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扁鹊能见秦武王，关公就能战秦琼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2-11 07: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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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如能见秦武王，关公就能战秦琼。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司马迁说秦越人（扁鹊）是医学的宗师，他在公元前497年会诊赵简子，这件事记载于《史记赵世家》，又见于《史记扁鹊传》，他不可能在秦武王(公元前329年-公元前307年)时期还活在人间，因此，司马迁没有采用《战国策》关于扁鹊见秦武王的错误记载，因为那是策士们编的故事，而不是历史事实。
但是，司马迁没想到后人读不懂《战国策》，竟然否定了他的《史记》，误以为扁鹊能见秦武王。
这就像汉代的关云长可以与隋唐时代的秦琼可以比武那样，这是在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样的笑话，在不深入研究历史的今人眼里，竟然被当作牢不可破的“历史依据”，而对于司马迁根据历史记载的扁鹊诊赵简子轻易否定了；好像司马迁写《史记》不严肃，而今人所谓“专家”很“权威”，把中医的历史搞得乱七八糟，要想研究历史真相，实在很困难。
（有关考证可以参考《扁鹊学术思想研究》后边的文章）

“关公战秦琼”是一个相声大师杜撰的冷笑话，很多不了解历史的人看不出它到底哪里好笑。
关羽（161－220年），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蜀国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曾被曹操生擒，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
秦琼（?-638年）唐初将领。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隋末从张须陀镇压农民起义,后归李密。密败,为王世充所得。不久归唐,为马军总管,从征宋金刚、王世充,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等起义军。官至左武卫大将军。
关公与秦琼相隔几百年，两个人不在同一个时代，所以不可能“关公战秦琼”，就像“康熙皇帝读毛选”一样是冷笑话。
但是中医界对这样的冷笑话，很多人读不懂，还把这样的笑话当根据，这就是《战国策》的“医扁鹊见秦武王”

