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宗扁鹊》剧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

曹东义 · 发表于 5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7 19:42
! `& s% Y% i/ o1 ^考证篇
+ J K+ l) t+ s一、故事篇中涉及的部分历史人物资料- v" Y* [) W) g- d4 p+ d) n
1.燕简公，见《三家注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

黄帝以前，结绳记事，其史官仓颌始造象形文字，黄帝怎能有“五德终始”之类的书籍传于后世呢？尧舜之前孔丘不语，《尧典》《禹谟》也只是记录他们故事，而非其亲撰之作。继刘向之后校过书的杨雄，自不难看出《黄帝终始》出于伪托，此时揭破其伪确有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而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桓谭，因反对东汉光武帝刘秀用图谶建灵台几乎被杀，桓谭虽时年近八十，但《后汉书·桓谭传》说“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杨雄在《法言》中揭穿《黄帝终始》之伪，又说“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这无异于挖王莽新室的墻基，这颇需要有点勇气与胆识。
为了说明《黄帝终始》是伪书，杨雄随手举出两个更为荒谬可笑的例子加以类比：“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此与“西施心痛而东施效颦”无异，大禹因辛劳而病足，俗巫印误以为大禹因跛行而后能治水，故加以模仿；西施因心痛而皱眉，东施却误认为西施因皱眉而美丽，故获效颦之讥。司马迁称扁鹊“为医或在齐”，《史记正义》注云：“号卢医。”所以扁鹊较长时间居住或安家于卢是很有可能的，而冒牌的庸医却误将扁鹊认作卢人，他们四处宣扬其与扁鹊同是卢人，得其真传，欺世害人，售其伪冒货色，这是因其不知“扁鹊者，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郡，鄭（鄚）人也”，故出此笑话。
作伪、售伪、揭伪、破伪均须借助某种“真”，但作伪者所依托之真，往往不过是似真实假的东西，明眼人一看即能识破，《法言·吾子》云：“或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
王莽篡汉之初，有方伎待诏根据其面象，《汉节·王莽传》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杨雄对王莽身居安汉公、宰衡之位，而阴行窃汉、篡汉之实，进行了深刻揭露，比之为身着圣人衣冠的禽兽。
如果扁鹊确为卢人，杨雄要逐一揭破几百年中不是卢人却自冒为卢人的冒牌庸医，殊为难办，因为古人的里贯经常有变化，以杨雄本人言，《汉书》虽称其为“蜀郡成都人”，他生于蜀，但其先人在晋时为“杨侯”，晋国分裂才逃到巫山，楚汉之际朔江而上，“处巴江州”，到了汉武帝时，始至蜀郡。司马迁的先人“世典周史”，周幽无道，故与赵叔带同时去周适晋，其后司马氏或至卫，或在赵，或迁于秦。所以断定一个古人是否为卢人，或曾否为卢人，这是很困难的。
杨雄不可能逐个调查，然后得出某医生为真卢人，某医生为假卢人，退一步说，对身为真卢人的冒牌庸医，杨雄岂能任其四处招摇撞骗？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即是试金石、照妖镜，自称卢人又云“与扁鹊同乡，得其真传”者，不论是否身为卢人，皆属伪冒。
杨雄揭破三伪，皆先破其作伪前题，笔法相同：即黄帝时无文字，黄帝不以著作而后名于世；大禹病足非与生俱来，大禹不因跛行而后能治水；扁鹊居卢行医虽久，却非生为卢人。
秦越人“在赵者名扁鹊”，在虢生死人而名传四方，并非因居卢而后才能名闻天下。今日北京名医，未必皆是北京生人；定居美国的中国人，仍被称为“美籍华人”。扁鹊客居于齐国卢城，可以称其为“卢医”，却不可误称其为“卢人”。
或以为杨雄校注诸书，另有所本而不同意“鄭（鄚）医扁鹊”之说，即使如此，杨雄也当示其所据，以正史家之失；或于适当的语言环境下，另立新说，而不可能与“禹乎、卢乎、《终始》乎”数伪并称，杨雄主要论述《黄帝终始》是伪书，顺便提出两个更为伪妄荒谬的例子，加以类比而己，不是另立新论。
《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虔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杨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司马迁有分歧的时候，也是正面论述，如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司马迁当作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与孔丘等一同列为“世家”，杨雄《法言·重黎》却云：“或问陈胜，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又如《史记·赵世家》以传疑笔法实录了赵史中许多神怪故事，杨雄认为不合圣人之法，而有微词，故《法言·重黎》云：“或问赵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凡此杨锥皆能从正面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若其不同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传》秦越人为“勃海郡、鄭（鄭）人”之说，必定会在适当的语言环境下提出来，而不可能与“禹乎，卢乎、《终始》乎”数伪并称。
杨雄《法言·重黎》云：“或问《周官》（即《周礼》）曰：立事。《左氏》（即《左传》）曰：品藻。《太史迁》（即《史记》）曰：实录。”
杨雄对可马迁《史记》的高度评价和尊重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假如“名闻天下”的扁鹊果真是泰山脚下的卢人，司马迁怎能不知？既知之，何以不明言之为“泰山卢人”，却每每将“勃海”与“鄭（鄚）”一起共同标示秦越人的籍贯？
在杨雄之前，汉文帝时韩婴的《韩诗外传》，汉武帝时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汉成帝时刘向的《说苑·辨物》，皆云“鄭（鄭）医秦越人”，从无扁鹊为卢人之说。
综上所述，作伪的庸医打着“扁鹊卢人也”旗号，杨雄因此而揭其伪，刺其谬，他凭借的正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时人的常识：他既不是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误，也决非立“扁鹊卢人”之论。
杨雄《法言·重黎》所云：“扁鹊卢人也，故医多卢”，与“卢医扁鹊”之意不同，杨雄所言“医多卢”之“医”，是“欲雠伪者”之医，是冒牌庸医，而不是全体医生的总称。
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可见汉以前学习扁鹊诊治经验，“传扁鹊脉书”的医学家很多，渊源有自，其中无伪妄可斥、可责，只有不学无术，到处招摇撞骗者，才谎称自己为卢人“与扁鹊同乡，得其真传。”所以“医多卢”是指冒牌庸医多自称卢人，或冒牌庸医多出于卢之意。
后人不察，误杨雄原意，竟将杨雄所批驳，作为立论根据。东汉末年，约与张仲景同时的高诱注《战国策·秦策》时，误注“扁鹊卢人也，字越人”，元代吴师道正其失误曰：“《史记》云：“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徐广云：鄭当为鄚。《正义》云：又家于卢国，号卢医。”前人有误，吴师道据信史和历代注家正其失误，这是注疏中常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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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以前，结绳记事，其史官仓颌始造象形文字，黄帝怎能有“五德终始”之类的书籍传于后世呢？尧舜之前孔 ...

（二）扁鹊诊齐侯、蔡侯之辨
⑴扁鹊诊蔡桓公见于战国《韩非子·喻老》，其原文节录如下：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早从事焉。”
⑵扁鹊诊齐桓候见于汉代《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原文节录如下：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⑶关于扁鹊诊齐候、蔡侯之辨，有关学者的考证，谨列于下：
①孔建民先生《扁鹊年代考证》一文中认为：“此故事（即扁鹊诊蔡侯、齐侯之事）亦见于《韩非子》《新序》等书，其故事之不足信分四点说明：甲、此故事出于游说家的寓言，意在借人体疾病之浅深，比喻政事败坏之浅深，借良医对于疾病的预见，比喻游说者自己对于政治的预见，如韩非子在此故事后面说：‘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里，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早从事焉。’他这几句话已把游说家编造这个故事的意图透示出来了；乙、此故事说扁鹊每五（或十）日一望见桓侯，便能断定他的病在腠理、血脉，肠胃、骨髓的发展过程，以现在的医学水平来看，要说二千几百年前的诊断术已如此神奇，是值得怀疑的；丙、此故事说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据本《扁鹊》传，扁鹊向虢中庶子说：‘臣齐勃海秦越人也。’扁鹊既是齐国人，他无论走到齐国的什么地方，也不能说是‘过齐’，齐国的君主也不至待本国人以客礼，这是寓言家不顾历史的本色；丁、此故事安排着两个人物，一个君主一个良医，作为良医的人物，群书载此故事都同样的借用了扁鹊作为君主的人物，《韩非子》所记的是蔡桓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釆则借用了齐桓侯，故事人物的主名或一定或不一定，这是因为当时最著名的良医只有扁鹊，而君主则不胜枚举，可以随意的借用一位，无论用蔡桓公，齐桓侯或其他君主，都不会使这个以医喻政的故事减少力量。综上四点，说明这个寓言性的故事没有采作史料的价值。”
②郎需才先生经过认真辨别，对望桓侯之色故事中的寓言成分，以及司马迁移植这则故事的笔法，作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他说：“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从扁鹊望齐桓侯那天起到其死，不过二十几天，是比较急性的病，而患者前15天却毫无感觉。按理若热入血则有……等症状，而桓侯全无，甚至病入骨髓时仍若常人。扁鹊在二千多年前，竟然能望出病人毫无感觉的各个阶段的病，这是事实吗？超越真理，就得怀疑，追根溯源，它原非史实，而是一个寓言，原始资料见《韩非子·喻老篇》，韩非和战国诸子一样，经常引用一些故事来说明他的主张，其故事大致可分三类：（一）根据史实；（二）根据一些人物的职业、身份创作出一些故事；（三）编造寓言。而扁鹊望桓侯正是属于第二种，试看扁鹊望桓侯在《韩非子·喻老篇》的地位及其前言后语，便知其是寓言而非史实。原文如下：‘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人名）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桓侯……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早从事焉’。从前后文可以看出韩非用了白圭、丈人两个例子来说明‘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但还嫌不具体、不生动、说服力不强，但现实生活中又不易找到这种层层深入、灾祸立见的例子，于是就创作了扁鹊望桓侯的故事，以征服读者，司马迁移植这个故事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时，曾煞费苦心，其加工痕迹历历可见，主要是加工得更合理和更合乎当时文体，如改‘病在肌肤’为‘病在血’，改病之间隔‘居十日’为‘后五日’，改‘寡人无’为‘寡人无疾’，改‘还走’为‘退走’，改‘已逃秦，为‘已逃去’，最为明显的是把不适合做《扁鹊传》的地方加以删改，如原文‘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早从事’。这在《韩非子》来说，是由寓言移到正题上，与前文相呼应，正是画龙点睛之处，而放在扁鹊传里却是离了正题，司马迁于是只采用‘圣人’、‘良医’、‘早从事’等词句，使紧紧扣到主题上，改为‘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
