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与《辅行诀》的缘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08:02:17

曹东义与《辅行诀》的缘分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曹东义1985-1988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读余瀛鳌先生的硕士，研究学术史，毕业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因此，就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领域有了某些即将接近的缘分，后来到就有了很多故事，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书评，也在不同场合讲述《辅行诀》。
现在简要介绍如下：

我在执行主编的《河北中医五千年》之中，介绍了张大昌和《辅行诀》，这是2010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我写过一些有关辅行诀的文章，也为衣之镖先生的书写过序言
204、千年传奇《辅行诀》——《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读后、山西中医、2010、26（10）49-53
237、衣之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药临证心得录·序》2012年8月学苑出版社出版
361、衣之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序言、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401、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37（5）6-10
407、养生秘笈《辅行诀》，坎坷之路近百年、中医药与亚健康、2014、10月、总17期、66-71
442、养生经典《辅行诀》坎坷身世40年、国医年鉴、第七卷（2015）、502-506
508、论《汤液经》《伤寒论》《辅行诀》之间的关系，见吕志杰主编《张仲景方药研究》第二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8月第二版、811-812页

千年传奇《辅行诀》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读后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邮编：050031 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209号

电话：0311—86738352、

本文刊登于《山西中医》、2010、26（10）49-53

东汉末年，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治疗的方药体系，被称为“众法之祖，群方之宗”，仲景本人也被称为医圣，两千年来受到众人敬仰。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他书中收载的被人称为经方的方药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按照张仲景自己在书序中所言，他曾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是必然的。他对于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妙医术，极为推崇，达到“每览而辄叹”的程度；对于采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卢药录》等古人著作，也明确告之后人。魏太医令王叔和曾经整理过他的著作，并在《脉经·序》中对他推崇备至：“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令人不解的是，王叔和在论述伤寒病诊治规律的时候（见于《千金》《外台》），遵从华佗的“六部传变”学说，而没有采纳张仲景的辨证体系。可见张仲景的学术创建，一时难以被世人理解，孙思邈也曾经说“寻其（《伤寒杂病论》）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见孙思邈《千金翼方》）”，这的确是深有感触的见解。他们对于张仲景是否采用《汤液经法》，没有提出任何说辞。

王叔和之后不久，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由此，人们对于张仲景学术体系是否来源于《汤液经法》，充满了猜测与想象。《汤液经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里边有哪些内容，它对张仲景的帮助真有那么大吗？张仲景本人为何避而不谈？这确乎很神秘。人们只是从《汉书·艺文志》里，知道有《汤液经法》这样一部书，如果不是皇甫谧提起来，也许以为它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皇甫谧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他不仅写过《帝王世纪》等著名的著作，而且断定《素问》《灵枢》这两本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论断。因为，张仲景、王叔和虽然在他之前也读过、抄过这两本书，但是都没敢说这两本书就是《黄帝内经》。

《汤液经法》隐而不传长达两千年，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令人没有没想到的是在上世纪初，这个封建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刻，突然有了《汤液经法》的消息。尽管这个信息是间接的、片段的，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大发现。

这个书讯发现与传播的过程，简直就像一部传奇小说，是那个特定时代才能出现的现象。据说河北省威县的张偓南是最初的当事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学的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文明，而是毕业于“高野兽医系”，是一个马医。他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投笔从戎，参与平定“白狼之乱”，屡立战功，升任湖北军马总稽查。在那个时代，骑兵与战马，是部队战斗力的硬件，必然受到军事指挥家的重视。为了购买好战马，他出使西域，1918年来到敦煌，从一个道士（一说是瘾君子）的手里，获得了一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名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末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说是原藏于敦煌藏经洞，劫后仅得的一部珍贵医书，它抄成于千年之前，没有在世间流传，因此是极为重要的中医著作。

在清朝末的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了大量的珍本古籍经卷，王圆菉道士发现藏书之初，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国人的特别重视，不断有经卷散落出去。1907年在英殖民地印度工作的斯坦因，以“功德钱”的名义，从王道士手里骗去了二十多箱经卷、文物；法国伯希和也在1908年闻讯前往，像收破烂一样，骗买了十余箱经卷，偷偷运往国外，次年（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他把随身携带的不多经卷展示给中国学者，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清政府才下令把残余的经卷全部运往京师。敦煌遗书散落于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流散于官宦民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最早透露该消息的报纸是日本主办的《燕尘》和《朝日新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表现在军事与外交上，假如那个时候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聚集的大熊猫，也许也会和圆明园的文物一样，早就流散于世界各地了。

张偓南先生家藏4300多卷图书，他知道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重要性。因此，他购买之后，在西安加以裱糊，然后捎回家乡收藏。不幸的是，他在第二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去世了。他的长子张耸云毕业于保定陆军讲习所，也是一个兽医，当时在阎锡山的军中做事，1936年抗战爆发前去世，故于武昌。这个时候，张大昌10岁，迁回原籍，开始了启蒙教育。这个蒙师，竟然是反清志士尚渭南先生，他日后被梁漱溟聘为了燕京大学哲学教授。这样的塾师不一般，他启蒙的儿童张大昌也是“非常人也”，不仅学了佛经，而且还会画国画。张大昌11岁时抗战爆发，他担任了抗日救国先锋队的儿童部长，15岁时被日伪军捕获，后来被营救获救，躲在寺庙里参禅练武，背诵医书。建国前，张大昌开始悬壶济世，1958年发表学术文章，受到中医专家称赞。1959年他受邀在广宗县医院讲授《伤寒论》，听者交口赞誉。1962年他36岁之时，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事业初成，前来拜师学习的青年，接踵而至，传承中医，已成历史使命。他看到当时很多中医，临床处方用药很不规范，药味多而杂乱，就想到了自己珍藏了多年，揣摩了多年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希望把它献给国家。

可是，献书的路也不是平坦的。聘他为通讯研究员的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已经在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的时候下马了。他把卷子抄出来，一边教育他的徒弟们，一边抱着投石问路的态度，寄给了北京直属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这个抄本到了中医最高的研究机构里，只回信说“已经存档”。这一存档，就存到了文革开始，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仅把北京弄得找不着北了，张大昌先生所在的威县基层，也在破四旧的高潮里，把他家祖传的4300多卷图书当作四旧，付之一炬。灾难远不仅如此，张大昌由于历史的原因，卷进了“国民党案”而被关押起来。

