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界的《红楼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引人入胜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15 11:23:05

一本忽悠了中医界40年的伪书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2017-02-10 罗鸿声小儒医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决》）是一九七三年由河北省威县南镇村赤脚医生张大昌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本所谓的“中医古籍”，张大昌自云《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其祖父从敦煌一道士手中购得，为敦煌藏经洞所藏写本，珍藏家中，原卷子于文革中被毁，于是张大昌将他学生的“转抄本”与经他本人回忆所写成的“追忆本”寄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经部分专家鉴定后，1988年由马继兴收载于《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公诸于世。《辅行诀》公布后，即引起了中医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辅行诀》是敦煌遗书，是陶弘景亲撰或为其弟子集陶说而成，张仲景《伤寒论》是依《汤液经法》而成。代表人物有：马继兴、钱超尘、冯世纶、丛春雨、王淑民等。钱超尘在“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一文中更认为：“《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一时间，《辅行诀》成了研究《伤寒论》的热点，各种不同的《辅行诀》版本也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张大昌众多弟子处突然冒出，近来钱超尘等从张大昌众多弟子处收集了21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汇集成册出版，并将《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改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由于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在中医界几成定论，以致许多研究中医史、伤寒论、方剂、陶弘景以及研究敦煌的论文及书籍都将《辅行诀》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加以引用。更有许多人以“研究”《辅行诀》而获取硕、博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多年来，公开出版的有关《辅行诀》研究以及将《辅行诀》作为文献引用的书籍和研究论文约有300多部或篇。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曾说：“《辅行诀》是不是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密藏的古卷子本，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带有很大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确实有过古卷子本，那就表明在北宋初期之前已有此书传世，意义不可低估；如果不曾有过古卷子本，那就肯定是近代作伪，毫无价值可言。”遗憾的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医界没有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对《辅行决》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都盲从于上述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然而《辅行决》真如上述专家所说的“是敦煌遗书，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吗？
笔者认真研读《辅行决》的原文以及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和钱超尘的《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等书后，发现《辅行决》有许多可疑之处。①《辅行决》来历荒诞，既无原件，也无任何书籍载录或征引，只有张大昌与他的学生抄写的两本手抄本,而张大昌对《辅行决》的来历及遗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而且前后矛盾,漏洞百出。②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与史实不符；③书中出现了与陶弘景时代或敦煌藏经洞封闭前（北宋前）不符的语言现象。④书中所涉及的许多中医学理论也晚于陶弘景时代或敦煌藏经洞封闭前的时期。
有感于此，笔者收集了大量与《辅行诀》相关的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源流、版本、书名、内容、文字、成书年代及作者等多方面对《辅行诀》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证，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辅行决》不是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密藏的古卷子本，而是一本近代伪书，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毫无意义。  现根据古籍辨伪原则，将考证要点简述如下：
一、从《辅行诀》的源流上分析：历代典籍（历代史志书目、私家目录、官修书目）均未著录，也未有任何书籍提过。而突然由收藏者张大昌献出，说出自敦煌，既无原卷，所存两种抄件内容亦互有出入，而且对于《辅行诀》的来历及损毁情况，张大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又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
