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现实呼唤匡时救弊，回归中医

曹东义

现实呼唤匡时救弊，回归中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近读网络里署名广西中医学院“王教授”的3.5万字长篇网文《我负中医，中医负我》，引起我深刻思考，也引起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的关注和评析。“王教授”自认为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他希望留一个“时间囊”，把他这个教授的“真知灼见”留在世界上，慢慢地发酵，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并且很自信地夸口可以“任人评说”。

“王教授现象”把中医学历教育的缺陷充分展露出来，也说明民间中医在传承中医学术方面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以及中医继续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医事业经历了2006年反中医思潮，促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中医，国家加大了对中医事业的扶持力度，出台了振兴中医的系列政策。中医药文化正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中医药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时出现“王教授”这样的噪音，而且打着“中医教授”的旗号反中医，其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有责任感的中医，对中医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防止他误导民众，防止他为别有用心反中医的人提供炸药、炮弹，混淆视听，欺骗大众。

“院校派”需要唤醒

所谓中医的“院校派”，就经过正规学历教育，正活跃在中医的医院里、学院之内的专业人员。这些人一般经过高考，有深厚的科学知识基础，对于西医的理论、治疗方法、方药使用都比较熟悉，承担者重要的医教研任务。但是，他们这些人深受还原论教育的影响，长期在西医模式之下过生活，已经不自觉地以西医为标准，自觉自愿地把中医放在从属地位，主张先西医诊断，后中医辨证，把中医当做一个二级学科看待。认为西医掌握着话语权，属于主流医学，中医有历史的缺陷，诊断不明，无法与当代科学接轨，只能居于补充、替代的地位。

崔月犁先生曾经沉痛地说，中医学院培养的毕业生，中医不精，西医不深，大约只相当于两个中专的水平。

李今庸、焦树德先生说过，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者以掘墓人。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也对当今中医界的西化现象十分痛心。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科技成果不少。然而，透过中医事业“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不再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不断蔓延的颓势，实在让人担忧；中医博士写不出十个中药处方，中医专家看病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邓老因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2005年5月10-12日召开了第253次香山科学会议，邓铁涛教授发表了三篇论文：《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医与未来医学》、《再论中医药必须改革》，都是关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论述。

所谓“再论”者，不得不再论也。为何不得不“再论”？事情的发展趋向不尽如愿，殷忧于心，不言之不快也，不言之将有大患也，故“再论”之。在“引言”里，邓老说美国的医疗模式不能学，中医药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好方式。在“扫除障碍”的题目下，邓老说“科学”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必须去掉；肃清王斌的思想，必须贯彻宪法精神，发扬中医特色以振兴中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其中说到：“把大力发扬中医之特色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这是对广东省中医院发展真相的歪曲”；以西医模式为准绳，“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一切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一言以蔽之曰：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宫刑’也”。并说“今把中医药的理论与经验都一笔抹杀，唯西方之命是从，则中医之受‘宫刑’才刚刚开始耳”！邓老词义激昂而殷切，读来心中不免震撼之感。

其实，“中医西化”这个问题，不是某些人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而是能否实现的问题。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医林改错”，“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有千万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仍然没有把中医知识同化吸收到西医的体系之内，没有完成“中医西化”的主观愿望，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主观上希望西化中医，也化不成，化不了。中医是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这是最近连美国也承认了的事实。

“王教授” 一进中医的校门，就爱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好习惯，也是很多有出息的人走过的道路。但是，他评价中医理论的标准，是西医的解剖实证，这就像一个足球爱好者，来学习篮球比赛，他不接受篮球的规则，脑子里总是用足球标准问“为什么”，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不顺眼。这样的人学习篮球，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篮球运动员。

学习中医也是一样，如果脑子里总是装着西医的解剖，经常用细胞、细菌、化学分析、物理定量来学习中医，就好像用显微镜看天象，什么中医知识也学不会，而且一辈子入不了中医的门。

中医是一座座高山，而且由很多山峰所组成，不进行艰苦的攀登，就无法领略各个山峰的美丽风光。《内经》的智慧，《伤寒论》的规则，金元四大家的高论，温病四大家的创新，都在各自的山峰上争奇斗艳，令人留恋忘返。

