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文明，发展中医，需要戳破“西方先前阔”的“百年现代”迷信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7 11:32:09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10-9 16:55 编辑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面是我最近读到的关于揭穿西方伪造历史的几篇文章，有很多学者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揭穿西方学者伪造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值得大家深入思考。不仅需要“睁眼看世界”，更需要“正眼看世界”，那些一百年来，海归派、洋务派贩卖来的所谓“西方文明”，很多都是拼凑出来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医随国运”，中医的复兴，也必将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而再次走向繁荣。
      尽管我们目前处于中医指导理论不被承认的“末法时期”，但是随着大健康事业的到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必将大放异彩。

曹东义

2017、10、9

8 d- j% y' k; K8 h' M7 s% @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2017-10-06 阅读 1095

诸玄识：西方版世界历史是汉学的支流

前不久，山西吕梁某单位以“世界史不是历史学”为由不录取考生，闹出笑话；然而在不经意中，这个看似荒谬之言，透露出真理：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伪造的！

科学家牛顿说：“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希腊、埃及和巴比伦等王国的历史，都是（学者）通过伪造编年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

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产生于17世纪，是由欧洲神职学者根据中国历史及其年代计算方法，搭起一个基本框架；从而使得其前后几个世纪的虚构材料都能被填塞其中，条理分明，合乎逻辑，自圆其说，天衣无缝；它包括“圣经编年”及其所衍生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下来了、罗马等）。18世纪初，着迷于中国编年史的牛顿，决定“重新验算”正在争论的“普世历史”；虽然牛顿也维护“圣经编年”（他还根据这个编年预测世界末日是2060年——作为科学革命的后果，地球终将丧失承载生命的能力），但是，他推演出的结论则使原先定论大打折扣，例如“古埃及”较之正统历史是“晚出几千年、延续数百年”的小王国。由此，牛顿于1728年发表专著《古代王国编年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更确切的说，“世界史”是模仿中华文明的结果，它是17世纪耶稣会士将中国历史及历史学传至欧洲，所发生的“震撼效应”。在1757年《百科全书》（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杰作）的“历史”条目中，伏尔泰写道，除了中国历史之外，所有的“古老民族”的起源，尤其是根据曼涅托等“天才”杜撰出来的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都是荒唐的；它们都是在重复“真实的最古老、并且延绵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世界史”并非历史学，而是汉学的一个分支。它发端于“现代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他运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参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门多萨版），精心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展开的泛西方历史；再以它为经纬和纲目，条理分明地处置、分配此前所有的杂乱无章、时间混乱的虚构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安尼乌斯伪造的、包括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的“西方全史”、其时间夸张至几万、几十万年）。斯卡利杰所删订和整理的西方伪史，被刊载于他抄袭中国天文历法及其时间概念的两部名著《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和《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它们充其量只是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的“粗糙翻版”，因而成为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根据更真实、更准确的中国资讯（主要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进行反复修改、不断充实的雏形。

19世纪，进入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之高峰期，被修改完善的“斯卡利杰编年史”晋升至主流西方的知识殿堂，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指南。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个考古“新发现”——实际上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都要核对中国编年来进行更具体的时间定位；直到泛西方历史的空中楼阁完工之际（19世纪后期），“中国标准”（伏羲和尧曾被用做“时间基点”）像建筑支架一样被拆除——中国历史被砍掉一、两千年。这就是说，原被当做建造西方伪史的“参照时间”的伏羲（最早的文字典籍《易经》）和唐尧（最早的天文学记载），现在都不算历史了。

另一方面，西方伪史也从宗教色彩变为“人文理性”的了。那就是，先前斯卡利杰参照“中国时间”（历史年表、天干地支）设计的“圣经编年”，用于经纬西方伪史；再加上“科学考古学”根据圣经神话在近东、中东按图索骥、觅迹寻踪，发现“古老文明”；但在功成事遂之际，金蝉脱壳、去神还俗，抛弃了宗教外衣（上帝退居幕后）。

〔顺面告诉大家：根据出版社的通知，笔者新书——诸玄识著《虚构的西洋文明史》——将在一两个月内被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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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8 18:00:31

英国区区几艘军舰为何敢向世界首富大清帝国开火？

原创 2017-09-24 思想之电张若冲
思想的闪电击醒魂灵，来吧，带上独特之思和侠义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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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英国区区几艘军舰为何敢向世界首富大清帝国开火？

黔驴技穷的典故想必许多人都知道。老虎首次见到贵州的驴（实际上应该是骡子），不知为何物，见它高高大大，自然有几分警惕。老虎终究是吃肉的动物，在几次试探之后，明白了驴不过只会嚎叫和踢脚，没什么大本事。于是猛扑过去，猎杀了驴。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也是如此。当时大清帝国是世界首富，而且幅员辽阔，有庞大的军队。英国初来咋到，难道吃了豹子胆，竟敢以卵击石？英国人绝不敢如此。

其实早在发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征服了印度，并且在东南亚广泛殖民、经商。对大清的认识是逐步完成的。早在嘉庆时期，由于乾隆好大喜功、吟风弄月带来的恶果，大清就已经朝廷腐败、危机四伏，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如《红楼梦》里说的：“外面架子虽然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的残酷掠夺，土地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官僚手中。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统计，光是被皇帝直接间接掌握的土地就达八十三万顷（每顷一百亩），几乎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其他大土豪地主也巧取豪夺，占有大量土地。如河北的“怀柔郝氏，膏腴万顷”；道光大官僚琦善占地256万亩；江南“田地多属官家大户之产”，“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土地的兼并导致农民破产，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资料来源于《中国近代简史》）。

而清朝统治者为了牢笼知识分子，给孔子加上一个“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豪华头衔，规定孔孟之道为科举取士的内容，培养为清朝尽忠效劳的奴才，曾国藩、李鸿章就是这类货色的典型。鸦片战争前夜，清朝思想政治领域笼罩着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更多好文请关注“张若冲”公众号。

英国人肯定对这些进行过侦察。早在康乾时期，西方人就与大清有密切的交往，康熙乾隆甚至雇佣洋人郎世宁做宫廷画师。西方了解中国，除了正常的外交渠道，最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特别是传教士身兼数职，名义上是基督教传教士，实际上既做生意又做间谍。利玛窦就是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

英国通过传教士和商人掌握了大清的国情之后，就开始凭借其坚船利炮对大清进行试探。英国人是干海盗起家的。早在1637年英国商船（注意：商船就是海盗船，否则装大炮枪支等武器干什么？）第一次到达广州时，就炮击珠江口的虎门炮台，抢劫江面船只，还登岸劫掠大炮，放火烧了一个村庄！看看这不是海盗是什么？

英国人尽管对大清有所了解，但怎么初来咋到就敢抢劫呢？就敢向大国开战呢？因为海盗抢劫惯了，他们离开本土上万里，不抢去哪里补给？一路从大西洋、印度洋到太平洋都是抢过来的，从来没有遇到敌手，所以英国人愈加骄纵。退后一步，即便是他们打不赢大清，还可以逃跑，逃到海上谁也拿他们没办法。这就是英国人来到中国的心理。

由于中国疏于防范，竟让强盗得逞了。到1808年，英国军舰十三艘又攻澳门、犯虎门。结果在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不得不认罪。这是英国人第二次侵犯中华。

经过这次教训，英国人三十年不敢强抢了。但他们并没有罢手，而是改变了策略，只从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十倍以上的利润！他们从印度贩卖到中国又可以赚取50%的暴利。实际上，十七世纪英国人就开始了鸦片贩运，而且年年增长。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就有4570箱（每箱约重120斤）；而到1838年，增加到40200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人输入的，此外还有美国帮凶。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都是顺差。直到十九世纪初年，从广州流入的白银，每年都在100万两到400万两。因为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和药材，畅销世界，几乎没有对手。但西方却没有什么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于是英国人就心生毒计，向中国倾销鸦片，结果中英贸易发生大逆转。仅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7年7月至1838年6月一年之间，从英国（鸦片实际上来自于其殖民地印度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中，鸦片一项就占了337万英镑，比当年中国对英国出口总额314万英镑还多！

由于海盗猖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加上鸦片走私疯狂，十七、十八世纪，清政府采取了闭关禁海政策，只留下广州对外通商。由于鸦片危害日益严重，人民对鸦片极为痛恨。清政府不得已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林则徐在广州人民的协助下，对鸦片贩子进行了严厉打击，1839年6月3日，将收缴的鸦片两万多箱在虎门当众销毁。沉重的打击了英美鸦片贩子。

但鸦片贸易的暴利英美岂能轻易放弃。英国人于是铤而走险，1839年10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发动侵略战争。1840年6月，英国军舰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以及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东方远征军”，陆续达到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由于林则徐严密防守，英国强盗没有得逞，于是向北窜犯。在厦门也被击退，但终于在浙江定海登陆。英军一上岸就疯狂屠杀抢掠。后又窜犯天津，直击威胁清政府。这样腐败的清政府在投降派的撺掇下，接受了英国的卖国条款，向英国乞和了。鸦片战争奠定了大清弱国的历史地位。

此例一开，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来。中国陷入了百年悲惨屈辱的境地。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把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了中国。

时移世异，今天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之心却没变，采取的手段也大致相同。依然是商人和传教士作先锋，收集情报。所不同的，是今天外交手段和职业间谍运用的更纯熟。西方在中国的职业间谍就达数万之多。

一百多年，中西敌对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当年英国是老大，英国带领美国打劫世界；今天美国是老大，美国带领英国打劫世界。一百年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美国都是英国的帮凶；而当今美国侵略世界各国的战争都少不了英国这个帮凶。至于中国的近邻日本，始终都是西方的前哨和打手，专门与中国作对。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已经清楚地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至少包括美、日、英、法、澳，外加韩、印等国，对中国虎视眈眈。别看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确实已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的威胁一点都不怕。但如今国人的精神状态，还有社会各阶层撕裂的现状，实在是令人担忧。当危险来临，能指望那些脚踏两只船的精英吗？当年大清要是都向林则徐一样敢决一死战，绝不至于败在英国人手里，而招来百年屈辱，给人民带来大劫难。

历来都是官吏腐败误国害民，今天也不例外。只有人民齐心才能战胜外来侵略，而要人心齐唯有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华民族战无不胜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就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
若冲2017/9/23

作者：若冲；来源：张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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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8 19:02:05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7-07-08 17:51:20)转载▼
标签：历史文化分类：西方历史辨伪
学术界犹抱琵琶半遮面……

原标题：文扬：西方神话何时破灭？要等中国知识界！
2017-07-05 08:06来源:ych66
搜狐/历史链接：http://www.sohu.com/a/154529527_788371