历史向中医的传承者发出了挑战，你最珍爱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有可能是加害你的罪证。张大昌内心充满了困惑，他多次反复考虑，决不能把一个历史文献就这样在自己手里湮灭了，尽管当时很多文物都失传了。因此，他又想起来要献书。这一次他只能凭记忆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默写出来，而不能照原卷子抄录了。他想，还是寄给中医研究院吧，只有这里才有力量使这个古医籍发挥作用。但是，当时正在批林批孔，这个旧经卷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此，他寄书的时候没有敢写自己的名字，而是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于1974年年初寄了出去，寄出去的是一个“追记本”。他日思夜想，也不知道这一次献书的结果会是如何。仍然是“存档”吗？或者循着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给自己招来又一场灾祸？事过了一年，仍然没有消息，他就于1975年4月写了一封信进行询问，并再次把他的弟子张海洲的早年抄本，也寄给了中医研究院。

在张大昌先生日盼夜想等待消息的时候，中医研究院的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员于1974年3月做出了鉴定意见，“这个抄本的确源出于梁代陶弘景！”马老为了慎重，同时请中国社科院的张政烺、李学勤研究员进行了鉴定。他们在5月也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这绝不是当代人的伪作，而极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的卷子写本。1975年11月，张大昌先生所献的抄本摆在了时任副院长的王雪苔先生的案头，他正在筹建中医文献研究所，这个卷子本的真伪和历史价值是一个重大问题，他在当月奏请院领导沙洪，与王淑民研究员一起到了河北威县南镇村卫生室，见到了献宝的“赤脚医生”张大昌。通过深入交谈，王雪苔副院长认为这个抄写的卷子本值得大家认真研究，于是他在1975年12月把先后收到的追记本和抄写本放在一起，加以校对整理，打印成35本小册子。在周总理逝世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科教部主持，岳美中、耿鉴庭、方药中、赵锡武、钱伯煊、赵心波、彭杰等十位老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大家基本认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医出土文献。此后，王雪苔先生还把这个油印本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寄送国内著名的中医学家，请他们发表意见。

张大昌先生进献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来，至此终于引起了国内中医专家们的重视。

1979年1月山西中医研究所贾得道先生出版《中国医学史略》，在这部著作里最先提到了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

1982年梁颂名在《新中医》发表“谈谈中药性味学说”，也涉及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

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于1985年，在《中医杂志》发表了“《伤寒论》与《汤液经法》”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1988年10月，著名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特约王雪苔先生把他收藏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甲乙本进行整理校正，考释之后全文收载。

此后，各中医学家不断有学术论文、论著发表，探索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成就，推测它与《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关系。

在引起国内中医学术界重视的同时，张大昌先生在河北省威县周围的学术影响日渐增大，他于1979年在河北省落实中央“七八·五十六号文件”的时候，被考试录用为邢台卫校的教师，次年调邢台地区医学经训班授课一年，后返威县章台医院工作。他先后收了多名弟子，也多次抄录、修改、补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逐渐地形成了十几个手抄传本。徒弟们也格外珍惜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分别用心研究，各有体会、说辞，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地方学派，也就是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当代中医学派。

学为公器，不可能只限于一地一方。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赵怀舟先生，是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导师钱超尘先生是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对于《伤寒杂病论》的版本流传、学术成就深有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注目，加以探索、研究、阐发也势之必然。因此，就有了多次的、颇为动人的南来北往，西进东出，鸿雁往返，解难问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日渐丰富，积稿渐多，观点多元，已经不是一两封信、两三篇论文所能说明白的了，形成专著的条件已经具备，酝酿、推动更大的研究也需要出版专著。因此，在大家的努力下（尤其是张大昌先生的弟子衣之镖先生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在王雪苔先生、马继兴先生、钱超尘先生的关怀和推动下，形成了围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两本专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前者是按照钱先生的设想而成的专著，专门以保存诸传本文献为主，后者则是围绕该文献的种种谜团进行探索。可以说是一宝双壁，互相辉映。

2010年5月20日，我应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丽、马华教授等邀请，参加她们的研究生答辩会。会议开始之前，我收到编著者之一赵怀舟先生亲自签署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如获至宝，在回来的路上就翻看大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张大昌先生1995年去世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献出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会形成现在这样的成果，会出现这多的谜团。因为原卷子已经毁于文革之中，物质物质，有物则质，“物之不存，岂能质乎？”他献的卷子本到底是真是假，今人已经提出质疑，后世能无说乎？十几种抄本，都是由他的手里流出来的，为什么内容如此不同？

文明文明，有文乃明。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已经走过了200多万年，可是所谓的文明史才只有5000年，文字之于社会进步是如此重要。假如没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问世，我们从哪里去推测“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的实质内容？王叔和、孙思邈这样的医学大家都不能深刻理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一个隐居茅山几十年的道士陶弘景，能够走进张仲景的内心世界吗？《汤液经法》对于张仲景的帮助，真有皇甫谧说的那么大吗？在张仲景的眼里，《汤液经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他为何要“改道家之称”？

我一遍一遍地翻阅《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心中的思绪难以平静，又一次把衣之镖先生2008年寄给我的《伤寒论阴阳图说》拿出来，再读一遍。他用天地阴阳、燥湿阴阳、四时阴阳分别成图，论说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思路，我似懂非懂地了解他的创见。他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阐发的五脏五味互藏互用理论，我也知之不多。只是觉得很多人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称为玄学，那么，他们见到衣之镖先生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所说的五脏各有体味、用味、化味，而且五味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与《内经》《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不同，而且也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论述有所区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叫：“这才是玄之又玄的中医！”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读了衣先生的论述，只觉得“玄之又玄，众迷之门。”

毫无疑问，张大昌先生所说的事理体用学说、彼此时势思想，的确深有见地，是对中医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他倡导的五脏五味体用互藏理论，恐怕很难被学中医的学者所会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卷子本，在张大昌先生的手里丢失了，却开创出一个专门的“探轶学”，真是：统序遗失，学乃大昌。

望着厚厚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一股酸葡萄心理涌上心头，只是这个酸葡萄经过张大昌先生及其众弟子的研究，经过多位著名中医学家的阐发，已经结成了一个一个的硕果，吃到嘴里的时候，除了酸味之外，更多的是甘甜。只是我不知道，这酸甜是入哪个脏的，更不知道这个酸甜是哪个脏的体味、用味，还是化味？好在今天是儿童节，假如张大昌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不会怪我“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也？”

