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朱师徒为中医，百年传承不平凡

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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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朱师徒为中医，百年传承不平凡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

中医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生死相依，走过了几千年，有过长久的历史辉煌。近代西风东渐，欧洲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后强势东扩，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中华文化，说汉字是世界上最野蛮的文字，中国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是阻碍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旧医学，需要用《医学革命》手段取消中医。

在近代百年坎坷的过程里，我们看到章太炎、章次公、朱良春三位先生，站在历史前沿，医病、医医、医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在胡适等人鼓吹“中国百事不如人”，需要“全盘西化”的时代，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有关历史资料的考证与论述，请参考曹东义2010年编写，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近现代史话》，在“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一章中，有分节详细论述。

他们师徒三人，热心传承中医，在上海办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学校，章太炎任校长，朱良春先生1936年初春入学，听章太炎校长讲话，系统学习中医知识，也学习了很多西方医学的内容。

1937年下半年，淞沪大战硝烟未尽，朱良春先生只身来到上海，拜师章次公先生，跟师学习，随师出诊，到红卐字医院替老师出诊，1938年底师徒离别的时候，36岁的章次公，送给22岁的朱良春一枚不同寻常的印章，上面的文字凝聚着历史的重托：“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这是一个时代“苍生大医”的情怀与严格要求。

朱良春先生1938年在南通开业行医，建国前10年经历了个体诊所的磨练，办中医四年制学校培养了20多名毕业生，交给新中国，章次公任名誉校长。

章次公(1903—1959)先生是海派中医的代表，他办中医教育多年，门人弟子很多，朱良春先生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章次公先生1955年到北京工作，担任副部级的卫生部中医顾问，两次与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被称赞为“难得高士”。他因此觉得自己肩负着发展中医的历史责任，就写了一篇改变命运的《从太炎先生论五行谈起》，发表在《新中医》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论辩使他走麦城，被迫一个人在王府里学习马列3个月。章次公从高处跌落的原因，虽然与自己的认识水平有关系，但是“太炎先生”对他的影响不容低估。章次公名成之，号之庵，他所以叫“次公”，就是崇拜章太炎。

2015年12月13日，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走完了自己99年的人生道路，去往罕为人知的另一个世界，留给后人无尽的思念。概括他独特学术特征的“朱良春现象”，背后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原因。解读这个现象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既是历史选择了朱良春，也是朱良春主动传承和发展了中医。

朱良春先生办过中医学校，开过诊所；从联合诊所到私立医院，再交给国家成为国办的中医院；他编书看病出了名，卫生部调他进京，地方政府重视人才不放行。因此，他只有坚守南通，成就了“朱良春现象”。

朱老培育三枝花，不拘一格育人才的佳话，传遍神州大地。能够开创虫类药研究，有自己名下的研究所、专科医院，有自己开发的准字号中成药，成为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在“术”的层面近乎“炉火纯青”，但是，他追求“臻于至善”，不满足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而是倡导“道术并重”发展中医，主张“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说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

2013年4月初，在“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思想暨临床经验学习班”上，朱良春先生坐轮椅到会场，与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位学生、徒弟和代表们一起传承学术。97岁的朱良春先生亲自授课，除了讲述诊治疑难病的经验之外，也表达了对于“中医西化”的忧虑，和他为遏制这种倾向所提倡的“中医精髓”。

朱良春先生强调说，在辨病与辨证的关系上，“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他发出呼唤：“辨证是首要的、绝对的，辨病仅供参考。”“我们可以不认识病，但绝不能不识证、不辨证。”“我们要认真地温课，勤奋学习，联系临床实践，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寻回失去的中医‘元神’，战胜诸多疑难杂症。”

朱良春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纪念他，就应该接过他传递的接力棒，奋勇前进。以他子女为主的“朱家军”，在传承朱良春先生的学术方面，为神州杏林树立了榜样。

201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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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18:58

《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2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5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7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11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18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30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43
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58
朱良春因病得救传承中医 67
第二章、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 73
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73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80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90
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99
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105
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113
第三章卫生部表彰中医研究成果 119
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 119
气功兴衰沉浮值得深思 127
痔瘘牵扯着悠久的历史 136
腹水草改写“无奈小虫何” 140
卫生部未能表彰的众多成果 145
第四章、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举隅 153
针刺麻醉的时代意义 153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158
急腹症研究领域广阔 171
小夹板治疗骨折的成就 174
宫外孕治疗前景广阔 176
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大奖 179
第五章、中医走出困境，奔向世界 182
结束文革成立中医管理局 182
针灸带领中医走遍全球 187
艾滋病防治挑战“鸡尾酒疗法” 190
中医战SRAS震惊世卫专家 194
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究 198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22:31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中医学有过辉煌的几千年历史，也有过近代长达百年的衰落。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在外部还原论的科学观、机械论的技术观、新旧取代价值观的挤压下，中医界内部发生自我改造而逐渐形成的。
历史进程到了近代，在中医按照自身规律不断发展的时候，西方医学逐渐东传，来到了中医曾经一统天下的中国。在京城行医40余年的王清任，不知是否听到了西方医学长于解剖的消息，但是他开始为祖先的解剖内容进行纠错。1830年《医林改错》出版之后，中医界信心大失。由此走上了自我改造的道路，也是一个逐渐衰退的开始。
汇通医家主张汇通中西医知识，希望熔中西医知识于一炉，愿望虽然很好，效果却事与愿违，中医很快就出现了“失去自我”的尴尬局面。
崇尚西学的精英们批判中医理论，政府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排挤、打压、歧视中医，甚至利用行政措施，积极推行取消中医的政策。这种不良思潮，直到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影响着行政领导的思想、政策。
在求生存的过程之中，中医界为了摆脱被人指责为陈旧、保守，主动打出“科学化”的招牌，希望融汇新知。中西医结合是建国后很美好的一个梦想，很多人为此奋斗终身，临床成就不少，而理论创新仍然难求。因此，很多人把中医的衰退归罪于中西医结合，这是方法论还受制于还原论时代难于避免的事情。
痛定思痛，中医在近现代走过的道路，是艰难与曲折的，某些时期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屈辱与悲壮的，就像和氏璧被当作石头一样。邓铁涛先生说，中医这个“当代的和氏”，不为自己先后被砍去左足和右足而悲哀，而是为宝玉被当作石头所痛苦。
关注中医近现代的命运，不仅是必要的回顾与总结，而且关系到将来的复兴之路。
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2月17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正确认识中医》的论文，其中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06年笔者主编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时，邓老题词：“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可见他对于世人“正确认识中医”一事，有着一般人难于理解的苦心，怀着殷切的期望。
2006年不断升级的反中医事件过后不久，我撰写了《捍卫中医》（2007年6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寄给邓老，记载这股思潮的来龙去脉。邓铁涛先生于2006年11月初提议我写一本“中医与民族虚无主义斗争简史”，并寄来了他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和《中医近代史论文集》作参考。在我刚阅读有关资料的时候，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舒天先生，展转通过科技部贾谦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建国以来中医药发展的书，而且要尽快交稿。于是我就写成了《关注中医》，并在2007年下半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关注中医》出版之后，先后得到邓铁涛先生、朱良春先生、路志正先生等中医前辈的鼓励与肯定，也得到了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副校长段惠军教授等中西医结合、西医专家的肯定。段教授还鼓励说，他已经向多位西医专家推荐，让他们读读这本书，以便了解中医在近代走过的艰难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当然，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博士为我写的这两本书，以及《回归中医》一起撰写评论，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进行推荐。虽然褒奖有加，但是对于我在《关注中医》中所说“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关注中西医结合太过，而对于中医的关注有些不足。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深刻的。同时，我也见到了在本书前后新出版的同类著作，比如《第三只眼看中医》《中医劫》《无知与偏见》《挽救中医》《爱上中医》等等，可以说是在2006年反中医思潮前后，涌现的一批新思维的中医书籍。傅景华先生的《捍卫中医》、张效霞博士的《回归中医》，尽管与我写的两本新书同名，但是内容各异，足资借鉴。他们的作品之中，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应该在将来进行改版的时候，吸收他们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写成一本内容更充实的著作，更好地完成邓铁涛先生的嘱托，把中医在近现代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所取得的学术进步一一道来，并把我对于中医未来的展望与期待和盘托出，奉献给广大读者。
因此，自2008年起，我着手准备《中医近代史话》的撰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因为接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邀，准备编写《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得以多次采访路志正先生。因此在最早“走近路老”同时，看到他收藏的一些珍贵资料，比如《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这是1956年由卫生部编写的。路老1952年进卫生部工作，前后在部里为中医事业奋斗了20年，他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对于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学院副院长方朝义教授等同道，在资料查阅方面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令人感激、难忘的事情难以一一言表。
在这本书里，我大胆地提出“中医末法时期”的概念，这是受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所提“末代中医”的启发，而主张又不相同的一个观点。“末代中医”是从中医从业人员来划分的，我未敢苟同这一看法。“中医末法时期”则是侧重于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而提出来的。从王清任主张《医林改错》，唐容川提倡《中西医汇通》，已经反映出在中医与西医的对比之中，中医自身的某些不自信。后来又出现了俞樾主张废医废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带头反对阴阳五行；再发展到余云岫以“医学革命”杀中医，周树人隐姓埋名骂中医，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看不起中医，社会精英们构筑起一道封杀中医学术的铁丝网。中医界内部在政府和学术界的压榨之下，开始“改变自己（张效霞说是‘蜕变’）”，傅景华先生说中医界内部发生分化，走向西化、异化和畸形化。邓铁涛先生针对中医界内部因为信仰危机而发生的改变，曾经沉痛地说，中医界存在着“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重问题。也有的中医专家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因此说，2006年反中医思潮所以能够“沉渣泛起”，绝非偶然，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医学经历了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末法时期”。
笔者在“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一章里，紧紧围绕有关代表“人物、事件”，力图客观地反应那个时期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因为不论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过程。在其他章节里，笔者也尽量围绕人物、事件，展示中医学在近现代所走过的道路。比如在“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一章里，笔者首先介绍了余云岫高唱“团结”赞歌的原因，他对于改造中医的“科学化”，感到“心思暗合”志满意足。他“寿终正寝”的“真幸运”，与卫生部两位功勋卓著的副部长被撤职，恰成鲜明对照。建国初期，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直接造成90%左右的中医因为“不合格”而被淘汰。这种排斥中医、打击中医的政策错误，中医界几乎是万马齐喑，无人能够“揭竿而起”进行反对，倒是毛泽东主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卫生部所犯的错误是那样严重。他关于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办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等一系列指示，挽救了中医在近代倍受打击、不断消亡的命运。
1955年，卫生部第一次表彰中医成果，虽然有四项具体成果获奖，大量成果未能被表彰，但是正确的方针路线确立之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医学终于走出低谷，走向了曲折艰难的复兴之路。
在《关注中医》第一版里，笔者用“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介绍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成就，引起一些人的不同看法。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从把中西医结合不恰当地作为“唯一道路”，到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人们不断反思，经历了许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关争论现在还时常耳有所闻。笔者赞同邓铁涛先生的看法，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今后也可以继续进行有关研究、探索，关键是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人员，应该从现有的西医院校毕业的西医专家之中挑选，可以课题招标，可以进行扶持，但是，不要引导本来就数量有限的中医人员去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的继承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未来的方向，把中医有限的经费用到中西医结合上去，就会消弱了中医的力量，误导了方向，给中医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尽管如此，过去半个世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不可一概抹杀，因为那毕竟是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以中医方法取得的优秀成啊。因此，本书收集了一些“标志性”的中西医结合成果，供后人参考，也供人们评说。
经历文革，无疑是中医事业的一次磨难，很多中医前辈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有人甚至为此丧失了生命。尽管全国各个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影响，但是中医事业就像“大病初愈”的一个患者，这场风暴无论如何都是来的太猛烈了，损失很多，代价惨重。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把中医事业的特殊性凸现出来，另立一个管理机构，拨一点经费进行扶持，这无疑是正确的决定，它的出现和成长也凝结着老中医们关爱的心血，不能不表。
经历SARS新瘟疫和艾滋病防治的考验，就像邓铁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2007年暑期，笔者有幸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班”。笔者站在北大哲学系小会议室所在的古老四合院里，看到几十位老哲学家，如赵光武教授、冯国瑞教授、苗东升教授等一大批老先生坐在那里，用十几天的时间，不计高温酷暑，在假期里一起讨论“中医学的复兴”，而几十年之前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却在这里批判中医，这该是多大的变化啊！
十几年之前，何足道先生出版《中医存亡论》，著名中医专家陆广莘先生挥毫泼墨，为之写了很好的序言进行推荐，在序言的末尾，陆先生录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来描写中医的艰难处境，抒发“堂堂小溪出前村”的情怀。尽管是小溪奔流，却与辛弃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江河奔腾气势，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后深有感触。因此，笔者师其意，也学作一首小诗，为中医而感慨：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清流日月吟。

