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科学内涵.再评论中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33:36

不要以“伪科学”清君侧
方舟子在2006年10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文章说“1955年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在去年11月改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特地加了‘科学’两个字，据称这表明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如果靠这种文字游戏就能结束争论那就太省事了。美国的神创论者成立了‘神创科学研究所’，但是生物学界仍然不认神创论是科学。同样，美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对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是否有效有争论，但是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却是没有争论的：不是科学。例如，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著名的反伪科学组织‘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中医支持者在面对批评时常见的一个反弹是批评者不懂中医，似乎只有中医从业者才有批评中医的资格。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星相师才有批评算命、风水、星相的资格了。要批评某一种学说是否科学，无需演一出‘敌营18年’再反戈一击，甚至无需了解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对其思想和方法加以衡量即可。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如果用科学哲学中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对中医进行一番分析，我想不难认定中医不是科学。我不想在此做这种枯燥的‘科学是什么’的理论分析，而只想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从‘科学不是什么’说明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我们认为，中医是保障人们健康、诊治疾病的行业，它是否属于科学其实并不很重要，因为科学是是什么本身还没有搞清楚，有广义狭义的区别，有简单与复杂性的不同，有现在与未来的差异。一般说来，科学是研究为什么的，很多“为什么”的解释，也就是科学道理，经常处于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变化之中。医学的根本目的是安全有效地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持健康体魄，这些问题中医学在历史上有了很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有很多经验教训。
中医学的安全有效性，就像中华饮食的不同烹饪方法，追求的是色香味，当然“冒死吃河豚”是有危险的。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早就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之前，古人利用微生物原理酿造出了白酒，但是并不主张酗酒，也对化学制剂的醋和糖，有过很多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为什么鲁菜要这样配，粤菜要那样的火候？为什么一样材料，搭配却不一样？什么温度、多长时间的加工方式？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并没有“科学”地研究含有多少维生素，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不是鲁菜、粤菜师傅要解决的问题。假如，有所谓“科学”营养学家，以科学为招牌，非要鲁菜、粤菜的师傅们拿出“科学数据”来，加以说明、证明自己的做法“最科学”，才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说他们这样做了食物出售，就是“有意无意”地坑骗顾客。然后，再煞有介事地拿着科学仪器进行化验，说其中的某一成分是致癌的，某一成分是可以引起肾损害的，某一成分是对肝脏不利的！然后，“以科学的名义”宣布：“你们不去除这些成分就是伪科学、危害科学、危害大众生命健康！”
面对这样的“科学”营养师的指责，大家是否都去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去药房里吃西药片？因为，据说他们的做法“最规范”、“最标准”，也“最科学”，或者如某些人宣扬的“最符合科学”。难道我们的生活果真要进入“纯净化学药片”充饥的时代了吗？
如果我们的鲁菜、粤菜的师傅们说，尽管我们说不出你要的大道理，但是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反复试验、反复验证过的，我们的祖先都说这样做好吃、好看、有营养。难道这就是“不科学”的行为，或者是宣扬“伪科学”？因为饮食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科学”难道不管这样的大事？
方舟子说：“科学讲究创新，绝不崇古。因此在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现代医学的学生除非是本人对医学史感兴趣，否则没有人会去研读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苏里、哈维等等历代医学大家的著作，不熟悉经典著作丝毫也不影响他们行医。现代医学的论文也没有人会把前贤语录当论据，靠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中医则不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所以，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方舟子说的不错，西医的许多经典都过时了，没有人再感兴趣了，用这些经典指导临床就会出笑话，所以不会有西医学生去问津了。但是，西医学的基本方法没有变，无论什么时候也必须学盖伦创立的解剖学，必须在解剖的基础上研究功能。盖伦命名的骨头，方舟子改不了，“后方舟子”也改不了。哈维说的循环，伽利略的显微镜，威尔啸的细胞学说，霍夫曼的细菌理论，那一个西医也必须学，不学习这些知识就成不了西医。科学创新是有基础的，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当然，中医学对于前人知识的依赖更大，这就像一颗大树、一条河流一样，不能断绝本源。
中医的“《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这是由于这些中医经典具有很高的普适性，运用这些经典，就能解决临床问题，就可以在西医没有治疗办法的时候，找到办法，甚至解决西医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SARS的“疑似”阶段，临床上没有找到病灶、病菌，没有药敏试验证据的时候，进行西医药的攻击治疗，就是盲目的“以药试病”，因为目标不明确，可攻击的靶点不清楚，所以是“不科学”的做法，尽管临床上这种“不科学”的做法很普遍。中医则不然，中医治疗依据的是“病人的反应性”，也就是方舟子看不明白的“证候”，他坚决不承认的“辨证论治”。方舟子以为，只要你们中医说不出什么是“证候的物质基础”，你们就不能使用证候的概念，否则就是虚无缥缈的玄学，就是不科学。
方舟子说：“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虽然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但是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融入了东西方各国科学家的贡献。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
在方舟子的潜意识里，中医只在中国生存着，只要一出国界，就找不到中医了；说中医的学术语言，外国人也不懂，外国人永远理解不了中医理论。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医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走出了国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针灸、针刺麻醉就掀起了一股中医热。改革开放之后，来自国外学习中医的留学生，是非常之多的，遍及一百多个国家，中医的诊所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很多出国的西医，往往那要先学习一些针灸之类的中医知识，以便交流或者有利于在国外谋生。那些只懂西医知识，看不起中医学问的西医，在国外大受其苦，完全不被当作一个医生看待，远没有中医医生那样可以“落地生根”，一展宏图，尽早过上好生活。近些年在美国申请考针灸执照的许多考生里，绝大多数是美国白人，而不是华裔中国人。
方舟子说：“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不存在一个与其他学科都无联系、甚至相互冲突的独立科学学科。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生物学又建立在物理、化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方舟子这个批评也没有说对。
中医学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绝对不是无缘的，更不是互相冲突、对抗的。中医的针灸所用的材料是金属，扎针要靠物理学的力来推动，针刺的部位要避免重要解剖脏器；中医所用的中药，经过煎煮，会分解出许多化学成分；不加煎煮，经过萃取，或者酒精提取，也可以找到许多化学成分，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往往让化学家们十分头痛，不知道为什么中药的化学成分这么多，更无法一个一个地控制其含量，调节其比例，更无法预测各个化学成分之间，会在煎煮的时候相互作用，会产生多少新物质？显然，不是中医不需要物理化学，而是现在的物理化学太幼稚，根本无法解释中医的所以然。
难道因为你方舟子看不懂魔术，就要判魔术师“无中生有”？变魔术的人、学魔术的人都属于“伪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方舟子也未必看得懂，爱因斯坦在方舟子对面坐着，也极有可能会被当作“伪科学家”。
方舟子说：“为中医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一门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经验积累的结晶。虽然经验有时候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历史是否悠久也与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无关。有的科学学科（例如现代医学）的历史非常短暂，而有的非科学学科（例如算命、巫术、星相）的历史甚至比中医更悠久。事实上，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中医之所以相信虎骨、虎鞭、熊胆、犀角是良药，是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强壮引起的联想，所谓取象比类，类似感应巫术。水蛭会吸血，中医就让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够活血化瘀，蚯蚓（地龙）在土壤里钻来钻去，中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以生物的习性附会其死物的药效，这显然不是经验结晶，而是变相的感应巫术。”
科学不等于经验，但是科学绝不排斥经验，把经验与科学对立起来很危险。朱良春先生说：“所谓经验，就是把别人说的东西，拿来经过自己验证，是有效的，然后变成自己的认识，这才是经验。经验也就是经过验证的知识。”中医的很多经验，就是这样形成的，也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有什么不好呢？而很多据说是很科学的药品，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有的要了患者的性命，这值得自豪吗?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介绍说，敌敌畏的发明，曾经获了诺贝尔奖，但是日后发现这个“科学成果”，严重地危害生态环境，所以虽然全球严令禁止再生产敌敌畏，但是被破坏的生态何时得以恢复，还是难以预料的。《本草纲目》所说的方法固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既不会给患者造成医源性疾病，也有利于患者建立良好的信念，有利于自组织能力的恢复。中医使用虎骨、熊胆、犀角，绝对不像方舟子所说的是为了强壮、凶猛，更不是出于“巫术”的猜测，而是有大量临床依据的用药经验。当然，这些强壮、勇猛的动物，因为机械文明、批量掠夺的原因，迅速减少数量，甚至逐渐接近灭绝的危险，需要人们保护。中医药界完全遵循这一宗旨，积极寻找替代品，培养家养、驯养动物，以便治病救人，这就是与时俱进。靠水蛭（蚂蝗）吸血，曾经盛行于西方，西医比中医用得多，曾经是四体液学说治疗疾病的支柱疗法，中医现在还在使用这些动物药，完全是基于临床需要，而不是什么“巫术感应”，只不过在方舟子看来中医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归为巫术之中。
方舟子说：“没有科学的指导，宝贵的经验也很容易走偏。以抗疟良药青蒿素为例，它的研发是受到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验方的启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显然是一个验方，与中医的辨证论治、复方配伍的理论无关。后来的中医医书例如《本草纲目》虽然都有青蒿可截疟的记载，但是现代研究表明中医所说的那种芳香可食用的青蒿（香蒿）并不能治疟疾，青蒿素是从中医并不认为能截疟、辛臭不可食用的另一种植物臭蒿（黄花蒿）提取出来的。我们只能推测葛洪说的青蒿指的是臭蒿，被后来的中医家搞混了，所以现在往往就把臭蒿改叫青蒿了。”
方舟子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中医的独特贡献，在他的眼里不仅无功，反而有过，他经常这样看问题，也经常用这样的观点评论中医。谁说过黄花蒿是臭蒿，不可用呢？黄花蒿的叶不是青的吗？葛洪的记载，中医一直在用，而且“绞取汁”的煎服法也必须遵循，才可以“效专力宏”，单方一味而有效。否则入了煎剂，单靠青蒿就不灵了，必须多种中药配伍起来，而且治疗的机理，也从专门抑制疟原虫，改变为针对机体反应性。中医针灸可以截虐，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曾经大显神威，临床上也屡有报道，但其机理绝对不是用针灸刺杀疟原虫。
方舟子说：“为中医辩护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有效。但是有效性并不等于科学性。科学固然会有效，有效的却未必是科学。中国人大约在明朝的时候已发现通过种人痘能够预防天花，这应该是一种经验结晶，而且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医却把天花当成是小儿先天就有的藏在命门中的‘胎毒’，而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甚至在更安全、更有效的牛痘术于19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后，中医家也要来个‘中西医结合’，对种痘后的反应进行辨证施治，认为是‘脾经毒甚，血热违和’。在今天看来这种与有效的经验相结合的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何况，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中医的疗效，是因为相信自己曾经被中医治好过，而中医家也在医案中津津乐道如何巧治某个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不幸的是，患者的证言和医生的‘医案’并不被现代医学认为是疗效的证据。许多疾病都能自愈，在受到心理暗示时更是如此，患者的痊愈不一定是所接受的治疗导致的，因此某个患者被某个中医用某种疗法治好了病，并不能做为该中医医术高明、该疗法确实有效的证明。一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必须经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定的。现代医学是迟至上个世纪40年代才确立了这个原则，古人迷信名医医案本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一些‘中医泰斗’仍然拒绝接受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标准，碰巧‘治好’了某个疑难杂症就大肆吹嘘，没治好的病例则只字不提，连把自己的亲人治死了也不知反省，这和江湖医生有什么区别？”