《扁鹊学术思想研究》（部分内容欣赏）
曹东义主编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出版

目录
第一章生平（学医历程）
第一节，扁鹊在鄚州客栈学医
一、开客栈迎来不同寻常客人
二、常人不解医学传承以为神仙密授
三、扁鹊医术高超不靠特异功能
第二节，扁鹊是秦越人的尊号
一、赵人送给秦越人的尊号叫扁鹊
二、扁鹊恰似“古代120”逐渐被神化
第三节，扁鹊生活于春秋末期
一、史学家尊重历史之真实性
二、借神秘力量解除巨大现实困难
三、赵简子杀赵午激发六卿矛盾
四、扁鹊诊赵简子临危受命
五、董安于被迫自尽锁定历史瞬间
六、扁鹊诊赵简子见证历史大事件
第四节，扁鹊故里今属雄安新区
一、韩婴简写扁鹊里籍容易抄错
二、司马迁为避再抄错而郡县并称
三、郣海郡、郣海、郣均指沧州一带
四、鄚州行政区划今属雄安新区
五、“齐天大圣”孙悟空并非齐国人
六、“卢医”有真假后人误解杨雄
七、扁鹊在卢行医被称为“卢医”
第五节，扁鹊墓葬庙宇跨五省区
一、扁鹊大庙数鄚州最宏伟
二、扁鹊在内丘封地传承学术得安息
三、河南汤阴伏道扁鹊墓、庙
四、山东省境内也有扁鹊墓
五、陕西境内之扁鹊墓、庙
六、山西境内两处扁鹊墓庙
第六节、扁鹊墓庙与古代丧葬祭祀制度
一、士大夫死后“三月而葬”
二、丧葬纪念活动有等级规定
三、墓而不坟是一个传统
四、暂时埋葬的简葬有原因
五、扁鹊死后应当有墓无坟
六、扁鹊可能有过暂埋的简葬
七、暂埋的扁鹊应该迁葬
八、各地扁鹊墓多为纪念坟
九，扁鹊既是天神也是地鬼
第二章行医业绩
第一节，扁鹊诊赵简子获地四万亩
第二节，扁鹊救治虢太子获得天下赞誉
一、韩婴与司马迁先后说的有区别
二、虢太子与虢世子的异同
三、开创了最早的中医师带徒
四、虢太子在内丘拜师之历史文化
第三节，扁鹊望桓侯有病早治医患和谐
一、韩非笔下的扁鹊见蔡桓公
二、司马迁接着叙述扁鹊见桓侯
三、医患不和，桓侯丧失治疗良机
四、扁鹊痛说“六不治”
第四节，扁鹊见秦武王是故事里的人物
一、历代学者质疑其真实性
二、这个故事情节与扁鹊身份不符
三、“怒而投其石”与扁鹊性格不合
四、故事的宗旨是为了让武王知人善任
五、这只是一个与扁鹊相关的故事
第三章著述
第一节扁鹊时代应有医学著作
一、春秋之时，诸子之学兴起
二、扁鹊接受了师父传授的著作
三、扁鹊时代医学逐渐繁荣
四、官医考核绩效需要记录
五、扁鹊带徒讲病流传后世
第二节，《扁鹊内经径》《扁鹊外经》
一、扁鹊著作是医经的代表
二、《内经》托名黄帝集成新名牌
三、秦汉之前古籍多无书名
四、西汉年前古医书由刘向命名
五、皇甫谧“错认”《黄帝内经》
六、文献学家与临床家对待古籍不一样
第三节，扁鹊与《八十一难经》
一、《难经》的作者之谜
二、《难经》为何不署作者姓名
三、《难经》的著作年代
四、《难经》的著作本意
五、独创“寸口三部九侯”
六、《难经》的学术贡献
第四节，扁鹊与《黄帝内经》
一、《黄帝内经》发展了扁鹊医学
二、心主火不必形成等于东汉
三、“三部九侯”发展了独取寸口
四、寸口诊法形成于西汉之前
五、“五十营”继承扁鹊“五十度”
第五节，扁鹊与王叔和《脉经》
一、《脉经》是一部“全书”
二、《脉经》引用扁鹊的著作
三、扁鹊著作已经被后人补充
四、扁鹊脉法重视呼吸与脉动的关系
五、扁鹊脉学重视脉应阴阳
六、扁鹊脉学看重“动摇几分”
七、扁鹊论脉出入昼夜五十度
八、扁鹊论损至脉影响《内》《难》
九、扁鹊四诊合参影响华佗
第四章学术思想
第一节，诊脉见五脏，独特世界观
一、早期说脉不与脏腑相联系
二、诊脉见五脏症结是理论创新
三、扁鹊“相病之法”脉有五脏
四、从“五脏失神”到“五神脏”
五、扁鹊论脉与五脏、六腑相关联
六、西汉仓公也可脉见五脏
第二节，五脏有五色望诊能传神
一、五色五脏相关被扁鹊认识
二、《素问》升华五脏五色相关
三、《灵枢》也很重视望色诊病
四、《难经》发展扁鹊望色相病
第三节，阐述病机侧重脏腑经络
一、虢太子尸厥属于“五脏厥中”
二、脉应天地分六经阴阳
三、扁鹊重视寸口脉诊法
四、扁鹊论呼吸与脉动、气行关系
五、扁鹊诊诸反逆死脉有要诀
第四节，杂合以治，内病外治
一、对尸厥病机有不同认识

二、扁鹊论述尸厥的相应病机
三、扁鹊与众弟子杂合以治
四、《素问》说杂合以治是圣法
第五节，随俗为变，以利天下
一、先秦时代的医学分科
二、扁鹊过邯郸成为妇科医生
三、扁鹊到洛阳开创老年科
四、扁鹊到咸阳成为儿科医生

第五章轶事典故（逸闻轶事）
第一节，扁鹊换心手术不留疤
第二节，扁鹊兄弟三人比医术
第三节，扁鹊与巫医势不两立
第四节，虢太子内丘拜师扁鹊
第五节，与扁鹊有关的历史资料
第六章医论、医方、医案
第一节，扁鹊论六不治事出有因
第二节，扁鹊杂合以治彰显特色
第三节、扁鹊智慧处理医患关系
第七章后世传承
第一节，仓公传承学习扁鹊学术
第二节，张仲景敬仰扁鹊重脉诊
第三节，华佗学习扁鹊望色断病
第四节，窦材学扁鹊大灸特色浓
第八章现代研究与应用
第一节，扁鹊医学与道家儒家
第二节，扁鹊文化核心是利天下
第三节，复兴中医需要扁鹊文化
第四节，扁鹊研究需要正本清源

《战国策·秦策》所载的“医扁鹊见秦武王”。

原文说：“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下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这是一段有很多疑问的“问题资料”，需要辨别、考证才能定取舍。

