国医学不可或缺的传统诊法之一，虽居四诊之末，却负冠冕之誉，故习俗称中医看病为‘诊脉’、‘方脉’、亦以‘大方脉’、‘小方脉’以概中医内科及其他各科；以脉性、脉理作为衡量医者诊疗水平之高低，以辞窥义，可见一斑。但观之当今中医界，言脉者泛泛，重脉者寥寥，部分中医仅视诊脉为装门点面的形式而已，令人慨叹。”
扁鹊的成就让人不敢轻视，司马迁赞誉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由此可见，学中医的人们与扁鹊的缘分已经很深了。
我与扁鹊特殊的缘分，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的。
1988年，我从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硕士毕业，回到河北省会石家庄，想为中医文献研究做一些事情，并且很快就来了机会。时任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的高濯风先生，他在“王好古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使我意外地与扁鹊有了进一步“对话”的缘分。高老曾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保定时期的老专家，对河北省的历代名医很有研究，但是有一件事情困扰了他很久。他说，山东两次召开省内、全国的“扁鹊里籍研讨会”，发邀请函请河北省中医学会派人参加，他们说过去人们认为扁鹊是河北省任丘鄚州人不对，根据最新研究扁鹊应该是山东长清卢人。“这样的会怎么参加啊？同意人家的观点吧，心里没底，也不是滋味儿；不同意人家的观点吧，人家有备而来，我们也拿不出不同意的根据。”因此，山东两次召开有关的会议，我们都没有派人去参加。他说：“你们搞医史文献的人，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如果人家说的有道理，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就不做声了；假如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扁鹊老先生请回来。不能在我们手里，把中医的祖先扁鹊让人家山东请了走，我们河北省弄丢了人！”
我虽然学习的是医史文献，但是听了高老先生的话，如芒刺在背，却不敢做声，不敢说自己可以接过这个事情来做。这也是因为心中没底。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李渡华教授说，他手里有一本山东寄来的《论文集》可以借给我看看。我看后，其中涉及的资料很多，大多是先秦的著作。因此，我就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到省博物馆访问有关专家，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理清了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阅读了大量古人、近人和今人的研究文章，发现围绕着扁鹊的研究，各位学者提出的疑问非常多。
扁鹊秦越人从名字、生活年代、籍贯、行医地区、生平事迹、著作、学术贡献、墓庙等方面，都存在众说纷纭的许多说法，互相矛盾，似乎各有根据，好像都有道理，让人如坠雾中，难以取舍。甚至，现存的扁鹊庙、扁鹊墓，也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个省区，达十余处之多，哪一个是真墓？很难说。它们可以“穿越”两千五百多年，历经风雨剥啄，仍然建存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不能不说扁鹊的魅力，让很多称雄一时的历史人物黯然失色。不仅传说之中的曹操七十二疑冢与扁鹊不可同日而语，就是秦皇汉武的陵墓尽管高大雄伟，但是它们也比不了扁鹊被世人的爱戴。
我带着一种无比钦敬的心情，走近扁鹊秦越人，去逐一拜访有关专家，考察有关的文物遗迹，查阅可以找到的大量文献。这期间得到河北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被列为科研课题，也得到国内很多著名医史学家的鼓励与帮助，件件不同寻常的往事，令人没齿难忘。当时，河北省中医药研究所周宏彬先生编辑的1991年《中医药情报》专辑(1),该刊全文刊载了我写的《燕赵名医祖扁鹊》一文,此文曾经得到高濯风先生的高度赞扬，也被宗全和教授等专家肯定，因此决定寄送全国各有关单位，进一步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重视，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鸣。山东矿务局温如杰先生在1991年和1994年的《山东中医》杂志发表了与我不同观点的商榷文章。我回应其商榷的文章，没能在《山东中医》杂志刊出，就刊登于《河北中医》和《河北中医学院学报》上，并就扁鹊生平有关的问题，进一步在《天津中医学院学报》、《中医药信息》、《中医杂志》、《中医药学报》、《中医基础理论杂志》等学术期刊进行讨论。
1993年，我主持的“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课题，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李经纬先生、余瀛鳌先生、王雪苔先生、耿鉴庭先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先生、天津中医学院郭霭春先生、陕西中医药研究院米伯让先生、成都中医学院赵立勋先生、湖南中医学院周一谋先生、河北中医学院宗全和先生、河北省中医药研究所李浩先生等著名中医专家进行书面鉴定，得到广泛鼓励和赞赏，因此得以顺利结题，当年还获得河北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的科研报告《神医扁鹊之谜》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引起全国有关学者的重视，得到鼓励与好评。山东省有关专家也高度评价这部书，2002年他们编写《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写到有关扁鹊在山东的医学活动。山东省卫生史志办公室专门把有关稿件寄给我，请我为其做鉴定。并说：“您是位卓有建树令人敬仰的医史学家，我们的《志》稿中力求客观地记述各家的观点，免失偏颇。其中涉及您的观点处尤多。为此，特请您注意一下几点：一、是否全面地、准确地记述了您的观点，凡有错讹、失当、遗漏，均请指正。二、对别家观点的记述是否允当。三、其他建议。请您不吝赐教。”
我拿着这个请求鉴定的信件，找到了时任河北中医学院院长的宗全和教授，他看后说：“他们把这个球踢给你，看来是动了脑筋了。”我说，不怕，只要是尊重历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有礼讲理。我高度评价了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他们的系统研究也给与鼓励和赞扬，同时指出其采用材料，尤其是对于采纳新近研究成果方面存在的某些欠缺和不足，比如他们虽然尊重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其初稿之中吸收的内容不多。我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漏和缺憾。”
我给山东的鉴定结果寄出之后，引起他们的重视。2005年《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正式出版，其中的《扁鹊·仓公·王叔和志》的内容，吸收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收到书后，赞扬了这种求实的学风。
我主张，扁鹊医学是一个大文化，不要狭隘地看待扁鹊的里籍问题，要从中医学术体系形成的高度看待扁鹊。应该把司马迁所说的“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历史事实搞清楚，把扁鹊如何在故乡学习医学知识，如何“名闻天下”开创医学临床各科，如何依靠医学的力量战胜巫医，如何宣传治未病等内容阐述明白。
我认为，把扁鹊与《灵枢》《素问》《难经》《脉经》的关系；他对仓公、张仲景以及其他医学家的启示和影响等搞清楚；进而把扁鹊奠基的中医学术特色，用时代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就说清了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在哪里。如此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医学工程，也是一个高深的学术研究课题，需要大家凝心聚力，集思广益，下大力气去深入思考，而不应该“只说一点，不及其余。”
不能用狭隘的眼光看待扁鹊。“利天下”是《易经》阐发的中华精神，扁鹊的生平事迹充分体现了这个思想。
