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平介绍崔月犁老部长对于中医药管理局成立的贡献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6-29 15:37:59

父亲崔月犁与国家中医管理局的诞生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这场疫情中，有一支队伍以低调而平和的姿态参与了战斗，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就是以国家中医医疗队为首的中医队伍。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的父亲崔月犁曾经领导过整支中医队伍。他主管中医工作9年，并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原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19年，为振兴中医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他在卫生部任职期间，筹建了两个重要的中医机构——国家中医管理局（后改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称中华中医药学会）。这两个机构的诞生，在管理上和学术上为中医开辟了自主发展的空间。这里重点讲一讲国家中医管理局的诞生过程。

■“文革”结束后，中医现状不容乐观■

1978年，父亲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到部里不久，江一真部长问我父亲是不是对中医有兴趣，可不可以分管中医，这样我父亲就接手了中医管理工作。

父亲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调查全国的中医现状。现状不容乐观。在调查中，他发现中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下降。中医人数从1959年的36万多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被拆散，那里的老中医被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了老家。“文革”前，全国共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1978年只剩下171所。而现存的中医医院里，绝大部分是以西医为主，西医当家。他在视察时，甚至看到某中医院内竟然挂着西医科的牌子。由此，父亲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中医在“文革”中遭受了两方面的破坏：一是中医理论和实践被当作封建残余批判，二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中医正在被严重西化。社会上歧视中医由来已久，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中国还要不要保留中医？中医药学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是否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都是他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中医，当时业内人士有两种意见。一种代表中医界人士，认为中医被忽视、被西化是普遍现象，并尖锐地质问：“中医医院是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另一种意见代表卫生界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士，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传统中医等于倒退。

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父亲选择了继承和发展中医。他的决策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医在广大农村是老百姓喜爱并能承受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国的防病治病离不开中医；二是中医在世界传统医学中是理论体系最完整、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医学，是中国特有的医学资源。1979年，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学，我们已经没有了。传统医学是21世纪的医学，到了21世纪将被各国所承认、所重视。”这对父亲的触动很大。父亲说：“你们取消了汉医（传至日本的中医被称为‘汉医’）。接受你们的教训，我们中国必须重视中医。我们要培养大批真正懂中医的人才。”父亲在国外考察时还了解到，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传统医学；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主要在农村；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医学有很多迷信和巫术“跳大神”的成分，并没有理论体系。只有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成了世界医学界独一无二的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工作一直由卫生部管理。1952年，卫生部医政司设立中医科作为全国中医行政管理机构，1953年中医科升格为中医处，1954年升格为中医司。无论怎样更名、升格，很长时间里中医处（司）只有8人，后来才陆续增加到15人。与卫生部500多人的编制相比，中医司的编制很少。而卫生部的医政司、妇幼司、防疫司、科教司等业务司局都是为西医服务的。从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不但中医药技术人员减少了1/3，而且中医司的工作方向也严重偏离中医，只为中西医结合服务，中医逐渐被中西医结合取代。1975年7月，卫生部成立了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取代了中医司。2006年，原国家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田景福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当时卫生部大院里十七八个司局，管中医的只有中医司一个司。显而易见，卫生部行政部门在对待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摆在了从属地位。

■“衡阳会议”使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发生扭转■

1978年9月，情况出现了转机。转机源于卫生部写给中央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9月7日，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24日，中共中央以批转卫生部报告的形式发布〔1978〕56号文件，要求有步骤地把中医这件大事办好，提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在此形势下，中医司于1978年10月被恢复。

1982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任命公布前，他在部里是分管医学高等教育和中医的副部长。4月底，他刚刚主持召开了中医现代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全国中医医院、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由于此会在湖南衡阳召开，人们习惯称它“衡阳会议”。“衡阳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为中医发展创造条件，对中医界影响巨大。

国医大师、广州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邓铁涛曾说，“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指出中医的发展方向不是被西医改造，不能被中西医结合代替，而是要在中医医院与中医学院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会议指出，中医是卫生工作的短板，要从财政和政策上摆正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中医应该和西医一样得到重视。这次会议的提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中医置于西医方式管理的模式，提出了中医发展的关键是必须以完整继承、保留中医的医学体系为前提。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行政部门第一次对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的扭转。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参加卫生部党组会议，让他有机会在党组会议上反映中医的问题。当时吕炳奎向我父亲建议：“中医应当独立发展，必须要独立发展。中国人应当有这个气魄。”父亲对他的建议十分重视。“衡阳会议”后，父亲便开始探究如何才能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位置上。田景福回忆，在他担任中医司司长期间，我父亲曾多次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提出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是中医药能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培养一批党性强、热爱中医管理事业的干部，发挥组织保障作用；二是中医药队伍要自强不息，要练内功，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二者缺一不可。后来，父亲领导建立的两个机构——国家中医管理局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目的就是通过其凝聚全国中医力量，发现和培养中医人才，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中医自主发展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中医界的支持。从此，在国家层面建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被提上日程。

国家中医管理局的成立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在父亲领导下，卫生部中医司全体干部和全国中医界人士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件事。

“衡阳会议”召开后，父亲责成卫生部中医司为成立中医管理局准备相应的文件。邓铁涛回忆，崔部长当时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他和中医学会的常务理事研究了一个方案，先建立一个副部级的局，专门来管理中医事业。方案中说明了中医管理局只是机构的调整与合并，并不增加开支。这个想法提出后，正赶上国家机构缩编，因此被搁置了。

■国家中医管理局的诞生■

1984年3月，徐向前元帅到广州疗养，在那里突然高烧不退，西医会诊后也没能退烧。徐帅的夫人坚持要邓铁涛试试，这样把抗生素停了，用了邓铁涛的药，没用几服烧就退了。徐帅问邓有什么要求，邓说：希望您关心一下中医。邓铁涛托徐帅给中共中央带去一封信，信中谈到广东省的中医越来越少，再过10年就没中医了。经过徐帅转递，这封信很快被胡耀邦批示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无独有偶，由浙江名医何任发起，联合山东张灿玾、湖北李金庸等10名著名专家上书国务院，提出管理制度的缺陷制约了中医药发展的问题，恳切希望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