“西方世界”或简称“西方”这一观念，在欧美知识界，很多人是当神话来说的，其性质，类似于中国人说《山海经》。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这类话语的关键，是要有人信，只要有人信，就一定有人说。
任何神话，都是制造者和接受者的合作，缺一不可。人类具有自我神化的天性，历史上大小神话层出不穷，但长时间屹立不倒的神话，一定是成功俘获了人心、被信众死死抱住不放、顽固地当作自己信仰中心和精神支柱的那一类。
从制造者方面来讲，“西方”这一神话，从西欧基督教诸国向东方的进军开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历史中逐渐成型，又伴随着数百年来科学的发展，被一代又一代欧美知识分子东拼西补，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产品，服务于新老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和霸权。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其实无可厚非，换谁都一样。不要说全球霸权，哪怕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最高权力，也都有与之配套的政治神话作为支撑。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很多哲学家都说过了，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一般来说，只要本国有过一段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时期，无论是美英法，还是德意日，其知识界都会经历一次集体升华，进入到新境界，从此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经过一段时间，共识自动形成：“西方”这个概念作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的政治神话需要，应是一个集体创作，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就像是一个商品系列的总品牌，专门为消费者整体的心理接受和思维定式而打造出来，并服务于全系列的各个商品。
于是，需求推动，共谋合成，西方神话就此应运而生。
再看接受者。就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中国人是“西方”这个品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没有过自己的帝国主义时代，大多数人对于霸权与神话的关系不甚了了。
有客观原因，中国的知识界早先忙于考虑如何救亡图存，后来考虑如何奋起直追，再后来考虑如何与国际接轨，从大清国衰落之后就基本上没再接触过如何扩张和争霸这类问题，“国际政治神话学”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结果导致很多人轻易就把神话当真理，把伪神当真神，尤其是知识界，“唯西主义”长期以来是绝对主流。
拥有庞大、优质、坚定的海外信众，西方神话自然会长盛不衰、屹立不倒。即使制造者已开始放弃这个品牌，开始谈论“西方的没落”、“西方的衰亡”、“西方的崩溃”了，但由于其神话基础在东方和南方的广大亲西方群体中依然牢固如初，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神话也还将完整如初，鲜活如初。
这就是关于西方神话问题的当前现状。实际上，神话制造的高潮时期早已过去，除了西方大众媒体还在拿神话当游戏在那里自娱自乐，很多严肃的知识分子正在当真地研究“西方衰落”问题和“后西方”时代了。而与此恰成对照，反倒是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严重落后于时代，出于某种目的甚至某种利益考虑，死守西方神话，死忠西方伪神。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这就意味着，西方神话将如何破灭，现在不再取决于西方知识界，而取决于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将如何觉醒，如何放弃旧的观念，重建新的认知。
鉴于此，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理解框架，即“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三个方面，以推动这一认知过程。
一、“外造”的西方
西方作为一个文明，被认为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一个优势文明，不仅区别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而且被认为优越于所有“他者”文明。
这个认识，显然与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全面胜利有关。战后欧美的知识界、文化界和舆论界，在乐观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大量的协同努力，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强化了西方文明是优越文明的认知，使得人们淡忘了“西方”这个观念真正的来龙去脉。
被忽略的事实是：“西方世界”或简称“西方”的这个东西，其出现以及其定义，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反而是通过与“东方”、“南方”、“其他”这些“他者”地区的“他者”文化的观念对立中被人为创造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只要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非常显著地“他者”，“西方”的观念就会出现，其定义也随之清晰。“他者”的特征越鲜明、越真实，“西方”这个观念也越鲜明、越真实。
反之，一旦没有了显著的“他者”，或者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西方”这个观念也会趋于暗淡，而内部的对立冲突则上升为主要矛盾。
历史并未远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二战时，美英苏同盟国集团与德意日轴心国集团进行了殊死搏斗，战争被定义为“自由”战胜“法西斯”，势不两立，绝无互相认同。那时的“西方”，像是一个过时的观念被人们送进了历史，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盟国”的事业和“盟军”的胜利，都在期待“自由”和“解放”的到来。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登陆诺曼底
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形势突变，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历史一夜之间恢复了原貌，“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被重新提起，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又共同集合在了“西方”的旗帜之下，后来甚至还包括了日本这个地理上的远东国家。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才是当下真正的“他者”，“盟国”关系结束了，“铁幕”将其一分为二了。现在的“我们”又回归为历史上的“基督教国家”，“西方”必须通过与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的“他者”对立而重新建立起来。
这就是“外造”，一个新的“西方”——以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美英加澳新）为主、包括了臣服者部分欧洲和日本的一个国家集团统称——通过与非常真实的“他者”的对立，而获得了自身的真实性和内在同质性。
由于二战结束后被西方所确定的“他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铁幕”以东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另一个是所有前殖民地国家即“第三世界”。所以，这个被双重“他者”所决定的西方也被创造成了一个双面结构——一面是“自由”或“正义”的化身，面对“专制”或“邪恶”的敌人与之战斗；一面是“先进”或“文明”的化身，领导“落后”或“野蛮”的世界走向光明。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铁幕（图/Final Review Project）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早在战前，一些试图阻止这场“欧洲内战”的知识分子就努力致力于创造出关于欧洲“自我意识”的想象，试图为其共同体所代表的价值标准给出某种定义。在那个时期，关于“西方”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欧洲人的先祖到底是谁？这类问题，还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问：“我们自己，我们欧洲人，如果我们不是宁愿奉苏格拉底和西塞罗、摩西和耶稣为我们的先祖而不愿把那些曾经居住在凯尔特和日耳曼大森林里的野人视为祖先的殖民地居民，那么我们又是谁呢？”（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
这个设问，即反映了西方缺乏内部同质性而必须依靠外部“他者”来“外造”自我意识的困境。在当时，“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蓬勃生长，而“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却还在各种理不断剪还乱的观念纠缠当中，前者压过了后者，结果就是英法一方以“保卫文明”的名义投入到了针对“野蛮人”德奥同盟的战争中。
再往前追溯，还可以看到穆斯林世界在帮助“西方”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外造”作用。
近代之前，西欧是一个处在文明边缘地带的地区，南欧的地中海城邦国家与北欧森林里的蛮族部落，从文明上根本就是对立的，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认同，“西方”的观念完全无从谈起。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穆斯林世界这个“他者”的出现，“西方”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个世纪才能出现。
英国学者马克西米·罗迪逊说：“远在其成为一种问题之前，穆斯林就被当作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了”。“伊斯兰的形象不仅仅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绘制的，而是来自拉丁基督教世界逐渐演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体。这就产生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敌人的特征和形象，从而使西方把精力都集中在十字军东征上。”（《欧洲的东方神话》）
这个看法可以得到很多支持。实际上，自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西欧基督教国家进攻东方，而不是穆斯林世界进攻西方。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其时的西欧对于东方世界毫无吸引力。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写道：“在西欧的所有敌人当中，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是最不具威胁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华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封建社会》）另一位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也认为：“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没能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欧洲经济史》）
“外造”不同于“内生”，由于“西方”这个观念自身没有什么历史文化根基，难以自然产生并自成一体，所以主要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而创造出来，而且随着“他者”的变换不断改变自身的定义和内涵。在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殖民地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先后扮演了“西方”的“他者”对立面，协助了“西方”神话的缔造。而在“他者”形象并不显著的时期，“西方”的观念就会自行破碎，甚至根本不存在。
二、“新造”的西方
确切说，任何文明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个性质，就像是人格心理学所揭示的，“自我”的很多特性都只能在对照当中形成。例如中华文明也是在几千年的“华夷之辨”中造就并凸显了自身的特殊性。
但是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而进入世界文明舞台，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十字军时代。就是那一批以夺回圣城的名义涌向东方的基督徒掠夺者，构成了“西方”的雏形。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在此之前，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还处在没完没了的激烈冲突当中，誓不两立，为了圣灵是来自圣父还是圣子之类的教义诠释，互相威胁用地狱之火烧死对方。在这个野蛮愚昧的人群中，如果有人宣称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应该团结一致，估计也会被活活烧死。
但由于穆斯林这个异教徒“他者”的出现，形势陡变。拜占庭皇帝的特使于1095年来到皮亚琴察面见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阁下倾基督教所有力量协助我们抵抗异教，以保圣教的安危。”教皇立即表示了同意，并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开始不遗余力地争取各方首领的支持，哄骗和劝说他们参加对东方的远征。
回顾地看，这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统一。如果说，这就是“西方”的核心部分，直到1946年丘吉尔也仍然要用基督教文明来重新唤回“西方”的定义，那么850年前对于“基督教所有力量”的这一次召唤，也就相当于是“西方”观念的第一次诞生。“正是欧洲野蛮人与伟大的东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诞生。”1995年伦敦出版的《发明欧洲》一书中这样写道。
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几万人的大军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发。历史学家彼得·佛兰科潘认为：“为了地位、财富和尊严，被现实利益所引诱的欧洲诸国，即将在遥远的疆土上展开他们的首场争斗。…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从逐渐将自己拖向中心到最终成为中心，这就是近一千年来西方崛起的历史。而真实的西方，主要就出现在这段历史时期，此前历史里的“西方”，都不是真实的。
中华文明的“华夷之辨”至迟从周公制礼乐就已成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种久远深厚的内在同质性和一致性，在“西方”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这个新兴文明实际上无法与其他悠久文明相提并论。
“新造”的文明，一定是“外造”的，因为它所借助的“他者”文明，是比它更悠久、更高级的文明，可以提供足够的特性供其形成借鉴或对立。若进一步类比，就相当于中华文明外围的次生文明，如朝鲜、日本、越南、西夏等。这些边缘文明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跟随中华而形成，也可以通过否定和对立踩着中华而蜕变，就像19世纪中期以后的日本的所作所为那样。
三、“伪造”的西方
认识到“西方”观念的“外造”和“新造”性质，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关于“希腊伪史”、“罗马伪史”、“文艺复兴伪史”之类的观点会层出不穷，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地否定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而且在学术上也不能成立。
简单说，当近代欧美学者试图将古耶路撒冷、古希腊和古罗马都说成是“西方”的前世，将摩西和耶稣、苏格拉底和西塞罗都说成是“西方”的先祖时，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即将别人家的家谱和祖宗牌位搬到自己家的祠堂里来了。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耶路撒冷（图/以色列时报）
如果以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基督教诸国为“西方”的早期代表，那么追溯历史，在公元前的一千年里，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还是希腊城邦，都是典型的东方文化，而完全不属于“西方”。
如果以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基督教诸国的第一次统一为“西方”观念的第一次诞生，那么追溯历史，在公元前后各一千年的两千年时间里，从东地中海一直往东的整个亚洲大陆，先后出现过几十个大的文明中心，都和“西方”毫无关系，因为它还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文明中心而出现。
所以说，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古黎凡特和古希腊，可以被归类为地中海文明，或理解为是古波斯文明的外缘，但却不能被解释成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也不应该有“希腊-罗马世界”Greco-Roman World这个合称，更不应该有“泛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这个分期，这些“世界史”概念，实际上都只服务于为后来“新造”的西方伪造出一个光辉的“古典时代”这个政治目的。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不专属于某一类型，由于它们出现得很晚，且覆盖范围不大，更有可能它们都是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苏美尔、古波斯等文明的附属部分，而不太可能成为主导文明和优势文明。但是如前所述，由于近现代的“西方”是一个既与“邪恶巨人”作斗争又率领“黑暗世界”向前进的双面结构，就像是米开朗琪罗所雕塑的那个既面对歌利亚巨人又引领尘世子民的大卫形象；所以帝国主义的史学家们也照葫芦画瓢，将这个双面结构引入了“西方”前世历史的编造。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正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在这个“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下，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被人为地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光明的”希腊城邦和“伟大的”罗马共和国，第二部分是东方那个“邪恶的”波斯帝国，第三部分是南方“黑暗的”的迦太基、埃及和非洲大陆。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这样来伪造早期基督教：“假如在腓尼基人当中，‘精神’仍然受到‘自然’方面的限制，那么，相反地，在犹太人当中，‘精神’却完全净化了，成为‘思想’的纯粹的产物······现在，‘光明’这个观念更进而成为‘耶和华’——纯洁的统一。”实际上，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内的“古典时代”，无不是按照这种“山海经笔法”被创造出来的。由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历史学家，尤其是日耳曼史学家，是在完全不受任何挑战、并垄断了所有历史材料的情况下编写“世界历史”的，因此，他们的伪造活动基本上是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
除了“古典时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概念也无非都是某种预设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下的产物。由于“西方”在诞生之后的几百年里仍然野蛮黑暗，没有多少文明之光，直到发现新大陆之后才成为暴发户，所以“中世纪”或“黑暗时代”的分期一直延续到了“西方”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意大利北部城邦共和国自成一体的文化纳入自身文明范围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概念的由来。
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比萨这些城邦共和国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去读，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与东方的贸易，它们与整个地中海的文化联系，它们自罗马时代之后的连续发展，却看不到它们与阿尔卑斯山以北凯尔特和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人有任何文明上的同一性。将它们的独特文化解释为“中世纪黑暗”的结束和整个“西方”的文化大复兴之开始，也是近似于“山海经笔法”的胡编。
文扬：“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
总之，近代欧美史学家对“西方”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伪造十分明显，不能当真。但要认识到，这种伪造，主要不是体现在对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的篡改上，而是体现在历史观念和历史哲学的预设上，体现在“所有历史都是‘西方’现代史”这个潜在的荒谬逻辑上。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接受柏拉图的著作是历史事实，可以接受希腊早期的科学成就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些史实与现代“西方”的优越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条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专属于“西方”的、不属于其他文明的伟大光明正确之路。
四、等待中国的知识界
外造-新造-伪造，这个关于“西方”的理解框架，对于今天的欧美知识界，应该不是什么新发现。事情做都做了，当然不会在乎别人揭穿。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却还远远没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
不接受的情况分很多种，对于那些即使明白这是个神话也决不改变对“西方”的认知和信仰的人，需要单独分为一类。本文的讨论，只针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
一个颇有市场的流行观点是：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无论是不是真实的，也无论是不是“西方”的，反正不是中国的，反正这些文明成就，尤其是科学成就是被现代的西方所吸收、所继承、所发展了，反正你中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落后就要虚心学习，不必管到底是谁的。
这个观点不算是大错误，但它不顾真假西方和真假历史的区别这个态度却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个态度恰恰构成了西方神话基础的一部分，也恰恰是“西方”在伪造自身历史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向西方先进的地方学习，原则上没有错，但西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将自身的文明神化，将自身的历史神化，目的之一正是让学生们永远不能超越它，永远追随它，最好永远屈服于它的伟大。而不分真假西方、不分真假历史的做法，看起来是我们的谦虚好学，但同时恰恰也迎合了西方永远当老师的潜在目的。
老师和霸主是一体两面，因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揭露西方的知识之伪，就相对于是解构西方的权力；而盲从西方的知识建构，就相当于是在强化西方的权力。
努力学习是为了超越西方，不辨真假却是在强化西方，所以这种流行观点具有自相矛盾之处。
另一种流行观点则是：将西方“古典时代”的所有历史叙述都说成假的，说成是近世伪造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还是古罗马的法律和政治，乃至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统统视为是伪史不予承认。
这种观点，尽管其破除西方神话、解构西方话语的努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上是偏离了研究方向，搞错了问题本质。如前所述，近现代的欧美学者的所作所为，就是将别人家的家谱和祖宗牌位搬到了自己家新建的祠堂里。所以，可以否定它这个新建的祠堂，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先祖历史；也应该批判它的窃取行为，因为别人家的东西不属于它；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将它的祠堂连同里面窃取的东西无论真假统统砸烂。
平心而论，西方知识界几百年来的神话缔造方面成绩斐然，其中包括了很多精巧的设计，精确的衔接，令人叹为观止，并且有不少值得其他文明参考借鉴的地方。因此现在要彻底解构这个神话，也需要精细一些的操作，不能野蛮拆迁。
但无论如何，这个工作有待中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希望本文能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5:20:13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5-06-29 08:42:55)转载▼
标签：学术分类：历史
   在中国人已经写了千百种小说的时候，我们（西方人）的祖先仍然生活在森林里呢。——歌德（the Chinese have them ( novels) by the thousand and already had them when our ancestors were still living in the forests.）

（一）

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在形式上和在西方中心论的定义中，是“封建社会”；但在实质上或在原生态上，它则为原始的。中古欧洲受变于华夏的前后、直到“近代转型”，分为四个阶段：

Ⅰ.长夜蛰眠（华夏影响欧洲之前）：前文明、前国家、前文字和前历史的原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神权禁锢”窒息着人欲人智人为，以免族群吞噬，恶性循环，走向毁灭（下文详述）。
Ⅱ.人神火拼（马可波罗与中国科技的效应）：华夏技术（纸、印刷和火药等）西传造成“神权失控”，引起部落战争和宗教战争；社会趋于毁灭，幸亏华夏技术（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扭转乾坤——“发现新大陆”，从而纾解其内部矛盾，带来“发展佳境”。
Ⅲ.否极泰来（华夏技术不再加剧欧洲毁灭，而是变成了“正能量”）：美洲殖民不仅是嫁祸于人，而且使得世界的财富与资源倾注于欧洲；在此条件下，诸多的华夏技术奠基了近代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后者得力于中国的纸币、金融模式和贸易体系）。
Ⅳ.启蒙欧洲（中国文化与文明模式改造西方）：建立了非宗教、俗世性的“人文民本、利用厚生”的儒式文明——近现代文明。A.自由经济：儒教道家思想→重农学派→亚当·斯密；B.民主政治：选贤举能、天下为公→启蒙与革命→引进文官考试制度。

以下专论“Ⅰ阶段”——基督教中古欧洲是原始性质（其中的很多方面一直延续的近代早期）。

（二）

〔中世纪欧洲是原始社会：〕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原始的、迷信的文化荒漠。——《1775年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 [1]

