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斯文与侮辱 — 一 —个中国文化世家的传奇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7 11:43:01

斯文与侮辱 — 一 —个中国文化世家的传奇
发表于 2017 年 09 月 30 日
（1）
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钱钟书，把大三年级的期末考卷带回家里批改，11岁的女儿钱瑷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瑷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男女）朋友！”钱钟书疑惑不解：“你怎么知道的？”钱瑷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就这样，英若诚和吴世良的恋情才终于曝光。
对这两个学生，钱钟书都不陌生。
据说，晚年时钱钟书自己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我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另一个，是辅仁大学的英千里。——谁都知道，马英九是给蒋经国当英文秘书起家的，他的英文就是英千里先生教出来的。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最钟爱的儿子。
而英千里本人，又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晚清民国崛起的知识精英家庭：父亲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岳父是天津北洋大学创始人和北洋政府教育部长。
至于吴世良，同样出身民国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吴保丰先生，是民国初年第一批学成归国的留美学生，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后来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
英若诚与吴世良的恋爱故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家庭子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写照：隐忍、低调、隽永，永远静悄悄却又自有浪漫情致。
1950年7月17日，他们在北京结婚。从此以后，这个家庭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开始了身不由己的“漂泊”，在斯文与侮辱峰谷之间几经波折，最终不可逆折的走向文化上的败落，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世家命运的典型样本。

（2）
吴保丰先生是二十世纪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在他的擘画下，中国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在南京建立。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他为五个孩子分别取名：温、良、恭、俭、让，吴世良是他第二个孩子。然而，就是这样温柔、敦厚、谦虚、静默的学者，在巨大的威权面前，却保持了内而外的风骨和傲气。
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吴世良，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高贵、优雅的文化贵族气质，无论身处优渥抑或身陷囹圄，从未表现出任何自娇自傲或者自艾自怜的态度。
直到临终前，吴世良都在翻译美国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名作《春月》。主人公春月，仿佛正是吴世良的化身：隐忍、博学、坚毅；写字、画画、作诗，静悄悄地吃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个方面。

（3）
相比起吴世良，英若诚的家族，更仿佛是一个传奇。
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是英若诚的爷爷英敛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个原名“赫舍里·英华”的满洲正红旗下层武士，都是一个传奇。他只活了58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曾向读者解释过这三个字的寓意：“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自从创办伊始，《大公报》就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从创办之初的“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到四十年代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大公报》是中国报人最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到了晚年，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 “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4）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他的儿子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年仅12岁的英千里就被父亲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家后人啧啧称奇，“英敛之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十二年之后，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六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追悔莫及”的心态，使他开始重新反思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最终创立了以兼收中西之长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敛之亲自帮儿子挑选了妻子——北洋大学创始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小姐。英若诚后来说，“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家报纸的社长，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这是一桩典型的门当户对的知识分子联姻”。
回国以后，英千里一度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每月发了薪，孩子们就爬在床上拿大洋当玩具。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二十辆，其中一辆，就属于英千里教授——每到暑假，他就带着全家人去京郊的别墅度假。而平时，他带着一大家子，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
更令人羡慕的，是这个当时的知识精英家庭的民主空气与文化氛围。
母亲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英千里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 “总是很绅士”。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孩子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父亲情绪一高，就把孩子们叫去，给他们讲希腊神话，每天都讲一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特别生动，太好玩了。

（5）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
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年12月30日，日伪特务翻墙闯进英家，带走了英千里。妻子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人发现之前找到它。
英千里在监狱待了三个月，日本人用尽刑罚，却一无所获。作为在家的长子，英若诚无数次给父亲送吃的，送衣服，他到死都记得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编号：770。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他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英雄。
日本投降后，英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包绵白糖。整个抗战期间，与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英家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他的几个最小的孩子，甚至没有见过白糖的样子，以为那是雪。