1985年，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问题，6次向国务院打报告反映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5次讨论中医问题。后来卫生部起草了更详细的文件，其中不仅提到建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问题，还提到国家对中医专项拨款的问题。文件于1986年1月3日被送到国务院。

1月4日，国务院召开第94次常务会议。父亲带着主管中医的副部长胡熙明和中医司司长田景福一起去国务院汇报。父亲代表卫生部党组向国务院作了《关于卫生部建议国务院设立中医管理局的请示报告》的详细说明。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围绕中医的地位、科学研究、职称评定和中药材问题，提出了4点意见：1.要把中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中西医结合是正确的，但不能用西医改造中医。西医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不能把中医只当成西医的从属。2.对中医科研问题要重视。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加以总结、研究，不能简单地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3.对于中医的职称问题，要按中医的标准来评定，对一些老中医，评定应以实践为主。4.要认真搞好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和加工。

在这次会议上，父亲为中医争取到3项支持：1.设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统一管理中医事业和人才培养。2.国家每年拨给中医（包括中医教育）补助费1亿元，在1985年补助4300万元的基础上，所差5700万元，由财政部安排4000万元，国家计委安排1700万元。3.对加工、生产中药饮片实行免税政策。

田景福回忆，取得国家对中医政策的支持来之不易，这个争来的功劳应该是崔月犁老部长的。没有这样一位党组书记，这些方案出卫生部的大门都困难。在当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父亲对各卫生厅（局）的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钱来发展传统医学，我不提多的要求，就两条：第一，必须每个县建立中医医院，如果是少数民族地区，应按他们的需要建立民族医院；第二，加强中医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数民族的藏医、蒙医、维医要建立医学院，傣医要建立卫生学校。先把传统医学的庙搭建起来，有了庙，请神就比较容易了。”至1995年，全国已经建成了2000多家县中医院，30所中医学院。

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规定“其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医事业和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继承发扬中医药学”。12月2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对外办公，国务院任命胡熙明为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管理局局长，田景福和诸国本任副局长。那天，父亲在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暨1986年度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他说：中医总局成立，标志着我们的中医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有计划地进行中医建设的阶段。过去中医没有单独的领导管理机构，也没有单独的经费，讲了不少空话。我们要少说空话多办事，就要在财务上落实，从机构上落实。如果不落实，就是空话。

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后，初步实现中医事业的自主管理。但此时中药部分仍归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这种管理体系违背了中医中药不分家的原则。1987年父亲离休。1988年5月3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中药的职能划归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管理局改名为中医药管理局，总算把中医事业独立的管理体制建成了。

（来源：《党史博览》2021年第4期）

文／张晓平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6-29 15:39:50

崔月犁，1920年生。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4月任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中文名崔月犁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河北省深县出生日期1920年逝世日期1998职业卫生部长
目录
1 崔月犁生平
2 崔月犁与北平和谈
3 崔月犁与中医
▪ 崔月犁参与宪法修订
▪ 崔月犁与世界医学气功学会
崔月犁生平语音
崔月犁（1920~1998）。1943年3月被派往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在此期间，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1949年1月起，先后任彭真同志秘书、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秘书长，并兼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是中共八大候补代表，1958年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兼卫生体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职。 1975年后，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
崔月犁与北平和谈语音
1948年，国共两党政治、军事的较量已到关键时刻。运筹帷幄的毛泽东部署平津战役“争取让中央军不战投降”。于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指示北平地下党接近“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以影响及促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和平起义。
时任学委秘书长的崔月犁分管上层高知统战工作。为策反傅作义，城工部部长刘仁指派28岁的崔月犁尽快联系“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很快，崔月犁圈定三个主要人物：傅作义恩师、高参（中将总参议）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拜把子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1948年秋的一天，在伪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办公室，28岁的崔月犁会晤66岁的刘厚同。崔月犁的公开身份是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学养深厚、见多识广的刘厚同会晤少年才俊“李大夫”后，感觉相见恨晚，尽管两人相差近40岁，但他仍与崔月犁结成忘年交。刘厚同约“李大夫”每周见两次面。刘厚同不负崔月犁厚望，隔三岔五劝傅早作和谈决断。
1949年元月7日和16日，傅作义两派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谈判。 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接受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放下武器并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协议。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和谈后期，傅作义指派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副总司令邓宝珊进行和谈。
54岁的邓宝珊初见28岁的崔月犁，交谈中，崔月犁劝说：“以你和傅先生的交情，望奉劝他抓紧时间和谈，眼下时间不多了，争取为人民做点好事！ ”
崔月犁二见邓宝珊时，围攻北平的包围圈大幅缩小，城内炮声隆隆。此次邓宝珊直截了当地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让我与傅先生深谈一次。”崔月犁坦诚交底，“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
崔月犁第三次见邓宝珊，一见面，未开口，邓已笑意在先，“傅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他决定同共产党合作。 ”
1949年1月31日，崔月犁夫妇在前门箭楼上观看解放军进城。崔月犁的夫人徐书麟回忆说：“那天，我们一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回的家。 ”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29岁的崔月犁作为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登上天安门城楼，因此他得以近距离目睹、耳闻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挥帽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万岁”。 [1]