〔近代以前的欧洲是“自然状态”——“霍布斯邦”：〕没有中心权威保持法律与秩序，带来和平。匪徒横行，个人生命毫无保障。经济状况是原始的……。在这社会动乱和文化沙漠之中，教堂与其说是文明的守候者，不如说是实际的代理。——莫迪凯·罗什瓦尔德 [2]

第一、史前性质

中世纪欧洲被称作：“原始村落的进化幸存”。 [3]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阿尔布雷希特·克拉森指出：“最重要的是，‘黑暗时代’的神秘应该被打消。……毋庸置疑，中世纪欧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被确定为野蛮、原始和简陋，以及缺乏文化和卫生等。” [4]
从军事及其技术与组织来看，受到中国影响之前的欧洲，其“社会进化”的程度远低于华夏战国。中世纪欧洲的战争是部落式的。人类学家L. H.基利认为：“中世纪族群和中古后期的民族缺乏军事组织和技术，这些早期的战争遭遇是小规模的集团卷入，冲突在很少的伤亡之后便停止，（非洲部落式的）突袭和伏击是通常的、较大消耗的暴力方式。” [5]

第二、前国家性

鲁思·约翰逊说：在中世纪初期，作为日耳曼部落的分支，“哥特人在意大利，盎格鲁—萨克森人在英格兰，法兰克人在法国和德国，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他们都是相对原始的和没有文明的……。欧洲中世纪是日耳曼部落成长的时代，发展了政府、文化和技术……。” [6] 应该指出，后三者都是近代之事。
关于中欧的东部——括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地区——社会政治状况，匹兹堡大学教授珍·塞德拉说：

农村居民通常很少与外界联系……。中世纪农民不是以民族、而是以家庭、宗教和地方来参照其身份。在几乎全是文盲的中世纪社会，……大多数人不可能把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与异地通融……。中世纪时代的政治忠诚大部分是向着个人权威，而非在情感上系于文化和语言的共同体。政府归依王室或贵族，而不是民族感情的产物。 [7]

第三、前文字性

中世纪欧洲大体上是处于“前文字”的阶段，确切的说，在来源于中国的造纸术与印刷术被普遍使用之前，欧洲基本上是个“口语社会”。 [8] “整个中世纪，口语传统根深蒂固，它是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除了少数神职人员之外，广大的普通人——也包括许多贵族（部落头目）——都是依靠口语交流，而且根本不会使用文字。亦即“文化的细小的尖顶处在广大的文盲的海洋之上”。 [9] 克里斯蒂娜·鲍德温博士说：

在中世纪，例如，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即贵族和国王都是文盲，（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指望文士为其读和写。与此同时，随着罗马天主教的建立，神父和教士学习读和写，而教友们则没有机会。 [10]

关于中世纪早期，巴德斯利说：“……几乎没有学校，乃至大部分贵族都是文盲；知识仅局限于修道院里，……抄写手稿，而非传播思想。” [11]
后来怎样呢？诺曼•罗斯教授说：“大部分基督徒，甚至包括贵族，都是文盲。……地方牧师通常也和庶众一样，都是文盲。……资料表明……在中世纪的中期，很难想象有受过教育的贵族……，农民和个人阶层就更不用说了。” [12] 欧米沙拉博士说：“一个可论证的事实是，12世纪以前的欧洲几乎是非文字的和极大地依赖‘口语传统’，与此同时的穆斯林世界则享有很高的文化，广泛凭借书面语和档案与文献资源。……中世纪欧洲的特点是原始文化。” [13] 唐普勒弗也说：“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成员的主体是文盲。”“在中世纪后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 [14]
尽管今学者用好听的话来说：“中世纪是个文盲的俗众与有文化的牧师之共生社会。” [15] 中世纪研究权威埃里克·库珀指出：“在中世纪，在印刷被发明和推广之前，信息资源基本上是个人性质的，口头传递是最通常的渠道，书写文是极个别的。……在中世纪社会，口语交流是普遍的，文字表达是例外的。” [16]

第四、前文明性

Ⅰ.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大卫·尼古拉断言：“日耳曼部落的农业是原始的。” [17] 林奇和阿达莫说：“在西元700年，莱茵河地区是原始、无文字和充满暴力的世界的部分。……人们生活在动乱的村落，住的是木棚，学着保持他们的原始农业和牧业。” [18] 卡尔·佩尔松说：“……经济生活当然是比较简单、原始的，……中世纪的村民依靠原始农业维持生计。” [19] 实际上，欧洲农业的原始性一直持续近代之初。罗伯特·坦普尔指出：在诸多的中国农业技术西传之前，亦即在18世纪之前，欧洲的农业是很原始、绝望的。 [20] 中世纪后期，欧洲许多地方的交通都很原始，运输工具没有轮子是众所周知的。 [21]
Ⅱ.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关于乡村生活，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中世纪欧洲的农村很原始，缺衣少食，住房简陋，卫生极差，人似动物，而且纷争不休。 [22]

中世纪是欧洲最长的历史阶段，……生活很原始，比罗马帝国更粗糙。蛮族成分的社会是单一的和好战的，被主宰于排他性的宗教，它防止社群世俗化。 [23]
在中世纪，人们委身于教堂与上帝，求得个人拯救。生活……是原始的，比罗马帝国时期更困难。通常，一般人一年才吃一两次肉，十年沐浴一次。身上有香味就被怀疑是巫术……而被烧死……。大多数农民只活到35岁，……死于各种病疫。 [24]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指出：“对人的平均寿命的大致估算，在1427年意大利皮斯托亚地区，女性是29.8岁，男性是28.4岁。” [25]
Ⅲ.中世纪欧洲的居住条件。克里斯托弗·戴尔说：“不少历史学家评估道……‘比简陋棚好不了多少’，……‘房子是原始的，……人像动物一样’。这种印象源自考古学家……。一个村庄的遗址显示，建筑是单薄，木料很差。” [26] 帕特里夏·贾瑟克说：“在中世纪的“城镇”，“房子都是使用原始工具和粗糙材料修建的。” [27] 另外，交通状况：沃德·霍尔德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交通条件是原始的。 [28]
Ⅳ.中世纪欧洲的精神。在这方面尤其能够说明欧洲的“千年黑暗”——全然是未开化状态。拉里·米尔纳说：“在中世纪，是迷信，而非科学，主宰着世界观。中世纪的精神，即使是宗教的或‘科学的’，都是相信神秘和魔术……。基督教时代充满着迷信，盛行于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族群。” [29] 关于艺术：唐纳德·马修说：“中世纪欧洲的艺术……被唾弃为粗糙与原始，它不存在透视法与古典风格。……被标签为“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昭示着其北方蛮族的起源。” [30]
Ⅴ.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罗姆·布劳恩说：“……许多即使是统治阶级的人也都是文盲。……直到十字军的时代，欧洲的国政依旧是原始群落文化。” [31] 谢和耐比较道：1789年“米拉波……将当时的法国视为‘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而（古代）华夏……则善于系统安排其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水库和运河以及御敌围墙与河水调节等，她的政治功能如此发达……。” [32]
Ⅵ.中世纪欧洲的卫生状况。上文所言“十年沐浴一次”是非常委婉的说法，实际的情况是“农民可能终生都不会洗一次澡，甚至贵族也从不洗澡。” [33] 许多欧美学者形容中世纪“一千年没洗一次澡”，这似乎太夸张了。但医学史权威奥斯勒爵士断定，中世纪的卫生状况比这还要可怕得多。——“……骇人听闻的卫生条件：中世纪是一千年没洗一次澡。如果对中世纪的医疗有任何兴趣的话，那是绝望地去面对麻风病和瘟疫。即使第一次病疫的历史可追溯千年，第二次更普遍流行于从文艺复兴到近代早期。麻风病和瘟疫变成了‘中世纪病症’。如果中世纪社会没有‘发明’这些病毒的话，它的愚蠢和肮脏实际上也是罪有应得。” [34]
何止“一千年没洗一次澡”，到近代之初依旧如此！1906年《教士工作学会杂志》写道：“在玛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英格兰：16—17世纪），我们的艰辛祖先从来不洗脸、洗手和洗衣服，洗澡是闻所未闻的。仅詹姆斯国王局限于其个人，沐浴和用湿布檫手。历史学者们知道中世纪的恐怖，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肮脏！” [35]
关于中古欧洲的饮食卫生与疾病，琳内·埃利奥特博士指出：

……农民和城镇人……都穿粗糙绒衣，其生活于虱子跳蚤臭虫相伴。……很多地方都没有流动活水。……很差的饮食和食物，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及其所提供的维他命C。……中世纪的人……因细菌滋生的肮脏的水和食物，几乎都有肠胃病，……乃至痢疾伤寒霍乱。病毒传染，四处扩散，因为中世纪没有医药和育苗来阻止瘟疫。[36]

附录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作者——论中世纪欧洲

欧洲人不久前都是文盲，七百年前欧洲无人识字。
伏尔泰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法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帐簿。”（[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册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
在中世纪欧洲的概念中，意大利最为先进，整个北部欧洲只有文盲。
就北部欧洲来说，北欧差于德国、德国次于法国，而英国属于北欧海盗活动的范围，更差于北欧。距今700年前，法国人不识字，德国人是文盲，北欧人是海盗，英国人还不如北欧海盗。
当时的英伦三岛，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从经济上来说根本不可能有生产剩余，哪里会有贵族？更不可能有什么国王，有部落首领就不错了。
在中国纸张传入欧洲之前，所谓英语根本就没有文字记录。早期的英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不可能留下任何纪录；说当时英伦三岛的人使用拉丁语，是后来欧洲人编造的故事（诸玄识按：因为1066年“威廉征服”不列颠——王室是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征服者，英格兰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都是部落头领——都讲原始法语，而被统治阶级都讲原始英语（属于日耳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语）。而这两种语言在当时都是口语方言，它们形成文字语言要再过几百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的事。）。
英国人至今没有法律，只有判例；其殖民地香港也没有法律，只有判例；七百年前欧洲无人识字，八百年前英伦会有《大宪章》？不啻为痴人说梦……。（详见诸玄识《欺世盗名的《大宪章》——反民主的伪造品》）

董并生：欧洲中世纪伪造历史举隅---以英国伪造民族英雄「阿瑟」的历史为例

  “杰弗里的作品写于1130年代，不仅开启了阿瑟传说，而且以各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宣称这段传说是历史。杰弗里的作品是否具备事实基础，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他清楚知道当时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而他的聪明才智显然足以让叙事免于受到史料支配的危险，而又能写出一部详细的历史给读者。……
  杰弗里并未宣称自己是作者，他说他自己只是把牛津会吏长沃尔特（Walter）交给他的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从威尔士语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本书真的存在。……一般认为，虽然书中含有威尔士传说与系谱的轨迹，部分来自口述传统，但本质上仍属杰弗里的创作。……它声称填补了不列颠历史知识的重要漏洞。”（[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1版第229-2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1]
  “阿瑟的历史证据十分薄弱，但他的传说……却是一种历史事实。它深刻影响甚或支配了许多不列颠人对过去的想象，包括英格兰人，特别是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历史与传说的差异更敏锐，但又倾向于不去理会这样的怀疑，于是阿瑟这个角色在十九世纪变得举足轻重。在杰弗里之后，阿瑟与他的王后桂妮薇儿（Guinevere）的遗骨于1191年被格拉斯顿伯里的僧侣‘发现’，而阿瑟与他的骑士成了新兴骑士精神的中心，连带也出了一些次传说，发展于法国与日耳曼地区，激励了以阿瑟圆桌武士为蓝本的中古时代骑士勋章的建立，如十四世纪爱得华三世创立的嘉德勋章。……到了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的《阿瑟之死》赋予英格兰读者阿瑟传说古典的形貌；……十六世纪时，阿瑟的原型是都铎宫廷崇拜的对象，都铎王室成员有时带有一种威尔士人的自觉，亨利七世的长子在受洗时被命名为阿瑟。到了十七世纪，米尔顿构思以阿瑟为主题的史诗未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把效忠之臣区分成绅士浪漫的阿瑟与较亲民的阿尔弗雷德；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曾以阿瑟传说为题材，而这位诗人受洗时被命名为阿尔弗雷德，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1版第228-2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阿瑟是伟大的国王与军事领袖，他的性格举止比较近似于凯撒与查理曼，而非后日的游侠骑士。……阿瑟的宫廷位于乌斯克（Usk）河畔的卡尔雷翁（第九卷），它的壮丽无可比拟，成为各地骑士景从的对象。阿瑟征服高卢之后，也在巴黎建立宫廷。”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1版第2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比杰弗里晚了半个世纪的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说到：《不列颠诸王史》完全是虚构的。”（同上234页）

董并生：大宪章时期英国的历史背景

“英国历史当中有一个年代是大家知道，1066 年，威廉一世（外来征服者。在位1066-1087）。
威廉来自法国北部诺曼底是北欧海盗的后裔，到了英国之后努力统一英格兰，
使英国比法国、德国等国家统一早四百、八百年前。虽然王府常用法语，而老百姓仍说英格兰语，但是过了几百年新来的贵族与一般人民混合了有新的语言，即今日的英文出现。”（雷敦龢《英国大宪章今译》序“历史背景”，若望保禄二世和平研究中心2002 年）
从威廉一世时代（11世纪）开始，英国王府里说的是“法语”，而英格兰百姓说的是“英格兰语”。
但是请注意，当时无论法语还是英格兰语，都不是书面语言，都没有文字。
所谓的“今日的英文”，即可以书写的“现代英语”是在中国纸张传入欧洲之后，在十五世纪之后开始逐渐形成的。15世纪写在中国纸上的不同英语方言，相互之间不能理解对方方言的意思，通过标准书面语言的设定，才慢慢形成了通用的“英语”。这是“英文”的起源。英伦百姓说的是一种口头语言“英格兰语”，英王宫廷中说的是“法语”，当时都没有文字，而所谓英国大宪章却用另一种外文“拉丁文”写成，编故事编得也太离谱了。