待到平原天地阔，滚滚江河出山根。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23:03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释迦牟尼说，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在末法时代，有许许多多的魔子魔孙，将借如来佛的名义来到世间传法传道、蛊惑众生。通俗的说，在末法时期是佛法不灵了的时期，是佛法失传的时期。当然，中医不是佛教，中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不是佛法，但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中医诊治方法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中，似乎也存在着正法、像法、末法的现象，只是不像“佛法运”那样只有一万两千年，其阶段性也不等于“佛法运”所划分的时间段。
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问自由。自汉之后，独尊儒术，学术一统。魏晋崇尚自然，追求生命至理，尽管有玄虚之嫌，然能开思想禁锢，学风为之一变。有宋以来，讲求道德理学，门户之争，远过汉唐。于是发生过宋学排斥汉学，儒家与佛教门派的斗争。但是因果相继，经过历时沉淀，旧说新学不断交流、互相影响，兴替盛衰演进不止。
杜牧《阿房宫赋》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中医学在近代的衰退，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人群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对于中医学的影响，是促使其变化演进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中医，决定着大众的就医选择；就医选择主导着医疗的市场对谁开放，以及开放度有多大。在中医与西医的竞争之中，中医假如失去了市场，就意味着活动舞台消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社会主流人群普遍认为中医学不科学，中医界内部也自认为不科学的时期，就是中医学的“末法时期”。在这个末法时期里，社会精英们对于中医的指导理论大加贬斥，阴阳五行几乎被废止，脏腑经络也被当成了粗俗不堪的玄虚之论。中医界内部，从清朝末年王清任按照解剖的标准，为经典“改错纠谬”开始，到汇通医家把西医的器官等同于中医的脏腑，使中医逐渐走向“失乐园”；在求生存的过程里，中医界借“科学化”改造自身，导致日后的西化、异化与畸形化；建国后中医被当作封建医、旧医，受尽歧视和限制。中医的“末法时期”前后有一百多年。此后，虽然有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但是，在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都不能证明中医学具有先进性的时期，仍然不是“走出末法时期，奔向伟大复兴”的开始。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西医学也出现了许多观念的转化，比如，曾经盛行的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正在面临考验。因为，按照生成论的过程流来看，每个生命都是从单细胞开始的，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部合成的；先有整体生成，后有局部结构派生；所有的结构都是功能的产物，是基因决定分化的结果。核酸与蛋白质是生命的重要物质，但是它们不是生命，不能等于生命。它们必须靠一定的关系（整体生命力）联系在一起，才是生命的一部分。
整体状态往往比局部结构更能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疾病病灶的产生需要经历很复杂的病理过程，对于疾病状态的干预往往优于对病灶的治疗。也就是说，状态的疾病观超越了形态的疾病观。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说明状态与形态疾病观的不同，比如各种遥控器，尽管都必须针对某一结构形态（电器），但是同样的一个信号过去，机器的反应结果或者是开机，或者是关机。开机、关机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都由一个信号引发，它针对相同结构的不同状态起作用。结构为状态服务。
现代治疗思想正在从单一线性关系的点对点，逐渐转化为整体多元调整，以期达到生命整体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生命状态的“整体最佳”超越了“局部最佳”，才是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存在的健康状态。呼吸、心跳、血液循环、泌尿、消化、内分泌都必须服从“整体最佳”，而不是让它们分别达到自己局部的“设计极限”，也就是说，最快的呼吸、最强壮的心跳、最大的内分泌量，都不是最佳状态。人到老年之后，各个器官都机能下降，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正常值”，从头到脚有许多指标不正常，如果分别检查、共同治疗，各种化学药物的“点对点的靶向治疗”加在一起，将成为人体不堪忍受的巨大负担。
复杂性科学的崛起，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型论、黑箱理论、耗散结构、模糊数学的“模糊集合”方法、自组织与他组织理论等等，使中医学的科学观摆脱了还原论的指责，为中医学走向未来铺平了道路；软技术与硬技术理论，使中医学的“神、圣、工、巧”成了硬技术难以模拟的更高技术；中药复方追求“整体组合效应”，也是单一化学制剂无法企及的学术境界；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原始创新的生态医学，正在以独特的体系走向世界。也就是说，现代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的变革，为中医学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走出伴随“工业文明”而出现的中医学的“末法时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中医界坚韧不拔的努力。
马克思根据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了人类社会五个形态，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非常主流的关于社会分期的看法。
假如不从人与人的阶级关系入手，而是从人类生产力水平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来看，或许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大文明阶段”。也就是采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在采猎游牧文明时期，人们的世界观是天人相应的世界观，人类依赖自然变化，也必须顺从自然变化，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也很小。农业文明的世界观，也是靠天吃饭的天人相应，尽管与此前的采猎游牧时期相比，可以有比较丰富的物质储备，人类减少了对于自然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仍然奉行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工业文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空前提高，各种高效能机器被制造出来，甚至人定胜天的思想逐渐产生出来，人们对于物质力量的崇拜逐渐取代了对于大自然的畏敬，人们奉行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都是物质的，自然界既可被认识，也可以重新安排世界。但是，工业文明只走了三百年，就暴露出来许多弊端，人们对于大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和对于自然环境过量的破坏，制造出许多生态灾难。工业文明是一个短命的文明。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联系空前方便起来，真正进入了信息时代。人们逐渐看到了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系统论、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将逐渐利用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逐步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以整体生成的世界观，包容了此前提出来的各种先进思想，以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力，形成整体和谐、多元并存、生生不息、人与自然可持续同步发展的世界观。
工业文明时期，是中医学的末法时期；中医学的伟大复兴，必然出现在工业文明之后。这是我在2007年暑假时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之后，听到了一些先进思想，然后加以体悟，产生的感想。当然，在这前后，读到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一书，其中提到“末代中医”的概念，使我既感到震动，又不敢苟从，因此，在这里提出“中医学的末法时期”的观点，以就教于海内方家。
中医进入近代之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中医依然还是那个中医，看病就找中医看，吃药也是吃中药，因为西医太少，也因为看西医太贵。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生病的时候也是大多要看中医的。但是，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也很有限。春秋时代的扁鹊就说过：“人之病，病疾多；医之病，病道少。”也就是说，一般的人担心的是疾病太多，而医生们担心的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见到著名人物的讣告里写着“因病医治无效”的话，说明“病疾多”与“病道少”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好。
问题的关键是，在有了西医之后，谁才有资格说“因病医治无效”？是谁无效？是西医，还是中医？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不同，选择的治病医生不同，就有了评判中医与西医的水平高低的言论，有的人甚至因为“因病医治无效”愤而提出来废除中医、废除中药。这第一人，就是俞樾、俞曲园。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23:29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湖州德清县人。俞樾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简放河南学正，主持地方考务工作。据说，他经常出一些怪题、偏题，比如“兽蹄鸟迹之道”、“鸡鸣狗吠相闻”、“王速出令”、“阳货欲”、“国家将亡”、 “必有妖”、“君夫人”等，引起考生不满。咸丰七年，御史曹登庸劾奏他“割裂试题，才不称职”，因此而罢官。从此他到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讲过学，后来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年，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因此被称为经学大师，在近代有很大的影响力。
俞樾的著述很多，大部分收入《春在堂全书》，卷帙繁富，凡178种近500卷。他在研究经学的同时，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但是他对于中医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人说他是“废止中医”第一人，此言不够准确，也不算全面。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俞樾对于中医药的“爱恨情仇”，与他个人的切身经历有关。
俞樾19岁（1840年）与外表姐姚氏（舅父家之四女）成亲。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其乐融融。然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俞樾先生也是如此。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尽管其中的原因我们难以说清，但是对于俞樾先生的精神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次后不久，俞先生的次子祖仁染重病后几近成残废，命运的坎坷再次降临；1872年长兄俞林溘然病逝，1879年夫人姚氏病故，1881年长子英年早卒， 1882年他最疼爱的小女绣孙突然病逝-----接连不断的打击，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使他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
痛定思痛，俞樾先生把命运的不公平，完全归结为“医学无能”，愤而提出《废医论》和《医药说》。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
俞樾首先根据《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也就是占龟比卜卦灵验，但是世人逐渐地“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他因为古人逐渐抛弃了占卜，使卜人、卜术不再等大雅之堂，那么“与卜并重”的医学，也是可以废掉的。因此他说：“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俞樾先生的这个推论是非常牵强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占卜属于古代的“预测学”，尽管这种预测是一种或然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预测。但是，有这样一种预测，就宣告了“不可知论”的破产。它尽管需要道具占卜，也比纯粹的“祈祷”、盲从、激情地去决定一件事情，要好得多。因此，屈原的《卜居》，就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即使是古代帝王决定一件事情，也不是只服从占卜的。据邓球柏教授考证，古代帝王决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同时向卿、士的人们询问，也问占卜，有舍，有从。《左转》说：“国之将兴，从于人；国之将亡，听于神。”就是很好的说明。
俞樾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不是随心所欲地提出来的，就列举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他“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其实，古人对于医学知识的探索，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从文明传承的源头看，“结绳记事”的时代就有医药知识的积累，“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一个一个的“绳疙瘩”，记载了一件一件的历史事件。天长日久之后，这些“绳疙瘩”的记忆功能逐渐降低，因此，才开始了仓颉造字的历史过程。最早记载历史的文字被创造出来了，最早的文字符号现存于甲骨、彩陶上，大多是占卜问断的记录，既有历史事件的占卜，也有许多医药内容的占问，这些内容出于卜官之手是没有疑问的。
有关医药占卜的甲骨文，是文明的象征，而不是愚昧的证据。
卜官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最愚昧的人。
俞樾在《医巫篇》中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了“祝由”治疗疾病的内容，进而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这样的论断，否定了历史的进步。其实远在《内经》时代，已经出现了医巫相分的历史过程。《左传》记载的许多医生，都不是巫师；巫师自有其“专门的执业人士”和“专门的执业范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见一个恶鬼向他复仇，他就一方面召“桑田巫”来占卜，一方面请秦国的“医缓”来诊病。桑田巫断言他“不食新”，吃不上夏天的麦子面了；医生“医缓”断定他“病入膏肓”，难以施展医疗措施，只有慢慢调养生活，带病延年。后来，经过漫长的时光，晋景公终于等来了新收割的麦子，做成了面，把桑田巫召来，让他见证了“巫术占卜”的失败，然后“示而杀之”。桑田巫被杀事件，足以说明春秋末期巫术占卜在诸侯王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已经远不是殷商时代“尚鬼”时期对于巫的崇敬了。医与巫的分道扬镳已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更是明确地提出来“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素问》之中也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俞樾在《脉虚篇》中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他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说：“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脉学是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学问和技术，其理论既浅显也很深奥；其技术难于学习而易于使用。说中医的脉学理论浅显，是因为中医认为脉就是人体里的河流，它有运载生命物质的功能，也是人体各部互相联络、传递信息的通道；说它深奥，是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解剖学已经十分发达，仍然没有找到脉学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脉学的作用，涉及到许多具体的组织结构，而不是一种具体形态的解剖组织。“脉虚”就虚在解剖“可见的实证”上，“脉实”就实在历代医学家都是重视脉诊，以此“处百病，决生死”，非深有体会者，不能了解其中的甘苦。尽管可能不同的医学家，对于同一位病人脉象的描述会有所差异，但是不仅浮沉迟数大致不错，而且每一位医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标准参照系”。就如同《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是一样的，而每一个支部的要求“各有不同”一样。