“王教授”始终在各个山脚下转悠，听回来的人说说故事、见闻，某某划伤了，某某遇上了雷电，某某遭遇了洪水泥石流，他认为各个山峰都是险峰，时刻会吞噬人的生命。他既怕苦又怕累，徘徊在山脚下，一辈子没有上过山。所以，他根本不懂中医理论，只不过在县医院工作时跟着西医大夫学习了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如饥似渴地吸吮，对帮助他的西医感激涕零。

“王教授”用西医的目光看中医，就看不到中医的可信性，他说：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 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不能当真！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扁鹊是第一位被记载于史册的医学家，司马迁进行过考证。当然，《史记·扁鹊传》中也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只要认真考辨，就不难知道历史的真相。笔者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是“扁鹊侵越人生平事迹研究”的科研报告。通过考证，可以证明扁鹊生活于春秋末期，是第一位民间中医，能四诊合参，最擅长脉诊。各种记载出现错误，是文献资料在历史流传过程之中传抄所致，扁鹊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也不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司马迁没错，错的是不善于读书的后人，尤其是“王教授”这样的“尽信书”的书呆子。

华佗的时代，战争不断，外伤破肚的战士不少，战伤救护是医生的天职，久而久之，探索开腹、疗病，也不是不可能。难道世界上第一例开腹手术一定会出在外国？当时人写的《三国志》、《后汉书》的“华佗传”就是凭空杜撰的？我们奉劝“王教授”，切不可处处“以己度人”，把古人说得都和他一样不诚实。

张仲景是医生还是术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伤寒杂病论》的确指引历代中医学家，诊治疾病、积累经验，挽救过无数患者的性命，而不是像他“王教授”那样，张仲景的方子也没学会，什么病也治不好，然后回过头来说“中医负我”。

经络是怎样发现的？这的确是一个科学问题，有各种经过深入思考、研究之后的科研学说。但是像“王教授”那样，用解剖的方法找经络，的确见不到经络的结构，也不可能知道经络是什么具体的组织。

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不仅记载于《史记》，而且还见于很多历史书籍之内，因为他们都相信这是真实的，也是可能的，不能因为自己不信，就猜想别人都说谎，不能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低级错误。

开颅手术，不仅中国古代有，外国也有，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的开颅手术，在5000年之前就成功了，相关资料只要在网上一查就可以知道。

文挚舍己救人，治疗齐闵王的忧郁症，不仅记载于历史，而且，华佗吸收了文挚的教训，治疗郡守的病时，就保护了自己，没有像文挚那样以身殉职。

葛洪的文笔虽然有文学加工的夸张成分，但绝对不像“王教授”这样想当然地张口就说古人“都是假设，不能当真。”

“王教授”进中医的门，可谓时间不晚，但是始终都没有找着感觉，更提不上用中医药为人民大众治病救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糊弄病人、应付学生。他说：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这就是“王教授”对中医的体悟。他教了一辈子中医，连恶风与恶寒也分辨不清，看病没疗效，有事就借助于西医、西药，自认为就是一个“三四流的西医”，而且越依赖西医，中医的本事越得不到提高，自己掌握的中医技术逐渐“废用性萎缩”，坚硬的西医假肢代替了他本来的皮脉筋骨肉，既走不快，更不能奔跑腾跳，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坚硬的假肢比本来的肉身好。

“王教授”在心理上，已经对中医感到失望和厌倦，自然就不会把心血花在钻研中医业务上，辨证论治的水平一直停留在刚入门的基础上。甚至因为厌恶自己的身份，成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西医卧底”、“反中医卧底”，专门找中医的毛病、缺点。他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中医水平而学习，而为了批判中医理论而整材料。

因此，在“王教授”的文章里，既有对余云岫的赞美，也有对中南大学“张教授”攻击中医的羡慕。 “王教授”说：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他实际上已经完全站在反中医的角度来谈论中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长达数万言的网络文章，才取名《我负中医，中医负我》。

中医必须觉醒，必须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能再匍匐在西医的规矩之下，“言必称《指南》”，各种标准都仰仗西医诊断了。这一点，民间中医做得更好。