③张慰丰先生对郎需才先生的论述，提出了某些不同见解，他在《再探扁鹊之活动年代与事迹》一文中指出：“将《韩非子·喻老》与《史记》所载望桓侯疾，作为寓言而将这则史料删掉，就不够妥当了，这则医案虽有夸张渲染之词，但大体上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性与科学性。郎需才同志谓此案不符合急性热病的病程，扁鹊断桓侯病自腠理至骨髓，示病情之由浅入深，非断定为热病也，我们也应该想到某些脏腑内伤疾病，病患隐伏于内而突然发病死亡，以及早期诊断并非完全不可能。”
④李伯聪先生《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指出：“蔡桓侯时属春秋初期，那时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垄断着一切文化知识，礼坏乐崩，私学兴起，学术下及民间，乃是春秋末年的情况，从社会的政冶、文化环境和条件来看，在蔡桓侯时是不可能出现扁鹊这样一位周游列国的民间医生的……历史上的桓公午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东汉末年的徐干在《中论·亡国篇》中说：‘齐桓公（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由此可见，稷下学宫的创立者就是桓公午。稷下学宫兴盛百余年，至齐亡方告终结，《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上，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可以说，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国立高等学院’，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创举，千古流芳，桓公午如果真的是因为拒绝扁鹊及时的早期治疗而迅速死亡，那么，这样一件发生在眼前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又发生在身为一国之主的桓公身上，稷下学者对此事的议论必定是很多的，特别是据《新序》，齐桓侯自感病重时，‘使人索扁鹊’（据《史记》是‘使人召扁鹊’），所谓‘索’者，搜索、搜寻也，齐桓侯为了找到扁鹊救己之命，下令搜索扁鹊，这确实是‘合理’的，但这种大规模的（不可能是小规模的）搜索行动，必造成轩然大波，不但稷下学者，即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必定街谈巷议，市人皆知，成为轰动一时的‘恃大新闻’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真有这样一件事关桓公午的戏剧性事件发生，它必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口碑相传而不会泯没不闻，韩非是荀况的学生，而荀况与稷下学派有着不解之缘，据《风俗通义·孙况》，荀况15岁时游学于稷下学宫，据《史记·孟荀列传》，荀况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荀子·强国》云：‘荀卿子说齐相’，此‘齐相’即相齐悯王之田文，此时上距桓公午之卒年仅七十多年，虽然荀况没有直接谈到过扁鹊诊桓公午事的真实性，但荀况的著名学生韩非却间接地谈到了这件事。韩非大约死于公元前233年，其写作《喻老》一文的时间距桓公午之卒，充其量只有一百年稍多一点，《韩非子·喻老》中肯定扁鹊所诊者为蔡桓侯而非齐桓侯，这就有力地向我们表明：韩非明确地否定了‘扁鹊诊桓公午’一事的历史真实性……这个故事确实有可能是韩非的创作，但似乎我们也不能否认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扁鹊望桓侯，是一个战国时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韩非在写《喻老》时记录并巧妙地利用了这个传说……我们无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韩非子》中一个传说性的故事（或为韩非创作的故事），经司马迁的改写，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推后三百余年，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搬到千里之外，然后写入《史记》，这个故事就会魔术般地变成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⑷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扁鹊望桓侯这则史料的信任程度，与前二则诊赵简子、救国太子医疗事例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扁鹊诊赵简子之事，司马迁采自赵史，他对此是比较相信的，故列于最前边叙述；扁鹊入虢之诊，虽在年代上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疑问，司马迁还是很看重这则史料的，他可能采自《韩诗外传》，又根据当时行世的扁鸽著作进行了补充，使事情原委更加细致完善，司马迁对扁鹊入虢之诊的重点叙述，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医理，而且对我们探讨扁鹊的名、号、里籍、医学传授、诊断和治疗方法及特点等，都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扁鹊望桓侯之色的故事中，也包含着望色诊病、疾病可由浅人深传变、应早期治疗等医学内容，它是当时尚流行于世的扁鹊有关学术著作，极为通俗生动的注解。人们探讨学习扁鹊的医学思想，主要从扁鹊的医学著作入手，所以太史公取这则故事入传并无不可，只是后世扁鹊的著作渐次失传，有关扁鹊生活年代的其它资料也湮没无闻了，后人取其中的患者作为扁鹊生活年代的主要依据，因此才显得有些不妥，过错不在太史公，而在于今人不善读《史记》。如前所述，司马迁重视的是扁鹊，他所治的患者，无论是蔡桓公，还是齐桓公，是虢太子，还是赵太子，或是张三、李四，均不影响对扁鹊高超医术的描述，我们切不可重患者而轻扁鹊，对司马迁考证的结果，重其所轻，轻其所重，本末颠倒，甚至割裂扁鹊形象而妄出臆说。
扁鹊望桓侯之色，断其有疾，并将逐渐加重入里的故事，曾被历代传颂，影响至深，但其中却有不少夸张的描写，其十（五）日一望的程式化过程，也使人难以尽信，再加上此故事首见于游说家言，其可信程度就更低些，韩非对扁鹊事迹、史料的了解，也远不如司马迁那样详实全面，他在《韩非子·安危》篇中云：“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其中“闻”与“古”字的运用，使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扁鹊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传说，而非得之于史官所记之书册。
余嘉锡《古书通例》云：“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为严谨．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但多数故事，往往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或采自民间传说，再加以塑造，《素问》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以望色断生死、善恶的诊法，既见于《内经》，也见于王叔和、孙思邈等所引扁鹊的有关论述。所以，曹东义认为，这则用望诊断疾诊病的故事，虽可能有夸张，却未必是当时做不到的。至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自称“臣齐勃海越人也，家在于鄭（鄚）”，其中的“齐”字，并非指齐国，因齐国境内无渤海，齐与勃海亦非一地，此齐字应当为靠近之意，与“齐天大圣”“见贤而思齐焉”“举案齐眉”之“齐”字同义，无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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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扁鹊诊齐侯、蔡侯之辨, E8 C1 ^% P" u
⑴扁鹊诊蔡桓公见于战国《韩非子·喻老》，其原文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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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扁鹊诊赵简子之辨
《史记》记载扁鹊诊赵简子，之所以被历代研究者怀疑，关键在于其中有赵襄子、赵武灵王及其史官，在“原始记录”之中，参入了有利于自己的“补笔”，造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难辨的复杂情况。
扁鹊诊赵简子先见于《史记·赵世家》，又载于《史记·扁鹊传》，可见司马迁是很重视这则史料的。但其中掺杂一些荒诞不经的迷信成分，对此，远在汉代的王充在《论衡·纪妖篇》中，提出“赵世多神何也”的疑问。而建国后，很多医史研究专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观点，进一步“严加声讨”，逐渐形成否定其真实性的认识，在倒洗脚盆的时候，连其中的孩子也扔掉了。
曹东义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对此，广征博引，进行了深入研究，以还历史本来面目。其中辨析说：
近贤孔健民先生认为扁鹊诊赵简子的整个故事都是“赵国贵族的造谣”，却没有指出其为何“造谣”，何时、何人“造谣”；卢南乔先生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未全部否定这则史料，却说这是扁鹊于二百多年之后，在邯郸与人论说或“遥断”赵简子的病情；郎需才先生认为是赵武灵王及其史官把扁鹊“打扮成一个披着神秘外衣的巫者”，意欲否定这则史料；何爱华先生号称研究扁鹊三十多年，几次大声疾呼“本着弃其糟粕，吸取精华的原则，应当毫不犹豫地把秦越人为赵简子看病这种与医疗活动毫不相干的古代封建糟粕，彻底地从秦越人的生平事迹中清除出去”。现今的《医古文》教课书中己删去很多文字，《辞海》等工具书也受了他们的观点影响，说扁鹊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07-310年。
我们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迷信，但不应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古人。我们有义务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公道还给秦越人。我们更看重扁鹊诊赵简子这个枚事是否包含着历史真实性，而不是宣扬被篡改，被扭曲了的记录。唐代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说：“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秒拣金，有时获宝”。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正是这样一种伪中见真的史料，只要我们去内存真地仔细辨别，就能发现其中正是扁鹊诊赵简子，见证了中国历史由春秋走向战国的“拐点”——晋国六卿兼并的开始，并逐渐过渡到三家分晋。