我们奇怪的是，中医所有的好东西，到了方舟子的嘴里，都变了味儿，都成了可以毒死人的毒药，或者属于“可笑”的奇谈怪论。中医发明的人痘疫苗技术，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经过千百年的临床实践探索才发明出来的。在西方医学的思想体系里，很难会产生这样的学术成就，因为他们信奉的是隔离，是杜绝病人与健康人的直接接触，所以也就不可能把病人的疮痂，接种到健康人的身体上。所以这样的原始创新，一定会被“以毒攻毒”、“化毒为药”的中医创造出来，而不可能首先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可以参见笔者主编的《热病新论》，这本书2008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医学的“原始创新”，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其功甚伟”不容抹杀。
中医治疗向来依靠心理作用，讲求医患和谐、密切配合，而且是“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中医决不把病人当作化学药品的实验场，不过分看重药物的作用。中医认为一切治疗措施，都是为了病人恢复正气，恢复阴阳平衡、脏腑和谐，医生只不过是一个辅助手段，绝对不是病人主宰。恰如扁鹊那样，他们师徒救活了虢太子，“天下尽以为扁鹊能够生死人（让死人复生）”，扁鹊却说：“越人（扁鹊的名字）非能生死人，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才是中医的传统，是中医应该有的态度，假如有人败坏了这个传统，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医学的问题。
中医非常注重病人精神在疾病治疗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医认为“人是形神一体之人”，精神与肉体不可分离。中医绝对要依靠病人的自主意识的紧密配合，而不会为了排除“心理作用”，把药物与心理疗法对立起来，不会“分解病人”，让他（她）再去心理科挂一个号，也绝不会对他说：“你的病，是精神科的范围，我们只管这个器官的毛病，不管精神。”中医一定会把病人的形体与精神，统筹一体结合起来加以兼顾，所谓“千方百计”，一切的措施包括心理暗示，都是为了患者的健康。中医是“一揽子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而不是让病人在各个专科之间转来转去，就像一个误入医学丛林的“迷路者”。
方舟子说：“为中医辩护的人经常说，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个诉诸民族感情的证据根本不值一驳。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靠医术来维持，这证明不了其医术的科学性。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种几千年来也都在繁衍生息。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高于其他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又如，历代中医都认为女性受孕时间为月经净后六日内，还胡说什么单日受孕为男，双日受孕为女，而那段时间恰恰是女性最不容易受孕的‘安全期’，如果古代中国人为追求多子多福真按中医的指导择日‘敦伦’，反而是无意中在搞计划生育了。”
方舟子否定中医不遗余力，凡是能够陷害、栽赃的地方绝不会放过每一个机会。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摸索，有效预防和治疗了烈性传染病的危害，中医药对于SARS疫情控制、甲流防治、艾滋病救治的突出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医学、医生在疫病流行之中的作用，或者全民族的人均寿命，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完全是医学问题。古代有多少人，有经济能力，经常靠医药养生保健呢？毫无疑问，以中医药知识、方法作为寿亲养老的依靠，是广大民众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一个光荣传统。被毛泽东赞扬为“伟大宝库”的中医药，在方舟子眼里不仅“不值一提”，而且“莫须有”地认定“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方舟子鼓吹“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由三十岁）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肆意抹杀和否定中医的历史贡献，放大、拔高西医药作用，挑拨中西医之间的关系。
其实，人均寿命的提高，有现代西医的贡献，也有中医学作用。人类战胜传染病，靠的是预防接种和抗细菌、抗病毒药物。预防接种的免疫思想、免疫技术，源于中医学的原始创新，人痘疫苗技术是中医免疫思想哺育出来的科学成果，后来的牛痘疫苗疫苗是在中医人痘疫苗技术上的改良和再创新[ 见曹东义主编《热病新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细菌感染西药杀菌、抑菌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医药也有不俗的表现；抗病毒药研制很晚，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流行，比如乙脑、流行出血热、甲肝合并乙肝、艾滋病、SARS等，都有独特的优势，是人类的财富，不容肆意歪曲和抹杀。人均寿命的提高，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更与人们注重养生保健，提高抗病能力有关，这些方面中医药有大智慧，其作用不容低估。
中医与西医在历史上，都有过对于生育问题的错误观点，这并不奇怪，西方古代在人体生育问题上的各种猜想，也有许多荒谬的成分。奇怪的是，有的人借此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医。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尽管原因很多，中医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个历史事实不容否定，至今依靠中医“先调经，后种子安胎”而获得生育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也绝对不是“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按照方舟子“敦伦”的说法，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降生在中国的大地上。因为他的父母绝不是因为认识到“中医属于伪科学”，就“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地“敦伦”，才有了方舟子的降生。任意贬低或者抬高一种医学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做法，也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方舟子辩解说：“否定中医是科学，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中医理论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可以有人文价值，中医的某些经验疗法（特别是偏方、验方）也可能有其实用价值，值得现代医学去挖掘。所以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废医验药’，抛弃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的指导下检验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舟子竭尽全力批判中医，歪曲、否定中医的真实目的暴露出来了，他之所以丑化、摸黑中医，就是要推行“废医”的主张，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决定的发展传统医药的根本大法，把党和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取消，把一个高尚而合法的中医职业消灭。这就是他的目的，为此他不遗余力攻击中医，添油加醋地夸大中医的缺点，颠倒黑白地抹杀中医的成就，混淆视听地丑化中医形象。方舟子鼓吹的“废医验药”的危害性，下一节我们还要展开论述。
方舟子说：“我们也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有人声称中医是‘超科学’、‘人体科学’，未来科学的发展会证明其正确性云云，这和那些‘算命先生’、‘风水大师’宣称算命、风水是超越现代科学的‘预测科学’、‘环境科学’并无不同，不过是一厢情愿。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能否超出朴素的民族感情科学地看待中医，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素养的试金石。”
方舟子说对了一点，科学是发展的。科学的阵营越来越壮大，绝不会停止在简单物理化学的范围里裹足不前，未来的科学一定会超越当代的科学，“人体科学”也不是“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就已经完结了的。“算命先生”、“风水大师”也不是方舟子所能理解的。《易经》肯定与算命有联系，风水大师也一定要用阴阳学说，我们必须历史而客观地评价这种社会现象。古人靠《易经》预测战争、灾祸的应对方式，就是向不可知论、神命论的挑战，屈原《卜居》也不是迷信行为。相反，如果帝王决策一件事情，就凭着脑子一热就决断，或者像方舟子这样想当然地发泄爱憎感情，那个世界将会比用《易经》预测、占卜，要混乱得多，无序得多。如果“激情杀人”的罪犯，在作案之前先去咨询“算命先生”，可能十有八九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我国允许各种宗教自由存在，就是思想自由的一种体现。“风水先生”讲求的“天地人和谐”精神，也远比没有规划的乱建设好。当人们游览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的时候，肯定会被“风水先生”们设计的皇家陵园体现的天地人和谐精神所征服，这是一种美的创造，是体现中华文化文明的宝贵遗产。
科学史上不乏“否定之否定”的先例，以新、旧论中西医不是方舟子的发明，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历史陈迹。中医的历史悠久不是缺点，而是成熟的象征，也是具有广泛“普适性”的证明。SARS病毒第一次造访地球，中医药就有战胜它的利器，神舟飞船上天，中医药就可以预防太空病。中医并没有因为古老而被时代遗忘，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率先走出国门，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向世界各地。
方舟子说：“既然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废弃过时的、不科学的中医理论，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说，不宜再在医疗中使用中医理论，也没有必要试图去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其寻找科学基础——几十年的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但是，我们并不否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只要西医，废止中医”的观念，在方舟子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他扭扭捏捏、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大篇，才抛出来这个伪装了很多“科学外衣”的炮弹。他说中医是否科学是假，以“伪科学”为武器、为打手，为“科学的医学”西医“清君侧”，才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本来，经过百十年的认真识别，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医、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道路，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自主创新，将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领域。方舟子却处心积虑地要断其一翼，让中国只有西医，让中国人都吃西药。医药产品技术含量高，产业链很长，往往是中国人吃西药、用医疗器械的时候，西方的资本家在取得利润。方舟子这样做的背后，有没有西方资本的背景，我们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他这样不遗余力地取消中医，西方资本家心中的畅快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方舟子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他的错误主张也是很不得人心的。
发现一个生物蛋白、一个分子靶点，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假如在西医之外另建一个医疗体系，可以提供世人更多的医疗保健的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一个体系，那该是多么伟大发明创造啊，其中蕴含着多少诺贝尔奖也未可知。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多么需要中医药之类的原创科技体系啊，为什么念念不忘将其消灭呢？难道中医药时刻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吗？绝对不是。
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之中，经常会有新知识取代旧知识的情况，这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现象。如果一被“证伪”，就属于“伪科学”，那么整个一部科技史，就变成了“伪科学”的历史了。因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中心旋转，这个学说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所证伪、取代，现在看来，“日心说”也不正确，也被证伪了。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它的“中心”在哪里，现在还没有结论。我们不能据此宣布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都是“伪科学家”，一部天文学的历史都是伪科学的历史。
科学探索经常会有失败，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充满了坎坷，比如2003年中国疾控中心（CDC）对于SARS病毒的认识，就是一个既艰辛，又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是饱尝了失败的苦涩，却没有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根据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记者郑灵巧所采写的“破译病因之谜”的文章报道，2003年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虽然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洪涛先生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
就这样辛苦的工作，却错过了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尽管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我们现在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
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