关于《辅行诀》的版本，最初只有张大昌的学生的“转抄本”与张大昌本人的“追记本”，张大昌于1975年献出后，王雪苔先生将两个传本互勘编成“中研本”，自1975年“中研本”问世后，马继兴先生在1988年出版《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时，将“中研本”收入其中，并加以考释，称“考释本”，其后又相继出现了许多版本，如丛春雨的“全书本”、马继兴的“辑校本”、王淑民的“医方本”等。近来钱超尘先生等从张大昌众多弟子处收集了21种《辅行诀》版本汇集成册出版，并将《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改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笔者对众多的《辅行诀》版本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传本都是以“转抄本”、“追记本”或“中研本”这三个本子为底本拼凑出来的，判别《辅行诀》版本的前后时间，最明显的标志是“点眼以通肝气”的条文，张海洲“转抄本”写为：“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腰，气滞作痛，不可呻欠方。”；张大昌“追记本”为：“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闪挫，气血着滞不行，作痛一处，不可欠呻动转方。”；“考释本”为：“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䐴腰挫闪，气血着滞，作痛一处，不可欠伸、动转方。”。从这一条来看，“转抄本”作“腰”，“追记本”无此术语，而《考释》则写为“䐴腰”，并加以注释。故“腰”是1988年以前《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中的术语，“䐴腰”是1988年以后的术语，可以说凡是有“腰”一词的本子，则应是1988年以前的抄本，凡是写为“䐴腰”者，均为1988年以后的本子。在《辅行诀》的众多版本中，只有张海洲转抄本写着“腰”，张大昌追记本没有该名词，而其余抄本均写成“䐴腰”，都是1988以后从“考释本”拼凑而成的。
二、从被依托者陶弘景的著作与《辅行诀》比较的异同去分析：《辅行诀》云：“陶云：诸劳损病方  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又说 “隐居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辅行诀》说：“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上》则说“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修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自晋世以来，有张苗、宫泰、刘德、史脱、靳邵、赵泉、李子豫等，一代良医。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并亦研精药术。”“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
两相比较，两者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别，例如：①《辅行诀》称张仲景为张机（玑），而陶弘景称张仲景。《辅行诀》露出了作伪痕迹，因为“张机”的称谓晚于陶弘景时代。张仲景之名最早见于魏晋时期皇甫谧的《释劝论》《论寒食散方》两篇文章中，其后直至中唐,凡涉及仲景事者,医家和史家均称仲景或张仲景。即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亦多次提到仲景，并未说张机，而张机之称始见于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伤寒论序》中引唐•甘伯宗《名医录》之文。甘伯宗史书无传,《名医录》于宋臣校书后亡佚，所言仲景事，魏晋六朝乃至唐代医家均未提及，纯属孤证。②《辅行诀》称张仲景的著作为《伤寒论》，陶弘景则称张仲景一部，没有说书名，说明陶弘景时代张仲景的著作不叫《伤寒论》，《伤寒论》书名的出现亦晚于陶弘景时代。据宋•李昉《太平御览》载：“高湛《养论生》曰：王叔和性沉静，好著述，考核遗文，彩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那么，王叔和所编次的是《张仲景方论》，书名不是《伤寒论》。陈延之《小品方》序云：“《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张仲景杂方》有八卷。”《隋书•经籍志》载: “《张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后汉人。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亡。《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旧唐书•经籍志》载：“《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王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载：“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直到宋初，典籍所载，均无《伤寒论》书名，而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书后，才有《伤寒论》之名。③《辅行诀》称张机、华元化、皇甫玄晏、葛稚川、范汪咸师式《汤液经法》，而陶弘景则说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悉，又依本草；华佗之方，皆修药性；皇甫士安及葛稚川亦只研精药术；并未说他们师式《汤液经法》。④《辅行诀》称皇甫玄晏和葛稚川为名医，而陶弘景则称皇甫士安为贵胜，称葛稚川为名人，并未称他们为良医。⑤《辅行诀》伊尹撰《汤液经法》陶弘景则说:“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并未说伊尹撰《汤液经法》。此外，《辅行诀》有“六极”病名中的五极，也与陶弘景之说不同，如《辅行诀》曰：“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而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引《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无肉极、无脉极。与《辅行诀》说法不同。