崔月犁与中医语音
崔月犁参与宪法修订
崔月犁在任卫生部长期间，大力推广中医，使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兴，有效地缓解了医疗系统的压力。
崔月犁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是在卫生部长任内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的修订。新条款规定了中华原创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同等的学术地位，成为复兴中华文明的有力武器。这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
崔月犁与世界医学气功学会
1989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大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及原部长江一真、钱信忠等出席了开幕式（参看《世气会成立20周年纪念画册》）。崔月犁部长当选为世界医学气功学会首任主席，冯理达与其他5位国际同仁当选为副主席，当选秘书长高鹤亭主持了大会。大会公推德高望重的我国国家领导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担任名誉主席。习仲勋就中华文明、弘扬医学气功瑰宝发表重要讲话。廖汉生副委员长、费孝通副委员长也出席了大会。
崔月犁主席1982年4月任卫生部长以来一直坚定支持中华原创医学事业的发展。就任数日即风尘仆仆出席衡阳会议并作了重要的发言。发言中强调：“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并存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点和优势。”“中医应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以西医的方法解释和改造中医不能称之为中医现代化。”发言中阐明了自己对气功的态度，他说：“有人说，气功他不相信。不相信可以，但他确有疗效。浙江出了气功杂志，销量很大。”1986年11月29日，崔月犁还专门就气功发展的问题，致信时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的高鹤亭同志。信中建议成立气功研究中心或医学气功研究发展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成为人才培训基地；2、起示范作用；3、向国外派遣气功师，帮助各国发展气功事业；4、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5、建立基金会，以支持气功师也的持久发展。崔月犁主席对气功事业发展的高瞻远瞩，由此可见一斑。崔月犁对医学气功事业的帮助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许多从事气功科学研究工作者都经常得到他的实际支持和帮助。众所周知，冯理达教授是医学气功学的伟大奠基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极艰苦的条件下就已经完成一个又一个气功研究项目。当崔部长在了解到冯教授的艰苦实验条件之后，就主动的千方百计设法改善其条件，其中包括购置价格不菲的电子显微镜。
图1 崔月犁部长给中华气功进修学院的题词
图1 崔月犁部长给中华气功进修学院的题词
除了科学研究外，崔月犁主席对气功事业的另一个关键：人才培养，极为重视。1988年以来，崔月犁不断关心“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成长就是明证。是年秋末，中华气功进修学院为成立四周年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崔部长百忙中不仅出席了发布会，认真听取了学院的汇报，而且亲自站台向媒体讲演国内外气功学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对学员人才培训工作鼓励有加。1992年10月，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成立八周年，此时，已经有五千余人在学院完成专业培训，其中近500名成为训练有素的导师。崔部长亲笔书写条幅赠予学院，题曰：“学海无涯，止于至善。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成立八周年纪念”（图1），以资鼓励。
崔部长不仅一般地关心人才培训工作，而且细致到关心培训教材的编写质量。1995年，崔部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当时由中华气功进修学院编写的气功教材《中华气功学》，并对教材主编说：“你们的教材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唯物主义的。”使教材主编极为感动。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是由几十位专家志愿者担纲的“草根”学院，一位现职的卫生部长不仅关心，而且细致到阅读其全部教材，实在不易。在特定语境下，“唯物主义”一
图2 崔月犁部长为承德国际养生文化节题词
图2 崔月犁部长为承德国际养生文化节题词
言九鼎，份量极重，代表了政府当时对相关事业的积极态度。
1997年8月，“97’承德国际养生文化节暨首届中华养生学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崔月犁部长亲笔为大会写题词（见图2）“发展中华养生医学，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并担任养生文化节的顾问。学术年会隆重热烈，近500位嘉宾出席了大会，其中半数为外国朋友。四个月后崔月犁部长便与世长辞。
崔月犁主席是位传奇人物。他的前半生是位杰出的革命家，为保护北京古城不受破坏，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而出生入死；他的后半生是一位呵护中华原创医学文明的战士，为了这份人类共同遗产的永生而鞠躬尽瘁。他为人类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是在卫生部长任内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的修订。新条款规定了中华原创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同等的学术地位。这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她的存在将成为炎黄子孙捍卫和复兴中华文明的有力武器。（摘编自《纪念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20年》 [2]  ）
参考资料
1.  人物事迹
2.  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20年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6-30 09:11:20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1-6-30 09:13 编辑