（6）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到台湾后，英千里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教育事业，他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和辅大校友们共同努力，促成辅仁大学在台北市开学。据说，当年台湾地区所有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科书，均出自英千里之手。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而在海峡的那一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用于嘉奖优秀青年。他的最后一笔款项，永远留给了后人。
直到十年之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那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十四年，英若诚才在父亲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实现了去台湾祭扫先人的愿望。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英若诚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7）
英若诚这个名字，是父亲当年请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取的。
当年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时，英若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若诚为此放弃了剑桥的入学机会，进入清华大学念英文。毕业以后，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他和妻子吴世良双双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院长曹禺先生钟爱的演员和助手。1958年，因为出演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他结识了美国战后最重要的剧作家阿瑟.米勒（他也是玛丽莲.梦露最后一任丈夫），《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等名作，都是由英若诚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英若诚曾说，“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老子天下第一”。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 “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8）
六十年代的牢狱之灾，是英若诚一生永远的创痛。
1952年起，北京市长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 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那位被打倒的彭市长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在街头要饭吃。在自己最需要模仿学习父母的年龄，英达和他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这是英若诚一生无法消弭的心灵创伤。
作家“惠说惠道”说她在北京接触了一些世家子弟，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他们似乎并不是我想像中的那个阶层的人，为什么他们身上似乎没有他们父辈身上那种斯文体面的气质呢？
慢慢地，她找到了答案， “频繁政治运动的冲击，令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父母忙着搞运动，小孩子是没人教育的。回头看，这些政治运动已严重戕害割裂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体现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的就是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全然丧失了温润斯文的气质”。
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对家庭成员的伤害更是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当政治运动来临时，英达的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追求“进步”，努力切断与家庭的纽带，实际上也就隔绝了与家族文化血脉的传承。
英达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
且不说当年他与妻子宋丹丹不惜公开撕破脸皮的争执，就说2017年初媒体重炒旧饭，拿2011年“英达涉洗钱”的旧事炒作——英达和第三任妻子梁欢为了规避美国税务局的监管，多次来往于多家银行，每次存款额度小于1万美元。这种斯文扫地的小里小气，这一个个的英达和我们，构造了当下中国的气质。
如今，英达把梁欢和儿女放到了美国，如很多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想找到不浮躁的家庭生活，也想借此治愈自己年少时一人流浪在北京街头时所受的伤害。
只是，文脉断了，还有可能找回来吗？

征引文献：
徐梅、易洁：《英氏家族：中国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
惠说惠道：《英达的不斯文与政治运动对家庭传承的戕害》，惠说惠道（ID：linhui1612），
201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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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8 12:52:09

张若冲：剥去基督教文明的外衣——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

原创 2017-10-08 思想之电张若冲
思想的闪电击醒魂灵，来吧，带上独特之思和侠义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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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剥去基督教文明的外衣
——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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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一切力量的源泉。无论是物质的繁荣，还是精神的丰满，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都是文化。如今的中国，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文化的堕落。看看十三亿中国人，还有多少人在做学问？文艺是吸钱的杂耍，研究所是公司的股东，大学成了捞钱的培训班，而所有的各级教育都是为了考个好大学！

说到中国文化的衰退，就不能不说宗教。近代以来，东方文明受到西方的冲击，每况愈下。而这个过程中曾居功至伟的就是传教士。传教士是资本主义侵略的急先锋，是资本主义感知世界的触角。

据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高达一亿人！依本人几十年来游历城乡的经历，这个数字绝非凭空臆造。宗教是什么？基督教仅仅是宗教吗？如果这个基本的问题都没弄明白就糊里糊涂的进了教堂，那你就是盲从和迷信。

本文无意考证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也无意研究中国今天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我只想将历史赤裸裸的摆在国人面前。一个尚有心智的人，自然会明白所谓的传教士到底是什么货色。

纵观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对中国人物质的毁灭和精神的摧残，烈度之大、时间之长者，莫过于百年近代史。而在这次西方对东方的首次文明颠覆与摧残中，谁扮演着先锋军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灾难是从1840年开始的。然而，早在这之前，基督教传教士早已渗入中国广大的城乡。

枪炮下签订的传教条约
1844年7月，美国依据所谓“一体均沾”原则，比照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除获取中英《南京条约》的全部特权外，还增加了一些条款，其中就有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款。“五口”就是《南京条约》所强制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至此南中国暴露在洋人的枪炮下。