20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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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08:03:29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3-2-12 09:12 编辑

还有一些文章，将陆续刊出，还有值得介绍的一个学者衣之镖先生，他对传承研究《辅行诀》做了大量工作。他也是我们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
网上有他的资料：

衣之镖(1948.1.2-)河北省威县固献村人。1962年初中毕业，因家境不济而退学，闲暇时自学了《医学衷中参西录》遂矢志学医，并颇得当地名老中医姜丙勋先生指点。1972年在威县人民医院任护理员。1974年拜张大昌先生为师。1976年至今在威县中医院(原城关分院改建)工作，同年还在本县七级协助姜丙勋老师整理其学术经验8个月。先后任医士、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1979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东直门医院深造，并在北京中医学院听经典课。后参加过河北省中医内科急诊班，全国第二届肝病学习班等。

1995年参与整理、编写张大昌先生所撰《经法述义》一书。发表《大补心汤治疗胸痹症的体会》、《定时发病治验四则》，撰写出《陶弘景五行体用观初探、汤液经法用药图释义》等文章。并于2006年6月出版学术专著《伤寒论阴阳图说》一部，获得学术界好评。工作认真负责，不畏艰辛，大胆探索，勇于追求，发扬医易学说，以历史辨证唯物主义研究经方体系和用药规律。注重实践，擅长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肝胆病。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08:03:40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3-2-12 09:16 编辑

学术需要发展

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作者：[color=rgb(50, 50, 50) !important]曹东义[1]
单位：[color=rgb(50, 50, 50) !important]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1]

河北省威县中医院衣之镖先生，长期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他的新作《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即将出版，展读书稿，受益良多，也激发了我的有关思考。

我觉得《辅行诀》带着众多的疑点，问世40多年以来，以其独特的价值，正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有即将成为一部经典的趋势。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让人在研究之中，破译很多古代中医之谜。

张仲景在中医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有人说“仲景之前，有论无方；仲景之后，有方无论。”他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医经，他本人也获得了“医圣”的桂冠。他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历代虽有一些医家进行研究，但不能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张仲景的学术来源。

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他心中的英雄是谁？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成果，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笔者按照《辅行诀》提供的线索，探索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时的矛盾心理和大胆创新的学术贡献，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海内方家。

张仲景为何避而不谈《汤液经》？

魏晋之际，皇甫谧（公元215-282）在《甲乙经》自序之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陶弘景(公元456─536)《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汤液经》）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他们二人虽然相隔200多年，但是，都认定张仲景在写《伤寒论》时，主要依据了《汤液经》。但是，张仲景在自序之中，谈到了自己参考的前人著作，却只字未提《汤液经》。他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并不避讳自己采用了前人的著作，但是却刻意不提《汤液经》，这是为什么？

难道《汤液经》当时流传不广，不重要，不值得张仲景揭示出来？

陶弘景《辅行诀》说：“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根据皇甫谧、陶弘景的说法，《汤液经》非常重要，而且当时流传很广，很多医学家都学习它，应用它。张仲景也应该见到了这部著作，并且采纳了其中的方剂内容。

陶弘景说《汤液经》有代表“六合正精”的系列方，是一套体系完整的组合方阵，分别是分为大小的阳旦汤、阴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这和古人对于时空整体的认识是完整一致的，并且各有深意：“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对于《汤液经》“六合正精”的完整体系，张仲景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不是继承发扬。陶弘景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那么，张仲景为何否定“六合正精”、“避道家之称”？这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来加以考察。

2017/2/5 13:13:58 访问数：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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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08:03:47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曹老师好！韩博士好！明天韩博士再发给曹老师内容，曹老师为中国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承费心劳神，为韩博士弘扬祖国医学救人类这种精神写序。非常感谢曹老师的大力支持！

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赵老师好

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曹老师好

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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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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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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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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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以上是我至今发表的与《辅行诀》相关的文章

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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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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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好的。明天曹老师收到后，阅读后，回复！

韩永刚中医博士英国伦敦，辅行诀:
这是我和人卫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本书的目录和前言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很好！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赵春枝（非药物自然疗法） @韩永刚英国伦敦 
谢谢，我们有缘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曹老师有您引领中医药大发展，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写过一些有关辅行诀的文章，也为衣之镖先生的书写过序言
204、千年传奇《辅行诀》——《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读后、山西中医、2010、26（10）49-53
237、衣之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药临证心得录·序》2012年8月学苑出版社出版
361、衣之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序言、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401、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37（5）6-10
407、养生秘笈《辅行诀》，坎坷之路近百年、中医药与亚健康、2014、10月、总17期、66-71
442、养生经典《辅行诀》坎坷身世40年、国医年鉴、第七卷（2015）、502-506
508、论《汤液经》《伤寒论》《辅行诀》之间的关系，见吕志杰主编《张仲景方药研究》第二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8月第二版、811-812页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文件]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这几天欧洲外交官找到我，与德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我们正在谈跟随政府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培训事宜。今天江西地方职业学校负责人也在找我谈培训事宜。承德地方职责学校也开始了。疫情过后后遗症很多，国内外对中医开始重视了……这是好机会，韩博士在英国做了大量推广中医实际工作…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这些文章，我的简介之中，有目录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在执行主编的《河北中医五千年》之中，介绍了张大昌和《辅行诀》，这是2010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我手上有张大昌师傅的亲笔笔记。搜集资料时我在新加坡。没有入衣志标老师书内。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太好了！曹老师我把您的简介收藏了，我敬佩您为中医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曹老师这些年我在国内外推广中医也做了一点点事情…尤其是匈牙利和德国，新加坡，荷兰，俄罗斯等，那里有我培训的学生，他们都在为中医做奉献…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昨晚我与广电总局刚退休的大姐（她主管：考全球新闻联播员工作的）退休后，推广中医这个任务有她负责联络，正在筹备拍摄非遗工作。提到您为中医药正义联盟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后，她很高兴，准备安排时间拜访您。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曹老师看了您的简介，您太伟大了。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认识您太荣幸了！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您鼓励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来日方长，我们一起努力