亚洲人所见英格兰初民：一丝不挂或穿兽皮。据说最初亚洲人（腓尼基人）乘船见到的英国人是这样的：
“起初那些岛民都是些可怜的野蛮人，他们要么一丝不挂，要么仅以粗糙的兽皮蔽体，还用有色的泥土和植物汁液在身上染色---就像其他野蛮人常做的那样……。”（[英]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讲英国史》中译本第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7月第1版）
在腓尼基人到过之后，一些法兰西人和比利时人也来到了不列颠岛英格兰南岸定居下来，“尽管这些人自己也属于蛮荒民族，却教会了野蛮的布立吞人一些有用的技术，提高了那儿的土地生产率。也许还有其他人从西班牙远道而来，在爱尔兰安家落户。就这样，外来者逐渐和岛民们融为一体,未开化的布立吞人形成了一个野蛮、大胆的民族。”（[英]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讲英国史》中译本第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7月第1版）

附图

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人的住房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贵族宴会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农奴与贡赋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部落战争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掳掠妇女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宗教战争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森林匪徒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民生困苦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宗教法庭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危机与“末日”（天启四骑士）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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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哥的家
唐朝古籍说：“昔造字主三，长曰梵，次曰佉卢，少曰仓颉”，西文多数从佉卢获取字母而生，佉卢全称是佉卢虱乸文，而韶关的本城话就是虱乸话，彝族人神台早就祭拜佉卢神。
2015-7-11  20:55回复(1)
科坛逆女
是啊。西方经历了一次儒化，走出蛮夷。但劣根难改。还需要华夏子孙努力第二次儒化西方
2015-7-21  01:39回复(2)
朝千里
明清之际（十七世纪前后）中国文献称西欧为“红毛番”，
  称西欧人为「红夷」，西欧的大炮为「红夷大炮」。

  「红夷」高鼻子、蓝眼睛，各族语言不同，精于制作，研究天文、地理，信天主教，实行一夫一妻制。

  “红毛者，西北诸番之总名。净须发，披带赭毛；带青毡卷笠，短衣袖；紧袜而皮履，高后底，略与俄罗斯至京师者相似；高准碧眸，间有与中国人相似者。身长，
2015-7-24  20:21回复(0)
朝千里
凡制作皆坚致巧思。精于火炮，究勘天文地理。俗无纳妾。各国语言各别，以摘帽为礼。而尊天主者，惟干丝腊是班牙、葡萄牙、黄旗为最；而辟之者，惟英圭黎一国。”（[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2015-7-24  20:23回复(0)
朝千里
红毛夷位于大西洋，与非洲（乌鬼）为邻，尚争斗，劫掠人口、贩卖黑奴，死者腌为菜干。

  “按红毛等国，居于西北辛戌干方；而乌鬼自坤申而绕极西至庚酉方，皆乌鬼族类之国。总而名之，曰大西洋。……
  各国以争斗攘掠为事。所掠人口，活者俟红毛经过，售买为奴；死者类牲畜，剖块晒干为食。
2015-7-24  20:24回复(0)
朝千里
苏麻勿里，亦系乌鬼；西临大洋，北邻弥黎吕黎惹林。二国南北相联，人口稀少，山林深密，多产奇状野兽。
  弥黎吕黎惹林西临大洋，北一带与猫喇猫里也毗联。猫喇猫里也，乃回回族类；多为海贼，在中海、西海劫掠。
  西临大洋，北一带与红毛隔中海对峙。
  海从西入东，自隔海之西北而东，沿中海有葡萄牙、是班牙、佛兰西、那吗、民哖
2015-7-24  20:25回复(0)
朝千里
海从西入东，自隔海之西北而东，沿中海有葡萄牙、是班牙、佛兰西、那吗、民哖呻、西多尔其，而尽中海之东处阿黎米也。”（[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至为深邃。

2015-7-24  20:26回复(0)
chen1z1
作者最好把注释都加上，这样更好一些。
2015-9-8  23:23回复(0)
朝千里
玄识兄，请问这篇为何转载不了呢？
2015-9-15  17:52回复(0)
单词中医
亚洲人所见英格兰初民：一丝不挂或穿兽皮。据说最初亚洲人（腓尼基人）乘船见到的英国人是这样的：
“起初那些岛民都是些可怜的野蛮人，他们要么一丝不挂，要么仅以粗糙的兽皮蔽体，还用有色的泥土和植物汁液在身上染色---就像其他野蛮人常做的那样……。”
2016-2-18  18:51回复(0)
何滨洲博志

存盘待细阅，谢谢分享。小标题“前国家性”、“前文字性”、“前文明性”与博文题目《中国影响之前……》和第一小标题“史前性质”，彼此在打架。这种把拉丁语（及其局部后裔语言如法语、德语、英语等）的前缀“pre-”翻译为汉语“前xx”（最常见者如“前资本主义”）的现象，近二三十年在我国泛滥成灾。诚望改进。
2016-9-18  11:31回复(1)
黄老邪2010
难怪“黑死病”如此垂青中世纪的欧洲人！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是何其无辜啊!
用“沐猴而冠”来形容近代以后的西方人，是最合适不过了。
2016-12-27  20:31回复(0)
真名李永航
老诸啊，你摆出的大部分证据，都是体现欧洲中世纪早期的落后，可信。但中世纪后期的落后，基本上你是夸大、空想和狡辩。
你发的图，显示他们有较好的服装和武器，不能说是“原始”。
你引用的外国专家”欧洲中世纪是日耳曼部落成长的时代，发展了政府、文化和技术……。” 但你狡辩为“后三者都是近代之事”。
5月12日 17:45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5:21:08

推荐董并生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转载 2015-07-15 07:27:32
老何读此书后评论：

此书资料丰富，考据翔实，堪称力作，可比拟清代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阎氏考证确证《古文尚书》乃是后世之伪作］。此书基本论据颠扑不破——基本可以确证西方近代史学所描绘之古希腊历史皆为伪史。特予郑重推荐。

以下是网友对其书的一篇评论：

诸玄识：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一）从“西化辨古”到 “西方辨伪”

我的朋友董并生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最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表示祝贺。我有幸先睹为快于他的书稿，并参考何新和黄忠平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来，我查阅了大量西文资料，不仅感慨于他们的先见之明、开风气之先，而且还顺藤摸瓜、独辟蹊径。

于是，我斗胆断言：在受到华夏影响之前的“西方”，中古及上古，始终是史前状态的原始性质的，哪有“文明”可言！就像董并生的书中所说，被“欧洲中心论”充当奥援和根脉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埃及、两河与雅利安印度），都是在其塑造希腊文明的高峰的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猖獗的时期），被发掘出来的。    然而，不管这些“古老文明”存在与否或属于哪个“纪元”，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它们与西方的渊源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与科技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千年里，“中学西被”所到之处，都是“文化荒漠”[1] （犹太—基督教只是部落宗教，其文化内涵的绝大部分都是后来利用纸和印刷杜撰出来的）[2] 。

第一个受惠于华夏、而变成“有文字的文明”的，是阿拉伯[3]，然后才轮到了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仅是欧洲的文化沙漠[5] 中的、面向伊斯兰文明的几个小小的“绿洲”（也是丝绸之路的西段）！正如董并生书中所云：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古典因素”（希腊、罗马）都是造假。此前，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知道古代的希腊、罗马；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从阿拉伯人了解到它们。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让欧洲分享，而基督教的伪造相结合，就成了“古希腊”了，再被“人文主义”变本加厉地以讹传讹；然而，在后来的中国技术所奠基的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和中国文化所启发的启蒙运动中，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的“希腊元素”，或是进步阻力，或是无人问津。[6] 只是到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科学—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的。

以下是笔者根据近年所查阅的西文资料，论述古希腊的社会性质，以支持董并生书中的观点。

（二）古希腊未脱离原始性质

1.古希腊没有文明

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前辈”（中古）基本上都是较原始、很粗糙的社会形态——无文字，多方言，前民族，众部落。（请读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古希腊的社会处于部落与聚落（部落联合）之间，虽说已定居或正在定居，但仍旧带有部落的组织、习俗、意识和文化。

第一、社会形态

所谓“希腊城邦”（城市国家 Polis）实际上都是部落组织。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摩根斯·赫尔曼·汉森，深入研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地区的古代“希腊城邦”，其论证的部分内容如下：

阿卡迪亚的部落国家（tribal state）……包括城邦（poleis）的组织……部落城邦……。在阿卡迪亚，存在着许多的所谓部落国家，直到村社村镇联合的‘大城邦’（megalopolis）。部落族群组成国家……。从公元前5世纪，它们（部落族群）被联合，我们称为部落国家，被细分为城邦。讨论是否部落国家是由以前的城邦联合所形成，还是老的部落国家被再分为城邦。我们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古典阶段乃部落组织与城邦共存。关于部落的体制，尚无证据；因而我们不知道部落大会和部落军队被招收和指挥的情况。……在公元前4世纪，……有些官员被部落当局任命。大城邦……有两个到十个殖民村（刚定居）。进而，我们参考别的资料：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这是基于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军事同盟的信息。从修昔底德那里知道，在部落的基础上，大约421名帕拉西亚人加盟于曼提尼亚人。……修昔底德陈述，斯巴达把帕拉西亚人从曼提尼亚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中有两种解释：一是部落自治，再是单一的城邦部落。……其结论是，在斯巴达和修昔底德的眼中，部落城邦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它同时又是部落（国家）的成员。[7]

《古代法》的作者梅茵，根据对古典希腊和罗马的研究，断言它们是原始社会，其理由为“由家庭构成氏族的聚合，由氏族构成部落的聚合，由部落构成共同体的聚合……。政治思想的开始，在事实上，设定氏族血缘是唯一可能的社群政治功能的基础”。[8] 值得注意的是，梅茵所论希腊、罗马的原始类型，是对照于近现代西方的、基于分裂个体的“契约社会”（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这两种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极具排他性与对抗性。中国传统社会也很重视家庭与家族，但它是“开放亲缘”，从而适合于越来越大的和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9] 。

第二、部落意识

古希腊人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10] 比尔泰克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最难克服的那些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的。”[11] 古希腊是原始后期的部落仇杀风俗的延续。德国学者莫伦·库施说：

像尼采所认识到的，前荷马时代的原生激动构成了希腊社会生活的文化密码定式。希腊的战争表现出“非友即敌”的零和逻辑——你是为我的，否则就是反对我的（排中律）。……希腊生活方式意味着极好战的“生物政治”模式。根植于原生激动的“战斗与残忍”的文化是……希腊人的标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奴隶。”……后希腊文化是由早先的部落冲突风尚的进化的结果……。[12]

第三、技术水平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J.伦登说：“真实的希腊历史是，贫穷窒息了创新，原始的交通阻碍着出口。”[13] 俄罗斯历史学家狄雅可诺夫揭示：“古希腊始终是很差的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作方式。”[14] 沃尔特·莱西（Walter K. Lacey）从家庭史论证：“大约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的希腊村落时代和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是‘原始社会’。”[15]

关于古希腊的技术，人类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S.汉弗莱斯写道：

古典研究者们都倾向于主张希腊神话为新石器时代的版本，……没有文字记录。……古典阶段保留了“不合理”的成分，……极其粗糙的原始方式，毫无技术创新、宗教怀疑和政治变革的社会。……希腊的技术问题，如商船设计和航海技术，……没有龙骨的船在80°风中很难安全航行。这几乎是长期静态的。自从远古，爱琴海的航海状况极小变化。……渔民和木舟没有海图和罗盘，年龄大的人就记不住航行时间。……我亲身体验爱琴海的航行，了解古希腊商人的航海难题；很快就变得清晰：希腊商船的历史几乎是毫无造船与航海的技术进步可言。……自从卡尔·布克于1890年代捍卫他的古希腊经济是“原始的”这一见解以来……，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在历史研究中激起争论。[16]

2.古希腊的语言问题

牛津大学教授罗莎琳德·托马斯说：古代雅典是个“口语社会”（Oral Society）。[17] 但她又为之辩护，说古希腊如何“特殊”——“普遍的口语交流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特质之一，但古希腊却挑战我们的判断。”[18] 那就是像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19]

但无论如何，按照曾是美国语言协会主席的沃尔特·翁的说法，近代以前的西方社会属于“从未接触文字和印刷的‘原初口语’（primary orality）”[20] “沃尔特·翁提出了‘原初口语’这个术语，……是指没有接触过文字形式的‘口语文化’。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口头传授知识。……柏拉图以前的希腊、非文字文化的中世纪和现代非洲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都是原初口语的例子。 ……文字逐渐取代口语，从手写阶段进入由印刷发明所带来的打印阶段。”（引者按：实际上在中国“四大发明”西传之前，整个西方都是口语性的）[21]

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中，柏拉图是处于希腊文明的后期；这就是说，该“文明”几乎是没有文字的（可笑的是“苏格拉底是文盲，他用口语产生哲学”）[22] 。海尔教授不解地说：“希腊作为西方知识的摇篮和自由的诞生地，荷马、品达和柏拉图却是使用方言口语，类似于鞑靼蛮族……；这感觉违反常情，与政治状态尤不协调，似乎是人性的耻辱。”[23] 实际上古希腊人就是蛮族部落。

西方中心论学者硬是把子虚乌有的古希腊编造成一个畸形社会，说“在古代希腊，所有知识皆凝聚于口语，……古希腊人不是文盲（illiterate），而是‘前文字’（preliterate）或‘非文字’（nonliterate）。”[24] 实际上古代、中世纪的希腊都是没有文字的。[25]

语言学家斯蒂芬·科尔文指出：“从引进字母到‘共通语’（Koine）之间的希腊语的历史，是方言的历史。”[26] 这句话是说，亚历山大征服之前的“希腊文明”——也就是整个“古典时期”——所用的，始终都是方言；它意味着：A.不存在书写文字；B.不存在希腊地区的通用口语；C.所有的哲学、科学和文艺作品都是原始性质的“方言口语”（岂有此理）！

斯蒂芬·科尔文进而对古希腊仅用方言，作解释如下：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语言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是标准的语言，而是方言的集合……。不应该夸大这个阶段的希腊语的“抽象”。一个包含多种方言的标准语言的概念，是后来的想法；它体现着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历史，诸如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仅是由于集中的政治权力、印刷术和古典拉丁语的影响，才形成标准的概念……；这个思想大抵迥异于希腊人关于“共通语”（Koine）之前的希腊语的想法……。[27]