1844年10月，法国也依据所谓“一体均沾”原则，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除获取中英、中美条约的全部特权外，还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不准中国人“触犯毁坏”教堂，违则“严拘重惩”！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就是以山东农民毁坏基督教教堂为借口的。

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因违约潜入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侦查活动，行凶作恶，于1856年2月被当地官府逮捕处死。这个事件成为法国联合英国大举侵华的借口，英法联合发动的这次侵华战争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即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的《天津条约》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特权范围。其中包括新增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后选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外国人除了可以自由居住外，还规定可以购买土地、建造教堂和医院、进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这样大半个中国沦为洋人自由进出的殖民地。

天津条约墨迹未干，欲壑难填的侵略者，以北京换防为借口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一次，英法两个强盗（维多克.雨果语）侵入清政府的老巢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事后为了毁灭罪证，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两个最“文明”的国家，用最野蛮的方式毁灭了圆明园。

这还不够，战后又逼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再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给英国，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卖人口出洋做苦工，赔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听任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组买田地，建造教堂，外加赔偿英法军队各八百万两。开放了天津，就等于侵略者直接将枪炮架在清朝统治者的脖子上了。

由于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的条款，方便了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收集情报，为非作歹。而自由建造教堂、自由传教的强行规定，则对中国人起到文化侵略和精神麻醉的双重作用。如果基督教只是自由信仰、自由传播的宗教，那为什么写进各种不平等条约？这种枪炮下的条款何来自由？

1852年，我云南人民激于义愤，打死了由缅甸入境行凶的英国侵略者马嘉理。英国以此为借口，以战争相威胁，卖国贼李鸿章与英国人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新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殖民的魔爪进一步向我内陆延伸。这个条约除了以往不平等条约的各项特权之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探路”条款：英国派官员赴云南调查五年，“查看通商情形”，以商定章程；英国可派员从北京启程，经甘肃、青海或由四川进入西藏。这项奇怪的“探路”条款，明显是为英国侵略者入侵中国西部“探路”！这次强盗们并未提传教士，而是直接指明官员，他们亲自撕下了文明的伪装。

越南是大清的藩属国，是中国南部屏障。法国侵略者妄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入我国西南。1858年，法国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勾结西班牙，联合进攻越南。准备沿湄公河和红河进入中国云南。生活在云南边境的黑旗军入越奋勇抗击侵略者。在纸桥战斗中，打死200多法国侵略者，击毙侵略军司令。此后，法国侵略者继续大规模增兵，1883年12月，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中法战争从中越边境打到台湾、福建。海战因投降派指挥导致马尾水师惨败。但台湾在福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打退了法国侵略者。陆战在中国大捷、居于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在李鸿章卖国贼的支持下，与法国侵略者屈膝求和，签订了辱国的《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侵略者开放云南、广西两省中越边境。这就是中国胜而不胜，法国败而不败的中法战争。

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
基督教、商品、大炮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三部曲。基督教传教士因为披着宗教文明的外衣，总是最先进入中国，因为“中国通”的角色充当了侵略者的先锋。
翻开中国近代史，每一章都能看到传教士的罪恶。无论是军事侵略、还是经济掠夺、还是精神麻醉，传教士都功勋卓著。所以，每一个不平等条约，总少不了教堂和传教的条款。
起草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是英国传教士小马礼逊；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美国使团秘书是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后者甚至供认：“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真是不打自招！

      美国传教士伯驾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叫嚣“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后，侵略者通过枪炮的保护，使基督教设立教堂、传教“合法化”。所以后来，保护传教士又成为各国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

洋教士以深入中国内地的教堂为据点，大干搜集情报的勾当。美国公使田贝，1887年就情不自禁的吹嘘：“这些先锋队（指洋教士）所收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切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极大的。”各国侵略者也是不约而同的表彰“辛勤工作的传教士之功。”这暴露出传教士充当侵略先锋的本来面目。