秦武王名叫嬴荡，生于公元前328年，公元前311年即位。他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置于身边。乌获、任鄙靠勇猛获任大将，齐国的孟贲也因此投奔到秦武王殿下，充任将军。公元前307年，秦国攻破周都洛阳，秦武王进入周室，见到九鼎而大喜，与孟贲比赛举鼎，乐极生悲，“绝髌而死”。

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出于策士编造，而不是记载于史官，其可信度是很有疑问的，因为策士们经常编故事进行游说。这则故事之所以不可信，关键是称谓有问题，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根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考证，战国时期诸侯纷纷自称为王，不再用公侯的称呼了。这时无论是诸侯的臣下，还是来到该国的客人，都会奉承诸侯，称其为“王”，或者称其为“大王”，而不可能再称其为“君”。如果谁坚持称诸侯为“君”，则有犯“轻君罪”的嫌疑。

在秦武王之前，他父亲已经称王，即秦惠王。“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里，无论是扁鹊，还是秦武王的左右近臣，都当面称他为“君”，而不是称秦武王为“王”，或“大王”。因此，李伯聪先生《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真实地发生在秦国的武王时代的，这是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情节的重大疑点。

再有，“医扁鹊见秦武王”的主旨，不是说扁鹊的医术如何，而是说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这与“甘茂攻宜阳”的历史过程如出一辙。故事说扁鹊“怒而投其石”，既不符合扁鹊的身份，也不符合扁鹊的性格和一贯做派；“君一举而亡国”的语言不太可能出于扁鹊之口；《韩非子》一书称“闻古扁鹊之治甚病，以刀刺骨”，可见“古扁鹊”不是战国末期之人。

4、扁鹊生于春秋末期可考可证

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与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都把扁鹊列为春秋末期人，与赵简子、孔夫子是同时代人，有关史料的详细考证，可以参见笔者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一书。以往学者不采信“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记载，是因为其中有一些“迷信”活动，属于“封建糟粕”，因此已故著名医史学家何爱华先生主张“应该从秦越人的事迹之中，坚决予以清除出去”。其实，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成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想当然地要求古人。

现行的《医古文教材》在选用《史记》扁鹊诊赵简子史料时，做了很多文字删节，删去了看似“封建糟粕”的内容，只保留了“血脉治也，尔何怪。昔秦缪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这种缩写，固然保留了历史故事的精华，但是也掩盖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有关扁鹊诊治赵简子问题的真实性，可以参看下一章的有关考证内容）。

根据《左传》和《史记·赵世家》的有关记载，“扁鹊诊赵简子”牵涉到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说这个事件是一个著名的“历史阴谋”。早在西汉的扬雄，在他的《法言》里就提出过疑问：“或问：《赵世（家）》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漫云。”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类似的疑问。

其实，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赵简子杀了同族的邯郸士大夫赵午，引发了晋国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一些势力联合起来要消灭赵简子，他就和谋臣董安于策划了这个政治阴谋。也就是要利用“扁鹊诊赵简子”的真实事件，再“添油加醋”写几句天帝让赵简子平定叛乱的嘱托。后来的史官就记成了一段修改后的文字：在赵简子“昏迷不醒”的几天里，天帝在梦里告诉赵简子“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天帝交给赵简子几只利箭，让他射杀以熊和罴为图腾的范氏和中行氏，“替天行道”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整个事件之中，扁鹊对于这个“政治阴谋”并不知情。他被人招进宫来，进入内室诊断赵简子的病情，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的“执业行为”。他所看到的情况是，尽管对外宣称“五日昏迷不知人”的赵简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但是赵简子脉搏调匀，尺肤不热，呼吸匀畅，肢体不僵。所以，扁鹊能够断定他“不出三日必间”。因故“装病”的赵简子，也必然会在扁鹊的预期之内醒来。至于赵简子在“昏迷”的时候，是否见过天帝，或者天帝说过什么，扁鹊既不知情，也无历史“连带”责任，他只是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通过“扁鹊诊赵简子”这件事，既成就了赵简子的政治阴谋，也传扬了扁鹊高明医术的声望。赵简子事后“赐扁鹊田四万亩”，符合赵简子的身份和当时的惯例，扁鹊受之无愧，不属于“共谋分赃”。