其后的亚历山大—罗马时期的“希腊共通语”（Koine）乃似是而非，[28] 就连亚历山大远征也是缺少实证的中古阿拉伯地区的一种传奇。[29] 稍后再讲“希腊语”的来龙去脉。

（三）西方不存在“古典文明”

1.古希腊的客观条件否定文明

进入“古典时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会。“公元前508年，……将原来阿提卡岛上的四个部落解散，分成了10个新的部落区。”[30] 改来改去还是部落社会，号称“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31] 。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只是一种原始的划分”[32] 。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包括梭伦改革）所蒙骗，而不清楚其部落之危害性，和它的变本加厉，阻碍文明，振古如兹！——其排他性与冲突性，使希腊不能形成民族国家和语言文字（直到19世纪才基本改观）。

换句话说，古代希腊是一个彼此对立的、 “同质部落”（homogeneous tribes）的“集合名词”，但远不是真正集合。“它们从未被凝成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热衷于分裂性的各自为政。”[33]

希腊“土地从不让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几乎没有，土壤很薄和贫瘠……。”[34] “雅典处于荒凉的阿提卡半岛，……土地贫瘠，几乎全是岩石……；极难生产必需品来维持简单生活。”[35]

此种状况只会造成紧张对抗，哪来“文明”与创造！古希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许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邻为壑、彼此倾轧；而且又在更大的环地中海的战乱祸水的漩涡之中，亦为亚非帝国的战场。这种无休止的**，内争外斗，就注定了古希腊不可能成为创造科学与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人类艺术的圣地的。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史家文森特·斯库利说：“没有古代文字证据来证明，希腊人对人类活动的环境有什么重要作为。”[36]

这归根结底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在20世纪初，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证古希腊的社会形态：它的众多的仇外心理的部落种族，数千年来阻碍着其民族国家的形成。[37] 现摘录其著述如下：

对我来说，古希腊没有被提升到有效社会的规模是深层原因，从这个国家的地理可见一斑。……霍加斯认为，地理环境在希腊人生活倾向中起着决定因素。其地理与地形培植了希腊精神中的小群分立与强烈的地方父权主义。……狭窄谷地之间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单位极小……。

希腊没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实践空间。……外敌入侵使他们暂时忘却地方歧见，但不能团结合作尤为可怕……。

希腊在经济上的统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不存在充分广度与持续的邦际贸易，以形成合作的习惯，与多样性、长期性的交往。它的社会意识没有超越部落阶段。族群沟通的自然障碍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腊的自然地理能让它发展较大规模的本土贸易，我想希腊历史走势则是不同的。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 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38]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最适合古代希腊的，恒是部落仇外、以邻为壑。如果不是中古与近代之间，被卷入“中西会通、近代转型”的大潮之中，希腊永远不会有民族国家的，遑论文明？进而言之，若非中国智慧及其成果的对世界发生作用，欧洲人不可能凭借己力克服“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窘况的；同样，近代希腊也是在“中学西被”的大环境下超越其自然地理的障碍，到1840年代左右终于有了“文明国家”和统一语言文字的。

2.希腊是与“社会进化”相反

不和谐的古代希腊只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冲突的牺牲品，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的。

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耗丧的证据足已解释整个地中海盆地与近东的古文明的毁灭。这个结论似乎说明，自然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联是不可逃脱的。”[39] 我想说的是，地中海—近东地区的生态脆弱与其古代族群之不和谐所致厄运，这是事实。然而这里是否曾有“文明”？

另一方面，多数环境历史学家都把现代世界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思想”，[40] 并且认为希腊和罗马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悲剧的“杰作”。[41] 在我看来，这是“悖论”。如前所述，西方的“与自然作斗争”知识系统（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42] ，只能驰骋于近现代的“全球循环”之中，而不能通行于先前的、需要“和谐文化调节平衡”的地区环境之中（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权禁锢、窒息人智”来确保族群幸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希腊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的。

天人及族群皆严峻对抗，其所致破坏性的“负能量”极大，它使社会滞溺于部落冲突的“自然状态”——“战争总是在城邦之间进行，从不和解。”[43] “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 这难道还存在稳定生活环境，来培育“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吗？何等荒谬！关于古希腊社会的内部外部冲突及其对于文明、文化的否定，乔治·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的“希腊哲学”，是和希腊人及其生活状况格格不入的。“希腊哲学”的时期恰是内外战争，从而不适合产生他们的哲学家。历史表明，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期，希腊人是其内部分裂的牺牲品，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是互相厮杀，就是与波斯人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学思想的产生必需一个免于动荡与战乱的环境。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繁荣的阶段（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全无和平与安宁，哪来产生学术的条件！否定希腊哲学的缘起和发展的，不仅是频繁内战和持续外患，而且最坏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灭绝行径。……正如这段希腊引文所写：“虽然自然灾害困扰人类，但外患与内讧则加剧我们自身的厄运；有些人冤死在他们的城邦，另一些人携其妻儿流亡，现代人因饥饿而自相残杀……。”[45]

（四）“西方源头”是文化沙漠

1.重申古希腊的真实性

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极贫困、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直到1830年代被欧洲中心主义“注入文化”之前，希腊始终滞留于史前状态——前文明、前文字、前民族国家的“自然状态”（借用霍布斯语）。

古代的地中海的冲突是很强烈、很残酷的，希腊的国土尤为贫瘠；因而不可能支持一个可观规模的人口与相对稳定的社会，遑论发展与文明！（请读诸玄识：《地中海的历史，人类自毁的“实验室”》）。

整个西方都是如此。1492年前后有着天壤之别！近现代是“全球循环”，地球财富、资源向西方倾注，所以它能够“暴富”。历史上的文明应该主要是在相对丰饶的“季风亚洲”。中华文明（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欧洲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通往彼岸大陆的捷径）。近现代西方乘着“天时地利”而成了“文明的暴发户”，就来认祖归宗，编造谱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46]

再看古希腊，由于山多地狭，部落林立，方言闭塞，战斗与破坏皆为常情。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因其适合耕土地极少、又很贫瘠，只能够承载微小的人口规模；又由于地形崎岖，而形成数百个“以邻为壑”的族群，每个族群仅有5000左右的人，[47] 内外频繁战争（人口稍有增加，就会出现生存危机）；这种情况，冲突压倒一切，怎能不是在（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恶性循环呢？！

希腊，与整个欧洲一样，在其分享中国“四大发明”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民族国家和市场网络。

以下七点是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的定性：

Ⅰ.被理想化的原始社会。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48]

Ⅱ.古希腊是“前文明、前国家”的部落社会。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海因·尼尔森社会人类学家把希腊城邦定性为“非国家的部落社会”。[49] 美国学者埃里克?沃格林说：“希腊城邦是牢固地基于部落氏族。”[50]

Ⅲ.古希腊经济。两位历史学家、教授沙伊德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雷敦（德国弗莱堡大学）两位教授指出：“古希腊的经济真的是相当原始。”[51] 两位丹麦学者、经济史家伊萨格和斯伽兹戈尔德说：“希腊农业在城邦国家阶段是相当原始的。”[52]

Ⅳ.古希腊是“前文字”的。古典学家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认为：“古希腊依靠口语表达，……口语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整个古典阶段。”[53]

Ⅴ.古希腊社会属于战争部落。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林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始终是好战的。”[54] 许多历史学家共识：“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5]

Ⅵ.古希腊是反智主义的愚昧。古典学家、美国戴维逊学院教授皮特·阿仁斯道夫说：“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普遍而长期地迫害学者。”[56]

Ⅶ.古希腊不可能有“智慧”（科学与哲学）。历史学家乔治·詹姆斯说：古希腊的好战、频繁人祸、极度贫困和群氓迫害的情势，根本否定了产生任何学术的可能性。[57]

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和有关它的文献与文物都是被伪造的。[58]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被杜撰出来的。[59]

质言之，所谓的“希腊科学、希腊哲学”都是“近代现象”，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它们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然而，仅在华夏（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1492年）之后，它们“以空间换时间”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繁荣→毁灭”（基督教“创世→末日”）的前一段发挥“正能量”。[60] 但无论如何，希腊—西方知识系统不能单独存在于1492年之前的“国土环境”之中，否则便是直接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所以基督教禁锢人性人智）；而其雏形，只能存在于华夏智慧的框架之下，被培育、监护和驾驭。因此，欧美及现代文明的源流“在东不在西”（请读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历史的尽头》）。

2.“希腊语”不是希腊的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以“中国热”为内容的——实际上是中国在非宗教或俗世性（人文民本）的方面，“启蒙欧洲”。为了抵牾法国的中心地位（巴黎是文化中心），德国思想家一反莱布尼茨以来的亲华传统，开始树立希腊，挖掘西方自身的“文化源流”。不久，随着法国的“革命与战争”的陷入低潮（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尤其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波及欧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进军（包括鸦片战争），德国的“希腊主义”（古典主义）完全取代了已经冷却的“中国热”，而成为应运而生的泛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原旨。

1830年代，德国的（巴伐利亚）奥托王子在欧洲列强的安排下，“入主”希腊，开始了“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实践——用“古典文化”来激活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雅典仅有1万人口，全然像是贫民窟）。尽管当时的西方人知道此时的希腊人并非“原种”。即德国学者雅克比·菲利普·弗勒马瑞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1790—1861年）说：“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人的后代，而是在中世纪移民而来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61] 然而实际上，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都是很原始的；在透过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服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会。

奥托统治希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希腊语（Katharevousa），它是基于古代的“共通语”（Koine）；后者说是古代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泛希腊语”，实际上是曾是犹太—基督教徒的使用的语言。[62] 而与希腊地区的族群没有关系。（请读《新约圣经原文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圣经·新约》是中世纪伪造的，[63] 犹太—基督教曾使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同时和之前）。

在奥托推行希腊语（1830年代）之前，希腊人使用各种方言（号称“民间通俗语”Demotic.实际上是各地方言，不能联通）；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也从来不使用书面文字。

“‘希腊化’（Hellenistic）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于1840年左右在柏林大学构思出来的。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概念。他把许多分散和不一致材料融为一体，进行编造和杜撰……。”[64] 进而，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和“希腊文化”（Hellenism）概念，都是在1830—40年代虚构出来的。德罗伊森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立者，正是这位德国历史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拓王子的请求下，大胆虚构出了“古希腊”的概念。详述如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1833 年发生了什么？雅典及其周围地区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确切的说，……希腊独立乃欧洲列强之“赠予”，这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战略位置，来打通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众所周知，别人给你独立，别人就可以统治你。于是……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迎来了一位日耳曼统治者，奥托王子成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

奥托热爱这项工作。他关注如何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称其为“民族汤”（ethnic soup）；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雅典，该城以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为主。奥托邀请……27岁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后者先由学生转为编外历史教员，又被奥托任命为不拿工资的教授。……他被请来为雅典和希腊各族创造“新的历史”。

奥托让德罗伊森在语言方面给他一些思路，如何使各民族免于彼此火拼。德罗伊森起初建议可用当时大多数雅典人所操的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希腊的核心语言……。奥托不同意……。德罗伊森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传的阿提喀方言（koine。实际上是犹太—基督教曾使用的语言——引者）为主的希腊共通语。……奥托欣然接受德罗伊森的这个创意。……这个“共通语”第一次被作为知识语言推广开来，学校被要求采用，尽管老人不接受它。……奥托王子就称其为“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

……德罗伊森进一步帮助奥托来调和希腊的“民族汤”，而使“希腊文化”（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sm）这个词语诞生出来。……也就是说，是在1836年，Hellenism（希腊文化。音译：“海伦主义”）这个词被杜撰出来……！就这样，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那儿，获得了她的名称“希腊”（Hellas），进而“希腊共和国”（Hellenic Republic）……。[65]

在希腊，基于“古典”的希腊语（Katharevusa）在19世纪三十年代被创造和普及。直到1970年代，新语言的支持者（Katharevusa）和原生方言的支持者（Demotic，民间方言，已经文字化、民族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者取胜。[66] 即：最终于1976年，将以民间通俗语（Demotic）为基础的希腊语（属于中世纪部落方言），正式确立为希腊的官方语言。这就是说，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包装希腊”——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一种被称为（古典）“希腊语”强加于希腊人，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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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略）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目录林鹏先生序言：“文明”的唯一性前言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第一章 “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第一节  “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第二节  为什么说传世“古希腊”文献不可信呢？第三节  “古希腊”的真实的情况第二章 “古希腊”三大名著质疑第一节  《荷马史诗》为后世炮制第二节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纯属虚构第三节  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显系杜撰第三章  西方古典学“雅典”概念层累造成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古罗马”、没有“古希腊”第二节  早期东方之旅第三节  17世纪70年代法国人及英国人“发现雅典”之旅第四节  “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第五节  “古希腊民主”的起源---十八世纪中期的“托古建制”第六节  18世纪20年代、大批 “伪希腊铭文”出世第七节  雅典“巴台农神庙”之来历第八节  抬高“古希腊”，打压“古罗马”第四章  西方“古典历史”核心概念重重虚构第一节  雅典的“学园神话”第二节  杜撰“希腊化时代”概念是构建西欧中心论的重要一环第三节  虚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中心”第四节  拜占庭“古希腊手稿”第五节  “阿拉伯哲学”与“经院哲学”第六节  关于“古希腊奥运会”第五章  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 “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第一节  古罗马早期（纯属虚构）第二节  古罗马中期（捕风捉影）第三节  “永恒之都”---后世对“古罗马城”的神化第四节  古罗马晚期历史第五节  “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事第六节  “罗马帝国”的历史是怎样构造出来的第七节  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并不存在第六章  “古印欧语系”---西方学统中的弥天大谎第一节  “古印欧语系”的来历第二节  国外学者对“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质疑第三节  “古印欧语系”难圆其说第七章  西方“古典历史”对“西欧中心论”形成的影响                ---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为例第一节  黑格尔的“东方观”第二节  黑格尔的“欧洲观”第三节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第八章  西方学者构建“古典学”之编年第一节  “前古典学”时期第二节  “古典学”时期第九章  余论：是“文艺复兴”还是“中学西被”？第一节  “文艺复兴”概念及“中古欧洲”的状况第二节  “文艺复兴”及其后欧洲绘画风格及技法与中国的关系第三节  “西学”源于中国结语  严格说来，西方并无“文化”附录：西方伪造文献举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原文略】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5:36:49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前言 (2015-09-06 18:31:08)转载▼
标签：文化分类：西方历史辨伪