三、从《辅行诀》所涉及的史事去分析：《辅行诀》下面所说的内容与史实不符, 这也是不能用后人改动来辨解释的。例如1、《辅行诀》说：“陶云：诸劳损病方  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这段文字既与陶弘景的说法不同，也与史实不符。（参看本书第九章）2、《辅行诀》说：“隐居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又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在这两段里，《辅行诀》所说的“张机”和《伤寒论》均非陶弘景时代的称谓，故与史实不符。《辅行诀》还说张仲景依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撰为《伤寒论》，但又避道家之称，以药名名方，这也与史实不符。《辅行诀》所说的的“道家”，其实是指“道教”，因为“道家”是春秋战国时代以老庄思想为主的哲学流派，没有任何医学专著，更不可能有经方本草，可以说与医是毫无关系的，其著作中也未提过“六神”之名。道教则是东汉中后期由张道陵创立的宗教，道教创立之后，也开始了“援医入道”的活动，医与道即发生了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代表人物是葛洪与陶弘景。所谓六神，就是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腾蛇，其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并非道教专有，道教将其列为四神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在张仲景《伤寒论》方剂中四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龙汤、白虎汤和玄武汤（真武汤），若仲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为何此三者不避，而避朱雀呢？而且，《伤寒论》中一百多个药方并非都是依据二旦、六神大小等汤。而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汤液经法》更不可能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四方护卫神来命名方剂。显然，《辅行诀》之说也是与史实不符的。3、《辅行诀》说：“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在《辅行诀》这段话中也是与史实不符的。①《神农本草经》一书，《汉书•艺文志》未载，这一书名最早见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据陶弘景所说，他当时所见到的《神农本草经》已有多种不同的传本，而陶弘景整理的《神农本草经》，是以一种四卷本为底本，并从各种载药数量不等的《神农本草经》中选取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归纳整理而成的，也就是说《神农本草经》的三百六十五味药是由陶弘景所审定的。陶弘景是不可能说伊尹依陶弘景审定的《神农本经》三百六十五味来撰写《汤液经法》的。②关于《桐君采药录》，根据今存文献考查，《汉书艺文志》不载，最早提及本书的也是陶弘景，他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中说：“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在李昉《太平御览》中也有记载。从《本草经集注》和李昉《太平御览》中多处引用的《桐君采药录》条文看，此书应是一部药物形态学专著，并无上、中、下三品之分。③关于《汤液经法》，《汉书•艺文志》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的记载，其实，在西汉时期的“汤液”并非中药汤剂，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在《素问•汤液醴酒论》和《素问•示从容论》也有“汤液醪醴”的论述，但从《素问•示从容论》的“毒药、刺灸、砭石、汤液”并列对举可知，当时的“汤液”并不是后世的中药“汤剂”。“汤液”是指用稻米煮成的比较浓稠的汁液，醪醴则是以“汤液”与稻米发酵酿制而成的甜酒。由于汤液、醪醴与毒药（药物）都可用于治病，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汤液经法》列为“经方类”书籍，与《神农黄帝食禁》列在最后，这表明《汤液经法》不是中医方剂专书，而是一部研究制作“汤液”和“汤液”治疗疾病的著作。考查古文献均无伊尹撰《汤液经法》之说，陶弘景也未说过伊尹撰《汤液经法》，只说:“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伊尹撰汤液之说最早出自《针灸甲乙经》的所谓“皇甫谧自序”，但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也未说伊尹撰汤液，而是说：“伊尹，力牧之后，生于空桑”“初，力牧之后曰伊挚，耕于有莘之野。汤闻，以币聘，有莘之君留而不进，汤乃求婚于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于汤，以挚为媵臣。至毫，乃负鼎抱俎见汤也。伊挚丰下锐上，色黑而短，偻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汤闻其贤，设朝礼而见之。挚乃说汤，致于王道”《针灸甲乙经》的所谓“皇甫谧自序”实乃唐人伪作，不足为信，而《辅行诀》依此为据说伊尹撰《汤液经法》也就与史实不符了。
四、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先后去分析：在《辅行诀》中明确指出“五行互含”理论、“六极”理论与“外感天行”理论出自《汤液经法》，这是明显的错误。首先，《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并非中医汤方；其次，《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成书于西汉，而“外感天行”理论出自东晋；“六极”理论出自南北朝；“五行互含”理论则源于明朝张景岳的“五行互藏”理论，时间均晚于《汤液经法》成书的年代。此外，在陶弘景时代是不可能具备如《辅行诀》中的五脏虚实证候及其苦欲补泻方剂的，更遑论成书于西汉时的《汤液经法》。因而，可以肯定《辅行诀》中的五脏虚实证候及其苦欲补泻方剂既不是《汤液经法》的内容，也不是陶弘景所为，而是《辅行诀》作伪者以《备急千金要方》为蓝本，再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金元以后的医籍中抽取某些内容拼凑而成的。
五、从《辅行诀》的内容去分析
《辅行诀》的小白虎汤与《伤寒论》的白虎汤相似。《伤寒论》有关白虎汤的条文有三：①《伤寒论卷第四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碎甘草二两，炙粳米六合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②《伤寒论卷第五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讝语遗尿。发汗则讝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③《伤寒论卷第六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云：“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辅行诀》小白虎汤文：“治天行热病，大汗出不止，口舌干燥，饮水数升不已，脉洪大者方。石膏如鸡子大，绵裹知母六两甘草炙，二两粳米六合右四味，先以水一斗，熬粳米，熟讫去米。内诸药，煮取六升，温服二升，日三服。”