俞樾先生在《药虚篇》中说，《神农本草经》为扁鹊的弟子子仪所为。其中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等，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认为这样划分药物，是没有道理的，“上品药”不足于练形，“中品药”也不足以养性，这样以来，他轻而易举地废除了200多味药物。他说：“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他说《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已经不可应用。他说“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俞樾先生的论述是不充分的，也是很片面的。中医对于中药的认识，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淮南子》里记载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充分说明了中药发现过程的不容易。
春秋时代晋国的医衍，已经掌握了鸩毒药物达到“中毒”的剂量。因此，晋侯要求他毒死卫侯的时候，他既不敢违抗君命，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医德，就“薄其鸩”使其免于一死，放了卫侯一条生路。《尚书》之中说道：“药不玄冥，厥疾弗瘳”，是说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吃的乌头、附子，服药之后没有出现头晕的反应，疾病就难以治好，这也是对于药物作用的深入了解。《论语》记载，季康子送给孔夫子药物，让他保健、养生，孔夫子说“丘未达，不敢尝”。这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说明使用中药，是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否则就等于服毒。
《周礼•医师》说：“医师者，俱毒药以供医事。”中医向来是把药物与毒药等同看待的，正因为中医具有“减毒增效”的“药物炮制、配伍方法”，所以中医才能驾驭中药。因此，中医使用中药逐渐由“单味药”过渡到了“复方药”
中医驾驭复方中药配伍的主要理论，在《神农本草》里分为“药物七情”，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等等，组成方剂的药物不仅逐渐被发现，组成方剂的理论也逐渐完善起来。并且，通过临床验证，不断积累补充，历代相传，视为珍宝。中医积累的这些用药经验，有很多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不是轻松得来的胡乱记载。
俞樾还在《证古篇》之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他说：“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俞樾的这些观点，对于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几十年之后的废止中医中药思潮，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俞樾的“废医废药”完全是他个人对于命运不公的激愤之词，近似于文字游戏，是一种发泄。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废医”的主张，相反，却屡见他对政府提出要重视医药的言论，比如他多次上书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他对清朝的官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等。如何看待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呢？
笔者认为，需要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俞樾对于中医的态度。晚年的俞樾，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关于废医废药的主张。他在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中，曾经因爱成恨，有过废医废药的思想和言论，而日后随着生活的继续和认识的逐渐深入，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乡，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年迈体弱多病的俞樾，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却病延年。他为了弥补《废医论》的过失，又作《医药说》一文，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否定自己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看重“立言”的俞樾，可能这种改变更困难。因此说，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俞樾完成了从“全盘废医废药”到“废医存药”的转变。其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依据也是支离破碎的思想碎片，是一时的激愤之词，不足为据，也不是他的全部思想，更不是他的闪光之处。
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进而配药、施药，赠送他人，寿享86岁。他既享受到了“药饵”却疾延年的实际功效，也在“施药他人”的时候，得到了“往往有奇效”的实践验证。
医不虚、药不虚、效也不虚，哪里有废医、废药的必要？！
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他对于历史上有良医的事情，非常勉强地承认了。他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敢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庸医败坏的是医学的名声，今日依然如此，但是，不能因为有庸医就提出来“废医”。
俞樾在《医药说》中说，药物不是医生的汤剂，而是历经多年形成的中成药。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
他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就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说：“原药之所以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
俞樾对于药物的起源的描述，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仍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医生，对于医学知识了解不深，又希望弥补以前的错误论调，有此转变已属难得，我们也不必苛求了。
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他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不知道，这些丸散膏丹，都是历代医家逐渐积累的。“汤以荡之，治急证；丸以缓之，治慢病。”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泰山堂、杭州之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俞樾对于中医、中药的矛盾心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章太炎对于医药的态度，以及章太炎弟子们对于医药的态度，大多可以在俞樾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只是这些影子受时代的牵引，已经严重地、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24:07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章太炎（1869—1936）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人物，研究他的老师与他的学生对待中医的态度，可以见证中医的历史地位。
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因为仰慕顾炎武（顾炎武名绛）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其曾祖父章均，乃余杭巨富，曾创建召南书院、章氏义庄等。他的祖父章鉴（1802-1863），“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曾被太平军指定为乡官。他的父亲章溶（1825-1890），曾任河南按察使，并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其兄章篯还曾得到为慈禧太后疗病的钱塘名医仲昂庭先生的亲炙，章太炎先生问学于兄长及仲昂庭，而且能“常得传”。所以章太炎家庭“三世业医”，有从事医学“行医济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的伯父章筏，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
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我的祖父晓湖先生，家有章氏义庄一千多亩，不喜做官，自设春风草庐，讽咏教读为业。并搜集了宋元明旧刊的线装书，约有五千卷之多。中岁之后，喜欢研究医术。因家境还富裕，诊病不收诊金，时常为贫苦农民免费赠药。他的药方，往往只用五六味药，可是任何重症的病人服了他的药，不到几天就豁然痊愈了。天平天国时，家道已中落，我的父亲香先生只挟了一部《章氏家谱》逃难。”
章太炎幼时，跟随外祖父朱有虔、父兄治经学和文字、音韵之学，并接受了外祖父不满清朝统治，崇尚明末爱国人士义举的思想影响。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并问学于黄以周、谭献、孙怡让等经学大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895年，章太炎参加了康有为的上海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在租界做洋牢三年。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认为满清朝廷已经被推翻，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就应该功成身退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名称，是章太炎在日本最先提出来的。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只身来到北京，参与反袁斗争，被袁世凯禁闭起来，进行绝食斗争。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被认为是反袁的英雄。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1934年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读了上面关于章太炎的简介，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建立具体的印象，还是让我们截取其中的历史片断，更加细致地看看章太炎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的影响吧。
他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就是章太炎的性格，也是赢得鲁迅等人崇敬、追随的原因。他此前刚到日本的时候，户籍警察要他填表办户口，他在“出身”之后填的是“私生子”；在“年龄”一栏填的是“万寿无疆”；在“职业”一栏填的是“圣人”。弄得日本警察啼笑皆非，要把他押解驱逐出境，后来由梁启超出面说情，才算了事。
日本是章太炎的“福地”，他在那里收获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命运。章太炎在日本收了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汪东、马裕藻、龚宝铨、康宝忠、余云岫、周豫才（鲁迅）、周启明（作人）、许寿裳、沈兼士、沈尹默、杜羲等作弟子。一时之间，人们都以成为章门弟子为荣。可是，话说章太炎收这些弟子的缘由，却完全是出于偶然，甚至是由一个恶作剧引起来的。
当年他主持同盟会的《民报》，晚间正在看书的时候，静坐窗前，不曾想楼上却飘下来一股尿液，稀里哗啦的响声惊动了他的思绪。他明白了是怎样一回事之后，当即对这没修养的行为大骂起来。楼上当空撒尿的，也不甘示弱，回骂不止。骂声惊动了四邻，大家一阵劝解过后，楼上的20岁青年黄侃方知道他骂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在一翻赔礼道歉之后，他却提出来拜师的要求，章太炎也乐意收下这位敢作敢当、知过即改的好学青年。他在为黄侃讲授国学的时候，“讲习会”弟子阵营不断扩大，渐渐地成了一个班，他们一起学习、讨论，研究诸子之学、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等。100来位留学青年，思想火花互相激荡、碰撞，为日后中国学术史留下了许多美谈。当然，学生里“离经叛道”的也不在少数。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任职于教育部，每天研究碑帖，应该说与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一致的。后来钱玄同鼓励他走出书斋，投身新文化运动，因此，才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发表，为沉闷的中国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但是，钱玄同日后在《新青年》上大肆渲染取消汉字，却走到了保存国粹的反面，他的大师兄黄侃对此甚为不满，同学之间分道扬镳也就成为了必然。
章太炎对于弟子们不同的学术主张，往往是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纵容。因为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也如乃师一样，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难免磕磕碰碰。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黄侃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太炎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也许章太炎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与老师俞樾的不愉快经历。那是他在1900年出席容闳“张园国会”时，反对“一面排满，一面勤王”，并当场割下自己的辫子，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之后的事情。1901年，他去苏州拜望恩师俞樾，没有想到被俞樾大骂“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解救中国苦难的同袍，反对腐败的清朝政府，却被老师认为“不忠”；不听老师的劝告，被当作“不孝”，而且还被俞老夫子骂成“非人类也”！那该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情啊！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委屈，也充满了愤怒和决绝的执着。因此，他写下了《谢本师》一文，与老师“道不同不相预谋”地“拜拜”了。
章太炎在看待中医的问题上，与俞樾先生的观点就更不相同了，他对于中医有很深的感情。曾经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这不仅反映了他做人的磊落，不以医学为末流，更不怕有人说中医落后，而欲加以取消。说来也是巧合，在章太炎的弟子里，鲁迅骂过中医，余云岫更是把取消中医当作“医学革命”.
章太炎1934年已经66岁，进入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壮心不已，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为保存、传播中华文化而奋斗。说起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兴起，与章太炎的两个中医徒弟陈存仁、章次公参与促成有关。