2008年，我采访路志正先生，他在卫生部工作20年，对于中医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也知道很多别人难以了解的往事。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有一些删改，下面是我编写的初稿，供大家参考：
上书中央，针砭时弊出奇谋献良策
曹东义：新中国的中医事业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体系。在基本医疗方面，中医医疗机构的总体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也逐渐有所提高，然而，不可否认，中医在医疗、科研、教学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中医界历来即有名老先生带头建言献策的优良传统，他们以一腔热血和远见卓识，关注着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
路志正：
由于中医药事业的特殊性，需要老中医们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建议，供领导层决策的时候进行参考。比如，1962年，中医学院首届学生毕业了。但不少中医对学校的中西医课程设置比例，以及毕业考核并不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中医学院在教学中，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主要是体现中医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其中的重要章节，没有让学生们精读、背诵，以致印象不深；中医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应增加中医课程授课学时。北京中医学院以李重人、秦伯未、任应秋、于道济、陈慎吾为代表的5位老中医，因此而联名向中央上书。他们说：“中医学院是培养高级中医师的殿堂，不是培育中西医兼备的学院。因此教材应以中医课程为主，西医课程为辅，即：中医课程占75%，西医课程占25%。同时在学校要大兴读书风，重要章节要求背诵，以能熟练掌握中医理论，用以指导临床，并为科研打下良好的基础。”
曹东义：经过四十多年之后的实践检验，可以说5位中医老先生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忧心的情况，不久即显现出来。
路志正：5位老中医提出的教学建议，得到了中医司吕炳奎司长的赞同与支持，他将5老的原文向中央汇报，打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为培育出德才兼备的高级中医药人才而努力。正当吕司长沿着党的中医政策和路线向前迈进的时候，一场浩劫从天而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5位老中医提出的教学改革建议，也成了被打倒的“臭老九”的罪行，吕司长成了“牛鬼蛇神”的代表。中医院校被砸了，中医司撤销了，中医队伍人员在急速减少。面对中医界的危急情况，吕司长十分痛心。他奋笔疾书，先后5次写信通过中央文革文教卫生组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事实，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曹东义：吕炳奎先生是一个敢于坚持立场，敢于为中医说话的好领导。
路志正：1967年1月5日，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医。中医怎么是“四旧”呢？西医是近百年来才传人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仍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应该加以保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使中医事业得到了挽救。
曹东义：中医界上书之所以有传统，关键是大家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得失进行计较，所以容易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路志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吕老恢复工作后，不顾身心的创伤，一心一意投人工作，在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与崔部长一起召开了衡阳会议。吕老考虑中医工作之所以困难的症结所在，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以外，还有方针政策上的问题。1980年，经过吕老坚持不懈的努力，卫生部党组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并各自独立发展的方针。
曹东义：1978年以后，小平同志提出“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要“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央书记处指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路志正：为了促成了国家中医局的成立，1984年邓铁涛先生给徐向前同志写信进行呼吁，引起中央政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作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提出过一些议案，与在北京以及外地的老中医们一道，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建言献策，为落实中医政策、推动中医发展而努力。
曹东义：路老，您当年建言献策的具体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路志正：关注中医命运，是老中医的良传统。1981年11月21下午，由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任应秋教书主持，召开了在京的部分中医教授座谈会。座谈会议纪要形成了《科技工作者建议》第85期，1982年1月15日由中国科技协会研究室编印，上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并报送国务院有关部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科委、科协，以及中国科协所属各团体。为最高领导层制定中医政策提供参考，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起到推动中医工作的作用。
曹东义：都有哪些专家参加会议啊？
路志正：有任应秋、耿鉴庭、刘渡舟、王绵之、程莘农、颜正华、方药中、程士德、焦树德和我，共十位。
曹东义：都是泰斗级的中医名师，可惜27年之后，好几位专家现在已经不在了。
路志正：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中医事业的贡献不可忘记。座谈会主要围绕着中医事业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出发，讨论了当时工作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搞好今后工作的建议。
曹东义：可见中医界的老专家们也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这也是与时俱进精神的一种体现。
路志正：与会的专家回忆了中医事业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一致认为五十年代建中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机构，中医开始受国家重视，摆脱了中医受歧视的命运，是一个“黄金时代”。此后，中医政策经历了一些曲折，比较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中医的科学性没有得到承认”，比如虽然各种文件上也写着“中医是科学”的字样，但是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却长与此相反，有的诊断宁肯相信“发烧待查”，也不承认中医的“气虚发热”；中医的疫情报告无效；中医院的病人如果临终前没有做西医处理，就算医疗事故，而不采取中医治疗措施则不算医疗事故，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不平等；中医医疗单位的领导多是西医或者西学中出身。当时卫生部的科研项目49项，除针麻由西医与西学中在搞之外，没有其他中医药的科研项目。
曹东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就在认识上。
路志正：不承认中医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说中医经验不能重复。其实，不是不能重复，是对于证候治疗的重复，而不是用一个药方反复治疗一种病的“可重复性”。辨证论治之所以几千年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一定有很深的道理，只是目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解释它。当时就发现了中医院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大多以中医药治疗为主，群众就诊的很多，而到了八十年代，各个中医院的正义力量在削弱，在人员比例上西医、中西医结合人员的比例大幅增加，“中医院不姓中”的问题，当时已经显现出来。
曹东义：当时也有中医院不要中医毕业生，或者让中医毕业生普遍进修西医知识的问题。
路志正：是啊，说中医毕业生不能承担病房工作，所以要进修西医知识。病房里中医药的使用率在下降，指导学生实习的老师普遍西医化，使学生培养在临床实习阶段得不到良好的中医指导，中医毕业生专业素质下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有人说“中医治不了急症、危证”，这个观点已经几十年了，既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也诱导人们在遇到危重症的时候采用西医方法，或者干脆把病人让给西医去治疗。大家对此很有意见，有人就举例说上海某医院用中药治疗800人次的急诊病人，无一例死亡。因此大家建议，应该发掘和研究中医治疗急症的理论与技术。此后不久我们搞的中医内科急症培训班，以及编辑出版的《中医内科急症》，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工作。
曹东义：您在这个领域里做了很多令人瞩目的工作。