扁鹊诊赵简子故事的宗旨，不是因为赵简子病重，也不是因为扁鹊医术高明，而是如郎需才先生所说：“赵简子昏厥七日半．原来是去见天帝，天帝告诉他五件事：（一）令他灭范、中行二卿;（二）他的儿子（按：即赵襄子）将克代、知氏;（三）晋国七世后将被韩、赵、魏三家瓜分而亡；（四）他的后代（按：即赵武灵王）将改政胡服，并略中山及胡地；（五）天帝将以胄女姚配他七世之孙（按：亦即赵武灵王）。这五件事，几十年和一百几十年之后竟都一一丝毫不差地实现了。在这里，名医扁鹊竟被打扮成了一个披着神秘外衣的巫者”。
郎需才先生的分析有道理，但是谁栽赃给扁鹊的呢？郎需才先生说：“打扮扁鹊出场的不是别人，正是赵简子的七世孙赵武灵王和他的史官，他们这样做有三项重大的政治目的：（一）他要改成胡人装束（按：即单人骑射，不再是战车）便于练习骑马射箭，进行军事改革．以积极地对付邻近善于骑射的胡人的威胁，并企图进一步扩大疆域，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这怪病就是让反对他的人知道，他所以胡服骑射，本是天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选定他执行这个任务了;(二）他立孟姚为惠后，废太子章而立孟姚之子何为太子，也引起各方面的不满，他要平息众怒，便说孟姚是天帝亲赐之女；（三）把他和当时人们所崇拜的创业祖先简子、襄子联系起来，以增加赵国臣民对他的尊敬和信服。简子距武灵王将近二百年，扁鹊到底给简子看过病没有？当时人和以后的人都无从查对，不易找出破绽，这恐怕也是选择简予患病，扁鹊诊病的原因之一吧。另外，扁鹊是当时流传的古代名医，让扁鹊诊病，就更加强了怪病的说服力。”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他克服这种阻力主要靠以理服人，其申明大义的深刻哲理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他的叔父和大臣们皆被他说得心悦诚服，革政胡服得以顺利推行。但他毕竟是两千多年之前的人，为了实现他的宏图大志，他有可能采取篡改历史或编造谎言以“上合宗法”。然而赵简子怪病的主要内容是为消灭当时势力很大的晋卿范氏和中行氏而编造的政治谣言，是董安于舍身存赵的一个策略，而不是赵武灵王凭空捏造的谎言。
从《左传》与《史记》有关记载中不难看出，赵简子杀赵午之后，由于赵午与范氏，中行氏是亲戚，关系十分密切，才激化了矛盾，引发了这场斗争，在此之前，不可能凭空制造上帝要赵简子杀范、中行二卿的政治谣言；在公元前497年7月之后不久，赵鞅就复出于朝，奉君命讨伐范、中行氏，己没有必要制造所谓上帝的“帝命”了。我们不能设想二百年之后，赵武灵王因为推行胡服骑射的阻力，需要制造这样一个具有很強的时间限制的“帝命”。另外，如果赵简子的怪病与董安于无关，或其中没有什么政治阴谋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董安于的死因。
为了说明董安于的死因问题，还得引用《左传》有关文字：
《左传·定公十三年》云：“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宮，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丁未，荀寅，七吉射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宮。”
《左传．定公十四年》云：“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先生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
在整个事变过程中，范氏，中行氏由于和知伯、韩、魏三家有矛盾而被逐，赵简子及其家臣董安于皆坐以待变，没有采取什么主动行动，为什么却造成“三臣始祸而独逐鞅”的局面？为什么事变后，还要以“始祸”罪杀董安于？董安于所犯“发之”之罪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颍达疏曰：“安于请赵孟‘先备’，赵孟不从其言，则安于其无罪矣。但安于之谋国人闻之，梁婴父惧其智谋，恐赵氏强盛，假此事而罪之。赵鞅叛而得还，不敢违命，故安于自缢死耳。”这种解释是难以服人的。首先，董安于是赵简子的心腹重臣，他们之间商议的事情即使不十分保密，也未必“国人闻之”；再者：“先备诸”是人将攻，我先做些御防，完全合理合法，何罪之有？“赵鞅以晋阳叛”也不是他杀赵午，因为董安于劝他“先备诸”时，他还担心“始祸者死”说明他当时还未肇祸。
笔者认为，董安于“发之”的始祸罪，就在于他妄说帝命，预言：“晋国将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失熊与罴皆其祖也。”筍寅由于世将中军，故又称中行氏，他与范氏当时的力量很强大，所以知伯、韩、魏三家奉君命伐之，也没能取得胜利。他们二家联合起来进攻赵简子，这对赵氏家族是很危险的，是赵氏孤儿复位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危及社禩存亡的紧要关头。董安于为了唤起民众，鼓舞士气，才大肆宣扬上帝让赵简子灭二卿的政治谣言，他唯恐赵人不知，无所准备，故广为传播这个政治谣言。不料人多口杂，传入范、中行耳中，他们本“欲作乱”，再加上这一借口，兵变乃起。所以知伯说：“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董安于妄说帝命，意在唤起赵人杀敌卫家，是他舍身存赵的重大政治计谋，有大功于赵氏，故虽自杀弃市，后“赵氏定”，而得配食于赵氏祖庙，永享赵祀。

曹东义 · 发表于 5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7 19:43/ u* t5 l5 N; ?2 ]
（三）扁鹊诊赵简子之辨- D1 ?' E' p; v
《史记》记载扁鹊诊赵简子，之所以被历代研究者怀疑，关键在于其中有赵襄子、赵 ...

董安于为了取信于民，在制造帝命时借用两个影响很大的事件，一是秦穆公戡平晋乱的例子，一是扁鹊诊赵简子的事例。
《史记·封禅书》云：“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穆公上天’。”秦穆公平息晋乱的事件，在赵简子时代是事过百年的生动事例，人皆知之，故董安于借来仿制，想取得同样的效果。
扁鹊诊赵简子之事，或在事变之前，或在事变之中。
若扁鹊诊赵简子在此事之前发生，那赵简子就是真的“五日不知人”，经扁鹊诊治而愈，赵简子为此赏他四万亩田，这件事在国人记忆中是很有影响的大事，但赵简子病中或病后说过什么胡话，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董安于利用了这一点，出示他加工过的所谓“受言而书藏之”的“原始记录”向众人解释说：上帝早就让赵王灭范氏、中行氏，现在他们果然要作乱，我们只好替天行道，消灭他们!
如果此事之前扁鹊没有诊过赵简子，他可以让赵简子装病，对外宣称“昏迷不知人”急召扁鹊诊治。扁鹊不知是计，只见赵简子虽闭目而卧，却气色不改，尺肤不热，血脉不乱，呼吸调匀，故出而云：“血脉洽也，而何怪！……不出三日必间”。装病的赵简子，当然能在预定的时间中醒来。醒后说的“谵言胡话”自然没有什么责任。这正是董安于挺身而出所说的那句话：“请以我说（杜预注：晋国若讨，可杀我以自解说）。”
细心的学者可能要问，扁鹊秦越人在赵简子那个时代，能不能凭脉象决断预后？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件事是否合于当时礼法？
笔者认为，扁鹊秦越人在那个时代，是完全可以做到以脉诊决断病情的。因为在此之前50多年前的一则医史故事，使我们相信这决非耸人听闻。《左传·襄公二十一（公元前552年）》记载，楚国有人为政治避难而称疾不朝，时“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申氏卧冰绝食，身体羸瘦，酷似大病不起之状，楚医却能断定他“血气未动”，没有疾病。
楚医候血气的方法不可能是望诊，因为装病之人决不会满面红光，两目炯炯有神。所以，楚医见他虽瘠瘦困乏，但断其“血气未动”，其诊法极有可能是切脉得知。《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气血未乱”是平人之脉，通过切脉可以“决死生之分”。司马迁认为扁鹊诊病时虽能四诊合参，却特以诊脉为名。“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秦越人比楚医晚50多年，又精于诊脉，他通过诊脉断定患者预后良好是可以做到的。更何况赵简子的病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呢。
再有，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也是有可能的。
赵简子“虽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干诸侯（《史记·赵世家》）”，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他在魯哀公二年曾悬赏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扁鹊受四万亩田并不过分。《左传》多次记载象郑、卫国那样的小国还时常封臣下六十邑。井田制时，“邑有四井，井有九家”。六十邑，约合20万亩。赐扁鹊四万亩田，约为十邑，这对赵简子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赵简子怪梦的主要内容是预言上帝让他消灭晋卿范氏、中行氏，在这场兼并战争中他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是“赵氏孤儿”嗣立之后赵氏又一次面临灭绝的重大历史关头，他的谋臣董安于为此献出了生命，原因就在于董安于公开散布了上帝让赵简子灭二卿的政治谣言。
我们所以认定“赵武灵王及其史官”不是打扮扁鹊出场的原因，还在于“赵武灵王及其史官”，只在董安于“旧记”的帝命中，附添了关于他这“七世孙”的事，而且在赵襄子为了反灭知伯而造的“神命”中，也做过补笔，并且很灵验。
《史记·赵世家》云：“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王洚，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亦黑龙面而鸟噣，鬓糜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左衽，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二神之令。”
知伯率韩、魏之师，围攻晋阳，《战国策》云“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赵世家》云：“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简直是四面楚歌，危在旦夕。
赵襄子虽派张孟谈使离间计，与韩、魏共谋击破知伯，但在“士卒病羸”，“群臣皆有外心”的情况下，要想取得反败为胜的结局是颇为困难的。
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襄子才编造了三神至天命，让赵氏反灭知伯的政治谣言以鼓舞士气的。赵襄子决不可能在三年或一年之前就能预见到“三月丙戌”反灭知伯的；他在危难之中編造帝命时，决不可能会奢望他的后世能越过侯爵而成为“伉王”的。
赵襄子死后，经过赵桓子、献子，到赵烈侯三年，赵氏始称侯。又经过赵式公，敬侯、成侯、肃傧，才到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即位之初还是赵侯，在胡服骑射之前才改称王。文中“左衽”即是胡服的代称，“介乘”是不用战车而单人骑射之意。
如上所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主要靠说理，以理服，我们不能设想他为了合于宗法而凭空编造两个“致帝命”的故事。孔丘“不语怪力乱神”。杨雄《法言·重黎》云：“或问赵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古代有作为的人，对于神怪故事是不推崇的，赵简子、赵襄子迫于时事的险恶，不得不出此等计策，赵式灵王借而用之，使其革政措施顺利推行，可谓取之有道。
