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很重要，不容轻易否定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1 16:38:21

疑古太甚成虚无，不少传说有根据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科学研究要依据历史事实，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真实的历史已经过去，遗留下来一些残存不全的证据，如何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一个大学问。
在清代乾嘉年间的考据学派，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五四前后，由于国运衰微，民族自信出现危机，说中国“百事不如人”，需要毫无保留地“全盘西化”。汉字被认为“是世界上上最野蛮的文字”，国学是愚民哲学。与之相呼应，出现了“疑古派”的考据学者，说中华民族很多早期的历史都是虚构的，什么大禹只是一条虫，墨子来于非洲，华佗不是中国人，扁鹊是众多医学家的“公名”等等，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至今也还有人学步其后，不知自己继承的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研究方法。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问题，就有一些疑古思想很深的人，对其进行否定。其代表人物，是罗鸿声先生。
罗鸿声先生长期旅居国外，读过大量中医古籍，他的学问很深，他的观点备受人们重视。因此，对于他发表的论文、文章，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其不当之处，否则，“将信将疑”地看待《辅行诀》，就会影响中医学术研究。
从网友转发的“一本忽悠了中医界40年的伪书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足以看出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我们根据他这篇文章的内容，逐条予以辨析如下：
该文说：“一、从《辅行诀》的源流上分析：历代典籍（历代史志书目、私家目录、官修书目）均未著录，也未有任何书籍提过。而突然由收藏者张大昌献出，说出自敦煌，既无原卷，所存两种抄件内容亦互有出入，而且对于《辅行诀》的来历及损毁情况，张大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又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
“历代典籍没有著录”，不是否定古籍的依据。如今考古发现的很多墓葬、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著录过的，是“地下文物”第一次发现，这在马王堆古医书、张家山汉墓古医书，成都老官山汉墓古医书等，都可以得到证明。所谓“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也是作者没有看到《辅行诀》真实价值的个人观点。这种凭个人好恶，断定出土医书价值的做法，就是“先入为主”，属于“先打倒再找证据”的错误方法。
该文说：“二、从被依托者陶弘景的著作与《辅行诀》比较的异同去分析”，认为“两相比较，两者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别，例如：①《辅行诀》称张仲景为张机（玑），而陶弘景称张仲景。《辅行诀》露出了作伪痕迹，因为‘张机’的称谓晚于陶弘景时代。”
有地位、有身份的古人，往往既有名，也有字，比如孔子、老子、屈原等人，都是这样。张仲景“宗族素多，向余二百”，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读书人，他有名有字应该是很正常的，并且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已经说过“张机，字仲景”这样的话，这不应该是《辅行诀》的杜撰，而是一个人真实称谓的沿用。
该文说：“②《辅行诀》称张仲景的著作为《伤寒论》，陶弘景则‘张仲景一部’，没有说书名，说明陶弘景时代张仲景的著作不叫《伤寒论》，《伤寒论》书名的出现亦晚于陶弘景时代。----直到宋初，典籍所载，均无《伤寒论》书名，而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书后，才有《伤寒论》之名。”
张仲景甚至陶弘景的时代，只有手抄本，没有印刷术，他的著作在传抄之中，可能被不同的人写为不同的书名，这在早期的古籍之中很常见。比如《灵枢》的名称就很多，有的说它叫“九卷”，有的说它叫“针经”等。司马迁《史记》之中，对于古籍的记载也是这样，甚至很多古籍“既无书名，也没篇名，更无作者”，几乎就是“三无”作品。但是由于是“家传”，在流传之中，还知道这是“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版权”概念，去要求古人“书名前后一致，不准丝毫改动。”
《隋书经籍志》之中，关于张仲景的著作，就有好几种称呼，这应该是不同人对源于张仲景著作内容的不同概括，或者是不同传抄人根据传抄内容而取的名字，而不是张仲景“经常出书”，是个多产作家。
该文说：“③《辅行诀》称张机、华元化、皇甫玄晏、葛稚川、范汪咸师式《汤液经法》，而陶弘景则说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悉，又依本草；华佗之方，皆修药性；皇甫士安及葛稚川亦只研精药术；并未说他们师式《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或者《汤液经》，这个名称出现于《汉书艺文志》，皇甫谧《甲乙经•自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皇甫谧既然有这样的“结论”，自然有他自己的根据，他一定见过、或学习过《汤液经》，这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其他人是否“普遍学习”《汤液经》，这要看是否有这样的缘分，不是人人都可以买来阅读。那个时代的古书，都是手抄，书写材料限制很多，还没有印刷，流行很不方便。《汤液经》后来的失传，与《小品方》在唐代之后失传一样，大都是因为后来的“替代品”大量涌现，古朴的《汤液经》随着后世方书的大量涌现，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丢失了。后边我们再从理论与方药的关系上，探索相关因素。