“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相比之下，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正是中医介入SARS的治疗过程，才出现了小汤山人人服中药的局面，中医治疗的安全、有效，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 曹东义主编：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127-524页。]。
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著名科学家宋正海研究员发起签名运动，为的是“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并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此次恳请书的实名签名活动，是在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之后发起的，在2006年11月14日于网上发布，到30日结束，仅半个月就有150位签名，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职称（职务）的专家学者[ http://www.tdsrjz.org/20070203/2007020300.doc；http://www.wulou.cn/article/show.asp?id=83]。
宋正海先生指出：当前中华文化碰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仅指发生了要取消中医的这场闹剧，而本质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假借批判“伪科学”，实际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具有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妄图在中国实现全盘西化。更严重是这股势力内外呼应，气势汹汹，又掌握相当多的话语权，因而广大善良的人们茫然不知他们的根本目的，还以为他们真心干着反学术腐败的正义事业。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在这种严峻的大形势下，仍有这么多志士仁人亮明身份站出来为弘扬中华文化，护卫民族精神家园而齐声呐喊，这体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历史终会记住他们在国家陷入某种形式危亡时的疾呼。此次签名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希望更多关爱中华优秀文化，护卫民族精神家园的人士能团结起来，构筑起一条新的长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新的贡献。
宋先生说，“伪科学”一词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原本含义很明确就是指：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它确切的名称是学术不端行为。然而时至今日（十几年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海外反华势力和国内某些学霸）,原本他们背景不同、利益不同，现却殊途同归，假借批伪科学，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在科学界大搞“文字狱”。他们很多言行已经涉嫌人身迫害、名誉损害。而今更可恶的是他们将批“伪科学”的矛头集中指向汉字和中医：把汉字具有优越性的学术观点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对中医搞出了一个取消中医的所谓万人（实为138人）大签名的哗众取宠闹剧，给国家主管部门施加压力。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分分合合，人民倍受战乱之苦，其中更是经历了几次文化大浩劫，然而中华民族在磨难中却巍然屹立。她吸纳百家文化，有容乃大，更加熠熠生辉，其原由正是要归功于汉字和中医。汉字和中医正是传统文化最好依托，也是护卫中华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民族能不能长存，一个国家能否长久保持独立，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基于文化之上的人民。两者缺一不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越了学术争论，这让我们想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的《十条诫令》，其中提出对中国青少年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具体要求，“要利用所有的资源，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等（见金鑫、徐晓萍，《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美国智囊库兰德公司提出对华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34:12

勿以“废医验药”危害中医
方舟子说：“医学首先应该是科学，即使不完全是科学，也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不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应该废弃。但是我们并非就因此要把中医药全盘否定。在上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可能会摸索出某些安全有效的药物和疗法，值得去挖掘。但是经验虽然有时有效，却也很有限，含有许多以讹传讹和谬误，因此应该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是否安全和有效。只有走‘废医验药’的道路，中医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才会融入现代医学之中，变成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中医的贡献才会得到认可和保存。”
方舟子主张“废医验药”的目的，不在于“验药”，而是在于“废医”；它的危害也正是“废医”，而不是“验药”。因为，“验药”的工作，一百年以来一直在做，有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无奈和挫折。当然“验药”的途径不止一条，尽管中药化学分析、提纯、验证取得了很多成就，也产生了麻黄素、黄连素、葛根素、丹参酮、川芎嗪、青蒿素、联苯双脂等许多有关的新药，但是更多的“验药”，是对于中医药临床疗效的验证，其中的成就非常之多，可以说俯拾皆是、指不胜屈。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些成果，高兴地指出，中华民族要对世界有重大的贡献，我看中医药就是其中的一项。并且把“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批示，写到中央文件里，发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里，让各级党委重视中医药的整理提高，再三嘱咐“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中医药毫无研究，对于中医药成就视而不见的方舟子，竟然由此得出了“废医”的结论，他的主张的确是非常有害的，严重地干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澄清他借科学之名，危害科学之实的错误言行，更要看清他试图危害中医药事业的不良用心，而不能听之任之，放任其肆意传播泛滥于民间。
方舟子说：“‘废医验药’的主张要比历史上有人提出过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准确，因为‘存药’的提法会让人误以为凡是中药、传统疗法都可以不经验证地加以保留、使用。历史上虽然没有人明确地提出‘废医验药’的主张，但是有类似的思想，例如出身中医世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解释自己为何不信中医时，即指出是因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顺便指出，陈寅恪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因此不要以为不信中医、主张‘废医验药’就是在反对中国文化。”
方舟子为推行“废医验药”的错误主张，费尽心机，也牵扯出来很多无辜的人，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他这样东拉西扯，把战火烧到古今、四方，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后边一章里进一步深入分析，以便指出其谬误所在。
历史上的确有过“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追根溯源可能要追到俞樾的《废医论》那里去。俞樾先生因为家人屡屡因病而死，愤而提出“医虚、药虚”，要“废医废药”。后来，他发觉自己的主张有错误，就用实际行动纠正自己的失误，经常赠药、舍药，有时也为人们开方治病。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傅斯年、丁文江等文化名流，由于受当时机械唯物论和“西方文化先进论”的影响，都有过不当批评中医的错误言行，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病，不是哪一个人的具体责任。毕竟那是“中国人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代”，不值得把他们的错误观点做依据，更不应该别有用心地放大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利用他们的错误为自己的眼下利益作根据。如果想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请参阅下一章的内容，当然笔者2010年5月在中国中医出版社推出的《中医近现代史话》，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评说。
方舟子说：“‘废医验药’的主张也符合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一些国际、国外权威机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等，近年来都开始关注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的研究、利用，但是又都强调这类研究、利用必须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例如，2004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的新政策允许草药制剂用于临床时，可以不必知道其具体化学成分和药理，但是必须经过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第一种草药制剂（用绿茶提取物制成的药膏Veregen）在2006年获得FDA批准。”
方舟子的这个主张是错误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一百年来，科学界、化学界、医学界“都强调这类研究、利用必须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但是，“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是“还原论”指导下的方法，是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这样的方法无法解释中医药的有效与无效，更无法指导中医使用中药，所以是行不通的一条死路。因此，才有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等，近年来都开始关注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的研究、利用”，并且他们也知道“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还很幼稚，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进行“让步”，提出来“可以不必知道其具体化学成分和药理”。
试想，如果“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很容易就知道了中药的“具体化学成分和药理”，他们会让步吗？绝对不会。
“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定性、定量分析，为何可以很轻松地指导西药开发，却对中药“无能为力”呢？这与方法论有关。
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一定的研究方法；一定的研究方法，解决一定的具体问题。定性定量的分析化学是研究西药的金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西药都是单一化学成分的药物，每一位西药的分子结构、化学基团、活性物质都是结构清楚的化学物质，它们如何被人体吸收，在体内如何代谢，如何分布，半衰期多长，致死量多大，如何被人体分解、结合、排泄等，其“技术路线”都很清晰，这是西药的长处。但是，这是很不够的。
首先，世界上没有绝对纯洁的单质药物。我们看到各种“化学纯”、“分析纯”的试剂，几乎都是“混合物”，除了主要成分占绝大多数之外，还含有几十种微量的其他化学物质，而不是“只此一种，别无他物”的“单质”。“金无足赤”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并不是形容词。所谓的纯洁，是相比较而言，很难达到单质的境界。
理论上应该做的事情，现实生产过程未必能够做到。我们知道青霉素过敏曾经让很多人丧失了生命，因此发明了过敏试验加以补救。然而临床上很多人，在做过敏试验的时候是阴性的，但是治疗的过程之中却发生了过敏。也有的人，对于这个厂家生产的某一批青霉素可以接受，而同一个厂家、同一拨工人、按照同一个标准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却会发生过敏。因此，临床上只要在使用青霉素的过程之中更换药品的批次，就必须重新做皮试。也就是说，两个批次的青霉素会有物质组成上的不同。到底有多少不同？颇难说清，因为各种检测，都是检测主要成分含量达到了“质量控制标准”的要求，却不能让两个批次的青霉素完全一样，否则就用不着再做皮试了。也就说，尽管同一个车间的同一批工人，按照同样的GMP标准生产同一种西药，也无法使两个批次的青霉素完全一样。这就是客观世界的复杂性。
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人所共知。尽管中医也强调地道药材的重要性，但是并不绝对地强调“丝毫不差”，中医用药有很大的“灵活性”，有的人甚至因此诟病中医“随意性极强”。
即使是一种中药，其化学成分也要几十种以上。而且相同名称的一味中药，从用药植物的不同品种差异，到成色含量的影响，到不同收获季节、产地、加工炮制、调剂司药的准确性、煎煮时间的控制、文火武火的差异、不同配伍的影响等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难以控制的变数。中医药治疗疾病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能力，不是把病人当作化学反应的“试验台”，不是药物与人体“直接反应”。其实，西药对人体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必须依靠人体的自组织能力，只不过抗生素的杀菌作用，使人误以为药物把人体内的细菌全部消灭就是治病的真谛；误以为化学药物无所不能，人体只要接受化学药物的治疗，就会治愈所有的疾病。这是严重低估人体自组织能力的表现，也是盲目夸大化学药物作用，误导患者、制造医患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后面我们要在“疾病复杂，医学幼稚”一章里，进行深入分析，破除人们盲目崇拜化学药物的“现代迷信”。
用化学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确定一碗汤药里的每一种化学成分的组成，更无法准确说清楚其含量，至于不同化学成分之间的比例，就更难说清楚了。也就说，按照分析化学的单一组成理论，中药都是不合格的药品，几乎等于垃圾。所谓的植物药研究，就是从这许多成分里抽取单质，看看哪一种单质“可能有效”。
西药走的是单一化学成分的“靶点”用药的“技术路线”，中药的技术路线却是“群体组合效应”。西药研究就像研究一个球星的进球技术动作，突出的是一个技术要素；而中药的研究是整个球队的有机配合，讲求的是群体配合的整体战略。
西药讲求一对一的靶点，中药讲求药物与人体的互动配合。西药抗菌、杀病毒、阻断受体、激活受体、补充营养物质，都必须落到具体的物质结构上。中药针对的是人体的证候，是人体在疾病过程之中所出现的整体反应性，也就是“辨证论治”。西药的出发点是拯救机体，中药的出发点是促使机体自我调节能力的恢复。