如果细辨原文，从文气上看“及上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和“至于后世，且有伉王”等字句也有明显的转折，其附添、补笔的痕迹，也历历可见。
既然我们认为赵武灵王及史官篡改了董安王的旧说。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赵简子当时有没有史官，有没有史记之策。
赵简子虽为晋卿，却有自己的史官。
《韩诗外传》云：“周舍（人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对曰：‘愿为鄂鄂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也’。”刘知己《史通·史官建置》云：“赵鞅（即简子），晋一大夫尔，犹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董安于30岁之前当过赵简子的史官，《国语·晋语九》载董安于自述：“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论衡·须颂》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
为赵简子“迸秉笔，赞为名命”的董安于担任过赵简子的史官，后来又成为他的心腹重臣，每有大事，常与之商议。《淮南子·道应训》云：“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毋恤（即赵襄子）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由此可知赵简子时代是有史官记录和旧史存留的，扁鹊诊赵简子一事被记录于赵史是可信的。
赵武灵王史官篡改旧史是有可能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曾经直接引用了大量赵史的史料（《虞氏春秋》等），《史记·赵世家》中多处使用“某某伐我”“拔我某城”等第一人称，此与《春秋》文字为魯国史官所记略同。
司马迁《赵世家》和《扁鹊传》引用的虽然是被篡改过的《赵史》，但我们经过辨别不难看出其历史本来面目。
退一步说，不论扁鹊诊赵简子之事，是记录于董安于，还是伪出于赵武灵王及其史官，都向我们有力地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扁鹊决不是秦式王时代的医生。因秦武王与赵武灵王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李伯聪先生说：“我们看到，当代有几位学者断定‘扁鹊是秦武王的同时代人’，亦即与赵武灵王的同时代人。他们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扁鹊与赵简子同时代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是否正确呢？现在，让我们假定是在2300年前的赵武灵王时代提出扁鹊活动时代的问题，而且那时假如扁鹊正是一位仍然健在的、远近闻名的医生，请问，赵武灵王的史官在捏造历史时敢于把扁鹊的医学活动‘提前’将近20O年，使扁鹊与赵简子、董安于同时吗？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鉴定‘扁鹊诊赵简子’一事中真伪分野的关键所在了。捏造赵简子梦游钧天、捏造天帝预言赵武灵王要娶孟姚、行胡服革政的情节，这是作伪之目的和核心之所在，这是可以欺骗当时的大多数人，但却骗不了后世、特别是20世纪的大多数人的；另一方面，对于名医扁鹊和赵简子、董安于同时代这一点（包括对于扁鹊被赐田四万亩）作伪者是无须作伪，而且也不敢作伪的（如果一个作伪者竟然荒唐到把一个健在的名医推到二百年前进行活动，其骗局将彻底破产，其政治目的也就无从达到了）。某些学者由于看到‘扁鹊诊赵简子’一事的记载中有后人篡改和作伪之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不再分析和考察有关记载是全伪还是真伪混杂这个关键的问题。有人甚至气愤填膺地将此事‘一揽子’地判定为‘封建糟粕’，‘呼吁’把此事‘彻底地从秦越人的生平事迹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相反，这是同真正的科学态度背道而驰的。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否定‘扁鹊诊赵简予’一事真实性的郎需才同志指责说‘名医扁鹊竟被打扮成一个披着神秘黑衣的巫者’，这是不符事实的。细读《赵世家》的原文，不难发现，虽然赵武灵王的史臣利用‘扁鹊诊赵简子’一事‘添油加醋’编造了一些神奇的预言和谎言，但扁鹊所说的话中却没有关于赵国未来的直接预言，而且扁鹊的话以‘血脉治也，尔何怪’作为基础，这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是恰相吻合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董安于不可能让别的时代的人为赵简子诊疾，赵武灵王也决不会让秦武王时代的医生去断他七世祖的病，所以扁鹊秦越人与赵简子大体同世是比较可信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5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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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渤海”应指沧州
渤海，古籍记为渤海郡、勃海、勃（本应为郣海郡、郣海、郣，下同），若指地名，皆是指今沧州一带，有关考证见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现节引如下：
《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为六国合纵，拟约云：“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齐与燕为邻国，国界相通，陆地相连，齐救燕不必乘舟浮海而后救燕，故文中“渤海”当为勃海郡地。
张守节《史记正义》为类似表述作注时云：“齐从沧州渡河（黄河）至瀛州”，张琦《战国策·释地》云：“齐赵分渤海，以河（黄河）为界”，汉以前，黄河从今河南省到今河北省地域后，皆经沧州到天津一带入海，若文中“分渤海”是指分海域，则“以河（黄河）为界”无法成立，故“分渤海”非指海域，而是指分沧州一带的陆地区域，
《史记·苏秦列传》云：“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文中“北有勃海”是说齐国的北边有勃海，使其与北方隔绝。下文又云齐国“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史记正义》注云：“言临（齐都临淄）自足也，绝、涉，皆度也。勃海，沧州也”，此乃战国时人以勃海代称沧州一带的说法。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文中的“勃”与“勃海郡”一样，是指沧州一带地域。假如“勃”是指齐国，那勃与碣石山之间，正好是勃海海面，海中是不会有燕这一“都会”的，此“勃”也不是“勃海海域”，因为勃海水域与海边的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境）中间也不会有一燕都，《史记·苏秦列传》称燕国“南有碣石”也可证之。
《史记·天官书》云：“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又云：“荧惑（星）为勃（地）乱。”又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都是以“勃”字代称沧州一带，班固所著《汉书》中援引《史记》这些文字时，也以“勃”字代沧州“勃海郡”一带。
《汉书》卷七十一云：“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卷七十二云：“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卷十九云：“勃海太守龚遂，为水衡都尉。”此皆以“勃海”代称“勃海郡”，即指今河北沧州一带。
《汉书·沟洫志》载，王莽时因黄河反复决口，征集能治河者百余人，商讨治理之策，御史韩牧主张效法大禹辟九河以分河水的做法，疏言：“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椽王横持不同看法，对曰：“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为海所渐矣”，文中“河入勃海”的“勃海”确实是指海域，而“勃海地高”的“勃海”却是指沧州一带地域，此一词两用之例。
综上所述，“勃海郡”是指今河北沧州一带；去掉“郡”字，用“勃海”代称陆地时也是指沧州一带；再去掉“海”字，只一个“勃”字，还是指今沧州一带。这几种笔法，既见于先秦，也习称于两汉，后世更是如此。从未见有以“勃海”代称齐国，或其他地域的称法。

曹东义 · 发表于 5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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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古籍记为渤海郡、勃海、勃（本应为郣海郡、郣海、郣，下同），若指地名 ...

（五）扁鹊入秦行医的年代考辨
曹东义考证，扁鹊在秦国行医，不是秦武王的时代，而是此前将近200年左右。《战国策·秦策二》云：“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古今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过疑问，宋鲍彪云：“扁鹊与赵简子同时，至是百三十年矣”，疑其中有误。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在本策下注“疑托”。认为“策士因《史记扁鹊传》言扁鹊入秦事而托之武王。据《史记·秦本纪》武王四年‘王与孟说举鼎，绝髌，八月武王死。’《策》中所记之病与史实不符”，“自司马迁以来，历代治战国史事者，从无人采及此章”。
秦武王，嬴姓，赵氏，名荡，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秦惠文王之子，身高体壮，孔武好战。政治上，设置丞相，驱逐张仪，结盟魏国，联越制楚。军事上，攻拔宜阳，设置三川，平定蜀乱。经济上，修改封疆，更修田律，疏通河道，筑堤修桥。秦武王喜好比武角力，任用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等人，皆得大官  。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大鼎脱手，砸断胫骨，气绝而亡，时年23岁。
郎需才先生根据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89年在位）及其史官曾编造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韩非子·安危篇》有“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等语，断定扁鹊是赵武灵王和韩非子（？—前233年）很久之前的人，因此郎需才先生认为“凡是和他们同时，或时间相接近，或在他们之后，有关扁鹊的资料都非史实，如扁鹊诊秦武王（在位：公元前310年—前306年）扁鹊望田桓公（在位：公元前374年—前356年）等”。