该文说：“④《辅行诀》称皇甫玄晏和葛稚川为名医，而陶弘景则称皇甫士安为贵胜，称葛稚川为名人，并未称他们为良医。”
如何称谓一个自己推崇的前人，不同作者都有自己的习惯，或者根据行文的方便，前后照应，不一定每一部书之中，都保持一致。这样要求古人“整齐划一”，实在是强人所难。
该文说：“⑤《辅行诀》说伊尹撰《汤液经法》，陶弘景则说:‘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并未说伊尹撰《汤液经法》。”
这也是强责古人，欲加之罪。不仅如此，该文章还举例说：“《辅行诀》有‘六极’病名中的五极，也与陶弘景之说不同，如《辅行诀》曰：‘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而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引《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无肉极、无脉极。与《辅行诀》说法不同。”
这些“大同小异”，正是足以证明《辅行诀》与陶弘景“神韵相合”的材料，但是在该文作者这里，竟然成了“指纹图谱检验”的“法宝”，由此可以看出，该文的所谓“论证”，牵强附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罗先生“不遗余力”地做了上述的“考证”之后，还从“从《辅行诀》所涉及的史事去分析”，认为“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撰为《伤寒论》，但又避道家之称，以药名名方，这也与史实不符。”
由于张仲景的生活时代，发生了很多影响他人生道路的事件，罗先生没有设身置地去思考，自然不会明白张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
要说明这段历史，需要颇废一点笔墨，我们不能展开来说，笔者另有文章说明张仲景“坐堂行医为避祸，避道家之称很无奈”。在这里就不能与罗先生纠缠了。
罗先生试图从“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先后去分析”，可惜他没有抓住张仲景如何用医经家的理论，去整理经方家的经验，不知道张仲景继承了什么、创新了什么，因为他的分析只立足于否定《辅行诀》，所以不能在这些问题上为读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当然，罗先生很是努力地希望从《辅行诀》的“内容”、“语言”、“外证”等方面搜集材料，希望把它“打翻在地，不得翻身”，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左看右看，仍然发现不了《辅行诀》一丝一毫的可以肯定之处，因此，想当然地宣布了他的判决——完全否定了。
其实，在罗先生的眼里，不仅《辅行诀》不该出土问世，还有很多流行已久的古典医籍，也大有“先取消而后快”的“畅想”。
罗鸿声先生经过“很认真地搜集资料”，说现行的“《伤寒论序》非仲景所作”、“《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等，他“旁征博引”，做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考证”，足以颠覆读者的常识，让你惊诧不已。
一部中医的历史，经过罗鸿声先生的“考证”，所剩已经无几了，成了残存不全的历史，甚至成了一部从古至今，都在“努力作伪”的学术史，既不辉煌，也不可爱。
我们奉劝罗先生，还是“该放手时且放手”，歇歇吧，别累着了。
我在2004年出版的《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最后，试论过“中医基本理论内核的合理性”，其中谈到古籍的存疑问题，择其一部分内容照录于此，供各位同道参考：
“中医学基本理法内核的构成”：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原始经验的积累时期，没有理论体系，只是方药、针灸等具体治疗措施的简单创造与汇集，没有内核可言。等到脏象、经络、气血、病理等到基本医学理论形之后，便具备了基本内核，恰如自然界进化过程中有机物产生了细胞一样。基本理法内核将既往关于病证方药针灸按摩等零散而具体的经验贯穿起来，成为汇聚着具体知识的医学体系，因此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医学。古代的阴阳学说和精气学说，较早地被医学吸收,并牢固地与基本理法内核结合在一起，给原始医学以较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更为系统和完善，这也是是医学摆脱巫术的重要因素。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等早期医学文献的出土和大量《史志》中医书的佚失情况来看，许多古老而宝贵的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大部分失传了，然而，后世的医学家们又不断创造新的具体经验，这种得得失失的更新代谢数量很大，象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一样没有止息。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关于脏腑经脉、阴阳气血、治则治法，药性和配伍等方面的基本理法却逐渐丰富完善起来，并没有多少佚失。具体病证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的大量佚失或补充、修正，并不能改变中医学的性质或特征。某些与基本理法内核融合一起的新学说，却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如独取寸口诊法、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药物归经与升降浮沉学说、脾胃学说、命门学说与先后天之本论等即是如此。运气学说只强调外因的决定作用，可用于群体而难施于个人，机械地规定时空关系，不能解释一气之下为何发病不同、虚实各异，与辨证施治，邪正胜负等基本理法联系不密切，故除了可粗略地解释流行性的疫气病之外，很少为临床医家所采用，明清以降，少有传习运气者。清代开创的活血化瘀法则，所以能在现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除确有疗效之外，与其和中医理法内核关于气血的学说极为契合不无关系，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运力。青蒿素、消痔灵、小夹板等具体方药的发明，固然有独到的贡献，但由于和中医理法内核距离较远，难以改变中医学的基本性质。