西方“古典历史”指“古希腊”与“古罗马”而言，而“古典学”一词则特指从18世纪开始以公元前480—前323年“古希腊”及奥古斯都时期“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不仅如此，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概念，本质上也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古印欧语”谱系的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要复兴中华文化，不认清西方“古典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易为所惑、落入文化转基因的危险境地。本书试图通过证明“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概念以及“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虚构性，通过揭示“西方学统”的重重疑窦，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师友林明先生经常对笔者说：“西方其实并无文化，古希腊除了是个地名、什么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历史大多都是后世好事者编造的故事”；“文艺复兴？一个死了上千年的传统，怎可能说复兴就得以复兴”？为了求证，笔者带着团团疑惑，在涉猎西方历史文献及相关史学著作时留意于此，结果发现，林明先生所见非常准确。于是笔者对西方虚构“古典历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统揭露西方“古典历史”的虚伪性。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1]
凯尼恩所指希罗多德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2]
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说见本书第3章第2节考述）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3]
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4]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5]。《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6]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7]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8]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9]

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10]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11]

“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12]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13]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14]，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15]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16]
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古希腊”本无文字
“古希腊”本无文字，从商业民族腓尼基那里借来了“字母”，据为己有、形成“希腊拼音”，而腓尼基字母则来源于古叙利亚及古埃及。与其说是“希腊字母”，毋宁说是“闪米特字母”。
“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17]

后世所见“古希腊语”，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标准希腊语”
「标准希腊语」，也叫「共通语」，是一种所谓“希腊化时代”的人造语言，流行于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亚、非地区。
“古希腊共通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18]

“标准希腊语”得以流传下来，因其为基督教所使用
尽管没有哪一种基督教起源于希腊，却一致偏爱使用希腊语。“标准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的最初使用的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
实际上，犹太人用“标准希腊语”创作《新约》很自然，“标准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腊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纪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已经用“腓尼基字母”进行创作了。
新约如此，旧约也如此。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七十子希腊圣经》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圣经版本，并且被犹太人广泛运用于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运动中。

所谓“标准希腊语”并非“希腊语”
后世所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本身也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所谓“希腊字母”，本来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属于西亚文化的范畴，因而西亚人使用“希腊字母”不足为怪。伊朗人用“希腊字母”、大夏语用“希腊字母”、创作《新约》圣经时，犹太人也用“希腊字母”。不仅在亚洲，欧洲人也拿希腊字母来标注自己的方言。如高卢（法国）人用希腊字母。（详见本书第4章第2节相关内容）
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发现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惊人的相似。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

如果真有“古希腊语”，一定是方言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所谓“古典时代”在希腊半岛所使用“古希腊语”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古希腊语”发音系统是十六世纪荷兰文学家埃拉斯穆斯新造的。
据说古希腊地区有二十种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奥尼亚希腊语、爱奥尼亚希腊语、阿尔卡多—塞浦路斯希腊语及多利安希腊语。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幻不定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19]

19世纪希腊复古主义败坏了希腊“口语”
“近代希腊语与西方口语很相似，也强调重音，而不强调音节。它还创立了一种相似的重音诗体，即所谓的「主节律」，与古代希腊韵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腊的重音诗体是11世纪瓦西里·迪耶涅斯·阿克里塔斯的史诗---与《罗兰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诗---的载体。但是，如果说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西方各种活语言的方言文学之父，其影响经历900年仍长盛不衰，那么，同时代的这首拜占庭史诗却由于东正教世界复兴了古代希腊语言和文学而被阉割，丧失了原本应有的使命。甚至法国和威尼斯口语文学所提供的榜样，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腊口语文学。
希腊文化在东正教世界的复兴发生在这种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长期接触之前。19世纪，当希腊东正教徒对西方的态度从蔑视和敌视转变为赞扬和欢迎时，这种文化交流本来可能会把近代希腊语言从僵死的希腊文化幽灵中解放出来。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从同一个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毒汁；结果，19世纪的希腊人更强烈的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语一脉相承，他们祖先的东正教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乞灵于语言复古主义，硬在自己的母语中塞进大量的古希腊词汇、变音和语法，从而败坏了母语。因此，在语言文学领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来是利用生动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手段，而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缚现有的希腊活语言。”[20]

莎草片既不可能承载古典文献，羊皮卷则为中世纪教会所垄断
在中国纸传入之前，欧洲中世纪用羊皮卷抄录文献，基本上限于基督教会和修道院，除了《旧约》、《新约》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献。教会与修道院都是严格禁锢人们思想、排斥异端学说的场所，怎么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断进行抄写、传承呢？

所谓“古希腊手稿”缺乏可信的流传著录
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间不见的“古希腊手稿”，于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出现，从所谓“古希腊时期”，到“希腊化时期”，再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又回流到西欧的过程，没有可信的流传著录；经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重重翻译而来之说也不可靠；即使真有“古希腊手稿”，也不可能大量流传下来。

“辉煌的古希腊”，在考古学上得不到证明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不遗余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在亚洲土耳其境内，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古希腊古典时代毫不相干。
今日所见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十八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所绘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建。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今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十八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 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三千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

“虚构故事”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
如上所述，在十五世纪至前，西方由于没有方便记载语言的工具，加上没有长期的史学传统，于是在有了造纸工业之后，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毫无顾忌地开始了争相编造故事的传统。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就形成了捕风捉影的风气。
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出于无奈，不得不将“虚构故事”作为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21]
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例：“世界就是通过这些传说了解亚历山大的，就像它通过《伊里亚特》了解海伦和阿基里斯一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就是真实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传说四处传播，在24种语言中已经收集了80多个传奇版本。”[22]
因为没有真正的“文献”基础，结果“西方古典历史”就“只有故事、没有历史”（详见本书各章节相关内容）

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倚赖“比较语言学”
西方历史学在十八世纪“讲故事”的模式下没有出路，于是在十九世纪发明了“比较语言学”，这样西方历史学就由此变成了“历史科学”。
通过“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语音系统、语言形态、语法和语汇进行比较。原则上，在有亲缘关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差异都应该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也都对应着系统的演变。以比照法得出的构拟结果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萨义德《东方学》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幅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
显然，这不过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的运算模式，从其实践来看，“古印欧语系”和“闪语”都是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实验室里虚构出来的概念。

“先入为主”是“比较语言学”的典型方法
“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是一个数学算式，通过统计各语种在其基本语汇100词（后来是200）中与所比照语种同源的词语所占的百分比来推算语言分划的年代。用一两百个单词进行比对，发现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单词有相似者，即断言两者同出一源，然后定义为希腊语源，树立为专业权威，并以之衡量天下，为西欧中心论造势。同样的发音，一定是希腊语为源头、其他语言为末流。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源于“西方古典学”
中国学者都熟悉近代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然而，岂知为了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真实性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原来是西方古典历史学的工具，为的是以十九世纪新造的传说、否定十五世纪以来形成的老的传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其间英国学者康诺普·瑟尔沃尔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
康诺普·瑟尔沃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 [23]
原来康诺普·瑟尔沃尔创造“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为的是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形象、从而为构建“西欧中心论”服务的。（详见本书第3章、第4章相关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概念
文艺复兴首先是、也许从来就是罗马的，当时对意大利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古罗马的民族历史，并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希腊作为政治实体始于十九世纪。辉煌的“古希腊概念”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欧学者们的虚构。
十六世纪，称谓“希腊地区”的名称五花八门，希腊地区属于东方（雷旺达），当时对希腊地区的称谓有：亚该亚、索非亚、鲁梅里、‘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等。
在16世纪的英语、法语中，「希腊人」一词为通用名词、意指“骗子”；罗马人呼希腊人为“畜牲”。（详见本书第3章相关内容）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
16-17世纪，西方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并不包括“希腊”。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100年间，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终于将“雅典”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推崇为古典历史时期的“首都”，使之与罗马及耶路撒冷并驾齐驱，并最终后来居上，居于世界古典历史之首席地位。
对于其虚构手法，这里举一个例子：

重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这是如今普通的说法，人人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其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其实，拉斐尔的这幅画挂在梵蒂冈教皇办公室的走廊，原本是用来为天主教装点门面、表现天主教传教内容的一幅画作。该画创作于1509-1510年，将其称为「雅典学院」则是在十七世纪末，确切地说该画是在1698年之后才被定名为「雅典学院」的，距其创作完成经过了差不多190年……
该画名称「雅典学院」（Georgio d′Atene）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Liceo d′Atene）有关。[24]

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
当代意大利著名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说，在他年轻时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不懂“德语”就不能学习古希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句：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露“古希腊”之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纪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
“汉字”由于具有“字形”的特点，并且自汉代以来就有编撰大型字典、辞典的传统，有绵延不断的训诂学传统；因而可以在时间跨度几千年、地域跨度上万里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发生歧义的机会较少。
对于记录语音的“书面语言”而言，因没有“字形”，缺乏“望文生义”的功用，只能“音中寻义”，加以因其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其稳定性与传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字形”，因而要准确传达其语言的含义，就需要大量的“定义”和“概念”限定词义，这样就离不开词典。而希腊古文字学起步甚晚，以伯尔那•孟福孔《希腊古文字学》问世为标志，希腊古文字学首创者于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词典的条件下，要想准确地传达“古希腊语”拼音词句的含义几乎不可能。
举例来说，在有了纸张之后、十五世纪英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英语方言之间相互间看不懂对方写在纸面上“词句”的含义。其他欧洲诸语言也都一样。因而，某种拼音文字语言，在跨种族、跨地域、上千年时间条件下可以被传承，无疑是一种神话。

十六世纪“拉丁文”不能转译的“哲学概念”举例
“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25]

翻译“思想概念”的前提是掌握所翻译“思想”的内容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业士，也没有读过数学业士，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而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26]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27]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28]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

“罗马帝国”于476年崩溃，是一个“大谎言”
公元476年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换句话说，476年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界线。公元47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历史学家们说：那一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标志年。
为了安排辉煌的“古典时代”的结束，于是编造这么一个谎言，说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实上，那一年什么也不曾发生。（说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罗马帝国”其实并不存在，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近代学者以并不存在的“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作为世界史分期的界限，苏联历史学家进而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现代中国学者又将其奉为圭臬……

作为近代西方法律样板的“罗马法”，其实并无根据
从“罗马法”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来看，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罗马法的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对后世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没有人真正见过“十二铜表法”。后世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不过是所谓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的一部《民法大全》，而这部《民法大全》内容博杂，实际上是一部伪书。我们知道，真正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律一定有何时公布、适用范围怎样，何时做过修订，何时废止，何时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的演变过程。而这部《民法大全》平面展开，只有系统，没有历史时间概念，不过是由许多伪书攒凑起来的一个大杂烩。（详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方文献现有“中译文”资料，足以证明西方“古典历史”之伪
在十九世纪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下结论的时候，西方学者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非常有限。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全盘否定的时候，其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除了耶稣会士翻译的一点点不准确的资料之外，黑格尔竟然倚重的是一部明代三流小说《玉姣梨》。（详见本书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章节）如今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历史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就文献资料来说,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早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下结论时所占有的文献状况。
举例来说，作为古典历史基本典籍的所谓古典文献原典都有了中译本，如：《亚历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伊里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神谱》、《古希腊悲剧戏剧全集》、《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埃涅阿斯纪》、《罗马帝国的崛起》、《塔西佗编年史》、《塔西佗历史》、《阿庇安罗马史》、《圣奥古斯丁天主之城》、《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详细内容请参看本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
尤其是开始有了部分西方开明学者揭露造假欧洲“文艺复兴”、“东方学”、古希腊“雅利安模式”等古典历史著作的中译本。如：[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等，也有内容虽然不是直接揭露造假“古希腊”的，却对于揭露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线索，如[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线索。因而可以说现有中译本初步具备了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的文献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上列对西方“古典历史”进行质疑的著作，只是局部地对伪造“古典历史”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怀疑，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在维护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虚假“古典历史”的存在。
我们参考了上述所谓的古典文献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以考据学的方法，钩沉索隐，在蛛丝马迹中、为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提供线索，以期唤起学界同仁共同关注这一严重问题。

本书筚路蓝缕，体例草创，采取以相关各类学术著作引文为主的形式，一方面力图避免主观、就所考述内容标明来历，便于读者一一复案；另一方面也含有表彰中外学者之见解，兼示不敢掠美之意。
笔者并不奢望以一人一时之力能够轻易廓清数百年之迷雾、推翻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伪学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则幸甚。貌似庞大的“西方学统”建立在虚构的“古希腊概念”之上，相信通过有志复兴中华文化同仁之共同努力，一旦将“古希腊”及“古罗马帝国”之概念彻底解构，西方伪学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本书主题涵盖内容广泛，在取舍时难免挂一漏万；本书所述内容、观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 见[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2]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版下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
[3]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4] 同上第30页
[5] “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民国102年10月第1版
[6]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7] 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8]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9] 同上第45页
[10] 同上第44页
[11] 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1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13] 同上第30页
[14]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
[15] 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16]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17]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358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18]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260-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19] [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5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
[20]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5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
[22]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1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23] [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
[24] 参阅英格丽德•罗兰（Ingrid Rowland）撰写的《雅典学院的知识背景：在朱流斯二世的罗马中探寻神医》，选自马西亚•霍尔（Marcia Hall）主编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剑桥，1997年，第150页以及注释第56。哈里•B.古特曼的文章《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中的中世纪成分》（期刊《思想史》第2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420-429页）（详见本书第3章第4节“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25] [法]吕西安·费弗尔《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译本第494-49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26] 同上第495页
[27] 参看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神话·理念·现实》中译本第142页，台湾新北市广场出版2012年8月
[28]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7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6:43:00

普通话：一部残酷血腥的千年汉族血泪史

2017-01-09 快刀洪七
导语
汉语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语言不过就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罢了。实际上，语言是人类历史的DNA。中国的历史，是一段文明不断被野蛮摧毁和重建的历史，也是一段汉人不断南迁的痛史，汉语的每一个字都精确的记录了这段汉族历史的血腥与伤痛。