通过研究扁鹊，我与很多学者、同道成了朋友，不仅在扁鹊生地、学医之地的任丘鄚州，封地、葬地的邢台内丘我结识了很多朋友，而且在扁鹊当年行医之地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都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热心于扁鹊文化的出版社、报社的编者、著者、读者朋友，可以说故事很多，难以尽述。相信随着这本书的修订再版，我又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探索中医学术，研究中医文化，发展中医事业，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神医扁鹊之谜》文字不多，能够进入《燕赵文库》，使我们对于这个医史研究的一本小册子，有机会接受大众与历史的检验，给有关学者、读者的研究和探索提供帮助，实在是一件幸事，在这里我对杨久信先生，以及文库编辑部的领导和学者，致以从高的敬意和谢忱！
本次再版，增加了第二章第六节“老子之‘道’与扁鹊、孔子”，以此来说明扁鹊医学的古朴与历史地位。记得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了“中医哲学分会”，老先生们坐在一起，强调儒、释、道、医在中华文化之中的“四大支柱”地位，笔者在有关扁鹊的研究之中，发现了“扁鹊言医罕言道，《黄帝内经》不离道”的现象，不仅可以回应哲学前辈的观点，而且可以看出扁鹊对于《素问》《灵枢》的影响；修订之中去掉了一些“质量不高”的书中插图，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增加了人们想象的空间，也为未来研究留下足够的领域；除对原书个别文字、段落进行修改，以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性文辞之外，该书基本保持了20多年之前的旧貌，依然是那样的朴素与简明。当然，其中难免会有一些失误与遗漏，一并留给未来的研究者和读者，敬请提出你们的批评意见，笔者在这里预先道一声感谢。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2017年4月8日写于求石得玉书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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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老师！加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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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多注意身体，多休息！
我:
他如果和你联系，你就聊聊。观点是个人的，不代表别人。
我:
免得你受牵累，我以为他说中医，原来他说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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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老师，感恩！
我:
尊重历史，不是造作，更不能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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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老师，学生谨守原则
我:
你不用担心，关于扁鹊里籍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多年，咨询过很多名家。是不会有大的缺陷的。
我:
谁讨论都可以，以理服人，用证据说话。
我:
这些年，尽管我弄明白了扁鹊的里籍是河北省任丘人，但是，一直很低调，不希望只有河北省说扁鹊，别人不能谈。扁鹊是中医的宗师，世界的领袖，天下的好医生。为什么要贪天之功？
我:
我:
有本事，就要改变中医的现状，让中医在中国成为“显学”，让世界人民都信仰中医，那才是本事。“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这才是大丈夫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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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大爱！大度！虽然老师付出不求回报，但老师一定会得到更多！
我:
感谢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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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学生能力特不足，故而一直在学习，也只能口头支持老师；现在和以后，虽然能力还是不足，但更多的可以用行动来支持老师！感恩老师是一方面，老师的观点正确更是一方面！希望老师多休息，不要太累！
我:
谢谢你。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7: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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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曹老师
我:
“扁鹊卢人也”，是扬雄笑话冒牌的庸医，说他们不懂历史，出了很多笑话。原文见《法言·重黎》：或问“黄帝终始”。曰： “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雠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我:
有人解释这几句话，不是多么清晰，可以参考一下：或问“黄帝终始”。〔注〕世有黄帝之书，论终始之运，当孝文之时三千五百岁，天地一周也。曰： “托也。〔注〕假黄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注〕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圣人，是以鬼神、猛兽、蜂虿、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注〕太山卢人。夫欲雠伪者必假真。〔注〕雠，类。禹乎？卢乎？终始乎？”〔注〕言皆非也。于是舍书而叹曰：“深矣！杨子之谈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发重、黎之问，而此句明言真伪之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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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师，我只是一个寻找真理的记者，写的所有文章，我只是个记录者。我特想采访您，和您请教，把真理辨明。请指教！谢谢您！
我:
只要认真讨论学问，我很欢迎。
我:
我和山东很多人都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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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面前，我是一无所知。我只是安一个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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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力责任。合适的机会一定去请教您！
我:
不客气，今后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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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多多指教，我特佩服黄龙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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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学习！
我:
我们有缘。

《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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