理法内核与病证方药针灸等外围部分的结合，是交错相连而不是单层面贴附的。通过辨别病证、病机，确立治法，使病证与理法内核相连；通过性味归经学说、组合药物配伍，使方药与理法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和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后天残缺肢体的动物，可以有四肢健全的后代，而经过学习才掌握的技能，由于没有与基本遗传物质相结合，所以不能遗留给后人。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一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我在负责编辑《河北中医五千年》的时候，对于流传至今的女娲故事、伏羲画卦、炎黄涿鹿争霸、秦皇入海求仙等神话传说，也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其中“渗杂、混和着中华民族祖先对远古人类历史的久远记忆。”
因此，即使是口碑相传的历史故事，我们也不要轻易加以否定，对于经过历时沉淀而保留下来古籍文献，就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千万不要把富含金沙的矿物资源，很轻易地随手扔了。
201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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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1 16:49:52

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不足一万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世人不断质疑的声音里，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了40年，并且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既植根于历史，也将影响于未来。或许它现在已经成了未来流行的经典，只是我们这些局中人身陷谜团而不知罢了。
早春时节，横空出世
1974年春天，一封署名“威县赤脚医生”的来信，寄到了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容是据说来自敦煌遗书的手抄本，用苍劲的钢笔字，竖行抄写。“赤脚医生”在信中还有一个小序，称其祖父于1918年从敦煌购来此卷，已经珍藏三代，却在1962年被毁。所幸他的学生中有人听他讲述过这部书，他借学生笔记进行整理，“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
这部辗转手抄的所谓敦煌遗书，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价值？中研院科教部把这个材料交给了医史文献研究室进行研究。研究室把它转交到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手里，请他先进行文献鉴定。
那时，“文革”的疾风暴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改变中医命运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央78【56】文件）还差四、五年才能出台，这的确是一个“早春时节”。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40多年，如今很多人不太了解当时的“背景”情况，需要我们回首一望。这所谓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当时中医人生存的环境。
1966年文革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卷进中医研究院，各项业务活动被迫中断，1968年中医研究院实行军管。1971年至1978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并，统一军管，实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但是仍然有科、教、医三项任务。从1967年至1971年，中医研究院共派出医疗队27批，足迹遍及全国。在科研机构瘫痪、科研人员分散或下放的情况下，周总理于1971年1月和2月，曾两次接见卫生部的领导及中医研究院的院长鲁之俊，对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作了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如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肿瘤、疟疾等，要求加强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防止浮夸。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专家初审，两年之久
马继兴先生见到了这个手抄本的文献，他经过仔细辨别，认为“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他在1974年3月写出了鉴定意见。
为了慎重起见，马继兴先生把这个手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交给社科院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张政烺先生审阅。两位先生认为“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察，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指出该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它和那个时代道家修行，以及陶弘景的学术特点很相符，但是“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两位考古学家很慎重地在1975年5月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