影视剧里，我们总是笑话日本兵讲汉语“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但假设日本一直统治中国，那么今天日本人的蹩脚汉语就会成为通用语言。这种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事实际上早就发生了：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其实是操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等游牧民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这些人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这种鹦鹉学舌的汉语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语……

胡子哥讲历史

开篇之前，胡子哥先请大家欣赏一首歌，《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的两个版本。

粤语版

沧海一声笑
许冠杰 - 香港情怀'90

普通话版

沧海一声笑
黄沾;罗大佑;徐克 - 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

实际上，这两首歌的区别，基本代表了杂交汉语和纯正汉语的区别。为什么这样说呢？纯正汉语的发音完全出乎你的想象。

1000年前，宋代的苏轼是这样朗诵《水调歌头》的。

你认真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明显比今天的普通话押韵得多，也好听得多？
汉语的历史，且听胡子哥给你慢慢讲述：

汉语血泪史

汉族以及汉语大致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汉族统一后的语言——“雅言”逐渐成为了汉语的正统。

西晋末年，匈奴等五胡在晋室内乱之时攻陷洛阳，史称“五胡乱华”。中原汉人纷纷南渡，越过淮河或更越过长江。这些侨民主要落户在了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这些中原士族同时也把洛音也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而此时的中国北方则是一片种族混乱屠杀的状况直至最终形成汉胡混血政权。中国就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也“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正统王朝，传承了中原的优秀文化，繁盛一时，史称“六朝文化”，而当时“南染吴越”的金陵音成为中国的官话。

终于，隋统一了中国。与秦一样，这个伟大的统一王朝仅仅传了两代就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盛的唐朝。隋唐的首都都在关中西安一带，故而华夏正朔再次北归。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则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形成了现在的日语。

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大量中原居民南迁，经历五代，宋一统天下。因宋都在开封，所以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雅言”或“中州音”。随后金灭北宋，宋迁至杭州，即南宋。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

随后蒙古灭南宋，建立元朝。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实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至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几乎成为无人区，黄河中游的“中原音”也完全覆灭。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头彻尾的亡国，南宋的军队和政权被蒙古人一直追杀到广东崖山，然后南宋丢失了全部的陆地，几十万南宋军队在海上与蒙古人决战并全军覆没，最终大臣背着还是小孩的南宋皇帝跳海自尽。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自此起，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汉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的、彻底的丢失了政权。大量汉族精英被屠戮，文明的传承被割裂，中华上古、中古以来形成的文明被极度摧残。

元朝国祚不到百年，朱元璋就“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大明朝横空出世。因蒙古人的屠杀，到明初中国的人口极度不平衡。于是朱元璋就从因位于山区而得以保存人口的山西迁移大量人口至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从江南迁移民众至江淮，并从湖广调人填四川。

此时环视中国，河洛早不是那个河洛，齐鲁早不是那个齐鲁，燕赵早不是那个燕赵，整个北方都不同程度的被胡化，而尤以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为最，最后一个汉人的首都杭州也相当程度的被越人和吴语所同化。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

作为“再造华夏”的一个部分，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以宋朝中原雅音为正，事实上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这就是明朝的官话。

事实上，今日我们所能够清晰的追慕到的最远的文明就是明朝，无论是文化、语言、艺术还是建筑。因为让中国第一次彻底“亡国亡天下”的元朝就像一把刀，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中国近古与中古、远古的联系。是伟大的明朝再造了华夏，让我们能够隐约触摸到宋朝以及宋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文明。

朱棣篡位之后，明朝迁都至北京。但整个明朝，南京都保留着与首都同样的建制，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大量的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

明末，趁着中国内乱之际，满人趁机入侵中国，最终夺取了政权，并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这在江苏一带遭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等等，满人在长江下游制造的屠杀惨案不断，而这里正是自南宋以来中国千年的文化、经济中心和主要人才出产地。满人入关后，中国的总人口降为明末的一半。中国的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事情莫过于高智商的精英人才被屠戮，精英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所以精英的被屠戮等同于文明的被摧残。

清朝，北京迅速的被满化。基本属于野蛮人的满人本来根本不会说汉语，为了表达复杂的汉族文化，只能鹦鹉学舌的说中国的官话，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这些都是满人阿尔泰语系的特征。这种北京的内城话最终蔓延到了整个北京，到清朝中后期，这种方言最终战胜了作为明朝官话的下江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乃至现在普通话的基础。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明代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

但是满语的先天残疾摧毁了汉语，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渐渐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官方普通话。

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灭亡了满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再造华夏。而且与东晋、明朝一样，新的汉族政权同样定都在南京，这个汉民族的复兴圣地。华夏正朔再次转向长江下游。这也印证了，南京一带更能代表汉民族那多遭劫难、几乎遗失的文明，这里较多的继承了华夏的正统因素。

民国覆灭之后，首都迁至了北京，新中国的一切开始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一种有悖于中华民国努力方向的“反汉化”。曾经躲在北京阴暗角落里的满遗们终于看到了阳光，随着新“普通话”的推广，中国人逐渐远离并忘记了自己祖先的优秀文明和曾经使用过的语言。

中国的官话，就像两个轮回，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金陵；然后再到长安，到洛阳，又回到金陵。在这个轮回变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中国官话的各个瞬间被中原的移民带到了东南沿海各省并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比如，据说客家、闽南话就非常接近唐宋的官话，而粤语则比较接近秦汉时期的关中话。但东南沿海各省因为位于丘陵地带，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也很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迁移并没有政权的跟随，故而终究难以左右中国的主流，他们所保存的语言也难以反哺那个不断动乱变迁的中原。历史上中原文明的碎片，就这样被边缘化为各种方言。只有长江下游一带，因为南迁的首都无一例外的全部落户在此，给这片土地打上了中华正朔的烙印，加之这里土地富饶、人口众多，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和影响整个中国的进程。

回到现在，让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下江官话，这个接近明朝官话的方言，中国的语言专家们一致公认扬州话是最理想的国语，因为扬州话声音好听，保存了汉语的重要特征入声，而且使用范围较广——这证明扬州话可能最接近明代汉族人的普通话。

有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叹息也好，扼腕也罢，都已经无济于事。经过蒙、满奴役了三百多年的汉人，到清末的时候，已经从汉唐高贵的子民沦为劣等低贱贫穷的半野蛮人，诚惶诚恐、亦步亦趋的拷贝西洋或东洋的文明成就，仿佛这个民族从来就是这样的落后。

而本是偏远蛮夷的日本和韩国，却因为保留了汉唐宋明珍贵的文明碎片而最终从蛮夷走向中华，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

中国现在的官话，恐怕是再难动摇了，但积满灰尘的中华正朔，或许在将来还能再次被擦亮。

最接近原生态汉族语言的客家话

最接近明代纯正汉语的扬州话

▼
—END—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张胡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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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刀洪七丨知名营销观察家，2014年年度最具影响力自媒体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逾二十年市场营销及公关传播、网络推广经验，擅长危机管理，近年专注于社会化媒体营销。蓝狮子财经《马云的颠覆智慧》作者。现为长隆集团、恒安集团、奥飞动漫、佳沃蓝莓、蓝月亮等国内知名品牌专家顾问。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7:01:53

对于诸玄识先生省的著作，

赵刚先生评论说：

受托为诸玄识先生新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写个序，深感不胜任。但阅后感慨万千，还是写几句。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本颠覆性的书，颠覆大量的“常识”，将150多年来西方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文明史”（及伴生的“中国专制史”），整个掀翻在地！
诸先生寓居伦敦，中西贯通，博引西籍中典，文笔平和，但笔底激荡风雷，振聋发聩。
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有人质疑西方文明“正史”。梁漱溟先生（我最推崇的民国学界思想家），在五四时期一派西化氛围中大唱反调，写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认为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是三股道上跑的车，最终中国文化更为优越。朱谦之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和《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史》等著作，可谓首创中学西渐之说。近年，何新先生出版《希腊伪史考》，董并生先生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可谓开创了中国学界质疑西方“文明史”的一个崭新阶段。

诸先生不同于先哲今贤，闻所未闻地宣告：古今西方文明并非自创，而是整个地“复制”了中国！
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

说“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中国学界已有很多人觉得受不了。这下说整个西方文明都是抄搬“拷贝”中华文明，那是要让他们彻底地“毁三观”啊！
试举诸先生主要论点：
1.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时间：现代西方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1540—1609年）是参照和模仿中国历史，建立了“圣经编年”。今天所谓“公元纪元”，只是元朝《授时历》的改写。
2.西方复制了中国的空间：发明指南针的中国，开启了世界海洋时代。
3.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文明：在蒙古征服、郑和远航、教士使华、丝路延伸和地理连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科技与文明信息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让欧洲在原始蛮荒的中，获得机遇突然兴起。现代科技总源于中国。现代世界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展开。

诸先生书中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说法：
- 欧洲上古和中古欧洲是原始社会。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滞留于史前状态。“希腊语”不属于希腊。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等人及其著作,都是中世纪后期杜撰的。塔西佗《罗马编年史》是伪造的。
- “埃及学”衍生于汉学。“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共济会、拿破仑和商博良三者的杰作。
- 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是出自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的酒后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
- “人的文明”和“人的历史”只存在于中国。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它对于“人”的一切，不是包容和调节，而是禁锢或窒息。
- 西方民主是儒家的成果与变种，孔子是自由“守护神”。
- 美国是“以儒建国”，英国《大宪章》出于伪造。
- 《拉奥孔》雕塑是米开朗琪罗本人伪造。
-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佬”，黑格尔抄袭中国哲学……

Homer'sepics are forged（荷马史诗是伪造的）

Roman Orgy: RidiculousLies You Believe About Ancient Civilizations
（《罗马的放荡》：可笑的谎言，你相信的关于古老文明）

诸先生这些论点，乍看似乎有悖“常识”，细寻却非信口开河，而是基于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学术论证，尤其引征了大量西方文献原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些论点独具慧眼，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其实好多“逆天”说法，就来自一些追求真理、富于正义感的西方学者。例如：
- “耶稣是中世纪的人，生于1152年，被钉十字架于1185年。”
- “在11世纪之前，没有一个（西方）文献是可信的。”“西方的世界历史（包括埃及和两河）不会超过1千年，而且在公元1700年之前不存在信史。”
- “伏羲这个人物被变成多个智者的名字，诸如埃及和希腊的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奇斯图斯、希伯来的以诺和波斯的琐罗亚斯德”。
- “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是东方主导中期世界的；但不尽相同的是，哪个文明对世界贡献最大？大多数人倾向于中国是这个千年的领袖……是中国发明了近代农业、造船、天文观测、石油工业、纸币、十进位数学、轮子推车、绕线轮、多节火箭、枪、伞、热气球、棋和威士忌，乃至蒸汽引擎的基础设计……若非中国的航海技术，哥伦布是不可能航行到达美洲的。”
- “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

还有诸先生认为：欧美文明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是华夏的“阴阳运动的周期律”的一段极危险的“阳亢”。因为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无序运动”，导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而中华文明“遥契天道，和合自然”，是“有序运动”。因此，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死亡之海的光明岛”。华夏使人类社会具有了生命性和可持续性。人类文明全部的希望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中国文化扭转乾坤……
诸先生此书比以往国内学者更激烈、更彻底、更全盘地否定了西方历史，高扬了中华文明，其颠覆性是空前的，想必也将在学界引起空前激烈的反响。

我本人也有长期海外生活的经历。受梁漱溟和西哲列维-施特劳斯的启示，1990年底在巴黎写成《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结论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平等“差异”的关系，而不是先进落后的“差距”关系。尤其揭示：西方19世纪兴盛的“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以物质经济水平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的先进落后，物质先进文化就先进，实质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列维-施特劳斯语），构成百年中国人深重文化自卑感的总根源。
此后，本人一直鼓呼清算社会进化论，破除国人文化自卑感，为中国文化争取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在中国学界，即使说中西文化平等，已经千难万难，所以没有心力去论证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尽管心里觉得中国的“和”文化——“人与天和（道）、人与人和（儒）、人与己和（释）”的关系上，要比西方文化更高明。
拙著《现代与后现代》是论证西方“现代性”文化陷入困境，转向所谓“后现代”，其实是归合于中国文化，由此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甚至优越：“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争’的文化，与自然争，与他人争……而‘争’的文化已被证明有很多问题，西方出现‘后现代’文化现象便是证明。只有与自然和，与他人和，人类才有希望。”（462页）甚至提出：“中国应当实行适度工业化，保持准农业风格，保持一种低消费或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共存……”（452页）还设喻:西方文明像“流彩四溢，蔚为壮观”的焰火转瞬即灭，而东方中华文明像“光影微微”的蜡烛，“久久在黑夜中长明”……（14页）
这些观点，与诸先生完全相同，但在当时还是中气不足。

1999年，深感社会进化论给中国知识精英带来病入膏肓的文化自卑感，又写成一本《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阐明社会进化论在价值、时间和空间上三重否定中国文化，构成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只有破除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中国文化才能正名。
1980年代所谓“新启蒙”那一代知识精英普遍文化自卑，僵固于一种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始终生活在“80年代”。他们膜拜西方，咒骂自己，骂自己文化“落后”“劣根”，骂“祖宗和我们自己罪孽深重”，骂中国从古到今的“专制”，不跟人家那样搞“民主”。他们迷信西方多党宪政，迷信市场万能。其实今日之右，与当年之左，左右是一家，都信奉同一个西方“民主乌托邦”。（参阅拙著《西方民主的乌托邦》）左的法国大革命的龙种已收获过跳蚤，右的美国恐龙种将在中国收获什么呢？
30多年过去了，他们依然迷信西方极乐园，可谓一种真正的“现代迷信”或“新蒙昧主义”。可悲的是，他们如今都成为政府、大学、媒体和文化知识界的骨干力量，具有很大的影响。
当今中国已经在物质经济军事上相当程度地崛起，这些知识精英为何还是那么文化自卑？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进化论“先进落后”的原理，还有另一个更隐匿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百年奴化教育，用一部虚构伪造的“西方文明史”，美化西方文化历史，污蔑中国文化历史，给百年中国人洗脑！