赵春枝张大昌，中医使者：海燕:
曹老师您好！自从贾谦教授离世后，很多民间中医没有娘家关心他们的实际难处了…，失去精神食粮的民间中医，他们的心也散了…还好，您组织他们开了几次真实有效的论坛，很多民间医非常敬佩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09:38:24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2 08:03
, @$ w; ` j7 k! U5 _8 ~学术需要发展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作者：曹东义[1]
3 a6 k$ H+ i* f/ B6 {# U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1]

曹序

威县衣之彪先生与我相识多年，他又一部新的书稿发给我，这部《疫疠辨治刍议》紧密联系当前新冠肺炎，结合《辅行诀》与《伤寒论》，谈中医药诊治的历史依据，学术传承的脉络，可谓深入研究，充分展示，广泛传播的典范，这样的好著作，让我先睹为快，很是高兴。
2020年初，瘟疫在武汉爆发，在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各界共同努力，中西医协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我在疫情之初，大声疾呼并向各级领导建议，中医药治疗病毒性疾病，必须“首选必治”，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要作用。主张“救火是英雄，防火是神仙”，中医学习杜富国，关键时刻大吼一声“你退后，由我来”要挺身而出。我说“吹哨固然重要，中医学要呐喊”，非典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邓铁涛先生上书说“战胜非典我们有一个武器库”，他为《中医群英战SARS》题词“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 尽管香港医管局当年请中医去会诊患者，以及世卫组织专家对于中医药诊治非典的肯定，但是，他老人家和绝大多数中医都没有想到，2006年却迎来了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收获了大量的“中医黑”，因此我说 “中医，世人欠你一声谢谢！”后来我反思这次新冠肺炎，经验教训很多，由于此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顶层设计、基层卫生救治能力、大众就医模式、对中医药作用价值的认识等一系列不足和错误，总结其经验教训，既能激发中医药人员的自信，也可以防止疫情过后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
目前还有些专家，不理解中医药的诊疗思想，把能不能在实验室里证明抗病毒作用作为金标准，以此衡量中医药的作用，看不见中医药的“治未病”优势，也不承认中医药独特的价值，说什么“新冠肺炎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似乎治疗不治疗没有多少区别；误说方舱医院“没什么治疗措施”，把中医药主导救治丰富多彩的内容遮盖过去；向国外介绍“中国救治模式”，闭口不谈中医药的价值等等，“歧视中医”的历史悲剧仍在继续。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中医药的作用“不过如此”，用生命和巨大代价换来的“中国救治模式”也没什么独特之处。
这些错误的理念，根深蒂固，难以扭转，不仅抹杀了中医药的作用，而且有可能是继续抹黑中医药的前奏曲。张伯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发出意味深长的感叹：“我们应该好好总结这些经验，中医药应得到国家相关部门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正确认识，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我们要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不可过了疫情又忘了中医药！”
张院士的话很含蓄，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在应对疫情常态化之后，发挥好中药的作用。
幸亏有党和政府坚强的支持，民众对中医的信赖，尤其是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让中医药事业虽有百般阻挠，但仍在困扰之中不断前行。政府重视中医，新冠与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的作用不一样。
习总书记在正月初一（1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用“中西医协作”的模式救治患者。中医药人员很快进入主战场，克服了中医药储备不足、不被医患人员理解等重重困难，中医药迅速发挥了巨大作用，“清肺排毒汤”等赢得了有目共睹的效果。不仅在方舱医院，这个本应该“风声鹤唳”、“哀声一片”的地方，空气中飘着药香，不断上演着医患共做八段锦、五禽戏的动人画面，连过去的“中医黑”也获得中医药的救助，战胜新冠肺炎重获健康。
中国的“中西医协作”救助模式，令世卫考察的专家感慨不已，其由衷地说假如自己不幸感染了，也希望来中国治疗。他绝对不是羡慕中国ICU的呼吸机，而是喜欢方舱医院的氛围与效果。
中医药“首选必治”，成为前所未有的事实。在过去各种疾病的医学救治方案里，中医药的治疗方法都是列在最后，作为“备选的治疗措施之一”，是“补充”、“替补”的角色，从来没有《疾病诊疗指南》把中医药的作用提高到“首选、必治”的突出地位。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不一样了，中医药的“参与率”、“使用率”，中成药与汤液使用比例，直接成为考察指标，甚至有“一票否决”的意蕴。哪里的中医药救治率低，哪里的工作就被动，成为众矢之的、万夫所指。2020年2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参与治疗只有30%，这样的结果立即引发一片哗然，尽管那里云集了全国最精英的西医专家。对于中医药热切期盼的形势，过去从未出现，现在一下子成为救命的时尚和网络流行的显学。而且，有些希望推动“科学实验”西药、进口药的专家，在几万例患者集中出现的时候，竟然凑不齐“入组观察的人数”，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可以说颠覆了他们的预想，换了一个时空。
清肺排毒汤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之中的作用，它被俗称为“大水漫灌”的通治方，这与此前我们的经方传承有明显不同，葛又文是一个民间中医，他创立的这个方剂名称，也不是伤寒学派的“典雅”之词。从方剂特点来看，张仲景的经方药味少，药量大，而清肺排毒汤药味多而药量小，符合温病学家的用药特征。其中有几个“明方”，也有很多“暗方”：麻黄9g，杏仁9g，桂枝9g，泽泻9g，猪苓9g，白术9g，姜半夏9g，生姜9g，紫菀9g，冬花9g，射干9g，藿香9g，陈皮6g，炙甘草6g，黄芩6g，细辛6g，枳实6g，山药12g，茯苓15g，柴胡16g，生石膏15～30g（先煎）。
官方解释清肺排毒汤由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四个方剂组成，其实，其中的小柴胡汤并不完整，而且还暗含着麻黄汤、大青龙汤、苓桂术甘汤、桂枝汤等，这许多方剂组合起来，不是用某个化学成分抗病毒，而是 “群贤毕至，各显其能”的一张大网。中医治病的历史过程，是从单味药到组合成方剂的飞跃提升，标志性的成就是《汤液经》的诞生。