两方比较，《辅行诀》在方证论述中有“热、汗、渴、洪”四大症。而《伤寒论》在论白虎汤证的三条中，第①条的“里有寒”应是抄写之误，从第③条来看当为“里有热”。第②条虽未言“热”，但三阳合病有讝语者，乃热甚所致，故三条均有热。关于“汗”，只有②条有“自汗出”之语，但不是大汗。脉象方面，第①条为“脉浮滑”，第③条为“脉滑”，都不是脉洪大。《伤寒论》三条白虎汤证均无“渴”的描述。故《伤寒论》白虎汤证不具备“热、汗、渴、洪”四大症，只有“热”而无“汗、渴、洪”。两书对白虎汤证论述的差异，暴露了《辅行诀》的作伪痕迹，因为从上述分析可知《伤寒论》的白虎汤证不具备“热、汗、渴、洪”四大症。到了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才将白虎汤证的主症归纳为“四大症”，即身大热、口大渴、汗大出、脉洪大，并提出了白虎汤的禁忌证。如：《温病条辨•上焦篇》：第七条云：“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自此以后，注《伤寒论》者，多袭《温病条辨》之说。若《辅行诀》的小白虎汤是《汤液经法》之方，仲景《伤寒论》又是抄录《汤液经法》，为何两者对证型的描述不同？而且《辅行诀》的描述乃袭用清代温病学的观点，显然作伪者是受温病学观点的影响而将《伤寒论》的白虎汤改为小白虎汤。
六、从《辅行诀》的语言称谓上去分析：
1、《辅行诀》托名于陶弘景，我们考尽魏晋南北朝医籍，如《脉经》、《甲乙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诸病源候论》以及敦煌医学文献等亦无下列医学用语：大便秘塞、大便閟塞、痰涎、小便閟塞、大小便閟、肾气不足、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眩运、修真、出人意表、呷嗽、小便赤少。《辅行诀》出现这些术语，基本上可排除陶弘景亲撰的可能。
2、张大昌说《辅行诀》是敦煌藏经洞的卷子,而敦煌遗书写本题款年代最晚者为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归义军曹宗寿统治时期（公元1002年 -公元1014年），故《辅行诀》中不应该出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以后的用语,但在《辅行诀》中出现了许多北宋以后的医学术语。例如：张机、张玑、升阳、扶阴、清滋、温渗、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默契、宿积不消、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这些术语的出现，可以断定《辅行诀》不是敦煌卷子，进而也就明确《辅行诀》不是陶弘景弟子辑录陶氏之说。既然《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的著作，也不是陶弘景弟子集师之作,那肯定是托名于陶弘景的伪书。
例如《辅行诀》对“二旦六神汤”的解释：“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
在这段文字中，“扶阴”作为医学术语，宋以前医籍未见，医籍中首见于《注解伤寒论》，如《注解伤寒论•卷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第六》“大柴胡汤”注：“枳实、芍药之酸苦，涌泄而扶阴”《注解伤寒论•卷六•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一》“附子汤”注：“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扶阴”。“清滋”用作医学术语则出自明清以后医书，如《重订广温热论•第一卷•温热遗症疗法（添加）》云：“虚烦不寐者，余火扰动也，黄连阿胶汤清滋之。”《辅行诀》的小朱鸟汤正是“黄连阿胶汤”，故《辅行诀》的“朱鸟者，清滋之方”应是源于《重订广温热论》。“温渗”一词最早见于冯兆张的《冯氏锦囊秘录》，如《冯氏锦囊秘录杂症大小合参卷一化源论》云：“寒独寒，当从温补，兼湿当从温渗。”
七、从外证进行分析：《辅行诀》中的内容没有任何文献引，反而《辅行诀》大量引用了《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的内容。下面摘取1处《辅行诀》方证中引用的《素问》《灵枢》条文与《素问》、《灵枢》、宋臣校注后的《备急千金要方》及未经宋臣校注后的《新雕孙真人千金要方》中的相关条文进行对比分析即可明了《辅行诀》方证中引用的《素问》《灵枢》条文来源于宋臣校注后的《备急千金要方》。如《辅行诀》：“[又]心胞气实者，受外邪之动也，则胸胁支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善笑不休；虚则血气少，善悲，久不已，发癫仆。”《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脉论第一》：“是动则病手心热，肘臂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善笑不休。”《灵枢•经脉》：“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卷十三•心脏脉论第一》,则云:“是动则病手热，肘挛、腋肿，甚则胸中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是主脉所生病者”在“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之后无“善笑不休”之语。
四条对比，《灵枢》为“喜笑不休”，《辅行诀》与宋臣所校《千金要方》则为“善笑不休”《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则无“善笑不休”。以此可知，乃《辅行诀》取宋臣所校《千金要方》之文并将条文改动了几个字。
八、《辅行诀》的著作体例与陶弘景的著述不符：《辅行诀》的卷首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而在其文中又有“隐居曰”、“陶曰”“陶云”等语，书的题款与书中内容是矛盾的，这与古人著书的体例不符，即便是陶弘景亲撰或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都不可能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如果为陶弘景亲撰，书中不可能用“陶曰”“陶云”。如果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则题款绝不会用“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之语，而应是“梁华阳隐居陶弘景述，某某辑或撰次”。从《辅行诀》的题款与内容的矛盾也反映出《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亲撰或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
从以上八个方面看,《辅行诀》在源流、版本、内容及著作体例等方面都露出了许多作伪的痕迹,基本可以断定《辅行诀》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写卷”，而是一本成书于近代的伪书, 对中医史及伤寒论的研究毫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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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15 14:56:59