路志正：大家还谈到中医的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也存在西化和从业中医人员急剧减少的问题，需要抢救，不然就会失传。大家看到整个人员在急剧减少，由建国初期的50万人，1980年减少到26万人；这26万人之中，有经验、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人员在逐渐下降，很多所谓中医人员，是从老化验员、老护士、或者其他工作岗位转化而来，有的人连中医的六淫、七情都不知道。大家深感“中医不科学”毒害之深，甚至影响到中医人员的晋升，不懂某些西医知识晋不了级，诱使许多青年人转而专攻西医知识。
曹东义：“中医不科学”的毒害，涉及到方方面面，此观念不除，中医事业发展就难以有所改观。
路志正：某些管理者，口头上重视中医，实际上是另外一套。有的人甚至把中医成为“遗老、遗少”；中药材尽管年年为国家出口创汇，但是有关部门从来也没有为中药材的生产投过资。中药品种混乱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中成药生产工艺严重落后，煎药设备原始粗糙，中药质量下降，价格上升，自费比例增多----，如此等等，这样下去，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于中医药失去信任。有人说，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变相的扼杀中医，导致了中医学术的退化。
曹东义：这与建国前废医存药有所不同，是通过废药而达到废医的目的。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就是“把中药妖魔化”，说中药是毒害人体的污物、异物；中药的有效性、安全性既没有证据，也没有保障，让人们远离中医药，“自觉地告别中医、告别中药”。
路志正：这种别有用心的计量，尽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不得人心，政府支持中医的政策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吴仪副总理几次代表政府参加中医的会议，多次表态坚决支持中医，并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明确指出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十七大的报告里也提到要大力发展中医药。
曹东义：国家领的这些明确认识，与您们当年的呼吁和一贯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
路志正：1981年的这次会议，首先建议中央检查中医药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新的形势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中医药事业得以健康发展，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后代。
曹东义：这第一条提得好，既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也把问题的出发点提得很高，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从可持续发展着眼，可谓立论高远。
路志正：第二条建议，就是应该参照“国家文物局”从文化部分离出来的方法，把中医药管理工作从卫生部分离出来，成立“中医药总局”，直接隶属国务院领导，而且各个省市也相应地成立专管中医药的机构，以便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工作，而且可与农林、海产、商业诸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以促进各方面的发展。
曹东义：这第二条的具体措施更具有前瞻性，可以说这就是中医界正式呼吁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先声，甚至说吴仪副总理牵头成立的“中医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也与你们当年的的想法如出一辙。
路志正：当年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今天已经成了现实，这足以看出党对中医工作的支持力度也是逐步加强的。我们提出来的第三条建议，就是“对中医药工作应予立法，保证其工作的开展。应当规定：用中医的正确方法治疗而病人死亡的应与西医同等对待；承认中医诊断的科学性等等。”
曹东义：今天看来，您们的建议真是立论高远，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奋斗目标，需要人们继续努力。
路志正：第四条建议就是“明确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单位的方向是‘纯中医’，是为‘纯中医’服务的。有人说‘纯中医’连体温表都不用，这是理解上的错误。中医向来都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科学及治疗技术。但它是吸收过来化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相反。中医西医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不能用西医的某些程式来约束中医。例如‘气虚发热’、‘阴虚发热’的患者，没有明显的体温变化，但应该承认他们是患者。如果此时全赖体温表，那便会误诊。”
曹东义：这一条提的也很好，既不排斥西医，有充分说明了中医善于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科技知识，以我为主，自主发展，而不是被证明、被审视、被研究的遗产。
路志正：会议还提到要整顿中医学会，办好中医学术期刊，壮大中医队伍，选拔中医药队伍中思想、业务强的青壮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曹东义：这些建议，可以说件件切中时弊，个个都有可行性。为在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把国家发展中医药的内容增补进去，做出了贡献。
路志正：1985年，中央书记处提出“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直属的国家中医管理局。
曹东义：国家管理中医药的独立机构终于建立起来，中医药的发展迎来一个新局面。
路志正：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我在1988年3月的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一次会议上，联合了刘志明、程莘农、顾伯华、魏龙骧、凌一揆、哈荔田、张镜人、邱茂良、王孝涛、周超凡、施奠邦、吕炳奎、王绵之、王玉川、杨甲三共16位委员，作为“大会发言之三十九”，提出来一个建议：“健全中医管理机构，改革中药管理体制”。
曹东义：是一个集体提案，又关系到中医药政策问题，所以受到大会提案组的重视，被安排为大会发言吧?
路志正：的确如此。我们在提案里说，1986年1月由赵紫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正确决定，从而改变了中医工作长期以来处于从属地位的被动状态，开创了中医工作的新局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严重影响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地方上的中医管理机构迟迟建立不起来，形成上下脱节的“高位截瘫”状态；二是中医与中药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互相分家，无法配合发展。
曹东义：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发挥作用的好形势，你们的提案说到了点子上。
路志正：中医药管理机构“高位截瘫”的提法有人听了觉得很刺耳，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使党的中医政策在贯彻的过程之中受阻，会阻碍中医事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日后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但是由于中医药行政管理权力设置在地方，而不是中央直接决定，所以解决的并不理想。
曹东义：各地中医药事业发展不平衡，既有基础方面的原因，更与当地领导的认识程度有关系。
路志正：中医与中药分开来管理，医不知药，药不问医，医不能尽其才，药不能尽其用，不符合中医特点，严重影响中医医疗质量。因为中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生产经营方面受自然环境影响很大，不能完全靠市场自行调节。有的厂家什么赚钱出什么药，一些常用的物美价廉的中成药长期断档，有些紧缺药材长期短缺，价格混乱，炮制粗劣，品质下降，这些问题很突出，也长期的不到很好地解决。因此有的群众说：“药味抓不全，华佗也枉然”；“药味不地道，秘方也失效”。
曹东义：问题提得很尖锐，也很紧迫，因此引起国家的重视。
路志正：1988年，国务院做出决定，在国家中医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卫生部归口管理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曹东义：中医管理机构又回到了卫生部。但是，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将中医和中药结合在一起，从而从管理体制上改变了中药从属于西药的地位，结束了中医和中药分割管理的局面，走了上中医药自主发展道路，应该是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路志正：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调整，江泽民同志出任国家最高领导。每一届领导人对于中医政策的认识，可能要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为了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在1990年3月24日的政协会议期间，联合王绵之、凌一揆、王孝涛、张镜人、顾伯华、冯理达、周超凡、刘志明、尚德俊、张干普等同道，提出了“请国务院加速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更好地推动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提案。
曹东义：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你们这些老中医药专家又站出来，建言献策为中医事业发展而出谋献策了。