“民间派”需要提高

所谓“民间派中医”，大多是长期生活在基层，用纯中医的方法诊治疾病。他们西医知识不多，或者根本就不用西医药治病，因此，在他们身上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医诊治疾病的特色，没有被西化、异化。他们走乡串户，服务于民间，是最典型的“行医”，而医院里的医生都在“坐堂”。

民间中医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非法行医”的中医，这是《执业医师法》“以法律歧视中医”的结果，不是他们真正地属于“不具备行医资格”。他们很多人本来就是在民间一直行医，突然之间被宣布不具备资格了。很多赤脚医生，在“穿上皮鞋”的时候，没来得及穿上鞋，就被武断地以西医的标准宣布为不属于医生。农村中医的标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定，而不应该西医的标准，一律按照院校毕业、“考试合格”来定。

实践证明，很多农村现在已经没有中医了，不是农村不适合中医产生和发展，而是政策的规定不利于中医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很多民间中医是跟师、自学成才的，这也是中医培养人才几千年行之有效的“一对一”形式，是“最少出废品”，被毛泽东肯定过的好形式。

也应该看到，很多民间中医学术修养不够深厚，对于经典理论、历代各家的学说研究不够深入，因此，需要提高。尤其是在院校派中医西化、异化之后，他们肩负着复兴中医学术的历史重任，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民间中医大多疗效可以，农村用得住，养得起。提高他们的水平，可以少量地学一点西医常识，主要是系统地进行中医知识的提高。不是通过学习把他们变成西医，而是把他们提高为高水平的中医。

除了传统中医学术之外，民间中医还应该学习或者了解黑箱理论、信息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等未来科学的有关知识，以便摆脱还原论、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束缚，为说明中医的科学性开辟道路。

可参考的书目，有祝世讷《系统中医学概论》、贾谦先生的《中医战略》，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光武教授主编的《复杂性科学新探》、邹纪平《反思西方医学》、潘德孚《人体生命医学纲要》等。

应该用通学包容科学，以生成论包容构成论，以状态的疾病观包容形态的疾病观。中医是最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辨证论治是治未病的理论基础，中医依靠“模糊集合”走向清晰，合而治之是中医大智慧的表现。

恰如贾谦先生说的：千年医学万年药，证明中医学是成熟的医学，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江湖派”需要管理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江湖中医”是大量存在的。“走江湖”是传统的行医方式。不加承认，不加管理，出来一个胡万林、张悟本，就说他们没有行医资格，不是中医的人，是骗子，这既损害了中医的形象，也给了那些丑化中医者以口实：“为什么骗子们总打中医的旗号？”

其实，“江湖中医”有的没行医资格，有的有行医资格。关键是现代媒体做大了江湖，一言一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传播给千万大众。因此，江湖派中医的市场很大，他们也很会运用市场做大、做强，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加以有效管理，而不是推出去，放到社会上，不加管理。

还有很多“江湖中医”是在网络里，有的卖药，有人卖仪器，有的卖书，有的卖名气。

“江湖中医”既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就应该加以管理，加以引导，他们利用中医的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中医知识，起码是中医的同盟军，不能只用《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刑法》这些硬邦邦的东西管理他们，应该给他们“修成正果”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正在征询意见，它应该立足于保护、发展中医药事业，而不仅仅是管理中医药。

中医药具有时代精神，这在抗击SARS、艾滋病、甲流的过程里，展现了很好的苗头，中医药“太空保心丹”在航天领域证明了中医药的未来价值。中医治疗慢性病具有理论优势，是善于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医学，也是人民大众的健康长寿保障。尽管中医药不能为医院创造巨额利润，却可以为国家、大众节省亿万元医疗开支。

中医已经走向了世界，这是一个更大的江湖。中医必将在未来奔向伟大复兴，成为世界的“显学”。

毫无疑问，中医学术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什么人应该具有中医的行医资格，不是西医说了算，也不是考卷说了算。中医认为什么是疾病，什么是健康，什么是正确的治疗，什么才是有效，完全不用西医的评价标准。只有这样，中医才真正获得了“解放”，才自立起来了。

因为，现在中医没有这些标准，中医临床上就发现不了目标，也评价不了效果，实际上属于“聋瞽之学”，不居于二级学科的从属地位，就必须自取灭亡。可见，中医界需要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

2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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