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的来源:
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历裁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烛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同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助而厘定。”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15 15:00:47

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解题：
“此方书是1974年，由河北威县张大昌（字为靖）先生，以“赤脚医生”的名义将本书抄本寄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抄本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大昌云抄本所据原件乃来自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教授均作有书面鉴定意见。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所据之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与引用的古俗字、讳字、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绝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见《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张政烺、李学勤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为了解此书的原委，笔者曾于1991年8月与一同事专程前往河北威县采访八十一岁高龄的张大昌中医师：张先生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此书得而复失的经过。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张光荣，号偓南，晚清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湖北某军伐（似为王殿圆）手下任军马总稽察。听其祖父说，1915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官。因早已听说敦煌多古籍，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什么事业，张光荣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以将其卖给你。”索价80块大洋，后经讨价以75元成交，归途路经西安时，在西安画市将其裱背，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受到运动的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己被剪成了鞋样儿，经询问，是两家孩一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张大昌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未敢索回余物。说到卷子被毁，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声。张大昌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张大昌先生对医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此卷子特别珍爱，年轻时曾将其熟读背诵，井用其医方行医，八十岁高龄的张先生，对此卷子的段落、医方尚能背诵。”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15 15:05:06

3.钱超尘自述：
“这个《辅行诀》这个绢子，就到了张渥南的手里，到了他的手里以后，他回过头来，在这个西安，就用了一个裱背店呢，给它裱起来了，然后呢，他就回到了故乡，回去以后，他这个军职他不当了。他抓药了。当医生了，效果非常非常好。后来，他不几年就死了，他就呢，把他这个《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这个绢子写本传给了他的儿子，叫张阿河，没几年他这个儿子也死了，他就传给了他的孙子，叫张大昌，张大昌，非常的聪明颖悟，而且文化水平也很好。他就按照《辅行诀》来治病，临床效果立竿见影。张大昌先生还收了几个徒弟，他的徒弟里边只有一个人见到过这个绢子本，别的徒弟都没有亲眼见过，既然有一个徒弟亲眼见过，那就是说这个绢子本确实是在张大昌家里边存在着。1966年，有一天早晨上班，中午回家，诶哟，张大昌家里边给他翻腾……红卫兵给他翻的乱七八糟的。
红卫兵来了，他首先要找这个《辅行诀》的绢子本，没有了，有的人说是烧了，有的人说呢红卫兵看着这个挺好，给他剪呢，剪呢，剪成糊风筝了。这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损失，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这个绢子存在到今天，我们在六朝以前的这个医学史，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要重新写作。要重新评价了，那么所幸呢传抄本流传下来了，1966年以前，张大昌先生很有爱国的情操，他认为这样一个本子，留在自己的手里边丢失了怎么办？所以他以赤脚医生的名义给中国中医研究院，今天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说我在敦煌里面得到了这么一个《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现在这个原本藏在我的家中，我现在呢根据这个原本抄录了一份，我把这个抄写件寄给了您们，您们需要看原件的话，您们请到我家里来。
这封信呢寄到了中医研究院，好长时间没有答理他，那阵很快的话，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兵荒马乱的，谁还管你这个屁事儿啊？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六月份红卫兵给他毁灭了。这话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概1973年左右。大昌先生又第二次给中医研究院又写信。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院长叫王雪苔先生，他把张大昌先生的信又重新读了。然后呢，中医研究院的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教授也非常关注此事儿。于是，王雪苔院长亲自到了河北省威县，拜访了张大昌先生。那张大昌先生，当时带着中央卫生部介绍信去的。县里边一接到这封信，把这个话就传给张大昌先生，所以呢，就跟张大昌先生聊，张大昌先生就把这个《辅行诀》完全背下来了。