收到社科院两位专家的意见，马继兴先生就把“赤脚医生来信”以及鉴定意见，交回了研究院科教部。
时任研究院副书记的老革命家沙洪同志指示，请正在图书馆鉴定图书的王雪苔先生（1925-2008）考虑如何处理。
王雪苔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建国前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很深的医学与文献学素养。他筹建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后来当过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当选过世界针联的主席，当他看到这封几乎是两年前的“赤脚医生”来信时，深感其非同一般，应该是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献。经过请示领导，就到“赤脚医生”所在乡村去了解有关情况。他见到了这个“赤脚医生”张大昌先生。
特殊“赤脚医生”张大昌
1975年11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威县南镇村卫生室，王雪苔先生见到了写信的“赤脚医生”张大昌（1926-1995），他字唯静，生于湖北武昌，原籍就是这个南镇村，10岁时因父亲亡故而返回故里，身世颇为坎坷。
初冬时节，王雪苔与张大昌先生在卫生室里，把炉火生旺，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围着一张小桌，畅谈整日。张大昌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收藏古籍很多。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戏剧、绘画、书法、技击都有相当水平，并且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1941年遭日伪间谍暗算曾被捕入狱，获救后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幼年受世医家庭熏陶，又跟师学习，建国前即行医济世。32岁时曾有医学论文发表，后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文革中，张大昌曾一度受“国民党案”牵连而被关押。
两位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敦煌卷子的事情，张大昌介绍说，他的祖父张广荣（1867-1919），字偓南，早年留学日本，在旧军队做兽医，去买马的时候路过敦煌，从一位道士手里购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并曾有所抄录和在西安装裱过这个绸卷，他带回老家收藏，但第二年即去世，未能深入把玩。张大昌的父亲张阿翮（1887-1936），字耸云，也在部队里做马医官，并且长期远离家乡，未闻其对这个卷子有研究。张大昌10岁的时候从湖北回到家乡，对于这个卷子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属于一个文物，比较珍贵。等他长到18岁之后，开始研究医学，通过与其他古代典籍相比较，才了解了它的医学价值。他说：“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
张大昌说的“难觅之失”，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被毁的事件。他在1973年冬天写信的时候，说是“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坏”，而在1975再次给研究院科教部写信的时候，却借“赤脚医生”之口说“他家在67年不慎于火，书室被烧，文物全部灰烬，原卷当然也片绢乌有了。”王雪苔先生细问才得知，原来是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他们家被抄，家中的古籍以及这个敦煌卷子一起不见了踪影。他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叙述得这样不一致，是因为害怕“诽谤文革破四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了张大昌先生的叙述，王雪苔先生决定返回北京去，通过上面的领导来协调，希望找到原卷的下落。
顶级专家，集中研讨
王雪苔先生回到北京，立即按照张大昌先生提供的线索，在科教部大量群众来信之中，找到了1975年夏他寄到北京的另一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张海洲依据王子旭抄本的转抄本）。
这个转抄本比1974年张大昌献给中医研究院的本子简略，但是字迹清晰，偶有张大昌改动的痕迹。王雪苔先生根据两个抄本，互相校对，加以厘定，合成一个油印本，打印了20多份，于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部分专家出席的座谈会，他们在10天前收到了这个打印本。
座谈会由中研院副书记沙洪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先生（1900-1982），他说，看了材料，也查阅了陶弘景的有关记载，认为“陶弘景著述很多，喜风角卜筮，属于道家，喜欢游山玩水，听松涛。”他认为，这个抄本由《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加工制成，而且“辨证太死板”，唐代“孙思邈难以见到《伤寒论》，比他早的陶弘景就容易见到吗？所以，怀疑这个本子是后人的伪托。”
第二个发言的专家，是妇科专家钱伯煊先生（1896-1986），他认为“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五脏补泻法”，虽然源自《伤寒论》，“师法仲景”，但是，“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至于书中所说的“五行体用互含”问题，钱先生表示“不太懂，留待研究。”
第三个发言的是儿科专家赵心波先生（1902-1979），他认为“此书还是有价值的，如补《伤寒论》之缺，朱雀汤即其例，过去只有玄武汤而无朱雀汤，但书中有道家色彩。最后的五个急救方符合‘简、便、廉’原则，如再加上‘验’就更好了。”