剥去传教士的宗教外衣！
洋教士一面手捧《圣经》，“劝人为善”，祈祷“灵魂得救”；一面却充当侵略者殖民掠夺的先锋，无恶不作。我们略举数例，看看传教士所犯下的罪恶：
1、横行霸道
教会披着圣洁伪善的面纱，却干着流氓恶霸的勾当。他们为了欺压中国百姓，吸收土霸、流氓入教，充当爪牙；包揽词讼，私设公堂；在教堂周围设置堡垒，豢养武装，征收捐税，宛如国中之国。教会还干涉中国内政，山东的一个传教士竟然自称“巡抚”，以一省最高官员自居，命令中国官员服从教堂指示！

2、掠夺财产
教会以圈占、强买、强租等手段，霸占田产房屋，“经营蕃息”，剥削中国人民。甚至直接以“捐助”、“发还教产”为名，巧取豪夺。如四川彭县白鹿场天主教堂，竟拥有土地一万亩！重庆教堂则有房地产450处以上！

3、残害中国人
外国教会依仗侵略特权，任意残害中国人民。1869年，四川省酉阳天主教会，设置炮台，组织武装，屠杀反抗教会暴行的当地人民二百余名。“内有肢解、燃烛、轮奸之惨不忍睹者”；至于各省发生的传教士“强占人之妻女财产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是可忍，孰不可忍！

1862年，法国传教士罗安当等强盗在江西南昌奸淫妇女，禁锢幼童，激起群众愤怒，被驱赶出境。

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幼儿，死去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天津一带不断发生迷拐幼童的案件，拐犯“当堂直供，系天主堂指使”。愤怒的群众围住天主教堂，斥责洋教士的野蛮罪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及秘书西蒙，不仅不管束教堂，向群众谢罪，反而气势汹汹持枪威逼通商大臣衙门，要求派兵镇压，还枪击知县，向群众开枪。怒不可遏的群众当场打死了这两个法国暴徒。这就是“天津教案”。但在侵略者的威胁下，反抗的群众被以媚外卖国、凶残著称的曾国藩杀害了16人、缓刑4人、充军25人。而曾剃头也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声中死去了。

4、文化殖民
教会为了麻醉中国人民，培养殖民者的奴才，大办学校、医院、报纸，吸引留学生，进行精神殖民、文化侵略。教会不断渗透，攻城略地，不仅沿海扩张，还深入内地。到1898年，仅山东境内就有教堂1000多处！传教士和教徒约八万人。说基督教是精神鸦片一点不为过。

谁见过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去他国办学？但基督教会1949年以前，却在中国建有16所大学。其中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和工科解放后分别并入北大和清华。也就是说北大清华都有教会学校的血统。教会大学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其中最显著者就是燕京大学。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和燕京大学有关。这或许可以揭示为何建国初北大清华成为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摇篮、而今天又沦为资本主义的工具。

1876年，单单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中等以下学校，就有294所。基督教于1860年至1890年在中国发行的期刊多达76种。无论办学还是办报，都不过是为了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培植甘作其奴仆的知识分子，愚弄中国人民。他们办的医院，虽然也给中国百姓治病，施以小恩小惠，但却惨无人道地拿中国人当试验品！帝国主义所谓的慈善只是文化侵略的代名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教会的累累罪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从1861年，反洋教斗争在贵州首先兴起以后，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最后发展成为席卷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历史虽然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先锋队的性质也并没有改变。如今中国的基督徒已经高达一亿人！就是中国大陆大学信基督教的人数都超过了10%！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主张学习一切有益的文化，中西和平交流。但是绝不能放弃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听任西方的文化殖民。文化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战争。如果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文明话语权，将死无葬身之地。
  若冲2017/10/5

注：本文大部分数据来源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近代简史》。

附录：教会大学及其在新中国的去向
北京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大、北师大、中财、人大、政法等
济南齐鲁大学
上海沪江大学并入复旦、华东师大、上财等
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入复旦、上海二医、华东师大等
上海震旦大学并入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
南京金陵大学并入南大、南师、东南、南农、复旦等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并入南京大学，后被拆分
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台湾东吴大学
杭州之江大学并入浙江大学
长沙湘雅医学院改名湖南医学院
武汉华中大学被撤销
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被拆分
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
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
广州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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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若冲；来源：张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