此前，章太炎早已淡出政治舞台，在上海以“卖字”为生，也就是他对蒋介石说的“靠一支笔骗饭吃 ”。其实他只“喻于义”，而不关心“利”，为人卓而不群，给人写字的时候从不奉承。他有时因蔑视权贵而给人写的字，令附庸风雅的求字者哭笑不得。比如，他就写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的对联，求字的商人高兴地悬挂了很久，才知道这是章太炎骂他“忘（王）八”“无耻”。因此，他曾经陷入生活的窘困境地，不得不为一筒烟、一罐酱、一瓶臭豆腐而给人写字。
章太炎由于穷困和居室狭小，没有佣人。陈存仁1928年拜师章太炎，为的是学习国学，他目睹了老师的种种窘境，也为师母汤国梨女士多次跑菜市场，置办生活用品，甚至为应付催交20个月的房租而代她去找人要钱票。陈存仁为了缓解在章家打杂的辛苦，和避免跑当铺典质的心灵痛苦（陈存仁的母亲曾经告诫他，无论如何不能去当铺和衙门做事），才介绍了同学章次公前来拜师。此后老师家的很多杂事，都是由章次公来打点的。
两个中医学校刚毕业的穷学生，与一个已经“过了气”的国学大师，一起探讨国学，也一起体验生活的艰辛。章次公原来的名字叫章成之，因为倾慕章太炎，所以取字为“次公”，就是立志今后要做章太炎所做的那样的事，那样的人。章太炎先生也非常喜爱章次公，称他看病“胆识过人 ”，又说他的脉案“笔短如其人”。
章太炎后来的时来运转，是他带着陈存仁、章次公、汤国梨三人去杭州的一次旅行而“开创”的。本来生活拮据的章太炎,是无法到杭州旅游的，可巧1929年之后的一个春节，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慕名前来，求了几副字之后，很客套地说请太炎先生有空去杭州玩，“吃住全由寺里供给”。一生坦诚的章太炎信以为真，方丈走后他立即就要去杭州。无奈之下，汤国梨女士筹了20元钱，陈存仁、章次公每人带了4元（每人单程三等车厢的火车票需要一块八），一行四人就去了杭州。寺里的知客僧本来极势利，但是，碍于章太炎大名人的情面，不得不开了两个房间。然而，始料未及的是，章太炎的到来，惊动了当地的记者们，第二天杭州各报的报道接踵而至。一时间，“香客”猛然增多，却多是为看章先生而来。或来求字，或欲拜师，章太炎每到一地，都是跟踪采访的记者。
值得一说的是，章太炎到达的第二天就要去俞樾的故居寻旧。他于1901年作了《谢本师》之后，与老师“划清了界限”，再也没有见过老师。二三十年之后，老师也已经过世多年，他却穿起清朝的长袍马褂，也要陈存仁、章次公穿这样的旧时服装，要去瞻仰老师故居，其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不料，来到老师故居，却被看门的老妇“扫了出来”。章氏师徒三人虽自讨没趣，竟然学起了程门立雪，一定要等到门再开时，再进去祭奠。等了两个时辰，终于等来了开门。在这等待的两个时辰里，他们谈到了当年的西湖，西湖的小桥流水、河堤、风物，也感慨了世事的沧桑，在这样的闲谈里度过了两个时辰，执着的信念，毕竟使他们登堂入室，不虚此行了。
陈存仁先生回忆说：“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院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章太炎按照传统，执了弟子之礼，他的内心里必定是翻江倒海一般；俞老夫子在地下或天上做何感想，也无人能知了。
章太炎在杭州昭庆寺讲学三天，收徒多人。第一天讲的是“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古今伪经考”大加抨击，听者兴趣盎然；第二天讲“清代国学”，更加精彩，大家兴高采烈；第三日讲“小学大义”，尽管阳春白雪，能听懂者寥寥，但是大家都是冲着章太炎“追星而来”，仍然把讲经堂挤了一个爆满。然而客居之地不宜久留，何况已有消息传来，上海的家里进了窃贼。他夫人深知家贫，竟说“尽偷无妨”。章太炎坚持要回上海，因为他担心家里收藏的宋元刻本的医书30多部被盗，那都是宝物。回家后见古籍完整无缺，章先生乐得大笑。
章太炎在杭州时就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返回上海之后，师母汤国梨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应付学生的方式。他俩建议成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考试录取。汤国梨不愧当世才女，也办过学校，开过报馆，她所写的一纸招生广告，引得海内广泛响应：张学良赞助三千、孙传芳赞助两千，政界名流，纷纷解囊襄助，不出一月，筹集光洋三万元。章太炎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办学大事。因此，章太炎才有了在苏州置屋办国学讲习所的资本。
1927年王一仁、章次公、秦伯未等七人筹建上海中国医学院，章太炎鼎立相助，出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1929年由徐衡之、章次公、陆渊雷等另行成立上海国医学院，仍然由章太炎先生任院长。
在苏州，人们经常看到，一位老车夫，拉着一位老先生，上下车时两个人都颤颤巍巍的，不知是谁在照顾谁。课堂上，章太炎像一座木雕一样坐在那里讲课，一股股青烟袅袅地在头上盘旋、升腾，久患鼻渊的章太炎，以苍老而不太清晰的杭州土音，传播着国学精义。
章太炎先生秉性耿直，好讥评显达，而对于后学，却又奖掖备至。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性格，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就接触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的书，到日本之后，他一方面为留学生传授国学，一方面大量搜集西方哲学著作，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写了大量的启蒙著作。章太炎受到青年人的爱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与孙中山、黄兴一起，被人们尊称为“孙、黄、章”三位杰出人物。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总结说：“清失其鹿，民国肇兴，虽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经营之力，所以摩荡人心者，盖十有余年矣”。他对自己在启蒙方面的贡献毫不掩饰，他说：“夫推历史民族之义，足以为全国斗构，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他反清朝建共和的正义主张，为民主革命建立了思想基础，对于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爱国主义是章太炎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早期反封建统治，后来提倡国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都进行了义不容辞的斗争。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闳硕壮美之学，而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他把捍卫中华文化，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说“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有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赏爱”。“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 。
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 。“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 ”章太炎为此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五四时期，他的学生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此前10年他已经批判过这样的主张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东北三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章太炎拍案而起，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国人起来抗日，一方面以他的历史知识号召人们爱国抗敌。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益暴露。1932年3月24日，64岁的章太炎在燕京大学发表讲演《论今日切要之学》，他说：“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一国的历史，正象一国的家谱，其中所载尽是以往的事实，这事实即历史。若一国的历史已经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 ”一位老人，面对着北京大学的热血青年们，侃侃而谈，他们交流，他们共振，同呼吸，共患难。
他说：“外人所深忌者，莫若黄人自觉，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在国难深重的中国，在许多人弯着腰、或者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候，这样一位老人，忧国忧民，挺身其间，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声疾呼，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侍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章太炎先生远见卓识，他以大海潮音的气魄，发出狮子一般的吼声，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敬仰！
这些思想，也许是钱玄同五四之后不久，就对当年废除汉字的过激言论后悔不已，“惭汗无地”，进而深修国学的原因吧。
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医的关注，也应当是出于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虽然他在流亡日本期间，为孙中山、黄兴开过中药方，1910年写过一篇《医术平议》，但是，他对于中医的关注主要在1924年之后。1924年章太炎撰写的有关中医的论著，就达到11篇；1925年有6篇中医论著；此后，一直到1935年，几乎每一年都有多少不等的关于中医的论著问世。他对于中医的经典著作非常熟悉，尤其推崇《伤寒论》，出口成章。
章太炎不仅是“国家级”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而且也应当是造诣很深、著作丰富的中医学大家。他在反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不是看不起中医，而是挺身其间，为中医说话。他说：“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荑；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 。
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章太炎对于中医的认识也不全面，甚至表现出来轻视中医理论的倾向，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章太炎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上，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
章太炎先生论述说：“禹之大府曰，水火金木土谷。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此犹今世有盐法、电气、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洪范》所陈，亦举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说，虽《洪范》亦无其文。”
章太炎先生这些论述，是为了说明“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在这里的金木水火土，的确是五种元素，是与西方四元素说学相似的“五元素学说”，与印度的地水风火的“四大”学说也是很接近的。“五元素学说“与五行学说不同，“行”是运动，五个元素在运动之中，充满了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生克制化”。所以，我们说五行学说，重在“行”而不在“五”；五元素学说，重在“五”而不在“行”。
章太炎先生说：“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论，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弇获，不得不文饰其辞，然亦可知在泾意矣。”借与客人问答的形式，批判五行学说，由尤在泾开始。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洋务运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全盘西化的影响，尤在泾的批评不会有强烈的“冲击力”。
章太炎先生接着论述说：“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买》《辨脉》及《金匮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他篇言者绝少。”张仲景的著作，以辨证论治为主，外感以六经辨证论治，杂病以脏腑辨证论治，很少提五行学说。因此，在近代一片废止五行的呼声里，张仲景的学说倍受重视，医圣的地位更加突出。
因此，章太炎提出来他的观点：“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
由于章太炎是国学大师，此论一出，中医界为之震惊，有人与章太炎辩论，章先生果断地说：“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⑥”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知道古代关于五行配五脏的学说，是不统一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配属学说。他说：“五脏之配五行，《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乃注《周官》‘疾医’云：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书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犹之天之赤道、黄道，及月行之九道，近代变九道称白道，于测天之实，不相干也。”
章太炎先生所说五行配属，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已经建立的医学理论模式，就不能再模棱两可，必须走向统一，以便于交流和发展。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选择了与《周官》“疾医”五行配五脏不同的方式之后，并没有发生歧义，整个中医学界是一脉相承的。章太炎先生在此处引用不同的五行配伍方式，除了表示他渊博的学问之外，就是为了他主张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找依据，是为了否定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做铺垫。
章太炎先生还说：“仆尝谓脏腑血脉之形，昔人初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滋乳，亦无不相戕害者。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章太炎先生主张废除五行，其出发点仍然是以中医科学化为着眼点，而科学化的的标准，是以西医解剖实证为标准的。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主张保存国粹的章太炎也这样主张，可见中医学生存的环境已经到了多么艰难的境地。这就好像一棵植物的生命一样，周围的环境、气候、土壤发生了变化，它的未来不是茁壮成长，而是逐渐萎缩，甚至逐步迈向死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素问》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与天地互相交流，升降出入不息，因此才能“生长壮老已”。
《内经》又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本来是天经地义，不可否定的事实。“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四时之气，充养五脏；四时之气，更伤五脏。怎么能说五行与五脏没有关系呢？
否定阴阳五行理论，把阴阳五行等同于巫术迷信，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流。另外，章太炎先生不是临床医生，对于阴阳五行在临床工作之中的指导作用，了解不是很深入，因此，受时代影响故有此说。但是，此说影响了他的弟子章次公，使日后这位卫生部的顾问，因为他的主张而陷入被动，关了软禁，被迫学习马列四个月。
章太炎先生晚年说自己：“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大师谦虚严谨的精神，也颇值得后人学习。
章太炎重实践、戒空谈，研究中医，发扬中医学术的精神，仍然在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神输之针，灼艾之治，于足治头，于背治胸，远西刃割之医弗能为也” 。他善于吸收西医的长处，在他担任校长的中医学校里，也都是兼开西医课程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26:00