西方人深知，要征服一个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的民族，仅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在精神上奴化之，才能彻底征服。美国学者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申明：“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英国外交官和军官们常常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一个通过枪炮和笔所进行的、由教育和学习两个方面构成的过程。”所以，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在中国大办教育。外国人办的大学，占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大半壁江山。
可以说，西方人不仅向中国出口物质鸦片，还出口精神鸦片！
“物质先进文化就先进”，这个社会进化论基本原理所导致的文化自卑，随着中国物质水平的提升，在80后、90后一代青年身上开始渐渐淡去。而今中国人的文化自卑，越来越根本地是出自教育，出自西方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的洗脑。西方伪史，构成了目前西方精神鸦片祸害中国人最阴险、最长效、最剧毒的部分。
而诸先生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提供了国内学界闻所未闻的西方史料，全盘彻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盘彻底地为中华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诸先生直探要害，整体地否定西方伪史——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缘因，将极大地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非常同意诸先生的结论：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也基本同意诸先生四个“划时代的50年代”：1750年代，西方崛起；1850年代，西方超过中国；1950年代，西方衰落；2050年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许可以把西方超过中国推前50年到1800年。最同意的是“1950年代”的“划时代”。尽管我与诸先生对于苏联和美国对华关系的历史，观点不尽相同，但诸先生认为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遏制了美国的海洋霸权，敲响了西方海权的丧钟，标志了西方的衰落，我完全同意。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毛泽东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抵挡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暴力”。是毛泽东力挽狂澜，以西方之“阳”、克西方之“阳亢”，给积贫积弱到谷底的中国注入了阳刚之气，从而使中国实现了“强”。有了“强”，和平有保障，“富”是自然而然的事。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了西方由盛转衰，毛泽东厥功至伟。
还同意诸先生认为2050年，随着以中国为主轴的“海陆有机、丝路经纬、洲洋整合、共赢互惠”，“中华重新成为‘天下太平’的中坚。汉语和人民币分别取代英语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诸先生的这一眺望，极具有洞见性。可能这一前景会稍稍更晚一些时日实现，但它必然实现。
我同样坚信，中国将重新恢复历史性大国地位，中华将重新成为“中国”——天下之中，人类文明的中心。西方“现代性”文化涵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注定是一种自杀性的文化：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个人中心主义——反社会。唯有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人与人和，才可以久远，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我曾与当年契·格瓦拉的战友、法国哲人雷吉斯·德布莱，讨论过中国文化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人文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华“尊重他人”的文化必将取代“统治（奴役）他人”的西方文化。“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将趋于终结，“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正在来临……
西方只是“武化”，而非“文化”（文明）。所谓“武化”，就是亨廷顿所说“整部欧洲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西方的崛起并非因为其文化的优越，而只是靠了“有组织的暴力”。待到毛泽东让中国也具备了可以与西方抗衡的“有组织的暴力”，西方的衰落便是注定的，一发而不可收拾。君不见当今之时，以联合国为框架、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日陷困境，而以一带一路为框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方兴未艾……

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前提。而西方伪史的百年流毒，严重阻碍了国人的文化自信，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27年前我就在拙著中呼吁：“今天中国最需要启蒙的不是百姓大众，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伪史毒害最深，最文化自卑。
诸先生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是开创性的。因为至今尚无有人如此深地探入西方学界，引用如此丰富的外语原文史料，证伪“西方文明史”。本书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里面有无数的路径，可以让后人进一步探究。书里的有些论点，也许可以存疑，但这本书空前地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全面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未来几代中国青年学子持续接力才能完成的事业。我觉得我和诸先生这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这项伟大事业开一个好头。
诸先生为这个开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敢称之为序，只是信笔写来，表达一点对诸先生的敬佩之意。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7:04:27

何新先生著
《希腊伪史考》
史学家都知道，研究历史，讲述历史，首先应当考订和证信史料。而关于希腊史，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所有描述希腊历史的西方史料，既不是来自希腊，也不是第一手的直接史料，甚至也不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作者简介 · · · · · ·
何新，中国著名武术大师，练有《葵花宝典》。
目录 · · · · · ·
序给被灌水的伪希腊史放水
希腊历史简介
诡异的希腊古文明之谜
希腊在哪里
白色人种文明发育最晚
关于希腊罗马人的种族及所谓“蛮族”
欧洲人是何时知道希腊的
西方伪造古希腊史的目的与方法
荷马史诗的来历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二手货
谈谈“荷马问题”
《不列颠百科全书》
荷马，一位中东的游吟诗人
古希腊语言与文字的东方来源
希腊伪史包装的典型范例——伪“米诺斯”文明
小亚细亚是希腊文明的真正起源
特洛伊古城与古希腊无关系
特洛伊多处古城“原址”
从书写载体看希腊流传文献的不可信度
“希腊”只是一个地名
休昔底德说——本初世界无“希腊”
多利安人在历史中存在吗
所谓“黑暗时期”的希腊史基本是伪史
著名的希腊历史之父是波斯人
现代希腊人是斯拉夫后裔
古希腊罗马人种族起源非白人
疑古不要只疑中国
西方伪造古希腊历史
古希腊伪史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
希腊文明只是西方人的虚构
所谓“古希腊哲学”是一个虚构
古希腊的哲学之源在亚洲
非希腊人的希腊“哲学家”和学派
非希腊人的伪“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上篇）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下篇）
亚里士多德著作是阿拉伯人教给欧洲的
欧洲文艺复兴的阿拉伯教父——阿维洛依
关注阿拉伯文明和希腊伪史问题的地缘战略意义
欧几里得真相是埃及人
子虚乌有的“拜占庭帝国”
第四次东征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西方为何要伪造一部“希腊”古史
希腊作为独立国家是近代共济会建立的
颠覆欧洲历史中心论
古希腊文明来源：腓尼基
地中海地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古希腊殖民帝国
希腊文明的来源和原创者——腓尼基人
伪造荷马考古学的一个实例
古希腊的史料与传说之不可信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
古希腊伪史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可疑性
汉英希腊神名译名对照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9 17:04:59

何新先生的自序：

序·给被灌水的伪希腊史放水

何新《希腊伪史考》·给被灌水的伪希腊史放水

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书上无不这样说：
“希腊文化是西方（欧美）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开始于爱琴文化，爱琴文化包括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希腊文化一产生，就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质……”云云。
殊不知，这些说法完全违背考古实证，也没有任何可资考证的可信史料作为支持。古代希腊文明至今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长期以来，西方历史，世界历史，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巨大盲区。这里必须指出多数国人、包括许多希腊史专家尚都不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元5世纪）到文艺复兴（15世纪）的1000年所谓“黑暗世纪”（中世纪）里，多数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什么希腊文明，也几乎没有人懂古希腊文。
史学家都知道，研究历史，讲述历史，首先应当考订和证信史料。而关于希腊史，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所谓的希腊史只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始史料的传说故事。古希腊史只有神话，所谓的先史希腊，完全是一个无信史的幽灵国度。
必须指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凡现在人们所知道的、现存所有的“希腊名著和历史著作”——实际上没有一部是用古希腊文字写成的！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原著现今也基本上没有一部还存在！希腊并不是欧洲文化的家园。在文艺复兴前，欧洲人对希腊所知甚少。欧洲人是通过十字军、东罗马人和阿拉伯学者的媒介，才知道古代曾经有一个所谓的“希腊文明”存在，并且才有学者开始通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间接地学习希腊文（如诗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àccio），而开始了解希腊。
但是，所谓“古希腊”的全部文献著作，在1204年亚欧交界处那个“（东）罗马”帝国——西方后来诡异地将这个国家改名为所谓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是欧洲人托古杜撰的一个伪名）被威尼斯银行家统领的十字军灭亡和劫掠之后，就完全消失了。据说其中的一部分希腊文件被意大利的银行家和古董商人弄到了意大利。但是，这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因为即使在意大利，现在也很难找到那些著作的原件。现在西方流传的那些所谓希腊名著——包括荷马、休昔底德、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不是古希腊文的原作品。而且更为讽刺的是，事实上也并没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原文件存在过。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对于希腊文献和文化的大规模而且有意识地伪造活动。这种伪造的目的，是要为意大利新兴的资本主义城邦文明（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等）制造一个冒牌的老祖宗。
伪造古希腊是一场运动。这个运动是从14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可以说，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一场重新创造古希腊文化的运动。这个运动最初是北方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梅蒂奇家族）和政客及文人们（如但丁）发起的。为了反对教皇和天主教（“黑党”Neri）的独断统治，新兴的社会势力（商人和“市民”阶级，“白党”Bianchi）需要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和传统来对抗。因此共济会（意大利银行家和学者的秘密结盟组织）的思想家们重新发现和创作了一套关于美丽“古希腊理想城邦文明和艺术”的故事。
伪造希腊的运动需要大量的金钱，这笔钱是意大利一些银行家族——主要是神秘而著名的梅蒂奇银行家族提供的。没有梅蒂奇银行家族，就没有文艺复兴。正是在意大利共济会银行家们的金融支持下，文艺复兴的“前期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发起了重新“复兴”——或者再造古希腊的运动。此三杰现在皆以诗人名世，但当他们在世时，他们不仅是游吟诗人，也是积极的宗教和政治的活动家。他们都深深地卷入了当时意大利半岛的激烈政治、宗教斗争以及改革运动。共济会再造希腊历史、学术和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托古改制。许多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大理石艺术作品，其实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Mason石匠大师们的得意之作，这些大师包括乔托，也包括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梅蒂奇家族用金钱买断了大师们的作品，于是这些杰出作品就被冠名为古希腊人的作品。
17世纪以后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批判和怀疑的学术思潮，西方有人开始发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这种伪造。于是，19世纪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再度伪造运动，这次是考古学的伪造。伪造的方法，就是努力用考古发掘来证实希腊神话，从而把荷马著作中的神话考古化和历史化。不是说考古本身都是假的，但对考古的那些神话解释却是可疑的。
近代西方历史学在希腊问题上发展了一整套系统的作伪手法，主要为以下几种：
1、声称史前发生了一个希腊人的“海外大殖民运动”。据说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中国的西周晚期）——希腊诸城邦已经因人口饱和而发起大航海运动，远征亚、非、欧三大洲，向外大规模扩张和建立了广袤覆盖三大洲、三大海洋——爱琴海、地中海、黑海和跨大西洋的巨大海外殖民地。发起并完成这种远洋航行和征服的，主要是全城人口区区不过1——2万人的雅典城邦。（雅典人口数字系据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种说法，毫无可信度，其实不过是把15世纪以后西方的大航海和海外殖民地开拓的历史复制到古希腊历史中。但是此说一直流传极广，闻者皆信。甚至无人认真考证一下这种说法在人力和资源上、航海技术上（希腊主要依靠人力即奴隶划桨的船而发动远海跨洋的远征）和军事上是否具有任何实际的可能性。

在希腊学中制造这种荒唐伪说的目的，是要模糊在古代历史上子虚乌有的希腊帝国本身，以便把小亚细亚地区、埃及地区以及腓尼基人和早期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文明，都笼统地包装到所谓的“泛希腊文明”中去。
（2）模糊本土希腊和希腊民族的概念。实际上，西方学术从来未曾对究竟谁是希腊人、古希腊国家的地理概念和范围，以及古希腊文字语言作出一种概念明确的界定。究竟希腊人是谁？是有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何以据亚里士多德说区区不过1——2万人口的小小雅典城邦，竟然能够统治征服幅员广大，覆盖亚欧非三洲泛地中海的所谓“大希腊”或者“泛希腊”？竟然成为几亿复杂的种族、民族和人类的祖先？
（3）制造了一个“希腊化”的伪概念，从而把诸如马其顿人这种原不属于希腊人的种族与希腊民族混为一谈。就靠这种混淆，原产小亚细亚的毕达哥拉斯、原产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才能成为“希腊哲学家”。
（4）凭空制造一个历史上并未存在的“拜占廷帝国”的伪概念，来模糊化或者抹掉建立于亚洲、欧洲结合部，主要领土在亚洲（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的东罗马帝国，从而掩盖亚洲东方文明对于欧洲中古文明的重大影响。
事实上，关于希腊的许多历史文献的确存在被伪造或者后期加工的可疑性。希腊古代根本不成其为国家。希腊本身从来没有古代中国那种国家修史的传统，没有留存下任何真实可信一而贯之的古代文献和历史，能够像中国的二十四史等历史文献那样世世代代不中断地传世。因之，这些二手、三手文献中关于古代希腊的种种记载描述都是高度不可信的——例如关于大希腊的殖民地问题，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哲学体系问题等等。
古代的希腊地区文化，其实不过是窃取或者说承袭了小亚细亚地区（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地区和腓尼基人）的文明成果的二手货，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类如雅典城邦文明的东西，则多数是子虚乌有甚至假冒伪劣的灌水货。
［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其地处亚洲最西端之半岛，北临黑海，南滨地中海，西边濒临爱琴海。东界是前托罗斯山脉。西部山地有河谷通爱琴海沿岸平原。东部与亚美尼亚高原、伊朗高原相接。东南隅与两河平原相接。大体上相当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绝大部分为山地环绕的高原，故又称安纳托利亚高原。爱琴海岛屿及希腊半岛上的古文明，多来源于此地。］
英国诗人雪莱曾经讲过一句著名的名言：“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宗教。”（这个说法严格说是个错误，因为西方的基督教不是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希伯来——犹太人。）也许传说中的希腊的确很美好。可惜历史上真正的希腊并非其然。美丽的传说希腊并非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而只是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一个虚拟的海市蜃楼而已，如同那个断臂美人维纳斯（“维纳斯”并不是希腊的女神）——也是一位出身本末不明而被整容过的人造美女，是被包装出来甚或冒名顶替的。
如同我过去的所有著作一样，本书的论证不可能没有某种失误——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多年思考也足以使我确信，我所挑战的主要方向是正确无误的。
那么，正如小亚细亚的寓言家伊索的名言——“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吧！”让我们从希腊开始，来重新寻求世界历史幕后那些被掩盖的真相吧！

何新
2012年10月5日记于北京
2013年1月5日修订
［伊索（公元前620年--公元前560年），讹传为古希腊的寓言家，实际是公元前6世纪的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人。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伊索原来是萨摩斯岛富豪的奴隶。13世纪意大利流传的一部《伊索寓言》抄本，系东罗马的东正教僧侣普拉努得斯所搜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