中药发挥作用，不是医生开出处方就完成了。实际上司药抓药的过程，煎药人员煎药的过程，都是“制造药物”的后续过程，这期间要去掉“药渣”，中药饮片的绝大部分物质要被去掉，就像喝茶扔掉剩余的茶叶那样，中药饮片扔掉的比保留的物质多。当然，煎煮出来的汤药之中，很可能产生了中药饮片里所没有的新成分。到此也没有完全完成药物的最后环节，病人少喝一口，多喝一口中药汤，其在体内的化学过程就会不一样，这与病人服用西药的“整齐划一”，防止“质量偏倚”是不一样的。喝到体内的许多化学成分，有的被吸收进血液，有的在肠道继续分解，然后再吸收，也有的既不分解，也不合成，更不吸收，只是在肠道里做了一次体内旅行。
值得提出的是药物在“体内旅行”一趟，也不一定没有作用。因为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肠道里有许多寄生的、共生的微生物，每一种化学物质的短期、中期、长期存在，都改变了其生存环境，就如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一样，催化剂本身不发生反应，却能影响其他化学物质的反应过程。
还有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人体是分层次的，表征生命健康的指标非常多，一个一个分别检查，可能“只见树木，难见森林”。比如，一个老年慢性病患者，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在各个专家诊室里走一趟，就会检查出来许多毛病，甚至从头到脚全有不正常的检查结果。各位专家都很有“科学依据”地开出来几种药物，但是把各位专家开的药物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堪忍受的数量，全都吃下去就会中毒死亡；全不吃，看专家的意义就约等于零；任意吃药，看专家的意义也约等于零。这是西医受还原论指导的方法论错误所导致的，不是哪一个专家的责任。
主张“一药一针管”的西药用药标准，在肚子里开西药铺，让病人照单吃许多相互之间难以协调作用的药物，是西医难于克服的方法论缺陷。中药尽管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医使用中药的指导思想却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且是针对病人的整体反应性，而不是特意地针对某一靶点。
“一揽子解决”的中药，不仅针对病证的痛苦，而且必须兼顾人体的“升降出入”，兼顾一切表征生命的各项指标，比如病人的吃喝拉撒睡、气力精神心情、天气冷热晴湿，这些治疗思想在讲求靶点的西医看来，简直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着边际。然而事实上，这就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把病人的自组织能力调整好，就可以有效地治疗疾病，正所谓“磨刀不费打柴工”。
中医与西医认识疾病的方法不同，治疗疾病的指导思想、技术方法也是不同的，这就像是京剧与歌剧、足球与篮球、和尚与牧师的差别一样，评价方法应该各不相同，互相调换评价标准，就成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的局面，是完全行不通的方法。
方舟子主张的“必须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中药研究的思想，就是以单一化学组成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指导下的中药研究，这根本不可能揭示中医使用中药的秘密，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行不通而强行推行，就是在“验药”的招牌下，行“废医”之实。所以，他主张“验药”是假，“废医”才是真实目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34:49

莫用“中医骗子”嫁祸中医
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立此存照：中医骗子”。初看上去好像是在打假，其实他是在打中医。他在揭露造假的同时，把责任完全嫁祸到中医身上。
有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进行欺骗，伤害的是中医的形象和利益。
方舟子不打击坏人，不去纠这些骗子的责任，不维护中医作为“被害人”的利益，却把指责指向中医。这就像西施受到坏人的伤害一样，方舟子不是揭露坏人如何利用西施的弱点，如何不公平地欺负了西施。却大声斥责西施：你为什么不长得和东施一样？！你为什么总是被人欺负，而李逵、张飞却不被人欺负？！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叫做：“立此存照：爱告刁状的坏人西施”。
2003年2月，方舟子发布“中医骗子论”。把中医视为“骗子”，从“龙胆泻肝丸”事件开始，不断发表中医药不安全，甚至到处宣扬中药有毒、有害的错误言论。方舟子搜集、整理了很多有关“中药毒性材料”，制备了所谓“中药毒副作用备览”，把许多中药都列为“问题药品”。他说：“大部分中药的毒副作用因缺乏研究，至今不明”。可以设想，用化学成分的定性分析方法，含有复杂的中药，都有可能被方舟子判为“问题药品”。农产品之中往往有农药、化肥、激素的残留，各种食品都不是无菌的，而是“大肠杆菌不超标”，如果按方舟子的逻辑，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毒品，都需要抛弃。
方舟子说：“毒副作用与一般的副作用不同，是指用药后能导致器官损害、机体功能障碍，产生新的疾病，甚至导致死亡。”关键是这样的成分占多少，如何提取的，提取出来多少，中药配伍成方剂的时候，能煎出来多少，能否被病人吸收，都是“缺乏研究”的。就这一句“缺乏研究”，又成了他“验药”的根据，更是他主张废医的“充足理由”。
方舟子列举的“已知或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药材”有：马兜铃、关木通、天仙藤、青木香、广防己、汉中防己、细辛、追风藤、寻骨风、淮通、朱砂莲、三筒管、杜衡、管南香、南木香、藤香、背蛇生、假大薯、蝴蝶暗消、逼血雷、白金果榄、金耳环、乌金草等。可能与上述药材混用而搀杂马兜铃酸的药材：木通、苦木通、紫木通、白木通、川木通、预知子、木防己、铁线莲、威灵仙、香防己、白英、白毛藤、大青木香等。含有以上药材的中成药：龙胆泻肝丸、耳聋丸、八正丸（散）、纯阳正气丸、大黄清胃丸、当归四逆丸（汤）、导赤丸（散）、甘露消毒丹（丸）、排石颗粒、跌打丸、妇科分清丸、冠心苏合丸、苏合丸、辛荑丸、十香返生丸、济生桔核丸、止嗽化痰丸、八正合剂、小儿金丹片（丸）、分清五淋丸、安阳精制膏、辛夷丸、儿童清肺丸、九味羌活丸（颗粒、口服液）、川节茶调丸（散）、小儿咳喘颗粒、小青龙合剂（颗粒）。
含朱砂的中成药：一捻金、二十五味松石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十香返生丸、七珍丸（丹）、七厘散、万氏牛黄清心丸、小儿百寿丸、小儿至宝丸、小儿金丹片、小儿惊风散、小儿清热片、天王补心丸、牙痛一粒丸、牛黄千金散、牛黄抱龙丸、牛黄清心丸、牛黄镇惊丸、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散、红灵散、苏合香丸、医痫丸、补肾益脑片、局方至宝散、纯阳正气丸、抱龙丸、柏子养心丸、胃肠安丸、香苏正胃丸、保赤散、益元散、梅花点舌丸、琥珀抱龙丸、紫金锭、紫雪、暑症片、舒肝丸、痧药、避瘟散、人参再造丸、平肝舒络丸、再造丸、复方芦荟胶囊。
含雄黄的中成药：七珍丸、小儿化毒散、小儿至宝丸、小儿惊风散、小儿清热片、牙痛一粒丸、牛黄至宝丸、牛黄抱龙丸、牛黄消炎片、牛黄清心丸、牛黄解毒丸（片）、牛黄镇惊丸、六应丸、安宫牛黄丸（散）、红灵散、医痫丸、局方至宝散、阿魏化痞膏、纯阳正气丸、珠黄吹喉散、梅花点舌丸、紫金锭、暑症片、痧药。
含千里光的中成药：千柏鼻炎片、感冒消炎片、千喜片。
含柴胡的中成药：小柴胡片、小柴胡颗粒、柴胡口服液、柴胡舒肝丸、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午时茶颗粒、牛黄清心丸、气滞胃痛颗粒、龙胆泻肝丸、加味逍遥丸、护肝片、补中益气丸、乳疾灵颗粒、逍遥丸、消食退热糖浆、通乳颗粒、黄连羊肝丸、得生丸、清瘟解毒丸、舒肝和胃丸、感冒清热颗粒、鼻渊舒口服液、鼻窦炎口服液、平肝舒络丸、安坤赞育丸。
含板蓝根的中成药：板蓝根颗粒、二丁颗粒、儿童清肺丸、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儿感冒茶、小儿感冒颗粒、护肝片、利咽解毒颗粒、金嗓散结丸、复方鱼腥草片、健民咽喉片、羚羊清肺丸、清开灵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感冒退热颗粒、清开灵注射液。
含款冬花的中成药：川贝雪梨膏、止咳橘红口服液、止嗽化痰丸、橘红丸。
含蜈蚣的中成药：止痛化癥胶囊、中风回春丸、中风回春片、医痫丸、金蒲胶囊、狼疮丸、通心络胶囊。
含水蛭的中成药：大黄蜇虫丸、血栓心脉宁胶囊、通心络胶囊、清脑降压片、化癥回生片。
含黄连素的中成药：复方黄连素片、黄连上清丸、黄连羊肝丸、一清颗粒、万氏牛黄清心丸、万应胶囊、万应锭、小儿化毒散、小儿清热片、木香槟榔丸、五福化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胶囊、牛黄千金散、左金丸、左金胶囊、石斛夜光丸、戊己丸、芎菊上清丸、当归龙荟丸、安宫牛黄丸（散）、导赤丸、妇科分清丸、芩连片、拨云退翳丸、参精止渴丸、驻车丸、枳实导滞丸、栀子金花丸、香连丸（片）、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桂龙咳喘宁胶囊、脏连丸、狼疮丸、消渴灵片、清胃黄连丸、葛根芩连丸、蛤蚧定喘丸、癃清片、人参再造丸、平肝舒络丸、再造丸、二妙丸、九圣散、三妙丸、大补阴丸、小儿肝炎颗粒、分清五淋丸、功劳去火片、生血丸、白带丸、如意金黄散、固经丸、知柏地黄丸、河车大造丸、健步丸、清肺抑火丸、颈复康颗粒、鼻炎片、三黄片。
含麻黄的中成药：儿童清肺丸、九分散、千柏鼻炎片、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小儿咳喘颗粒、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青龙合剂、小青龙颗粒、止喘灵注射液、止嗽定喘口服液、风湿马钱片、风湿骨痛胶囊、风寒咳嗽颗粒、防风通圣丸、宝咳宁颗粒、复方川贝精片、急支糖浆、洋参保肺丸、祛风舒筋丸、通宣理肺丸、清肺消炎丸、蛤蚧定喘丸、舒筋丸、痧药、疏风定痛丸、鼻炎片、镇咳宁糖浆、鹭鸶咯丸、人参再造丸、再造丸。
含何首乌的中成药：乙肝宁颗粒、七宝美髯颗粒、儿康宁糖浆、三宝胶囊、天麻首乌片、心通口服液、再造生血片、血脂宁丸、血脂灵片、产复康颗粒、安神补脑液、安神胶囊、更年安片、龟鹿补肾丸、养血生发胶囊、首乌丸、脂脉康胶囊、益气养血口服液、人参再造丸、平肝舒络丸、再造丸。
含大黄的中成药：一捻金、一清颗粒、十一味能消丸、十香止痛丸、十滴水、十滴水软胶囊、八正合剂、三黄片、大黄清胃丸、大黄蜇虫丸、小儿化毒散、小儿化食丸、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小儿清热片、木香槟榔丸、止痛紫金丸、止嗽化痰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胶囊、牛黄至宝丸、牛黄消炎片、牛黄解毒丸（片）、分清五淋丸、六味安消散、当归龙荟丸、竹沥达痰丸、防风通圣丸、如意金黄散、妇科通经丸、利咽解毒颗粒、利胆排石片、金蒲胶囊、参精止渴丸（降糖丸）、导赤丸、枳实导滞丸、栀子金花丸、胃肠安丸、胆宁片、柴胡舒肝丸、脂脉康胶囊、狼疮丸、消食退热糖浆、黄氏响声丸、黄连上清丸、麻仁丸、麻仁润肠丸、痔康片、羚羊清肺丸、清宁丸、清肺抑火丸、清淋颗粒、跌打活血散、痧药、槟榔四消丸、礞石痰丸、蠲哮片、人参再造丸、化癥回生片、再造丸。
含泽泻的中成药：七味都气丸、三宝胶囊、山菊降压片（山楂降压片）、五苓散、分清五淋丸、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颗粒、龙胆泻肝丸、归芍地黄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耳聋左慈丸、血脂灵片、麦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更年安片、启脾丸、补肾固齿丸、明目地黄丸、知柏地黄丸、金嗓散结丸、参茸固本片、枳实导滞丸、前列舒丸、济生肾气丸、桂附地黄丸、消栓通络片、消栓通络胶囊、锁阳固精丸、癃清片、安坤赞育丸。
含益母草的中成药：八宝坤顺丸、女金丸、加味生化颗粒、再造生血片、产复康颗粒、参茸白凤丸、得生丸、痛经丸、化癥回生片。
含延胡索的中成药：九气拈痛丸、女金丸、元胡止痛片、止痛化癥胶囊、少腹逐瘀丸、气滞胃痛颗粒、仲景胃灵丸、伤痛宁片、壮骨伸筋胶囊、安中片、安胃片、妇宝颗粒、妇科十味片、妇科调经片、肠胃宁片、金蒲胶囊、参茸白凤丸、茴香橘核丸、胃康灵胶囊、胃舒宁颗粒、舒肝丸、猴头健胃灵胶囊、痛经丸、痛经宝颗粒、化癥回生片、平肝舒络丸、安坤赞育丸。
含槟榔的中成药：一捻金、九气拈痛丸、大黄清胃丸、山楂化滞丸、小儿至宝丸、开胸顺气丸、木香分气丸、木香槟榔丸、化积口服液、四正丸、利胆排石片、国公酒、金嗓利咽丸、肥儿丸、茴香橘核丸、柴胡舒肝丸、消食退热糖浆、消瘿丸、舒肝和胃丸、槟榔四消丸、蠲哮片。
含厚朴的中成药：十香止痛丸、开胸顺气丸、木香分气丸、午时茶颗粒、六合定中丸、四正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如意金黄散、利胆排石片、抱龙丸、国公酒、金嗓利咽丸、胃肠安丸、香苏正胃丸、香砂养胃丸、保济丸、柴胡舒肝丸、消食退热糖浆、麻仁丸、清宁丸、舒肝丸、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软胶囊、平肝舒络丸。
含胖大海的中成药：金果含片、健民咽喉片、黄氏响声丸、清喉利咽颗粒。
含天花粉的中成药：儿童清肺丸、小儿化毒散、牛黄消炎片、导赤丸、如意金黄散、利咽解毒颗粒、拨云退翳丸、乳癖消片、宝咳宁颗粒、栀子金花丸、保济丸、消渴灵片、通乳颗粒、羚羊清肺丸、清肺抑火丸、清胃黄连丸、清音丸、清瘟解毒丸、解肌宁嗽丸、鹭鸶咯丸。
含牵牛子的中成药：一捻金、大黄清胃丸、山楂化滞丸、小儿化食丸、开胸顺气丸、木香槟榔丸、槟榔四消丸。
含穿山甲的中成药：妇科通经丸、金蒲胶囊、茴香橘核丸、通乳颗粒、再造丸。
含石菖蒲、八角茴香、桂皮、花椒、蜂头茶、七荆介的中成药：儿童清肺丸、天王补心丸、安神补心丸、辛芩颗粒、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茴香橘核丸、锁阳固精丸、复方甘草片、拨云退翳丸、化癥回生片。
含川楝子的中成药：乙肝宁颗粒、三子散、止痛化癥胶囊、阴虚胃痛颗粒、妇宝颗粒、乳块消片、茴香橘核丸、舒肝丸。
含补骨脂的中成药：七宝美髯颗粒、千金止带丸、四神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再造生血片、壮骨关节丸、肠胃宁片、补肾益脑片、青娥丸、国公酒、固本咳喘片、茴香橘核丸、首乌丸、蚕蛾公补片、荷丹片、益肾灵颗粒、锁阳固精丸、强阳保肾丸、安坤赞育丸。
含艾叶的中成药：艾附暖宫丸、加味生化颗粒、妇科通经丸、参茸保胎丸、化癥回生片、安坤赞育丸。
含苍耳子的中成药：辛芩颗粒、通窍鼻炎片、鼻炎片、鼻渊舒口服液、鼻窦炎口服液。
含丁香的中成药：二十五味松石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十六味冬青丸、十香止痛丸、十香返生丸、七味广枣丸、八味檀香散、木香分气丸、止痛紫金丸、六应丸、妙济丸、纯阳正气丸、洁白丸、紫雪、痧药、避瘟散、人参再造丸、中华跌打丸、化癥回生片、平肝舒络丸、再造丸。
含肉桂的中成药：十六味冬青丸、十全大补丸、十滴水、十滴水软胶囊、七味葡萄散、人参养荣丸、女金丸、五苓散、五味清浊散、止痛化癥胶囊、牛黄清心丸、艾附暖宫丸、仲景胃灵丸、补肾固齿丸、纯阳正气丸、茴香橘核丸、柏子养心丸、复方皂矾丸、济生肾气丸、桂附地黄丸、桂附理中丸、痛经丸、痛经宝颗粒、强阳保肾丸、麝香保心丸、人参再造丸、化癥回生片、平肝舒络丸、再造丸。
含巴豆的中成药：七珍丸、妇科通经丸、胃肠安丸、保赤散。
含独活的中成药：天麻丸、壮骨关节丸、抱龙丸、国公酒、祛风止痛片、舒筋丸、舒筋活络酒、疏风定痛丸、中华跌打丸。
含北豆根、番泻叶、虎杖、大戟、金樱根、千斤拔、苦参、昆明山海棠、芦荟、千年健、使君子的中成药：北豆根片、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青果丸、荷丹片、胆宁片、热炎宁颗粒、控涎丸、三金片、妇科千金片、四味土木香散、金蒲胶囊、清肺抑火丸、雅叫哈顿散、昆明山海棠片、当归龙荟丸、舒筋丸、疏风定痛丸、化积口服液、肥儿丸、疳积散。
含海马、红娘子、生蜂蜜、鱼胆、猪胆的中成药：复方皂矾丸、护肝片、胆乐胶囊、脑立清丸、藿胆丸。
含洋金花的中成药：止喘灵注射液、壮骨伸筋胶囊。
含马钱子的中成药：马钱子粉、马钱子散、九分散、风湿马钱片、舒筋丸、疏风定痛丸。
含川乌、草乌的中成药：小活络丸、木瓜丸、风湿骨痛胶囊、骨刺消痛片、祛风舒筋丸、中华跌打丸、二十五味珊瑚丸、三七伤药片、小金丸、五味麝香丸、祛风止痛片。
含全蝎的中成药：七珍丸、小儿至宝丸、小儿惊风散、止痛化癥胶囊、中风回春丸、牛黄千金散、牛黄抱龙丸、牛黄镇惊丸、风湿马钱片、医痫丸、通心络胶囊、人参再造丸、再造丸。
含硝石的中成药：红灵散、纯阳正气丸、紫雪。
含善慈姑的中成药：金蒲胶囊、紫金锭。
含黄药子的中成药：金蒲胶囊。
含火麻仁的中成药：麻仁丸、麻仁润肠丸。
含附子的中成药：天麻丸、四逆汤、附子理中丸、前列舒丸、济生肾气丸、桂附地黄丸、益肾灵颗粒、人参再造丸、再造丸。
含蟾酥的中成药：牙痛一粒丸、牛黄消炎片、六应丸、血栓心脉宁胶囊、灵宝护心丹、金蒲胶囊、梅花点舌丸、痧药、麝香保心丸。
含薏苡仁的中成药：儿康宁糖浆、参苓白术散、骨刺消痛片、保济丸、前列舒丸。