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章次公(1903～1959年)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生于1903年7月28日，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其父章峻乃前清秀才，在清末参加江苏省新军第九镇，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属于革命烈士赵伯先的部下，曾担任其机要秘书，为同盟会会员，对革命做了许多有益之事。章次公年幼的时候其父去世，由母亲抚育长大。他遵守父训，不过问政治，练武习文，后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次公先生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丁先生是江苏孟河人，和章次公的故乡大港村相距不远。在清代，孟河名医辈出，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融经方、时方于一炉，而又有自己的创见。他从孟河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192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研工作，又兼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后改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
章次公毕业后，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临证常用经方，胆大心细，这些对章次公影响很深。但章次公并不为丁、曹两家学说所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曹颖甫先生曾经说，众多门人中，得我心传者，唯次公一人而已。他临床用药泼辣，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无数危重病员，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章次公先生于1928年2月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1929年夏，他又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担任教学工作，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字为院训，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他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私人开业，在此期间，也带教了不少学生，比如近代名医朱良春就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
章次公先生在求学时，就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学习国学。他与陈存仁跟随章太炎到杭州游学之事，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介绍。他取“次公”为名字，就是出于对章太炎先生的敬仰。章太炎曾经向他传授印度佛教的“因明学”，这对于他思考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所谓“因明学”，主要讲“真能立、真能破、真现量、真比量、似能立、似能破、似现量、似比量”的“八门”和“悟他”、“自悟”的“二益” ，是探求事物原理、注重自我修养的方法论，比“格物致知”更具体、细致。章次公对“因明学”加以研究，深为折服，曾经大加赞扬，说：“学问极，则在舍似求真”。
章次公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关心中医前途，多次呼吁国人维护中医。
章次公先生一生不好名利，对恩宠荣辱处之淡泊，在民族危难之际傲骨峥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对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抗战爆发后，他体察到兵荒马乱中的劳动人民有病不得治的痛苦，因而在上海私人开业的日子里，他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不收诊疗费用。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故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上海沦陷前，他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虽然当时生活比较紧迫，但他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章次公先生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并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章次公先生的人生路程虽然不算长，但是，他的人生阅历是极其丰富的，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很辉煌的，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解放之后，章次公在上海开业行医，收入丰厚，出有车，居有屋，他自己形容为“二房东”的生活。他也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公家”的医疗活动，任上海市卫生局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约医生，并兼任了华东干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职务，主要是前去为高级干部诊病。
在1954年纠正错误的中医政策之后，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华在上海听到了章次公的种种传闻，因此，决定到他的诊所去考察，前前后后地在一旁观察了一个月。每次去，郭子化都说：“你忙你的，不要管我，我随便坐坐”。经过长时间考察，他认为章次公医道高深，医术高明，堪当重任。因此，他回到北京之后，积极运作，调章次公进京。
京官难作，章次公是有所耳闻的。但是，饱经世态炎凉之后，他看到和经受了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医的歧视、限制，也看到了共产党正确的中医政策正在实施，因此，他决定放弃个人优厚的收入，进京去为中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5年冬天，他来到了北京，职务是卫生部中医顾问，副部级待遇。
来到北京时间不长，就赶上了林伯渠先生的危重病救治。方药中先生说林伯渠因患尿毒症而呃逆，而且时间长，病情重，不能进食，不能睡眠，久治未效。经过会诊，章次公细致观察、分析病情，陈述了自己的治疗意见，主张使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进行治疗。周总理听过汇报，指定章次公为抢救小组组长，负责救治。章次公开出方子之后，就守侯在病床边。参汤煎好之后，林伯渠因为不能口服，口服则呕吐，滴水不进已经多日了。章次公就让人用棉球蘸上参汤，然后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他又嘱咐用新米，煨稀粥。人们都感到奇怪，这样不吃不喝已经多日的老年垂危病人，难道还可以喝粥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一滴一滴的参汤进到林老的嘴里，呃逆逐渐减轻。林老逐渐睡着了，等他醒来之后，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好饿啊！”章次公让人赶紧把新米粥拿来，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喂了新米汤。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又渐渐地睡着了，呃逆停止了。
“简直是奇迹！”人们小声地议论着。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竟然可以断定林伯渠将会产生饥饿感，竟然那么早就准备下了新米汤！
消息传导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他认为这样的医术的确不一般，指示要召开一个病例讨论会，总结一下经验。会议如期进行，会议的结论却难得出，中医的专家按着中医的道理，什么元气、胃气，先天、后天，正气、邪气地讲了一统；西医的专家表示不服，他们说如果没有西医输液，怎么会支持那么久？不过是一个偶然病例，算不得什么经验，更难说是普遍规律。双方争执不下，都是“御医大夫”，主持会议的人收不了场，就去请教周总理。总理尽管日理万机，本来不需要过问一个医学病例的讨论情况，然而，事情是他布置的，而且对于将来的领导同志救治工作还有借鉴意义，因此，他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了病例讨论会场。
总理来参加会议，立即引起参加会议人员的高度关注，双方简单地汇报了各自的看法，周总理半天没有说话。他环视会议现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这时，参加会议的中医们虽然没有说话，然而一阵喜悦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话了：“西医也好！”参加会议的西医，顿时脸上有了春暖花开的表情。不料，周总理紧接着又说出来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 ”
周总理走了，去忙他的事情去了。然而，他留下的话是语重心长的。
章次公在这件事情之后，名声更高，求诊的患者也就更多了。河北省卫生厅长段慧轩，是一位高年资的西医，留学日本8年，回国后在私立医院工作，后来参加八路军，成为白求恩卫校的领导，在延安为高级干部做过保健工作。他非常信任中医，支持中医发展。建国初期，河北省的中医事业之所以成就非凡，与他的领导重视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是一位慢性胃病患者，曾经由河北省中医研究院钱乐天主任为他用中医药治疗，虽有小效，而未奏大功，因此想求章次公诊治。因为，章先生受聘卫生部顾问，是“副部级的御医”，怕是不好请，就让籍贯是河北省藁城县的路志正先生转达，路先生当时是卫生部中医司的干部。章次公先生听过路志正的介绍之后，立即答应了请求，第二天下午三点就在钱乐天、路志正和河北省住京办事处主任的陪同下，开车前往会诊。由于来保定之前，已经知道段厅长脘闷、噫气、纳呆、腹胀、左胸闷、气短等证，章次公先生稍事寒暄，就详为四诊，得知尚有便溏溲清，面色虚浮，两目乏神，舌胖质淡，苔白水滑。
章次公询问治疗过程，段厅长说：“晨起先服一碗参汤，半小时后早餐，隔一个半小时服汤药，间服西药”。章次公听罢，笑笑说：原来的诊断无误，立法、处方、遣药亦切中肯綮。其所以不奏大功者，实在是进补的剂型、服药方法欠当所致。试思，厅长年高，脏腑薄弱，胃之消化力缺乏，而日进参汤、中西药物，一日三餐，胃中几无宁时，尽是液体停滞，阻塞气机，不符《内经》“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以及“脾喜燥而恶湿”的生理特性。即使以前治疗辨证准确，用药无误，怎能不影响脾胃的受纳与运化功能呢？因此，他建议将参汤改为参粉，装入胶囊，每服3-4粒，以少量水送之；原用中药香砂六君子汤则宜煎后浓缩，再微温分服，则量少力专而效宏；一日三餐，宜食馒头、面包之类，不宜尽用流质食物，或少量多餐，以减轻胃之负担。如此可纳化健旺，其消化功能当可恢复。更应当节食肥甘厚味及饮料，合理服药。“尊恙不药而愈矣”。众人听罢，一致拍手称高明，中西医同道、后学，皆受教益。
毛泽东主席当时正在考虑中医问题，他让周总理介绍一位有学识的中医人士，前来叙谈叙谈。周总理就推荐说：“卫生部新来的章次公，人称‘章老’，有学问，也有见识，可以一谈”。因此，毛泽东主席让卫生部安排会见的事情。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找到章次公，他说：“章老，你明天就不要上班了，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晚上有活动。”
章次公先生以为是要出诊。他想，还用得着休息吗，去就是了。但是，他见领导这么安排，肯定不是寻常的出诊，就去理发室刮了胡子，穿上中山装。很多人见他如此一反常态地“盛装”，都问他要出席什么重要会议，他说不知道，只是跟部长去会诊。到了晚上，他早早地吃过了晚饭，六点钟党组书记徐运北副部长的车就来了，他拿起一个出诊的包，就上了车。车子一进中南海，他就知道是给首长看病，就问：“哪位首长不舒服啊？”徐部长的纪律观念是很严明的，不敢马虎，贺成、王斌因为对于中医问题处理不当，刚被免职不久，因此，他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慢慢地驶进了毛泽东的驻地，临下车，徐部长才凑过来小声说：“主席要和你谈谈中医问题”。章次公心里咯噔一下，紧张起来。其实徐部长心里也没有底，谁知道毛泽东问什么？谁又知道章次公会说什么？
工作人员把章次公领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见主席正在批阅文件，工作人员小声说：“您先在这里坐一下吧。”章次公就在那里安静地坐着，没有任何声音，光线也不太亮。
过了一会儿，主席看完了文件，大声说：“小王啊，怎么卫生部的章老还没有来啊？”章次公赶忙站起来，回答说：“在下就是章次公！前来拜见主席！”
毛泽东赶紧走过来，握住章次公的手，仔细打量眼前这位比自己矮了很多的老中医，很快主席就笑了，他说：“你不老吗，怎么让人家叫你‘章老’啊？我可不喜欢人家叫我‘毛老’！”说罢，一阵大笑。
这笑声感染了章次公，也温暖了中医界那冰冷的心！中医在旧社会倍受歧视、轻视，一些达官、要员对于中医的生存漠不关心，毛泽东、共产党制订的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政策，让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中医办研究院，办国家的中医学院，这是多少中医前辈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啊！章次公激动，心潮澎湃，他聆听着主席的问话，也尽力回答着主席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不愧是博学多才的领导人，他曾经翻阅过很多的中医古书，对于中医学术主张，也有章次公所不敢想象的熟悉。他们从章太炎谈到鲁迅，从古代说到现在，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夜间十二点左右，主席要进夜间的饮食了，章次公看见很简单的稀饭、窝头和酱菜。他起身要告退，怕影响主席工作。但是，主席谈兴正浓，让他一起用餐：“怎么，他们没有告诉你吗？我要同你多谈一谈，章先生乃难得之高士也！”
章次公赶紧再次站起来，说：“主席过奖了，次公不敢当！”主席让他坐下，这一谈，就谈到了天亮，六点钟结束谈话，一共进行了将近十个小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拿出来一整个晚上，找一位中医竟然谈了十个小时，这真是绝无仅有的。
也许，章次公渊博的学识，有问必答的见解，不小的烟瘾，无障碍的交流，使他们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谈话与自己工作、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如今的电视名嘴们，有谁敢于和毛泽东天南海北地扯一个晚上？一扯就是十个小时，而且，此后不久，谈兴未尽的毛泽东，又邀请章次公谈了一个晚上。
朱良春先生说，由于没有谈话记录，事后也没有发什么文件，章次公先生又不肯公开谈话的内容，他只是在与章次公先生多次交谈的时候，才获得了一些片段的情况，毛泽东与中医学家章次公的历史性的谈话，永远地成了一个历史之迷。也许，这次谈话影响了毛泽东对于中医的一些看法，在他本来就重视中医的思想上，又加深了某些印象。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卫生部关于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上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写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章次公与他谈话时某些看法的影响呢？毛泽东指示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把中医工作、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提高到各级党和政府工作“大事”的高度来认识，是我们前所未见的。毛泽东还说：“中国应当对于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我看中医是一项”。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章次公先生通过反思与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应该把中医的研究推向深入，因此，他在有关人士的鼓动下，写了一篇《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的文章，发表在《新中医药》1956年第7卷，第10期上。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中医理论的激烈论争，章次公先生也因此而被强制请到中央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3个月，这也是文革办学习班的“初级阶段”。
章次公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说：“余杭章太炎先生，以经学大师，兼综医术，故其论医文字，有很多精湛之论，远不是我们一般执业的中医所能望其项背。即如关于中医方面的五行理论，他是抱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章次公大段引用了章太炎给吴承仁（检斋）的信，他得出结论说：“太炎先生的论点，除了以仲景书中的《平脉》《辨脉》诸言五行者，误信为仲景之文外，其他都很质实，很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章次公在这里借用章太炎的学术主张，就是为了推行“质实”的中医科学化。
紧接着，章次公先生引用了刘师培《先秦史》的文章，说：“《易经》一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孔子。伏羲之时，未有五行之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经》一书，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易经》说灾异，杂糅五行学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君之注《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作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河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岐中之岐矣。”
《易经》成书之后，的确经历过不少补充与演变，是一个逐渐丰富的发展过程，以阴阳说《易》，和以五行说《易》，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进一步运用，也是“易学”的深入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不能说，易学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相结合，就是“不古”，不正统，就是“伪经”，然后加以打倒、废止。
章次公先生评论说：“五行生克，本来与医学实践毫无牵涉，羼杂到医学里去的桥梁人物，大概是邹衍吧。”他接着引用杨宽《战国史》，进行印证。杨宽先生说：邹衍“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从原始的唯物论出发的，结果仍然陷入神秘的宗教迷信中去。”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运用，始终是与医学知识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是物质广泛联系的普遍联系学说，是很先进的世界观。但是，它在社会学里的运用，认为朝代更替也按照自然规律的“五德终始”定“气运”，就显得是一种神秘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五德终始”学说，它也不是完全荒谬的。它试图解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社会告别不可知论的一种探索，它比“天运长久”、“皇权神授”要先进得多。它告诉人们，国朝的命运是可改变的，是可以颠覆的，它是“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如此而已。这样的学说，无非是要宣传一种“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思想。