经方治病法度森严，陶弘景认为《汤液经》治疗天行热病“交互金木，既济水火，升降阴阳”，是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体系，并且属于“六合正精、神明之剂”。但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之中运用经方极为灵活，加减使用非常普遍，药味、药量变化奥妙无穷。
但是，经方传承到今天，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其源流和体系，只是各自尝试其妙用，并且学习日本把经方固定成“方证对应”关系，说用经方必须原方、原味、原量，轻易不能加减，神化经方的说法层出不穷，《内经》倡导的“圣人杂合以治”更不见了踪影。
受西化思维影响日渐加深，把伤寒与温病的差别人为扩大，说它们是病因、病机、诊法、治疗皆不相同的两大学科。其实，很多人误解了张仲景，伤寒不是虚寒病，是热病；他不是不选择辛凉解表，而是那个时代还没有“辛凉解表法”；辛温解表的目的，是为了除热，而不是散寒；张仲景只说当发汗、当解表，从来没有说必须用热药。
中医的疾病名称，都根源于中医自身的理论来命名。“甲骨文”可以说新冠肺炎是瘟疫，就是说它具有流行性；《内经》能说它是热病，是因为这类疾病都以发热为主要特征；《难经》和张仲景说它是伤寒，同时代的曹植就说它是瘟疫；《内经》治疗，三日之前用汗法，三日之后用泄法；华佗增加一法，四日用吐法；张仲景八法或三百九十七法，治疗的方法越来越丰富。
但是，张仲景被后人称为医圣，他的方子被尊为“经方”，成了封闭的体系。此后，再有多少好的方子，也进不了“六经辨证”的体系。不得已，温病学家为了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就另辟蹊径，开创了另个一个温病学体系。
在中西医并存的背景下，新冠肺炎既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温病，它们的区别只有发病类型不一样，治疗选择上的辛温与辛凉的区别等，而不是西医三类不同传染病病种之间的区别，不是肺炎与脑炎、病毒与细菌的不同。热病、伤寒、温病、瘟疫，研究的内容，都是各种传染病的共同发病规律、传变特征与诊治方法。
病证结合分级诊疗，是中医突出的特色优势
伤寒的六经辨证，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都描述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轻而重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医诊疗瘟疫（传染病）的疾病名称，不能简单停留在伤寒、温病、瘟疫的“初级阶段”，必须逐渐分层，到三四级之下，才能开展有效治疗。
也就是说，当一个中医面对新冠肺炎患者，他（她）被诊断为“伤寒病”的时候，不能凭此诊断开具汤药。因为，伤寒病下边，还有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太阳病等“病名”下边，还有“经病（证）”和“腑病（证）”的“第三级疾病名称”；
太阳经病（证）下边，还有“表实无汗”病（证）与“表虚有汗”病（证）的第四级疾病名称。
假如新冠肺炎患者被中医诊断为温病，其诊治过程也和被诊断为伤寒相似，必须逐步向下分层，才能开具汤药。在知道是温病这个“一级疾病”名称之后，无法凭此开具汤药，还要进一划分是卫分病、气分病、营分病、血分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或者分上焦病、中焦病、下焦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此后还要进一步像面对伤寒病患者那样，一层一层分下去，到了证候与方剂（方证）相对应的时候，才算“探底”了，这个时候才能开汤药。
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不论这个病是西医所说的是哪一类传染病，是什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都可以用这种“分层不分类”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有多少新发的传染病，中医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坐在历史遥远的未来等着西医一个一个去发现各种变异的或者没有变异的病毒，也不用问它是禽流感还是猪流感，是埃博拉，还是艾滋病、非典、新冠肺炎等等，统统“大道从简”，一劳永逸。因为在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的诊疗路径，已经初具规模，只要进行整合一下就解决了。
因此，需要修改《教材》，伤寒温病的区别，不是西医不同疾病的差异，而是人体发病类型的区别，是临证之时治疗方药的差异，没必要勉强行划分这是伤寒还是温病；新冠肺炎既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温病，还可以叫热病、瘟疫；只需要考虑应该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或者利湿解表、益气解表、化瘀解表等等就可以了，它们都能治疗传染病、瘟疫。
瘟疫不是只有达原饮，吴又可经常借用《伤寒论》的方剂，《温病条辨》也大量吸收和改造了很多《伤寒论》的方药。
中医的病因学说，是“审症求因”，不应该像《教材》那样强行将伤寒、温病对立起来，分成两大学科。伤寒与温病都是研究所有外感病共有诊治规律的体系，只有古今的差异，不是不同疾病的区别。
我在《中医热病新论》之中提出 “河舟码头学说”：“病像河流，证如舟，系列方药似码头”，以此说明疾病（河）、证候（舟）、方药（码头）之间的关系。疾病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描述，像河流一样流动不居；证表示某一时段的病理阶段，就像河里流动的小船，可以顺流而下，也可逆流而上，或者原地不动、触礁沉没；中医的方药就像是码头，帮助小船顺利靠岸，使病证得以解除。病人可以从任何地方下河，也可以从任何码头上岸，就看他（她）的船在哪里。以此来处理外感病过程之中的复杂关系，建立一个开放体系，用“热病统寒温、病证结合、分级诊疗体系”。
张仲景沿岸设立了113个码头，吴鞠通也设了很多码头，我们仍然可以设码头，清开灵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清肺排毒汤都是码头，日后还可以造更多的码头来帮助患者。但是不能说，从一开始得病到最后阶段，就只能用某一个方，把它吹嘘为“神药”。这样的观点，是西医抗病毒的追求，不是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也背离了温病学家的思路。
“守正创新”是习总书记给我们的指示，也是时代的呼唤。
衣之彪先生长期致力于《辅行诀》的研究，对于中医学术史、外感热病学史，都有自己独特的创见，很值得大家学习和参考。在他这部新著出版之际，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因此，略伤感想如上，请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彰显个性，道术并重，而不能用实验室的指标限制发展，不能舍本逐末，西化中医，丢了自己。
我相信，只要读了衣之彪先生的大作，就能了解它植根于历史的深处，一定可以传播到遥远的未来。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庚子中秋写于求石得玉书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09:41:38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2 09:38' d2 m& J/ [- d/ x/ R) y S3 T
曹序( o' k4 n- N7 w0 O4 Y4 Y8 w;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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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序