在方舟子的眼里，上述中药、中成药都是不能再用的药品、药物，还有许多药物也被方舟子列为不可用的有毒药，如矮地茶、八角枫（华木瓜）、荜橙茄、白头翁、臭梧桐、丢了棒（五味藤）、鬼臼、含羞草、夹竹桃、腊梅根、六轴子、松节、土贝母、土荆芥、土牛膝、望江南子、相思子、萱草根、油桐子、芫花、皂角剌（皂荚）、钻地风、雷公藤、野百合等等。
所有这些临床上十分常用，疗效明显的中成药，在方舟子的眼里，都不能再使用了。中医面对无药可用的境地，即使不再“废医”，中医也自然而然地废止了。
在方舟子看来，中华饮食里不仅小麦、大米、白面含着有毒成分的农药，而且常用的香料如肉桂、大茴香、丁香、薏苡仁等等，也是有毒的，据他说“薏苡仁能使胸腺萎缩”；肉桂“过量使用可能会对肾脏有毒，并能引起血尿”；丁香“有肾毒性，可导致肾脏损害”。这样看来，中华饮食里许多食品也是吃不得了，否则有肝肾损害、导致癌症的危险。
方舟子戴着有色眼镜，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中医药就是不顺眼。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多有益而无害的，过分的阳光可以让人得皮肤癌，过量的氧气可以让婴儿失明，维生素可以中毒，淀粉可以让人得糖尿病，脂肪可以让人血脂升高，蛋白质可以诱发肝昏迷，引发痛风、肾损害，盐可以引起高血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害的、有毒的。
中医对于药和毒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有一个长达几千年的验证过程。在中医的“元典”里，以及后世的中药学著作里，从来就没有说过“中药无毒”，而是恰恰相反，中医历来主张“药就是毒”，要慎用药物。不仅如此，一切看似有用的好东西，只要过分了，就变成了对身体不利的“毒物”，各种自然物质只要太过，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就会变成产生疾病的病因。病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属于“毒”。毒就是有害，害和利可以互相转化，没有绝对的毒，也没有绝对的利。因此，中医能够驾驭有毒性的植物，使它“有毒无害”，并且利用其毒进行治疗，也就是“化毒为药”。其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而不是诡辩。
中医认为，药就是毒，应该慎用药物。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古人用“毒”来说明药性，《周礼·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文中将毒与药并称，把二者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关系。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段经文中，也是毒与药并称。联系上下文来看，东方治病用砭石，南方治病施九针，北方治病常用艾灸，中原治疗多用导引按摩。这样说来，西方治病尽管经常使用“毒药”，也是毒与药不分，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有区别的话，勉强可以解释为毒是猛烈的意思，“毒药”也就是药性猛烈的药物。
《素问·移精变气论》有一段讨论“毒药”起源的论述，可以为上述“毒药不分”的观点作注解。“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己。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
文中说上古的时候，治病不需要毒药，当时还没有“神农尝百草，也就没有用药的经验，只有通过自我保健锻炼、心理调整，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后来，这些措施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要了，通过神农尝百草式的用药经验积累，就发明了“毒药”治病的方法。在这个用药物治疗的早期阶段，由于服药经常中毒，所以“毒药”并称，也是毒与药难以分辨的早期阶段。古人这样“毒药并称”，暗含着慎用药物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使用药物。
《内经》中“毒药不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毒药无治，短针无取。”“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刺灸砭石，毒药所主。”“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其于毒药何如？”等等，都是不加别白地把“毒”与“药”等同看待，说明了古人对于药物的慎重态度。
《论语》记载了孔夫子对于服用药物的慎重态度，他收到季康子赠送的“保健药”的时候，真诚而慎重地说：“丘未达，不敢尝。”因为那时，尽管服用某些药物，也许会有《神农本草经》所说的“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是用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服药不成反成毒”，伤害身体，有碍生命。
中医认为，药气太盛，伤害了人体即是毒。
药有两面性，是一柄双刃剑，有可能伤人，也有可能利人、救人，就看人们是如何使用的。勇于探索的人，代不乏人；敢于服药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实践的深入，用药的经验和理论逐渐丰富起来，绝大多数人服药之后，不仅祛除了疾病的痛苦，而且达到了健壮体魄，安定神志，愉悦精神，美颜色，益气力的美好境地。因此，“毒药并称”的局面逐渐发生了改变，“毒性”在淡化，“药性”在强化。因为人们在实践之中，掌握了规律，可以控制药物的毒副作用，“化毒为药”、“化害为利”成了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独特贡献。
当然，中医学在奉献的过程之中，积极地吸收了大量前人、民间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人体试验”总结之后的“科研成果”。毫无疑问，这种实验风险极大，代价很高，因此也就更加可贵。很多人“密不外传”，或者“传男不传女”，或者“非其人不教，非其真勿授。”得到了这种宝贵的用药经验，就要“著之玉版，藏之金匮”。
《素问·示从容论》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面对虚证，为何要用“毒药”？这是黄帝君臣认真讨论的历史场景。
《素问·五常致大论》说：“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根据可能的危害性，把药物划分成大毒、小毒，岐伯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的实践经验。
把药物划分成有毒与无毒、大毒与小毒，不知要经历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也不知道多少医生、病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肯定是一种进步。《神农本草经》积极吸收这个成果，把365种药物按照这个思想进行归类，并作为一种法则，一直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几千年。
砒霜有毒，尽人皆知。然而，在今天医学家的手里，借鉴古人经验，已经把砒霜的有毒成分砷，用于治疗白血病。这就是“古为今用”的一大成果，与古人“化毒为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毒与药的关系里，其相互转化的关键，是对于人体的利与害。对人体有害的，就是毒；对于人体有利的，就是药。当药物的有利作用转化为有害的时候，药就变成了毒；当毒物被人们利用而有利的时候，毒就变成了药。维生素、氧气、水、盐、食品，这些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一旦过了量，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时候，也是毒。细菌、病毒、有害的重金属等等，它们也不是绝对有害的东西，一旦它们成为疫苗，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的时候，它们也就变成了药。
中医在古代发明的人痘疫苗，就是在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哺育出来的药，是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伟大原始创新。假如没有毒可以转化为药的思想，我们就不可理解古人把病人的脓疱痂皮，接种在健康人身上的行为动机。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攻击中医不人道。
中医认为，自然界的六气太过，就会变成六淫，六淫太过则成毒。
毒是一种危害人体的因素，因此凡是危害人体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毒；根据危害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毒性。
风是自然界里最为普遍的客观存在，《易经》里就用巽来代表风，代表春天，也就是代表万物的生机。张仲景说：“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害万物的风，肯定是太过分的风；太过分的风，就是属于六淫的风。“淫”就是太过分；太过分，就是邪，就是害。《左传》中，医和所说的“天生六气，淫生六疾”，就说明了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都可以因为太过分，而变成致病的六淫。
《素问·生气通天论》：“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风气是古人很早就观察到的自然力，因此对于风的研究和认识，也就形成得早，看得深刻。善于养生的人，不会受风气的伤害，无论冬天里的寒风，还是夏天里的热风，都不会伤害健康人。甲骨文里，“祸风有疾”的记载很多见，写上日期的“祸风有疾”，都在冬天。甲骨文里，把“杞侯热病”的病因，归结为风邪引起的，可见其认识甚早。
《素问·征四失论》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文中把“或伤于毒”当作致病的四大因素之一，可见毒邪的致病作用，已经引起了古人的高度重视。
颈部、腋下产生了一串一串的结节，古人称之为瘰疬。当瘰疬引起恶寒发热的时候，他们追索这种疾病的原因，就归结为毒气留结于脉而引发本病。所以《灵枢·寒热》说：“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通过脉象的判断，也可以诊察出来体内有无毒气。《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
对于六气太甚产生的毒气，《素问·五常政大论》论述得最系统：“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知。”文中提出来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的概念，不仅是“五毒俱全”，而且指明了“五毒”都是从自然界的寒热燥湿气候转化而来。
对于六气转化而来的“五毒”的治疗方法，文中提出：“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由此不难看出，治疗“五毒”，不仅可以使用针刺，在经脉上下内外取穴治疗，而且可以用药物调治。调治的原则，是用气味比较足的药物，治疗五毒较甚的病情；而气味比较淡薄的药物，只能用来治疗五毒比较轻浅的病证。
中医深入研究毒害，由此延伸出预防疾病的思想。
既然五毒是由六淫转化而来，那么，避免毒气的伤害，也就是避免过分暴露于六气、六淫之中。《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这是一般的避免六淫的伤害。同样的道理，传染病的传播，也是由邪气引起来的，也需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论语》里记载“伯牛有疾”。孔夫子作为他的老师希望前去探望，又怕被他的疾病所传染，就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窗户里看看。事到临头，孔夫子不仅看见了他的学生伯牛，而且还“执其手”，感慨地说“斯人也，而有斯疾！”古人为了预防疾病，因此建立了“疫室”，进行隔离，以防传染。
《素问·刺法论》说：“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古人要“避其毒气”，自然不会主动地接近病人，不是“无知者无畏”地蛮干，而是要积极预防。“避其毒气”是一种措施，服用药物预防也是一种措施，制作疫苗更是一个伟大创新。
然而，疫病来临之际，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死城：患传染病的人，要么死亡之后被人们抬出来，要么自己康复之后走出来，其他的人是不要进去的。中国的中医要进入病患之家进行治疗，中国的患者家属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也要进入“疫室”关心患者。怎么办呢？有什么措施可以预防？
《素问·刺法论》说：“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显然这种思想上的准备动作，是一种精神准备，也是与气功导引一样的一种做法。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有了“五气护身”的思想准备，再加上一些呼吸吐纳的健身措施，一些服药预防的避毒方法，中医医生们、患者家属们，终于可以进入“疫室”了。整个的过程之中，尽管有一些措施，是那样原始，是那样有些欠妥当，但是他们都是积极应对，都属于主动探索，因此是可贵的，是值得尊敬的。由他们积累出来成果，像发明人痘疫苗那样的世界奇迹，也不足为怪。
既然用毒药可以治疗疾病，那么治疗过程也可以简称为毒之。
辩证地说，既然药物就是毒物，药物的治疗过程，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那么，“毒”也就可以代指“治疗”。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妇人重身，毒之何如？”“重身”就是怀孕。对于孕妇，我们现在强调尽量不用药，以免药物引起对于胎儿的伤害。古人更是不把药物推荐给孕妇，《内经》把对孕妇的治疗说成是“毒之何如”，可见古人对于孕妇用药是格外小心的。
智慧的医师岐伯，并没有说孕妇绝对不能用药，而是说“有故无损，亦无殒也。”只要病情需要，就可以使用药物。精明的黄帝也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主，一定要刨根问底：“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不敢隐瞒不告，就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内经》对于毒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也是很深入的，因此，黄帝与岐伯讨论了多次。《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中医所使用的武器，针刺可以伤人，因此要讲求针道；药物有毒性的一面，所以要深入研究、不断体验。逐渐地，人们在实践之中发现，配伍起来的复方，其中的有毒性的药物可以减缓毒性，可以避免副作用，可以增加治疗作用。也就是说，按照一定原则组合起来的“组合效应”，远远地胜过了使用单味药的“个体疗效”，为安全有效使用药物开辟了一条道路。无论是“制之”小与大，都有君与臣，是一个有序的组合，而不是随意的“鸡尾酒”疗法。有序的组合，就能“整体涌现”出来新的效应，不是“简单加合效应”。所以，中医学“有实无名”地最先运用了“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安全有效、高效地解决了很多临床复杂问题。甚至直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还远望着中医学的背影，既看不明白其诊疗过程的道理，更无法把它最为一个普遍可行的技术方案加以推广。比如，中医对于SARS的良好疗效，中医对于艾滋病复杂病情的控制，都不是还原论方法能够研究明白的。
中医把“以毒治病”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难免引起人们的误解，甚至会被当做糟粕。比如《灵枢·官能》说：“雷公问于黄帝曰：《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
上面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人施教，扬长避短，有关中医学术的传承，不会引起误解。但是下面的一些话，有的就很容易让一些人诟病。“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复生如故也。”
中医也是人，是人就有不同的性格、禀赋，而不是千人一面。有些人相貌使人生畏，也有些人出口、出手伤人，这些人不做其他职业，偏偏要做医生。怎么办？“分科执业”，有的中医学子就被分派到了“咒由科”，爱辩论、好伤人如方舟子者，如果在那个时代学医，也应该是这个科室的人才；有的则进了“按摩科”。这其中绝没有高低贵贱的“歧视”意味，而是量才使用“各得其能”。