李伯聪先生《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中，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他说：“卢南乔同志说：‘秦武王病例，从史源说，它是采自秦国官府之书，甚至还有可能是得之秦国官医的口述’，所谓‘有可能是得之秦国官医的口述’云云，这是所有的人（包栝卢南乔同志在内）无法断然肯定，也无法断然否定的。而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卢南乔同志强调和论证的重点还在强调‘它是采自秦国官府之书’。可是，我们却不难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秦武王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7年在位，时当战国中期。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云：‘战国时代，一国之主被尊为王或大王，不再称君，君字渐变为一般在上位的人的尊称’。浏览战国时期的文字资料，可知《古代汉语》所说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上引《战国策》‘医扁鹊见秦武王’一条史料中，秦武王之左右和扁鹊在对话中都当面称秦武王为君而不称王或大王，这是同战国中期之人对一国之主的称谓惯例相违背的，换句话说，战国之人是绝对不可能当面以君来称秦武王的。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它向我们证明：‘医扁鹊见秦武王’不可能采自秦国官府文书，这件事的情节在历史真实性上是存在着重大疑点的”。
曹东义基本同意上述学者的考证意见，并据有关史料探讨其致误的原因。
余嘉锡先生认为，考校古书应多闻阙疑，要做到“揆之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扁鹊见秦武王一事，揆之于《战国策》，除称谓上的不协之外，验之于其他史书也难于讲通。
首先，扁鹊是个医生而不是策士，政治地位低，他不应该借题发挥：“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更不该“怒而投其石”。因为医生地位远不及策士，“怒而投其石”免不了杀身之祸。《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了宋国名医文挚，用激怒的方法为齐闵王医好了病却激怒了齐闵王，虽有太子及王妃担保力争，最后却被生烹而死的悲惨故事。秦武王好勇尚武，其凶暴当在齐闵王之上，他更容不得扁鹊如此举止。张仪以连横说诸侯，有大功于秦国，然因“左右”向秦武王进谗言，张仪惧诛而避难于魏，并死于魏，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假如扁鹊小题大作，“怒而投其石”，并进一步“诽谤朝政”，则难免秦国之严刑峻法，招祸杀身，而勿需“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了。
再者，“怒而投其石”与扁鹊秦越人的性格也不合拍。扁鹊望桓侯之色，预言其有病并将逐渐加重，一次次劝其早日治疗。但桓侯始终不悟，迫使扁鹊不得不逃离其国，扁鹊并未出一句怨言，以泄私愤。扁鹊过虢，虢太子尸厥，扁鹊请求治疗，“中庶子喜方者”横加阻拦，当着扁鹊的弟子们，问他“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曾不可告咳嬰之儿!”扁鹊面对这样一个百般刁难的阻挡者，全不计较，“终日，扁鹊仰天长叹曰……”进行耐心说服。汉初陆贾《新语·资质》云：“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卫。卫人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夫扁鹊天下之良医，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也。”扁鹊行医过程中遇到患者，或其家属，或周围的人的不理解，总是耐心说服，一切总为患者着想，不曾轻易放过，更不曾口出怨言，他不可能“怒而投其石”。战国时虽重策士，然张仪未曾出怨言而惧武王诛其身，医者怎可能借题发挥诽谤朝政！
郎需才光生《对‘扁鹊小考’的考证》指出：“扁鹊见秦武王，类似扁鹊望蔡桓侯，也是某游说之士以此自编的寓言故事，劝告统治者要坚信他的话并付诸行动，而不要为另外的意见所动摇，以坚定被游说者的信心。”
所以，曹东义认为“医扁鹊见秦武王”一事的宗旨，并不在于论述扁鹊有何学术特长，而是重在论述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会“一举而亡国”。但任何史料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秦武王与扁鹊这样不和谐地联系在一起了呢？
曹东义认为，张仪及其“连横”主张的存废，是秦武王即位后有可能“一举而亡国”的重大决策。扁鹊被误解而不被信任的事迹，成了张仪或他的说客对秦武王进谏的一个例子。
苏秦死后，六国合纵抗秦之势大为削弱，张仪趁机出使各国，劝六国之君“背合纵之约以亲秦”，楚、韩、齐、赵、燕五国先后被他说动，正当他回秦国的途中，“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隙武王，皆畔衡而复合纵。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史记·张仪传》）”张仪趁机逃离秦国，并死在魏国。
如苏秦所说，张仪是当时“天下之贤士”，他对促进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继商鞅之后秦国历史上又一个“权倾人主”的关键人物。对于他的去留，是秦武王颇为难办的问题。其时左右的“日夜恶张仪”．及张仪自辩或策士谋臣的进谏，应当十分激烈，武王犹豫不决使诸侯皆知之，可见论争历时之久。扁鹊行医过程中不被人理解的事实，是张仪及其支持者极有说服力的例子，用之以谏武王，劝其任能留贤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曹东义推论，“扁鹊见秦武王”是误把故事中的人物当作“当事人”，而错误地把扁鹊与秦武王连缀在一起的史料。扁鹊称“君”，正是春秋时人称一国之主的例证。扁鹊所带的行医工具“砭石”，也是较早的医疗工具。李经纬先生《中国古代医学史略》认为：“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尝百药，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
余嘉锡《古书通例》云：“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策士在向君王进言时，常编造或借用前人的故事，曲尽其理以增强说服力，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鹬蚌相争、邹忌与徐公比美，曾母投杼等皆出于《战国策》。
秦武王使甘茂攻打韩国的宜阳，因宜阳是一个大县，攻打不易，甘茂担心秦武王会中途听信谗言而改变主意，使其前功尽弃，他给秦式王讲了一个故事：“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之为臣投杼也。”甘茂所讲的这个故事未必是真，但却达到了坚定秦武王信任的作用，最终取得了胜利。
总之，曹东义认为“扁鹊见秦武下”，事有不实．文有残脱．它很可能是张仪等在进谏秦武王时引用的一个故事，不能据此而认为扁鹊与秦武王同时。
《战国策》是刘向收集的战国年间策士们的有关文字，这类文字当时流传很广，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许多篇章，未收入本书，“扁鹊见秦武王”这段文字有可能在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就已经错简如此，并未认真考辨其真伪与否。刘向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刘向《战国策序》）。其编校时认真的程度，自不可比之于经书。
余嘉锡先生云：“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别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当然，《战国策》经刘向编定后再度残脱错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本策前后文尚完好而独此文在流传中残脱错简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5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7 19:45
& D8 ]7 x( P# V8 b' j1 z% Y（五）扁鹊入秦行医的年代考辨
4 \# M. N. ]/ [. U& [9 w曹东义考证，扁鹊在秦国行医，不是秦武王的时代，而是此前将近200年左右 ...

（六）扁鹊诊虢太子历史考辨
⑴《韩诗外传·十》记载：
扁鹊过虢侯（按：《史记》无“侯”字，《说苑》中“虢”作“赵”），世子（按：《史记》及《说苑》均作“太子”）暴病而死。扁鹊造宫门，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无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
扁鹊曰：“入言鄭（鄚）医秦越人能治之。”
中庶子之好方者出应之，曰：“吾闻上古医曰茅父（按：‘茅’旧作‘弟’，赵怀玉云‘弟’系‘茅’之误，许维遹从之，《说苑》作‘苗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蒭禽为狗，北面而祝之，发于声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岂能若是乎（按：《史记》中无中庶子这段话，《史记》中，中庶子回答扁鹊问‘大子何病’时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厥而死。’）？”
扁鹊曰：“不能。”
又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踰跗（按：《史记》作‘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说苑》作‘俞拊’），踰跗之为医也，搦脑髓，爪荒莫，吹区九窍，定脑脱（按以上十三字，旧作‘搦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许维遹据元本及《史记》《说苑》订正，《说苑》作‘搦脑髓，束肓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史记》中上下文字相异更多），死者复生。子之方岂能若是乎？”
扁鹊曰：“不能。”
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岂足以变骇童子哉（按：‘骇’字系许维遹据《说苑》补入）？”扁鹊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蚊头，掩目而别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谓尸蹶者，以为不然，试入诊世子股阴当温，耳焦焦如有啼者声（按：《史记》云‘耳鸣有鼻张’其‘耳鸣’二字，不如该文意切）。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诊世子，以病报虢侯。虢侯（按：此二字系校者依《史记》《说苑》补入）闻之，足跣而起，至门曰：“先生远辱，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则粪土之息（指虢侯之子），得蒙天载地长为人。先生弗治之，则先犬马填沟壑矣（按：‘沟’字系校者据《说苑》补）。”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鹊入，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按《史记》作“五会”），为轩光之灶（按：此亦系许维遹校正之文，“轩光”原作“先轩”），八减之汤（按：原作“八拭之阳”，《史记》作“八减之齐”，《说苑》作“八成之汤”），子同捣药，子明炙阳，子游按摩，子仪反神（按：《说苑》作“阳仪”，许氏校语中指出应为“子仪”），子越扶形，于是世子复生。天下闻之，皆以扁鹊能起死人也。扁鹊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当生者起耳（按：《史记》作‘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记》对扁鹊诊虢太子的叙事至此结束）！”夫死者犹可药，而况生者乎？悲夫！罢君之治，无可药而息也。《诗》曰：“不可救药”，言必亡而已矣（案：《说苑》作“甚之之辞也”）。