“扁鹊诊赵简子”这段记载，被收录在赵氏的史册里，并且作为经典故事不断被人传诵。同时这个“历史记录”，也经常被人拿出来修改一下，以有利于修改历史的人。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来看，赵简子的继承人赵襄子修改过这段记载，赵简子的“七世孙”赵武灵王也修改过这个故事，把有利于自己的内容补添上去。因此，这段文字流传到司马迁写《史记·扁鹊传》的时候，已经成了反复修改、增补之后的“百纳版”的老故事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扁鹊的生活年代。

赵简子生活的时代，还有虢国被灭亡之后的遗民，他们居住的城市，仍然叫“虢”，可以是世袭的小国，或者属于封地，继承人叫世子，或者叫太子。《左传》说，昭公元（公元前541）年，11国要员“会于虢”；昭公七（公元前535）年，“齐侯次于虢”。因此，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不是发生在虢国灭亡之前。

5、研究方法不当，扁鹊被众说纷纭

扁鹊是先秦时期最有名的医学家，很多人对他的故事津津乐道。但是，高度知名之后，他的事迹越传越玄，离奇的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列子·汤问篇》说，扁鹊为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两个互换了心脏的人，因为“心主神明”所以互换了“面孔”，也换了思想，他们各自回“自己”家时遇到了麻烦，其妻子儿女都不承认这个新面孔，就一起到扁鹊那里去“要说法”。两家人经过扁鹊“心主神明”的解释，都接受了换心之后，必然随之改换面孔、躯体的事实，大家高兴而去，闹出来一个人间大喜剧。细想一下，假如扁鹊做过互换心脏的手术，必然留下刀口疤痕作证据，也就不用再找扁鹊去说明了；按现代医学的理解，即使换了心脏，也不可能换了思想，找扁鹊也不会有《列子》记载的结果。所以，此事与愚公移山一样，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不可据以为真。

战国时期的《鹖冠子》里，记载魏文侯问扁鹊，说他兄弟三人之中谁的医术高明，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这段记载，虽然有“治未病”的深刻含义，但是也像一个附会出来的故事，而不像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扁鹊用激怒的方法治疗赵简子的病，赵简子痊愈之后，不仅不感谢扁鹊，而且盛怒之下“以戟追杀之”。这个记载，显然是杨泉记忆有误，把文挚激怒齐闵王的事，“移花接木”按在了扁鹊的头上。

《韩非子·喻老》说“医扁鹊见蔡桓侯”，司马迁以及后来的人都说是“扁鹊望齐桓公”；韩婴《韩诗外传》和司马迁《扁鹊传》都说“扁鹊诊治虢太子”，刘向却说诊治的是“赵太子尸厥”。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这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司马迁的眼里，需要看重的是扁鹊这个医生，而不是他诊治的病人信息更可靠。后代医生如《临证指南医案》作者那样，把男女患者虚拟化处理，写成“某左、某右”，就是这样的笔法；不是扁鹊必须以病人的历史时代为生活坐标，更不是以策士之言为取舍标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舍本逐末，把扁鹊说成是一个虚化了人物；或者说扁鹊是从秦国到越国，从春秋到战国，有许多扁鹊，秦越人只是其一。这种“泛化扁鹊”的“虚拟”做法不可取，也没有历史依据。春秋时期有秦国的医缓、医和，有齐医、晋医、楚医，都见于《左传》，其他古籍的记载之中，也没有见到“名医都泛称扁鹊”的现象。日本学者森田一郎甚至说，扁鹊就是砭石的代称，未必有其人。这都是研究方法不当造成的错误，是应该澄清的历史疑案。

《扁鹊学术思想研究》第一次印刷1000册，精装的，出版社都给了河北中医药大学。样书只有一本，在张培红手里，她讲课用，给河北中医药大学的书籍，国资处入了帐了，市面上没有书，只有我们加印的2000册图书，签了合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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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2-11 07:25:05