值得提出的是，古人判定“手毒”，不是想当然的决定，还可以实验验证，有数据，有标准。假如你用手按乌龟，50天就把它按死了，难道不是“手毒”吗？假如你充满爱心，爱护一切生命，即使不是乌龟那样外壳坚强的动物，你按它50天、100天也不会让它死亡，而是极有可能你成了它的朋友，它天天盼着你来给它按摩，它快乐地活着。这样的手，《内经》说是“手甘者”，用这样的手对待病人，就是一双回春的妙手，不仅是甘，更是一种爱。
治疗是痛苦的，古人甚至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毒之”。如果能够把治疗的痛苦，转化为一种享受，就是把毒转换成了一种甜药。这也是中医善于“化毒为药”的大智慧之所在。
中医克毒制胜的智慧，回答了“毒向何处去”的问题。
面对毒气危害，中医主张隐匿潜藏，避其锐气。
中医认为“六淫太过即是毒”，因此《内经》有寒毒、热毒、湿毒等称谓。对于六气过盛变为六淫的危害，古人主张要主动避免，而不是无畏地暴露于其毒害之中。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避免虚邪贼风的伤害，是自古相传的防病之道，所以岐伯说这是上古圣人都重视的问题。
《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文中所提“谨候”虚风，可以看出圣人的谨慎态度；每天“日避”虚邪，则反映了其不敢松懈的精神状态。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引用《阴阳大论》说：“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因为寒气暗藏杀机，所以有修养的君子，就要隐匿潜藏，避其锐气。
在积极避免毒邪伤害方面，古人发明了隔离病人的措施，比如设立“疫室”，使病人与健康人群尽量少接触。孔子探望伯牛的时候不入其室，就有这层预防的意思。明确提到“疫室”设置的文献，见于《素问·刺法论》。
面对毒害的时候，中医强调，首先要健体强身，然后可以迎击毒气。
人是重感情的，有的时候不能像孔夫子那样，只在窗口探望，而必须“进入疫室”，或照顾患者，或治疗病人，必须密切接触。这时应该怎么办？《素问·刺法论》提出来，首先要在思想上不怕邪毒，要相信自己的正气能够抗击邪毒。因此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文中把“正气存内”与“避其毒气”并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看待。篇中还提出来，用药浴和内服小金丹的方法，来避免邪毒的侵害，以达到“无疫干”的境界。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把阴精与阳气一样看作是正气的一部分，而且“藏精”是卫护身体、避免外邪伤害的基础。《素问·金匮真言论》更明确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本来《素问》的作者主张“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而在这里却提出来“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藏精”的重要性。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辟温》一节，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有洗浴、熏蒸的方法，有健身运动的方法，也有很多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佩戴香囊、药囊，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比如他在“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的使用方法中，提到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另外一首“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不仅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有很深认识，而且对于服用药物增强抵抗力、预防传染病，也有很深的研究。
中医认为，可以解毒排毒，给毒以出路。
现代医学强调杀菌消毒，主张消灭病原。中医学面对毒邪伤害的应对措施，与此有所不同。中医除了积极预防之外，就是主张转化，把有害物质的毒性降低，称为解毒。毒性降低的过程，就是转化的克制的过程。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用药物的偏性、毒性，战胜外来邪毒对人体的危害。同样的道理，对于“热淫于内”，“湿淫于内”，“火淫于内”，“燥淫于内”，“寒淫于内”的各种毒害，都有相应的应对策略：既不可太过，也不能不足，以适中为度。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是用药物的偏性、毒性治疗疾病的大原则，要做到中病即止，不要“过度医疗”而损伤正气。
孙思邈说：“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疫毒之气产生于自然界，就可用自然界的物质制约它，这个过程叫“以道御之”；即使是“瘴疠”毒邪，也可以用药物防备它的危害。后人根据毒邪的性质，而形成了散寒解毒、利湿解毒、清热解毒种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无论是“毒从外来”，还是“毒从内生”，都可以用药物制约、抵抗其毒害，也可以因势利导，把邪毒排出体外，比如使用汗法、吐法、泻法、利尿法排出毒邪。可单用一法，也可联合数法，使进入体内不同部位的毒邪，排泄出去，使其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减轻，或者完全消除，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排毒法。
中医治疗的时候，可以化毒为药，因势利导。
《神农本草经》是记载中医驾驭中药，减毒增效最早的专门著作，后世一直遵循其中提出来的配伍原则，有相须、相使、相杀、相恶种种不同。后来的医学家逐渐积累经验，不但增加了很多味有毒、无毒的药物，而且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炮制理论和丰富的炮制技术，如《雷公炮制论》就是一部代表作。
有了这些组方、炮制经验，古人探索的足迹并没有停止，金元时期的张元素、王好古等人，又发明了“引经报使”学说。也就是在方子里，增加一些针对某个经脉的药物，然后改变整个方剂的作用方向，使组合效应的“大方向”，有了“制导系统”的方向盘，让药物改变其固有的作用趋势，按照医疗的需要“直达病所”，可以减少用药，提高疗效。
对于进入人体的邪毒，是否可以“提取毒素”，成为防治疾病的有用之物呢？善于“化毒为药”的中医，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比如，天花人痘疫苗的创制成功，就说明了古人克毒制胜的巨大智慧。
我国古代医籍上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始于晋代葛洪（公元281-342年）的《肘後备急方》，书中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书中这样写道：“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这个引起人体发病的毒气是如何产生的？葛洪加以考证，认为是“（东汉）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认为此病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经过中医与天花近千年的斗争，人们在中医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在“化毒为药”的实践经验启发下，逐渐创造出来“人痘疫苗”。公元1695年张璐的《医通》中记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法，并记述种痘法“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种痘术后，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
朱奕梁《种痘心法》进一步指出：“良由苗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练，则为‘熟苗’。”这种通过连续接种，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是现代科学原理的先声。
人痘疫苗是一个伟大原始创新，它是人类消灭传染病的最主要武器。琴纳牛痘疫苗的技术改良、巴斯德的进一步集成创新，终于发展成为涵盖许多传染病预防的常用技术，中医学的原始创新凝聚着艰辛地探索和巨大的智慧。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35:24

“睁着眼摸象”危害大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在2003、2006年以来，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持“废除中医”观点的人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经不起推敲，临床疗效不具有说服力，他们的质疑主要表现为：
首先，有些人怀疑、批判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反对者认为这种理论难以找到实验与解剖学的证据。何祚庥称中医理论是玄学、阴阳五行属于伪科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功耀说中医不明脏腑，“缺乏谈论人体的资格”，说中医理论“都是热昏了的胡话”、“是土匪黑话”。
方舟子曾撰文《经络究竟是什么东西？》，文章也是用解剖实证的方法评价中医的经络学说，他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如果误伤了神经、血管，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却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下刀时需要了解经络，不必担心他的刀会割断经络、会刺伤穴位。“经络据称对一根小小的毫针都会有反应，为何会对粗鲁的手术刀倒无动于衷？经络为什么不怕手术刀？合理的答案是所谓的经络并不存在。”
其次，反中医人士大力宣扬中药的药效是有问题的，是不存在的，有效可能属于心理暗示，或者属于患者“不治自愈”，并且极力宣扬中药无用而有害。张功耀说中医“装腔作势，欺骗患者”，“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他们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来，是因为其研究方法有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我曾经将这种独特色研究方法称为“张功耀现象”，并指出“要警惕张功耀现象由可怜走向可耻”。
张功耀本人对“张功耀现象”颇为自得，他在《我完全支持“张功耀现象”》里说：“一位网名X在一个中医网站上发表短贴，把学习中医的人反对中医概括为‘张功耀现象’。这个概括相当好，我完全支持！我早就听说过，中医学院的学生是最痛恨中医的。无奈一些‘铁杆中医’挡道，一再贻误他们的前程。我真心希望中医学院的学生们把‘张功耀现象’进行到底！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俞樾、余云岫、鲁迅、傅斯年那个时候好多了。科学基础、哲学基础、史学基础、对外开放程度、全世界的生态意识以及公民对人的理解和尊重，都大大超过了他们那个时候。这些都为我们充分表达‘告别中医中药’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创造了条件，尤其为我们讲清道理，奠定了科学和哲学的坚实基础。”
张功耀所说的“学中医的反中医”并不确切，而是不论是否学习中医，却坚定地反对中医，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医，这才是“张功耀现象”的实质。张功耀曾经自学中医，但是并未进入中医之门，对于中医的精髓根本不了解，就像一个登山者始终在山脚下转，并没有到达山顶，自然感受不到中医药令人神往的境界。方舟子也是这样，他用西医的观点看中医，对于中医的了解，只是外在的皮毛而已。何祚庥一听中医，就激起了自儿时以来的反感情绪，更不了解中医的精髓所在。但是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能找到中医可以攻击的“靶点”，上纲上线，不遗余力进行攻击，甚至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所以“张功耀现象”的实质，是变相的盲人摸象，因为他们不是盲人，是睁着眼摸象。
佛家经典《镜面王经》曾经记载过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是“盲人摸象”，因为盲人们生来从没有看见过象是什么样的动物，难怪他们所摸到腿的，摸到肚子的，摸到耳朵的，都以为自己了解大象是什么了，结果他们描述的大象形象都错了。但是他们还是各执一词，在王的面前争论不休。镜面王哈哈大笑地说：“盲人呀，盲人！你们又何必争论是非呢？你们仅仅看到了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对了吗？唉！你们没有看见过象的全身，自以为是得到了象的全貌，就好比没有听见过佛法的人，自以为获得了真理一样。”接着国王又问一般来参观的人说：“臣民们啊！专门去相信那些琐屑的浅薄的邪论，而不去研究切实的、整体的佛法真理，和那些盲人摸象，有什么两样呢？”这里所说的对于事物的片面认识，往往是由于当事者的认识局限或者缺陷，才形成的片面认识。假如，是一个明眼人观察大象，他会说大象是一个柱子、大象是一面墙吗？他如果这样说，那就是故意坚持自己的片面见解，是一个偏执的人。
据说有一个人，他坚持说土豆是树上长的，有人告诉他说土豆是土里长的，他偏不信，因此两个人用一头驴子打赌。可想而知，坚持土豆是树上长的人，自然会输掉了自己的驴子。然而事后有人问他：“现在请你告诉我，土豆是在哪里长出来的？”他仍然坚持说：“驴子虽然输掉了，但是土豆还是树上长的！”对于这样的人，道理很难讲通。
方舟子、张功耀评论中医，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并不是全面的评价中医学，而是只盯着中医学的某一方面，紧追不舍，深入钻研，并到处散发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就如同摸象的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肛门，然后下功夫，往里摸，往深处研究。然后告诉人们：“大象是什么？从头到尾都是粪便！臭臭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都是垃圾！”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来评价中医，他们与盲人摸象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视觉没有缺陷，是“睁着眼摸象法”。按说大象的粪便也是有益的肥料，可是方舟子、张功耀竟然找出“科学依据”，说大象的排泄物可以产生“温室气体”，危害环境，而且大象吃那么多绿色植物，危害生物多样性，所以得出结论说大象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方舟子说：“和所有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一样，我小时候也是看过中医、喝过中药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最后一次看中医的情形。那大概是我上高一的时候，不知为何发起了高烧。我那时候因为喜欢上了生物、医学，看了一些有关的科普书籍，知道中医所说完全没有生理解剖基础，毫无科学依据，已不相信中医了，对鲁迅有关中医的名言深以为然。”
在就医之前，方舟子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医治不了他的发烧，而应该请西医去化验，去做血培养；然后再做药物敏感试验，选择有针对性的抗菌素、抗病毒药，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如果找不到致病的微生物，或者培养不出致病的微生物，就应该等着科学进步，不然就是鲁迅说的“有意无意地”受欺骗，尽管骗他的人不是中医。
方舟子说：“父母自然是相信中医的，请来一位懂中医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邻居，对我进行了一番望闻问切，开了药方。等到药抓来、熬好了，我虽然有些抵触情绪，但在父母的劝说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它喝了下去——处于病痛中的人的意志总是比较薄弱的。”
方舟子的父母应该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不会欺骗自己的儿子，更不会害自己的儿子。他们所以找到“近邻”的中医进行治疗，尽管有方便的一面，更多的应该是经过多年交往了解，是互相信任的。