路志正：我们认为，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医政策又得到认真贯彻，特别是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8年又将中药归口到中医管理局负责，以期同步振兴，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世界性的“针灸热”“中医热”正在兴起，国际间的中医学术交流合作日趋活跃，世界针联也在我国宣告成立。在这样好的形势之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尽管已经成立4年之久，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只有15个成立了省级的管理局，且只有6个属于副厅级，其余都是处级单位，工作人员极少。市县级行政单位，更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
曹东义：也就是说，仍然是你们说的中医管理机构“高位截瘫”问题。
路志正：是啊。我们此前的提案，一转圈就回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他们限于职权范围，虽然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在议案里还提到中医与中药必须统一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虽然已经有了这个职能，但是各个地方的管理工作，依然没有统一起来。
曹东义：这也是中医药管理体制“高位截瘫”另一个方面的表现。
路志正：面对许多亟待及解决的问题，1989年4月7日，李铁映国务委员主持召开了有关部门会议，对于中医药管理体制、整顿治理中药材市场，提出了五点解决意见，经国务院有关领导批准，以“国阅（1989）6、7号文件《关于解决中医药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转发了各地。但是，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这一文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使中药产、供、销等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曹东义：即使是有了好的政策，也需要在落实的过程之中不断努力。
路志正：1990年3月，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重点加强预防保健和农村卫生工作，切实抓好对重点疾病的防治。”我们认为，中医药学在这个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因此，需要整顿市场，中药要有所储备，防止遇到疫情的时候，药品短缺，或者出现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
曹东义：你们当年的担心，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所表现，闹“药荒”使一些常用药价格飞涨，影响了很多药物的生产和临床医疗工作。
路志正：我们说，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医药事业，不仅有利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会对世界人类的防病治病作出贡献。当下世界出现“回归自然”热潮，日本提出要在中医药方面超越我国，创立东方医学，南韩、美国、西德、法国也加紧研究中医药，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不仅形势喜人，而且形势逼人。
曹东义：你们眼睛一方面紧盯着国内的中医政策落实，一方面眼望世界中医药市场，因此才能够提出高水平的建议。
路志正：我们建议首先要把中医药的管理机构贯彻到省市县，形成从国务院到地方的一条龙有效管理，对于少数民族医药也要加以扶持。再就是“八五期间”中医事业费应按原数额拨款，促进中医事业继续发展，使中医的医教研都不断发展。
曹东义：你们的建议得到重视了吗？
路志正：新华社记者王曦东、薛建华在1990年5月9日，以“部分中医专家呼吁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为题，发在“国内动态”第1190期上，成为了“内参”，供各级领导参考。
曹东义：你们的建议引起记者的兴趣，也是因为提的问题质量高吧？
路志正：记者们经常关注中医方面的提案，把有关问题多次汇成“内参”刊登出来，扩大了提案的影响力。握手边还有1991年新华社“机密”字样的“国内动态”第845期，日期是4月17日，题目叫“中医药界全国政协委员吁请巩固和调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职能”。登载了1991年我们十几位委员的建议。
曹东义：这应该是1991年两会期间的提案吧？
路志正：正是这样。
曹东义：这次主要反应和建议的问题是什么呢？
路志正：因为1990年两会之后，国家要调整、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被列在了被调整之列。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医界的不安。不少老中医学家忧心如焚，怎么才能向国家领导说明中医药的特殊情况呢？1990年7月，我们几个老中医专家在长春聚会，虽然是为了编写《名医学术集萃》。参加的专家有邓铁涛、任继学、方药中、何任、焦树德、张琪、步玉如和我。我们一起议论这件事，都感到事关重大，就决定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反映情况。信件由邓铁涛先生起草，大家签名。
曹东义：信是怎样写的啊？
路志正：在1990年8月3日的信里，我们说，江泽民总书记，您好！我们是来自广东、浙江、北京、吉林、黑龙江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几十年、七十岁上下的老中医，衷心拥护以您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我们十分赞成您所主张的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我们为了把几十年的学术经验留给人民，在长春市召开了《名医学术集萃》一书编写会议。我们在讨论中谈到党的中医政策，及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我们认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但历遭磨难，几经兴衰，虽然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但中医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英明措施，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的从属地位开始有所改善，从而使中医事业有较好的发展。但是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使人担忧。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把中医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大多省市的中医药管理局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有些挂着中医牌子的单位，并不是真正在搞中医；中药的管理体制，至今没有一个省市归中医药管理局管理，中药质量下降，伪劣药品充斥，中药资源继续遭到严重破坏。
曹东义：真是情真意切，既令人感动，又直抒胸臆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路志正：我们说，现在国外学习、研究中医的势头正方兴未艾。长此下去，我们真担心有朝一日会出现中国人到外国去学习中医。为此，我们恳切呼吁：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只能加强，不要削弱；二、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三、八五期间中医专款不应低于七五水平；四、保护和开发中药资源，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管理。使中医药工作真正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曹东义：这就是中医界有名的“八老上书”事件吧？
路志正：是啊。信发出去之后，我们一边等待消息，一边积极筹划，在1991年3月的两会期间，再次提起这件事情。
曹东义：这就是您刚才说的1991年新华社以“机密”字样发出的“国内动态”吧？我看见这份第845期“国内动态”，落款日期是4月17日，题目叫“中医药界全国政协委员吁请巩固和调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职能”。
路志正：正是这一期“内参”，登载了1991年我和李辅仁、冯理达、顾伯华、尚德俊等十几位委员的呼吁与建议。我们说，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之前，我们视察了一些中医药机构，所见也喜亦忧。我们了解到，目前中医药人员，在职职工已经达到了100万，各级中医医院2141所，中医病床20张，高等中医院校32所，中医科研机构170所。七五期间，中医科研重大成果231项，其中29项获各种国际奖，如针麻原理研究、小夹板正骨、非手术治疗急腹症、青蒿素治疗疟疾、中药治疗烧伤、消痔灵治疗肛肠病、针拨白内障套出术、非手术尿道排石等，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在坦桑尼亚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也出现可喜苗头。七五期间，中药出口创汇13亿美元，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30个国家和地区。
曹东义：你们说的这些成就，的确很鼓舞人。
路志正：我们紧接着就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3年来，始终不具备一个中央机关应有的职能，像这样只有中央一级机构，而地方不配套的管理组织，只有外国专家局和中医药管理局。而中医药是一个拥有“百万大军”的行业，基层没有相应的机构，上情不能下达，很多工作就不能顺利开展。比如，整顿中药市场、落实中药种植计划、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医药参与机制等，都难以落实。为此，我们建议国家中医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能长期没有正局长，没有党组。二是要切实落实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的指示，一些主管部门应积极支持、关心中医药工作。三、应尽快建立省级、地市级中医药管理配套机构，促进中医事业发展。