“扁鹊见秦武王”之事不实

《战国策．秦策二》云：“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古今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过疑问，宋鲍彪云：“扁鹊与赵简子同时，至是百三十年矣”，疑其中有误。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在本策下注“疑托”。认为“策士因《史记扁鹊传》言扁鹊入秦事而托之武王．据《史记．秦本纪》武王四年‘王与孟说举鼎，绝髌，八月武王死。’《策》中所记之病与史实不符”，“自司马迁以来，历代治战国史事者，从无人采及此章”。
郎需才先生根据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89年在位）及其史官曾编造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韩非子．安危篇》有“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等语．断定扁鹊是赵武灵王和韩非子（公元前？年一前233年）很久之前的人，因此郎需才先生认为“凡是和他们同时或时间相接近或在他们之后有关扁鹊的资料都非史实，如扁鹊诊秦武王（在位：公元前310年一前306年）扁鹊望田桓公（在位：公元前374年一前356年）等”。
李伯聪先生《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中，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他说：“卢南乔同志说：‘秦武王病例，从史源说，它是采自秦国官府之书，甚至还有可能是得之秦国官医的口述。，所谓‘有可能是得之秦国官医的口述’云云，这是所有的人（包栝卢南乔同志在内）无法断然肯定，也无法断然否定的。而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卢南乔同志强调和论证的重点还在强调‘它是采自秦国官府之书’。可是，我们却不难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秦武王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7年在位，时当战国中期。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云：‘战国时代，一国之主被尊为王或大王，不再称君，君字渐变为一般在上位的人的尊称’，浏览战国时期的文字资料可知《古代汉语》所说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上引《战国策》‘医扁鹊见秦武王’一条史料中，秦武王之左右和扁鹊在对话中都当面称秦武王为君而不称王或大王，这是同战国中期之人对一国之主的称谓惯例相违背的，换句话说，战国之人是绝对不可能当面以君来称秦武王的。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它向我们证明：‘医扁鹊见秦武王’不可能采自秦国官府文书，这件事的情节在历史真实性上是存在着重大疑点的”。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学者的考证意见，并据有关史料探讨其致误的原因。余嘉锡先生认为考校古书应多闻阙疑，要做到“揆之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扁鹊见秦武王一事，揆之于《战国策》．除称谓上的不协之外，验之于其他史书也难于讲通，首先，扁鹊是个医生而不是策士，政治地位低，他不应该借题发挥：“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更不该“怒而投其石”。因为医生地位远不及策士，“怒而投其石”免不了杀身之祸。《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了宋国名医文挚用激怒的方法为齐闵王医好了病却激怒了齐闵王，虽有太子及王妃担保力争．最后却被生烹而死的悲惨故事。秦武王好勇尚武其凶暴当在齐闵王之上．他更容不得扁鹊如此举止。张仪以连横说诸侯有大功于秦国，然因“左右”向秦武王进谗言．张仪惧诛而避难于魏并死于魏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假如扁鹊小题大作“怒而投其石”并进一步“诽谤朝政”则难免秦国之严刑峻法：招祸杀身而勿需“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了．再者，“怒而投其石”与扁鹊秦越人的性格也不合拍。扁鹊望桓侯之色，预言其有病并将逐渐加重，一次次劝其早日治疗。但桓侯始终不悟，迫使扁鹊不得不逃离其国，扁鹊并未出一句怨言以泄私愤。扁鹊过虢，虢太子尸厥，扁鹊请求治疗，“中庶子喜方者”横加阻拦，当着扁鹊的弟子们，问他“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曾不可告咳嬰之儿!”扁鹊面对这样一个百般刁难的阻挡者，全不计较，“终日，扁鹊仰天长叹曰……”进行耐心说服．汉初陆贾《新语．资质》云：“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卫。卫人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考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夫扁鹊天下之良医．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也。”扁鹊行医过程中遇到患者或其家属或周围的人的不理解总是耐心说服，一切总为思者着想．不曾轻易放过，更不曾口出怨言，他不可能“怒而投其石”。战国时虽重策士．然张仪未曾出怨言而惧武王诛其身，医者可能借题发挥诽谤朝政！