新冠三年，余威不减，我按照防控要求，居家无聊静默期间，收到了衣之镖先生又一力作，其研究《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系列之“简明三统论”的书稿，摆在我的面前，让我有很充足的时间，仔细阅读，静静思考。
我和衣之镖先生相识十多年，就是因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结缘，他的几部有关著作，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从中获得很多可贵知识，受益良多，深感敬佩。
我们二人都是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专委会，第二、第三届的正副主任委员。我们多次一起做学术活动，并且提出“学仲景、说仲景、用仲景、做仲景”，主张学习经方应该“懂源流，知体系，会妙用”。
衣先生这在方无疑是先行者，是大家的榜样。
衣先生这次撰写的“简明三统论”，就是一部重要的学术史，他从对作者陶弘景的生平事迹谈起，然后穿越时空，探索“天人相应”观念的起源，论述古代斗转星移、天文历法的博大精深；从河图洛书、伏羲画卦、文王推演周易，来叙述阴阳五行学说如何互相统一；从汉代古文、今文经学的学案，论证心属火与属土之争；从《汉书·艺文志》关于《汤液经法》的记述，到古代医学文献的研究整理；从张仲景所处汉代末年的政治风云，谈张仲景命运的坎坷，以及他为何“避道家之称”；详细论证《伤寒杂病论》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在继承和发展《汤液经法》方面的异同。并且这些论证的基础上，附载很多自己行医治病，运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的特色验案，来进一步论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的重要性。
衣先生让人们走近这个“中医界的《红楼梦》”，这个诞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医学经典。
我今年主编的《医经学派》，刚由河北科技出版社出版，《扁鹊学术思想研究》仍然在流程之中，深知探索中医文化根脉的艰辛，也充分认识到阐明中医原创理论渊源的重要。
我们需要回答“中医经典从哪里来”？谁启迪了医宗扁鹊、医圣张仲景的思想？他们对于后人的影响在哪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两千年之前的古书？
所以，我读衣之镖先生的大作，深感他在人过古稀之后不懈奋斗精神之可贵，也由衷敬佩他老而弥坚，学术功力更上一层楼的炉火纯青。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衣先生靠一支笔而笑傲江湖，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领域高歌猛进，读懂他的人虽然不少，敬仰他的学子一定更多。
我期待，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很多人会在“懂源流，知体系，会妙用”的经方传承之中，得到如梦初醒的顿悟，而不再迷茫于“一家一本《伤寒》，一人一个仲景”的困惑，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过程里，充满“理论自信”，促进“疗效自强”。
曹东义
2022年11月9日
序于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求石得玉书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10:08:01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2 08:03- e9 J5 l/ X# P1 g2 ~9 d5 c( v
学术需要发展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作者：曹东义[1] ; |% m! B; U; g+ p) J! a) X
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1]

曹东义序

衣之镖先生的书稿《辅行诀药性探真》摆在我的面前，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看了几遍，很为难，原因是我过去对药物的理解与这部书稿搭建的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推荐语言，写一篇比较贴切的序言，这的确是很困难的。
按照衣先生的说法，本书的主旨是为了阐发“药物五行互含属性”，并且他认定这是敦煌卷子《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药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
他为撰写这部书，做了大量而辛苦的工作，翻阅历代药学资料，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各朝各代关于中药的记载，他尽量搜罗起来，旁征博引，加以论述。可以说，我们即使完全不懂“药物五行互含属性”的道理，看了这些古今中外对于该药的论述，也会大大丰富我们的有关知识。
比如，衣之镖关于“竹叶”的论述，他说：“竹子品种多多，据云全世界（欧洲、美洲无原生竹）有1200或称1500、1800多种，我国40多属，有280或称，500多种，遍及各地，以江南为多。”他做了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引用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齐民要术》、《本草图经》、《志林》、《本草纲目》、《本草钩元》、《本草荃蒙》等前人的有关论述，还征引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工具书的有关记载，并且与《辅行诀》中对竹叶的应用结合起来，说明他的老师张大昌先生和自己临床的应用体会。为了给大家提供参考，他进一步把目光放眼到国外，他说：“尤其神奇的是，1948年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它的核幅射给地面留下的严重的隐患，爆炸中心周围区域，动植物几近绝迹，后来人们惊讶的发现，惟竹子活了下来。这一事实之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究竟是什么原因竹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人们仍在探索之中。”像这样启发人们思考和智慧的论述，书中俯拾皆是，美不胜收。
所以，我觉得，即使我们不理解“药物五行互含属性”，也可以在这本书里得到很多收获。
我认为，所谓“药物五行互含属性”，实际上是世间万物属性复杂性的体现。
五行分类是一种取类比象的研究方法，它立足于全部物质，也就是对于天下万物无论有多少，都可以一分为五，以五行加以归类。青赤黄白黑五色，就代表全部的色；酸苦甘辛咸五味，也可以代表所有的味道。
万物虽然纷繁复杂，其属性的色、味是一定的。但是，一个物质未必只包含着单一的色、味，酸苦，甘甜、苦咸的滋味，我们大家都尝过，即使“五味俱全”，在生活里也绝非不可能。绿色有深浅，红色有浓淡，三色相杂可以变生无数个真实的色彩。这些生活的道理，大家都理解，那么，在中医对于药物的研究之中，也就不会是简单的四气、五味，细分起来一定会有更为复杂的情况。“药物五行互含属性”所描述的中药特性，与此有着极为相似的关系。
五行不仅是对世间万物空间构象的划分，而且是时间过程进一步细化的主要纲目。把一年分为春秋，或者划分为四季，都是时间细化的一种方法。在五行学说作为主要分类标准之后，就有了一年分为五季的说法。五脏为主，按照时空的不同要，把宇宙分为五方、五季，这是《黄帝内经》之中的一个基本法则。
现代科学把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称为立体空间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实际上只定位了一个点。这个点的活动轨迹，就是再加上时间，就变成了“四维”。世界万物，有的是有生命的，有的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四维”再加上生命，就是“五维”。“五维”是一个时空概念，也是生命的时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生长壮老已的过程，这是规律，是生命在时空之中演化的规律。生命的过程，离不开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升降出入”。升降出入的各种物质、能量、信息，也都可以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概括。
衣之镖先生的《辅行诀药性探真》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大书，不同人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对此书完全毫无兴趣的人，自然是他本人对于中医、中药、万物与人的关系毫无兴趣，也毫无见识，对于这样的人，写再好的的序言也打动不了他的心。想到这里，我的心也就坦然了。
我与衣之镖先生认识已经数年，他身在基层，却勤于著述，经常有著作问世。我想这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催促他去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然后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杏林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一起为了中医学术的复兴而奋斗。他为此而奋斗了几十年，至今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是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令我敬仰和学习。
因此，面对衣之镖先生的书稿，我感慨万千，略做上述表述以为序。
曹东义
2013年4月24日
写于石家庄求石得玉书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10:10:13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2 08:03
4 G. M7 f( s/ c K5 O- L! p- C, ?学术需要发展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作者：曹东义[1]
; `7 L+ I3 h) f9 |! P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1]