方舟子带着逆反心理，体验着中医治疗的过程，他说：“药的味道极浓极苦，服药后烧不仅没有退，还拉起了肚子，虽然只喝了一帖药，却让我拉了两、三天的肚子。从此我发誓绝不再尝试看中医、喝中药。”
中药的味道苦，是大家都知道的，中药不像西药那样往往有糖衣，甚至还形成一个成语“良药苦口”，这应该是中医的一个缺点。今后，中医也应该借用新技术，多做一些糖浆、糖衣片，少一些苦涩。中医退烧，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西药解热镇痛药快，但是往往不反跳。发烧的时候，通过清理肠道的积滞，也是常用的表里双解治法。不能认为拉肚子就是治错了，更不能认为暂时没有退烧就是没有效果。中医治疗发烧，往往需要借助人体的抗病能力，帮助人体在发烧的时候，聚集白细胞，产生抗体，在整体上提高免疫力，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不是立即退烧，然后又烧。当然，服中药之后立即退烧的病例也很多，但是由于缺乏沟通，方舟子从此不信任中医了。
方舟子说：“此后几年我处于‘废医存药’阶段，中医是没有再去看过了，但板蓝根冲剂、黄连素、感冒清之类的常见中成药（有的其实是添加了西药，例如感冒清）也还用的，因为虽然不信中医理论，但觉得中药做为经验结晶，应该还是有效和安全的。再往后，我连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彻底怀疑了，中成药也不吃了。”
方舟子又有了新认识，这种认识不是来源于事实，而是主观猜测。他靠着这点对于中医的接触、认识，就开始了批判中医的“事业”，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生物化学知识。
方舟子说：“书读得越多，学历越高，我对中医的否定、对中药的怀疑就越大。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而现代生物学与基础医学其实是一家，这就使得我对中医药的批评，带有了专业色彩。”
方舟子所说的专业色彩，就是化学分析的定性定量，这个方法在西药领域里是金科玉律，他以为中药也必须遵循定性定量分析，否则就不是科学。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到了研究、说明中药的时候就失灵了，无能为力了。这不是中药之中没有化学物质，也不是中药里的化学物质没有含量，而是中药里的化学物质太丰富，而且经常变化不定，其含量多少，也有许多变化难以被生物化学方法所控制。也就是说，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无法驾驭中药的化学成分，无法说明中药有效、无效。他因此心生怨恨，为什么中药不能“削足适履”，归入现代药理学的麾下？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只是评价一种化学物质在体内代谢的研究方法，无法衡量含有众多成分的中药。也就是说，是评价方法不合适、落后，而不是中药本身有什么重大错误。这就像以平价一棵树的标准，来评价一片森林，是不恰当的。紫杉醇是抗癌药，是从紫杉里边提取的，森林里也许有几颗紫杉树，也许没有，有紫杉树的的森林不等于“含量不纯”；没有紫杉树的森林，也不是毫无用处。
他说：“自从有中文互联网以来，有关中医优劣的争论就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反对中医的以学生物医学的留学生为主，支持中医的则以学其他专业的人士为主。我从来就不隐瞒我对中医的批评，是在网上比较活跃的、也是比较持续的中医批评者。在1998年，我已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2000年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开始关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后，很快就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矛头直指中医界的浮夸虚假。此后新语丝网站成为了华人世界中批评中医的最主要平台，目前已刊登了400多篇批评中医的文章。这些文章，特别是那些由中医学博士和临床医生撰写的批评文章，弥补了我的知识缺陷，给了我很多启发。2005年起我先后在《北京科技报》、《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开设每周一次的专栏，专栏文章不时地也有批评中医的内容，这大概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首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质疑中医的声音，挑战了‘中医神话’，一时让我成为中医界的众矢之的。”
方舟子反对中医，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但他不是靠着对于中医的深入了解，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与中医结了仇，叫了阵，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下去。没有理论和事实的依据，他就把一些人借中医名义进行欺骗的材料拿出来，不说中医是受害者，反而开辟“中医骗子”的专栏，继续败坏中医名誉。他的错误举止必然会经常遇到质疑的声音，然而他已经铁了心，碰了南墙也不回头。他要与中医斗争到底。
方舟子说：“经常见到的一种批评是说我不懂中医。其实我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批判的需要，我自学过中医学教材，翻过中医典籍，读过名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所以总体上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了解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当然，我没有系统学过中医，不知道如何用中医方法给人看病、开处方，对中医细节的了解肯定不如中医从业者。但是要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无需了解太多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加以衡量即可。正如要批风水、算命的非科学性，没有必要先去学习如何看风水和算命。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要比那些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老中医更‘懂’中医。”
由他的自述可以知道，他对于中医的了解很有限，他“关注中医”也是“带着问题学中医”的，专门找中医的毛病。书店里的大部分中医书，都是介绍中医的理论与经验的，但是他都视而不见，而是专门挑毛病。比如，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被西方学者广泛赞誉，称李时珍是世界上伟大的生物学家、科学家，把他的《本草纲目》称为“百科全书”。对于这样一本成就甚高，举世公认的中医学的著作，方舟子从来不加以赞扬和介绍，而是专门挑其中的瑕疵，他经常提到的是李时珍的不科学。
方舟子说：“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
李时珍的伟大贡献，就这样在方舟子的眼里完全不存在了，这就是他的“睁着眼摸象研究法”的特色，他找到了《本草纲目》的“肛门”。
方舟子对于人们善意的批评是听不进去的，他说：“另外一种批评是说我对中医的看法太极端。其实我的看法一点也不极端，与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完全相符。我不过是利用我掌握的生物医学知识，做一些科普而已。还有一些人则干脆骂我反对中医就是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典忘祖。”
方舟子自认为他的评价标准是客观公正的，既不偏执，也不极端。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他，你的标准是足球的“金标准”，却来评价篮球，自然就看不惯中医的各个动作，认为这也犯规，那也违法。你以芭蕾舞的标准，来评价京剧，认为京剧的念、唱、作、打，没有一样是符合要求的。
方舟子辩解说：“我们首先要知道，中医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更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所以反对中医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反对风水、卜卦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医在历代都是被社会主流瞧不起的，中医不过是‘方技’，中医的典籍并没有被视为士人必读的经典，医家甚至连九流都算不上（据《汉书·艺文志》，九流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有时加上小说家，称为十家）。中医本来既非国学，也非国粹，它的地位是近代以来被人为拔高，甚至被拔到了代表中华文化的瑰宝的吓人地步。何况，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反对中医的。否定中医的科学价值，并不等于否定中医的文化价值。我完全支持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病、吃药的。正如我完全支持研究甲骨文，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占卜，汉字是如何演变的，但是如果有人声称占卜是科学，要在现在推行，则是要坚决反对的。”
这是方舟子常用的缓兵之计，也是他面对大众批评的“金蟾脱壳”之计。医道、医理有关生命，自然属于大道。《汉书艺文志》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任何关注民生健康的人，都不会忽视医学的作用，因此黄帝、炎帝谈论医药的美好传说，就是中华民族先民对待医药的态度。中医药充分吸收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可以关怀到每个人的一生，可以深入千家万户，也可以走出国界，造福于全球。中医药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活文化”，走到哪里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不断丰富发展。它决不能像方舟子那样首先被判定为“不科学”，然后就推测说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中药害死，就希望让中医带着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废医”之后，然后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难道一种“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的文化，是值得保护和研究的吗？是应该被引以为自豪的吗？显然不是。我们一定不要被方舟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以为只要中医不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也可以继续存在下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就中了方舟子的缓兵之计。他一定拿着利器再来致中医于死地，对他这样的美梦，我们一定不让它成真。
方舟子说：“对中医的批评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乃至饱受人身攻击，除了触及到中医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涉及到民族感情。对中医的批评，往往被视为是中西医之争，是代表中国医学的中医和代表西方医学的西医之争。为了消除这种不必要的民族感情色彩，有必要强调，中医并不能代表中国医学，它只是汉族古代医术体系，而所谓的西医也不属于西方所特有，虽然它是从西方起源、传播的，但是早就属于全人类所有，融入了各国、各民族，包括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所谓的西医其实是世界医学、现代医学或医学科学。正如我们不再把科学称为西学，我们也不该再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西方传统医术才是真正的西医。所谓中西医之争，其实是旧医与新医之争，是地方医术与世界医学之争，是传统医术与现代医学之争，是玄学医术与医学科学之争。”
方舟子执一偏之学，强行把中西医的区别，判定为“是地方医术与世界医学之争，是传统医术与现代医学之争，是玄学医术与医学科学之争”，这恰恰暴露了他对于中医独特学术体系，独特的方法论、独特的技术手段缺乏了解。中西医的区别，主要是人体观、健康观、技术观、疾病观、治疗观上，都有着显著的区别，是学术派别的分歧，是科学原理的区别，而不是什么新旧、科玄之争。后边我们还要展开论述，以探索中西医学术体系的差异。
方舟子说：“我对中医的批评遭受太多的不必要攻击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没有耐心、没有意愿去细读我的文章，有意无意地进行歪曲。为了避免误读，我把我有关中医的看法简要归纳如下：。　　三、中医中的有效成分可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但是中医和现代医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是不可能相互结合的。要反对那种让患者接受正常的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又让他们购买中药，或者在中药中添加化学药物成分的“中西医结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中西医结合”会比单纯的现代医学治疗有更好的效果，反而可能干扰现代医学治疗，并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四、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对于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至少不能做为非处方药销售。这些主张可以称之为“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要比前人提出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为准确，不是盲目地承认中药的合理性，而是强调检验的必要性。科学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在不断地发展中。正因为现代医学是科学，所以它不可能像中医那样吹嘘什么病都能治。有很多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如果你不幸得了这些疾病，愿意去找中医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这是你的权利。你有可能碰运气治好了病，但是更可能是白花了大笔的钱、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我们反对中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 2006.11.14. （《经济观察报》2006.11.20） (XYS2006112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一、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
二、中药、针灸等中医具体疗法包涵一些治疗经验，值得挖掘，但是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要轻信传统经验。
三、中医中的有效成分可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但是中医和现代医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是不可能相互结合的。要反对那种让患者接受正常的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又让他们购买中药，或者在中药中添加化学药物成分的‘中西医结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中西医结合’会比单纯的现代医学治疗有更好的效果，反而可能干扰现代医学治疗，并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四、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对于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至少不能做为非处方药销售。