第四个发言的是中医理论大家方药中先生（1921-1995），从儒家与道家的角度谈起，他说：“陶弘景隐居之前其著作偏于儒家，隐居之后其著作偏于道家。”他举例分析其著作的特征，一是注意天地人的内外环境因素，二是重视整体观，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三是强调药物发明出自民间。但这本书由于原件不见，不好说。“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根据《伤寒论》，不如说是根据《内经》。按脏腑定位，区别虚实，正是《内经》精神。书中所引方药，也是《伤寒论》以前的，他（陶弘景）不同意仲景改方名而给改正回来，表面看似乎是根据《伤寒论》，其实是另有所本。书中之五行归类法与现在不相类，但与以前之五行学说相似，如强调五行相克，这与《内经》以前相类。看来陶弘景并不受五行固定框框限制，而是强调其精神关系。这对今天很有启发。”他经过分析，认为此书“内容不多，比较朴实，不像伪造”，肯定“此书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五个发言的是内科专家赵锡武先生（1902-1980），他说：“仲景以前的东西，我们未曾见到的，此书却能提到，如说仲景改方名，说明陶弘景所见者为仲景以前之著作。”并举例说张仲景书里的方剂不都是自创，此书五味归类与《伤寒论》不同，“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从有些用字的方言来看，“不像伪造之书，文字也不像伪造。”
第六个发言的是著名医史文献和耳鼻喉专家耿鉴庭先生（1915-1999），他说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没有著录的敦煌书籍是很多的，“此书的真实性很大”；从人文的角度来说，陶弘景所在的建康（今南京）一带，藏书甚富，其著述很多，从文中所用古字、所提古代医家名字，以及从文字风格来看“很可能就是陶氏所撰”。从医史的角度看该书，它虽引《汤液经法》，但无六经痕迹，而以脏腑分类，由此可见仲景之前医学状况。认为“有进一步考察、追踪、研究之必要。”
科教部负责人和西苑医院的领导彭杰三等人也到会并发表意见。
再访威县，多方取证
听了中研院几位德高望重中医专家的座谈发言，更加坚定了王雪苔先生最初的判断，为了进一步考察有关情况，1976年1月9日，他带着卫生部和国家文物局的介绍信，再次前往威县考察，历时一周。两封介绍信均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要求当地政府配合寻找该书原件。
王雪苔先生为第二次调查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尽量找到卷子本的下落，“即使只有片纸只字也是莫大的收获”；二是即使找不到原卷，也要找到见到过该卷子的人；三是将此前获得的两个抄本合并为一个“混合本”，希望通过与张大昌逐字逐句共同校订，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卷子原貌的版本。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找到了当年存放“四旧”的油棉厂仓库，当时从7个公社抄来的“旧书”、“旧物”，堆满了一百多平米的库房，堆积达1米多厚，还举办过展览。后来，油棉厂恢复生产，这些旧物被移送到临时的10间厂棚里，大雨过后厂棚倒塌，“旧物”成了肥料，抢回仓库一角的“旧物”，10年之后仍然还有不少。他们带着殷切期待的心情翻阅，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虽经努力查找，终无所获。”王雪苔先生30年后无奈地回忆说。
但是，第二个目标有了收获，文革前见过与抄录过这个卷子的王秉政、王秉德、王子旭，在“背对背”不准张大昌提示的情况下，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明材料，有些细节内容是张大昌从未提起过的。
第三个目标收获也很大，张大昌先生凭借着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深刻的理解与熟练背诵，一字一句与王雪苔先生校对、讨论，反复几遍，“虽然够不上定本，但是它却反映了张大昌医生当时的取舍倾向。”王雪苔先生觉得不虚此行。
校勘出版，流布海内
有了这样的前期工作，按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该顺利出版发行了，但是，从1976年1月开始，王雪苔先生接受了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无暇顾及该书的校勘校正了。
1988年，马继兴先生出版了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此前他请王雪苔先生作为“特约编写”，将其整理的《辅行诀》作为专篇收录其中。从此《辅行诀》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向了大江南北。
王雪苔先生说：“原以为本书重新面世，我所负担的历史使命也就算完成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的时钟刚刚摆过不到20年，对于本书的传本以及调查校勘考释经过，竟然传出不同的说法和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把当年调查与校勘考释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免热心的研究者由于不知原委而考证失据。”因此2008年3月，病中的王雪苔先生出版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一书，这一年的9月王先生因病逝世。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觉察到这部书出版之后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那么，是什么使王雪苔先生感到“万万没有想到”呢？
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传抄本、转抄本，以及众说纷纭的各种传闻，有关后续的衍生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辅行诀》之谜”。