这里引述的这篇文章不全，下面发全文：

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
——祝贺衣之镖先生《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出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省威县中医院衣之镖先生，长期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他的新作《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即将出版，展读书稿，受益良多，也激发了我的有关思考。
我觉得《辅行诀》带着众多的疑点，问世40多年以来，以其独特的价值，正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有即将成为一部经典的趋势。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让人在研究之中，破译很多古代中医之谜。
张仲景在中医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有人说“仲景之前，有论无方；仲景之后，有方无论。”他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医经，他本人也获得了“医圣”的桂冠。他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历代虽有一些医家进行研究，但不能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张仲景的学术来源。
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他心中的英雄是谁？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成果，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笔者按照《辅行诀》提供的线索，探索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时的矛盾心理和大胆创新的学术贡献，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海内方家。
张仲景为何避而不谈《汤液经》？
魏晋之际，皇甫谧（公元215-282）在《甲乙经》自序之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陶弘景(公元456─536)《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汤液经》）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他们二人虽然相隔200多年，但是，都认定张仲景在写《伤寒论》时，主要依据了《汤液经》。但是，张仲景在自序之中，谈到了自己参考的前人著作，却只字未提《汤液经》。他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并不避讳自己采用了前人的著作，但是却刻意不提《汤液经》，这是为什么？
难道《汤液经》当时流传不广，不重要，不值得张仲景揭示出来？
陶弘景《辅行诀》说：“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根据皇甫谧、陶弘景的说法，《汤液经》非常重要，而且当时流传很广，很多医学家都学习它，应用它。张仲景也应该见到了这部著作，并且采纳了其中的方剂内容。
陶弘景说《汤液经》有代表“六合正精”的系列方，是一套体系完整的组合方阵，分别是分为大小的阳旦汤、阴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这和古人对于时空整体的认识是完整一致的，并且各有深意：“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对于《汤液经》“六合正精”的完整体系，张仲景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不是继承发扬。陶弘景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那么，张仲景为何否定“六合正精”、“避道家之称”？这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来加以考察。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道教广泛传播
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记载于《山海经》之中，在战国时期诸子著作里也时有探索，分布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是流行很广的思想。秦皇汉武把求仙的活动，做到了极致，影响深远。但是西汉中期以后，方术少验，同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传人队伍逐渐萎缩，因此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由宫廷走向民间，催生了道教的兴起。
张陵（公元34年？—公元156年），又称张道陵，于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著作了《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把方术、黄老专为君王服务的做派，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发展奠立了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其孙张鲁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张鲁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此后逐渐向北方传播。
在北方，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也是依托黄老之学，据说他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拳事黄老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信“中黄太一”之道，“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但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熹平年间（172－177），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军”。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
黄巾起义之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181-234）为帝，史称汉献帝。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卓败，挟持献帝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口西迁长安。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到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历时3年。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此后三国群雄先后登场，成为乱世的开端。
曹操曾经在《薤露》诗中评价董卓之乱说：“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深刻揭露董卓之乱造成灾难：“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这就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张仲景为何“避道家之称”？
张仲景的时代，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利用道家、道教建立政权，或者发动农民起义，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张家人在当时“人才辈出”，惹人耳目。
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于公元184年被**；张鲁政权一直存在到公元215年，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
在这个时期，张仲景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大病之后，常有大疫，在这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之中，站在潮头的张家人大批死亡和逃亡，张仲景的姓氏，由于名机，字仲景，是否受到“株连九族”的拖累？据说的他的师父叫张伯祖，也是老张家本族。
当然，张仲景“避道家之称”的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张。
天师道首领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天师道、太平道，借助为大众治病，来发展道教，号令天下的政治手段，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就好像前些年邪教利用“轮子功”危害社会，让气功一词一落千丈，很多人谈气功色变，不再相信气功了。
张仲景愤世嫉俗的情怀
社会上思想混乱，读书的士大夫阶层觉得生命如飘荡的蓬草，不再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保健，而是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张仲景批评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在一本医学著作的序言里，如此批评社会，批评读书人，是非常罕见的。