这些主张可以称之为‘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要比前人提出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为准确，不是盲目地承认中药的合理性，而是强调检验的必要性。科学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在不断地发展中。正因为现代医学是科学，所以它不可能像中医那样吹嘘什么病都能治。有很多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如果你不幸得了这些疾病，愿意去找中医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这是你的权利。你有可能碰运气治好了病，但是更可能是白花了大笔的钱、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我们反对中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
为了不“曲解”方舟子的原意，我们做了大段的引述，可以看出他首先强调中医不是科学，不是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也就是他要为西医“清君侧”了。他说：“既然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废弃过时的、不科学的中医理论，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说，不宜再在医疗中使用中医理论，也没有必要试图去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其寻找科学基础——几十年的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
为了达到“废医”的目的，他采用了“睁着眼摸象”的研究方法，以此索垢求瘢，丑化中医，抹黑中医，取消中医。方舟子的“睁着眼摸象”的研究方法，被他的后来者张功耀教授所借鉴，在2006年上演了一场更大的取消中医的闹剧。。　　三、中医中的有效成分可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但是中医和现代医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是不可能相互结合的。要反对那种让患者接受正常的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又让他们购买中药，或者在中药中添加化学药物成分的“中西医结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中西医结合”会比单纯的现代医学治疗有更好的效果，反而可能干扰现代医学治疗，并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四、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对于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至少不能做为非处方药销售。这些主张可以称之为“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要比前人提出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为准确，不是盲目地承认中药的合理性，而是强调检验的必要性。科学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在不断地发展中。正因为现代医学是科学，所以它不可能像中医那样吹嘘什么病都能治。有很多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如果你不幸得了这些疾病，愿意去找中医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这是你的权利。你有可能碰运气治好了病，但是更可能是白花了大笔的钱、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我们反对中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 2006.11.14. （《经济观察报》2006.11.20） (XYS2006112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里说：“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研究中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搜集、保存和阅读过的中医典籍，包括老掉牙的线装书，不会少于与我同龄的中医学院的教授。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也许，张功耀真的“搜集”、“阅读”过很多中医书的，但是，他的世界观不对，研究方法有问题，完全以“老”为“旧”，以自己不懂就说是“胡话”，以自己的思想境界说中医是古代落地文人创造的“骗局”。这样的研究方法，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
不仅如此，张功耀在《告别中医中药》里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比《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著述的宏大”差远了。不仅如此，张功耀还从1892味药里专门挑一些中医已经基本不用了的烂草鞋、房檐水、月经带之类的药物，一笔抹杀《本草纲目》的贡献。他甚至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ginseng,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进而污蔑说“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张功耀之所以敢睁着眼睛信口雌黄，就是他以为民众都是“庸众思维”，是愚昧、迷信的玩偶。
笔者在与张功耀的斗争之中，发表了《驳告别中医中药》和《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等文章[ 分别发表于《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6期和第12期。]，提醒人们要警惕“张功耀现象”由可怜走向可耻。
张功耀完全不顾人们的批评与反驳，他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打出这样纲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努力开启民智，决不向愚昧低头！请不要在本博客上讨论有关中医的下列问题：一、废除中医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理由：这样提出问题，不利于把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医学问题是科学问题，必须在科学的基点上讨论这个问题。‘爱国主义的盔甲’已经不如黔驴的吼叫，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迷惑人民了。二、废除中医是否意味着毁灭传统文化？理由：有些文化可以不进步（如二胡），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传统文化。医学属于科学。它进步是当然的，不进步则是反常的。这与继承还是毁灭传统文化没有关系。科学史上经常发生科学革命。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因为发生科学革命，而认为毁灭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三、如何评价张功耀反中医？理由：现在还不是评价我的时候。有人骂我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文革语言我听得多了，已经觉得毫无新鲜感了。俗话说：‘麻雀被打了三枪，胆子也被打大了’。这些话已经对我不起半点作用。其实，我不但不能卖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我连处理我家里的旧电视机的权利都没有，都是我妻子说了算（她是77级中医学院5年制毕业生）。我是学者，不是生意人，没有任何可卖的东西。”
张功耀豁出去了，什么爱国，什么汉奸、卖国贼，他都不在乎了。那么，他在乎的是什么？好象他在乎的是科学，要为科学献身。但是，科学是什么？笔者在《正告张功耀：弄清科学内涵，再评论中医》之中，对于什么是科学作了分析，中国与世界最普遍的看法，科学就是知识，是中国古人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科学的殿堂很高大，决不是只有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狭隘小庙。哲学属于社会科学，心理学也属于科学，可见科学的殿堂很高大，中医学以它独特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在大科学的殿堂里，拥有无可争议的位置，无人可以取代。
现在的问题是，张功耀以西医为标准衡量中医、评价中医，凡是不符合解剖实证的中医理论，都算“土匪黑话”；凡是没有“走上化学医学的道路”的都是不进步的陈旧东西，连“经验医学也算不上”。他说中医“装腔作势，欺骗患者；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群众”。他说中药都是垃圾，中医都是骗子。
他的这些陈词滥调，在旧时代的中国曾经甚嚣尘上，那是因为“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特殊时期，现在已经“换了人间”。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世界上挺直了胸膛，走向了富强。中国再也不是东亚病夫的形象了，她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原创的科技体系了。笔者在《回答张功耀：告别文化自卑》里，曾经指出：支撑反中医营垒的柱子，是文化自卑，是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思想作怪。张功耀不仅宣扬“中国古代无科技”，而且，还把建国前的科技史工作者的贡献一笔抹杀，说他们像阿Q一样捏造了一个“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他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他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所做的贡献，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主张“李约瑟难题”根本不存在，为了证明他自以为是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已经牢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理，甚至深入骨髓，难以破解，不可救药。因为各种权威的工具书尽管对科学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大都主张“科学就是知识”，坚持“中国古代无科学”，就意味着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还能叫文明故国吗？张功耀说，李约瑟的难题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古代不是先前阔，而是事事“不如人”。
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里，称“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最初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后来，经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进入了网络世界。再后来，经过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张功耀对于进入史册，成为“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是很自我看重的，他要一意孤行地与中医斗到底。他说：“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我们还得为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革新和改造而继续努力。只有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可能有走向未来的希望的萌芽。”在中国逐渐强大、富强的现实面前，他对于这些事实视而不见，闭着眼睛学着几十年前故人的强调，说什么“只有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可能有走向未来的希望的萌芽”，这样的观点才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孤陋寡闻之语。
无独有偶，张功耀的朋友王澄对于当今中国、当今中医的评价，与张功耀可谓是“有过之”而唯恐“无不及”。王澄说：“我站在美国纽约，遥望大洋彼岸的神州大地，赵紫阳曾说到的那个‘礼仪之邦’今天在何方？我看到的是一个道德沉沦良心泯灭的中华民族。中医就是在这样一个低劣文化氛围中求得生存，而中华民族又因为中医的泛滥进一步走向堕落。”中华民族绝对不是“道德沉沦良心泯灭”的民族！“道德沉沦良心泯灭”的人，就是他们这样一些吃中国粮食长大，黑头发黄皮肤的极少数所谓的中国人。其实，他们骨子里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基因”由于环境的变化而突变了。“天地生人”学术讲座里，有一位专家曾经痛心疾首地提醒大家：“要警惕和平环境下的汉奸借尸还魂！”笔者听后，心中伤悲。
张功耀试图改造中国文化，就先从孔夫子开始。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的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张功耀诽谤完了教授和院士，对于专心研究《红楼梦》的人也不放过，他说“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
他自己装神弄鬼，借黄帝之口说：“一部《三十六计》，从‘瞒天过海’开始，到‘走为上’结束，全书没有一句真诚的话，整个诱导人们醉心于侥幸和欺骗，直到骗不下去了，再逃之夭夭，‘走为上计’，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行骗。”他就是用这样的目光来研究传统文化，并打算“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假如他成功了，中华文化也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了，好在世界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有痴人说梦就必定美梦成真。
他的错误言行自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但是他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比鲁迅，他说：“鲁迅先生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他追求的就是弄出“动静来”，以为动静大就是本事大，进了史册就是有功，就觉得荣耀。有关这场沉渣泛起的反中医风波，可以参见笔者2007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捍卫中医》一书。
方舟子说：“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医的衰落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特有的、非科学的医术。在医学科学诞生之后，各个民族的医术都无法避免走向衰落的命运。它们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们之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已经或即将被医学科学所吸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医术就会是例外。医学科学早就进入中国并牢固地确立了起来。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更好的医学，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一个古代医术体系恋恋不舍。”
方舟子在这段话里，把他的目的阐述得很清晰，就是要彻底取消中医。他的错误主张，与历史上的反中医行为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为何有人反中医？为何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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