郎需才光生《对（扁鹊小考）的考证》指出：“扁鹊见秦武王类似扁鹊望蔡桓侯，也是某游说之士以此自编的寓言故事，劝告统治者要坚信他的话并付诸行动，而不要为另外的意见所动摇．以坚定被游说者的信心．”所以，笔者认为“医扁鹊见秦武王”一事的宗旨并不在于论述扁鹊有何学术特长，而是重在论述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会“一举而亡国”。但任何史料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秦武王与扁鹊这样不协合地联系在一起了呢？笔者认为，张仪及其“连横”主张的存废，是秦武王即位后有可能“一举而亡国”的重大决策扁鹊被误解而不被信任的事迹成了张仪或他的说客对秦武王进谏的一个例子。
苏秦死后，六国合纵抗秦之势大为削弱，张仪趁机出使各国．劝六国之君背合纵之约以亲秦，楚、韩、齐、赵、燕五国先后被他说动，正当他回秦国的途中，“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先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隙武王，皆畔衡而复合纵。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巳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收有愚计，愿效之，（《史记．张仪传》）”如苏秦所说，张仪是当时“天下之贤士”，他对促进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继商鞅之后秦国历史上又一个“权倾人主”的关键人物。对于他的去留，是秦武王颇为难办的问题。其时左右的“日夜恶张仪”．及张仪自辩或策士谋臣的进谏应当十分激烈，武王犹豫不决使诸侯皆知之，可见论争历时之久。扁鹊行医过程中不被人理解的事实．是张仪及其支持者极有说服力的例子，甩之以谏武下．劝其任能留贤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笔者推论，“扁鹊见秦武王”是误把故事中的人物当作“当事人”而错误地联合在一起的史料。扁鹊称“君”，正是春秋时人称一国之主的例证。扁鹊所带的行医工具“砭石”，也是较早的医疗工具。李经纬先生《中国古代医学史略》认为：“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尝百药，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千砭石之打制和应用”。
余嘉锡《古书通例》云：“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策士在向君王进言时，常编造或借用前人的故事，曲尽其理以增强说服力，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鹬蚌相争、邹忌与徐公比美，曾母投杼等皆出于《战国策》。秦武王使甘茂攻打韩国的宜阳，因宜阳是一个大县攻打不易，甘茂担心秦武王会中途听信谗言而改变注意，使其前功尽弃，给秦式王讲了一个故事：“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之为臣投杼也，”甘茂所讲的这个故事未必是真．但却达到了坚定秦武王信任的作用，最终取得了胜利。
总之，笔者认为“扁鹊见秦武下”．事有不实．文有残脱．它很可能是张仪等在进谏秦武王时引用的一个故事，不能据此而认为扁鹊与秦武王同时。《战国策》是刘向收集的战国年间策士们的有关文字，这类文字当时流传很广，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许多篇章，未收入本书，“扁鹊见秦武王”这段史料有可能在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就已经错简如此，并未认真考辨其真伪与否。刘向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刘向《战国策序》）。其编校时认真的程度，自不可比之于经书。余嘉锡先生云：“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别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当然，《战国策》经刘向编定后再度残脱错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本策前后文尚完好而独此文在流传中残脱错简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第五节《扁鹊传》中的“后世笔法”