章次公先生还引用华北名医富雪厂的著作《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决讲义》，并评介说：“他对《黄帝内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对五行生克学说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认为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他痛切地说：‘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尝考五行之说，起于周末，盛于两汉，唐宋诸儒，谓《内经》一书，全出于汉人伪造，余谓此得半之论也。《灵枢》《素问》与《本草经》，黄帝神农时代实有此书，盖天地有阴阳之气，人受之以生，加之父母之遗传，家庭之习惯，其气质不无偏盛之气质。感触天地阴阳偏盛之气而生病焉，古圣人为之理阴调阳，有效则笔之于书，以为规范，故于人之脏腑营卫，以及方药，无不本阴阳以立说，无所谓五行生克者。汉人迷信五行，乘机窜入，于是医学为之一厄；暨张仲景起于后汉，以六经治百病，其不取五行可知矣；乃叔和搜辑颠倒，又复羼以伪说，于是医学又为之一厄；宋元后医者，未见华元化解剖之书，未经实验，闭门而高谈五行，以饰智惊愚，于是而医学更为之一厄。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著成一书，一以扩古经微义，一以作后学津梁。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曰：此黄农仲景之家法也，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 ”
富雪厂先生的论述，得到了章次公的重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医学力图摆脱虚浮，走向实证的时代，他的“珍之珍之”的告诫，不仅害了许多后学青年，也害了中医顾问章次公。章先生当时援引其说，以为自己的根据，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废除五行学说的必要性，他接着又援引了南方已故名医叶古红的观点，进行论述。
叶古红说：“经验之言为碎金，而五行谬说则砂砾。今欲整理旧学，殆犹披沙拣金。五行相克说，在所必废。而司天在泉诸神话，尤宜拉杂摧烧，不能使民生寿夭、种族强弱所关之学术，笼罩于蛮云妖雾之中以终古也。”又说：“宇内凡百事物，其真理未经发现者，无不可强以生克之义通之。五行说在我国一日不废，大足障碍一切人生日用，使永久不能与实地沟通。”由此可见，叶古红受时代的影响之深，痛恨五行学说的程度是那样强烈，这真是中医学末法时代的典型表现。可惜的是，中医大家章次公对于叶氏的观点，竟然表示出非常认同。
章次公先生评论说：“这是正确的。医学是科学，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装点门面，擦上许多唯心的脂粉呢？如果连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学术史上的源流派别，怎样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五运的分别怎样，都没搞得清楚，而牵强附会，谈论五行与医学的关系，则诚如太炎先生所讥切的：‘实令人笑耳。’总之，原始的五行学说，通过了方士的利用，而一变再变，早已不是朴素的唯物论，而是成为抽象的代名词了。医家因为它是每一朝代的‘显学’，受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自然要很快地羼入医经，就成了医家理论的主要骨干。我们必须认清‘代名词’的应用价值，全靠所代表的那些事物，以及发展的原理、原则而定。假使有些事物和原理原则，不适合用‘代名词’的场合，而牵强附会上去，那么，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但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太炎先生不是说过‘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的吗？例如，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
章次公先生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在解剖实证的世界观支配下，必然会得出废除五行学说的主张。虽然，他所引皆是名家论述，尽管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都反对五行，述说也不无道理，但是，在解放前取消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废止五行走“科学化”道路，是中医界求生存的被迫之举，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而解放后，尤其是在对中医提倡“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的时刻，再提出废止五行的主张，自然会引起人们痛苦的联想，以及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鸣。
争鸣之中，章先生处于明显的少数，有人辩不过他，就提出发动南京、上海的中医界一起来批他，甚至提出来撤消他的中医顾问职务。
与陈邦贤一起合编《中国医学人名志》的医史学家严菱舟，在《中医杂志》1957年第四期上，首先发表了“关于中医五行学说的讨论”，文章不点名地与章次公先生的文章进行争鸣。
严菱舟说：“中医的理论体系，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为间架而构成的。我们今天说，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是因为它是人类根据生活实践建立起来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又与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它的理论观念更进一步获得了科学的证明。而中医学就是它与自然科学，发生密切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的事例。就医学这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能够解释客观现象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医学的理论根据，才能把春秋战国以前所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为系统的合乎科学原理的理论；同时，也正因为有了阴阳五行学说，才能对人类的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得到基本上合乎科学的说明，使以前因为无法解释而被神秘化的情况，得以大大改变。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对于我国医学能够在很早以前，脱离宗教的范畴而趋向科学领域，实有重大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一看到阴阳五行，就毫不分析地硬说为‘玄学’，一说起中医的理论，就片面的说是‘不科学’。”
严先生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中医学在纠正了建国后歧视中医错误之后，已经走向“康复”，人们谈论阴阳五行学说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抽象肯定，变相否定”了，更不是动辄就指责为“玄学”了。中医已经走出了低谷，对于自己的指导理论，已经能够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维护了。
严先生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关于五行存废的争论。他说：“话虽如此，对于阴阳五行抱有成见的人，意见也还是很多的。有人说，我们今天学习祖国医学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继承和吸收古人的实际医疗经验，关于阴阳、特别是五行的一些理论，不仅是次要，而且对现代人学习中医来说，实用少，障碍多，因此有废除的必要。废除五行，这是有关中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曾有少数人提出过，大多数人反对过，今天既然有人仍然保留这个意见，虽则是旧事重谈，为了明辨是非，在学术界仍有展开讨论的必要。在这里，我们可以不谈五行学说的本身历史，单就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五行学说对中医学有没有实际用途等问题，提出一些商榷意见。反过来，说明一下如果废除中医的五行学说，对于中医的理论和实际的医疗经验将有些什么影响。”
严蓤舟先生通过对《素问》《灵枢》里，对于五脏、五志、五液、五体、五主、五病、五气、五色、五味、五禁、五劳、五并、五邪、五脉、阴阳二十五行人等的论述，说明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作用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废除五行，不唯现有几千种中医书将无法卒读，即中医凭为医疗依据的理法方药的特点，也将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了。”严先生认为，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也是与五行学说密不可分的，比如《金匮》里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即是一例。严先生说：“在这些事实面前，轻言‘五行可废，阴阳可存’，似乎字面上较为留情，事实上，同样是不顾事实的谬论；同样是扼杀中医理论的阴谋。因为，废了五行，其后果不是孤立阴阳，而是打击阴阳。五行既废，阴阳随去，中医理论危矣！”
严先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之中的重要性，是无法小看的。严先生在文章最后说：“所以，今天学习一下阴阳五行，目的正是为了养成对古人的理论经验，能有分析批判的能力，以便正确地做好去芜存精的工作。如果不去深入（研究），专事挑剔，尽说这也不对，那也不是，结果自然而然会给中医理论戴上一个‘不科学’的帽子，而走‘废医存药’的老路。所以，废除五行之说，在今天全面展开学习中医的时候，除了徒乱人意之外，非但无益，而且有很大害处的。”
严先生的文章是不点名批评，而此后在1957年《中医杂志》第6号上，发表的署名丁光迪的文章《学术争论：试谈五行》，则直接点出了针对的目标就是章次公先生的文章，文章从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出发，对于中医界的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从最近接触到的，五行学说的存废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大部分中医同仁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医学术的理论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仁认为，五行是空洞唯心的，在临床上没有用处；个别的还提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的’（注：此括弧是原作者所加，括弧内容为：见《新中医》56，10，章次公文），究竟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是怎样的？要不要扬弃？这是值得慎重研究的。”
丁先生的文章直指章次公，学术争鸣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们谈论的五行学说也的确是学术问题。丁先生首先说，五行在很早就被引到中医学的领域里，远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不是在战国邹衍之后才开始运用五行。他举的例证一是《周礼•医师》其中说“食医”为周王调剂饮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在“疾医”里，《周礼》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在有关“疡医”的记载之中，则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当然，《周礼》有可能是汉儒增补，未必可靠。因此，丁先生又举例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天地之经，而民实用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尤其是“昭公元年”，记载了医和所说的“天生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徴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通过这些例证，丁先生说五行学说很早就与中医学结合了。
丁先生认为“原始五行说包含有两种因素：一种是五方说，一种是五材说。而这两种学说，是最早的自然科学。”这种自然科学的“五行”，就被中医学所运用了。“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生物，与五方、五材是息息相关的，祖先就拿这种五方、五材的知识，来联系和认识人身的变化，作为祖国医学的立说基础，所谓‘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使祖先们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从此就能逐渐的演绎、扩充而发展起来，岂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应该承认，五行学说是中医事业的大功臣，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丁先生还从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病能、诊法、治则、脏象等方面，论述了其与五行的关系。他说：“很明显，五行学说在中医学术之中，构成了它的一套体系了。运用五行学说，可以从病因、生理、病理、证候、诊断、治疗等一系列的联系起来，而且这种五方、五时、五气、五脏、五志、五声、五色、五脉、五时病、五脏病、五气、五味、五谷、五菜等等，都有它的物质基础，都有它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一连串的互相配合起来，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是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变化的辩证规律的。所以，我们毫不怀疑，五行说是装备了中医学，五行说是中医的学术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它在临床上是确有现实意义的。”
丁先生的文章，也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但是，这两篇文章刊登的时间，也许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此前的具体斗争，也许是很激烈的；相互之间的辩论，也许是很不平静的。章次公给上海一位同道写信说：“志鸿弟：谢谢你各种建议，上海同道对我的看法毫不足怪，写阳湖赵翼一首诗给你留念：‘双眼全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道短长！’论诗五首之一。南行恐无望。小兄，次公”。
在章次公先生的信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的不满情绪，也不难看出他不愿“随人道短长”的决心。因此，他进了中央党校，尽管他不是党员。而且，他这一去就是三个月，每周一去报道，每周六回家，每天面前摆着马列的著作、毛泽东的书。既没有人过问他的学习结果，也没有人到他的房间去看看，好象人们都躲着他。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从来都没有这样寂寞过，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苦闷里。
这时，他意外地看到他的爱徒朱良春提着一兜水果进来了。
章次公赶紧迎上前去，紧紧地抱住朱良春，不停地拍着他的后背：“老弟啊，老弟啊！你可来了，你可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此时，高大的朱良春出现在他面前，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朱良春仔细打量着这个位于一处王府之中的屋子，房间不小，当时已经是年底了，屋里只有一盆炭火，一床被褥和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外的光线穿过幽暗的房间，让人有一种清冷的空旷感觉。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交谈，外面的世界又通过朱良春的叙述，来到了章次公的心里，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的近况，笑容又重新出现在他久已消失的脸上。
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周总理忽然问：“怎么最近见不到章次公先生了？他在忙什么呢？”有关人员汇报了一些情况，他说，学术问题吗，不是政治问题，不要搞这种形式。因此，章次公又获得了工作的机会，获得了为人民解除病痛的权利，他被安排到了北京医院中医科，在那里救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也为他赢回了一个中医临床大家的声誉。
然而，章次公出来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一时之间中医界也投入了战斗，人们忘了章次公废止五行的主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右派分子”，批判章伯钧、李健生，批判龙伯坚、金宝善，批判一切“可能的敌人”。
《健康报》发表了“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的社论，卫生部长李德全发表了“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的文章。在这样的形势下，章次公先生也于1957年11月发表了“彻底打垮右派分子龙伯坚向党的进攻”的署名文章，他拿了“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这么大的“官腔”批判他人，不知道是否出于本心，也不知道为了紧跟形势，他这个中医专家被人们动员了多少回。
章次公先生不止一次地，对到北京看望他的徒弟朱良春说：“良春老弟啊，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三缄其口！”他应该是有感而发的吧？
曾经的挫折，曾经的苦闷，或许已经埋下了疾病的根苗，豁达、诙谐、博学、善谈的章次公，被毛泽东誉为“难得之高士”的章次公，因肺癌骨转移，于1959年11月6日零时55分在北京去世。《人民日报》《健康报》都发了讣告，在陶然亭进行公祭，周总理等送了花圈，骨灰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他的九个子女，在周总理过问下，卫生部每月按副部级家属待遇给100元生活费，1964年章次公的夫人戴福珍主动提出申请停止这项补助，卫生部干部司致信感谢这种高尚之举。
章次公由于忙于诊务，生前除了有少数文章发表之外，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出版。朱良春先生在章次公逝世20周年、40周年的时候，在章次公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都积极筹划，举办纪念活动，征集有关文字，搜集章次公先生的医案、讲稿、文章、书信、书籍眉批、按语，结集出版，终于有了《章次公医案》的出版，有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的问世，有了《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吉光片羽的汇集。
朱良春先生在年已耄耋的时候，在工作非常繁忙，自己的经验、著作都需要整理的时候，念念不忘对于章次公先生学术成就的整理与研究，为中医学，为当代中医史保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值得称颂的，也是每一个中医学徒之人学习的好榜样。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13 16:26:40