张仲景对于从业医生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批评社会，看不起当时读书人的浅薄；批评医学人才庸碌无为，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就是扁鹊秦越人以及少数古代名医。他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整个两汉时期，长达400多年，其中也有葫翁、郭玉等名医，但是在张仲景的眼里，都不是人物。“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这样的论断，必定出于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之口。
华佗的遭遇让张仲景有所顾忌？
张仲景与华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现有的资料没有说他们互相认识，但是，华佗的遭遇，张仲景应该有所耳闻。曹操杀害华佗的时间，虽然没有准确的日子，但爱子曹冲（196－208年）的夭折是一个佐证。尽管曹冲是一个神童，八岁时就能称象，却因病情危重难疗，死于非命。曹操拉着曹冲冰凉的小手，想起了华佗，他老泪横流，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
也就是说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序言的时候，华佗应该已经遇难了。
华佗何罪？怀璧其罪！不好好地为当权者服务，就可能引来杀生之祸。
张仲景“坐堂行医”的传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当权人士杀一个医生，在那个时代是很容易的。张仲景如果不做官，想回家做一个医生，他的待遇也许和华佗有某些相似，因此他才不得已而“坐堂行医”。
在这样的乱世，张仲景在著作的序言里，才有可能不再避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在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之后，张仲景不避讳“秀”字，还因为当时的书不是印刷品，**还没发明出来。文人对君亲名字的避讳，还是一个尊重先辈的“自觉行为”，而不是罪名。
乱世出英雄，大胆创经典
在西汉儒教尊敬经典的时代，很难出现拆了《汤液经》，改造《素问》六经，编制《伤寒论》的事情。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天师道、太平道等大胆制造经典，才给了张仲景突破藩篱的精神力量，他对前人流传下来的医学经典，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
首先，在著作的编排上，《汤液经》用脏腑辨证论百病，用“六合正精”系列方药，治疗外感热病和天行。先列五脏辨正体系，有小补心汤、大补心汤；小泻心汤、大泻心汤。也有小补肺汤、大补肺汤；小泻肺汤、大泻肺汤。还有补肝、泻肝；补肾、泻肾；补脾、泻脾的方剂，并且都是有大有小，对仗整齐，体系完整。
《伤寒杂病论》的编写体例与《汤液经》不同，后者五脏辨证百病在前，诊治热病天性的“六合正精”四神方在后。
张仲景如果按照《汤液经》的体例写一部新书，应该叫《百病热病学》，而不是《伤寒杂病论》。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经方，以及《素问》《灵枢》论述百病，都重视脏腑辨证。《金匮要略》虽然也重视脏腑，但是在形式上远没有《辅行诀》所收载的五脏补方、泻方各分大小那样规整，一般也不用脏腑命名方剂。
张仲景为了突出伤寒病的诊治，把百病统称为“杂病”，可见伤寒病的“独尊地位”的确立，是张仲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家训”。此前的《素问》《灵枢》，只有用“热病”命名的章节，没有用伤寒命名的专篇。
张仲景之后，伤寒学家、伤寒著作逐渐涌现，“热病”、“天行”很快就成了“绝学”，没有人专门研究，也没有人撰写专著。
这是中医历史上，诊治模式的重大转化。模式是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最简单实用的技术路线。此后，明清温病学家的崛起，也是“模式转化”的结果。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论》的传经理论，以及《汤液经》的“六合正精”的方剂体系，从临床实际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新。
改传经理论，尊古不泥经
《素问·热论》对于“伤于寒”的热病，按照每一日传一个经的模式，分类临床证候，发病日期具有“决定作用”，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日期与证候的对应关系，非常严格，固定不变。并且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验之临床，“日传一经”，并与“三日前后分汗泄”联在一起叙述，其缺陷十分突出。是遵从经典，将错就错？还是大胆改革？如何改革？
张仲景吸收《素问·热论》学说之精华，按六经分篇述其证治，同时又不拘泥“日传一经”，处处以证候为据，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论》之中，论述伤寒的病程，经常见到“二三日”、“四五日”、“五六日”、“十余日”等不确定的日期描述，这种“或然”之词，完全基于临床实际情况，也是对于“日传一经”的明确否定。
当然，张仲景治疗伤寒病的丰富方法，也绝对不是汗法、泄法可以概括的。
变革“六合正精”，提倡“随证治之”
陶弘景《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辟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险之虞也。”
陶弘景既主张《汤液经》与《伤寒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强调了《汤液经》治疗天行热病方剂的重要性。
陶弘景说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汤液经》的“六合正精”方剂，如同排兵布阵的战法，号称与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相呼应，具有“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的功效，被尊封为“神明之剂”。
对于“古贤”这样神圣的方剂，一般人都会膜拜不已。但是，张仲景却故意“避道家之称”，改名换药，经常加减，如同拆旧房盖新屋，把“六合正精”做成自己的原料。
按照衣之镖先生的研究，阴旦汤、阳旦汤有一个共同的药物组成，都有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四味药，可以叫“混元汤”；它加桂枝为小阳旦，加黄芩则成小阴旦；再加人参，就成为“大方”。这是一个规律性很强的原则。
张仲景在《伤寒论》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原则，而是“另起炉灶”，根据病情提倡“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以热病天行为例，仲景不仅注重外感病的发热，而且对发热的不同程度，发热的伴随症状，都进行了细致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即辨证论治的方法。比如发热的同时伴有恶寒，属于表证发热，无论病程是几天，都需要发汗解表治疗。再进一步划分，在发热恶寒同时存在的时候，如果属于没有汗出，或有脉浮紧和呼吸喘促，可以使用麻黄汤；如果发热恶寒，伴有汗出，或有鼻鸣干呕，应当使用桂枝汤；如果是素有咳喘，又新有外感表证，则须选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如果外感表证，发热恶寒的同时，有饮邪停聚心下，则需要用小青龙汤进行治疗；如果发热恶寒的同时，兼有内热口渴，烦躁身痛，则需要用大青龙汤治疗。
临床上常常有误治之后，表证未去又添新的正气损伤，如伤阴、伤阳、身痛、心悸、欲作奔豚等证，应当分别采用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桂枝加桂汤等进行治疗。仲景还有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葛根汤、葛根芩连汤等与表证有关的方剂。
这样一来，既摆脱了《素问·热论》的“日传一经”束缚，也不受《汤液经》的“六合正精”限制，而是根据“辨证论治”的实际需要，产生出一系列的“经方”，每一个“经方”都是不同病机的概括，而不是膜拜“神明之剂”，不敢越雷池一步。
《伤寒论》对下法的使用，也很细致：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热结于里；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血热互结；十枣汤、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治疗水热互结，或是痰饮与热互结，等等。
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细密如此！决非汗、泄二法，或汗、吐、下三法的几个药方，所能简单概括。
仲景六经辨证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难怪王叔和《脉经序》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技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
王叔和作为有幸整理《伤寒杂病论》的第一人，他在《脉经》之中，把张仲景的著作精华吸收进来，并且是按照“可”、“不可”汗、吐、下等治法进行分类，而不能完全揭秘张仲景六经辨证的突出贡献。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王叔和、孙思邈所说的“伤寒热病”，强调了伤寒学家对于热病学术的继承，却没有揭示从热病到伤寒的“诊治模式转化”，也难以预见日后的温病学创新。
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由于缺乏《辅行诀》这样的学术著作提供线索，所以，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里，人们对于张仲景的困惑，以及他的贡献，知之不多，研究不够。
总之，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受到当时社会动荡，人们崇信道家、道教所遭受的深重创伤，故而“避道家之称”；也因为道家创始人张道陵、张角等大胆借助经典，开创新说的鼓舞，完成了由《素问·热论》、《汤液经》，到《伤寒杂病论》的升华，成为影响中医几千年的“医圣”。
借衣之镖先生大作出版之际，略作畅想发挥如上，知我病我，都是日后的事情了。我要感谢的是衣之镖先生，他让我有机会向大家做了一次深入的笔谈。

201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