如前所述，扁鹊秦越人约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夫子，赵简子大体同世；司马迁《扁鹊传》所载史料基本可信；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所列扁鹊为越王勾践时代之人的考证意见也当尊重。但司马迁《扁鹊传》撰写时已上距扁鹊生年有几百年，有些笔法是后人追叙前辈事迹的“后世笔法。。辨之不真，易误认为扁鹊乃战国中后期人。
卢南乔先生云：“从经历说，扁鹊曾到过己成为赵都的邯郸的，本传说他‘过邯郸’，和他‘过虢’、‘过齐’，‘过雒阳’、‘入咸阳’，无一不为国都可证。我们知道，赵始有邯郸．其时在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始都邯郸’其时在赵敬侯元年（前386年）。扁鹊‘过邯郸’，只能在‘赵始都邯郸’以后，这是铁定不移的。赵简子虽‘专国政’，还是晋卿，还住在晋国的都城------绛。《扁鹊传》中始终只说扁鹊‘在赵’扁鹊‘过邯郸’，赵即邯郸，前后可印证；却不曾说他到过晋或绛，这也是确凿可据的．综合上述三事来看扁鹊绝无可能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是可断言的，因而历来以赵简子为定点去考辨扁鹊年代是不明智的。”
何爱华先生《秦越人（扁鹊）事迹辨证》也持此观点，他说：“司马迁在《扁鹊传》中确定：‘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或‘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日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实。这种事实，都是在一定时间和地域中进行的。这种事实，在上述论著中，已为一些学者们所共认。我认为这种事实是确指：邯郸，在春秋时期．原为卫邑，后属晋，自前386年，赵敬侯由中牟迁都于此，定为赵国都城后才日益繁华．这样，他（扁鹊）过邯郸，才能为带下医的。雒阳，在春秋时期，一直叫‘成周’，战国以后改称‘雒阳’，由于周人保持一种尊重老人的传统和遗风，这样，他过雒阳．才能为耳目痹医。咸阳，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迁都于此，筑冀阙．商鞅第二次公布变法，革除戎狄旧俗，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秦国才有爱护小儿的社会风气。这样，他入咸阳，才能为小儿医，而‘随俗为变’地做了儿科医生工作。如果对这种事实都不能承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根据来论证他的医事‘活动时间’？”司马迁在《扁鹊传》中指出扁鹊行医过程中曾经到过这一带地方，并没有说扁鹊所入之地都是国都。周王所居的城市叫王城，成周或洛阳并非周朝的国都，邯郸在很久以前就是赵氏封邑．所以《左传．定公十（公元前500）年》就有迫叙邯郸赵午的文字，其中云：“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因为赵简子的同族赵午世封邯郸才得名。邯郸午”；赵简子杀赵午之后，也因赵午世封邯郸才让他的嗣子“二三子唯所欲立”继其世位，所以扁鹊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过邯郸，
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是完全可以的，不必再等一百多年邯郸成了赵国都城后，才“闻贵妇人”；“周公作雒”，它虽非当时周朝的国都，但扁鹊之世，洛阳城是存在的，只不过名字不同罢了。洛邑或成周之内，世居周人，扁鹊“过雒阳”不必在战国之后．也无须多辩。咸阳一带，自古为秦人居住，司马迁云：“来人咸阳”是其身在长安，写东方的医学家扁鹊跋涉干山万水，为三秦人民的健康，不辞辛劳由勃海之滨向西“来入咸阳”一带行医。爱子之心，古即有之，何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才懂得爱小儿？司马迁在《赵世家》和《扁鹊传》中两次言之凿凿地指出，扁鹊诊过赵简子，卢先生强人所难非要太史公写明人绛，才能得以“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其偏颇之失，也甚明显。
前人误出其说，或许与不明史家的“后世笔法”有关。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之说，司马迁记武帝时事用“今上”“上”等是当时笔法，其述武帝之前的事则用后人追叙齣入的。后世笔法。史家称谥是一种惯例．如《左传．僖公十八年》云：“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虫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瀛，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
华予，生公子雍。”死后才加谥，文中“惠公”、“昭公”，“孝公”，“懿公”等都是死后的谥号。生即称其谥号，是为后世笔法：赵简子、桓侯都是谥号，这也是史家后世追叙笔法。
《扁鹊传》中。勃海郡”可能是赵简子时晋国或赵邑的“勃海郡”，如《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可知当时已行郡县制，但县大
而郡小与秦汉不同．但赵简子时代晋国虽设郡县，因年代久远其疆域己难详知，所以称扁鹊为“勃海郡”一带的人，更有可能是指汉代的“勃海郡”。《汉书．地理志补注》、《畿辅通志》等皆
云鄚在汉初属勃海郡，后才改属涿郡。后章于此还要详论．
周代管理医生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医师”，“太医令”之官职出于秦。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秦穆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置官司”，但太医令之官极有可能是商鞅变法时设置的，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扁鹊为战国中期之后的人。同样，洛阳在春秋时一直叫“成周”，战国时才改称“洛阳”，邯郸和咸阳也是在战国时期才成为赵国和秦国的都城的，司马迁记述秦越人到过这一带行医，至于当时是否为今名或是否为赵、秦首都，那是无关紧要的．不会影响他准确地表述秦越人的行医概况。“扁鹊名闻犬天下”“随俗为变”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商朝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其始祖契“封于商”而得名．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明确地记述了这件事，但他于卷首称“殷契”而不称“商契”。盘庚迁股，商始更名为殷，此距契已相当遥远了。称其为“殷契”，这种后世笔法，不会造成混乱，所以不必刻求作“商契”才为正确．同样，《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文王的伯父太伯、虞仲为了把周的社稷传给他而“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正义》注云：“大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讳楚（庄襄王名
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此又是以后世地名记前人故事的例证。《史记．三代世表》云：．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历，明天端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文中“太伯之吴”，也是后世笔法，指太伯逃到吴越之地，非当时地名也。又《史记．河渠书》云：大禹治水时“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张守节《史记正文》注：“华阴，县也，魏之‘佣晋’，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帝改曰‘华阴’。”可见华阴也是汉代地名。司马迁称“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也是以汉代地名标示老子的籍贯。在不影响正确表述时．史家可以灵活变通以后世笔法表达之，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3-29 09: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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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3-29 09: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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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3-29 0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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