注：《韩诗外传》是西汉文帝、景帝间儒生韩婴所著，韩婴为燕人，据《任丘县志》《嘉靖河间府志》记载，任丘有韩婴墓，则可知韩婴可能为任丘人，与扁鹊故里鄚城甚近，韩樱所讲述的这则故事，在扁鹊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史料意义。
⑵笔者观点：
曹东义教授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一书种，对于扁鹊诊虢太子的真实性，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也吸纳了很多研究者的成就，具体论述节录于下：
李伯聪先生研究司马迁《扁鹊传》与《韩诗外传》关于扁鹊诊治虢太子记载的文字差异，指出：“这些大段的论医文句，使用了那么多高度专门的医学术语，不可能是司马迁的‘创作’，而必定是司马迁有所本而抄录来的。……司马迁必定是抄录自其所亲见的署名或归属于扁鹊的著作。”
如前所述，扁鹊秦越人生活于春秋末期，与赵简子，孔夫子同时，他在世时是否有虢国，或其所入之虢国在何处，就成了极为重要的问题。
史有明载的虢国比较多，东虢、西虢的开国之君，都是周文王的弟弟。根据出士文物，北虢在西周时也已建立。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公元前767年为鄭所灭（《竹书纪年》）；西虢亦称城虢，在今陕西宝鸡东，前687年为秦所灭（《秦本纪》）；北虢位于今三门峡一带，前655年为晋所灭（《左传．僖公五年》）。是否还有其他虢国史无明载。
郎需才先生根据1965年在三门峡发掘的春秋早期的古墓葬中有“虢太子元徒戈”随葬品，而推论扁鹊所治虢太子即此墓主，这也是难以证明的。李伯聪先生说：“因为《韩诗外传》及《史记》中都没有言及虢太子的名字，严格地说，简直没有任何人可以直接证明某历史上存在的名某的虢太子正是被扁鹊救活的虢太子，只要有初步的逻辑知识，便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古史》卷五《扁鹊传》注，引苏子由曰：“扁鹊见赵简子，而后有虢公之事。虢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赵简子在春秋之末，齐桓侯复次其后。或疑其说之妄;然战国之际，薛亡久矣，而孟尝君称薛公”。张骥《史记·扁鹊仓公传补注》云：“《舆地志》：‘小虢，羌之别种’，虢国非一，扁鹊时必有存者，《索隐》《正义》俱失检。”
何爱华先生《秦越人（扁鹊）事迹考》一文指出：“诸虢的被灭，并不等于历史上再就没有以虢或郭为国名的国家之存在，并且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国家被灭亡后，往往由另外的国家出来扶植这个被灭国的复兴，或迁徙他处，例如齐国之救邢、存卫之类，便是其例。由此可见，司马迁笔下的虢国，必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诚如张骥之《补注》所云‘虢国非一，是时必有存者。’又据杨守敬的《春秋列国图》《战国疆域图》《前汉地理图》等各幅地图之所载，诸虢之外，均分别绘有一个虢国，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在赵国鄚县南、高阳北，尤以《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曹东义按：实应为昭公七年，即公元前535年）所载之‘齐侯次于虢’，便是诸虢灭亡后，另有一虢国存在之明证。其注云：‘虢，燕境。’这个注解正好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鄚本赵邑、赵惠文王五年‘与燕鄚、易’之说正同，‘虢，燕境’的注解说明战国时代，在赵国领土鄚县附近，尚有一个以虢为国名的国家存在，而秦越人所过的虢国，就是这个北方的虢国，其所治的虢太子．就是这个虢国的太子。”
曹东义认为，何爱华先生指出的公元前535年“齐侯次于虢，就是扁鹊所入之虢”的论述，给我们很大启发，但晋杜预注“虢，燕境”，是杜氏认为其乃燕国境内的一个城邑，而非独立的侯国。据《任丘县志》燕境内之虢城，汉代名高郭，封为高郭侯国，此与秦越人故里鄚城皆位于今河北省任丘县境内，二城相去不远，而以虢为名的城邑不止于燕境，据《春秋经·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晋卿赵武等十一国等重臣“会于虢”，晋杜预注：“虢，鄭地”，其他诸侯国内，以虢名城的城邑还有多少，也难考知。
春秋时，公邑置大夫，私邑置宰，以治之。《礼记·礼运》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各国大夫多为世袭，其嫡嗣子或被称为“世子”“大子”，如赵简子杀邯郸赵午时对邯郸人说“二三子唯所欲立”，就是让邯郸的赵氏立嗣，袭赵午之爵位；又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云：“卫人讨宁（喜）氏之党，故石恶（宁喜之朋党）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这是因为其人虽有罪，而罪轻不及绝祀，故虽诛罪臣，仍立其子嗣。《白虎通·爵》云：“所以名之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韩诗外传》中扁鹊诊治的尸厥者即称为“虢世子”。
扁鹊所入之“虢”的地点，曹东义认为不可能是燕境内的虢城，因为扁鹊故里距此公仅有数里，扁鹊入虢诊病时已有弟子数人，即使还未“名闻天下”，也应为一方名医了，中庶子等即使不前去迎请，也不应当横加阻拦，百般刁难，似全然不晓有扁鹊这一名医在世。假如扁鹊所入之虢，在靠近勃海边的鄚城一带，他自我介绍时就没必要说：“我是靠近勃海边的秦越人，家在鄚城”了。因鄭国境内的虢城，处于内地，离勃海甚远，他才有必要做如此解释。因此，我们认为扁鹊所入之虢，不是“燕境”鄚城一带的虢城，而可能是鄭国境内的虢城。
鄭国境内的虢城，规模应当较大，不然公元前541年时，十一国重臣会盟于虢，其车马随从的食宿问恐怕不好解决。这个虢城既有可能是公元前767年被鄭所灭，但“亡而不绝其祀”得虢国首都所在地，也可能是虢亡后迁居到鄭国边邑的虢国遗民聚居地。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弟姬友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他33年后任周幽王司徒，谋迁于虢郐二国之间，“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是郑桓公插足的好地方。虢、郐之君见郑桓公重用于周王，又欲前来移居，为结其好而献十邑，郑桓公“竟国之”，其后郑桓公死于周幽王之难，其子武公立，立四年，灭其同姓东虢。
殷灭夏朝，封夏后为侯国。殷商亡后，夏朝后裔在周朝，聚居于杞，而为杞国。周武王灭纣，封殷遗民为侯国，是为宋国。春秋初期礼法尚严，当有别于战國后期亡国即绝祀者。
东虢开国之君为文王之弟，历史悠久，又与郑同姓，且有恩于郑，为了标榜仁义，和取得先人的福佑，郑人极有可能灭虢而不绝其祀，历二百余年虢城犹在，应当能证明这一点。
公元前597年，楚国围郑三月余，郑以城降，几乎亡国，郑襄公“肉袒牵羊”，出迎楚王，他说：“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赐不毛之地，使复得事君王，孤之愿也。”郑襄公设想到亡国后的几种可能，都包含着亡国而不绝其祀的内容，他提出这些愿望，无疑符合当时的惯例及礼法，也许包括郑灭虢而未绝其祀的例子。
虢世（太）子的父亲，自称是“小国”，又云“偏国寡臣”，《说文》云：“邑，国也，先王之制有大小，凡邑之属，皆从邑。”在这个意义上说，虢城亦可以称虢国，故有“地不满五十（里），不闻见于天子，附庸于诸侯”之说。
虢国或由于被迁往“不毛之地”而变得偏远，其虽名为国，实为亡国之君，对郑称臣，所以其虢君才云“偏国寡臣”，未必是自谦之辞。扁鹊所入之虢，极有可能是鄭国境内亡而未绝祀的虢国，郑国境内的虢世子被扁鹊治愈之后，父事扁鹊，在今河北省内丘县神头村一带留下许多历史遗迹与传说，也与此相符合。
文中“入言鄭（鄚）医秦越人能活之”的“鄭”当为鄚之误，因扁鹊身在“鄭境”，不可能自我介绍为“鄭医”。
韩婴也是任丘县鄚城一带的人（据《任丘县志》《河间府志》），他在《韩诗外传》中的原文，极有可能是“鄚医”，而不是“鄭医”，后人传抄时误把“鄚医”抄写为“鄭医”，司马迁有感于此，才在《扁鹊传》中每每将“勃海郡（郣海郡）”“勃海（郣海）”与鄭（鄚）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标示扁鹊的籍贯，原因也在于“鄚”这个生僻字，易误为俗近字“鄭”。“鄚”作为地名，很多人不知道它，且鄭字的含义很多，还做国家、姓氏，是高度知名的汉字。
在唐代，由于官府的文书，经常把“鄚城”误写成“鄭州”，政府下令，把“鄚城”改为“莫州”，丢了耳朵，反而不容易出错了。
总之，扁鹊秦越人之世，还有虢城存在，其“入虢之诊”就不一定是虚构的故事。而这一点，对于维护扁鹊形象的完整性，和确定扁鹊入虢之诊的重要意义．都是极为关键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5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7 19:457 @; \. d/ k) u. K, x2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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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韩诗外传·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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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齐国部分世系及历史事件梳理
据《史记》《吕览》《左传》整理（前730年-前301年部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为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自此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齐国的第一位君主为齐僖公，最后一位君主为齐康公，其后进入战国时期。
⑴齐僖公（齐厘公）姜禄，前730年—前698年在位。
齐僖公在位时期，多次主持多国会盟，平息宋国与卫国之间争端，以宋国、郕国不向周天子朝觐而出兵讨伐，平定许国、宋国内乱，与郑国击败狄戎，使齐国形成小霸局面，为春秋三小霸之一。
春秋三小霸另有郑庄公、楚武王，为春秋初期最早称霸的三位霸主，由于其霸业不如春秋五霸，故被称为三小霸。其中郑庄公为郑氏，名寤生，为“春秋三小霸之首”，郑武公夫人武姜所生，郑武公十七年（公元前754年），武姜又生少子共叔段，因寤生出生时难产（另说窹生为武姜梦中所生），故姜氏不喜欢寤生，而宠爱其弟叔段，但武公终长子寤生为太子，后武姜与共叔段谋反，事发后共叔段逃，郑庄公把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发誓不到黄泉不相见，一年余后，郑庄公开始想念母亲武姜，但却不愿违背誓言，便在颍谷官员颍考叔建议下，郑庄公挖隧道，与母亲武姜黄泉相见，遂恢复正常母子关系，典曰黄泉相见；楚武王三十五年（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入侵随国，先派薳章去求和，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对楚武王献计，令楚军妆容疲惫颓旧，令少师见此而松懈自大，少师回去后请求追逐楚军，此时季梁劝阻随侯，随侯畏惧涉险而修明政治，楚武王故未来敢攻打，而强求随侯替楚国要挟周天子尊封楚武王名号，随侯畏惧楚国，遂派遣使者向周天子进言，然周天子未同意，楚武王三十七年（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武王闻讯后大怒，当即自称王号，称“楚武王”，此举一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时周王室衰微，遂对楚国无可奈何。