啊，9000字背下来了。因为他天天看，他背一句，这写一句，写一句完了以后呢，他说，您再背一背我看我这记的对不对？就有一个记录稿。同时呢，张大昌先生啊还根据自己的背诵的情况还有一个手写稿，这个手写稿对照着背诵稿二者加以校对，王雪苔先生去年根据着张大昌先生的手写稿和背诵稿又重新地校对了一翻。在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书叫做《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药校注考证》。这个书吧，25万字。”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15 15:08:18

马继兴研究院将此书请求张政烺、李学勤两教授鉴定，他们的鉴定意见如下：
　　“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华阳隐居内传》（宋.贾嵩撰）卷中之末有'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九种一百六十六卷，'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三种五十七卷，其中皆无此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现存佛教典籍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唐释湛然著（类伽精舍本大藏经，阳字五、六、七号），是天台宗的著作，天台宗注重医学，这书里也谈到有些医疗的事，但将二书对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止观辅行传弘诀》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然如简称为《辅行诀》，把表明宗旨的'止观’二字省略，便很不妥当了。所以，看不出两部书有关系。'辅行’二字连文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辅行是'副使’即辅佐或助再之意。只是一个时代的词汇，佛教道教的人都不妨用，不是什么宗教词语。
　　陶弘景著的《真誥》内为《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标题，当时道教有此风气，又《华阳陶隐居集》卷二有《发真隐诀序》、《药总诀序》等，知当时作书常以诀字为书名，盖亦风气如此。
　　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一个感想是，如果此书是近人伪作，总会流露一些近代的词汇，蛛丝马迹，容易查觉，但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居曰’'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
　　“总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27 08:07:11

疑古太甚成虚无，不少传说有根据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科学研究要依据历史事实，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真实的历史已经过去，遗留下来一些残存不全的证据，如何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一个大学问。
在清代乾嘉年间的考据学派，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五四前后，由于国运衰微，民族自信出现危机，说中国“百事不如人”，需要毫无保留地“全盘西化”。汉字被认为“是世界上上最野蛮的文字”，国学是愚民哲学。与之相呼应，出现了“疑古派”的考据学者，说中华民族很多早期的历史都是虚构的，什么大禹只是一条虫，墨子来于非洲，华佗不是中国人，扁鹊是众多医学家的“公名”等等，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至今也还有人学步其后，不知自己继承的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研究方法。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问题，就有一些疑古思想很深的人，对其进行否定。其代表人物，是罗鸿声先生。
罗鸿声先生长期旅居国外，读过大量中医古籍，他的学问很深，他的观点备受人们重视。因此，对于他发表的论文、文章，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其不当之处，否则，“将信将疑”地看待《辅行诀》，就会影响中医学术研究。
从网友转发的“一本忽悠了中医界40年的伪书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足以看出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我们根据他这篇文章的内容，逐条予以辨析如下：
该文说：“一、从《辅行诀》的源流上分析：历代典籍（历代史志书目、私家目录、官修书目）均未著录，也未有任何书籍提过。而突然由收藏者张大昌献出，说出自敦煌，既无原卷，所存两种抄件内容亦互有出入，而且对于《辅行诀》的来历及损毁情况，张大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又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
“历代典籍没有著录”，不是否定古籍的依据。如今考古发现的很多墓葬、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著录过的，是“地下文物”第一次发现，这在马王堆古医书、张家山汉墓古医书，成都老官山汉墓古医书等，都可以得到证明。所谓“内容荒诞离奇，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也是作者没有看到《辅行诀》真实价值的个人观点。这种凭个人好恶，断定出土医书价值的做法，就是“先入为主”，属于“先打倒再找证据”的错误方法。
该文说：“二、从被依托者陶弘景的著作与《辅行诀》比较的异同去分析”，认为“两相比较，两者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别，例如：①《辅行诀》称张仲景为张机（玑），而陶弘景称张仲景。《辅行诀》露出了作伪痕迹，因为‘张机’的称谓晚于陶弘景时代。”
有地位、有身份的古人，往往既有名，也有字，比如孔子、老子、屈原等人，都是这样。张仲景“宗族素多，向余二百”，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读书人，他有名有字应该是很正常的，并且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已经说过“张机，字仲景”这样的话，这不应该是《辅行诀》的杜撰，而是一个人真实称谓的沿用。