朱良春因病得救传承中医
当代许多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朱良春、路志正、焦树德、任继学、周仲瑛等，都是在中医处境日趋艰难的时候，学习了中医，传承了中医学术的。恰如2006年这些老先生们《告全国青年中医书》所说：“青年中医们、莘莘学子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这些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中医们，聚首冬暖如春的美丽羊城，一起参加‘全国第二届著名中医药学术传承高层论坛’盛会，心情格外高兴。中医药学术传承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十几年之前，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拜师大会上，我们就提出了‘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号召。近年来，看到中医药学后继有人，我们深感欣慰的同时，对全国青年中医与在校的同学怀有殷切的期望。我们青少年时期，是在旧中国度过的。我们在亲身经历了旧社会的灾难之外，还饱受排斥中医、取消中医给我们带来精神和事业上的创伤。但我们仍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中医，传承了中医。我们深切体会到今天的中医事业来之不易，也深切感受到中医事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老中医们尊尊告诫说，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她与中华民族一起走过几千年的风雨历程，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以她独特的学术体系，五千年来安全有效地解决了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的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今天她依然优秀地与西医一起，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是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卫生力量。中医药学优秀的学术体系，历经SARS之战洗礼，不仅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使世人重新正确认识中医。中医药学首先由针灸技术的推广，已经走向世界100多个国家，成了向世界传递中华优秀文化的先行者。
老中医们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决策英明，我们坚决拥护，并将责无旁贷地将中医的科学体系发扬光大，传递下去。中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要求，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中药防治疾病，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她，与一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行骗的行为一样，都是伤害中医事业，危害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的行为，我们坚决不答应。
“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是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她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技术、内容丰富的治疗经验。她的基本理论，既古老又新颖，21世纪与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相结合，必将突飞猛进，造福于全人类。青年中医们，你们理应知道祖国和世界人民对于你们的期待，期望你们成为优秀的中医人才。因此，必须打好中医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功底，成不了优秀中医人才，也不会成为中医大家、名家，所以我们倡导你们要学好经典著作。经典是中医的‘根’，历代各家学说是中医的‘本’，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仁心仁术’是中医之魂，德才兼备是对苍生大医的严格要求。中医理论得益于丰厚的中华文化，你们有良好的现代科技基础，更要努力学好传统文化，才能在未来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我们希望你们：读经典及历代名著，勤临床，跟名师，创新论，成名家。我们要说的话还有很多，我们希望传授给你们的亲身感受也很多。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与文集，但是，我们对于你们的殷切期望，祖国和世界人民对于你们的期待，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的。历史正在关注着你们。道路就在脚下，努力吧，青年同志们，未来的苍生大医们!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13亿人民对你们的期待! ”
这是2006年12月20日，在广州出席“第二届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会议的“全体老中医”的尊尊告诫。沿着他们所走过的道路，看看他们成长的坎坷过程，对于今天的中医们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现在我们就以朱良春先生为例，看一个中医大家是如何“炼成”的。
朱良春先生1917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初三）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叫做丹徒县儒里镇殷家村的地方。
现年92岁的朱良春先生，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后代，是朱熹公的第29代裔孙。朱良春先生不仅青年时代个人经历不同一般，而且在75岁的时候开始创业，带领子女办中医临床研究所，开风气之先；在90岁的时候办风湿病医院，成就辉煌业绩，被当今的中医界誉为“朱良春现象”。让我们沿着他的足迹，看一看中医在近代的发展情况。
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又紧靠大运河，属于鱼米之乡，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丹徒县是秦朝设的郡县之一，镇江在秦朝的时候还是很荒凉的地方。据说，当年这里到处都是水塘和芦苇，又紧靠长江，刑徒们是很难私下逃走的，是一个理想的“自然流放”场所，所以县名叫“丹徒”。
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带逐渐繁荣起来。丹徒的繁荣，不但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知识阶层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理学大师朱熹的后裔，有一个目光敏锐的学人，把家族迁到了这里，因此，这里又成了读书人的家园，“儒里镇”自然少不了读书人，而“殷家村”也不会是贫困村。
据说，儒里镇当年人丁兴旺，朱家祠堂盖得也富丽堂皇。富丽堂皇的祠堂，竟然装不下列祖列宗的荣耀，因此又在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祠堂。由于新建的祠堂更高大，也由于建得太晚，因此，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时候，新祠堂改成了小学校。至今保存完好的老祠堂，上面一块横匾，写着四个大字“闽婺同源”，揭示了朱家祠堂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朱家后人不敢忘记祖先，不能辜负朱熹的教诲。
不曾想到的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快了鸦片烟的“普及”。鸦片的香雾也飘荡到了书香浓烈的“儒里镇”，繁华的街市上游荡着神迷意乱的瘾君子。朱良春先生的祖父，由于仪表堂皇，精明能干，很受当铺老板的赏识。无论是家珍宝玉，还是字画细软，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价值；略一盘算，就能贱买贵卖。没有过人的眼力，没有精明的头脑，是干不了当铺的营生的。为了嘉奖他，老板把自己吸食的鸦片枪交给了前途无量的青年。
青年人的好奇，追求新潮的求知欲害了他，在吞云吐雾的鸦片香气里，他不但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身体，也断送了年幼儿女的前途，更不曾想到他美丽而善良的妻子，将会因为他的误入歧途而受尽困苦。
朱良春的祖父因为鸦片之害，三十几岁就飘然西去，他留下的不仅是债务，还有生活的无情磨难。13岁的朱昶昇（朱良春先生的父亲）被母亲带到老乡家里，请求乡亲带着他出去做学徒。在大清朝被历史废除之前，就废除了自己的读书生涯，坐着遥遥晃晃的小船，去南通学徒去了。
朱昶昇先生22岁结婚，25岁时朱良春出生，成了朱熹公的第29代裔孙。祖母当初为孙子取名“朱亮春”的本意，是说“有了孙子了，朱家的天就要亮了！春天来了，朱家的希望到了！”
在朱良春先生该上小学时候，要到一里地之外的镇上读书，没有大路可走，只通田间小路，而这条小路仅有一尺多宽。晴天还好说，雨天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河里，或者掉到水塘里。而南方的雨，说来就来，或者在梅雨季节里，天天下个不停。爱孙如命的奶奶，怎么会让孙子冒险呢，因此，朱良春在六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村里的私塾里，由一个老先生启蒙。
私塾是一处单独为村里的孩子们准备的房子，先生住一间小房间，大房间是教室，课桌是大家置办的，而凳子要学生自己带，教书先生是外聘的，大约60来岁。小学生们因为怕老师，都在私下里把老师叫“老猫”。老猫一来，大家鸦雀无声，当然背书的时候，又必须一起高声朗诵。事情的发展有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经过“老猫”启蒙的却是一群“现代老鼠”。
尽管学生们把老先生称为“老猫”，有失恭敬，但是，对于老师的爱心却一点也不含糊。当时，老先生单身一人住在学校里，不生火，不做饭，而是由学生们轮流供饭。每一家都是一日三餐，轮流值日。学生家里，都是把最好的食物送给老师吃。早晨，由母亲做的一叠菜，一碗米饭，一碗粥或菜汤，放在一个竹制的食盒里，提到学校门口，敲几声，放下；老先生里边应一声，出来取。“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老先生记得准确，执行得也丝毫不差。空篮子，由学生带回去。也许，送饭的任务孩子也能做，但是，对于老师的尊敬或许不够分量，因此，谁家也是母亲送，儿子拿回去空盒子。这一日三餐的轮流，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节日一样的隆重。
在外经商的父亲回到家里，发现朱良春虽然文化学了不少，然而，加减乘除一点也没有学，这怎么行？将来在社会上如何立足？镇江一带早就是闻名天下的善于经商的现代城市，甚至有“无江不成镇”的雅称。善于经营的商人，怎能不接受现代教育呢？
因此，朱良春被转到儒里镇上去读小学。他当时虽然十二岁，却已经发育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后生，再也不必担心泥泞的小路上会掉到河里的事情了。一年多下来，朱良春已经成了小同学里的“博士”，儒里镇小学给予他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了。父亲决定，朱良春，不，这个时候他还叫朱亮春，去南通上学。
13岁的朱良春，眼望着波涛滚滚的长江，身系一叶苇如的小船，两天两夜里想了些什么？在夜色深沉的长江上，耳听哗哗流淌的的江水，眼望一闪一闪的波光粼粼，偶尔传来岸上的鸡鸣犬吠，第一次出远门到南通求学的朱良春思绪如潮，充满好奇与憧憬。他后来被安排到南通一中学习，这是一个出了多位院士的著名中学。
朱良春来于乡下，基础知识薄弱，但是他的努力是非常突出的。大付出带来大进步，朱良春以优异的成绩在中考的时候，获得第17名。为了尽快就业，他又转学到南通商业中专学习。连续刻苦学习，使朱良春积劳成疾病倒了。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上海患结核病而痛苦的时候，朱良春在南通也因为同样的疾病而苦恼着，由于没有抗击结核的特效药物，因此，结核病被人们称为白色恐怖。朱良春虽然休学一年，但是完全依靠中医药治疗，终于获得痊愈，良好的疗效不仅改变了他身体的健康状况，而且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他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中医，要济世活人。
1934年这一年，对于一个勤学上进的17岁青年朱良春来说，实在太长了。然而，他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医治疾病的事情上，而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最后决定放弃商业中学的学习，转而学习中医，要“济世活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中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久病知医”、“久病成医”历史佳话的又一次再现。
鲁迅骂中医，是因为不满意中医对于他父亲疾病的治疗后果。其实，鲁迅把一切怨恨都加在中医身上是不公平的，他家的贫困业主要不是因为看病；他的祖父因为贿赂考官，几乎被判死刑，家中不断地送礼，说情，请求赦免，要感动慈禧太后，几乎断送了全部家产；精神创伤，愤怒郁闷，再加上身体疾病，鲁迅父亲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再好的医生也难以挽救这样的患者。当然，1936年鲁迅自己死于结核病，与中医治疗无关。
假如，朱良春不是遇到一个好的中医，他会相信中医吗？他会自己要求去学习中医吗？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朱良春日后的主张与他切身体会有关。
他说：“当前加强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工作，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医事业存亡与发展的根本大计。当然，中医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科研、教学、临床、管理等缺一不可，但它的着眼点，毫无疑问，都是以临床为中心的。所以，抓住了临床医技人才的培养，就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唯此，才能保证中医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 ”
1936年初，朱良春先生在孟河御医传人马惠卿家抄方一年，登的是大雅之堂，见证了太医家传。按说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靠着这种不平凡的经历“悬壶济世”，“两个效益”一起抓了。但是，他不满足于抄方之后就说“医道已了”，尽管抄的是太医留下来的“验方”。他进一步转学苏州，到章太炎任校长的国医专科学校，去接受中医现代专门教育，进行系统知识的学习。他赢得了这样一次机会，也为日后成为中医大家奠立了基础。
抗战爆发，日机轰炸，苏州的国医学校散伙，很多同学失学，或者自己开业谋出路。而朱良春先生想的是继续求学，在1937年11月凇沪抗战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他只身来到上海，千难万苦，找到章次公，成为章先生的得意门生。
靠勤奋，也靠虔诚，朱良春先生不仅深得章次公器重，而且还结交了曾国藩的外甥聂云台先生。聂先生留学德国，学的是工程学。但是，他很不幸患有糖尿病，又因为糖尿病足而两下肢截肢。聂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病人，他不甘心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患者、残疾人，而是矢志研究中医学，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通过对于医学的追求，聂先生经过反复验证，总结出来两个治疗传染病很有效的方子：表里和解丹、温病三黄丸。他这个没有腿的研究者，把自己的创造传给了朱良春先生。
1939年，朱良春先生在南通开业之后，赶上了登革热流行，他就用聂先生给他的两个方子，或单行，或配以汤药，表里双解，解救了大批患者，也验证了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良好效果。
治登革热使朱良春名声大震。当然，此前他用从章次公先生那里学来的真知灼见，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时“瑞成国药”的老药公就时常赞扬他用药独到。很多年轻人希望前来拜师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前，朱良春先生经过反复商讨，与许多同道沟通，筹划已久的“南通国医专修学校”开学了，校舍是借用的一座神庙，叫做齁神殿。经过艰难的四年办学，终于培养出20多位合格的中医专科人才。那时，上海的几所中医学校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取消了。
解放后，已经开业10年的朱良春先生，带头响应号召组织起来，办联合诊所，办私立中医院，后来又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成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办中医院。
靠真诚，靠独特的人格魅力，他赢得了三位民间医生的信任。三位民间中医把他们以之为生的的独门绝技献了出来，交给了朱良春。朱良春先生也不失信，不仅使他们走进了医院，成了国家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原始经验，做成了“科研成果”。他使不识字的“土医”，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在北京出席大会。这种“点石成金”的神奇事迹，不仅需要明亮的慧眼，更需要宽阔的胸怀，温暖的政策环境。
何绍奇远在四川童梓，自学中医，没有正规学历，靠着与朱良春多年的师生交往，经朱良春先生推荐，因此才获得了首届中医研究生的报名资格，日后才有机会力拔头筹，成为中医界的杰出人才。
朱步先也是民间中医出身，没有高等学历，后来成为修改教授稿件的《中医杂志》的副社长，他进步的道路上，也撒满了朱良春先生辛勤关爱的汗水。当然，朱步先今天所以能够在英国传播中医药神奇疗效，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朱良春先生受国内中医学界的邀请，先后到贵阳、西宁、昆明、个旧、蒙自、长春、北京、上海、成都、江油、温州、乐清、宁波、深圳、珠海、广州、桂林、南宁、厦门、洛阳、长沙、南昌、合肥、屯溪等地讲学交流，传播中医药学术经验。他5次出访日本，多次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海外传播和交流中医药学术。
他讲课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百分之百的都是“干货”，很受学员的欢迎。他常说：“经验不保守，知识不带走”。一定要把中医学的火种，播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使之万年常青。
很多中医同人知道朱良春先生，都是因为他写的《虫类药运用经验》。的确，在虫类药的应用上，朱良春先生是有开拓性贡献的。虽然古人早就认识了虫类药，也有运用虫类药的不少经验方剂。但是，没有系统地加以研究，也没有细致地去一味一味地在临床上验证，大多停留在古人传说的阶段。朱良春先生不仅系统地搜集了古人的记载，而且一味一味地加以验证，取得经验之后再发表出来，提供给全国的中医同道。很多人，在文革之前就通过朱良春先生的文章，认识了虫类药的重要性，带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朱良春先生对于肝硬化的治疗，善于使用虫类药；对于脑外伤后遗症的治疗，也善于使用虫类药；类风湿关节炎号称“不死的癌症”，朱良春先生称其为“顽痹”，治疗的难度很大，他以虫类药加入祛风湿、补肝肾的药物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顽痹”的控制和治愈，开辟了新的道路。
与此相关的科研课题不断升级，1987年朱良春先生与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合作研究的“顽痹（类风关）从肾论治”课题，从理论上阐明了用补肾的方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首届国际博览会银奖；1989年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发的“朱良春主任医师痹证诊疗软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1991年应新加坡政府邀请，进行演示交流，被多家医院使用；1989年根据朱良春名老中医的经验方研制的“益肾蠲痹丸”获国家新药证书，转让江苏和广东两家药厂生产，获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该药的研制成功，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带来了福音，成为国家中医管理局“八五”科技成果推广用药和中国中西医风湿病专业委员会推荐用药并进入全国医保用药。
事业的成功，有欢乐，也有苦恼。
1992年元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市里、省里、国家都鼓励创办民营科技企业，为经济增长增添新活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创办各种专科病的中心，以朱良春先生痹证诊治为中心的专科如何建？如何把自己的学术特色传递下去？他苦恼过，也忧虑过。但是最终，他在75岁的时候，支持子女艰苦创业，开创了“南通市良春中医临床研究所”，得到国内同行的赞同，也得到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卢嘉锡先生的热情支持，当他听说朱老年近八旬高龄还要创业发展中医的时候，很是高兴，他欣然命笔，为朱良春先生的“南通市良春中医临床研究所”题写牌匾，以示援手支持。
随着事业的发展，课题组经科技攻关，将其朱良春先生所创“益肾蠲痹丸”改进成更高效、方便的第二代“浓缩益肾蠲痹丸”，成为研究所的拳头产品，由于服用量少，疗效显著，深受海内外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椎病和骨关节退变患者的青睐。2002年列入国家科技部“十五”重点攻关项目“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方案研究”。
研究所不断创下辉煌业绩，并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厦门国际培训交流中心的科研教学基地。1997年无锡市老年病医院、2001年上海仁济医院浦东分院、上海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邀请朱良春先生前去开设特色门诊。2003年11月成功承办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中医内科疑难病辨治提高班”，为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5年，研究所已拥有了达GMP要求的制剂用房，迄今已开发和生产了20个疗效显著的中药制剂，主治病种覆盖了类风关、强脊炎、硬皮病、骨质增生、肿瘤、咳喘、脾胃病、牛皮癣、不孕不育等诸多疑难杂症。这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院制剂，为研究所开发国家级新药，开拓更广阔的中医药发展事业奠定了基础。
研究所的建制已经不能满足事业发展的需要，应当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2006年9月21日，以全国著名老中医朱良春名字命名的“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正式成立。卫生部部长高强特致贺信，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题词祝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南通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江苏省中医管理局、南京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揭牌仪式和成立大会。
朱良春先生在九十高龄，从医70余载的时候，又迈出了令人羡慕的一步。
卫生部高强部长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的成立，称此举对“继承发展祖国中医药事业，满足群众中医药服务需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认为这对于传承朱良春先生的学术理论、临床经验和医德医风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并希望该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声誉，不断造福人民群众”。
佘靖副部长在题词中写道：“良医悬壶七十载，仁术惠泽万家春”。
医院的建立，为更好地满足海内外患者的需求，落实吴仪副总理提出的“名医、名科、名院”三名工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元真安和 · 发表于 2019-2-13 17:15:24