曹东义：看来要解决中医药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需要多年的努力。
路志正：事情的发展不一定是“天随人愿”，国家成立食品药品管理局之后，中药的管理又被分离出去了。
曹东义：管理中药用的还是与管理西药一样的思路，不符合中医药的实际情况。
路志正：所以几年之后，在1998年3月11日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与王绵之、张镜人、施奠邦、裘沛然、周超凡、颜德馨、王孝涛、董建华、陆广莘等十位中医药代表、专家，又一起给国家最高领导写信，反应中药管理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标准管理中药，不可重蹈“神父管和尚”的覆辙，应该达到中医药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药为医用，医知药用”，使世界与我们接轨，而不是接西药之轨。
曹东义：多年以来，你们老一辈中医药专家，为了中医事业奔走呼号，锲而不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实在感人。网络里有许多你们上书的传言，有的说八老上书，也有的说十老上书。其实，每一次尽管组成人员有所不同，但是，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的主旨是一样的。
路志正：正象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样，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因此，利用各种机会，或者利用为领导人看病之机，或者借建言献策平台，千方百计为中医药呼吁呐喊，奋斗不止。
曹东义：台湾的陈立夫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中国医药之弘扬，全赖大陆”。台湾报纸指出：“面对中共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中医法起草，我们将如何因应？”港澳台地区的中医药界人士认为，大陆的中医药工作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两条经验，一是有一个好的中医药政策，二是国务院有一个管理中医药的专门机构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个评价是很有见地的。中国有中医中药，这是特有的国情。对中医药设专门的管理机构，这是特有的行政建制。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后，发展了中医事业，加速了中药企业的技术改造，千方百计为提高中医药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而努力，加强了中医药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发挥了对整个行业的宏观管理作用，其根本意义就在于突出中医药的特色，按中医药的自身规律办事，而不是走西医化、西药化的道路。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践证明有这个中医药局和没有这个中医药局是大不一样的。
路志正：因此，我们在听到中医药管理局在机构改革中可能撤销，中医工作要合并到卫生部去，中药工作要回到医药局去的时候。立即认识到这是传统的偏见和部门的利益，而不利于从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发展中医中药，弘扬民族瑰宝。我们认为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进一步转变职能，精兵简政，提高效能。但目的只能是加强和完善这个机构，而不是乘此机会把它撤并掉。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不仅可能使中医药事业失去特色并最终导致消亡，而且对全国的中医药界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前辈们几十年来为中医药事业奋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中医药的国际领先地位也将永远丧失，重新陷于从属地位的中医药队伍包括民族医药队伍很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是过来人，老马识途，对中医药学术、对中医药事业、对中医药队伍有深切的了解，特别是中医药学术的丢失，将是全民族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只考虑经济效益的人往往不注意这一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和汉医学被取缔。现在日本想重振东洋医学，实际上已不复可能，这个历史覆辙，我们不能重蹈。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中医药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的中医药应该坚定的走自己的路。
曹东义：真可谓“肺腑之言，语重心长”啊！您们这样恳切真诚的陈述，一定会打动高层领导，进行认真研究的。
路志正：确实是这样的。此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复函，对于我们提的问题，一一答复，进行落实。
曹东义：中医药的发展有了组织保障，各项事情就好办了。
路志正：中医事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医难于被人理解的事情，还不止这些。2003年非典肆虐，当初中医参与防治工作，也是困难重重。2003年春天，继广东之后，北京地区很快也遭非典肆虐，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医药却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就像擦亮了钢枪打好了背包的战士却上不了战场一样，中医药界人士心急如焚。吕炳奎老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之躯，依然组织学生成立非典战斗队，奔赴第一线，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并以他和我、焦老等几位老中医名义向温家宝总理写信，要求发挥中医善治瘟疫的优势，运用中医药防治非典。在北京中医药学会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于北京藏医院召开的中医防治非典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我们是中医，善治瘟疫、急性热性病，应积极参加，为国分忧、为民除害……”他的豪言壮语激发了与会代表的无限热情，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战胜非典，消灭病魔，为民除害。
曹东义：在广州的邓铁涛先生，也于2003年4月26日，写信给胡锦涛主席和吴仪副总理，为中医参与非典诊治工作而呼吁。
路志正：此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吴仪，5月8下午与在京的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强调中医是抗击非典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药医务人员的作用，中西医结合，共同完成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使命。中医药的大军终于开进了抗击SARS的主战场。
曹东义：路老，吴仪副总理与你们座谈的场景，您现在印象还深吗？
路志正：当然了，吴仪副总理就坐在我对面，我的旁边坐着高强副部长和佘靖副部长。当有人说，可以使用中药治疗非典，而中医人员未必要到第一线去的时候，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医人员充分参与临床救治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这不是冒险，因为广东省中医界的防治经验，已经说明了问题。广东非典疫情爆发之后，他们通过学生经常来电话、来信咨询防治情况，我对情况比较了解。吴仪副总理听了我的发言，立即表态，支持中医人员到第一线去。这是政府下决心，让中医参与非典救治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
曹东义：此后才有了小汤山人人服中药的局面，也才有了病死率下降，治愈率上升的大好局面。因为有了中医的参与，中国大陆的非典防治工作才成了亮点，香港医管局提出要广东省中医院派中医专家，前往香港救治患者，而不是请大陆的西医前往诊治，足见他们对于中医药诊治作用的认可和佩服。
路志正：2003年前后，全球有32个国家发现非典病例8400多例，全球死亡率为11%。中国(包括港台)7700例，其中内地5326例，香港死亡率17%，台湾27%，内地只有7%，而广东3.8%，广州3.6%。其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就在于有无中医药的参与治疗，以及中医药参与治疗的时机早与晚。
曹东义：这次与SARS瘟神的斗争，充分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并非慢郎中的时代形象，证明中医在突发卫生事件的紧急时刻，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
路志正：邓铁涛教授给你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一书题词说：“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这个题词说得很准确，“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的确来之不易。中医的地位、中医药的学术价值，真正被人们正确认识之后，才能有中医事业兴旺发达的到来。
曹东义：除了这些有关中医药的大事之外，您作为七、八、九连续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还关注了哪些问题？
路志正：除了以上所说之外，还提过不少提案，比如要把广安门医院建设成首都中医医疗的龙头，予以格外支持；关于建立中医药博物馆的提案；关于提高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关于公安人员工资、补贴的等等。大多都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给与了回音、解答。