该文说：“②《辅行诀》称张仲景的著作为《伤寒论》，陶弘景则‘张仲景一部’，没有说书名，说明陶弘景时代张仲景的著作不叫《伤寒论》，《伤寒论》书名的出现亦晚于陶弘景时代。----直到宋初，典籍所载，均无《伤寒论》书名，而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书后，才有《伤寒论》之名。”
张仲景甚至陶弘景的时代，只有手抄本，没有印刷术，他的著作在传抄之中，可能被不同的人写为不同的书名，这在早期的古籍之中很常见。比如《灵枢》的名称就很多，有的说它叫“九卷”，有的说它叫“针经”等。司马迁《史记》之中，对于古籍的记载也是这样，甚至很多古籍“既无书名，也没篇名，更无作者”，几乎就是“三无”作品。但是由于是“家传”，在流传之中，还知道这是“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版权”概念，去要求古人“书名前后一致，不准丝毫改动。”
《隋书经籍志》之中，关于张仲景的著作，就有好几种称呼，这应该是不同人对源于张仲景著作内容的不同概括，或者是不同传抄人根据传抄内容而取的名字，而不是张仲景“经常出书”，是个多产作家。
该文说：“③《辅行诀》称张机、华元化、皇甫玄晏、葛稚川、范汪咸师式《汤液经法》，而陶弘景则说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悉，又依本草；华佗之方，皆修药性；皇甫士安及葛稚川亦只研精药术；并未说他们师式《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或者《汤液经》，这个名称出现于《汉书艺文志》，皇甫谧《甲乙经•自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皇甫谧既然有这样的“结论”，自然有他自己的根据，他一定见过、或学习过《汤液经》，这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其他人是否“普遍学习”《汤液经》，这要看是否有这样的缘分，不是人人都可以买来阅读。那个时代的古书，都是手抄，书写材料限制很多，还没有印刷，流行很不方便。《汤液经》后来的失传，与《小品方》在唐代之后失传一样，大都是因为后来的“替代品”大量涌现，古朴的《汤液经》随着后世方书的大量涌现，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丢失了。后边我们再从理论与方药的关系上，探索相关因素。
该文说：“④《辅行诀》称皇甫玄晏和葛稚川为名医，而陶弘景则称皇甫士安为贵胜，称葛稚川为名人，并未称他们为良医。”
如何称谓一个自己推崇的前人，不同作者都有自己的习惯，或者根据行文的方便，前后照应，不一定每一部书之中，都保持一致。这样要求古人“整齐划一”，实在是强人所难。
该文说：“⑤《辅行诀》说伊尹撰《汤液经法》，陶弘景则说:‘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并未说伊尹撰《汤液经法》。”
这也是强责古人，欲加之罪。不仅如此，该文章还举例说：“《辅行诀》有‘六极’病名中的五极，也与陶弘景之说不同，如《辅行诀》曰：‘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而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引《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无肉极、无脉极。与《辅行诀》说法不同。”
这些“大同小异”，正是足以证明《辅行诀》与陶弘景“神韵相合”的材料，但是在该文作者这里，竟然成了“指纹图谱检验”的“法宝”，由此可以看出，该文的所谓“论证”，牵强附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罗先生“不遗余力”地做了上述的“考证”之后，还从“从《辅行诀》所涉及的史事去分析”，认为“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撰为《伤寒论》，但又避道家之称，以药名名方，这也与史实不符。”
由于张仲景的生活时代，发生了很多影响他人生道路的事件，罗先生没有设身置地去思考，自然不会明白张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
要说明这段历史，需要颇废一点笔墨，我们不能展开来说，笔者另有文章说明张仲景“坐堂行医为避祸，避道家之称很无奈”。在这里就不能与罗先生纠缠了。
罗先生试图从“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先后去分析”，可惜他没有抓住张仲景如何用医经家的理论，去整理经方家的经验，不知道张仲景继承了什么、创新了什么，因为他的分析只立足于否定《辅行诀》，所以不能在这些问题上为读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当然，罗先生很是努力地希望从《辅行诀》的“内容”、“语言”、“外证”等方面搜集材料，希望把它“打翻在地，不得翻身”，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左看右看，仍然发现不了《辅行诀》一丝一毫的可以肯定之处，因此，想当然地宣布了他的判决——完全否定了。
其实，在罗先生的眼里，不仅《辅行诀》不该出土问世，还有很多流行已久的古典医籍，也大有“先取消而后快”的“畅想”。
罗鸿声先生经过“很认真地搜集资料”，说现行的“《伤寒论序》非仲景所作”、“《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等，他“旁征博引”，做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考证”，足以颠覆读者的常识，让你惊诧不已。
一部中医的历史，经过罗鸿声先生的“考证”，所剩已经无几了，成了残存不全的历史，甚至成了一部从古至今，都在“努力作伪”的学术史，既不辉煌，也不可爱。
我们奉劝罗先生，还是“该放手时且放手”，歇歇吧，别累着了。
我在2004年出版的《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最后，试论过“中医基本理论内核的合理性”，其中谈到古籍的存疑问题，择其一部分内容照录于此，供各位同道参考：
“中医学基本理法内核的构成”：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原始经验的积累时期，没有理论体系，只是方药、针灸等具体治疗措施的简单创造与汇集，没有内核可言。等到脏象、经络、气血、病理等到基本医学理论形之后，便具备了基本内核，恰如自然界进化过程中有机物产生了细胞一样。基本理法内核将既往关于病证方药针灸按摩等零散而具体的经验贯穿起来，成为汇聚着具体知识的医学体系，因此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医学。古代的阴阳学说和精气学说，较早地被医学吸收,并牢固地与基本理法内核结合在一起，给原始医学以较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更为系统和完善，这也是是医学摆脱巫术的重要因素。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等早期医学文献的出土和大量《史志》中医书的佚失情况来看，许多古老而宝贵的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大部分失传了，然而，后世的医学家们又不断创造新的具体经验，这种得得失失的更新代谢数量很大，象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一样没有止息。