把朱老师的老一套给讲讲。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2-20 16:04:56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朱婉华-良春中医医院-南通感谢师姐鼓励。

桂祥:
曹院长的《平心论》是中医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战斗檄文！文筆犀利，掷地有声！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桂祥感谢鼓励，我们一起努力，发扬朱老的优良传统，道术并重复兴中医

桂祥:
一起努力！

梁燕明（汇良医）15006355158:
💪振兴传统中医药🙏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链接]

甄扬，南通，朱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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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扬，南通，朱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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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扬，南通，朱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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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扬，南通，朱老研究所？:
今整理并聚集旧报，重温关于朱良春老师曾经见报的报道。

朱彤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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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徐慎庠中医药文化南通 谢谢您！
章次公先生这封给朱老的信件，极为重要，里边有很多信息。
一个是，他进京，有朱老的劝勉。
一个是，他坚持放弃五行，别人驳不倒，说不过他。
他很愿意辩论，可是“把吴钩看了，无人会登临意！”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那是一个时代的误会，是废医存药时代的休止符。
此后，虽然至今，仍然有废除五行的呼声，但是，五行的伟大意义，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也不能废了五行。
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用时空整体生成的世界观看人体，看中西医学术原理。

甄扬，南通，朱老研究所？: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不用谢的。我应该做的。不忘老师当年培养的初心，还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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