这些谜团与当时王雪苔先生见到、听到的说法不一样。他原来以为很明确的东西逐渐模糊起来，关于原作者、传承者、献书者；原卷子与抄本、转抄本、回忆本、再传本，在张大昌先生当年活动的河北省威县、广宗一带，蜂拥而出，流传的版本有20多个，说法错综复杂，这也使当代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北京的钱超尘先生、太原的赵怀舟教授等感到很困惑，也很有意义。因此，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带着谜团，走向经典
王雪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张大昌会有这么多弟子，也没想到会有20多个抄本，关键是他仅仅从文献学“存真复原”的角度，以为不会有问题了，而没有料到从临床实用的角度会发生衍生变化。
对于一个原本遗失，仅靠传抄本流行的古代文献，如果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即使从学者使用的角度也会不断传承。人们传抄它，不是为了复制一个文物加以保存，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孤本可以有机会卖个好价钱。这些传抄者也不主张自己的抄本最可靠，最有文献价值，而是学习它就能执简驭繁，取得临床好疗效，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的。
临床医生与文献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做事情的风格也大不相同。
我们说《辅行诀》有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保留了《汤液经》的部分内容，是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的传本，更重要的是它与《黄帝内经》看待人体的角度不一样，它更鲜明地体现着道家的医学思想，是道家医学的典型代表，或者属于道家医学的经典。
《黄帝内经》之中虽然有道家影响，其中有270多处提到“道”字，但是道家思想只占《内经》的一部分，而《辅行诀》之中关于人体的人认识，完全被道家思想所统领。
《内经》面对病患人群，把健康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治病是很重要的过程；道家引领时尚人士，认为“入真景”、“得永年”是终极目标。没病容易达到道家的理想境界，有病则难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陶弘景远离尘世，在茅山修行，为的是达到道家的“永年”境界，也就是俗话说的长生不老。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服药祛疾”只是开始阶段的“微事”，是“初学之要领”。
在道家的心目之中，人与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炼丹服石的“大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轻身益气延年”。祛除疾病对于世人虽然很重要，但这绝对不是道家的理想境界。
因此，“无病服丹”是道家的提倡，“无病养生”是道家的要求。
一般人没有“炼丹服药”的经济基础，也不具备“得道成仙”的体质。所以魏晋以降，服丹药中毒的都是皇亲国戚、名仕显贵，而很少有平民百姓。
虽然“无病养生”是道家的理念，但是由于养生的措施很多，普通民众也可以施行，是“治未病”的重要方法。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自然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天地四时的变化，其概括性的表述就是阴阳五行。变化之道虽多，不外“体”与“用”。
《辅行诀》卷子的开头，有伏羲神农黄帝之像，也有二十八宿之图，把人放在天地时空之间进行论述，人体与生命都是高度时空化的整体。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辩证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辨证，无非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的统辖作用，其“五行体用互含”学说，也是把人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基本法则。
破译谜底，推动学术
《辅行诀》虽然是源于陶弘景的一个著作，晚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但是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其著作就具备了道家医学“开宗立派”的独特价值，称其为一部经典也不为过。
《易经》、《老子》、《论语》等流传百世的经典，都只有五千言左右。《辅行诀》九千多字，也是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道术并重，有方有论，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研究与传承的内容十分突出。
毫无疑问，围绕着《辅行诀》的真伪、张大昌献方的动机，有关事件前后矛盾的说法，原本与传本差异等问题，有很多谜团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一样，不仅是一个谜团，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辅行诀》之学；传承这部著作的人，虽然目前以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传承者绝不会只限于这20多人，它必将会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因为它具有穿越时空的学术能量。
2014、3、17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1 17:46:16

杏园春陈勇军: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感谢曹老师解疑释惑！
我:
@杏园春，《辅行诀》为我们了解张仲景，了解《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没有这部书，就不知道《汤液经》的结构、内容，不知道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谁为他提供“博采众方”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