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关于脏腑经脉、阴阳气血、治则治法，药性和配伍等方面的基本理法却逐渐丰富完善起来，并没有多少佚失。具体病证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的大量佚失或补充、修正，并不能改变中医学的性质或特征。某些与基本理法内核融合一起的新学说，却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如独取寸口诊法、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药物归经与升降浮沉学说、脾胃学说、命门学说与先后天之本论等即是如此。运气学说只强调外因的决定作用，可用于群体而难施于个人，机械地规定时空关系，不能解释一气之下为何发病不同、虚实各异，与辨证施治，邪正胜负等基本理法联系不密切，故除了可粗略地解释流行性的疫气病之外，很少为临床医家所采用，明清以降，少有传习运气者。清代开创的活血化瘀法则，所以能在现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除确有疗效之外，与其和中医理法内核关于气血的学说极为契合不无关系，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运力。青蒿素、消痔灵、小夹板等具体方药的发明，固然有独到的贡献，但由于和中医理法内核距离较远，难以改变中医学的基本性质。
理法内核与病证方药针灸等外围部分的结合，是交错相连而不是单层面贴附的。通过辨别病证、病机，确立治法，使病证与理法内核相连；通过性味归经学说、组合药物配伍，使方药与理法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和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后天残缺肢体的动物，可以有四肢健全的后代，而经过学习才掌握的技能，由于没有与基本遗传物质相结合，所以不能遗留给后人。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一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我在负责编辑《河北中医五千年》的时候，对于流传至今的女娲故事、伏羲画卦、炎黄涿鹿争霸、秦皇入海求仙等神话传说，也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其中“渗杂、混和着中华民族祖先对远古人类历史的久远记忆。”
因此，即使是口碑相传的历史故事，我们也不要轻易加以否定，对于经过历时沉淀而保留下来古籍文献，就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千万不要把富含金沙的矿物资源，很轻易地随手扔了。
2017、2、15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28 19:16:0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深入解析、学习张仲景，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读懂他这个人，然后才能深入了解他的著作，否则，我们很难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不久前，我的一篇文章“张仲景坐堂行医或许为避嫌”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当然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发表出来，我们可以继续探索。《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走近张仲景著作的“桥梁课”。因此，讲完了张仲景的生平探索，我们就先学习这部著作的梗概，然后再学习《金匮要略》。曹东义、2017、2、28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28 19:57:59

刘世峰中国重庆:
曹教授也有幸成为不幸中医
刘世峰中国重庆:
比如马有度教授当年为了写好《家庭中医顾问》，只有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那时常停电，只好挑灯夜战。星期天和寒暑假更是宝贵的写作时间。特别是暑天，重庆是个火炉子，在太阳西晒的三楼写稿，汗流浃背，苦是苦些，却很快乐。又如曹东义教授，“有幸成为不幸中医”，曹教授为了捍卫中医，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论文200余篇，主编和参编中医科普著作14部。还兼任《中医药与亚健康》杂志主编；《国医年鉴》副主编。他们在为人民群众的养生保健，科普宣传中医药知识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和升华，用辛勤的汗水书写了一个大的中医人生。
我:
张仲景的时代，当中医不容易，因为中医被道教利用了，华佗被迫害致死，都说明当个一般医生很好混，当个名医不容易，甚至是不幸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7 10:24:09

《素问·藏气法时论》关于五脏与五味关系的论述，有些内容值得我们参考：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3-7 19:52:24

我:
我们一起说仲景，必须介绍《辅行诀》然后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张仲景的继承与创新。
袁野:
@所有人
各位群友：今晚3月7日（周二）晚上8:00，继续听：曹东义说仲景（第四十八讲）。
纪律：讲课期间，请勿发布任何信息，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表情等。
主讲专家：曹东义，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第四批师带徒指导老师，1958年出生于河北衡水市仲景村，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现任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燕赵中医药丛书》执行主编，《中医药与亚健康》杂志主编，《国医年鉴》副主编，《河北中医药文化》杂志副主编。主持省和国家多项课题，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著作41部，文字累计500余万。
我:
因此，我们今天，还是要说《辅行诀》，看看《汤液经》是什么体系？张仲景如何创新了一套体系？
我: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知古，也就难知今。
郭雨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