培育高徒，优秀人才纷纷前来拜师

善元一 · 发表于 2021-6-30 09:44:01

顶礼先辈月犁

燕赵好嘢多多

无奈体力难荷

痛舍浏览而过

昨夜听经才半

头昏即歇下课

取舍须自定夺

不及也须莫过

身体各有所别

心念止一即可

曹师吉祥

中医希望

阿弥陀佛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8 09:32:49

曹东义等专家建议本着放管服的精神做好中医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
中医药是我国原创的学术体系，长期以来套用西医的管理方法造成了中医事业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认定工作，是当前全国各个省市面临的突出难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很多会员都属于“中医确有专长人员”，曹东义会长等专家一两年来一直关注和关心着“确有专长人员”获得医师资格的问题。
他们建议说，这些民间中医都期盼着借《中医药法》的雨露滋润、各级领导的关心体贴，找到用武之地，实现“报国有门”的抱负。但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在很多省市都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
一方面渴望获得资格的大量人员焦急等待；
另一方面有关管理人员担心做不好有关工作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个问题如同高悬的“堰塞湖”，蕴育着难以预料的风波，建国初期就有“前车之鉴”的深痛教训。
回看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应该本着“放管服”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
建国初期的《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严重削弱中医从业人员的信心，制约中医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加以纠正，贯彻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建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鼓励综合医院设立中医科等措施，保全了中医队伍，恢复了中医创新能力，出现了一批如针刺麻醉、小夹板治疗骨折、中医治疗乙脑、流性出血热等一大批成果。
中国实施多年的赤脚医生制度，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那个时代对于医生资格的管理比较粗犷，其经验主要是“谁使用，谁负责”。某个人是不是可以做医生，基本上属于厂长、村长说了算。
自从1999年实施《执业医师法》之后，对于西医的管理，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基本上可以与世界接轨了。但是，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完全按照西医的模式管理中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在乡村镇以下最适合中医发展的地方（基层），很难见到中医的身影了，“进城看中医”是不该出现的问题却成了普遍的现实，而城里的“中医院不姓中”也是难以逆转的弊端。
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医药法》为中医复兴，带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一个“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的新时代呼之欲出。但是，以疾病为中心的“老观念”，用解剖、物理化学为标准，来评价中医的“技术壁垒”一时难以消除，发展中医以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容易实现。
然而，《中医药法》实施的第一年，也就是2018年，各省关于民间中医转正的15号令考试的落地实施却遭遇了一些特别的情况，让民间中医和省级主管部门陷入了难题：
一方面是各省份大量民间中医人员对于如何获得考试资格的迷惘，依据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累计有接近38万人报名中医医术专长考核，最终通过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终审核获得考试资格的人数不足2.5万人，有些省份（例如广东）考试资格终审通过率接近1%，创下公考的新低，造成大量的民间人员的不满和对中医药法的不解。
另一方面省级中医药有关管理人员担心大范围组织专长考试，一来不可能在短时间有那么大量考试筹备组织能力，二来如果那么多民间中医同时转正，也面临将来的监管难题，为了“防患于未然”，选择各种方式，例如考核医术渊源、审核专长技术的独特性等各种环节在资格审核环节提高难度，降低最终的可以进入考试环节的人数。
如果民间中医找不到门路，主管部门也很谨小慎微，那么中医药法中关于中医人才的松绑策略，就没有办法更加有效地落地，如何能让有能力的民间中医转正，更好的服务于基层的老百姓呢？
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解放思想，用中医学术引领，技术支撑，政策保障，种好实验田，收获百果园。”
我们认为，“确有专长”的“确有”就是一个以学术专长为基础，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的问题。由于属于考核，而不是考试，并且“会什么，报什么，考什么”，不是一张考卷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5-9个专家需要商量决定，没有学术引领是做不好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认定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建议本着“放管服”的有关精神“权力下放”，由县、区级中医主管部门组织申报、评价、使用、管理，省里负责指导政策落实、发证，专家资格审核，相关人员的最终备案的资格。
《中医药法》最初的草案，就是计划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决定传统中医确有专长人员的资格授予问题。后来才升格到省级考核和发证，现在看来省里的专家很难在短时间里甄别有关人员的真实情况。
实施“县区主导考核，专家独立评价，省里备案发证”，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更容易了解有关人员的真实情况，属于“谁申报、谁使用、谁监管”，是真正的“一张蓝图绘到底”，对群众的健康确实负责任的做法。
考核专家，由县区在经过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定的专家库里抽取或选取，以本地为主，也可以聘请异地专家参与考核。
这样一来，降低了考核成本，减轻了被考核人员不必要的开支，让真正了解他的人有发言权，让推荐他的两位中医师切实负起责任，做到“一举多得”。
“行业管理”在世界上是一个重要的方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立“一技之长专委会”，其宗旨就是为有关“一技之长”、“确有专长”人员服务，替政府分忧。我们学会责无旁贷，愿意搭建桥梁，尽力做好有关工作。
关于“技术支撑”，我们认为 “没有一技之长，何来‘确有专长’？为了证明‘确有专长’，就需要一定技术支撑，要有实际操作演练，检验其是否具备相关资格。”
这样就需要各级医疗机构提供“试验田”，作为技术支撑平台，不是一张考卷定终身，也不象高考那样必须集中在几天内完成。考验、考核医疗技术，观察是否安全有效，是需要时间的。
考虑到确有专长人员获得行医资格之后，大多数人是在基层开展业务，很少进入大医院工作。他们的真才实学才，可以填补、提升基层国医堂、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服务能力与水平。因此，“试验田”可以设置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内，“确有专长”来于基层，用于基层，可以就近在申报区域内完成初级考核，而不用一起集中在省级有关部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以防止走过场，也能检验其真实性，为大众健康负责。
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医药法》等有关利好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经过有关中医药领导部门的组织领导，学术团体的学术引领，技术支撑平台与确有专长人员的深度合作，一个百花齐放，成果琳琅满目的“中医百果园”，就会盛放在各个地区。
各地的各级领导如果都能求真务实，破解发展之中的热点问题，所谓“难题”就不难解决。
以上建议，供各位领导参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会长曹东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付永德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会长张文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会长张俊青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秘书长张培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秘书长戴韵峰
201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