⑵齐襄公，姜诸儿，前697年—前686年在位。
齐僖公长子，齐桓公公子小白之异母兄，其在位时荒淫无道，昏庸无能，与其异母妹文姜乱伦，派彭生杀害妹夫鲁桓公，而后再杀彭生以向鲁国交代。时齐国国力渐强，齐襄公曾出兵攻打卫国、鲁国、郑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遭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所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公元前685年，雍廪袭杀公孙无知，齐襄公之弟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
⑶齐前废公，姜无知（公孙无知），前686年在位。
齐前庄公之孙，夷仲年之子，齐僖公侄子，齐襄公、齐桓公之堂兄弟，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联合连称、管至父弑杀齐襄公，自立为君，史称齐前废公，初，公孙无知对大夫雍廪无礼，故雍廪怨恨之，公元前685年，公孙无知至雍林游玩，雍廪趁机袭杀之，公孙无知死后，齐桓公回国即位。
⑷齐桓公，姜小白，前685年—前643年在位。
春秋五霸之首，先秦五霸之一，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僖公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齐国内乱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军政合一，兵民合一，齐国逐渐强盛，公元前681年[鲁庄公十三年]于北杏同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见，以平定宋国动乱，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第一次，公元前679年，诸侯与齐桓公在鄄[juàn]地盟会，齐桓公自此成为天下诸侯霸主，齐桓公另灭谭、遂、鄣等小国。时中原华夏诸侯苦于戎狄等游牧部落的攻击，齐桓公遂打出“尊王攘夷”旗号，九合诸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然其晚年昏庸，管仲逝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病死于孤宫内六十余日，蛆虫满内外而无人知。
齐桓公小白称霸之前，齐、鲁、宋曾三国争衡，时鲁国强盛，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3年]齐军伐鲁，战于长勺，鲁人曹刿请见，一鼓作气而大败齐军。
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将死，问三弟叔牙立后之事，叔牙举荐二哥庆父，庄公问于四弟季友，季友举荐庄公之妻孟任所生的儿子般，季友假托君命毒杀叔牙，庄公死，季友奉般继位，庆父派人暗杀般，季友逃陈，鲁人奉庄公庶子启为鲁闵公。鲁闵公初立，鲁国内乱未定，闵公与齐桓公小白在落姑结盟，请齐国叫季友回国，齐国复派大夫仲孙湫省问鲁国，仲孙湫回报桓公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寻而闵公被庆父暗杀，季友奉庄公另一庶子逃邾国，庆父逃莒国，见庆父逃，季友回国奉公子申即位，即鲁僖公，复贿赂莒国请求押解庆父回鲁，庆父畏罪中途自杀，时齐国派人与鲁国结盟，鲁国国内之难从此平息。
公元前672年，晋献公讨伐骊戎，骊戎首领献其二女[长曰骊姬、次曰少姬]于献公，以此求和,献公悦纳，率军载美人而归，晋国骊姬之乱自此而始。骊姬奸猾诡诈、献媚取怜，得献公专宠，骊姬子名奚齐，少姬生子名卓子，二子得献公喜爱，献公有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之意，加之骊姬谄媚毒言，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渐被分化外放，后骊姬构罪于三公子，使晋献公派兵围困，重耳不抵抗，逃往母国——翟，暂为安居。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将崩，欲将晋侯之位传于公子奚齐，且尊骊姬为国母，然献公尸骨未寒，里克、邳郑父等人果聚众作乱，杀死奚齐、卓子[献公与骊姬妹之子]，逼死荀息。后秦穆公、里克找回夷吾并帮助夷吾即位为晋惠公，然惠公多疑，欲杀重耳以却后患，重耳辗转经卫、齐、曹、宋、郑、楚、秦，后晋惠公死，其子公子圉继位，是为晋怀公，怀公不及其父，更欲灭重耳而后快，秦穆公助重耳重回晋国，此时重耳已别国在外十九年，至晋，晋人拥立其为晋文公，文公即位后勤于修政，励精图治，终成霸业。
⑸齐中废公，姜无诡，前643年在位。
公元前643年，即桓公四十三年十月，齐桓公病逝，诸公子争夺君位，齐桓公死后，在易牙、竖刁支持下，杀群吏，逐走诸公子，于此年十二月即位为国君。即位三月后，易牙、竖刁等人因臭名昭著，无诡亦不得人心，皆被大夫高子、国子杀死，齐桓公生前曾将太子昭托付于宋襄公，桓公死后太子昭不得即位，遂奔宋，齐中废公吕无诡死后，宋襄公率本国及邾、曹两国军队送太子昭回国，即位为国君，是为齐孝公，齐中废公无诡因在位时间短暂而无谥号。
⑹齐孝公，姜昭，前642年—前633年在位。
公元前637年，齐孝公六年，夏，宋襄公卒，晋国公子重耳久安于齐不欲归，重耳之妻齐姜与子犯相谋，醉遣重耳西行，途经曹国、宋国、楚国，往秦国。公元前634年，齐孝公九年，时鲁僖公二十六年，夏，鲁国大饥，齐孝公趁机攻鲁，鲁国大夫展喜日夜兼程，在齐鲁边界上遇孝公，以牛羊、酒食犒劳齐国军队。齐侯问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问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展喜对曰：“恃先王之命，昔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及君即位，诸侯曰此时齐国之貌实皆是齐桓公小白之功，我鲁国却认为：难道是因为现在已是齐桓公时代之后九年了，所以齐国现在遗弃了曾经自己合诸侯、尊天子、友邻邦的职责了么？如今的齐君和当年桓公相比怎样？我想齐君你肯定和桓公（晚年）不一样，所以恃此以不恐。”齐孝公听此无言以对，班师回国。
公元前 633年，孝公卒，其弟潘杀太子嗣位，是为昭公。
公元前636年，晋国公子重耳时隔十九年回晋国。
⑺齐昭公,姜潘,前632年—前613年在位。
齐孝公十年[戊子，公元前633年]，齐孝公死，其异母弟吕潘杀太子嗣位，是为齐昭公，昭公即位后与晋文公重耳联师战楚于城濮，是为城濮之战，晋国称霸，晋文公会齐、宋、鲁、蔡、郑、卫、莒八国之君盟于践土，结为同盟，是为践土之盟。
城濮之战，楚国战败，其后楚国韬光养晦，楚庄王改革内政，使国力强大，并向周定王使者询问祭天地之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中原”。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胜，旋即进兵围宋，晋人不敢救，中原各小国遂纷纷归楚，楚称霸中原。
鲁僖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30年，晋文公重耳与诸侯在翟泉结盟，计划伐郑，鲁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29年，晋军、秦军围郑，郑伯采纳大夫佚之狐建议，派烛之武夜至秦军交涉，秦便与郑私为结盟，晋军见之，亦不得不退，此即烛之武退秦师，此后秦晋之好不复以往，开始决裂。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年，晋文公死，其子驩继位，为晋襄公。烛之武退秦师后秦、郑结盟，秦将官杞子被派守郑国，杞子自以得郑君信任，密函秦穆公，欲令秦攻郑，时秦国大臣蹇叔哭劝秦穆公不可动用此无名之师而攻郑国，秦穆公未纳，此即蹇叔哭师。后秦伐郑之事败露，遂未伐郑，顺途灭滑国而返，晋国闻秦军欲袭郑国，出师夹攻于殽，秦军覆没，此即殽地败秦。
⑻齐后废公，姜舍，前613年在位。
齐昭公二十年[戊申，公元613年]，齐昭公死，其子吕舍继位，为齐废后公,同年，齐昭公异母弟吕商人杀吕舍自立为君，是为齐懿公。
⑼齐懿公，姜商人，前612年—前609年在位。
齐懿公，齐桓公之子，母为密姬，桓公在时，姜商人与大夫邴原争田邑之界，管仲以商人理屈，将田断归邴氏，商人衔恨，桓公死，六公子无亏、齐孝公昭、齐昭公潘、齐懿公商人、齐惠公元、公子雍相争，竖刁、易牙拥公子无诡为，史称齐中废公，桓公横尸于床，蛆出于户。齐昭公死，其子被公子商人杀死，公子商人即位，是为齐懿公，后尽夺邴氏之田，掘邴原尸而刖之，又恨管仲，削其家封邑，齐懿公好色，淫欲宫中，夺参乘[车夫]阎职之妻,邴原之子邴歜怀恨，与阎职合谋乘懿公出游杀之，归告齐祖庙，逃，齐人恨懿公骄恣，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是为齐惠公。
⑽齐惠公，姜元，前608年—前599年在位。
公元前608年，齐惠公元年，春，鲁公子来齐迎妇姜氏归。夏，齐惠公、鲁宣公会于平州[莱芜]，齐人取济西之田,公元前606年，齐惠公三年秋，赤狄[居山西长治]侵齐。公元前605年,齐惠公四年春，鲁宣公及齐惠公平莒国及郯国，莒人不肯，鲁宣公伐莒，取向[山东临沂西]，夏，赤狄侵齐,秋，鲁宣公访齐。公元前604年，齐惠公五年春，鲁宣公聘齐，齐大夫高固使齐惠侯阻止鲁宣公，迫使宣公以鲁女叔姬与高固为婚，秋九月，齐高固往鲁迎娶叔姬。冬，齐高固携妇子叔姬行“反马”之礼。公元前599年，齐惠公十年春，鲁宣公至齐，齐惠公归济西之田，夏，齐惠公卒，六月，鲁公孙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惠公死，其子姜无野继位，为齐顷公。
⑾齐顷公，姜无野，前598年—前582年在位。
齐惠公小妾萧同叔子怀孕，因地位卑贱故未敢言，取柴草而生于野，赖野猫之乳，鹯鹰之护，有人见之而收养，名“无野”，即齐顷公。公元前592年春季，晋景公派遣郤克至齐国盟会，齐顷公羞辱郤克，郤克衔恨，公元前589年，齐顷公率军南下攻鲁国龙邑[山东泰安东南]，宠臣卢蒲就癸被杀，顷公怒而攻至巢丘[今山东泰安境内]，公元前589年，顷公在鞍之战大败，齐顷公被晋军追逼，“三周华不注”，幸得大臣逢丑父相救，得以逃走，后齐国国势趋衰，顷公低调内敛，周济穷人，照顾鳏寡，颇得民心。
⑿齐灵公，姜环，前581年—前554年在位。
齐顷公十七年[公元前582年]，齐顷公死，其子齐灵公继位，灵公在位期间，有名相晏弱、晏婴父子相继辅政，国事清明，齐灵公好观女扮男装，为晏婴谏止。灵公即位之初，尊晋为霸主，后渐渐脱离晋国，欲争霸于天下，自灵公二十四年起五次伐鲁，均无战果，齐灵公二十七年，晋国以齐国叛晋伐鲁为由，帅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家诸侯兴师伐齐，齐灵公亲自率师御敌，大败而归。
⒀齐后庄公，姜光，前553年—前548年在位。
齐后庄公本为齐灵公太子，然齐灵公为立宠姬所生的公子牙，便派公子光出守即墨，并改立公子牙为太子，并为除公子光而攻鲁国，后灵公病重，大夫崔杼、庆封等从即墨迎回公子光，杀公子牙母子，灵公闻变吐血而亡，太子光即位，是为齐后庄公。公元前548年，齐后庄公因与崔杼之妻东郭姜私通，而遭崔杼等人杀害，齐后庄公死后，崔杼拥立齐后庄公异母弟杵臼即位，是为齐景公。
齐后庄公在位时，名相晏婴为佐，晏婴即晏子，历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其五短身材，但足智多谋，刚正不阿，为齐国昌盛立功劳甚大。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于鲁国，其家世为宋国贵族公卿之后，至孔防叔[官任鲁国东防大夫，故曰防叔]，畏宋国华氏之逼，遂奔鲁，成破落贵族，为士族之家，后孔防叔之孙叔梁纥任鲁国陬邑大夫，娶颜氏姬姓女，生孔子。
⒁齐景公，姜杵臼，前547年—前490年在位。
公元前548年，齐后庄公因与崔杼之妻东郭姜私通，而遭崔杼等人杀害，齐后庄公死后，崔杼拥立齐后庄公异母弟杵臼即位，是为齐景公，景公即位后，朝权握于崔杼、庆封，景公如同傀儡，后庆封欲独大权，遂离间崔氏家族，致崔氏互相残杀而尽，庆封为人淫散，其子庆舍亦然，致朝政腐败。公元前546年，庆封外出，公孙灶与公孙虿协同陈无宇[妫姓田氏，田齐之祖]攻杀庆舍，庆封闻而赶回，已晚，遂流浪吴国，庆氏退齐，公孙灶与公孙虿执权。公元前539年、公元前534年，公孙灶、公孙虿死，公孙灶之栾施、公孙虿之子高强执权，田恒子陈无宇久嫉之，离间栾施、高强，未果。公元前532年，陈无宇乘栾施、高强醉酒，与鲍牵作乱，栾施、高强情急欲挟齐景公，事败，栾氏、高氏逃亡，田氏、鲍氏瓜分其田邑，时晏婴劝陈无宇战获财邑上缴景公，自此吕氏公族势力增强，齐景公渐能掌权，国弱、晏婴等佐之。服徐国、郯国、莒国，礼纳卫灵公、鲁昭公。
齐景公大臣中早期的相国有崔杼、庆封，后有相国晏婴、司马穰苴以及梁丘据等人。
公元前506年春，晋国正卿范献子士鞅[范氏]发动诸侯，为蔡昭侯伸张正义，号召天下诸侯会集昭陵，士鞅与齐、夏、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苔、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国君共18路诸侯聚昭陵而议伐楚,然晋国国内六卿相争愈甚，致晋弱，昭陵之会不了了，齐遂强，公元前503年秋，齐景公与郑献公结盟，寻而卫灵公靠拢齐国，是年秋，齐景公命国夏率军讨伐晋国盟友—鲁国，鲁定公不甘示弱，于第二年与齐国对攻，公元前502年秋，齐景公复令上卿高张、国夏同征鲁国，鲁定公急而告救于晋，齐军退，后晋国愈弱，公元前500年夏，齐鲁结盟于夹谷，时孔子佐鲁定公。
时鲁国大权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曰三桓，鲁定公实为傀儡，定公闻孔子讲学君臣仁政，遂召孔子与议鲁国之患，公元前500年夏，即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佐鲁定公，自齐国手中讨回鲁国故有之汶阳之地，后定公对孔子信任有加，任孔子为大司寇，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命令子路毁三桓之城，以去其势，孟氏不肯堕城，定公攻而未成，堕三都失败，季桓子受齐国所送之女乐，孔子遂去鲁周游列国，鲁定公十五年，定公死，其子姬蒋即位，是为鲁哀公。
齐景公亲政之初，虚心纳谏，认真听取、采纳晏婴、弦张等人建议，并放手贤臣治理国家，使齐国由乱入治，得以强盛一时，成为后来田齐强大之基石，然其后景公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厚赋重刑，生活奢侈、贪杯好色、好犬马、大造宫室，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内忧外患，同时仍不断与晋国争夺霸主之虚名。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时晋国六卿中行氏、范氏、智[一作知]氏、韩氏、魏氏、嬴姓赵氏六大家族权势愈盛，而公室衰微，且六卿相争日甚，是年赵鞅[赵简子]命守邯郸之大夫赵午将卫国进贡的五百家人民迁之赵鞅私邑晋阳，邯郸人拒之，赵鞅[赵简子]怒杀赵午，赵午之子赵稷据邯郸而反，因赵午为荀寅[中行文子，中行氏]外甥，荀寅[中行文子，中行氏]与范吉射[范氏]为亲戚，遂范氏、中行氏作乱伐赵氏，赵鞅[赵简子]逃晋阳，范氏、中行氏掌晋国之权，然范氏内部又乱，范氏范皋夷勾结智[一作知]氏、韩氏、魏氏，劫晋侯，起兵伐范吉射[范氏]与荀寅[中行文子，中行氏]，范吉射[范氏]与荀寅[中行文子，中行氏]逃朝歌，赵鞅[赵简子]被召回，赵鞅[赵简子]杀家臣董安于[一作董安於]，以向智[一作知]氏讨好。与此同时，齐、鲁、卫、宋等国欲借晋国内乱而乘机捣乱，遂救范氏、中行氏，晋人起兵先后打败范氏、中行氏、郑国与范氏联军，又因宋国、郑国为世仇，郑兵伐宋，齐、卫则图谋救宋，暂缓对晋国的压迫。时邯郸赵稷之赵氏尚未降于晋国，遂与范氏、中行氏相合，晋军攻邯郸，齐、卫往救之，后齐、鲁、卫、鲜虞合而伐晋，取棘蒲之地。后齐人送粮饷给范氏，中途为赵鞅[赵简子]所劫，赵鞅攻朝歌、邯郸、柏人，荀寅[中行文子，中行氏]、范吉射[范氏]逃齐国，晋乱始定，此即晋国范氏、中行氏之乱。
⒂齐晏孺子，姜荼，前489年在位。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齐景公病重，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吕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东莱。不久田乞[亦称陈乞]发动宫廷政变，迁晏孺子于骀，后弑之，逐其母芮子，与诸大夫另立年龄较长的吕阳生为新君，晏孺子在位仅十个月而亡。
齐景公死后，田乞[陈乞]主使谋划颠覆吕氏政权之阴谋，因齐景公时国家政权稳定，景公未给田乞任何机遇，景公死，陈乞联合鲍牧[鲍氏为姒姓田氏]及诸大夫发动政变，率甲士攻宫，高张闻而与国夏驱车救齐侯，巷战激烈，高、国寡不敌众，败，国夏奔莒，高张、晏圉[晏婴之子]、弦施奔鲁避难。后陈乞以诈术胁迫鲍牧，立公子吕阳生为君，是为齐悼公，并派人弑齐侯吕荼，自此齐国大权落入陈氏，田氏世代辅佐齐侯，政由田氏，祭则吕氏，至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册封田和为齐侯，田氏代齐，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吕氏绝嗣。
⒃齐悼公，姜阳生，前488年—前485年在位。
齐悼公四年[丙辰，公元前485年]，吴、鲁两国攻齐南方，齐大夫鲍牧与齐悼公有隙，齐悼公杀鲍牧，田成子田常[田乞之子]乘机怂恿鲍息及齐人毒杀悼公，立其子吕壬为君，是为齐简公。
⒄齐简公，姜壬，前484年—前481年在位。
齐简公继位，任田成子田常、阚止[一作监止，字子我]为左、右相,阚止得宠于齐简公，田成子嫉之，大夫御鞅见状，建议齐简公择用一人，借此排挤田成子，齐简公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阚止在简公支持下，驱逐田氏，阚止家仆陈豹告密，同年五月，田恒先发制人而入宫持齐简公，阚止反攻而败，阚止逃，被田氏所杀。六月，齐简公与夫人在逃离途中被田恒追兵杀死，后田恒立简公之弟骜为君，是为齐平公，田恒则自任太宰，此事引起孔子极大愤怒，请哀公发兵伐齐，未果。
⒅齐平公，姜骜，前480年—前456年在位。
齐简公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春，鲁哀公狩猎获麟，孔子恐慌，曰“吾道穷矣”，遂《春秋》绝笔。齐平公继位后，自是田氏家族专权于齐国平公、宣公、康公三代，时田常子为相，齐平公二十五年[乙酉，公元前456年]，齐平公死，其子吕积继位，是为齐宣公。
⒆齐宣公，姜积，前455年—前405年在位。
齐宣公时，以田庄子[田白]为相，时春秋时期已近尾声，齐宣公三年，晋国赵、魏、韩三家灭智家，平分其地，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子太公田和立，齐宣公四十三年，齐出兵伐晋，隔年伐鲁、葛、安陵，宣公四十八年[公元前408年]，取鲁之郕邑[今山东泗水县西北五十里]，齐宣公五十一年[公元前405年]，齐宣公死，其子康公吕贷继位。
公元前550年——前497年，晋国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共持朝政，公元前455年，晋国贵族唯余智、赵、魏、韩四家，智氏出兵攻赵，胁迫魏、韩出兵，后赵氏游说魏、韩倒戈，灭智，瓜分智地，并持朝政，公元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春秋尽而战国始。
⒇齐康公，姜贷，前404年—前379年在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至长城，俘虏齐康公朝见周天子，请求册封为诸侯。齐康公在位时沉湎酒色，而陈氏后代田和却笼络人心、大权在握。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齐康公被田和放逐于临海至海岛，即“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后食邑也被收回，康公于钭坡上挖洞为灶。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田和自立为齐国之君，是为齐太公。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隔年，齐威王出生。
公元前403年，东周共主周威烈王册命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自此进入战国时期，自春秋初期一百四十多家诸侯，历三百六十余年之兼并，至战国初期仅余二十余家，其中以西嬴姓秦国、东田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
田齐时代
⑴齐太公，田和，前404年—前384年在位。
齐宣公五十一年[公元前405年]，齐宣公死，其子齐康公立，因其荒淫嗜酒，不勤于政，公元前391年，田和将其迁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齐君。公元前390年，齐师伐魏，取襄阳。不久田和与魏文侯、楚人、卫人会于浊泽[今河南长社县境内]，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周安王及诸侯。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齐国吕氏为田氏取代，史称“田氏代齐”。
⑵齐废公，田剡，前383年—前375年在位。
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田齐太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即田剡]及孺子喜[田剡之子田喜]而为公，公元前374年田午即位，是为田齐桓公[亦称齐桓公、齐后桓公]。
⑶齐桓公，田午，前374年—前357年在位。
田齐桓公在位时曾创建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一时人才荟萃，彬彬大盛，至齐宣王时规模达到鼎盛。相传名医扁鹊三见齐桓公即指此人，《韩非子·喻老》曰“扁鹊见蔡桓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齐桓侯”，今考无论齐桓公小白，或齐桓公田午，皆距扁鹊年代甚久，疑非其实也。
⑷齐威王，田因齐，前356年—前320年在位。
田齐桓公六年[公元前357年]，齐桓公死，田因齐继位，是为齐威王，同年，原吕氏齐君齐康公死。齐威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齐威王会盟于徐州，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齐威王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名著史册。齐威王时，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任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称雄于诸侯。齐威王并礼贤重士，于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外修建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议政讲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中心。邹忌讽齐王纳谏、一鸣惊人等典均出于此君。
齐威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20年]，齐威王死。
⑸齐宣王，田辟强（一作辟疆），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公元前314年，燕国燕王哙禅让王位于宰相子之，太子平被迫起兵夺权，反被杀，齐宣王乘乱派匡章率军攻燕，燕王哙被杀，子之逃亡，后被齐人所杀。公元前312年，齐宣王杀王后，后娶钟离春为后，相传钟离春样貌奇丑。后齐宣王向孟子请教称霸天下之法，孟子因势利导，游说齐宣王弃霸道而行王道，然齐宣王未从，反而军纪败坏、掠夺民财，致燕人叛乱，不久齐军被迫撤军，燕人则共立公子职，是为燕昭王。另有滥竽充数之典，亦出于此，齐宣王好听群人吹竽，而其后齐愍王好听单人吹竽，南郭先生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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